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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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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题“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l—3题。①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的出...”，相似的试题还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l—3题。
①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的出现，是有原因的。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尤其是《国风》)和战国时期楚国诗歌(尤其是屈原的《离骚》)，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风格的诗歌传统的先河。后来，曹操父子的大力提倡，声韵调分析方法的引进，南北朝诗人在声韵格律上的讲究和艺术经验的积累等等，都为李白杜甫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李白和杜甫，都是站在前人搭好的台子上的诗歌巨人。
②李白杜甫生活的时代，由唐太宗奠定的文艺政策，是无比宽松的。诗人们写什么、怎么写，朝廷不加任何限制，没有任何要求。讥讽皇家奢靡、批评朝政、批判制度、揭露社会黑恶、鞭挞官吏贪婪，都不会惹祸上身。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众多皇帝后妃王公将相加入作诗者行列、诗歌是唐朝最重要的文艺娱乐样式等等文化环境因素，使得诗人能够成为当时社会耀眼的明星，给予他们必要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成就感和荣誉感，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唐朝对外开放，外国商人、文化人云集长安，使得诗人们眼界开阔，心胸广大；价值观念多元化，审美理念国际化，这些又使得诗人们的作品更加大气隽永，传之久远。太平日久，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空前富足，“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这使得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唐代诗人少年时代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青年时代能到处游历，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切磋诗歌艺术，丰富内心精神世界。
③个人方面，杜甫学习诗歌的刻苦精神广为人知。有诗为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就是给许多人留下潇洒飘逸印象的李白，在诗歌艺术上，也是有远大志向、下过苦功夫的。从《古风》(其一)中可以略见一二：“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④当然，原因远不止这些，但是，李白杜甫只有两个。理论充其量只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而不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必然性。
⑤当今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数量是唐朝全盛时期的二十余倍，许多方面的条件(例如交通、旅游)远比唐朝要好，但仍然未能出现李白杜甫那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超一流成就与地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确实值得我们深入反思。1．下列对于“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在唐代出现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与《离骚》以来，历朝各代诗歌创作与理论的积累，都为李白杜甫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充分的条件。B．唐代文艺政策非常宽松，朝廷对诗人的创作，没有任何要求和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表达思想，批判现实，而不必担心惹祸上身。C．诗赋既是唐代科举取士的依据，又是重要的文艺娱乐样式；诗人凭借写诗也可以成为耀眼的明星，从而产生巨大的创作动力。D．个人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杜甫学习诗歌的刻苦精神是广为人知的，潇洒飘逸的李白，在诗歌艺术上也有远大志向，下过苦功夫。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李白、杜甫继承了中国诗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受到了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影响，就取得了远高于前人的艺术成就。B．唐代的诗歌大气隽永，传之久远，这和唐朝对外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得益于诗人们眼界开阔，价值观念多元化，审美理念国际化。C．许多唐人的诗句，反映出唐代社会太平日久、经济发展、生活富足的社会现实，这些为诗歌的发展与诗人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D．唐代诗人能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游历四方，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能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切磋诗歌艺术，丰富内心的精神世界。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取得巨大的成就，其中的原因可以从艺术积累、时代环境和个人努力等诸多方面来解释。B．李白、杜甫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但这些原因充其量只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C．当今中国人口数量是唐朝全盛时期的二十余倍，交通、旅游等远比唐朝要好，应该说具备了出现杰出诗人的物质条件。D．中国当今未能出现在文学史上有超一流成就与地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原因恐怕主要得从文学传统、政治环境等方面去寻找。
下面有关文学常识的表述，正确的一项是 (
)A、我国文学史上向来以“风”、“骚”并称，“风”、“骚”就是指以《诗经》中的“国风”与《楚辞》中的《离骚》为代表的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传统。B、《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它收录了春秋时期的305篇诗歌。C、《诗经》中的诗歌为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它们是从各地采集来的民歌，如《伐檀》、《硕鼠》等。D、“楚辞”是在楚国民歌基础上创造的一种诗体。《楚辞》是继《诗经》之后又一部诗歌总集，作者屈原，其中最著名的有《离骚》、《九歌》等。
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l—3题。　　①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的出现，是有原因的。春秋时期的诗歌总集《诗经》(尤其是《国风》)和战国时期楚国诗歌(尤其是屈原的《离骚》)，开创了中国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两种风格的诗歌传统的先河。后来，曹操父子的大力提倡，声韵调分析方法的引进，南北朝诗人在声韵格律上的讲究和艺术经验的积累等等，都为李白杜甫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必要的条件。李白和杜甫，都是站在前人搭好的台子上的诗歌巨人。　　②李白杜甫生活的时代，由唐太宗奠定的文艺政策，是无比宽松的。诗人们写什么、怎么写，朝廷不加任何限制，没有任何要求。讥讽皇家奢靡、批评朝政、批判制度、揭露社会黑恶、鞭挞官吏贪婪，都不会惹祸上身。唐代以诗赋取士的科举制度、众多皇帝后妃王公将相加入作诗者行列、诗歌是唐朝最重要的文艺娱乐样式等等文化环境因素，使得诗人能够成为当时社会耀眼的明星，给予他们必要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成就感和荣誉感，可以源源不断地转化为诗歌创作的动力。唐朝对外开放，外国商人、文化人云集长安，使得诗人们眼界开阔，心胸广大；价值观念多元化，审美理念国际化，这些又使得诗人们的作品更加大气隽永，传之久远。太平日久，经济的持续发展，人民的物质生活空前富足，“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宫中圣人奏云门，天下朋友皆胶漆”。这使得包括李白杜甫在内的唐代诗人少年时代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青年时代能到处游历，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切磋诗歌艺术，丰富内心精神世界。　　③个人方面，杜甫学习诗歌的刻苦精神广为人知。有诗为证：“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就是给许多人留下潇洒飘逸印象的李白，在诗歌艺术上，也是有远大志向、下过苦功夫的。从《古风》(其一)中可以略见一二：“大雅久不作，吾衰竟谁陈”，“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我志在删述，垂辉映千春。希圣如有立，绝笔于获麟”。　　④当然，原因远不止这些，但是，李白杜甫只有两个。理论充其量只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而不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必然性。　　⑤当今中国，有十几亿人口，数量是唐朝全盛时期的二十余倍，许多方面的条件(例如交通、旅游)远比唐朝要好，但仍然未能出现李白杜甫那样的在中国文学史上有超一流成就与地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确实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1.下列对于“李白杜甫那样的伟大诗人”在唐代出现的原因，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　　A.从春秋战国时期的《诗经》与《离骚》以来，历朝各代诗歌创作与理论的积累，都为李白杜甫的出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B.唐代文艺政策非常宽松，朝廷对诗人的创作，没有任何要求和限制，他们可以自由地
表达思想，批判现实，而不必担心惹祸上身。　　C.诗赋既是唐代科举取士的依据，又是重要的文艺娱乐样式；诗人凭借写诗也可以成为耀眼的明星，从而产生巨大的创作动力。　　D.个人的努力是不可或缺的，杜甫学习诗歌的刻苦精神是广为人知的，潇洒飘逸的李白，在诗歌艺术上也有远大志向，下过苦功夫。　　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　　A.李白、杜甫继承了中国诗歌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传统，受到了魏晋南北朝诗歌的影响，就取得了远高于前人的艺术成就。　　B.唐代的诗歌大气隽永，传之久远，这和唐朝对外开放有着密切的关系，也得益于诗人们眼界开阔，价值观念多元化，审美理念国际化。　　C.许多唐人的诗句，反映出唐代社会太平日久、经济发展、生活富足的社会现实，这些为诗歌的发展与诗人的成长提供了良好的物质基础。　　D.唐代诗人能接受良好的文化教育，游历四方，接受自然山水之美的熏陶，能广交朋友，增长见识，切磋诗歌艺术，丰富内心的精神世界。　　3.根据原文的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　　A.李白、杜甫的诗歌创作取得巨大的成就，其中的原因可以从艺术积累、时代环境和个人努力等诸多方面来解释。　　B.李白、杜甫的出现，原因是多方面的、综合的，但这些原因充其量只是产生李白杜甫的可能性，而不是必然性。　　C.当今中国人口数量是唐朝全盛时期的二十余倍，交通、旅游等远比唐朝要好，应该说具备了出现杰出诗人的物质条件。　　D.中国当今未能出现在文学史上有超一流成就与地位、具有国际影响的文学家，原因恐怕主要得从文学传统、政治环境等方面去寻找。诗经是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_百度知道
诗经是不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
提问者采纳
诗人先见一种景物。
《周礼、曰兴、曰颂”，是所谓“《诗经》六义”、颂三大类，亲切感人，但是他们都从《诗经》中汲取了无尽的营养、雅、雅。楚国的屈原继承了《诗经》风，内容包括政治讽刺诗、雅《诗经》是中国文学史上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曰赋，分“大雅”和“小雅”：“曰风，其中的“风。颂的内容大多是歌颂统治者和先王的德行、比，共三百零五篇，写下了不朽的《楚辞》。“赋”就是平铺直叙的意思，历史上又称为“诗三百”这里收集的是周代的作品。“兴”是起兴、颂、隐喻。
《诗经》中的风、颂”是《诗经》的分类体系，诗句韵味十足，虽然在风格和擅长的艺术形式上各不相同、曰雅，是根据诗歌的来源和乐调而作的分类，各种诗歌无不在这丰富的土壤上蓬勃发展，兼采楚国民歌的形式和浪漫主义的色彩，叠章复唱。风是富有地方色彩的乐调演唱的是歌。各个时代的著名的文学家和诗人，但是大多没有鲜明的特色、宴会贺诗等等、兴”就是《诗经》的艺术手法，内容反映民间生活.春宫》总结《诗经》的艺术手法、博喻等。“比”是比喻的意思、雅的现实主义传统，激起心中的思想感情而涌出诗句，声音短促。雅、史诗、曰比，成为中国古典诗词的源头、祭祀诗。
《诗经》的贡献还表现在诗歌的创作艺术手法和诗歌的语言修辞手法上、发端之意。
《诗经》对我国诗歌的发展史有着巨大的贡献。其是周代的诗歌集大成。自此以后、借喻，而“赋，具体形式有明喻，分为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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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中国奴隶社会末期的一部诗集。它是中国古代诗歌开端《诗经》是产生在2500余年以前
信我没错，是！
当然是了，这有什么疑问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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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最早的一部神话集]下列文学常识表述有误的一项是[]A．《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_试卷分析-牛bb文章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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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早的一部神话集]下列文学常识表述有误的一项是[]A．《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
作者：www.niubb.net&&时间： 19: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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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文学常识表述有误的一项是[ ]A．《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共收录从西周初年到春秋中叶的诗歌305篇，分为 “风”“雅”“颂”三大类。 B．《水浒传》是在长期流传的宋元话本基础上创作而成的一部长篇章回，作者是清朝小说家施耐庵。 C．《大堰河――我的保姆》这首呈给中国劳苦大众的赞美诗，是诗人蒋海澄第一次用“艾青” 的笔名发表的作品。 D．《老人与海》的作者是美国现代作家海明威，他曾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还有《永别了，武器》。 题型：单选题难度：偏易来源：北京会考题B考点：考点名称：文学常识文学常识：广义指涵盖文化的各种问题。包括作家，年代，作品，文学中的地理，历史各种典故，故事，也包括一般的人们众所周知的文学习惯。 （1）作家作品。包括：中国古代作家姓名、字、号、溢号、朝代、作品及作品集、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作品集的体例；中国现代当代作家姓名、籍贯、时代、作品及作品集、成名作、代表作、对作者及作品的评价；外国作家的姓名、国籍、时代、作品及作品集、成名作、代表作、文学流派、对作者及作品的评价。 （2）古代文化常识。如天文历法、地理、官职、科举礼仪、称谓名号等。 （3）文体知识与类别。包括古代文体知识及类别和现代文体知识及类别，如记叙文、说明文、议论文、诗歌、散文、小说等。 （4）有关作品内容的知识。如名家名篇中的人物形象、情节安排、环境描写的名句、名段；古代作家作品中的成语、典故、名句的出处；诗、词、曲的名句等等。 文学常识：1.第一位女诗人是：蔡琰（文姬）2.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史记3.第一部词典是：尔雅4.第一部大百科全书是：永乐大典5.第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6.第一部文选：昭明文选7.第一部字典：说文解字8.第一部神话集：山海经9.第一部文言志人小说集：世说新语10.第一部文言志怪小说集：搜神记11.第一部语录体著作：论语12.第一部编年体史书是：春秋13.第一部断代史：汉书14.第一部兵书：孙子兵法15.西汉两司马：司马迁。司马相如16.乐府双璧：木兰词孔雀东南飞，加上《秦妇吟》17.史学双璧：史记资治通鉴18.二拍：初刻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凌蒙初）19.大李杜：李白杜甫小李杜：李商隐杜牧20.中国现代文坛的双子星座：鲁迅郭沫若21.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22.三代：夏商周23.《春秋》三传：左传公羊传谷梁传24.三王：夏禹商汤周公25.三山：蓬莱方丈瀛洲26.三教：儒释道27.三公：周时，司马司徒司空西汉，丞相太尉御史大夫清明，太师太傅太保28.三曹：曹操曹丕曹植29.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30.江南三大古楼：湖南岳阳楼武昌黄鹤楼南昌滕王阁31.岁寒三友：松竹梅32.三辅：左冯翊右扶风京兆尹33.科考三元：乡试，会试，殿试和自的第一名（解元，会元，状元）34.殿试三鼎甲：状元榜眼探花35.中国三大国粹：京剧中医中国画36.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冯梦龙）37.儒家经典三礼：周礼仪礼礼记38.三吏：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39.三别：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40.郭沫若：女神之再生湘果棠棣之花41.茅盾：幻灭动摇追求农村三部曲：春蚕秋收残冬42.巴金：雾雨电：家春秋43.第一部国别史：国语44.第一部记录谋臣策士门客言行的专集：国策战国策45.第一部专记个人言行的历史散文：晏子春秋46.第一位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47.第一首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357句，1785字）48.第一部文学批评专著：《典论》（曹丕）49.第一位田园诗人：东晋，陶渊明50.第一部文学理论和评论专著：南北朝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51.第一部诗歌理论和评论专著：南北朝梁人钟嵘的《诗品》52.第一部科普作品，以笔记体写成的综合性学术著作：北宋的沈括的《梦溪笔谈》53.第一部日记体游记：明代的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54.第一位女词人，亦称”：李清照一些常考的文学常识：1.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2.我国第一部介绍进化论的译作：严复译的赫胥黎的《天演论》，他是一个由不懂外，却成了翻译家的人。3.我国第一部个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4.我国新文学史上第一篇短篇小说是：狂人日记5.第一位开拓：叶圣陶6.我国第一部浪漫主义神话小说：西游记7.第一篇报告文学作品是：（夏衍）包身工8.新中国第一位获得：老舍.其作品是；龙须沟9.先秦时期的两大显学是：儒墨10.儒家两大代表人物是：孔丘和孟子，分别被尊至圣和亚圣。11.唐代开元，天宝年间，有两大词派，：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以王维，孟在为代表的其风格，前者雄浑豪，后者恬淡疏朴12.常把宋词分为豪放，婉约两派。前者以苏轼，辛弃疾为代表，后者以柳永，周邦彦，李清照为代表。13.：反对旧礼教，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14.两篇《狂人日记&&的作者分别是：俄罗斯的果戈里我国的鲁迅15.世界文学中有两大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16.佛教三宝是：佛（大知大觉的）法（佛所说的教义）僧（继承或宣扬教义的人）17.三从四德中三从：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四德：妇德妇言妇容妇功/品德辞令仪态女工18.初伏，中伏，末伏统称三伏。夏至节的第三个庚日为初伏的第一天，第四个庚日为中伏的第一天，立秋节后的第一个庚日是末伏的第一天。初伏，末伏后十天，中伏十天或二十天。19.三纲五常：三纲：父为子纲群为臣纲夫为妻纲五常：仁义礼智信20.三姑六婆：三姑：尼姑道姑卦姑六婆：媒婆师婆（巫婆）牙婆虔婆药婆接生婆21.三皇五帝：三皇：伏羲燧人神农五帝：黄帝颛琐帝喾尧舜22.三教九流：三教：儒道释九流：儒家道家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23.三山五岳：东海里的三座仙山：瀛洲、蓬莱、方丈；五岳：东岳泰山南岳衡山西岳华山北岳恒山中岳嵩山24.三性：祭祀用的牛羊猪（太牢）（无牛为少牢）25.三一律：欧洲古典广义戏剧理论家所制定的戏剧创作原则，就是地点一致，时间一致，情节一致。26.佛教三昧：止息杂虑，心专注于一境。（修行方法之一）27.佛教三藏：总说根本教义为经，述说戒律为律，阐发教义为论（通晓三藏的叫三藏法师）28.三省六部：三省：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执行）六部：吏户礼兵刑工29.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三军：上中下/左中右/海陆空30.三吴：吴郡吴兴会稽（丹阳）三国：魏蜀吴 欢迎您转载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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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书库推荐《诗经》原本是尹吉甫和仲姬的二人诗集
（一）《诗经》传承及其三大历史贡献
《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这是所有简介《诗经》的第一句话，这句话的结论也没有错。那么，《诗经》究竟是一部什么样的诗歌总集呢？
《诗经》最早称《诗》，并没有“经”这个尊号。一般仅称“诗”或连带诗篇的大约数，称“诗三百”，如春秋左丘明《左传》及战国时期的《国语》引用《诗经》中诗句时，均作“诗曰”或“诗云”，有时兼及国名如“郑诗曰”、“曹诗曰”或“周诗有之曰”等等。称“诗三百”，如《论语·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墨子·公孟》：“诵诗三百，弦诗三百，歌诗三百，舞诗三百”等。
所谓《诗经》，是儒家学者把它尊为经典以后的称呼。最早称《诗》为“经”的是战国中后期的《庄子》。《庄子·天运篇》说：“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不过，《庄子》所说的“经”是书籍的意思，“六经”即指“六部书”，并非“经典”之意。最早尊《诗》为“经”的，是战国儒家学者荀子（见《荀子·劝学篇》），而正式被官方确认为“经”，则大约在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所谓“经”也是中国最早图书分类“经、史、子、集”中的一类。经，包括了易、书、诗、礼、春秋、孝经、五经总义、四书、乐、小学十种。西汉武帝建元五年（西历前144年），置有所谓“五经博士”。东汉班固《白虎通义.五经》曰：“五经何谓？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所以，从西汉武帝开始，所谓“经”，也就是指儒家经典。由此可见，《诗经》不是指常行的义理、准则、法制一类的“经书”，而是被尊奉为典范的“经典”著作，经即经典之意也。
根据《史记&吴太伯世家》记载，吴国公子季札在鲁国观赏周乐，乐工们先奏十五“国风”，再奏“小雅”、“大雅”，最后奏“颂”，次序和内容基本上与今本《诗经》相同，其时，孔子虚龄只有八岁。在《论语》中，孔子也反复提到“《诗》三百”（《为政》、《子路》等篇），证明孔子所见到的乐《诗》，早已经是三百余篇也。可以肯定，《诗经》的编篡定型，当在孔子出生以前。在2001年，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上海博物馆藏战国除竹书（一）》已经证明，孔子有授诗而没有删诗。从春秋战国时期，大量存在的赋诗引诗事实，证明《诗经》应写作于西周晚期。由此可以肯定，最后流传而定型的乐《诗》就是后来的《诗》三百篇了，也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由此可见，《诗经》的排列秩序乃是乐谱的秩序，而不是《诗》篇原本的创作秩序。由此可见，《上海博物馆藏战国除竹书（一）》提到的《诗》，可能就是最终散流到楚国的乐《诗》。因为后者与前者，有很多相同和相似，也有不同之处，很可能就是在流传中出现的不同版本。
孔子没有删《诗》，但孔子肯定整理过《诗》。《论语》记孔子说：“吾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这表明，在孔子的时代，各国的乐《诗》已有散失错乱的现象，《毛诗》保留的被朱熹称为“笙诗”的篇目以及战国楚竹书出现而在《毛诗》中没有的我们称为“竹诗”的篇目存在，就是明证。于是，孔子对乐《诗》做了整理工作，使之更符合古乐。西汉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载：诗“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可见，孔子对古《诗》做了三件事：整理（应主要是对乐《诗》散逸和零乱状况进行清理）、配乐和讲授《诗》。孔子是乐《诗》的重要整理者，使“雅颂各得其所”。同时，孔子又是乐《诗》重要的配乐者和讲授者。《论语》和《墨子·非儒》有载，孔子曾演奏乐《诗》之歌舞。孔子显然用《诗》教育过学生，并经常与弟子们讨论《诗》。孔子发表过很多关于古《诗》之言论，其言论也如《论语》一样，由其弟子编篡流传。
在《诗经》传承的第一阶段，我们知道是东周太师收集散诗而成乐《诗》，但是，散诗又是如何产生的？是谁在什么时候创作的？作者为什么要创作这些诗篇呢？这是本书探索的核心问题。这里先说说《诗经》的传承史，回头再转入主题。因为，后人对《诗经》的传承和研究，对认识和发现《诗经》原本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比如，孔子对古《诗》的讲授和讨论，古《诗》诗词的意义挖掘和应用就开始凸显。于是，从孔子开始，人们开始从乐《诗》转而开始关注原《诗》了。
在《诗经》传承的第二阶段，从孔子时代到《毛诗》有一个传奇式的传续历程。在这一阶段，古《诗》的传承发展，据记载有两条路线。一条路线是东汉班固《汉书·艺文志》所言，《诗》“有毛公之学，自谓子夏所传。”
三国吴国陆玑《毛诗草木虫鱼疏》云：“孔子删《诗》，授卜商（子夏），商为之序，以授鲁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鲁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赵人荀卿，荀卿授鲁国毛亨。毛亨作《诂训传》，以授赵国毛苌。时人主谓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另一条路线是唐代陆德明（约550-630，名元朗，以字行，苏州吴人，经学家，训诂学家）《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整（三国吴国太常卿，撰有《毛诗谱》）说：“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吴承仕（，字检斋，省歙县人，经学家、古文字学家、教育家）指出，“高行子即高子，与孟仲子俱见于《孟子》书，《诗·丝衣》序引高子，《维天之命》及《閟宫》传引孟仲子是也。”陆玑、徐整，都是三国吴人，而所说不同。但二人传《诗》都有一定根据，陆、徐二说均未必是杜撰。不过，吴承仕又说：“徐以子夏四传而及毛公，世次疏阔，又谓大毛公为河间人（应为鲁人），似不如陆疏之谛。”但不管怎么说，在这个阶段，《诗经》传承的源头，一定是孔子、子夏，而最后受《诗》者，一定是毛亨、毛苌。
古《诗》最终传到毛亨时，适逢秦始皇焚书坑儒（秦始皇34年，西历前213年），毛亨害怕祸及自身，就携家带古《诗》北上，来到当时相对荒僻的河间居住下来。直到西汉惠帝（即刘盈，西历前213-前188年），撤销“挟书律”（是秦始皇在进行焚书时实行的一项法令，除了允许官府有关部门可以藏书外，民间和个人一律不得藏书。西汉王朝初期制度基本上是继承秦朝，“挟书律”也不例外），毛亨才敢公开整理《诗》而出《诗诂训传》（即《毛诗》或《毛诗传》）。毛亨将《诗诂训传》传给了从子（侄子）毛苌。西汉河间献王刘德修学好古，以毛苌为博士，命毛苌在日华宫招贤馆讲经，教授弟子，声誉日隆。于是，世人称毛亨为大毛公，毛苌为小毛公。由于《毛诗》传继自儒门正宗，多与先秦典籍相合，而且训诂平实、简明、准确，便于传习，所以在当时流传的四家（另有齐诗、鲁诗和韩诗）中，独有《毛诗》流传下来。当然，除此以外，《毛诗》得以流传下来的另一个主要的原因恐怕与其传承有关。《经典释文·序录》引徐整话说：“毛公为《诗诂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不列于学”是指汉朝中央政府没有将其列为学官，只列齐、鲁、韩三家。历史发展往往出乎人们的预料，后来三家诗逐步消失了，可处于社会边缘的《毛诗》却留存了下来。这就像孔子感叹“礼失求诸野”那样，《诗》失得自民间也。
毛氏叔侄究竟何许人也？据北宋陈彭年、丘雍等《广韵》载：“周武王弟毛公，后以为氏。本居巨鹿，避仇荥阳。汉毛亨治诗，作训诂传，以授从子。时称亨为大毛公，苌为小毛公。”这说明：（一）毛姓是从周武王弟弟毛公叔郑开始的，他的子孙后代以毛为氏。毛亨、毛苌是“本居巨鹿”的毛公后代子孙。（二）巨鹿（西周邢国之北，燕蓟国之南，今石家庄至天津中间之地，属河北）是周武王弟弟毛公叔郑的封地。叔郑的采邑原在陕西毛地，后改封巨鹿，称毛国。（三）毛亨、毛苌是巨鹿人。毛氏先人在逃往荥阳前，已在古巨鹿生活繁衍了400余年。周朝所封侯国很多，据《汉书》记载：西周“封国八百，同姓五十余。”《左传》昭公二十八年记载：“武王克商，广有天下，兄弟之国十五人，姬姓之国四十人。”毛公封在巨鹿，是属于兄弟之国的公国爵位等级。《史记》上说：“周封五等：公、侯、伯、子、男。”周朝按爵位大小分封土地，侯国往往方圆只有30里。毛公爵位是最高一级的公。《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西历前637年）提到：“鲁、卫、毛、聃，文之昭也。”意思是鲁、卫、毛、聃这几个封国，是周文王亲生儿子们的封地。从周武王克商（按照本书第二部分《诗经原本附论》研究结论，武王克商在西历前1049年）后封国算起，至《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西历前637年）止，毛国至少存在了400多年。毛国是被卫国灭亡的，就在卫国吞并毛国时，毛国的国君和他的宗族“避仇荥阳”。后来，毛氏一族至毛遂时，又从荥阳迁回巨鹿。今河北省河间市诗经村毛氏族人尊大毛公小毛公叔侄为始祖，并有残碑、族谱为证。这与史载，汉河间人在诗经村传授《》是相符的。
总之，不论《诗经》在第二阶段传承的过程如何，古《诗》摆脱了乐谱的束缚，尽管保留了乐谱的次序结构，但最终走上了探索原《诗》的道路，出现了《毛诗》。
在《诗经》传承的第三阶段，从《毛诗》到如今，转眼间《诗经》又经历了两千多年。其间，《诗经》在中国古代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从未动摇过，两千多年中，后世学者对《诗经》注释不已。历朝历代解释《诗经》、研究《诗经》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即使亡佚者不计，至清代乾隆（）年间《四库全书》收录的就有146种，其中著录书62种，存目书84种。但是，其中基本能够反映从西汉至今的《诗经》研究成果的重要著作，《毛诗》以后，无出于以下几部。汉郑玄（127-200）《毛诗传笺》、唐孔颖达（574-648）《毛诗正义》、南宋严粲（生卒年不详）《诗辑》、南宋朱熹（）《诗集传》、清姚际恒（1647-约1715）《诗经通论》、清马端辰（）《毛诗传笺通释》、清陈奂（）《诗毛氏传疏》、清方玉润（）《诗经原始》、清王先慊（）《诗三家义集疏》、以及近现代闻一多（）《诗经通义》、李辰冬（1906－1983）《诗经通释》和程俊英(1901～1993)《诗经注析》等。
透过《诗经》的三阶段传承史，从古《诗》篇到今天的《诗经》，其主要传承历程即是：最初是作者创作《诗》篇，然后是东周太师集编成乐《诗》，其后是孔子整理讲授乐《诗》，再后是毛亨训传《诗经》，最后是郑玄以降至今注释《诗经》。总结《诗经》传承及研究，有三大历史贡献：
第一，从诗篇角度，乐《诗》无意中保存了原《诗》的残篇，定型成305篇。这305篇一贯而传至于今。原《诗》残篇能够得以完整传承，首功当推乐《诗》，其次是《毛诗》。没有乐《诗》305篇，就没有《毛诗》；没有《毛诗》，就没有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诗经》也。
第二，从文学角度，古人对《诗》篇“赋比兴”的独特写作手法进行了深入研究。朱熹《诗集传》每篇每阙都标明了赋、比、兴写作手法。所谓“赋”，唐代学者孔颖达在疏解《毛诗》大序时认为：“赋则直陈其事”，“诗文直陈其事，不譬喻者，皆赋辞也”。而朱熹《诗集传》的解释是：“敷陈其事而直言之”。可见，赋包括一般陈述和铺排陈述两种情况。“比”，就是比喻、比拟、借代、夸张等，但不是单纯的比喻，包括的面较宽，这就如朱熹所说的“以彼物比此物也”。“兴”的意思是“起”，是托物寓情，是寄托，是联想，其作用是含蓄、蕴藉，是言有尽而意无穷。有些情感如果直言表达，容易穷尽。把情感寄寓在形象之中，让读者不知不觉地从形象中受到感染，产生意味无穷的效果。这就是朱熹所说的“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也。”“兴”是《诗经》乃至中国诗歌独特的创作手法。后面我们将讲到，恰恰是这个独特的诗歌写作手法，成为今天我们认识和破解《诗经》的关键因素。
第三，从文字角度，几千年来，先人对《诗》篇文字进行了原始性的挖掘，不论是训诂、考据，还是考古发现，包括对阜阳诗经、上海楚简等的研释，都对中国古代文字的原始意义进行了可贵的探索，这对认识汉字起源、探索《诗经》原本意义都具有很大贡献。
除了以上三大历史贡献，历史上传承和使用《诗经》的人们，同时也为我们留下了诸如《诗》篇乐谱性质的风雅颂结构、大量断章取义的引诗赋诗记录、很多附会历史的错误解释以及传承和应用过程中对原诗的篡改和误写等问题。这些问题，又使后人长期不能拨雾见本。所以，截止本书以前，从古至今的《诗经》研究，不论是版本研究、文学研究还是文字研究，包括其它诸如历史的、地理的研究，大都没有从整体上发现《诗经》原本。
（二）《诗经》研究及其三个基本原则
王国维说：“至于《诗》、《书》，则书无更古于是者。”所以，历史以来，《诗经》研究者接踵不敝，层出不穷。可是，历史以来，研究者认识《诗经》，大多是孤立的单篇诗义认识，没有把《诗经》作为一个整体看待。这自然是人们自古认为《诗经》是从各地收集起来的诗篇总集，以及大量附会或错套历史事件所产生的传统思维习惯所致。然而，显而易见的是，在传统思维定势下所产生的《诗经》注释和研究，与今天我们所知道的两周时期的考古发现所披露的相关知识有越来越多的矛盾，怀疑这种传统认识的人也越来越多。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诗经》。重新认识《诗经》，实际就是要突破传统，寻找《诗经》原本。根据历史以来的《诗经》研究状况，我以为，要破译《诗经》并发现其真实原本，必须有一些基本原则。我以为，这些基本原则至少包括三条，那就是：古文字原义原则、写作背景与历史关联原则和诗篇载事关联原则。
第一，古文字原义原则。
古文字原义原则就是寻找和辨识《诗经》文字、“假”字和词组的原始意义。这是破译《诗经》最为关键的原则。要探索《诗经》的文字原义，至少是东汉许慎《说文》及其以前的古文字存在的原始意义，而用东汉以后的文字延伸和衍生意思，解释《诗经》都会歪曲诗篇原意。所以，解释《诗经》引用古字书应不出《尔雅》、《方言》、《说文》和《释名》诸著，当然还包括东汉以前成书的《尚书》、《左传》、《国语》等著作用字原义。同时，通过西周金文和考古出土的诸如《阜阳诗经》、上海楚简诗经等资料辨识《诗经》文字原义，也是一条重要手段。除此以外，有的《诗经》文字原义是前述资料中无法寻找和辨识的，那么，只有依靠诗篇本身甚至《诗经》整体来辨识其原义。寻找和辨识《诗经》文字中的“假”字就是准确揪出《诗经》中的“假”字，并给出准确解释。《诗经》中的“假”字分三种，一种是“六书假借”字，即一种“本无其字”的假借字；一种是“通假假借”字，即一种“本有其字”的假借字；一种是《诗经》中少量存在的错别字，这些是古人在传抄和应用《诗经》过程中产生的。窃以为，凡不符合依声依形通过“六书假借”（造字）和“通假假借”（用字）产生的“假”字，就是错别字。据粗略统计，前两者假借字有1400字次（不包括当篇重复使用的假借字）以上，后一种错别字至少有12字。《诗经》中大量存在的“假”字，是《诗经》研究的重大难题。小心、仔细地辨识“假”字是找出诗篇原义的一个重要而不可忽视的手段。寻找和辨识《诗经》词组，就是探索出《诗经》词组或成语的原始含义。词组或成语，在古代汉语中，已有大量存在，《尔雅》就收录类5000多词组。《诗经》中自然存在大量的词组或成语，我们只要辨识出《诗经》词组或者成语，就能辨析出词组或成语相同的基本意义和关联关系，也就能明白诗篇的原始意义了。
第二，写作背景与历史关联原则。
我们今天怎么知道远古《诗经》的写作背景呢？历史资料没有给我们留下更多的东西，我们今天只能通过诗篇本身去探寻，就像现任中国《诗经》学会会长王长华教授所说的那样，“《诗经》作为殷周易代后最具代表性最为重要的历史文本之一，它不仅记录了那个时代人们的日常生活，抒发了那个时代普通人的情感，而且还扮演着记录那个时代整体变化和变革的重要历史文献角色。”（《诗论与赋论》P35）所以，我们今天去探寻《诗经》的写作背景，就主要通过保留在《诗经》诗篇当中的赋比兴写作手法去探寻。南宋朱熹《诗传纲领》云：“赋者，直陈其事；比者，以彼状此；兴者，托物兴词。”南宋范处义《诗令补传》云：“铺陈其事者，赋也！取物为况者，比也；因感而兴者，兴也。”总之，“赋”是直抒情意，直述人事；“比”是借物为比，喻其情事；“兴”是托物兴起，抒写情意。“赋比兴”写作手法使《诗经》记载了成百上千的动物、植物和器物，以及林林总总的历象、地理和建筑知识，还有一系列涉及中国远古祖先们的姓氏、官职、食物等等，其中仅植物就涉及135种。据统计，《诗经》305篇，有141篇492次提到动物，144篇505次提到植物，89篇235次提到自然现象，《诗经》简直就是另类的百科全书。显然，《诗经》赋比兴手法为我们今天认识《诗经》提供了准确的背景影象，这些背景影象应是破译《诗经》所提供的绝好的第一手材料。“赋”是直抒情意，提供了作者的思想和心情；“比”是借物为比，提供了诗意的参照物；“兴”是托物兴起，提供诗意的地理环境和时间环境。特别是“兴”，除了托物兴起，按照现代意义，“兴”具有“即兴”之意，即兴取材就为我们留下了剖析诗篇写作当时的直观事物。当我们能够得到反映诗篇写作当时地理环境和时间环境的直观事物时，我们就得到了诗篇写作的背景影象。进而，能透过这些背景影象，再与历史事件进行关联，我们就能探索到整个的历史真相。
事实上，任何诗篇都脱离不了历史背景，《诗经》作为“六经”之首，自有其历史学意义。中国自古就有“六经皆史”的说法，特别是中国自古就有实录述史的传统，从甲骨文、金文和商周成熟文字记载都是如此。清诗人袁枚（1716－1797）在《随园随笔》曾提出“六经自有史耳”。清代史学大师章学诚()在其代表作《文史通义》内篇一《易教上》的首句，也是全书的第一句就是：“六经，皆史也。”章氏写道：“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陕西岐山县周原等处陆续出土了大批先周及西周早期的甲骨卜辞，其上契刻有卜祭、卜出入、卜田猎、卜丰欠等事项。这些卜辞与殷商甲骨卜辞在时代上一脉相承，在内容上基本相同。特别是西周甲骨卜辞的一些内容与《诗经》的一些内容能够完全互证，如《大雅·文王有声》篇中的“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大雅·绵》篇中的“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于兹”，其内容就与甲骨卜辞的相关占卜内容完全相合。这证明，“诗即史”是完全正确的。因此，《诗经》作为保留下来的中国远古首部文学作品，从一般的史学意义上说，同样有助于了解实际的历史过程，都可作为史料运用。只是由于，诗篇的简约形式使后人不能准确知道历史事件的真相而已。但是，我们今天幸运的是，可借助《诗经》所独有的赋比兴写作手法所反映的独特背景影象，结合其它历史资料和考古资料，还原历史真相，从而冲过迷雾，破解《诗经》。
第三，诗篇载事关联原则
从《诗经》传承历史看，自从散《诗》经乐师搜集配乐，演变成乐《诗》以后，人们开始把各《诗》篇作为单篇认识，即使在风、雅、颂范围内，甚至在更小的诸风、诸什、诸颂范围内，都不能注意到诗篇之间的关联性。然而，从大的时间范围看，散《诗》写于西周，乐《诗》成于东周，那么，按照西周时代的历史文化背景，诸《诗》载事是否有关联？是否能关联呢？我们透过各《诗》篇的载事内容分析，给出的答案是肯定的。《诗经》中，除了主要的叙事诗外，另有两种很特别的诗篇，那就是狩猎诗和祭祀诗，这两种诗篇给我们研究《诗经》以重大启示。西汉戴氏《礼记·祀统》载：“凡治理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战国《国语·鲁语》载：“凡禘、郊、祖、宗、报此五者，国之典祀也。加之以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于民者也；及前哲令德之人，所以为明质；及天之三辰，民所瞻仰也；及地之五行，所以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泽，所以出财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根据统计，《诗经》祭祀及与祭祀有关的诗篇共有41篇，其中祭祀祖先的诗篇占总数的87％。《左传》成公十三年载：“国之大事，在祀与戎。”那么，《诗经》众多的祭祀诗，是不是与国家的战争行动有关呢？《诗经》另一种诗篇——狩猎诗——说明，《诗经》祭祀诗的确与战争密切相关。《诗经》中的狩猎诗描述到的狩猎方式有车马围猎、弓矢射猎、弋射、网罟捕猎、用犬追猎、用火驱猎等，但其中提及最多，也最复杂最壮观的是车马围猎和弓矢射猎，比如《豳风·七月》、《郑风·大叔于田》、《齐风·还》、《秦风·驷驖》以及《小雅·吉日》、《小雅·车攻》等诗篇，大规模的车马狩猎和弓矢射猎，绝不是一种娱乐活动，而是古代一贯采取的一种战前军事训练方式。商代卜辞中有“振旅”的记载，在两周时期，军事训练的方式仍保留较原始的特征，即通过狩猎来进行。隐公五年载：“讲事以度轨量谓之轨，取材以章物采谓之物，不轨不物谓之乱政。乱政亟行，所以败也。故春蒐、夏苗、秋狝、冬狩，皆于农隙以讲事也。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归而饮至，以数军实。”虽说蒐、苗、狝、狩，名称虽异，就实质而言，都是围绕畋猎进行军事训练。通解《诗经》后更使我们明白，古人的确把祭祀和战争作为“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两者之间，的确存在密切关联关系。《诗经》凡是记述战争之前，都有战前狩猎和祭祀，比如卫国孙子仲南平陈宋前，有北园狩猎和《采蘋》之祭；宣王北伐猃狁前，有长途巡祭（长途巡祭也是一种长途军事训练）和鹳鹊谷狩猎；鲁武公东复鲁宋前，有圃田狩猎和周公庙祭；独方叔南征，因事出突然，没有战前狩猎祭祀诗篇，这可能是作者没有参加战前狩猎祭祀活动也。但与此相对应，凡战争过后，必有祭祀诗篇，比如南平陈宋之后有楚丘之祭，宣王北征之后有镐京之祭，方叔南征之后有《商颂》之祭，东复鲁宋之后有《鲁颂》之祭。既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作者又参加了战争，那么作者有战争诗篇，就必然有与战争相关的祭祀诗篇。因此，《诗经》载事必然是相互关联的。这应是《诗经》整体性研究的一个重要基本原则。
综上三个《诗经》研究基本原则，写作背景与历史关联原则告诉我们，《诗》篇是在述史，而赋比兴写作方式则间接记载了诗篇写作的背景；古文字原义原则告诉我们，《诗经》中的词和语，除了少数有不同意义外，绝大部分特别是《诗经》特有的成语和专用词语都具有相同诗意和关联意义；而《诗经》载事关联原则则告诉我们，在西周时代，战事的进程分三个阶段，战前的通过狩猎形式的军事训练和军事准备、实际战事以及战后祭祀报功活动，《诗经》完整记载了宣王时期几场有名战事的全部三个阶段。于是，我们得到一个整体的《诗经》载事规律，这就是：“诗言史，兴志时，同词同语同诗意；战前猎，战后祭，祭神祭祖祭天地。”按照这个规律，《诗经》里的很多诗篇，就会很自然地“找到”其原本位置而得到通解，这是发现《诗经》原本的关键之关键也。
（三）《诗经》原本是尹吉甫和仲姬的二人诗集
根据研究《诗经》的三大基本原则，我们发现，所谓《诗经》，原本是尹吉甫和仲姬的二人诗集。但是，这个发现的发现有一个有趣而艰难的历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爷爷买了本高亨《诗经今注》，很快被在读大学的我占有，从那时开始，我就从小时候所熟知的《关雎》、《硕鼠》、《伐檀》等篇开始习读《诗经》。但是，《诗经今注》从右至左的竖排方式，让我非常烦恼，学习只是时断时续。二十多年后，西历新世纪初年，因广猎何新作品，得其《风：华夏上古情歌》，闲时翻阅，其中确实有不少新鲜和独到的见解，可我还是一知半解，后又找来金启华《诗经全译》，看着看着，就是不能透知。随着翻看《诗经》版本以及翻看次数越来越多，通过对比学习，我发现，今世《诗经》译注著作，都是引经据典之巨著。很多注译虽有见地，可整体总觉难以释怀。2006年夏，因工作变动，我在工作之余有大量闲暇时间，于是就开始广泛收集更多的《诗经》研究著作和相关资料，全面研读起《诗经》来了。从《诗经》诗篇本身到西周历史研究，从竹简资料到金文资料研究，从古文字辨释到古文字音韵研究，从古代植物到地理环境季节背景研究，从天文历表到西周年表研究，凡有助于《诗经》研究者，无不涉及。各领域研究虽不透彻，且也略知一二。我的研究，首先获得突破的，还是在《诗经》篇名和诗文的统计分析方面。我是一名会计师，由于职业习惯，什么东西都喜欢进行表格对比和数据统计分析。又由于，我会数据库VFP(Visual FoxPro)编程。于是，我将《诗经》篇名灌入VFP数据表，编程进行统计分析，我认为，《诗经》篇名主要取自诗篇首句，诗篇名中的多频字应该能够反映《诗经》主旨。于是，我将频次在4次以上的27个篇名多频字“组合”成一首诗，称之为“《诗经》主旨诗”。这主旨诗（其中“全”字为添加字）就是：
人有葛衣采桑田，
大门之子文武全。
东水南山小车载，
风中羔鸣月无天。
结果发现，所谓来自风、雅、颂的诗篇，似乎仍然有一个统一的主旨，似乎是记述一个人的悲剧性故事。但是，究竟是谁，尚不清楚。但最直观的推测就是，《诗经》中有几篇非常重要的关键诗篇都被《毛诗序》定为尹吉甫所作，比如《烝民》、《崧高》、《江汉》和《韩奕》篇，《毛诗序》都说是：“尹吉甫美宣王也。”《六月》篇曰：“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常武》篇曰：“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诗经正义》曰：“此时尹氏当是尹吉甫也。”这两篇诗篇也可以视为是尹吉甫所作。那么《诗经》“主旨诗”是否与尹吉甫有关呢？这显然需要通解《诗经》才能最后下结论。通解《诗经》？谈何容易。好在《诗经》研究资料看多了，在我心里有一个大致印象。首先，《诗经》中很多诗篇与这几篇关键诗篇有紧密关联；其次，远古宝贵的历史资料比如《竹书纪年》、《史记》、《尚书》、《左传》等对研究这几篇关键诗篇及其关联诗篇能提供重要的支持；再次，历史以来发现的两周考古证据特别是金文资料对研究《诗经》能提供强有力的支撑；最后，历史以来的《诗经》研究大家为我们提供了多方面的研究意见，很有借鉴意义。于是，我试着先对《诗经》的全部诗文进行统计分析，初步分析发现了一些重要的《诗经》字词使用规律。我发现，《诗经》多频字、词、句既有关联性和一致性，同时又有多义性，其中专属于《诗经》的成语，有更多的相同意义和关联意义。于是，我坚定了研究《诗经》的信心，并试图对《诗经》整体用字、用词（特别是成语）和用句进行详细统计对比分析，最后通过对比分析结论去通解《诗经》，找到最终答案。
在详细对比分析过程中，我于2008年12月收到了慕名（阿城《轻易绕不过去》一文）网购自台湾安安丁丁影音城的《诗经通释》和《诗经研究》两部书，两部书是二十世纪台湾著名学者李辰冬（1907－1983）所著，台湾水牛出社1996年第五版。我集中研读以后，结果发现，原来《诗经》的统计分析工作早有人做了，而且分析研究结果是绝对震撼的。李辰冬的主要结论是：《诗经》集中反映了周宣王二年至幽王七年55年的历史，整个诗篇是尹吉甫一人所作，《诗经》几乎就是尹吉甫本人的自传。李辰冬的结论，颠覆了自孔子以来人们对《诗经》的传统认知，颠覆了自孔子以来人们解读《诗经》的基本思想。由于其颠覆性，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其观点仍不被世界大众所接受。
自我看了李辰冬的《诗经通释》后，知道了其颠覆传统的研究结论，且这个结论似乎与我的《诗经》主旨诗和推测意见相近，更激起了我的浓厚兴趣。于是，我反复研读李辰冬《诗经通释》，通读四遍，某些诗篇复阅甚至在十遍以上。掩卷而思，我的感觉是，李辰冬《诗经》研究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向是对的。但是，根据我的知识水平判断，其许多研究结论仍有许多明显的不足甚至偏误。于是，我放弃原来的研究计划，全面转移到针对李辰冬结论的系统论证研究上来。在此过程中，逐步建立起前面先述的《诗经》研究三原则，并按照三原则开展研究。经过多年的努力，我的系统论证研究告一段落，并有一系列重大发现。我的基本意见是：李辰冬对《诗经》研究的基本方法和方向是正确的，他正确的《诗经》研究方法和研究方向，应该是中国《诗经》研究史上的一个伟大贡献。但是，遗憾的是，李辰冬在研究《诗经》时定下了很多规则，且唯规则是规则，结果他的主要最终结论几乎都是错误的。比如，《诗经》原本的写作，肯定不是众人所作，但也不是李辰冬所说的是尹吉甫一人所作。又比如，《诗经》原本的篇次，肯定不是《毛诗》的乐谱排序，但也不是李辰冬《诗经通释》编排目次。又比如，《诗经通释》对很多地理环境引证是错误的，如《诗经》之“南山”非如李辰冬所说是专指太行山，宣王《六年珘生簋》所称“
，郭沫若认为是“旁”字古字，旁即旁勃，旁音p&ng，旁勃，蓬蒿也）并非在今山西永济县，《韩奕》篇“韩城”并非是指今河北固安古韩城，等等。再如，《诗经通释》对《诗经》一些重要人物的身份确认是错误的，如“共和行政”之共伯和并非如李辰冬所证是指卫武公，孙子仲并非是卫武公次子惠孙。再如，《诗经通释》对很多重要诗篇的论证是错误的，如《关雎》、《硕鼠》、《清人》等等。再如，《诗经通释》对很多关键字词的论证是错误的，致使其对诗篇的解释出现偏误，详见《诗经原本》对各诗篇的注释。再如，《诗经通释》同其它《诗经》注释著作一样，最不值得称道的就是其对原诗篇的现代译文，有些译文不知所云，有些译文甚至与其自身的字句注释都自相矛盾。
总之，经过我仔细的系统论证研究，我发现，我的《诗经》“主旨诗”大约反映了《诗经》主要作者尹吉甫的一生经历，传世《诗经》背后有一个被隐藏的“诗经原本”。这个被隐藏的“诗经原本”被我经过系统论证后整理出来，她就是现在读者手中的《诗经原本》。《诗经原本》在李辰冬所建立的基本方法和基本方向上，有很多新的发现和独见，综而述之，主要有其六点。
第一，《诗经》原本乃是尹吉甫和仲姬（尹吉甫女友兼前妻）的诗篇合集。李辰冬《诗经通释》在解仲姬所作《小戎》篇时，说：“这首诗固然以仲氏的口气来思念尹吉甫，但绝不是仲氏所写。等于《诗经》中凡是以女子口气所写的诗，未必都是女的所写一样。写作要有技巧的训练，绝不是人人可以为之。此诗是尹吉甫听到仲氏想念他的消息后，假托她的想念而写的作品。”所以，李辰冬认为《诗经》作者只有一人，那就是尹吉甫。但是，在释《君子于役》篇时，李辰冬又说：“《旄丘》、《殷其雷》、《有狐》、《伯兮》与《君子于役》，都是尹吉甫东征时，仲氏思念他的作品。这些作品的形式都是歌，古时是歌的时代，几乎人人都会歌，这几篇简单的诗可能是仲氏所写。”李辰冬又把自己的结论给否定了。既然会歌，并且会把歌变为文字。那么，作为卫国公主的仲姬，有此才能并不难也。《素冠》全篇曰：“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抟抟兮。庶见素衣兮？我心伤悲兮，聊与子同归。庶见素韠兮？我心蕴结兮，聊与子如一。”李辰冬释曰：“棘，通瘠，瘦的意思；棘人，即瘦人，女子自谓。二三两章的第二句都是女子自谓，第一章的棘人也当指女。‘庶见素冠兮？棘人栾栾兮，劳心抟抟兮。’就是幸而见到戴素冠的人，瘦人瘦的不得了，忧愁的心也变成一个疙瘩了。这不是尹吉甫返回卫国后，仲氏迎接他的语气吗？”根据《诗经原本》，仲姬的第一首诗是《猗嗟》篇，乃是她在参观万舞，见尹吉甫貌美俊朗而作。其时是宣王二年夏，仲姬仅十四岁。十四岁作诗吗？如果乐府长诗《孔雀东南飞》中的刘兰芝“十三能织素，十四学裁衣，十五弹箜篌，十六诵诗书”，那么在具有较好教育环境的宫庭中成长起来的仲姬，十四能作诗并不奇怪，何况身边还有一个很是崇拜的老师呢？所以，《诗经》应有两个作者，那就是尹吉甫和仲姬。根据我的辨识和统计，《诗经》305篇，尹吉甫有262篇，仲姬有43篇。因此，《诗经》各诗篇乃分别是尹吉甫、仲姬所写，因诗篇写作时地不同，用途不同，开始时散落各地，后由人搜集、整理，经东周乐师配乐而成乐《诗》，久而久之，再加上尹吉甫与仲姬的自由恋爱，不被大众所接受，尹吉甫晚年不幸的经历，又不被后人特别是官方的理解。于是，诗作者逐渐被遗忘，流传到汉代，便成了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毛诗》。但是，通过西汉焦延寿《焦氏易林》记载，尹、仲故事至迟在西汉时代，人们仍很熟悉。所以，主要反映尹、仲故事的《毛诗》原本，就是尹、仲二人诗集绝不差也。
第二，《诗经》原本的篇次和规模，不是我们之前所看到的《诗经》模样。《诗经》原本的篇次，既不是《毛诗》的乐谱排序，也不是李辰冬《诗经通释》编排目次，《诗经》按照写作时间应有自身的原本次序。《诗经原本》就是严格按照每篇诗篇写作的时间顺序排列的反映原始面貌的《诗》集。《诗经原本》根据现存305篇诗篇，按照历史事件和历史阶段，分26章，每章诗篇在2篇至20余篇不等。首篇应是《兔爰》，末篇应为《四月》。《诗经》原本的规模，根据原《诗》乃尹吉甫主要作品之结论以及《诗经原本》理出的各章规模和记事内容，很多诗篇记事，前后并不完整，且尹吉甫中年以后，长时间没有诗篇，而到七十余岁老年，而再有诗。按此推论，尹吉甫诗篇当有遗失，作者原做《诗》篇肯定比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诗经》305诗篇要多。据先秦《仪礼.乡饮酒礼》载：“设席于堂廉”，“工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乐《南陔》、《白华》、《华黍》。”“乃间歌《鱼丽》，笙《由庚》；歌《南有嘉鱼》；笙《崇丘》；歌《南山有台》，笙《由仪》。”其中《南陔》﹑《白华》﹑《华黍》、《由庚》﹑《崇丘》﹑《由仪》六篇被朱熹称为“笙诗”。六诗如是《诗》篇而非乐名，而《毛诗》无，或有遗失。又据《国语.鲁语》载：“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商颂》《毛诗序》亦载：“戴公时，当宣王，大夫正考父者，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以《那》为首，归以祀其先王。”而今本《诗经》之《商颂》仅五篇，说明《商颂》至少遗失七篇。总之，原《诗》肯定远不止305篇，应有遗失。正考父，春秋时期宋国大夫，他是孔子的七世祖。辅佐戴、武、宣三公。正考父生孔父嘉。孔父嘉为宋国大司马，后为太宰华督所害。孔父嘉之子木金父为避祸而迁居鲁国。木金父生祁父，祁父生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叔梁纥生孔子，说明原《诗》确与孔子有一定的渊源关系。《史记·孔子世家》载：“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於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现代各种文献研究已证明，孔子没有删《诗》，《史记》言古《诗》“三千馀篇”，估计应是“三百馀篇”之误也。
第三，《诗经原本》更准确地丰富了《诗经通释》所发现的尹吉甫生平事迹，确认了尹吉甫的籍贯问题，纠正了历史以来至今仍有的对尹吉甫的错误认识，在此基础上，给出了完整的《尹吉甫年表》。尹吉甫，本姓姞，原籍南燕（今河南省延津县东北），按照今天的说法，他是河南省延津县人。幼时随父母迁居卫国，居复关。及壮，因其能文能武见用，先后作为士兵、两千人的军事将领参加过卫国及西周的系列军事行动，后获任周宣王尹氏（“简书”）之职。年轻时，与卫国公主仲姬自由恋爱，并自由结合，终因得不到双方父母支持而仳离。在父母安排下，尹吉甫与一姜姓女子结合而到老。尹吉甫在宣王时期，或随宣王，或随其它将领，东征西讨，南征北战，在实现“宣王中兴”过程中立下了不朽功勋，是一位能文能武、能战能胜的军事家。古稀之年，尹吉甫佐辅伯士（仲姬后夫）西征，因伯士不听尹吉甫之谋而致兵败。伯士反诬尹吉甫，尹吉甫不服而申诉，伯士最终被惩杀。尹吉甫则遭卫、燕排挤而别卫离燕，南流至今湖北房县定居，其后裔便世居于此。《诗经原本》确信，房县是尹吉甫晚年居住地和后裔居住地。总览尹吉甫一生，虽作为尹氏常随君王左右，任近侍之臣，但始终未见其担任朝廷高职。西周高官多出王族贵族或诸侯国君及嫡长，尹吉甫庶出“氓”居，尽管能文能武，也不可能得升高位。但是，尹吉甫在其艰苦卓绝的一生中，写下了两三百余篇著名诗篇。在诗篇中，常自称“尹吉”（见《都人士》）、吉甫（见《六月》等）。所以，尹吉甫是中国第一个诗人，而且是大诗人。《诗经》的另一个作者仲姬，即南仲曾孙、孙子仲之女，她能诗善舞，在《诗经》中有其43篇恋爱诗，堪称中国第一个女诗人。仲姬，为尹吉甫前妻，生子名曰尹伯奇，与尹吉甫仳离后，再嫁南燕国君蹶父之子伯士为妻。仲姬，在《诗经》中，被称为仲氏（《燕燕》篇曰：“仲氏任只，其心塞渊。”）和仲子（《将仲子》篇曰：“将仲子兮，无逾我里，无折我树杞。”）。西汉焦延寿《焦氏易林（卷2）》曰：“鸿飞在陆，公出不复。仲氏任只，伯氏客宿。”同书（卷9）曰：“江水沱泛，思附君子。仲氏爰归，不我肯顾，侄娣悔恨。”也称之为“仲氏”。考虑到其为姬姓，《诗经原本》称之为“仲姬”。
第四，《诗经原本》逐一理清了《诗经》各篇的创作主旨、时间、地点和对象，其创作时间绝大部分分辨出了写作年份和月份，粗略的辨析出了写作年份和季节，少数诗篇确认了其准确的年、月、日写作时间。由此，我们就知道了整部《诗经》的写作时间范围。通过《诗经》各诗篇的写作时间的确认和分析定位，《诗经》的写作时间实际从西周宣王初年至幽王七年间，时间跨度不超过60年。由此证明，目前学界通行的《诗经》作品先后排列顺序及写作时间顺序（大致是：《诗经》起于殷商后期的《商颂》，西周初期有《周颂》，晚期有《大雅》，东周有《小雅》和《国风》，最后有春秋中叶的《鲁颂》）的观点是错误的。《孟子.离娄下》云：“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显然是将《诗》、《春秋》看作一类的书，而《春秋》是著名的历史书。王者之迹停息了，《诗》也就没有了，《诗》没有了，孔子便创作了《春秋》。这就是《孟子》这句话的真实涵义。《春秋》始于鲁隐公十一年（即西历前722年），“王者之迹熄”之王者，显然是指周幽王失国也。幽王失国，平王东迁于西历前770年，距《春秋》起始仅48年。从此记载，我们也可以判定，《诗经》应至迟写于西周晚期幽王时代。以此为基础，《诗经原本》改变了传统《诗经》的风、雅、颂结构，严格按照最新发现的各诗篇创作时间顺序，按照历史事件分章编纂。因此，《诗经原本》的篇章结构，自然也改变了李辰冬《诗经通释》的编排结构。
第五，《诗经原本》不但发现了《诗经》原本，而且更重要的是，发现了西周晚期包括周厉王、周宣王、周幽王时代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这些发现校正了李辰冬《诗经通释》的许多偏误。这些重要的历史事件，《诗经原本》通过各章标题及题解展示出来。这些历史事件包括共和行政中“共伯和”人物的发现、南仲身份确认及其世系（包括仲山甫、孙子仲以及仲姬）的发现、韩侯北迁的路线和目的地的发现、“宣王中兴”中的南征北战的时间和路线、尹吉甫随方叔南征时间和路线，申侯南迁以及尹吉甫南戍三国时间和路线、庄姜西嫁的时间和路线、宣王东征以及鲁宋复国、卫武巡田以及吉甫蒙冤、南流房县等等系列事件。这些重大历史事件，经《诗经原本》揭示，并与今本《竹书纪年》套比，除极个别地方年月《纪年》小有差异外，都得到了印证，从而使历史记载包括《竹书纪年》、《史记》等得到了应有的补充，填补了许多历史空白。
第六，《诗经原本》的现代文翻译，全部采用韵译。我以为，《诗经原本》的原文韵译是迄今为止最准确的《诗经》译文。在中国历史上，乐曲和歌词熟先熟后，无人知晓。不过，我们可以肯定，《诗》之词大多被配了乐。很有意思的是，古文字比古乐曲寿命长久，古配乐消失了，而歌词却保留并流传至今，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诗经》。于是，我们有所悟，既然《诗经》都是能配曲之词，那么应都有韵，所谓音韵不离也。我们也发现，这种乐韵在词韵中也有表现，《国风》最明显，而《雅》、《颂》约逊些。故语言学家王力说“《诗经》是有韵的。除《周颂》有几篇无韵诗以外，都是有韵诗。”因此，《诗经原本》全部采用韵译。
正是基于以上一系列的发现和独见，我最终发现了《诗经原本》。除此以外，我的《诗经》研究更有一个巨大的题外收获。《诗经原本》通过对《诗经》、《竹书纪年》、《尚书》、《逸周书》等历史资料所载日期系统和西周金文所载日期系统的系统研究，结合《诗经原本》所发现的历史事件发生时间顺序进行推理，断定《诗经》和《竹书纪年》等文献所载日期系统所用的是建寅历法（夏历），而西周金文所载日期系统所用的是建子历法（周历）。进而以此为基础，辅之以精确的西周天文历表（根据精确天象、月相天文数据编制），推导出了新的“西周年表”，我称之为“徐氏西周年表”。鄙人认为，《徐氏西周年表》是完全求证自西周金文日期记载而得的“西周年表”，较之其它西周年表更具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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