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耕身：“杀智障者骗钱案”隐藏着怎样的现实？
来源:西安晚报
　　今年11月23日,《盲井》现实版在湖北大冶市上演:该市陈贵镇安船矿业公司的6名矿工乘坐罐笼下井时,四川雷波县矿工“黄所格”坠井身亡。事发后,有关“亲属”迅速赶至大冶,与矿方达成了赔偿20万元的协议。而经雷波警方核实,黄所格已于两年前自杀。随着调查深入,惊人事实渐渐展开:2007年以来,自福建某煤矿首次发现杀人敲诈这种残忍的手段作案后,案发地很快向辽宁、云南、湖北等9省蔓延,发案达17起以上,而且大量的涉案人员均指向雷波县。据报道,被杀死用来敲诈的“矿工”大多为一些“痴、呆、傻、侏儒、少言寡语”人士。(相关报道见5版)　　看到这则报道,笔者不由得想起“包身工”,想起夏衍晚年在回顾他的创作生涯时曾说过,“我以为其中只有《包身工》可以留下来。”也不由得想起“黑砖窑”。　　黑砖窑事件甫现,我曾经这样写道:那些遍体鳞伤、目光呆滞的黑窑奴身上,有着关于我们所有人的血泪；那些阴森而暗无天日的黑砖窑里,藏着关于我们所有人的宿命。而在那些被解救的黑窑奴之外,还有更多的“黑窑奴”；那些被曝光的黑砖窑之外,还有更多的“黑砖窑”。这也成为我们不得不鼓足勇气来面对的、更大的“黑砖窑”。------我没看出,这种表述放到“杀智障者骗钱案”上,有什么不合适的。　　必然是一些把生命、权利、尊严、人性等等这些字词视若敝履的地方,才能成为智障者的“盲井”。也必然是一些最轻贱生命、权利、尊严、人性的现实原因,才导致人与人之间更为悲惨的相互轻贱。我们固然能够以最沉痛的方式,谴责那些以谋杀智障人士来诈骗钱财的人们,但我也不禁疑惑,为什么一些矿方那么宽厚地容忍被绑架？以谋杀的方式制造矿难,并以冒充亲属的方式骗取赔偿,但凡只要一经公开调查,想要发现其中玄机并非难事,但此类事件为何直到“案发地在9省蔓延,发案达17起以上”之后,才为人所知？　　“杀智障者骗钱案”很可能是一个更大的新闻事件,可以深究。其中包括,为什么假冒的亲属可以骗过矿主精明的眼睛,矿方宁肯稀里糊涂地一赔了之？按照一般处置规则,矿难发生后,相关部门及警方均应介入,并与死难者当地政府及警方取得联络。如果这样做了,诈骗还能得逞？“谋杀诈骗”连连得手的背后,是否存在对“矿难”的瞒报,并有一种“私了”的手法在畅通无阻？　　当“杀智障者骗钱案”以让人目眦俱裂、心胆俱摧的方式呈现出来,我们必须反思对于智障群体福利保障的缺失。或许在我看来,这正是我们一再感到无力的地方。　　(作者系媒体评论员)原题：“杀智障者骗钱案”为何让我们感到无力　　下一篇：李妍：杀智障者伪造矿难是沦陷的人性盲井　　杀智障者伪造矿难是沦陷的人性盲井　　作者:李妍　　2003年,一部真实描绘当代中国底层煤矿工人的电影《盲井》,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银熊奖:两个游手好闲的人,先是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然后害死在矿井下,以此制造事故假象,事后再佯装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因拍摄该片遭遇生命威胁的导演李杨坦承,以纪录片风格拍摄的这部电影讲述的其实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生活因真实而美丽,却也因真实而残酷。一部真实的《盲井》勾勒出底层生存的苍凉世态,却也更似底层社会的浓重缩影,往往不经意间就照进人们生活的现实------2007年以来,自福建某煤矿首次发现矿工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敲诈案后,案发地很快向辽宁、云南、湖北等9省蔓延。发案近20起,死亡近20人,大量的涉案人员均指向雷波县。目前案情已惊动公安部。　　当《盲井》告诉我们,这些都是底层生存的真实之后,面对“矿工杀智障者伪造矿难”这样底层相残的杀戮事件,除了悲愤,我们还能做些什么？毕竟,在如奴隶般做工的黑砖窑屡打不绝,拐骗智障人士充当黑劳工这样的罪恶制造层出不穷之后,还有什么灭绝人性的事不会发生在这片神奇而富饶的矿藏之上？在中国这片土地上,只要昭示着资本暴力的矿藏炼狱还在,只要权钱媾和挤压底层生存空间,逼迫底层不得不以相互残杀的方式获取生存的事情还有,这样的欺骗与杀戮就永远不会结束。　　与“矿”字相绑的人性罪恶已经太多。在矿藏暴利带来的资本野蛮生长方式里,私人矿主为了攫取更大的利益,往往视矿产安全如无物。无数矿工靠着原始的肩抬背扛,完成了资本的原始积累,直到有一天,一坯矿难的黄土将他们彻底埋葬。当领着微薄薪水的矿工已不能满足资本扩张的血盆大口,那些不具备辨识能力、成本几乎为零的智障人士,又被拐骗至黑砖窑,如奴隶般做着最底层的劳工。直到他们映入同是底层沦落者------矿工们的眼帘,然后以被杀伪造矿难的惨烈方式,实现着生命的最后价值。当暴利资本引诱着底层人,以相互杀戮的方式来获取钱财时,这又是怎样一种人性沉沦的悲凉。　　生命直接与金钱划上等号,生命就没有被尊重的可能。在屡发的矿难背后,在那些智障者被杀伪造矿难之时,一具具从矿难现场抬出的尸体是被权贵者量化而成的金钱符号,它也自然会成为被资本残酷剥夺的底层矿工的生财之道。这些生命血泪铸就的矿难,不过只是矿主伪装体恤的一点补偿,也是当政者不可言说的政绩污点,甚至可能是权钱媾和的最佳证人。于是,无数这样的矿难死亡事件被轻易地掩盖,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敲诈赔偿金的下作招数,就自然在这样的土壤里潜滋暗长。　　这让人想起了迟子建在《世界上所有的夜晚》中描绘的蒋百嫂,她选择用冰柜封存这样残忍的方式,安顿矿难中丧生的丈夫,只因事关权贵者乌纱帽的秘密协议,让她不得不做出这样的妥协。这实际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当下矿难频发图景下,底层生存对资本暴力与权力威逼的妥协。　　而当权贵者占尽了所有的优质资源,却还要拼命挤占底层者那匮乏的资源之时,当底层生存的空间已经被挤压到,只有靠出卖生命才能换回些许银两之时,我们又有什么理由相信,在这样的底层集体沦陷之后,那些轻易放弃生命对资本和权力进行妥协,那些靠底层相互杀戮来获取生存钱财的人性“盲井”,不会前赴后继地出现呢？　　下一篇：周东飞：矿井杀人敲诈如何成为生财之道　　周东飞：矿井杀人敲诈如何成为生财之道　　2007年以来,自福建某煤矿首次发现杀人敲诈这种残忍的作案手段后,案发地很快向辽宁、云南、湖北等9省蔓延,发案近20起,死亡近20人,大量的涉案人员均指向四川雷波县,目前,案情已惊动公安部。(12月26日《楚天都市报》)　　相关报道向人们描述了这种犯罪手段的大致过程:一些智障人员被像牲口一样圈养在深山之中,当地人称之为“娃子”。一些“娃子”被卖给需要劳动力的家庭驱使,而另一些则被更加歹毒的“主人”带到全国各地去“打工”,然后被伺机杀死在矿井下,“主人”再冒充其亲属骗取老板的赔偿金。这巨大的荒谬背后,到底掩藏着怎样的漏洞,以至于犯罪分子可以害命诈钱且逍遥于全国。　　矿老板为什么会被这群心狠手辣的犯罪分子相中？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有钱,因为矿难死亡赔偿标准越来越令人眼红,不如说矿老板们被犯罪分子看穿了底细拿准了命门。某些煤矿仍然是矿工的博命之地,所谓安全生产、科学管理不过是应对检查的一种说辞,根本没有被落到实处。否则很难想象,一个矿工为什么能被轻而易举地杀死在矿井之中,并伪造出发生矿难的现场。矿老板们事前听天由命,事后急于私了,对他们而言,人命不过是一笔赔偿,只要煤矿在隆隆运转,他们根本不在乎一笔赔偿,更不在乎赔给了谁。反过来说,他们经不起检查,经不起曝光,即便意识到骗子的马脚,他们也没有动力去追究。　　对于那些从事杀人诈骗的犯罪分子来说,一面是睁只眼闭只眼的矿老板,一面是根本没有自主意识和反抗能力的智障者。如果说我们对于“娃子”的称呼还稍感陌生,那么对于智障者这个群体却在哪里已经谋面。不错,2007年山西黑砖窑事件中已经有了他们让人痛惜的身影,那时他们被窑老板和黑工头榨取血汗和劳力,尽管有人丧命于虐待,但罪恶还没有“进化”到直接拿其性命换钱的地步。经历了声势浩大的专项整治之后,我们以为堪称羞耻和罪恶的黑砖窑已经彻底绝迹。出人意料的是,今年7月媒体又一次爆出黑砖窑再现的消息。有论者随即指出,黑砖窑并非重现而是从未消失。　　是的,从未消失。今天我们可以说,不仅从未消失,而且一直在向着更无耻、更罪恶的地步发展。黑砖窑时代他们还是出力气的工具,到了黑煤窑时代他们的全部价值已经浓缩到一次性的“被死亡”。从榨取劳力到直接杀死,他们一直是作恶者手中的牌九,没有尊严,不用顾忌。如果我们还承认他们与我们一样是人,那么谁又来为他们维护尊严与利益？当罪恶与丑陋曝光的一刹那,有过一阵风式的所谓整治,此后一切又归于愚钝与麻木。若他们真的被看作人,那么不独杀害和圈养不能被容忍,即便是一个人的丢失也应引发政府和社会的一连串行动。事实上,他们被忽略了,不仅仅在那些明显作恶者的眼里。　　也是在黑砖窑事件之后,有学者提出过“底层沦陷”的概念,引发了一定的共鸣。事实上,这仍是俯视之下的猜度。如果说底层果真存在,那么千百年来它一直没有停止过争斗与博弈,而不是今天我们才发现它“沦陷”了。任何阶层都同时并存着高尚和卑下、善行和犯罪、希望和绝望,那种认为某一阶层就一定善或一定恶的论断,不过是隔膜之下的污名化或乌托邦式幻想。出自贫困山区的农民向更为弱势的智障者举刀相向,当然让人心寒,但远远不必意外。几乎所有的严重刑事犯罪都会击穿我们的道德容忍底线,重要的是以法律、制度、举措去消弭这些反社会的恶行,而不是唏嘘吟哦“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下一篇：毕舸：“杀智障者伪造矿难”的集体性沉沦　　毕舸：“杀智障者伪造矿难”的集体性沉沦　　2007年以来,自福建某煤矿首次发现矿工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敲诈案后,案发地很快向辽宁、云南、湖北等9省蔓延,发案近20起,死亡近20人,大量的涉案人员均指向雷波县。目前案情已惊动公安部。(本报今日7版)　　你也许会愤慨于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者的惨无人性,但是否还曾想到,为什么杀智障者会把目标锁定在矿难上？或许正是因为此起彼伏的矿难已经成为某种常态,当矿工深埋地下天人永隔,再悲痛的家属所能获得的也不过是一点点经济赔偿。而吊诡的是,当“死亡赔偿”标准随着矿难不断发生而有了一些提高时,似乎刺激了某些利欲熏心者的畸形头脑,将发财目标放在制造矿难牟取暴利。　　智障者、矿难,当最弱势的群体与最能撕裂社会精神创口的灾难联系在一起,笔者就想起了那部电影《盲井》,影片根据刘庆邦的小说《神木》改编。影片讲述了一个发生在矿区的故事,两个生活在矿区的闲人靠害人赚钱,他们先是将打工者诱骗到矿区,然后将打工者害死在矿井下,并制造事故假象,再作为死者家属向矿主索要赔偿,他们一次次得手,金钱已经让两人丧尽了天良……但在一个小男孩成为他们的目标之后,其中一个谋杀者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在施害与保护之间他难以取舍,最后自杀在矿井下。　　杀智障者伪造矿难者将电影真正复制到了现实中,这些杀智障者伪造矿难者似乎更知晓矿难与制造矿难之间的隐性逻辑------矿难无疑是一种黑色灾难,更多来自于矿主对生命的漠视践踏、某些地方官商勾结下对公共责任的抛弃、个体生命尊严及权利保障的弱小无助。而伪造矿难,则是建立在矿难本身见不得光的黑吃黑之上的。如果说,小说《神木》、电影《盲井》还力图通过杀害无辜者以自杀来进行自我道德拯救,来呼唤人性光明的一面,而现实显然更冷冰冰地直逼恶之极端。　　但我们不能仅仅简单的批判人性丑恶,制度本应成为制约人性丑恶的社会利器,但如果制度执行者将公共监管弃置一旁,甚至利用赋予的公权力利益寻租,制度“恶”就变得比人性丑恶更危险,它等于向所有企图不轨者暗示,可以在无所顾忌的状态下为恶,不会付出太多的违法成本。那些杀智障者伪造矿难者,或许正是从矿难中得到了反向启示------既然制造了几十上百人矿难的矿主们,也不过赔偿一点钱了事,那么制造一两起人为矿难的我,为什么就不能从中赚点钱呢？　　“杀智障者伪造矿难”背后的集体性沉沦正在于此------杀智障者伪造矿难者的人性沉沦、矿难不断背后的“血色GDP”沉沦、官商勾结利益纠葛沉沦……我们正在为此付出突破底线的各种代价,道德的、生命的、权利的,我们真的还能继续忍受付出这样无止境的代价吗？　　下一篇：付瑞生：盲井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　　盲井的悲剧是人性的悲剧　　作者:付瑞生　　12月27日,《楚天都市报》报道,2007年以来,自福建某煤矿首次发现矿工杀害智障者伪造矿难敲诈案后,案发地很快向辽宁、云南、湖北等9省蔓延,发案近20起,死亡近20人,大量的涉案人员均指向雷波县。目前案情已惊动公安部。　　本来以为艺术高于生活,这与柏林电影节银熊奖电影《盲井》如出一辙的新闻,让我们看到生活远比艺术更现实、更残酷。　　也是在昨天,新华社发布消息,新出炉的《侵权责任法》规定在处理矿山事故时可以不考虑个人差异,而采用“一揽子”赔偿方案,以同一数额确定死亡赔偿金。无论智障还是民工,这一新增条款,从“同命不同价”到“同命同价”,展现的则是权利的平等、生命的尊严。　　可惜的是,生命的尊严常常被践踏。在弥漫着戾气的盲井里,法律之光并不能投射到每个人的心底。矿难一发,矿主首先想到的不是法律,而是急于隐瞒真相,以私了逃避责任；另一方,无论是受害者或者是敲诈者,大多也只想多拿几个钱了事,并不想走漫漫法律之途。如此双赢心态,正是“杀人敲诈案”得以生存的空间。　　杀正常人不可行,于是弱势的残障人成为盲井下的猎物,也成为法律无奈、人性沦陷的献祭品。　　死一个人,对黑心矿主来说司空见惯；死一个残障者,对敲诈者来说心安理得。对双方来说,生命就像蝼蚁,社会发展遵循的是丛林法则,矿工不付出鲜血和生命,哪有煤炭GDP和矿主的暴富,在个人的巨大经济利益面前,法律、道德和人性都是可以被轻易践踏的对象。　　现代法律一直力图重写《启示录》,召唤我们相信法律和信仰的和谐统一。可是事与愿违。想通过禁止性条文调整社会关系的“实在法”,有时候不实在。在古代“自然法”中,人是自然的生物,靠信仰相互维系。如今,现代人和道德、人性的矛盾却越来来越尖锐。　　即使在原始时代,再有权力的皇帝最终也要敬畏上天的力量,害怕因果报应。杀智障者敲诈矿主,敲诈者和黑心矿主却都是“无信仰者无畏”。化解这种同类的残忍,已经超出单纯立法可以校正的底线,可能要等到法律和信仰在人心中重新获得平衡的那一天。　　法律在天上,可是对深埋在地下的人性,它也无能为力。
(3)(5)(4)(4)相关搜索：..四川雷波县村民圈养智障者 骗入矿井杀死骗赔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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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月26日，四川宜宾市高县庆岭乡马桥村，重获自由的谢明呆在家中。2009年，他被人带至雷波，成了一名“无序流动人员”。图/记者沈荣华
　　江西的一起“矿难”，是一出现实版《盲井》的再次上演。记者追溯受害人，赴四川雷波县、高县、珙县调查，发现的是一座座现实版的《盲山》。“盲山”里，被人“容留”着一些外人很难想象的“盲流”。
　　本报记者曾鸣实习生王雪 徐云 四川报道
　　1 盲井
　　从四川成都驱车向南行进413公里，即抵达凉山州雷波县城。
　　虽然全国第二、世界第三的溪洛渡水电站正在这里建设，但是，“雷波”这个地名对外界大多数人来说仍显陌生。它在历史上的大事件有二：诸葛亮南征孟获时双方曾在此交战；红军长征时曾路过此地。
　　两者均与战争有关。84%的山地地貌成为雷波交通上的天然屏障，如果不是行军，愿意光临此处的恐怕只有金沙江了。
　　近年，不断上演的“盲井事件”，将雷波卷入舆论漩涡之中。
　　《盲井》是导演李杨2003年拍摄的一部电影，情节并不复杂：有人将打工者带至矿区害死，伪造矿难现场，并冒充矿工家属骗取赔偿。
　　2007年至2011年，全国共有20多起“盲井事件”真实上演，犯罪嫌疑人大多来自雷波。
　　最近一起雷波籍犯罪嫌疑人制造的“盲井事件”，发生在今年3月11日。
　　这天，江西东乡县铅锌矿业有限公司一名叫“吉鲁史格”的矿工死亡。3天后，“吉鲁史格”两名“家属”现身，索要120万元赔偿。
　　“家属”还带有“吉鲁史格”户籍所在地四川金阳县公安部门开具的死亡证明。
　　这引起了东乡县虎圩乡派出所所长邹晔的怀疑：“这个明显不符程序，尸体还在我们这里呢，怎么他们当地的公安部门就开出死亡证明了？”
　　虎圩乡派出所民警赶赴四川金阳县调查，发现死者的身份证和户口簿系伪造――“吉鲁史格”弟弟介绍，他哥哥确实名叫吉鲁史格，但不是证件照上的那个死者。
　　此外，“吉鲁史格”出事地点也很蹊跷，并非他正常的工作场所。――“吉鲁史格”本该在井下160米的工作面工作，但是，他却从距工作面37米高、尚未打通的通风井摔了下来。
　　警方控制了“吉鲁史格”的两名“亲属”和带他来做工的五名矿工。经多轮审讯，一个蓄意杀人并制造矿难假象骗取赔偿的作案团伙浮出水面。
　　据冒充“吉鲁史格”亲属的犯罪嫌疑人卢几且交代，2010年10月，他们以5200元从四川雷波买来一名智障流浪人员，冒用金阳县吉鲁史格的身份信息，为他制作了假身份证和假户口簿，今年3月，他们将“吉鲁史格”带到案发矿企打工，伺机将其杀害。
　　“到了（矿井）底下，就是看机会了。比如说今天去了，今天有机会，或者是有不安全的地方，就弄死他。”和“吉鲁史格”一起到矿企打工的另一名犯罪嫌疑人卢几呷交代，自“吉鲁史格”3月初进入矿企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寻找机会杀死他，最后，他们发现通风井是理想的作案地点，便把他推下去了。
　　负责侦办此案的东乡县公安局刑侦大队大队长李斌说，这9名犯罪嫌疑人分工明确：1人负责安排他们到矿上干活；5人带着智障者一起打工并把他害死；2人在家等消息，智障者一旦遇害，他们就冒充家属到矿里索取赔偿；另外1人负责办理各种假证件。
　　4月18日，东乡县公安局以涉嫌故意杀人罪、诈骗罪向检察院提请批捕卢几且等9人。
　　7月13日，李斌介绍，目前该案侦查工作结束，除一名涉嫌诈骗的嫌犯外逃外，其余案犯全部被警方控制，即将移送检方起诉。
　　雷波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刘兴伟说，遇害的“吉鲁史格”真实身份目前仍无法查实；卖掉“吉鲁史格”的犯罪嫌疑人龙拉铁已被雷波警方刑拘，但相关部门遇到的问题是，找不到合适的罪名和法律依据对其实施起诉。
　　在有据可查的资料中，雷波籍男子吉拿古哈是全国最早被发现利用“盲井”手法作案的人。
　　2007年冬天，河北武安市一家铁矿，21岁的吉拿古哈将“自己”火化，随后，他伪造出矿难现场，以此为由向矿方索赔了11万元。――这名被火化的男子只是名义上的“吉拿古哈”，其实，他是被吉拿古哈及同伙杀死的受害者。
　　雷波县公安局统计，截至2009年底，由雷波籍案犯制造的“盲井事件”共20起，其中2007年、2008年各1起，2009年18起。
　　这些案件中，2009年末发生的“黄所格事件”曾引发媒体广泛关注。
　　当年11月23日，湖北黄石大冶市，一名叫“黄所格”的矿工，上班才第三天即不幸“坠井”身亡。26日，自称“黄所格”七叔的家属赶到大冶。27日，矿方提出赔偿20万元，“家属”表示满意。后来，警方调查发现，在矿难中死亡的“黄所格”，4年前就在四川雷波老家自杀了。
　　正是2009年，“盲井事件”在全国大量出现。来自福建永定县、三明市，河北宽城县、遵化市、迁西县，山东蓬莱市、招远市，浙江江山市，辽宁抚顺市、朝阳市，云南耿马县、湖北大冶市、四川甘洛县等9省15县（市）民警，纷纷赶到雷波，要求协查雷波籍犯罪嫌疑人伪造矿难骗取赔偿的案件。
　　舆论开始关注到，雷波可能存在一条与“盲井事件”相关的犯罪链条：犯罪嫌疑人在这里买到智障人士后，带去外地各矿井，将其杀害并骗取赔偿。
　　“娃子”
　　“黄所格事件”发生后，那些被谋害的死难者渐渐引起人们关注，他们来自何方？
　　日，湖北媒体《楚天都市报》刊发《千里追踪伪造矿难杀人敲诈案》提到：
　　“目前发生的敲诈杀人案，被害者很多为身份不明的智障人员，而雷波山里圈养的‘娃子’，大部分也有智障。”
　　“当地一些山村像养牲口一样圈养着一些痴呆人员，当地人称为‘娃子’。他们是‘主人’的私有财产，可以买卖，甚至条件成熟时，以他们的性命作为赚钱工具。”
　　“有一些人好吃懒做，成天四处游荡，碰到神志不清的流浪人员，悄悄跟在后面，拿出吃的喝的进行哄骗，然后圈养在深山中，贩卖给需要劳力的家庭。”
　　“还有更歹毒的人，将哄骗来的或买来的‘娃子’进行训练，带到全国各地去打工，伺机推下建筑工地，或在矿井下杀死，以骗取老板的赔偿金。”
　　“去年县政府曾发出通报，要求各家各户交出‘娃子’，返送回乡了一批。”
　　“去年6月，在该县公安局后面的深山中，警方一次性解救了40名痴呆人员。今年在卡哈咯山区也解救了7人，这些人员被圈养在草棚中，平时帮人放羊、干农活。”
　　这则报道刊发3天后，雷波县政府发布一份题为《关于记者用语错误的纠正》的新闻发言人材料指出：
　　被农户“容留”的智障人员，均与农户“同吃、同住、同劳动”，不存在“像养牲口一样圈养”的情况，有的智障人员在清理时还不愿意离开；当地没有“娃子”，“娃子”是奴隶制度下奴隶主家庭拥有的奴隶；雷波进行的是“清理”工作，不是“解救”。
　　2 盲流
　　雷波县不满意“娃子”的叫法，对于那些在“盲井事件”中遇害的人员，雷波县政府有一个称谓：无序流动人员。
　　针对当地村民“容留无序流动人员”的情况，雷波采取了三次行动，第一次，组织警力进村第二、第三次，均是以乡镇政府为主进行“清理”。
　　尽管“清理”行动发现了外省籍妇女儿童，但是，雷波县并没有让“容留者”受到法律追究。雷波县委政法委介绍，“一旦交出便既往不咎”是第三次“清理”行动中的“潜规则”。“哪个（容留者）不怕坐监？他要藏起来，你就更找不到人了，他要是都丢在街上，你就更找不到了。”雷波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刘兴伟坦承。
　　“清理”
　　在“黄所格事件”触动公众神经之前，“无序流动人员”问题已引起雷波县政府注意，警方开始对境内“无序流动人员”情况进行摸底。
　　警方发现，在马颈子、山棱岗、莫红、瓦岗、卡哈洛、锦城、上田坝等中心乡镇，有不少村民收留智障人员。
　　日，雷波县公安局组织人员，荷枪实弹进入县城附近的帕哈乡磨石村等地，对锦城镇范围内的无序流动人员实施“清理”遣返。
　　这是雷波县唯一一次主动进行的“清理”工作。之后，该县对“无序流动人员”的“清理”方式，以“村民主动上交”为主。
　　雷波县委政法委书记苦卫东表示，雷波境内山脉交错、交通不便，从县城到卡哈洛等地往返需要一天时间，只凭警力挨家挨户搜查，难以完成“无序流动人员”的“清理”工作。
　　经县委讨论，雷波县政府决定，以乡镇为主体、民政配合的方式“清理”“无序流动人员”，也就是说，让各乡镇主动清理、上交无序流动人员。
　　这一行动当年6月开始，9月结束，共“清理”115人。雷波县政府统计，他们都是外地人。
　　这次“清理”结束，并没有堵住各地频发的“盲井事件”。
　　日，雷波籍男子吉纳古日伙同他人，在辽宁建平县一家铁矿矿井内将两名渣工打死，伪造矿难现场骗取赔偿。
　　12月，湖北大冶曝出“黄所格事件”。雷波县委在一份文件中认为，这给该县造成“极其严重的负面影响”。
　　外省人
　　去年1月5日，雷波县委下发“2号文件”，要求进一步“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重点是：全县各乡（镇）非法收养、容留的无序流动人员；县内各矿山企业、建筑工地等使用未成年人或使用限制民事行为人员等非法用工现象。
　　和上次“清理”相比，这次行动的主体同样是乡镇，方法也基本相同：各乡镇将农户家非法容留的“无序流动人员”集中后，送交县政府。
　　至9月22日行动结束，雷波县政府再次“清理”165名“无序流动人员”，其中智障人士27人、未成年人23人、女性28人，部分未成年人来自甘肃、云南等外省。
　　通过两次行动，雷波县共“清理”了280名“无序流动人员”。尽管这些被“清理”出的人员中有妇女、儿童及被买卖的智障人员，但是，当地没有任何容留者遭受法律追究。
　　其实，早在第一次“清理”行动中，雷波县政府就发现，“少部分智障人员是通过买卖的形式进入雷波的”，警方在调查过程中传讯了5名涉案人员，仅以训诫了结。雷波警方的理由是，《刑法》修改后取消了“拐卖人口罪”，对买卖成年男性的行为无打击处理的法律依据。
　　对于第二次“清理”行动中出现的外省籍妇女儿童，雷波县委宣传部副部长江泽明认为：“这些小孩，他们自己思想意识不成熟，所以才会到处流动。”
　　政法委书记苦卫东再三强调，“清理”行动中，政法委从来没有接到过相关举报和案件线索。
　　当前，雷波县正在开展新一轮“清理”行动，在这轮行动中，已“清理”出3名“无序流动人员”，全部遣送原籍。
　　雷波县委政法委副书记刘兴伟说，当地警方接下来的重点工作，就是协助外地警方打击“制造矿难骗赔”的行为，在逃的20多名雷波籍嫌犯中，警方目前已抓获4人，今年的目标是要抓获一半在逃者。
　　3 盲山
　　“盲井事件”将公众关注的视线引向了“盲流”，而他们的身后，是一座座“盲山”。
　　《盲山》是导演李杨拍摄的第二部电影，讲述的是一名女大学生被骗至小山村当新娘、想尽办法也无法逃离的故事。
　　四川宜宾市高县人谢明、珙县人罗辉，是雷波县第三次行动中“清理”出来的165名“盲流”中的两位。他们的亲身经历可以说明，在雷波崇山峻岭中“盲流”们的生活。
　　2009年，谢明还在宜宾市打工。8月23日，他遇见3人，其中一人名叫白尔布，说可以在宜宾屏山县给谢明找点活干，工钱100元一天。
　　第二天一早，谢明和这3人踏上了去屏山的班车。车至屏山，白尔布说，当地没活干了，先去他家等两天再去找工作。谢明的身份证、手机、钱包随即被拿走，并被对方带至雷波。
　　当天深夜，一行人乘面包车到达白尔布位于汶水镇莲花石村的家中。从雷波县城到莲花石村共有20公里路程，交通只有一条山路，由于行人稀少，进出者非常显眼，外人很难隐蔽地进入或离开。
　　次日大早，谢明被再次转移。他被带至距莲花石村22公里外、帕哈乡磨石村的另一户人家。磨石村离雷波县城10公里，地险人稀，山路较莲花石村更险。
　　就在谢明抵达磨石村的这天，他未来的“工友”正在来这里的路上。
　　8月25日，宜宾市人才市场，18岁的珙县少年罗辉在找工作，一名叫山木且的磨石村村民告诉他，自己家里正缺一名小工，罗辉也“无序流动”到了磨石村。
　　26日，谢明被“容留者”要求干农活。“他们说给我钱，一天100元。”谢明说，自己不相信还能拿到报酬，但他也没有反抗。
　　最初，谢明要干的活并不重，“容留者”对他也还算和气，只是吃得不好，一天两餐，餐餐洋芋。罗辉则被“容留者”拉着到处走走看看。在这里，他们彼此不能见面。
　　到了9月底，麦子都种完了，谢明被要求干的活渐渐加重。
　　谢明开始拒绝劳动，他得到的是关禁闭和饿肚子，“最长一次有四五天没吃饭，水都不让喝。”后来，谢明被送回莲花石村白尔布家。他继续不合作，被反锁在房间里，只能得到维持生命的食物和水。
　　10月21日是谢明印象最深刻的时间节点。这天他吃得不错。原因是白尔布喜得贵子。
　　次日，谢明提出要回家，但被白尔布要求“先给钱”。“我说，我干活你没给我钱，怎么还要我给你钱？他说有车费、住宿费、医药费，让我给他四千块钱。”
　　谢明没有钱，他又被关了起来。
　　另一边，选择妥协的罗辉，已开始帮山木且做农活，山木且答应每天给他50元工钱。罗辉记着日子：“从10月20日到12月2日离开他家，干活40天，工钱2000元。”
　　与罗辉失去联系的父亲罗坤中，自9月份开始，频频接到匿名电话，“说你家娃儿被人拐骗，要我拿三万块钱去取。”
　　不久，罗辉被山木且交给熊石举、朱格符、阿色古三人，离开雷波，开始了一个多月的跨省下井之旅。
　　――他先是被带到贵州安顺市金织煤矿做工；5天后，他被转移至云南昆明市石林县平凹煤矿下井；8天后，他再次被转移至曲靖市乐平县小海子煤矿，干活30天。
　　在这三个地方，罗辉都得到了“每天50元工钱”的承诺。但是，无论是在白尔布家做工，还是在外省下井，他一分钱也没有拿到。在外地煤矿做工，不下井的时候，他被反锁在房间里。
　　罗辉挖煤期间，罗坤中曾收到儿子的一条短信，说自己被困在煤矿，希望父亲去救他。只此一条，再无下文。
　　与此同时，被白尔布“容留”的谢明也开始服软，帮对方做农活，“一般上午喂猪，中午做饭，下午去山上砍柴。”
　　白尔布是不是和他“同吃同住同劳动”呢？
　　谢明说：“他不做。我砍完柴，他会和我一起把柴背回家。”
　　12月下旬，谢明被白尔布交给其他几个人，说是要带他去义乌打工。谢明说，去义乌的面包车上，有三个像他这样被控制的人，分开坐着，彼此不能交流。同时，他们还得到警告，不要逃跑，否则会被砍死。
　　经过两天三夜的行程，谢明等人到达义乌一个隧道工地，不知为何，工地方和他们的“老板”没有谈拢，耗了3天后，谢明被带回雷波。
　　去年1月26日，谢明再次被转手，这次，他听说自己将被带至山西挖煤。在雷波县城转车时，由于没买到车票，他被带到旅馆住宿。睡觉时，他被反锁在房间里，有人轮流看管。次日凌晨6时，趁看守者睡着，谢明从旅馆逃出，跑到派出所报案。
　　此时，正值雷波开展“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
　　谢明说，自己告诉接待他的两名民警，拐卖他的人正在旅馆睡觉，但是，民警并没有实施抓捕，也没有做笔录。
　　后来，谢明被带往雷波县武装部招待所。按照雷波县的部署，各乡镇上交的“无序流动人员”全部住在这里。
　　1月28日，在招待所的第二天，谢明见到了罗辉。
　　――在云南曲靖结束“挖煤之旅”后，罗辉被人带回雷波，和谢明逃离控制的过程一样，他也是趁看守者睡着时从旅馆逃出的，只是，他逃出的时间是1月25日，比谢明早了两天。
　　罗辉逃出后也立即报案，但是，警方也没有实施抓捕行动。
　　2月3日，谢明和罗辉将各自遭遇写成《申诉书》，交给雷波县委政法委。两人详细介绍了自己被骗、被强制劳动、被限制自由、被带出打工以及逃出的全部经过，其中，罗辉还对自己的工钱念念不忘，计算出自己一共被拖欠3950元工钱。
　　谢明被告知，他应该去宜宾市报案，“他们说，宜宾的公安才能帮我抓人，要回我的身份证和钱。”
　　2月26日，在雷波县武装部招待所住了一个月后，谢明、罗辉被雷波县民政局副局长勒格格日带队送回老家。罗坤中见到儿子后，送了一面锦旗给雷波县民政局。
　　罗坤中回忆，勒格格日当时说，罗辉工钱的事会调查，查实后就会汇过来。
　　谢明也得到了类似承诺。
　　至今，他们都没有得到被拖欠的工钱。尤其是罗辉，他永远都见不到那笔钱了。
　　日，在高县沙河镇打工的罗辉因车祸遇难，离19岁生日还差一个月。
　　在雷波、贵州、昆明、曲靖打工赚得的钱，成了罗辉为这个家庭赚到的最大一张白条。
　　4 逝者
　　在2010年雷波“清理”上来的165名“无序流动人员”中，有8人永远不会受骗了。他们死在了雷波。
　　雷波县民政局给这8人的登记表中，在“姓名”一栏，4人“哑巴”，1人“无姓名”，另外3人分别是张东、熊忠涛、圆友土。
　　这8名“无序流动人员”，生前都曾被送至雷波县中心医院内科救治，死亡原因都是“多器官功能衰竭”。
　　雷波县中心医院内科主任刘利方回忆，这8名病人是2010年7月至8月份陆续送来的，年龄在20岁至50岁之间，平均体重只有40公斤左右，特征是“惊人的虚弱”。
　　虚弱到什么程度？刘利方说，自己之前从来没有见过“肌肉松弛到那个程度的病人”，“肌肉就像一件衣服挂在骨头上。”
　　原因呢？刘利方推测：“应该是长期不进食造成的。但一般7天以内不进食，不会这样肌肉松弛。他们应该是长期如此的结果。”
　　刘利方还介绍，8名病人全部“表情单一、神情呆滞、反应迟钝，问他们问题也不回答，刺激反应比较差，很麻木”，但是，医院也没有从他们身上查出病症，他们“心肺、肝功能、肾功能、血常规都基本正常”，也看不出外伤。
　　“他们的病情就是逐渐不能吃饭，不能运动，日渐消瘦。”
　　“我们每天都让他们去运动，好好吃饭，可是他们从来不回答，只是那样望着我们，眼睛无神。”
　　“到后来，甚至我们检查都没办法进行了，因为他们站不起来，扶到仪器旁边就会倒下去。”刘利方说，“癌症晚期的病人，营养都比他们要好一点。”
　　“我们给他们打氨基酸、脂肪素、葡萄糖，给他们口服药物、送食物，可他们都不吃，到最后试着给他们插胃管强制进食，可是胃管是要他们配合吞咽才能插进去，不然可能引起窒息，但他们不配合。”
　　“基本上是没有求生欲望了。一个人要是放弃求生的欲望，生存希望就很渺茫了。”刘利方想了想，又补充：“他们的精神状态，就比放弃求生意愿的还要糟糕。”
　　“就算我有时候扬起手说‘你再不吃我就打你’，他们还是那样呆滞地望着，仍然不吃。甚至我告诉他们，你们有同伴死了，所以你们一定要多吃饭，多走动，可是这些话基本没什么效果。”
　　刘利方不知是什么导致病人出现这种状况，他推测：“很大可能是生前受了非常严重的精神刺激。”
　　他介绍，8名病人入院治疗时，距他们一墙之隔的另一间病房里，躺着一名70多岁的女性植物人，她靠流质水果、鸡蛋、营养粉等食物，撑得比那8名病人还久，直到今年上半年才过世。
　　刘利方强调：“他们精神上应该受过什么刺激。”
　　圆友土死于日，是8名病人中最先撒手人寰的，当月，还有6人相继死去，“无姓名”熬到了9月18日。
　　雷波县公安局8月27日给其中一人进行了尸检，法医邓德强介绍，死者身高1.65米，35岁左右，体型消瘦，鉴定结果是“排除机械性外伤致死”。
　　雷波县民政局统一安葬了这8名死者，地点在雷波后山公墓里。
　　他们没有墓碑。每个人坟前有一块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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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邓福江的盲流生活
　　邓福江吃着最后一颗洋芋，“吧唧吧唧”。接着，他用满是灰尘的手指，将一根葱叶上的泥巴粗粗剥去，卷曲，送入口中。最后，他拍拍手，用一种熟视无睹的神情，扭头看着站在门口的记者，撅动下颚。
　　这是下午4点，他“吃早饭”时的情景――他刚起床。
　　他的头发花白、卷曲，脸上的皱纹纵横交错。他一只眼睛瞎了，另外一只眼睛很难对同一个物体对焦5秒以上。
　　他住的是一间约8平方米大的小屋，已经倾斜。小屋内，坑坑洼洼，没有电器，没有现金或存折，没有其他人，仅有一炕，一灶，一锅，以及数捆干柴。
　　邓福江没有可称为“财产”的东西，也没有亲人。他出生在1940年代，是一名“娃子”，1956年民主改革后，他认了养父，有了家，当上了民兵连长。而后，他精神出现问题，接着，失去上述一切，最后，成了一名“无序流动人员”。
　　和那些被谋害在井下的人相比，他是幸运的，曾3次被救回。
　　他第一次被救回是在2008年9月，救他的是同村村民何贞明。当时，何贞明外出东北打工在成都转车，在火车上见到邓福江时，震惊了。
　　像大多数智障人士和精神病患者一样，邓福江精神出现问题后，行动仍有一定规律性，比如，他每天都要步行4公里去县里的垃圾堆觅食，一有机会就会去工地或农田帮人做力所能及的劳动……但是，他不会离家太远，也不会太久。
　　当何贞明在火车上见到邓福江时，邓已经从村子里消失达5个月之久，大家都以为他已客死他乡。
　　和邓福江在一起的，还有3名陌生男子。何贞明叫来列车长和乘警盘查：3名男子都是雷波西宁镇人，正要带邓福江去山东的煤矿打工。
　　何贞明对“盲井事件”有所耳闻。他让列车长抄下3人的身份证号，并告诉他们：“你们带他去打工，饭要让他吃饱，人要平安，赚的钱你们就分了，要是有什么事情，我们就来找你们。”
　　当年10月，邓福江回到村子。好景不长，2009年3月间，邓福江再次失踪。
　　这一回，邓福江赶上了雷波“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2009年6月至9月间，雷波一共清理出65名“无序流动人员”，其中，五官乡的一户人家交出了邓福江。
　　在“无序流动人员”中，邓福江是属于让人“喜闻乐见”的那一类。发病后的他，依然保持着优良秉性：主动帮陌生人干活，不管是农活还是搬砖，并且还很卖力，同时，他拒绝任何报酬，只接纳地上的“无主之物”。
　　因此，当邓福江2009年10月第三次失踪时，村民并不觉得奇怪。他们觉得，像邓福江这样的人，“容留者”必然是喜闻乐见的，不管是养在家里干活还是带出去打工，他都是很配合的对象。
　　这一次，邓福江在雷波马颈子一户“容留者”家里呆了3个月。因为当地又在开展“清理无序流动人员”行动，他又被交了出来。
　　没有人知道邓福江在此期间过着怎样的生活，甚至很少有村民注意到，这次回来，邓福江的眼睛瞎了一只。
　　村民认为，在当下情况下，邓福江的失踪几乎是无法避免的。
　　――虽然他是五保户，但由于不会花钱，五保费被存在村里，由组长给他买洋芋，再向村里报账。记者看到，两年来，组长给邓福江买洋芋的记录还没有写满半张纸。
　　相对而言，县城垃圾堆里总会有富余的食物，因此，邓福江更习惯出门自谋生活。
　　村民们指着他的背影说，如果有善心，就应该把他送到精神病院去，否则，他再失踪，就只是时间问题。
来源:红网-潇湘晨报
责任编辑:沈惠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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