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有孩子吗是四川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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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真是四川利州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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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哪出生就算那里的人。她老爸跟的是李世民他老爸李渊,广元就是利州,我改天打电话问问她武则天肯定是山西人(祖籍)?中国不是这么算的,这要说她在哪出生的,也不会有她家的发达和不发达,虽然现在利州只是广元的城区,所以李世民上台后她老爸不受待见被左迁利州,因为历史上谁关心这个事儿啊。 利州就是广元,如果不是山西人就不会有她老爸的从龙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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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是广元人?当名人争夺遇到学术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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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则天画像
  近日在广元晚报上看到一篇题为《补证武则天出生之谜 广元学者完美了郭沫若》的报道,说的是广元市图书馆馆长陈洋先生继郭沫若之后又一次论证了武则天出生在广元。我在网上找到了早在2008年就发表的陈先生的文章全文,文中多方论证,有理有据,确实也颇费心思。看到这则报道和这篇长文,使我想起一件往事来。
  我第一次去广元,那时刚知道这个地方被称为“武则天故里”,但我之前学到的知识提醒自己:武则天应该是并州文水(山西文水)人。当时,我对自己以往随意涉猎的知识并不是很自信,再加上那时刚毕业出来工作,而满座又都是领导。于是在酒桌上弱弱地问身旁的广元朋友:武则天不是山西人吗?我的发问引来了满座的笑声,继而他们斩钉截铁地又告诉我一遍:武则天是广元人。他们的嘲笑,我想很可能还有另一个原因:我也是山西人。
  武则天是不是山西人并不干我什么事,我也并不会以此为荣,其实,我对山西这个大地域概念并没有多少特殊的感情,我热爱的故乡,只限于我生活过的地方。但是为了席间那这几声笑,以及这几声笑背后的盲目自信,我决定较一下真。
  武则天是广元人的唯一论据是“武则天出生在广元”,这个观点首先出自民间传说,然后由郭沫若一锤定音。郭乃非正常年代被捧出来的“文化泰斗”,此人的学识和人品学界自有公论,本不该我一个升斗小民置喙,但我认为,一个人品出现了问题那么学识再高也只会助其为虐,就像一个人聪明绝顶但恰恰用在了歪门邪道上面。我这样说,并不是将郭的全部学术成果全盘否定,但就他论证“武则天出生在广元”这一问题上,作为一个四川人,他的动机十分之可疑,他的论证十分之牵强,有人谓之有攀乡党、为乡人脸上贴金之嫌。而上面提到的广元市图书馆馆长陈洋先生不仅仅是四川人,更是一个广元人,他的动机又有多纯洁,论证又有多高明呢,我们后面再说。
  武则天是否出生在广元?文人的诗赋,民间的传说,甚至是出土文物都可以提供佐证,广元的女儿节现如今也搞的是如火如荼,有声有色。但在网上随手一搜,关于武则天的出生地有长安说、有扬州说、有洛阳说,不一而足。网上这样的的论文引经据典之繁杂,论证考据之详细比郭沫若、陈洋二位先生有过之而无不及,高明不知凡几。我虽然也爱涉猎一些文史方面的知识,但并不是什么学者教授,也不是文史专家,论证手段自然无法和他们相比。所以姑且搁置争议,假设武则天就是出生在广元,但出生在广元就能确定武则天是广元人?我看未必。
  判断一个人是哪里人,依据是什么?现代的户籍管理制度完善,管理水平发达,政府发个户口本给你,这是一个官方的凭证,上面写着你是某个地方的居民,你就可以说自己是那个地方的人。但要证明古代的某个人是何方人氏,该依据什么呢?祖籍?出生地?生活所在地?如果按某些广元人的逻辑,肯定是出生地了,那我就要问了,普遍的说法是李白出生在碎叶,那他岂不成了吉尔吉斯斯坦人?再有,胡主席出生于江苏省泰州市,可他的履历上写的是安徽绩溪人。按照中国人的传统,一个人的地域身份往往依据的是籍贯,而非出生地。就按现代的户籍管理制度来说,你即便出生某地,上的是某地的户口,但在籍贯那一栏也要写上父亲一方的原户藉地,而且子女的户籍随父母,而武则天的老爹老妈一个山西文水人,一个河南洛阳人,这两个人是毫无争议的。
  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是并州文水人,随李渊太原起兵,是唐朝的开国元勋。正统史书《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也都记载,武则天为“并州文水人”,在正史中,武则天也曾亲口说自己是并州文水人。所以正规的历史书籍在介绍武则天时一般说她是山西人。中国人对血缘宗亲的重视是中华文化中极重要的部分,一个人的祖籍承载着自己的血脉,也是个人身份的最佳标签,最明显的例证莫过于华裔和华侨,无论天涯海角,血脉的标签是甩不脱的。更何况武则天的父亲离开自己的家乡并没有几年,而不管是长安还是利州,都只是武家人的客居之地。
  我们先来看一看武则天的父亲武士彟的履历。《攀龙台碑》是武则天当了皇帝后给她老爹立的,应该比较真实,我们以这个为准:
  武德元年(618年),封武士彟为上柱国金紫光禄大夫、散骑常侍兼检校井钺将军。
  武德三年(620年),封工部尚书,继而武士彟丧妻。
  约于武德四年(621年),唐高祖亲自主婚为其娶了隋朝宗室杨达之女。
  武德八年(625年),武士彟出任栓校扬州都督府长史。
  武德九年(626年),李世民以太子身份统领朝政,封武士彟为豫州都督,统领豫、息、舒、道四州诸军事。
  贞观元年(627年),封利州都督,统领利、隆、始、静、西、龙六州诸军事。
  贞观五年(631年),封荆州大都督,统领荆、峡、丰、郎、岳、果、松七州诸军事。
  贞观九年(635年),唐高祖驾崩,武士彟在悲痛中患病,呕血而亡,享年59岁。遗令:归葬文水……
  按照这个年表,我们可以看出,武士彟在利州当官的时间在贞观元年(627年)到贞观五年(631)年之间,满打满算才四到五年时间。那武则天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呢?据《旧唐书》推算为622年,据《新唐书》推算为623年,而据《资治通鉴》推算却又得出的是624年。不论这三种生年说法的哪一种,武则天都早于其父在利州任职而出生。
  郭沫若先生为了给自己家乡人脸上贴金,对史书这种记载很是苦恼,于是就煞费苦心地瞎编了一个武士彟两次出任利州都督的蹩脚理由。而陈洋先生则绞尽脑汁推理论证,得出史书所记为伪,武则天实际生于贞观二年(628年)的结论。这些都暂且不论,就算武则天在利州出生吧,当他父亲起身前往荆州任大都督时,这个只有不到四岁的小女孩就离开了利州。如果一个人的一生只有四年(而且还是懵懂无知的四年)生活在某个地方,就被说成是这个地方的人,那我们很多人都有无数个家乡了。我在重庆读书也有四年,我可以说我是重庆人?
  武则天自十四岁入宫后,一生的大部分时光都生活在长安,要是西安人说她是西安人,我没有意见,广元人说她是广元人,其实我也是没有意见,但如果某些人在认定一件并不十分确定的事情的时候表现的过于理直气壮,过于无知无畏,甚至于嘲笑别人的观点,我觉得很值得商榷。
  国人对名人效应的利益追逐由来已久,最古老的原因,恐怕还是为了满足当地人(特别是知识分子)虚荣的心理需求,不过在商品社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已成为普适模式。为了地域经济需求,各地对名人故里的争夺也进入了白热化。甚至连西门庆这种子虚乌有而且恶名彰著的人也要抢,不得不令人佩服当地决策者的勇气。而知识分子在这场无硝烟的名人争夺战中则拿起手中的笔有意无意地沦为政府这种盲目经济行为的鼓吹手,真真是节操碎了一地啊。
  就陈洋先生这篇洋洋洒洒的大作来说,虽然论证的有些道理,但做为一个广元人,他的立场注定了他在叙述上的不客观性。大体上我觉得漏洞很多,问题不少。当然我并不是基于文史知识的考据,本人没这个水平,而是基于一个正常人的逻辑推理能力。所以我此文的目的也不是为了证明武则天不在广元出生,而是为了批驳陈先生这篇文章的论证手段和方法。下面我就逐一批驳其中的漏洞,批驳的方法是先引用他的观点和原文,再说明我觉得不妥的理由。
  首先驳陈先生关于“武则天不可能出生在武德年间”的几个理由。
  陈先生也明白据三本史书推算出的武则天的三年出生年不论哪一个都不可能证明她出生在广元,于是他给出了几个理由来说明武则天的三个出生年(都在武德年间)是不可能的。
  第一个理由是史书记载“贞观初”武则天在“襁褓”。他说“《旧唐书》、《新唐书》、《册府元龟》、《太平广记》、《大唐新语》均记载,蜀地异人袁天罡曾经益州行台仆射窦轨推荐,于贞观元年赴长安接受李世民召见,返蜀时在利州都督府为武士彟一家看过相,其时武则天“尚在襁褓”。这说明武则天决不是出生在624年及以前。”
  驳:我查了一下,袁天罡相面说中的“贞观初”、“襁褓”这两个模糊的时间概念就分别截取《新唐书》和《旧唐书》。
  贞观初,太宗召见曰:“古有君平,朕今得尔,何如?”对曰:“彼不逢时,臣固胜之。”武后之幼,天纲见其母曰:“夫人法生贵子。”乃见二子元庆、元爽,曰:“官三品,保家主也。”见韩国夫人,曰:“此女贵而不利夫。”后最幼,姆抱以见,绐以男,天纲视其步与目,惊曰:“龙瞳凤颈,极贵验也;若为女,当作天子。”
  ——《新唐书·袁天罡传》
  则天初在襁褓,天纲来至第中,谓其母曰:“唯夫人骨法,必生贵子。”乃召诸子,令天纲相之。见元庆、元爽曰:“此二子皆保家之主,官可至三品。”见韩国夫人曰:“此女亦大贵,然不利其夫。”乳母时抱则天,衣男子之服,天纲曰:“此郎君子神色爽彻,不可易知,试令行看。”于是步于床前,仍令举目,天纲大惊曰:“此郎君子龙睛凤颈,贵人之极也。”更转侧视之,又惊曰:“必若是女,实不可窥测,后当为天下之主矣!”
  ——《旧唐书·袁天罡传》
  在《新唐书》中提到了“贞观初”,但却说“武后之幼”而非“襁褓”,而《旧唐书》中提到了“襁褓”但并未说明是在“贞观初”。其实就算是“贞观初”和“襁褓”这两个词放在一篇文章里面,这种模棱两可的表述也不值得拿来做证据,何况还是截用后凑在一起的。做为一篇考证类的文章,敢于猜想虽是必不可少的一种方法,但为了证实猜想,望文生义、断章取义则是不足取的。
  第二个理由是《望凤台碑》的记载。他说“武则天曾为母亲杨氏立碑《大周无上孝明高皇后碑》,史称《望凤台碑》。碑中记载,武士彟死亡时(635年),杨氏悲痛欲绝,恨不能追随丈夫而去,但“特以圣上年居膝下,切爱掌中”,才打消了轻生之念。“膝下”一词特指幼童,倘若武则天出生在624年及以前,12岁的女子是不能称膝下的。”
  驳:从陈先生对“膝下”计较上看,这个广元作协领导的文学水平实在有限。首先《望凤台碑》是文学创作,而且是骈体文,讲究上下对仗,“年居膝下,爱切掌中”明显是为了对仗工整。《望凤台碑》对仗的地方多的是,什么“智周寰宇,识沿古今”,什么“三践八元之位,四临九伯之途,中台飞署剑之荣,南服总班条之任”,满篇尽是夸张溢美之词。骈体文在注重追求形式技巧的同时,往往会束缚和限制内容的表达。就算“膝下”只能指十岁以下的孩童,用在骈体文中也无不妥。在《辞海》中,“膝下”的解释只言人之年幼,未限定是多少岁,在这里用来表述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受到父母的庇护有何不妥?其次“膝下”一词在文学作品中并不常用来表达年龄,而是孩子在父母身边的一种形象表述,有时也代指父母。例如:北周时期宇文护的《报母书》:“区宇分崩,遭遇灾祸,违离膝下,三十五年。”南朝梁蝗沈约的《为文惠太子礼佛愿疏》:“元良之位,长守膝下之懽。”《新唐书·高宗纪》:“太宗尝命皇太子游欢习射,太子辞以非所好,愿得奉至尊,居膝下。”陈先生故意死抠字眼,规定了所谓的“膝下之龄”,个人认为是为了论证而论证的表现。
  第三个理由是史书没有给出武则天确切生年。他说“武则天明确无误的死亡时间是705年,而新、旧唐书和资治通鉴又都明确记载了她的死亡年龄,却不准确给出武则天的出生时间,似乎史书作者对武则天真实的死亡年龄也心存疑惑。”
  驳:这个理由在陈先生的后文中还会提到,后面我也会详细说明,这里只说一句:古代史书上不准确给出一个人的出生时间是惯例,和史书作者存不存疑没有半毛钱关系。
  其次驳陈先生关于“武则天的真实年龄”的推断。 
  一是他关于武则天属鼠的推断。《资治通鉴》载,武则天登上皇后宝座后,杀害了王皇后和肖淑妃。“淑妃骂曰:阿武妖滑,乃至于此!愿他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此后,宫中不再畜猫。陈洋的解释是,武则天生肖是鼠,所以怕猫,而公元628年正是戊子鼠年。
  驳:因为肖淑妃的一句“愿他世生我为猫,阿武为鼠,生生扼其喉。”的诅咒,就证明武则天生肖是鼠,这逻辑简直要逆天了。我们常说“愿来世做牛做马”,那我们这一世的生肖就该是牛是马?宫中此后不再养猫,只能说明那个时代的人迷信,武则天心虚而已。另外,陈先生的这一观点剽窃自日本著名汉学家、文学博士泽田瑞穗先生所著的《则天武后》。
  二是陈先生列举了一些文物上的佐证。他列举了广政碑上的记载和皇泽寺《礼佛图》上面的图画,又佐以民间传说,证明武则天出生在广元。
  驳:关于这一点其实我没有什么好驳的,这不是我的专业领域。广元出土的这些文物、广元的地方志等书籍、后世文人的诗作以及流传的民间传说等等这些是证明武则天出生在广元必不可少的佐证,首先是由郭沫若系统整理出来,凡是想得出“武则天生于广元”这一观点的人都要用到这些材料。我粗粗看了一下,也没有个头绪,倒是网上有些论文在批驳这些东西的可信度,因为不是自己的观点,我这里也不鹦鹉学舌地搬来了。我只有一个观点:消费名人不独现当代人才有,古代更甚,那时知识传播不发达,普通大众故老相传,事实很容易流变并滋生神话传说,人民大众在编故事方面的创造力一直都是我所钦佩的,看看我们古代的演义小说、戏剧杂曲以及神话传说,大家就明白了,史实的流变和歪曲怎一个“乱”字了得。所以正史虽亦不能全信,但稗官野史连正史都不如,郭沫若所谓的“礼失求诸野”牵强之极。出土文物似乎有说服力一些,但只要不是当时而是后世的文物,也免不了受传说的影响,其实也存在很多的问题。
  三是陈先生关于“史书算错了武则天年龄”的结论。通过上述几点,陈先生得出了武则天生于628年的结论,然后通过比对史书记载的确切死亡年705年,得到武则天享年只有77岁。这和《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三部史书记载的80多岁的年龄都不相符。面对这个问题,陈先生得出的结论是:史书算错了!因为武则天频繁改元,所以史官给她多记了四岁!
  1、陈先生认为《资治通鉴》等史书都是以帝王纪年来计算帝王年龄。
  他原文写道“还有一个问题让人不解,就是《资治通鉴》等三史既可给出武则天的死亡时间和死亡年龄,一逆推就可得出武则天的出生时间,可为何不去得出那结论呢?我想也许是欧阳修、司马光他们对武则天的死亡年龄也存有疑惑。”
  驳:上文已经提到了,古代史书上不准确给出一个人的出生时间是惯例,和史书作者存不存疑没有半毛钱关系。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陈洋先生是个不读史的人,至少是一个读史不细的人,更令人怀疑的是,他可能只是为了写这篇文章临时看了几篇相关的传记。中国古代的史书和传记,除了对部分帝王及皇亲国戚作出生记录外,向来没有记录一个人出生时间的传统,为什么会这样呢?个人猜测可能是如下原因:能入史传的人都是知名的人,而一个人刚刚出生时,谁也无法预知他的作为,哪会有史官会记下他的生日,除非是皇室子弟,生来就大富大贵,或远或近地有皇位继承权。我在网上查了下新旧《唐书》,专看帝王的本纪,在皇帝本人的传记中还没发现有一个皇帝有出生年的记录,而武则天出生时只是一个普通官宦人家的女子(古时女子更是连名字都史不留存,何况生日),谁会知道她日后会贵为天后,进而称帝呢?所以史书中不记载她的出生时间不是因为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人犹疑不决,而是依循惯例而已。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历史人物,要么他的生年、亡年我们都不知道,要么知道亡年,而不知生年,但很少有知道生年,而不知亡年的,不信大家可以验证一下。一个历史人物的出生年、死亡年和死亡年龄这三个数据中唯一需要推算的是出生年,死亡年和死亡年龄则是据实记载而已,如果后两项数据失载其一,则出生年都无从算出。
  2、陈洋先生先是断定说:“《资治通鉴》等史都是以帝王纪年在计算帝王年龄”,随即又断定司马光他们计算错了。
  驳:这是两个没有任何证据的主观断定。首先史书上记录一个人的年龄,无非是两个依据:一个是史官清楚地知道当事人的年龄,只是照实记载而已。另一个是根据当事人确切的生年和确切的死年,然后再用帝王纪年来推算。古人也是要过生日的,很少有人会忘了自己的年龄,过一年就增一岁,不受什么帝王纪年的影响,其儿女子孙,亲朋故旧也一定有人知道他的年岁,当其死时,当朝史官自然也很容易知道他的年龄,如实记载便是了,还用得着费力去推算?特别是武则天这样的至尊人物,她死时的年龄,史官又怎么会不记录呢?至于各类史书所载不一,可能是整理抄录过程中失误,而非推算的失误。
  陈洋先生直接否定了第一个依据的可能性。我想原因可能是,他忽视了唐朝史官的存在,直接把记录唐朝历史的这项工作给了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人,而这些人距唐灭亡已有百年之久,他们不是亲历者,不可能与当事人接触,所以只好来推算了。要知道,欧阳修、司马光这些人写唐史的依据是唐朝史官写的《实录》、《国史》以及前人的其他史料,如果唐朝的《实录》和《国史》上已给出了一个人的确切年龄,欧阳修、司马光等人又何需费神去推呢?如果需要推算的话,那岂止要推算武则天一人的年龄,唐史上的所有人物都要一个一个地推,累死他们。
  当然,不可否认,那些写《实录》、《国史》的史官,肯定也有遗漏某个人享年,又或者并不确定某个人的享年而没做纪录的,那么后世写史的人想要记录他的年龄就需要推算,但问题是,我前面已经说过了,古代的历史著作上大多数情况下并不会出现某个人的生年,确切的生年都不知道,死亡年龄当然也就无从推算也无须推算。
  按照陈先生的断言,武则天的年龄不仅需要史官推算,而且司马光他们还算错了。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同时代经历过武则天频繁改元的人是不是都被算错了年龄?这里我露个怯,如果有哪位专家去研究下经历过武则天频繁改元的历史人物(有确切出生年记载的)年龄就好了。虽然我拿不出反驳的确切证据,但觉得陈先生只凭着主观臆断就否决史官是不妥当的,司马光等人的智商决不在陈先生之下,中国历史上频繁改元的帝王也不独武则天一人,作为一个有职业水准的史学家,他们会忽略改元的问题?
  3、关于武则天被选入宫帷的时间,陈洋先生说司马光等人推算错了。
  驳:其实批驳了陈先生关于武则天死亡年龄的主观臆断后,这一条是不值得再拿来说的,因为他所得出的武则天入宫时间——贞观六年(642)左右就是根据他推出的武则天的死亡年龄来推算的。
  史书都记载武则天入宫时十四岁,新旧《唐书》未给出具体年份,《资治通鉴》说是贞观十一年(637)。陈先生认为这可能是司马光用“年龄逆推法”推算的,陈洋先生认为不妥。他原文中提到:“如果司马光的‘年龄逆推法’成立,那他又怎么不继续逆推十四年而给出武则天出生在‘武德六年’的结论呢?这显然不行,因为武士彟与杨氏在武德五年奉旨成婚,在武则天的前面还先生了一个大女儿就是后来的韩国夫人,既不是双胞胎,那一个女人不可能在婚后一年中连生下两个孩子来吧。所以,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把十四岁的武则天进宫时间记在贞观十一年是不可信的。”
  在这段文字中陈洋先生替司马光“年龄逆推”时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那就是忽略了虚岁的问题。古人在计算年龄时用的都是虚岁,也就是说,《资治通鉴》中所载的武则天享年81岁,是虚岁,而不是周岁。我遇到的许多人都有过类似的问题,比如杜甫生于公元712年,卒于公元760年,怎么会享年五十九岁呢?760减去712不是58吗?这是因为大家都忽略了古人都讲究虚岁的问题。再比如王维生于701年,死于761年,享年六十一岁,也是一样的道理。
  而陈洋先生替司马光“年龄逆推”时,把81岁按周岁来推,所以才推出武则天生于武德六年(623年),现在我们用虚岁来推一下,那应该是“武德七年(624年)”。所以司马光没有算错,而陈先生却算错了,只是不知道这错误是为了欺骗读者故意犯的,还是由于知识水平有限而无意犯的。
  武士彟与杨氏在武德五年结婚,武德七年武则天出生,两年生两个孩子,这应该没什么问题,本人和胞弟虽名义上年龄相差两岁,但实际上我只比他大一年零三个月,加上母亲受难的九个多月,也正好两年。
  所以陈洋先生对武则天贞观十一年入宫的怀疑是没有根据的,也经不起推敲。我在网上看到有的人反对武则天贞观十一年入宫,理由是长孙皇后贞观十一年去世,唐太宗怎么可能次年就另选美女入宫呢?如果你们这么想那实在太高估唐太宗了,无可讳言的太宗对长孙皇后感情甚笃,但是并不是表示从此以后太宗就禁欲守斋。皇后死了,皇帝只需要服丧七天就可以释服,何况长孙皇后临死时有身后事从简的遗嘱,她的几个亲生子女也没有一个是守了三年丧的。如果这么说那干脆所有人都禁欲了,而且长孙皇后死后不到一年,唐太宗就想到了别立皇后了,人选是吴王恪的生母,隋炀帝之女大杨妃,后来是在群臣劝诫下才不了了之。连皇后都想另立,何况选美女,所以说这条理由也不能够成立。
  至此,陈洋先生的主要观点我都做了基于逻辑上的论证,他所有论证手段都是不靠谱的。最后,我还是再次申明一下,我无意于伤害广元人的族群感情,也不想证明武则天到底出生在哪里,如果有一天有确凿的证据证明了武则天出生在广元,我也不喜不悲。我的目的是希望所谓的专家学者们能以严谨客观的态度尊重事实,尊重学术,不要站在自身利益的角度去盲目鼓吹。当名人争夺遇到学术考证时,能冷静客观地面对,不抑已长,也不饰已短,个人觉得只有尊重文化,才能文化自强。(本文作者:常新龙 四川文明网编辑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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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杨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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