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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资料与传世古籍的真伪、成书年代（《二十世纪疑古思潮》）
&考古资料与传世古籍的真伪、成书年代（《二十世纪疑古思潮》）
&《二十世纪疑古思潮》
&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号00BZS018）
&吴少珉 赵金昭&&
&张京华 张 利 沈颂金 李廷勇 撰著
&学苑出版社2003年7月出版
&第四章 20世纪后半期的学术嬗新：对古史辨派作用与局限的检讨
&第二节 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的评论
&古书的真伪及成书年代很复杂，不能一概而论。伪书的种类有以下几种：古时并无其书而后人假名伪造的；原书已久佚而后人有意作伪的；原作者已无考而后人托名前人的；成书较晚而相传为前代著作的。历代学者对辨伪工作有不少贡献，朱熹主张“精思明辨以求真是”，提出从书的来历、思想内容及文章体例等方面进行考核。明人胡应麟在《四部正讹》中，把考查伪书的方法总结为八点：“核之《七略》以观其源”、“核之群志以观其绪”、“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核之文以观其体”、“核之事以观其时”、“核之撰者以观其托”、“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又作了补充和修正，此外他还著有《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一书，所言辨伪方法更为详密。
&余嘉锡撰有《古书通例》，对古书的形成及演变作了极为详尽的说明。他总结道：“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皆后人所妄增。”“古书之命名，多后人所追题，不皆出于作者之手，故惟官书及不知其学之所自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书名。”“古书皆无大题，后世乃以人名其书。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约而言之，则周、秦人之书，若其中无书疏问答，自称某某，则几全书不见其名，或并姓氏亦不著。门弟子相与编录之，以授之后学，若今之用为讲章；又各以所见，有所增益，而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以渐附入。其中数传以后，不辨其出何人手笔，则推本先师，转相传述曰：此某先生之书云耳。既欲明其学有师法，又因书每篇自为起讫，恐简策散乱，不可无大题以为识别，则于篇目之下题曰某子，而后人以为皆撰人姓名矣。”[5]
&近数十年来，考古资料发现和学者们所做的文献整理、考辨工作，特别是出土的竹书帛书对研究古书体例，提供了大量有价值的新成果，推动了学术史的研究，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有助于对古籍形成过程的认识，古书的体例一般为：（1）古书不题撰人；（2）古书多无大题，而种类名、氏名及篇数字数称之；（3）古书多以单篇流行，篇题本身就是书题；（4）篇数较多的古书多带有丛编性质；（5）古书往往分合无定；（6）古书多经后人整理；（7）古书多经后人附益和增饰；（8）古人著书之义强调“意”胜于“言”，“言”胜于“笔”。[6]新发现的大量简帛书籍，与现存古书相对比，我们不难看到，在古书的产生和流传的过程中，有下列十种情况值得注意：（1）佚失无存；（2）名亡实存；（3）为今本一部；（4）后人增广；（5）后人修改；（6）经过重编；（7）合编成卷；（8）篇章单行；（9异本并存；（10）改换文字。[7]古代并没有我们现在这种装订的书，所谓“书籍”都写在竹木简板或绢帛上，容易增改变更，古人又不注意版本问题，抄写传授时改动是常有的事。因此，如果发现一两句话只能在后代才可写成，也只能说明那一两句话是后代写的，决不能证明全篇或全书都著于后代。古代子书大都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其中不但有先生的著述、言论，也有门弟子或后学增益的学案、语录、笔记、传状、注释等内容。如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有些篇与《管子》有密切关系，尤其是《王兵》篇，其内容分别见于《管子》的《七发》、《参思》、《地图》等篇，通过对比可以看出是《管子》袭用、割裂《王兵》篇的。这对于了解《管子》的成书过程有重要意义。同时，古代数术、方技方面的著作，也是以较早的同类著作为依据，逐渐修改、增益而成定本的。如马王堆帛书和张家山汉简中的《脉书》，可以视作《黄帝内经·灵枢》中的《经脉》篇的祖本，张家山汉简《算数书》即后来《九章算术》的源头。第二，有助于对古籍真伪的辨别和时代的判断。如今本《六韬》、《尉缭子》、《晏子春秋》、《鹖冠子》、《文子》等书，都曾被前人判为伪书，但在银雀山和马王堆汉墓中分别发现这些书的部分篇章，文字与今本大体相同。一种书从写成到流传，总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因此，这些书的著作年代当不晚于战国，今本基本上可以看作先秦古籍。郭店楚墓出土的竹简《老子》，说明《老子》成书的时代最晚也晚不过战国早期。所有这些新发现的简帛佚籍都使我们对以往似乎已成定论的学术史进行重新认识和评价。第三，有助于古籍的校读，如校正文字、阐明辞义、文义等。考古发现的古书，有些就是传世古籍的古抄本，有些虽是佚书，但与传世古籍有共同的内容，因此，它们都是可以用来校读传世古籍的极好资料。对于墓葬中出土的古籍来说，保留了更多的原本形状，避免后人的增删、附会和转抄错误，因而是真实可信的第一手材料。
&更何况一部古书即使是伪书，也未必尽非，其中也会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因为编造伪书必须要有历史素材，而不能完全凭空捏造，伪书中的某些内容可以成为研究伪书成书年代历史的资料。陈寅恪即说：“以中国今日之考据学，已足辨别古书之真伪。然真伪者，不过相对问题，而最要在能审定伪材料之时代及作者，而利用之。盖伪材料亦有时与真材料同一可贵。如某种伪材料，若径认为其所依托之时代及作者之真产物，固不可也。但能考出其作伪时代及作者，即据以说明此时代及作者之思想，则变为一真材料矣。中国古代史之材料，如儒家及诸子等经典，皆非一时代一作者之产物。昔人笼统认为一人一时之作，其误固不俟论。今人能知其非一人一时之所作，而不知以纵贯之眼光，视为一种学术之丛书，或一宗传灯之语录，而龂龂致辩于其横切方面。此亦缺乏史学之通识所致。”[8]顾颉刚自己也说：“我们所以不能去伪书的理由：（一）用之已久，影响甚大；（二）用史的眼光看，作伪状况也是史；（三）可以考一个人或一种学说迁变的样子，可以知大家对于他的观念怎样。”[9]冯友兰也很精辟地指出：“所谓真伪的问题，不过是时间上的先后问题。《列子》这部书，我们认为是伪书。说它是伪书，不过是说它不是先秦的著作。但它是有内容的。这个内容所表现的思想，虽然不是先秦时代的思想，大概也是魏晋时代的思想。……资料的真伪并不象一颗珍珠的真伪那样。说一颗珍珠是真是伪，那就断定了它本身的价值。说一个资料是真是伪，并不断定它本身的价值，只断定它的时代的先后。”[10]
&70年代以来，全国各地相继出土了大批简帛佚籍，使我们对古籍的资料来源和成书过程有了更深一层的认识，启发我们对古书真伪、成书年代考订方法的更新，因而能够得出大家比较公认的结论。出土的竹书帛书对研究古籍体例的作用有以下几个方面：（1）证实周秦古籍往往不署作者名，并且只有篇名而没有总的书名。（2）证实古代子书大都是某一学派传习的资料汇编，而不是或不纯粹是某一个人的著作。（3）证实古籍多单篇或部分别行。（4）为不同的古书往往编入某些相同内容的现象提供了新的例证。我们可以根据考古资料与传世古籍对照，用来校勘、解读古籍，并根据古代遗留下来的器物和遗迹研究古籍中提到的事物和制度。
&（一）关于《左传》和《周礼》的新发现
&研究中国古代历史，不能没有《左传》和《周礼》。没有《左传》，司马迁的《史记》很难成书，没有《周礼》，我们就无法研究西周的土地制度以及社会经济。但清代今文学家刘逢禄著《左氏春秋考证》一书，对《左传》加以全面否定。康有为也认为古文经如《周礼》、《逸礼》、《毛诗》、《左传》等，无不是刘歆伪造依托的，甚至《史记》、《汉书》中凡有关古文经传的记载，也都是刘歆附益和篡改的。他对《国语》和《左传》的考订更为离奇，认为《左传》是刘歆从《国语》里割裂出来的，“然则左丘明所作，史迁所据，《国语》而已，无所谓《春秋传》也。歆以其非博之学欲夺孔子之经，而自立新说以惑天下，知孔子制作之学首在《春秋》，《春秋》之传在公、谷，公、谷之法与六经通，于是思所以夺公、谷者。以公、谷多虚言，可以实事夺之，人必听实事而不听虚言也，求之古书，得《国语》与《春秋》同时，可以改易窜附，于是毅然削去平王以前事，依《春秋》以编年，比附经文，分《国语》以释经而为《左氏传》”[11]。崔适在《史记探源》一书中，凡《史记》有“古文”二字或与古文学说相同的，皆斥为刘歆或后人所篡改。他说：“刘歆破散《国语》，并自造诞妄之辞与释经之语，编入《春秋》逐年之下，托之出自中秘书，命曰《春秋古文》，亦曰《春秋左氏传》。”[12]
&古史辨派学者继承今文学家的余续，一致认为两书或为伪作，或为晚出。钱玄同完全继承了康有为、崔适的意见，也认为《左传》是刘歆从《国语》割裂出来，伪造篡改而成的，他说：“《左传》是真书，但它本是《国语》底一部分，并非《春秋》的传。康长素底《伪经考》与先师崔觯甫先生底《史记探源·春秋复始》中都说《汉书·艺文志》有《新国语》五十四篇，这是‘原本《国语》’，刘歆把其中与《春秋》有关的事改成‘《春秋左氏传》’；那不要的仍旧留作《国语》，遂成‘今本《国语》’。这话我看是很对的。……综上所记，此详则彼略，彼详则此略，显然是将一书瓜分为二，至于彼此同记一事者，往往大体相同，而文辞则《国语》中有许多琐屑的记载与支蔓的议论，《左传》大都没有，这更显出删改底痕迹了。刘歆把《国语》底一部分改成《春秋》的传，意在抵制《公羊传》。《汉书·刘歆传》‘歆治《左氏》，引传文以解经’，这就是他给《春秋》跟《国语》底一部分做媒人的证据。”[13]后来他又写了《左氏春秋考证书后》、《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等，继续重审前说。
&顾颉刚也说：“《左传》和《国语》固是记载春秋时事最详细的，但做书人的态度既不忠实，并且他确是生在战国时的，这部书又经过了汉儒的几番窜乱，可靠的程度也是很低。《仪礼》是记载周代礼节最详细的，但礼节这等的繁缛，物品这等的奢华，决不是‘先进野人’之风，恐是春秋末年或战国初期的出品。《论语》是记载孔子的言行最详细的，但说及曾子的死，至少出于孔子的再传弟子所记，也是战国初期的出品。《礼记》更后了，大部分是西汉人所作，这可以把汉人的记载证明的。”[14]又说：“刘歆当时在秘阁读书，见到了左丘明的《国语》，觉得它记载春秋时事十分丰富，大可作为《春秋经》的辅佐；又见许多零篇碎简的《逸书》和《逸礼》，觉得其中有许多珍贵的材料，也可以作为《书经》和《礼经》的补遗。”[15]即使到了1966年，他仍然认为“《左传》的编写，乃是刘歆根据左丘明的《国语》，来写关于《春秋》的‘传’。”因此“《左传》，在汉代以前是没有这本书的。”[16]
&杨向奎对这种极端看法，有过极为中肯的批评：“《古史辨》在冲破伪的古史方面，在由怀疑古史而加以抨击时都发生过积极作用。但在怀疑和抨击古史方面有时过头，以致玉石俱焚，比如《左传》是一部好的古代史，但他们怀疑它是伪作，这给当时的古史研究者添加了许多麻烦，以致有人用了很大力气证明《左传》不伪。”[17]杨伯峻在仔细研究了《左传》本身和战国、西汉的流行情况后，也认为“它成书年代在公元前403年以后，386年以前”[18]。胡念贻对《左传》本身也作了透彻研究，从助词的用法着手，认为《论语》、《孟子》是用鲁国方言写的，称为“鲁语”。他说《左传》“作于春秋末年，后人虽有窜入，但它还是基本上保存了原来面目”[19]。现在考古发现的遗存和器物铭文，多与《左传》所记人、地、事迹相合，如河南淅川下寺出土的楚令尹子庚鼎，子庚的职官、名、字，与《左传》所记完全相合，证实《左传》确为先秦古籍。
&《周礼》原名《周官》，有时也称作《周官礼》，分天官、地官、春官、夏官、秋官、冬官六部分，精心构思并详细叙述了周代的官制的结构和组织。但它是一部争议很多的书，汉代以来不断受到怀疑，宋人更是主张《周礼》为刘歆所伪造的。康有为认为“《周官经》六篇，则自西汉前未之见，《史记·儒林传》、《河间献王世家》无之；其说与《公》、《谷》、《孟子》、《王制》今文博士皆相反，《莽传》所谓‘发得《周礼》以明因监’，故与莽所更法立制略同，盖刘歆所伪撰也。歆欲附成莽业而为此书，其伪群经，乃以证《周官》者。故歆之伪学，此书为首”[20]。梁启超也说《周礼》一书“总是战国、秦、汉之间一二人或多数人根据从前短篇讲制度的书，借来发表个人的主张”[21]。
&钱穆作《周官著作年代考》，列举祀典、刑法、田制、其它四个方面的资料，如“祀典”并未采及五帝四时分祀之说，多取战国晚年阴阳家的思想；“刑法”承李悝、商鞅什伍相收司连坐之法；“田制”则多半是战国晚年学者理想上的冥构；其他如封建、军制、外族、丧葬、音乐等，皆采战国时代的真实材料，论证《周官》成书于战国。[22]郭沫若写了《周官质疑》一文，依据青铜器铭文，列举金文中所见周初至春秋中叶所有22种各类官名，认定《周礼》是战国晚期的真文献，可能是晚周荀卿的一位赵国弟子编著的。[23]杨向奎也从《周礼》一书中所反映的社会经济制度、学术思想（如历法、法令等），判定“《周礼》可能是战国中叶左右齐国的书，《大戴礼》曾引用过它，司马迁、匡衡也引用过它，无论如何不是王莽的伪造。其中记载也不完全是理想，而有着现实的反映，它可以帮助我们了解齐国的社会，了解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不平衡的事实。”[24]顾颉刚利用《大克鼎铭》、《小克鼎铭》、《毛公鼎》、《夨令彝》、《师兑毁铭》和《扬毁铭》等青铜器铭文，修订了自己先前强调《周礼》出于刘歆伪造的看法，认定它是战国时代齐国以及别国法家的作品，他说：“因为这书不成于一人，也不作于一时，所以其中的制度常有牴牾和不可信的成分。然而其中也必然保存了一部份的古代的真制度（例如不用牛耕、没有铁器等事项），值得我们重视，所以需要细细地分析出来而部分地归到正确的古代史里去；就是说出于战国和西汉时代的人们的计划，那也应当分析出来而归到战国和西汉的政治经济思想史和宗教史里去。如果随手放过或随意屏斥则都是不应该的。”[25]
&近些年发现不少周代青铜器的铭文，可以与《周礼》的记载相印证，如陕西周原出土青铜器裘卫四器，器主名卫，职官为裘，是为周王管理毛皮的，而“司裘”官名只见于《周礼》，无疑表明《周礼》的真实可据。刘雨根据两周青铜器铭文中的金文为主要资料，分为祭祖、军、封建、相见、乡燕、射等六个题目，细心联缀，试图复原“周礼”原貌。他说：“《周礼》一书是记录古代官制的，以天地四时配称六官体系。作者将古代官制纳入他主观构拟的整齐体系之中，人为划一的痕迹随处可见。但《周礼》中许多职官名及其职文却与西周金文相合，这说明该书作者在编辑此书时，是一定参考了许多今人见不到的先秦典籍的，绝非向壁虚造。《周礼》在记叙古代官制的同时，也记录了一些古代礼制的内容，这些资料十分珍贵，当我们用金文鉴别后则可以加以利用了。”[26]刘起釪也认为《周官》一书，“最初作为官职之汇编，至迟必成于春秋前期。它录集自西周后期以来逐渐完整的姬周系统之六官官制资料，再加以条理系统以成书。不涉及姬周系统以外诸国之官制，尤与战国官制不相干。因为如果至战国时期，则人所周知的五行说已兴起，司徒、司马等原在《曲礼》中称‘五官’，它就正好与五行相配合以成《周官》一书，而不应采用周制原有之六官了。由这一点也可知《周官》绝非战国之世所编成，这也是可断言的。”[27]
&实际上，《周礼》并非伪书，它综合了从西周到春秋时期王室和各诸侯国中出现的官制，也夹杂着战国时期有关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学术思想和儒家王者大一统的思想成分。《周礼》的成书年代虽晚，但其中的记载并不完全是理想，而有着现实的反映，可以与其它有关周代的文献资料，互通证明，说明中国古代社会的情状。
&（二）关于《老子》其人其书
&20世纪初年，诸子学勃兴，老子其人其书再度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中心，特别是二三十年代古史辨派所发起的疑古思潮，更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名家大师纷纷加入这场讨论，结果形成二种不同的观点：一派以胡适、唐兰为代表的“早出论”，认为《老子》在春秋末年或战国早期就已形成；一派以梁启超、钱穆、冯友兰为代表的“晚出论”，认为《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晚期，顾颉刚甚至持秦汉间说，他说：“《吕氏春秋》……的作者是很肯引用书的，所引的书是不惮举出它的名目的。……《吕氏春秋》的作者用了《老子》的文词和大义这等多，简直把五千言的三分之二都吸收进去了，但始终不曾吐出这是取材于《老子》的。……于是我们可以作一个大胆的假设：在《吕氏春秋》著作时代，还没有今本《老子》存在。”[28]钱穆意识到老子其人其书的重要性，他说：“余尝谓老子之伪迹不影，真相不白，则先秦诸子学术思想之系统条贯终不明，其源流派别终无可言。”但他考证后说：“据其书思想议论及文体风格，盖断在孔子之后。当自庄周之学既盛，乃始有之。”并认为老子可能是楚人詹何，《老子》产生于《庄子》之后，《荀子》之前。[29]双方针锋相对，互相辩驳，成为现代学术史上的一桩公案。
&胡适早在1931年就指出钱穆在考订《老子》成书年代方法上的错误，他说：“依此推断，老庄出世之后，便不应有人重为天命天志之说了吗？难道这二千年中天命天志之说，自董仲舒、班彪以下，都应该排在老庄以前吗？这样的推断，何异于说，‘几千年来人皆说老在庄前，钱穆先生不应说老在庄后。何者？思想上之线索不如此也？”[30]因为思想线索最不容易捉摸，一个人自身的思想也往往不一致，不能依一定的线索去寻求。
&学术研究的突破，只有依赖于王国维所说的“纸上之材料”与“地下之新材料”互相印证而形成的“二重证据法”。随着考古学的迅速发展，许多埋藏于地下的文献古籍相继出土，为研究中国古代的学术文化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也为《老子》一书的争论带来一线曙光。1973年，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中，有《老子》甲乙两本，均抄写于秦汉之际，这使得《老子》成书文景之世说不攻自破，但仍不足以动摇“晚出论”所持战国中期说。
&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一座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老子》甲乙丙三组，这是迄今所见最早的抄本。简本不分道经、德经，文句与传世本、帛书本各有异同，编次也判然有别，写作年代应当更早。一般来说，竹书的抄写年代应早于楚墓下葬时间。裘锡圭据此认为：“把《老子》形成的时代定在战国早期，还是比较合理的。如果《老子》确为老聃的弟子或再传弟子所编成，其成书年代很可能在公元前五世纪中叶或稍晚一些的时候，下距郭店《老子》简的时代一百几十年。”[31]这就推翻了《老子》成书于战国中晚期的说法，可见老子确实是与孔子同时代的人物，他所创立的道家学说也应与儒家、墨家同时，在春秋晚期即已形成，这一判断现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
&从现代学术立场上看关于“老子”的考证，优点是把“老子”其人和《老子》其书分别对待，缺点则是未能把“老子”思想的出现和文字写定的时代分别对待。关于“老子晚出”说的考证，大多只能证明《老子》的文字及定本晚出，并不能证实“老子”的思想晚出。远古思想很多先靠口语流传，后来才写成文字；越是远古的思想，靠口语流传的时间愈长，因此距离文字写定的时差也愈长。
&（三）关于《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争论
&司马迁在《史记·孙子吴起列传》中记载：“孙子武者，齐人也，以兵法见于吴王阖庐。阖庐曰：‘子之十三篇，吾尽观之矣，……’孙武既死，后百余岁有孙膑。膑生阿、鄄之间，膑亦孙武之后世子孙也。……世传其兵法。”司马迁记载十分清楚，孙武和孙膑不仅确有其人，而且各有兵书流传后世。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著录有“《吴孙子兵法》八十二篇，图九卷。《齐孙子》八十九篇，图四卷。”所说《吴孙子》即指《孙子兵法》，《齐孙子》为《孙膑兵法》。
&但《隋书·经籍志》中《齐孙子》不见著录，因此自南宋以来，历代均有学者怀疑孙膑其人及兵法的存在，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
“按《左氏》无孙武，他书所有《左氏》不必尽有。然颖考叔曹刿烛之武
设诸之流微贱暴用事，《左氏》未尝遗，而武功名章灼如此，乃更阕略；……自周之盛至春秋，凡将兵者必与闻国政，未有特将于外者；六国时，此制始改。吴虽蛮夷，而孙武为大将，乃不为命卿，而《左氏》无传焉，可乎？故凡谓穰苴孙武者，皆辩士妄相标指，非事实。”[32]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也认为，“孙武事吴王阖庐，而事不见于春秋传，未知其果何人也。”以其书为战国山林处士所伪托。清代以来，疑者日众，全祖望、姚鼐、章学诚也都撰文，申辩孙膑之人不存在。长期以来，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20世纪以来，学者对这部我国最早、最精的古代兵书也作了详细考证。钱穆考证孙武“其人与书，盖皆出后人伪托”。又说：“疑凡吴孙子之传说，皆自齐孙子而来。《史记》本传吴孙子本齐人，而齐孙子为其后世子孙。又孙膑之称，以其膑脚，而无名，则武殆即膑名耳。”[33]梁启超也说：“《孙子》十三篇，旧题孙武作，不可信。当是孙膑或战国末年人书。”[34]齐思和则说：“余详研其书，遍考之于先秦群籍，然后知孙武实未必有其人，十三篇乃战国之书，而叶氏之说为不可易也。”他经过对《孙子兵法》中所论之战术、用兵规模、军制、使用的名辞、其书之体例、学术发展之顺序等项逐一考证后认为：“所谓孙武者既未必真有其人，而十三篇所言之战术、军制，其中所有之名辞，皆系战国时物，而其著书体例，又系战国时代之体例，则其书为战国中后期之著作，似可确定。”[35]
&日本学者斋藤拙堂在《孙子辨》里，认为“孙武见吴王在吴伐楚之前，其时吴王已得见武之十三篇。然作书之时，越国尚小，其兵不应多于吴，今《孙子·虚实篇》云：‘以吾度之，越人之兵虽多，亦奚益于胜哉？’”。所以今本《孙子》作成年代应该在越强于吴之后。他又认为：“《左传》昭公十三年，吴伐越，为吴、越相争之始，而《九地篇》云：‘吴人与越人相恶。’是在吴、越相雠后之证。”综合这两条证据，他认为孙武和孙膑实际上是同一个人，武其名，而膑其号，而十三篇之作自然是战国时的孙膑。武内义雄更进一步认为，今本《孙子》十三篇的作者是孙膑。[36]这种看法几成定谳。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出土了一批竹简，年代约为西汉初年，内容包括《六韬》、《孙子兵法》、《尉缭子》、《孙膑兵法》等。新发现的《孙子兵法》13篇比经过曹操编辑的通行本更早，内容基本相似，也有一些在通行本没有出现的文本资料。这两部兵书的出土，澄清了笼罩在孙武、孙膑其人其书的迷雾，证实了孙武、孙膑的存在，并各有兵法传世。从简中还可看出，孙膑的著作是两书中较晚的，因为它提到《孙子兵法》，并对它的思想加以解释和扩大。此外，1979年，青海大通县上孙家寨115号汉墓中出土大批简牍，也有《孙子兵法》文本中的一些段落，但与传本有一些不同。郑良树根据地下出土资料所引及《孙子》文字来考察，认为春秋末年及战国早期，社会变动非常剧烈，动辄十万兵队，数年的战争，不会没有的，并认为军制、战术等都是长期性的孕育和演变，春秋末年战国早期未必不是它们孕育的开始，何况军事家们对这些战术、名词等，都比常人更会有敏锐的“先知”。以《孙子》战术、军制及名辞的时代性来断定其著作年代，成就固然可观，不过，由于春秋末期及战国早期社会变迁的时代分界线客观上不是完全截然不分的，由此而作出的推断，也就显得稍微薄弱了。因此他认为：“《孙子》十三篇作成的时代应该在春秋末年，战国早期（战国始年以《史记》为准），也就是大约孙武卒后的四十余年间。”[37]
&《吕氏春秋·不二篇》云：“老眈贵柔，孔子贵仁，墨子贵廉（兼），关尹贵清，子列子贵虚，陈骈贵齐，阳（杨）生贵己，孙膑贵势，王廖贵先，儿良贵后。”可见孙膑作为兵家，与孔子、墨子齐名，在思想界有广泛影响。但东汉人高诱却注曰：“孙膑，楚人，为齐臣，作《谋》八十九篇，权之势也。”把孙膑的籍贯由齐换为楚，已经不甚清楚了。同时从曹操注《孙子兵法》13篇未论及孙膑来看，很可能在东汉末年，《孙膑兵法》已成为佚书了。简本《孙膑兵法》的发现，使我们看到孙膑对孙武的兵法又有所发展，不仅篇幅多，而且在战争和战术的论述上也有特点。关于其作成年代，杨伯峻分析道：“我认为《孙膑兵法》的编定，和一些先秦的其他古籍一样，当出于其门弟子之手。自然，也不必排斥这样一种推断，即《孙膑兵法》的一部分或大部分是孙膑的原著，最后经过他的弟子增补编定。但无论如何，编定的年代，当在孙膑死去以后了。”[38]
&（四）《文子》的真伪之争
&《文子》是一部有争议的书，《汉书·艺文志》注云：“老子弟子，与孔子并时；而称周平王问，似依托者也。”周平王与文子非同时人，因此班固说其“依托”。但《文子》中“平王”前并未见有“周”字，若如前人所言，“平王”应是“楚平王”，则为同时人，那么《文子》就不能算作“依托”之作了。唐人柳宗元《辩文子》称：“《文子》书十二篇，其传曰老子弟子，其辞时有若可取，其指意皆本老子。然考其书，盖驳书也。其浑而类者少，窃取他书以合之者多。”认为可能有后人增益，或“众为聚敛以成其书”。[39]柳宗元指出《文子》驳杂，非原本，但没有说完全是伪书。宋人黄震在《黄氏日钞》中，认为今传本《文子》不少内涵不合于周平王时代，有的甚至要晚到秦世。后世学者大都以今传本《文子》是伪书，故清儒校理诸子，鲜及是书；而历代传刻，亦无善本，以至于没有一本好的《文子》注本。
&近代以来，学者承袭前说，也认为《文子》一书为伪书。如章太炎在《菿汉微言》一书中说：“今之《文子》，半袭《淮南》，所引《老子》，亦多怪异，其为依托甚明。”[40]胡适在《淮南王书》中说：“又有《文子》一书，相传是老子的弟子所作，内容往往与《淮南王书》相同，故清代学者多用来校正《淮南》。但《文子》实伪书，只可算是一种《淮南》节本，不过因节钞还在前汉时代，故往往可供学者校勘之用。”[41]他认为《文子》是伪书，为《淮南子》一书的节本。
&1973年，马王堆帛书发现《老子》卷前佚书，唐兰以佚书与传世诸子比对，写了一条附记：“《文子》与《淮南子》很多辞句是相同的。究竟谁抄谁，旧无定说。今以篇名袭黄帝之言来看，《文子》当在前。……先秦古书见于《汉书·艺文志》的，如《六韬》之类，过去都认为后世伪作，近西汉墓中所出古籍，证明很多是西汉初已有的古籍。《文子》中有很多内容为《淮南子》所无，也应当是先秦古籍之一。”[42]但这只是推测，没有确切的证据，直到在八角廊汉简中发现了《文子》，才扭转了学者对《文子》一书的看法。
&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一座西汉墓葬（时间为汉宣帝元凤二年，即公元前56年）出土了一批简牍，其中有被指为伪书的《文子》残简，与《汉书》所说相同，也与今本《文子》相似，只是今本把平王问文子改成了文子问老子而已。根据今本《文子》，定州汉简属于《道德篇》的有1000余字，另外少量竹简文字与《道原》、《精诚》、《微明》、《自然》中的内容相似，还有今本《文子》不见的佚文。整理者认为竹简《文子》与《汉志》所述相同，“从几个与今本相同的章节证明，凡简文中的文子，今本都改成了老子，并从答问的先生变成了提问的学生。平王被取消，新添了一个老子，……证明《文子》本非伪书，今本《文子》实经后人窜乱。其佚文部分，大半是对天道、仁、义、功、德和教化的阐发”[43]。
&将竹简本与今传本《文子》比较后可以看出：（1）汉简《文子》与今本《文子》，有汉简《文子》中有的内容而今本无，有今本《文子》中有的内容而汉简《文子》无，说明两者均不是原完整本。从今本《文子》的内容看，后人在残缺不全的《文子》中，加进一些内容是可能的。（2）汉简《文子》中无“老子曰”，而是平王和文子之间，即君臣之间的问答。今本《文子》除极个别处保留有平王问文子答外，基本是文子问老子答，也即是师生之间的问答。这无疑是后人望文生义加以窜改的。（3）在汉简和今本《文子》内容相同的部分中，今本《文子》中似乎有后人训释的东西变为正文。（4）今本中有在原本上附加衍文并窜改原文之处。（5）今本《文子》中窜乱的地方很多，如简本是平王和文子问答中逐个说明的问题，而在今本中却是由老子混讲在一起等。（6）汉简内容包含在今本《文子》一些相似的言词中，反映两种本子的不同。[44]
&定州汉简的发现，虽为残本，却说明汉初已经有了《文子》的存在，“理道深至，笔力劲练，非周秦间人不能为”，李学勤说：“今本是把平王问文子改成了文子问老子，其他尚沿简本之旧。因此，今本《文子》至少一部分还是真书，过去全加否定，实在是冤枉了。”[45]今本虽经后人做过较大的改动，但仍保留了不少汉代本的实质性内容，不能简单地视为抄袭《淮南子》等书而成的伪书。
&（五）关于《鹖冠子》、《六韬》的真伪问题
&《鹖冠子》是一部先秦道家哲学论著，内容纷繁多样：谈论政治、历史和哲学，设计理想政府，对君主如何统治，如何选贤与能，贤人的出处，人民的生活及生活的安宁和平等，都有所论述，十分庞杂。《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一篇，作者为“楚人，居深山，以鹖为冠。”《隋书·经籍志》却有三卷本传世。柳宗元注意到《世兵》篇的不少文句实际上与贾谊的《服
鸟赋》相同或相似，他在《辩鹖冠子》一文中，谓其“尽鄙浅言也。……吾意好事者伪为其书，反用服
赋以文饰之”。司马迁不称《鹖冠子》，因而推断其必有部分为汉以后的伪作。[46]清人沈钦韩、王闓运沿袭此说，长期以来《鹖冠子》被视为伪书，备受冷遇。钱穆也怀疑该书，他说：“今其书所传既不足信，秦汉间又少知有鹖冠子其人，则此一卷书者，纵在，固无大观，姑置勿论可尔。”[47]但1973年长沙马王堆帛书《老子》卷前佚书《黄帝书》中，亦有不少与《鹖冠子》相同或相似的语句，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可以判断哪部文献取自哪部，诸多文句的相似至少说明，如果《鹖冠子》的原文本身西汉时尚未存在，那么《鹖冠子》中的某些材料，西汉就已经存在，或至少说明《鹖冠子》的著作年代不会晚于秦代。
&《鹖冠子·王鈇篇》中有称县邑之长为啬夫，而在汉代，县令、长已经不再称啬夫了，说明《鹖冠子》不会是汉以后作品。李学勤考察了《鹖冠子》一书的篇数、作者及学派归属，认为“《鹖冠子》的年代比较清楚，它的上、下限连二十年都没有。因为很明显的是，庞暖死的年代是已知的，书中称他作‘庞子’，是庞暖学生的口吻，另外有些地方还避秦始皇的讳，可见一定也经过秦代。仔细考虑，这部书的时代不出战国的最后几年到秦代的焚书以前。”[48]黄怀信也通过对《鹖冠子》的作者、版本、卷数作了仔细考察后，认为“今本《鹖冠子》文字的最终撰作年代，当在公元前236至228年之间，可见其确是一部先秦文献。”[49]孙福喜则通过对《鹖冠子》一书的内容及与其相关的文献资料的爬梳、分析、考辨，认为“《鹖冠子》一书是由鹖冠子为给赵国统治者出谋划策，顺应时代发展的要求，以‘九道’为学术纲领，成书于公元前236至前221年之间的，与《吕氏春秋》有许多相似或相同的思想理论特点的黄老道家学派的著作。”[50]如果不发现帛书《黄帝书》，那么《鹖冠子》就要冤沉海底了。
&《六韬》是古代一部著名的兵书，相传为周代吕望（姜太公）所著，现存六篇，被列入《五经七书》之一，《汉书·艺文志》不载，但在“道家”类著录有“《太公》二百三十七篇”，班固自注：“吕望为周师尚父，本有道者。或有近世又以为太公术者所增加也。”又有“《周史六弢》六篇”，注曰：“惠、襄之间，或曰显王时，或曰孔子问焉。”颜师古认为该书“即今之《六韬》也，盖言取天下及军旅之事”，《隋书·经籍志》始见著录。南宋叶适判其为伪书，他在《习学记言序目》中称：“然世俗流传，而兵家窃借以为书，若今《六韬》者，后世承谬，谓其君臣遇合之间，阴谲狭陋至此，则何以‘对越在天’而‘上帝临汝’乎？”[51]明清以来，学者群起而应之，认为是魏晋以后假托太公之名的伪作。姚际恒在《古今伪书考》中说《六韬》
“其辞俚鄙，伪讬何疑！”[52]梁启超也说《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53]，《六韬》伪书一案，遂成定谳。
&其实在先秦至三国古籍中，屡次提到《六韬》。如《庄子·徐无鬼》有“横说之则以《诗》、《书》、《礼》、《乐》，纵说之则以《金版》、《六弢》。”《三国志·蜀志·先主传》注引刘备遗诏：“间暇历观诸子及《六韬》、《商君书》，益人意智。闻丞相为写《申》、《韩》、《管子》、《六韬》一通已毕。”可见历代都有人诵读、利用《六韬》。而1973年河北定县八角廊40号汉墓发掘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有《儒家者言》、《文子》、《论语》、《六韬》等汉代佚籍。根据汉简的简型、内容和字体等被确认为《六韬》的竹简共有144枚，上有许多有文王、武王问，太公曰的字样，与今本《六韬》内容相同或近似，进一步证实了《六韬》决非伪书。
&简本《六韬》内容均是讲政治谋略的，而不讲兵法，传世本中专论兵法的各章则不见于简本。两相比较可以看出一些文句有一定的出入，有的附加衍文，有的经过窜改，有的还有错漏等。一部古籍在几千年的流传过程中，有衍文、有遗漏等，都是很正常的，我们不能认为其为伪书。并且汉时流行避讳，而简文中有汉文帝“恒”字，不避帝王讳，“说明《六韬》一书，可能成书的时代早于汉。一种思想的形成并转化为一部书，不可能是一时之功，所以《六韬》的形成应该说早于秦汉之际。”[54]定州汉简《六韬》的出土，不仅纠正了《六韬》伪书说，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
&（六）对《孔子家语》的新看法
&《孔子家语》基本上是一部以孔子为中心的古代传说汇集，与《礼记》中的某些材料相同，《汉书·艺文志》著录为“二十七卷”，颜师古表示怀疑，注云：“非今所有《家语》”。宋人叶适在《习学记言序目》中说：“《家语》四十四篇，虽孔安国撰次，按后序，实孔氏诸弟子旧所集录，与《论语》《孝经》并时，取其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都集录，名曰《孔子家语》。”又说：“《家语》汉初已流布人间，又经孔安国撰定。”[55]但后代学者对其真伪却产生了怀疑，认为是王肃的伪作。如朱熹在《朱子语类》中云：“《家语》只是王肃编古录杂记。其书虽多疵，却非肃所作。”指出王肃有所依傍，并非凭空伪作。到了清代中叶，孙志祖作《家语疏证》，范家相作《家语证伪》，逐篇逐章寻出作伪依据，并指出其割裂改窜的痕迹，似乎《孔子家语》是伪书这一桩公案就此判定了。顾颉刚对清人王柏所言“今之《家语》……意王肃杂取《左传》、《国语》、《荀》、《孟》，二戴之绪余，混乱精粗，割裂前后，织而成之，托以安国之名”十分赞同，认为“绝对正确”，并:说：“故今之《家语》，大部分为编辑，小部分是创作。”[56]又说：“《孔子家语》不但是一部伪书，而且是一部杂凑书。”[57]实际的情况是，王肃获得了一个早期的本子，然后为了迎合他与对手的论辩，加入了自己的阐释。即便如此，《孔子家语》的编纂要追溯到更古老的传统。
&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1号汉墓出土竹简6000余枚，内容有《诗经》、《苍颉篇》等佚籍，都是现存最早的古本，同时出土的木牍文书中，许多语句在今本《孔子家语》中可以见到。李学勤据此认为：“早在汉初确已有《家语》的原型，《史记》世家、列传很可能参考过此书。刘向编集《说苑》，也收录了其中文字。王肃作解的今本《家语》，大约就是在简本的基础上经过几次扩充编纂形成的。”[58]胡平生也根据阜阳汉墓木牍和《说苑》简的材料讨论了《家语》的真伪及成书年代，结论为：（1）从汉初就流传着一批记录孔子及门弟子言行和诸国故事的简书，这批简书应当就是后来编纂《孔子家语》、《说苑》、《新序》等书的基本素材。（2）从汉文帝时汝阴侯墓简牍所见专记孔子言行的篇章，可以看到汉初孔子学说的发展与传播。《家语》的编纂，正是儒术发达以及孔子受到重视的产物，旧说孔安国编纂《家语》并作序，应当是可信的。（3）长期以来，今本《家语》被认为是王肃伪作，细审各家所举“罪证”，按现在所知道的古籍编纂与整理的知识加以考察，证据并不充分。关于《家语》在流传过程中，有亡佚、改易、增益等各种情形，皆属传世古籍所遭遇的普遍问题，不能据此论定其为伪书。[59]这样就澄清了过去以为《孔子家语》是王肃作伪的说法，对于研究西汉初年的学术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阜阳双古堆和定县八角廊汉简与今本比较，一简一繁，说明今本在竹简本的基础上有所增广补辑，这是古书在流传过程中经常有的现象。我们不能因为这些增广补辑部分将其视为伪作，也就是说，不能因其流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而否定《孔子家语》一书本身的价值。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购买了一批战国楚竹书，其中《孔子诗论》中有孔子对《诗·召南·甘棠》的解说，将之与《孔子家语》相比较，两者基本接近，因此朱渊清确信：“《孔子诗论》是孔门弟子所记孔子《诗》说，《孔子家语》则很可能就是在《孔子诗论》之类原始本子的基础上钞撮编成。”[60]
&（七）对《晏子春秋》的再认识
&《晏子春秋》是记录春秋时期齐国名相晏婴言行的一部著作。最早记载该书的是司马迁的《史记》，他在《管晏列传》中云：“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至其书，世多有之，是以不论，论其轶事。”班固《汉书·艺文志·诸子略》称“《晏子》八篇”，列在儒家类，并自注云：“名婴，谥平仲，相齐景公。孔子称善与人交，有列传。”《隋书·经籍志》、《宋史·艺文志》均有著录，皆称《晏子春秋》，只是卷数不同而已。
&关于《晏子春秋》一书的真伪及作者问题，过去众说纷纭。柳宗元首先从学派所属问题上提出质疑，他说：“司马迁读《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为书。或曰晏子为之，而后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后为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自刘向歆、班彪固父子皆录之儒家中，甚矣数子之不详也。盖非齐人不能具其事，非墨子之徒则其言不若是。后之录诸子书者，宜列之墨家，非晏子为墨也，为是书者墨之道也。”[61]但他没有进行详细的论述。历代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该书的真伪、作者、成书年代及学派归属等问题展开辩论。孙星衍即认为非伪书，他说：“（《晏子》）实是刘向校本，非伪书也。……疑其文出于齐之《春秋》，即《墨子·明鬼篇》所引。婴死，其宾客哀之，从国史刺取其行事成书。虽无年月，尚仍旧名，虞卿、陆贾等袭其号。《晏子》书成在战国之世，凡称子书，多非自著，无足怪者。”[62]但对作者有晏婴自撰、墨子之徒有齐人者所为、淳于越一类人所撰、与稷下大夫有关等不同观点。成书年代也有六朝、汉初、秦统一六国之后、战国时代等多种说法。梁启超说：“柳宗元谓晏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盖近是。然其人非能知墨子者，且其依托年代似甚晚，或不在战国而在汉初也。今传之本，是否为（司马）迁、（刘）安所尝读者，盖未可知。然似是刘向所校正之本，非东汉后人窜乱附益也。其书挦撦成篇，虽先秦遗文间藉以保存，然无宗旨，无系统。”[63]高亨则认为成书于战国时代的稷下大夫，但是“《晏子》经过秦火的摧残，是刘向所校编，后人又辗转抄写，其中杂有后人增添的语句甚至章节，乃属应有的现象。《史记》还有许多篇有后人附加成分，而况《晏子》！我们应该进一步探索，严肃地加以审辨，可是决不能因为有后人增添之处，从而拉下它的写作时代，完全书为伪作”[64]。一时间难以定夺。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大批竹书，其中有《晏子春秋》16章，此外，1973年，河北定县系汉墓中也发现《晏子春秋》残文，1977年，安徽阜阳双古堆出土了一些《晏子春秋》残文，年，在甘肃居延发现一枚《晏子》木简，仅存48字。这四处出土的竹简，时代最早者为阜阳双古堆，为西汉文帝时墓葬。数量最多，也较为完整的是银雀山汉简《晏子春秋》，在章节的分合及文字上与今本有不少差异。简本不但可以纠正今本的一些字句讹误，而且通过比较，还可以发现后人窜入的一些文字。如《内篇问上·景公问伐鲁晏子对以不若修政以待其乱第三》章“今君好酒而辟，德无以安国，厚籍敛，意使令，无以和民”句，过去不少人认为句法不通，难以诠释。简本作“今君好酒而养辟（嬖），德无以安国，厚籍敛，急使令，正（政）无以和民”，文通义顺，其疑自解。类似例证，枚不胜举。
&简本《晏子春秋》的出土，为我们重新认识该书提供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说明过去认为成书于六朝说不攻自破，而古书从成书到得以流传都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因此汉初及秦统一六国之后说也不可能。骈宇骞据此作了推测：早在春秋战国时期，民间或士大夫中就有不少关于晏婴的传说，到晏婴死后，有些人便收集这些传说，并逐渐著之于竹帛，秦汉时已经有不同源流的《晏子》“版本”，书中保存了不少齐国方言，一些地名与史实也史书所记齐国吻合，所以“很可能是官处齐地的一些士大夫根据这些传说或史书记载编写而成”。[65]先秦多数古籍并非出自一人之手，而是某一学派著作的汇编，每一种书的形成都要经过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积累和编纂过程，最后才写为定本。这与余嘉锡所总结的规律相吻合：“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既是因事为文，则其书不作于一时，其先后亦都无次第，随时所作，即以行世。论政之文，则藏之于故府；论学之文，则为学者所传录。迨及暮年或其身后，乃聚而编次之。其编次也，或出于手定，或出于门弟子及其子孙，甚或迟至数十百年，乃由后人收拾丛残为之定著。”[66]
&（八）帛书《战国纵横家书》订正史书记载的讹误
&战国为我国文化史上极重要时代，而史料最缺乏。传统研究战国史的资料有刘向按国别编录的《战国策》，记载的多是纵横家言，语涉虚诞，许多篇章为后人所造说，还有一些是说客的假设比拟，不完全是历史事实，可谓真伪参半。而司马迁的《史记》中关于战国历史的叙述，多依据秦国史官记录的《秦记》，记载各国君臣、卿大夫世系的《牒记》以及诸子书，间或采录一些如《短长》、《国策》之类的所谓“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67]这些说辞多属夸张扩大，甚至是假托虚构之作，年代和史事相当紊乱。
&1973年，长沙马王堆出土的帛书中有一部主要记载战国时期纵横家苏秦等人书信、说辞的古佚书，题为《战国纵横家书》，共27章，17000多字，其中11章与今本《战国策》和《史记》大致相同，文字稍有出入。另外16章则是古佚书，内容十分丰富，为我们提供了原始的苏秦资料，纠正了有关苏秦历史的许多错误，对于认识战国中后期政治局势的变化，帮助极大。依据帛书内容，唐兰考证编订出《苏秦事迹简表》，订苏秦活动时间为公元前312－284年；杨宽也据帛书改写了《战国史》，他说：“今本《战国策》中所载张仪、苏秦游说的史料，真伪参半。一九七三年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帛书《战国纵横家书》，其中第一部分提供了苏秦为燕反间和发动合纵攻秦的可信史料，我们可以据此鉴别《史记》和《战国策》中所有苏秦史料的真伪。”又说“近年马王堆汉墓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更明确地可以证明《史记·苏秦列传》所载长篇游说辞出于后人伪造，《战国策》中所有苏秦的史料也是真伪参半。”[68]
&战国中后期，齐、秦两大国东西对峙，楚、宋、燕、三晋（赵、魏、韩）南北其中，出现了合纵连横的错综复杂局面。那些出谋划策的游说之士即纵横家，周游列国之间，留下了不少游说君王的书信和说辞，并汇编成册，成为当时的一门显学，苏秦、张仪就是纵横家中最突出的二位。史书均把苏、张二人并称，认为是活动于同一时代、东西两大阵营（合纵、连横）的对手。《史记·苏秦列传》载苏秦曾游说燕、齐、楚、三晋合纵对抗秦国，被举为从约长，身佩六国相印，“投从约书于秦，秦兵不敢窥函谷关十五年”，后死于齐国，约在燕王哙时（公元前320－311年）。但是，《战国纵横家书》中有关苏秦的言行占了近三分之一的篇幅，反映了公元前288年前后苏秦为燕王到齐国从事间谍活动的经过，特别是在燕昭王破齐这一重大事件中，苏秦起了关键性的作用。这从下面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来：
&自齐献书于燕王曰：燕齐之恶也久矣。臣处于燕齐之交，固知必将不信。臣之计曰：齐必为燕大患。臣循用于齐，大者可以使齐毋谋燕，次可以恶齐勺（赵）之交，以便王之大事，是王之所以与臣期也。臣受教任齐交五年，齐兵数出，未尝谋燕。齐勺（赵）之交，壹美壹恶，壹合壹离。燕非与齐谋勺（赵），则与赵谋齐。齐之信燕也，虚北地口〔行〕其甲。王信田代（伐）缲去〔疾〕之言功（攻）齐，使齐大戒而不信燕。[69]
&公元前314年，燕王哙让国于其相子之，酿成内乱，齐宣王乘机大举攻燕。燕王哙与子之俱死，燕几乎亡国。公元前311年，燕昭王即位，力图报仇，于是招纳人才，等待时机。苏秦就是在此时来到燕国，并受到信任。公元前301年，齐闵王立，国势稍衰，苏秦向燕昭王提出谋齐策略，并亲赴齐国行使反间计划，尽力搞好两国关系，使齐不谋燕伐燕。若按《史记》所载，此时苏秦已死，司马迁便在《田敬仲完世家》中把行使反间之人系于苏秦之弟苏代。而帛书资料却显示，苏秦才是这幕历史剧的主角。公元前284年，燕将乐毅率领五国联军讨伐齐国。齐国大败，一度面临灭亡的境地。苏秦的燕国间谍的真面目也就完全暴露了，于是被齐王车裂处死。而《史记》把苏秦说成与张仪同时代的人物，死在张仪之前，事实上，苏秦的年辈要比张仪晚25年左右，其活动年代当在齐闵王统治时期。由于这一缘故，那些本来属于苏秦的真实事迹和史料，反被加到了其弟苏代、苏厉的身上，造成苏氏兄弟史实的混乱不清，进而影响了《战国策》中有关苏秦史料的真实性。司马迁也意识到这一点，他说：“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70]赖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的出土，对苏秦在公元前三世纪初的历史中所占的重要地位有了新的认识。当时，齐、秦作为东西两大国，几乎势均力敌。由于苏秦的反间活动成功，乐毅伐齐大胜，齐国由此削弱。客观上为秦统一六国创造了有利条件，这段历史是战国后期的关键之一。帛书在一定程度上对这些事实作了澄清，恢复了历史的真面目。
&（九）银雀山汉简与马陵之战
&齐魏马陵之战（公元前340年）是战国时期的一场重要战役，在我国古代战争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而有关文献史籍的记载比较复杂、零乱，甚至多有矛盾、抵牾之处。《史记》《魏世家》、《田敬仲完世家》、《孟尝君列传》和《六国年表》均说杀庞涓，虏太子申。而《孙子吴起列传》记魏国统帅庞涓
“自知智穷兵败，乃自颈，曰：‘遂成竖子之名！’”结果魏军主力被全歼，太子申被俘，庞涓自杀。《战国策·魏策》也说：“齐魏马陵之战，齐大胜魏，杀太子申，覆其十万之军。”《齐策》又说：“田忌为齐将，系太子申，禽庞涓。”两书记载各不相同，因此有人怀疑马陵之战与桂陵之战实为一次战役。因为庞涓在桂陵之战中已经被俘，不可能再在马陵之战中充当魏军主将了。
&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孙膑兵法》中有《擒庞涓》一篇，详细叙述了马陵之战前的桂陵之战（公元前353年），“昔者，梁君将攻邯郸，使将军庞涓、带甲八万至于茬丘。齐君闻之，使将军忌子、带甲八万至……竞。”孙膑采用避实击虚、“攻其必救”等办法，在桂陵大破魏军，俘获庞涓，“庞子果弃其辎重，兼趣舍而至。孙子弗息而击之桂陵，而擒庞涓。故曰：孙子之所以为者尽矣”。这里“擒”字不仅有俘虏、捉获的含义，而且有制服之义。《陈忌问垒》篇也记载了孙膑对答田忌，谈论了他临时设置障碍，调配各种兵力的战略战术，“所以应猝窘处隘死地之中也。是吾所以取庞口（涓）而擒太子申也。”[71]“取庞涓而擒太子申”，当指马陵之战。
&《史记·魏世家》记载魏惠王18年（公元前353年）齐魏桂陵之战，没有提到庞涓，后13年马陵之战时，庞涓被杀，太子申被虏。简文记庞涓在桂陵之战中被擒，为什么到十余年后马陵之战才被杀呢？可能的解释是：庞涓在桂陵之战中既没有被杀或自杀，也没有被俘，而是在战败（被制服）后与太子申去赵国当了人质；退一步讲，庞涓即使在桂陵之战中的确被俘，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被杀，实际上被释放的可能也是存在的。或许他又被放回魏国，再度为将。如同春秋时秦晋肴之战中，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为晋军所俘，旋又释放，仍为秦将一样。
&由此以上的分析可以看出，古书中确有不少伪书，还有许多书中有后人窜入的篇章或段落和个别文字，但不能据此认为该书全伪。因为古籍在流传之初，往往没有固定的形式，大部分都随写随传，单篇或者数篇先行，而且也不署名，后来才由门生或弟子汇集成书，或多次汇集成书。因此，古籍在流传过程中，往往都成于众人之手，经过多人的抄写、汇集、编注及传播的复杂过程，段落可增可减，篇幅可长可短。也就是说，当古代纸和印刷尚未发明的时候，著作只能手抄在笨重的竹简或易坏的帛书上流传，有时甚至没有书写下来，只是在师生之间凭记忆口传，经过多年传习，一种书的字句以至章节篇数，都难免更改修订。这就要求我们在讨论古书真伪时，要坚持冷静的科学态度，实事求是，不能以偏盖全。尹达对此有精辟的分析，他说：“古书的真伪问题，在这里也应当加以分析：大约是十几年以前的事了，个别的史学家为了探求真正的中国古史，将一些古书加以批判，找出了一些后代伪称为前于那一时代的古书；因此他们把许多所谓‘伪书’里的史料一笔抹煞，不去采用了。这样严谨的态度固然很好；但是缩小了史料的范围，只局限于少数古籍之中，会使中国原始社会的研究遇到更大的困难。书籍写成的年代，我们有了正确的估计，然后才能够正确地理解传说的本质。……我以为即令是后代伪照的古籍或者经过后代删改的古籍，它里面还是会保存着不少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史料；只要我们能够依据着考古学上所提供的骨干，参之以世界原始社会的具体内容，审慎地探求一些可靠的史料，还是可能而且必要的事。”[72]
&近30年来，随着文物古籍等考古新材料的不断出土，如睡虎地秦简、银雀山汉简、马王堆帛书、定县汉简、张家山汉简、郭店楚简、上海博物馆藏楚简等“珍本秘籍”的相继问世，在与传本对照后，可以发现一个现象：大凡比较受重视的书在流传过程中变化较小，不太受重视的书变化就大一些。例如简本《孙子》和两种帛书本《老子》和今本大体相同。而简本《尉缭子》、《六韬》和今本的距离就大得多。这使我们有可能对古史辨伪的成果作客观的检验，学术界对古史辨派疑古过勇的流弊也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有学者指出：“以前很多人认为今本《尉缭子》和《六韬》跟《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尉缭子》和《太公》无关，都不是先秦古籍。今本《晏子》也有人怀疑不是先秦的书。银雀山竹书的发现，证明这些看法是不对的。尽管今本《尉缭子》和《六韬》在编排上与《艺文志》所记不同，文字亦与简本有很大出入，但是它们和以银雀山简本为代表的西汉古本的渊源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古代，一种著作从开始出现到广泛流传，需要相当一段时间。这两部书既然在西汉前期已经流传开来，其写成年代大概不会晚于战国。今本《晏子》文字与简本基本上相同，其为战国古籍，尤无可疑。”[73]
&随着辨伪方法的进步，有学者从汉语史的角度来鉴定中国古籍的真伪及其写作年代，因为作伪者的思想活动不能不以当日的语言为基础，不能摆脱他所处时代语言的影响。杨伯峻考察了《列子》一书中：①“数十年来”这一说法与先秦、两汉的说法皆不合，却与《世说新语》某一说法相合；②“舞”字两种用法，一种与两汉人用法相同，一种甚至出现于西汉以后；③“都”字作为副词，只是魏晋六朝的常用词；④“所以”作为连词，绝不是先秦“所以”用法，而只是东汉以后的用法；⑤“不如”一语的用法也只是汉朝才用的。由此可见，《列子》虽托名为先秦古籍，却出现了不少汉以后的词汇，甚至是魏晋以后的词汇，这是其为伪书的铁证。[74]郑良树也总结了四个趋势：（一）在态度上渐趋平实；（二）在方法上渐趋严密；（三）在论断上渐趋谨慎；（四）在论证上渐趋周备。[75]特别是考古发现的竹简帛书资料，对考辨古书的真伪、订正史实的讹误，解决历史上悬而未绝的疑案，是不可多得的珍贵材料。上述大量考古新发现的简帛佚籍，对于我们重新辨别《周礼》、《左传》、《老子》、《孙子兵法》、《孙膑兵法》、《文子》、《鹖冠子》、《六韬》、《孔子家语》、《战国策》等书的真伪，具有重要的意义，也是当代学者对古史辨派及其方法得以进行评论的第一手材料。
&但是，我们在纠正古史辨派疑古过勇的同时，也不应矫枉过正，利用出土简牍和帛书文献资料考订典籍或史实，必须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不能夸大其辞，注意防止“趋同”和“立异”两种倾向。前者主要指将简帛古书和传世古书中意义本不相同之处说成相同，后者主要指将简帛古书和传世古书中彼此对应的、意义相同或很相近的字说成意义不同。尤其对历史上曾被疑为伪书的作品，如《列子》、伪古文《尚书》等，还是应当“考而后信”，不能根据简帛资料的只言片语来为其翻案，重蹈盲目信古的覆辙。裘锡圭指出：“疑古派以及其他做过古书辨伪的古今学者，确实‘对古书搞了不少冤假错案’。不过他们也确实在古书辨伪方面取得了不少成绩，有不少正确的、有价值的见解。真正的冤案当然要平反，然而决不能借平反之风，把判对的案子也一概否定。对古书辨伪的已有成果，我们要给予足够的重视，决不能置之不理或轻易加以否定。……我们走出疑古时代，是为了在学术的道路上更好地前进，千万不要走回到轻率信古的老路上去。我们应该很好地继承包括古书辨伪在内的古典学各方面的已有成果，从前人已经达到的高度继续前进。只有这样做，古典学的第二次重建才能正常地顺利地进行下去。”[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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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康有为：《新学伪经考》，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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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余嘉锡：《古书通例·论编次第三》，见《余嘉锡说文献学》，第238页。
&[67] 司马迁：《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
&[68] 杨 宽：《战国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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