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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寿春镇西大街奎星楼
曹门三烈士故居纪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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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云屏&&&& &&& 故乡情，古来有之，人皆有之。“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古人诗句。予已是八十老者，离休以来，依依思乡之情，难以释怀。或月明之夜，或掩书小憩之时，或在睡梦之中，生活在故乡的那个年代，那个环境，那时的人和事一幕幕轮番出现，似真似幻，此消彼起。恰逢“小甸特支”成立八十周年纪念，县委嘱建家父曹渊烈士故居纪念碑，又撩起故乡情怀，随命笔草拟“三烈士故居铭”一文，幸被采纳，作为碑文。然面对与故居相连的浩瀚史产，数尺碑石，措笔一支，实难尽情怀。因而促我再写故居回忆，以补铭文之难为，而消远念。&&& 一、曹家岗概貌&&& 淮河之滨，寿县境内，瓦埠湖畔，有一自然村落名曹家岗，三烈士故居就在这里。据我少儿时期的记忆，当时全村总共也只有二十来户人家，村庄坐北朝南，北高南低，村庄周围是沟渠。沟渠内外，树木成荫。不知什么年代，村民们在村南修起了三口大池塘，用以灌溉农田。村民所耕种的农田多在池塘以下低洼地带，直至水渠。站在渠边北望，村庄背后，是高地，民间习惯上叫岗。远远望去，村庄的房舍隐蔽在村树后面，翻过村后高地，又是下坡，起起伏伏，直至瓦埠湖畔。江淮之间，地势起伏，属丘陵地貌。没有山，不是平原，在这起伏的原野上，没有太大的村庄，往往只是“烟村四五家”，像曹家岗这样二三十户人家，已是不小的村庄了。站在岗头上极目远处，村村树木成荫，鉴别某某村庄的标志，往往是村头的参天古树。曹家岗就是在村头沟边树木包围之中，村与村之间，阡陌纵横，其间，是一块块农田。夏日，禾壮蛙鸣，一派美丽的田园风光。　　应该说大自然所给予江淮大地的待遇是优厚的，这里四季分明，是祖国南北方分界之处，北方的麦子，南方的水稻，是主要作物。往往是割了麦子种稻子，北方人来到此地有面吃，南方人来此有大米，五谷杂粮，品种齐全。然而，平民百姓却难以享受大自然的赐予，因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曹姓在这一带是大姓，散居在小甸集（镇）周围的数十个村庄里。现在的三岗村即是曹家岗、王岗、邢岗的总称。曹家岗和周围的村庄一样，土墙上支起几根木头，上面铺上茅草，便是房屋。只有地主、官僚和祠堂才能盖得起砖瓦房。曹姓没有几家地主，特别是没有当权派大地主，多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贫苦农民，和其他氏族劳动人民一样，极具反抗精神。一九二三年冬即建立了中国共产党小甸党支部，曹家岗人民，三岗人民，小甸镇周围数十里村庄的人民，从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旗帜下，英勇献身，前仆后继。从共产党成立到人民共和国建立，仅二十来户的曹家岗，从我父亲曹渊开始到全国解放止，就有六位烈士为革命而牺牲。这里是大别山苏区的外围，历来属革命武装活动的游击区，当年到小甸集赶集的人，经常听到人们在议论，说，只要到曹家岗，你闭起眼睛摸，是曹家岗的人，十之八九是共产党、游击队。曹家岗是游击区内的赤色村庄。&&& 二、故居的来源&&& 曹渊故居（即三烈士故居）原来是在曹家岗村内，后来迁到村边沿的园子上，所谓“园子上”，即是种菜的菜园子，为什么原居住曹家岗村内，后来又迁到村外，这与三烈士之一的曹少修早期革命活动有关。三烈士，即曹渊、曹云露、曹少修。曹少修是曹渊的二哥哥，曹云露是曹渊大哥曹兴宽的儿子，是叔侄。曹渊的父亲，名曹守身，育有三个儿子，即长子曹兴宽，次子曹政宽，字少修，三子曹郡宽，字渊。曹守身继承祖业携子女住村内。他粗识文字，极具正义感，支持儿孙革命，主张儿孙读书。１９１１年辛亥革命，寿县革命者高举“淮上军”义旗，响应武昌首义，曹少修率乡众入淮上军，据寿县古城，攻蚌埠、进阜阳，所向披靡。后南北议和，部队解散，少修返村设馆教学。１９１３年讨袁之役，复起兵参与讨袁。失败，曹通缉，抄了家，房舍被毁，家人四处逃难，流离失所，无以为家。且殃及邻里，遭受埋怨。村外菜地有茅屋两间，祖父曹守身，权且安身于此。后来又加盖了两间草屋，即定居于此。这就是为什么由村内搬到园子上的原因。定居在园子上是有道理的。第一，此地与村内有一段距离，有池塘、水沟相隔，进出来往，与村内无涉，进行革命活动，牵连不到邻里。第二，也便于保密。就全局来看，曹家岗就远离反动统治中心，南去合肥，北上寿县县城，均在百里之外，是统治势力较为薄弱的地方。园子上又为革命活动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　　１９２３年在原房屋北面盖了新屋四间。是年曹渊烈士结婚。　　１９３９年叶挺军长江北之行，偕同张云逸同志转道来故居探望曹渊烈士亲属，朱克靖曾著文记载故居：蛛网四壁，墙体倾斜，以木料支撑。　　１９４３年日寇占领小甸，视故居为眼中钉，拆毁四间主要房屋，木料拿去修造碉堡炮楼。　　解放初期，返里探望，最初数间茅屋尚在，后来，是什么年代倒塌，未再寻问了。从１９１３年讨袁之役算起至解放后止，烈士故居存在于世约半个世纪，这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火红世纪，是翻天覆地的世纪。在故居、在曹家岗、在三岗、在小甸集留下难以磨灭的历史篇章。&&& 三、朦胧年代&&& 我两岁丧父，家境也不是平稳的。但是幼儿时代的家族给我的感觉却是温暖的。故居的一切印象也是美好的，给我留下了绵绵思绪。故居前面的一排是老宅，后面一排新屋，之间是很大的院子，紧靠老宅有三棵高大的椿树，东边的围墙内是一棵比椿树还要大的桑树，就这样四棵偌大的大树树荫，也只能遮蔽院子空间的一半。在院子西边的围墙内有一棵木瓜树，树上结的木瓜，很香，秋后收摘下来放在室内，散发阵阵清香。木瓜树旁有一棵松树，据说都是父亲生前所栽。　　没有父亲对幼儿来说，是一件大事，可是我是什么时候才知道没有爸爸，实在找不到一个起点，谁也没有告诉过我没有了父亲，只能是在时间的逐渐推移中，由朦胧到明白，人都有个爸爸，而我平时叫他爸爸的，原来是我的二伯父，而不是我的爸爸。平时我叫“大大”的（此地民间孩子们往往称父亲为“大大”），也不是我的父亲，而是我的舅父。看来，从母亲起，到伯父母、祖父母全家都在向我隐瞒父亲已经去世这个事实，以免过早挫伤我成长中的心灵。由于全家人的精心呵护，使我在无忧无虑中生活。幼儿时期，最喜欢妈妈带着走亲戚，到姥姥家去，但是有一次走亲戚不太一样，也最高兴，去了一处未曾去过的地方。记得我是坐在箩筐里，让舅舅挑着走的，是到什么村子已经无法记忆了，只记得一连几个村庄的树木都很高大，傍晚时刻，百鸟归林，煞是好看，这是我在曹家岗看不到的，大人们说，这里离河流、湖泊不远，这些鸟（白鹭）是靠河里的鱼虾生活的。这天晚上住在我称呼为“三奶奶”的家里，三奶奶对我们的到来很热情，杀了鸡，忙呼到很晚才吃饭。晚上睡得不好，跳蚤太咬人。这件事给我的印象很深，直到解放后，在闲谈中向我的母亲提起，母亲才告诉我，这是在“跑反”。反动派要“下户”抄家、抓人，幸亏得到消息早，才有时间作了充分准备。母亲的话，揭开了在朦胧美好记忆的背后，掩盖着的极其恐怖的事件；也让我深刻领略了母亲和祖父母在承受惊险中维护我天真幸福的良苦用心。在我天真无邪的印象的背后，潜藏多少险恶、苦难？母亲在闲谈中曾概括地说：“（她）自从嫁到你老曹家，就是‘跑反’，你出世后，抱着你跑，背着跑，跑鬼子，跑国民党，更苦了。一直跑到全国解放”。在我出生前后十几年的时间里，故居的一切，大都是我成长以后听说的。　　值得一提的是，院墙外的一片桑树，这大叶桑树是先辈们寻求生活出路，摸索、尝试改变落后社会面貌留下的痕迹。至于具体情节，虽然无法说清，但1919年曹渊来到芜湖求学，他的同学如胡萍舟、孟静、曹仙度等考入了安徽第三蚕桑讲习所，地址即在宣城。长丰县所编写孟静烈士传略中曾说，孟静和曹渊一同考入了安徽第三蚕桑讲习所，曹渊是否在蚕桑所读书，无其他材料可证明，但曹渊此时也一起到了芜湖则是肯定的。他们在这里授受了“五四运动”的洗礼。特别是恽代英、肖楚女先生在宣传、芜湖讲学，大大鼓舞了知识青年走上革命道路，走向马克思主义。　　还要提一件幼儿时期的记忆，在家中墙角旮旯里，曾经发现了我末曾见过的破皮鞋，鞋底已经弯曲变形，而且梆梆硬，看来是鞋子，可是这种鞋子怎么穿呀！我拿回来问母亲，她证实，这的确是皮鞋，只是扔在外边风吹日晒变形了，是我的“伯伯”在上海穿旧的破皮鞋，不能再穿了。啊！这是曹少修从上海回来留下的痕迹。　　历史资料记载，曹少修两次到过上海，一次是在１９０８年，时年２２岁，经张树侯先生推荐报考安庆陆军小学，因眼疾未考取。之后到上海，在上海入同盟会。从此，即致力革命活动。一次是在１９２３年，少修曾经和胡萍舟、李坦、曹渊等四人在上海活动，留下了一张十分珍贵的照片。　　这里要介绍张树侯先生，不仅少修早期革命活动和树候先生相关（如上述报考陆军少学），而且家乡许多青年走向革命与先生教导鼓励有关。树侯先生是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１９０４年，和柏文蔚会同太和党领袖郭其昌准备聚集万人起义，但未成功。辛亥革命时积极协助淮上军首领张汇滔组建淮上军，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辛亥革命前后安徽许多革命斗争与先生有关。先生又是寿县当年知名的学者，研究小学、工金石、善书法，是远近知名的书法家。当年他和柏文蔚均为“寿县四才子”，树侯先生的故居即曹家岗村西的邢家岗，两村相距仅三华里，民国以后，居家设馆教书。父亲曹渊即跟随先生读书，他的学生多走上革命道路。除曹渊外，尚有曹广化、曹云露、曹鼎、曹广海、陶久仿、孟靖、方英等烈士。父亲曹渊学习成绩很好，书法也很好，很受先生钟爱。关于父亲和树侯先生之间亲密的师生关系，我曾多次听到乡间传说。因为先生是书法家，乡间求字的很多，但先生脾气有点古怪，往往不知原因就被碰了回来，但你只要找到曹渊去请先生写字，就会获得成功了。两家也时有来往，记得我家屋里所挂的中堂即树侯先生所书写的篆书。家人告诉我，我的名字即是先生所起，另外还起了一个乳名叫“东黎”，意思是黑暗即将过去，东方黎明，曙光在望。其时父亲正在黄埔军校学习，既是对父亲的祝贺，也是对父亲的希望。更是对当时革命大好形势所报的希望。先生当时是很开心的。树侯先生为我取了名字，远在黄埔的父亲并不知道。在填写黄埔军校登记表上填写家属栏目中，还为我取了一个叫“云灿”的名字。前两年，一位热心历史的同志为我找出了这张表格，这时才知道我的父亲还为我取了另外的名字。这个名字已沉睡在档案里近八十个春秋，我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 &&& 四、淮上中学补习班&&& 令我母亲难以忘记的是一位很洋气的女学生来到了家里，此人名叫方瑛，大家都叫她小方。她的丈夫是吴云，凤台县人。小方是瓦埠人，陪她的丈夫到“小郢子”办学的，母亲接待了这位贵客，晚间在母亲的房间休息。这样的女学生在闭塞的农村是少见的，在村内引起了轰动。所谓小郢子办学，办的就是“淮上中学补习班”。时间是在１９２４年暑假期间，在上海大学学习的胡萍舟、吴云等六位同志，奉上海大学党组织的指示，回到寿县、凤台开展革命活动。当时寿、凤两县失学、失业学生较多，决定利用这一条件办学发展组织。他们选择了“小郢子”为办学地点。小郢子（此地习惯上把村庄称之为小郢子，大村庄称之为大郢子，小村庄称为小郢子）在曹家岗正南方，约三华里，是曹家善的家，有可以作为办学的房舍。初时的筹划议论在故居的前屋（老屋中间有一间客厅），后来逐渐搬到了小郢子。　　张如屏在回忆陶淮烈士的文章中所说，陶淮亲自介绍我到李坦（又名李欣才）家里去读改良私塾，李又先后介绍我到小甸集曹少修办的淮上补习社和凤台县白塘庙吴震家办的淮上中学补习社学习。这里明确提到曹少修办的淮上补习社，这是当时习惯说法，实际决策人当然是上海大学回来的同志。但办学地点的选择、经费筹划、课堂、用具以及学员住宿等任务，就落在曹少修的身上。少修年长，是这批革命青年的长者，在当地也有一定声望，由他牵头料理这些，在同辈人来说是顺理成章的。这才有所谓曹少修办的淮上补习社的说法。　　据《寿县革命史》一书记载：“淮上补习社共招收三、四十名失学青年，讲授《社会进化史》、《唯物史观浅说》等，介绍国内外形势，并引导学生阅读《悯农》、《蚕妇》等反映社会生活的诗句。这些学生经过三个多月的学习，纷纷要求参加革命。曹少修、李坦入了党，曹云露入了团。据张如屏同志回忆：在补习社里，我们秘密成立了“皖北青年社，既共青团组织。并在补习社里建立了党支部，胡允恭任书记。同年十一月，胡允恭奉调返校，吴云等离开寿县，到凤台白塘庙继续办学”。　　这里要记一笔的是李坦其人。李坦，原名安贫、字淑方，又名李味酸、李履平、李桂荣。就是曹少修１９２３年在上海留下四人照片其中之一。原为寿县南乡李冲桂（今属肥西县）人，其父为清末秀才，精通教学，善绘山水，曾创办传心小学。１９２２年李坦和曹渊在芜湖闹学潮被学校开除后，李坦曾到上海，以后即在李冲洼办起了“改良私塾”，所谓改良私塾，即不教四书、五经，开设国文、数学、地理、历史、英语等课程。一面讲授新知识，一面讲解革命道理。显然，这是他们在芜湖接受了“五四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具体实践，在教育界是有影响的。当１９２４年暑假胡萍舟（胡允恭）等回到小甸集办淮上中学补习社，李坦停办了改良私塾，带领他的学生，一起参加淮上中学补习社的学习。　　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五四运动”前后，寿县革命青年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了寻求出路，从农村走向合肥、芜湖、走向上海等大城市。当他们获得了革命理论、理想后，返过来又回到农村进行革命活动，实践他们的理想、理论。他们在寿县先后建立了“小甸特支”和“淮上补习社党支部”，从此寿县人民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展斗争。这就为中国革命史在小甸镇留下了具有深远意义的历史遗迹。小甸特支是曹蕴真、鲁平阶、徐梦秋和薛卓汉等１９２３年冬从上海返乡组建起来的。前后两个党支部都直属党中央领导。这两个党支部的成员后来大都去到革命策源地广州，为推动革命前进尽了力。淮上补习社党支部，因为其基础是办学，所网罗的人较多，如曹广化、张如屏、曹广海、曹云露等。这是寿县革命史上的闪光点。“改良私塾”也是个闪光点，李坦同志后来牺牲在大别山，改良私塾是李坦同志早期革命活动中极具特点的闪光点。这些都是和烈士故居直接相关联的。&&& 五、一场虚惊&&& １９２３年底或１９２４年初，曹渊和李坦同阵去上海。李坦先到了曹家岗，是从我家起程的。这点，母亲记得很清楚。李坦虽然小父亲一岁，也差不多和父亲同时期结了婚，妻子已有身孕。我母亲此时也怀孕在身。李坦来到家里后，开起了玩笑。说如果将来两家的孩子出世，是一男一女，就是俩亲家。就这样，他们同阵到了上海，父亲也在上海考取了黄埔军校，到了广州，李坦回到安徽。夏、李和改良私塾学生一起入小郢子淮上补习班，还不时来曹家岗。在广州学习的曹渊也时有信息传回。　　１９２５年革命形势发展很快，包括胡萍舟、曹蕴真、徐梦秋、薛卓汉等都来到广州，曹渊军校毕业后即参加第一次东征，回师平定杨、刘，六月回到了广州。６月２３日广州各界十人为支援上海发生的“五卅运动”游行示威，沙面英军开枪，造成了游行群众五十二人死亡，一百七十多人重伤的惨剧，史称“沙基惨案”。上海申报当即刊载了沙基惨案的消息，其中提到黄埔军校军官曹石泉当即牺牲。这引起了家人极大惊慌，因为曹渊又名曹溥泉，参加示威游行的黄埔军校第一旅第三营，曹渊正是在这个第三营，也参加了示威游行，所说情形很像是曹渊，全家人都提心吊胆，母亲惶惶不可终日。祖父安慰说，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的是，何况还相差一个字。未几，证实了牺牲者不是曹渊。曹石泉，是三营营长，海南岛人。沙基惨案牵动了全家，也牵动了曹家岗一带关怀者的心。一场虚惊终于过去。&&& 六、智斗&&& 讲不清楚是哪一年的事情了，１９２７年蒋介石叛变革命以后，曾经在大革命中站在斗争第一线的共产党人被打入地下，他们从武汉、广州回到了寿县，在农村发动农民、组建游击队，开展武装活动。游击队筹办的枪支、子弹，经常隐蔽在我和母亲居住的屋内的床底下，有新步枪，更多是旧式步枪，什么湖北条子（即汉阳兵工厂所造）、老套筒子，都是陆续为游击队买来的。我母亲是寡妇，按乡下的规矩，寡妇的屋内闲杂人员是不能进去的，放在这里，便于保密。这样，每当放学回来，夜晚就是玩弄枪的时候，拆卸再安装，拆、装，装、拆，使我对枪支熟悉了起来。母亲不怕我摆弄枪支，就担心我在外面说走了嘴，不能保密。这是全家性命攸关的大事。　　一天上午，祖父突然进来说，“赶快！赶快把枪拿到前屋（客厅）去。”我很不明白，愣在那里。比我大两岁的堂兄云青拉我进去，并帮我拿出了保存在床底下的七、八条枪支，并告诉我，国民党军队已经到了南岗上，很快就会进村子了。听了这句话我更不明白，而且害怕了。我想，大概会有人把枪拿走。到了客厅，只见伯父从大郢孜（我们的住宅叫园孜上，原村内叫大郢孜）喊来了几名壮汉子，正在墙上钉木桩，见我们拿了枪来，接过一支挂在木桩上试了试，说这就可以了。这样钉好了木桩，把长短不一的枪支一排儿挂将起来，并吩咐我母亲赶快烧茶待客。我依然不明白这在做什么，走出门口一看，军队已经到了大塘埂上了，回头一看，伯父穿上了长衫，带着村内来人，径向村口，迎接客人。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伯父迎上去说。　　“不必客气，我们是奉命前来看看。”一阵寒喧，使人感到带队的头头态度还过得去。　　“请到屋内说话。”　　一共来了二十来人，约半数转向大郢孜，一部分来到了客厅，有几名越过客厅二门，向院内里屋窥视。可是进得门来吸引他们注意的还是墙上挂着的枪支。　　“啊！这枪挂得很整齐呀。”是惊讶也是探询。　　祖父在指使家人倒茶敬客，胸有成竹地笑了笑说：“这是村里保家用的几支枪，白天人们都到田间做活去了，只好挂在这里。枪支管理得不好，请长官检查。”祖父已是六十开外的老人了，这话使人听起来似乎带过兵打过仗的行家。　　“客气，客气。听说昨晚这里狗叫得厉害，好像有匪徒在活动。”　　“昨晚这里东北方向狗是叫得厉害，也倒没有其他情况。”伯父接着回答。　　“十个八个蟊贼不敢到我们这里来的。”祖父不无示威似的在说，“我们村里的青年是齐心的。打起来不会装孬。”“当然，有情况会很快到镇上报告的。”　　正在议论中，到村内的十几个兵赶了回来，气喘嘘嘘地回到门外，为首的一位报告说，村内只见到老弱妇女。一无所获。　　头头说，有坏人也早已跑光了。　　客厅地方很小，进不去了，把茶壶、饭碗搬到门外场地上，大兵们喝足了水后离去。　　这些大兵们离开后，祖父急急忙忙奔向自己的房内，从他的枕头底下拿出了勃朗宁手枪，不无恐惧地说，实在担心被他们发现了。如果他们不吭声顺手装在衣袋里拿走了，就是白丢了。好在他们没有进内宅。　　事后分析，他们还是有目标而来的，他们搞晚了，又是白天行动，潜藏在村内的几名游击队员，早已分散离开了村庄。　　我十分敬佩祖父遇事不惊、沉着机智、不卑不亢、运用自如的长者风度。这种驾驭险情的胆略不是一朝之功可以学到手的，从他那额头上的皱纹，记录了我们不知道的许多惊险故事。&&& 七、胆量是锻炼出来的&&& 正如新兵第一次上战场，要没有几分害怕是不可能的。还是在上小学之前，一天早晨，村庄被国民党的兵包围了起来，母亲迅速领着我到了外间厨房，添了一把柴草在灶堂里，站在锅台边，边做饭边瞅着门外动静，气氛十分紧张。两个兵提着枪走进了园子来，我抓住妈妈的衣襟直哆嗦，妈妈说，不要怕，不要怕，她站在我的前面，把我放在背后，我的头已经埋在妈妈的衣襟里边。好在是这两个兵只在厨房门外朝里看了看，见无别人，走进二门见院内也没有什么，便走开了，只听妈妈说，走了走了，没有事了。我伸出头来，见门外无人，骂了一句“坏东西！”是憎恨也是胜利。　　还有一次，事先一点消息也不知道。突然一位叫曹明芝的算是我兄弟辈的跑了进来，见我母亲在厨房做饭，说“三婶！三婶！快把我藏起来。”边说边钻进厨房的柴草堆里，母亲抓把稻草帮他盖了盖。未几，一个提着步枪的国民党兵来到厨房门口，虽然左右审视，终未发现什么破绽只好离去。这次，我始终坐在灶后烧火，很害怕，但未敢动一动。　　类似情况还有几次。记得有一次，只见村里人们往村边涌，去看一队国民党兵路过村边，我也跑了过去。原来他们是去邻村抓人，只见被他们抓的几个人，五花大绑，一条绳子由后面的兵牵着，沿着村边小路奔向大路而去。这次，妈妈批评了，我是没有得到同意的自由行动，胆子渐渐大了起来。&&& 八、“小人”和“黑老侉”&&& 应该还是我上小学那个年代的事情。我们家先后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我和妈妈叫他“小人”，住在后面“更楼”上。所谓“更楼”类似炮楼，是农家自卫的建筑，是独间两层，扶木梯而上，可了望村内四周。我家的更楼是在房屋的东北角，有小门通往院内。“小人”住进更楼我不知道，因为“小人”住进去以后，即不允许他出来，吃饭喝水由人送进去。这一情况我不知道。突然间，我发现一位小人脸出现小门边，一闪又不见了，我赶紧告诉妈妈，说，有个小人在更楼里，妈妈回答说，是位“小人”住在这里，不要害怕。就这样我便称呼他为“小人”。我曾经进去企图和他玩，可是他讲的是上海话，语言不通，因而作罢。母亲交代：家里来了“小人”的事情，绝对不能向外人说。后来我才逐渐知道，这是党从上海工厂里挑选的一位钳工，善枪炮，派往大别山红军兵工厂，一时难以进去，滞留在此。　　另一位叫“黑老侉”的，是山东或者是河南人，住在客厅，是相当年纪的教书先生模样的人物，看来对此间农村生活不习惯，没有大葱和醋很不适应，家人让我到街上去买醋，这在我来说是件新鲜事，我还没有吃过醋。这里农村的农民，吃的是大米饭，没有醋，我只是在小学课本读到一个铜板买油，一个铜板买醋的故事，醋是什么味道，不知道。当我拿着搪瓷杯从商店里买到了醋，顺便尝了一尝，我实在觉得这有什么好吃的，也难以理解这位先生，没有醋似乎过不去。“黑老侉”也住了不短的一段时间后离去，这人是何方神仙，至今也闹不清楚。&&& 九、瓦埠暴动&&& 瓦埠暴动是在１９３１年３月。其时，我已经在上奠寺小学上学。这次暴动，在寿县历史上是件大事，可是我没有留下多少记忆，可能是小学还未开学，只是隐隐约约记得那天下午，小甸集的曹克科和曹竞两位来到家里找二伯有急事，这两位都有特点很容易记住，曹克科留了两撇八字胡须，背后人们都叫他仁丹胡子，曹竞人称狗老爷，总觉得他们滑稽、很好玩。所以他们和二伯说话，我不愿意离开。只听他们在谈论瓦埠暴动，说，曹鼎带的队伍被国民党县队、联庄会的队伍（地方武装）包围在张嘴子，要组织人枪去救他们，来找曹少修商量办法，他们紧张地谈论了一阵子急速离开。这就是以伪装“小甸集联庄会”队伍的名义，占据了有利地形，掩护了曹鼎突围成功。三岗的曹维邦等人参与了这次行动。　　瓦埠暴动是失败了，但教育了革命者，教育了人民，从此开始了寿县武装斗争的新篇章，武装斗争此起彼伏。&&& 十、启蒙教育&&& 我的小学是寿县县立上奠寺小学。按习惯我应该在小甸集上小学，因为这里是曹姓户族的中心。由于曹云露奉命到上殿寺以小学教员的身份作掩护，开展党的工作，因此我和云青以及村内几位少儿一起，都到了上奠小学读书。小甸距离我家五华里，上殿为四里稍近一点，而校舍条件上奠比小甸强。上奠寺，原是座香火旺盛的大庙，上殿寺镇因庙而命名。小学也因此名叫上奠寺小学。砸掉庙宇，把庙宇改成学校是不久以前的事情。我母亲就曾经讲述过我父亲他们砸毁泥菩萨改庙宇为学校的情况。上奠寺这座大庙的大殿是很高大的瓦房，中间四根粗大的柱子，摆了张乒乓球台，四周被间隔成校长和教员们办公备课的地方，大殿的南北，各有两趟房间做课堂，四周有围墙，东边是学校大门，进得门来至大殿是操场，平时集合等集体活动都在这里，门旁为厨房。大庙有庙田，庙田的收入作为学校经费的补充，这种办学的条件应该说是不错的了。教员们多是进步青年，倾向革命，最早寿县县委书记曹广化，也是在此以教员身份为掩护进行革命活动。后来的许多革命活动也在这里，这对我们印象很深。　　从家庭走上学校，是人生旅途第一次生活方式的改变。今天回顾，我的小学生活，所给予我的不只是小学课程内容的获取，重要的是来到了新天地，接触了社会，开始认识社会，学习做人。实际上小学校园，所反映的也仅仅是社会的一个侧面，这里是农村，大多数少儿都是农民子弟，社会贫富悬殊还是表现了出来，有钱人的少儿，不论是在穿着上或习惯上，总是与众不同，他们衣着华丽，穿的胶鞋，都是在城里买来的。是羡慕？还是嫉妒？或者都有。我们校园的北边是块空场地，学校没有安装蓝球架，无法打篮球，我们的校园外北边有一块很大很大的空场地，学校给买了一个足球，同学们在北边空场地踢足球，这是一天最开心的时候。可是，有钱家的学生穿着胶鞋、球鞋踢球，而大部分同学穿的是家中做的布鞋，已是很旧、很破的了，甚至有的就光着脚丫来踢球，当然难以比赛了。为什么他们这么有钱？因为他们家里田地多。放学了，同学们一块走出学校大门，有熟悉情况的同学指着远处的村庄说：那里就是他们有钱人的村庄，村内除了地主大户外，还有几家为地主租种田地的佃户。　　曹云露平时在学校住宿，只有星期六才和我们一起回家。在回家的路上，结合我们在学校中的见闻，向我们讲解富人为什么这么富，穷人为什么这样穷，剥削、阶级、压迫等等。进而讲到地主、老财、官府、国民党他们是一家，天下穷人是一家，应该团结起来和他们斗。云露在放学回家的路上给我们讲这些的时候是那样的耐心，循循善诱，有时甚至和我们一起背颂古人诗句，“田中禾未秀，官中已修仓”等这类诗词，常常伴随着讲解。　　少儿时期接受教育印象最深的，是针对性的教导。在小学年代，家中已经告诉我父亲牺牲的情况，而且村中长辈们见面多要鼓励几句，好好学习，长大了替父亲报仇啊！中国历史上替父报仇如伍子胥等英雄人物也进入脑海，曹云露察知了这些情况，针对替父报仇这种思想，说，我们干革命不是为了报私仇，我们要推翻整个旧社会的社会制度，要打倒地主、资本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为广大人民求解放，人人有饭吃、有衣穿。我们要的是人人平等，没有剥削、没有压迫、富强的新社会。三叔（指我父亲）就是为广大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这是多么伟大而崇高的理想啊！为了个人报私仇，这种思想，岂不是太渺小了吗？这些谈话，开阔了我的思想境界，为确立我的人生观奠定了基础，终身难忘。　　曹云露在学校当教员约为三四个学期，“瓦埠暴动”后奉命离开，专门从事武装斗争活动。１９３１年水灾，紧接着是大旱之年，赤地千里，颗粒无收，土匪四起，我游击队活跃，军队进剿，街上常常驻扎起国民党的部队，街头有几次挂起了人头示众。说是被捕杀的共产党，可是街上的人说不是，而是被地主、老财陷害的农民。往往在路边也碰上被杀害的尸体，至于是什么人，就无人能回答了。土匪骚扰，国民党军队的进剿，学校两次被迫停课，一次是我们这个班全部迁到乡下上课。一次停学无法复课，我们几个同学只好转到私塾先生那里学习。在这些变动中，每一次变化，接触一次新环境，增长一次新知识。这一时期使我感兴趣的，还是放学回到家里和潜藏在家里的游击队员们谈论的一切。那里所给我的教育和社会知识，是我终身难忘的。&&& 十一、游击队员们对我的影响和教育&&& 住在我家里的游击队员常常夜里活动，白天则躲在后面更楼上休息，和我接触多的是在家里养伤的伤员，他们对在放学后来到他们中间非常欢迎，常常是低声唱歌，更多的是他们教我唱歌。现在回忆起来，这些游击队员们多是农村知识青年，他们所教的歌子是自编揭露社会黑暗的歌曲，针对性很强，是自我教育，也是游击武装政治工作的内容。　　和游击队员们混在一起是十分快活的，只是必须严守秘密。这是我们家庭的第一条戒律。当然还要做些我能做的事情，除了为伤员送水送饭等力所能及的家务活，往往还派出送信、到邻村找人等。我所能见到的难心事，常是为伤员请医生看病，政治上靠得住的医生往往来不了，来得了的医生靠不住，当然这些不需要我们来操心。可是为伤员买药常常派到我们头上，这些药物也不是可以随便什么药店可以去买的。只能到可靠的药店里去买。有一次，让我去买桑皮纸，这是一般的商品，竟惹起商店老板猜疑。中医治枪伤用的是粉状药物，把药物送进伤口深部，只能用桑皮纸，当我向商店老板要桑皮纸时，老板以怀疑的眼色问我：“哈！小鬼，你家里要买田写地契啦？这明明是在诈我。我当即回答，“我的灯笼破了，糊起灯笼防止夜里摔跤。”这次让我捏了一把汗，实在有些后悔。　　我的小学学习生活就是这样度过的，我的启蒙教育就是在这样的学校、这样的家庭、这样的社会环境度过的。 &&& 十二、千钧一发&&& 游击队频繁出入园孜上，显示了寿县党组织所领导的游击武装的发展。“瓦埠”失败后，由于南京国民党起义武装的到来，组建了游击大队，八月，黄家坝起义失败得很惨，八十多人惨遭杀害。两次失败，寿县党组织接受了教训，改变了策略，不搞聚众暴动，采取分散秘密活动，建立游击小组，发动群众，抗捐、抗粮、割秋、扒粮、以壮大农会、青年、妇女等群众组织，游击小组寻觅时机，集中起来，打击对我危害大的反动势力，以锻炼、发展游击武装。曹家岗一带，开始处于隐蔽状态，往往是游击健儿集合起来出发地，或者是他们出击完成任务后的休息地，游击队来往得多了，也就难以秘密了。因而国民党军队的围剿接踵而来。经常是游击队刚离开，国民党地主武装就来了，或者是国民党部队一走，游击队又悄然到来。　　应付国民党政府的保安队，比较容易，因为他们不是本地人，较难对付的是地方控制的联庄会，最难应付的最可恨的是叛徒。国民党的保安队来了，抓不到人，在村里抓鸡摸狗，有时应付他一顿饭吃，也就走了。地主的联庄会，都是附近村庄的人，能辨别是否游击队员以及他们搜捕的对象，但也有他的弱点可利用。一次，一位较有身份的地主带领七、八条枪，在大郢孜没有什么收获，来到园子上，见家中只有祖父和妇女小孩，这位地主和祖父对起话来，目的是想询问村内游击队员的情况，这当然达不到目的。这时，天色已傍晚，不想离去，对祖父说，“今晚就住在你这里，不走了”。祖父漫不经心地说，“你们的胆子不小呵，住在这里保险吗”？“住你家更楼上”，祖父沉下脸来说，“你们还是早点离开的好，现在兵慌马乱的，谁也不知会发生什么情况，我们不能保你的险，更楼的梯子坏了，更楼也顶不了什么事。”趁天色还不晚，早点走吧。”就这样连吓带哄打发他们上路了。　　但也不是所来之人都可以这样打发走的。&&& 一次，头天游击队几位领导带领七、八名队员来到家中，在更楼子上和后屋住下了。可是，晚饭后反动的地主武装又来了十几人，要住下，而且为首的是敌肃反专员、叛徒，此人叛变后带领国民党保安队到处抓人、烧房屋，是游击队员们的死对头，家中房屋前后他都十分熟悉。他们走得很疲劳，已经走了很久的路。来后即声言晚上住下不走了，伯父和祖父难以让他离开，只好热情接待，在前屋东地下摆了两趟地铺，安排他们住下。　　看情况他们没有怀疑游击队会来到这里。可是，夜猫子进屋，绝无好心。那，他们来干什么呢？　　住在后屋的游击队员们听说肃反专员送上门来，真是仇人相见，分外眼红，也是难得消灭他们的机会，多数人主张一锅端掉，还可得到十几条枪。可是，几位领导十分为难了，立即严肃而坚决地命令：“没有命令，谁也不准开枪。”除全体成员警戒外，专派两人严密监视前屋动静，然后和同志们议论打还是不打的问题。这真是叫做千钧一发的危险时机。如果我们主动出击，敌无防备，全歼是有把握的，可是打了以后，血染园孜上，敌人报复，不仅园孜上，整个曹家岗也将是玉石俱焚，这个可以掩护游击队员们的秘密场所也就没有了。保留游击队的这样场所，对今后发展是必须的，应该尽量保护。但眼前的情况，即使我们不出击，能否相安无事，一点把握也没有，如果敌闯进内院，战斗也将必然打响，因此所有人员要做好战斗准备。　　在前屋，这些家伙白天不知都在什么地方，干了些什么，很疲劳，摆好地铺，喝了茶，也就躺倒睡了。也没有留岗哨。似这样麻痹大意令人难以理解。即使对祖父、伯父不存戒心，可曹云露在搞游击武装，他们是清楚的。世界上有些事情是难以说清的，而这却是事实，没有什么道理可讲的实实在在的事实。双方只要前进一点，就会使事情变成另一种样子，可是谁没有前进这一点。只听得躺在地铺上的死猪鼾声如雷。&&& 在后屋，人们聚精会神，注视着前屋，空气似乎是凝固的，万籁俱寂。只有前屋断断续续的鼾声，点缀着这令人烦闷的夜空，这鼾声令队员们发笑，这鼾声也令队员们松了一口气。　　突然，围墙外树头有些摇动，发出的声音是细微的，又是清楚的，有人在上树翻墙头。这本是游击队员们夜黑进出的老路，每一位队员都十分熟悉，他们每当夜黑回来，不走前面的大门，大门是关起来的，而是顺着围墙外的树，上了墙头，再顺着围墙内的另一棵树，下得地来。　　“坏了，猴子回来了。”一位队员说。猴子是接受侦察敌情任务，按时回来回报敌情的。只见猴子沿着墙内的树爬了下来。人们怕的是他走向前屋，也不能喊住他，他不知道前屋住上了反动派，怕他捅娄子，可他偏偏向前屋走去。　　“危险！”　　“做好准备，听命令！”　　只见猴子走到前屋的窗口，向里边窥探，听到鼾声，觉得不象自己同志，不对劲，机警地退了回来，向后屋走来。同志们伸手把他拉进了屋内，“危险啊！……”就这样，又闯过了一次惊险。当后来曹家岗的人们听到这些的时候，人们说，如果当时躲不过这一关，将在曹姓和肃反专员这一族之间引起户族仇杀，而且是世代仇杀。附近村落里的例子，比比皆是。我们就是在这样封建意识很浓厚的农村闹革命的。&&& 十三、雷电交加风雨夜&&& 游击队拦击打死了区长赵秉臣，缴了区小队十几条枪，大快人心。　　国民党寿县县政府惊慌失措，急派保安队赶来，游击健儿早已无影无踪。没有不透风的墙，何况是大白天的行动，在游击队三岗村的中心地带周小桥孜打响的第一枪，并一直追击到双门楼村才击毙了“赵小区”。除事先来到三岗村的外地队员人们不认识外，其余的都是周围村子里的熟人。第二天乡间艺人即编出了歌词：说起大鼓书来了。三岗村为首的是曹广海、曹云露，尽人皆知。参与战斗者，亦有名可指。上殿寺来了兵，形势严重，三岗村人心惶惶，形势逼人，一天紧似一天。人们紧张准备着暴风雨的来临。　　园孜上已见不到曹云露的踪影，出事后他曾回到家里向祖父、伯父交代了两句，即离开。对祖父、伯父来说，行将到来的灭顶之灾，已经不是第一次了，祖父的态度还是像往常一样镇静、从容。他说“这个家呀，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人最要紧，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我带着两个小的先走，现在也只是暴风雨前片刻间的宁静，你们还可各自做好准备，等候消息，随时离家。”　　晚饭后，传来敌情，保安队今夜包围村庄，明早抓人。当祖父领着我和云青出门的时候，远处的云层带着闪电逼来，祖父没有理会这个，向家人交代我们可能的去向，以便联系。接过家人递来的斗笠，便上路了。　　我们所走的已不是平常走的道路，而是向邻村抄近路，目的是迅速离开村庄、迅速到达邻村。对即将到来的倾家荡产，祖父心里很明白。他的哲学是想也没有用，车到山前必有路，到时候再说不迟。十年前不已经遭家，后来不是也有个家了吗？也可能是家人被抓捕、坐牢、杀头。这是最坏的，但是，既要“打天下”又怕杀头，还能干什么游击队！　　两边都是稻田的田间小路，这种叫田埂的路很难走，好在祖父手里拿着拐杖，我们也只拿着仅有两件换洗单衣的小包袱，并未带什么负重的东西；远处的闪电，还不时为我们照亮着这崎岖小路。行进是艰难而缓慢的，祖父心中也是不平静的。最使祖父不平的是族内有人责骂他不正干，不去好好管教子女，而去造反闹革命。自家家破人亡，还要连累村邻。这次曹云露、曹广海带领群众杀了区长，眼见村邻又要遭殃，也难逃这些责难。一方面是群众要受难，一方面是无理的责难，群众遭受苦难，使他心疼，这些责难又使他愤怒。难道曹云露为了群众能填饱肚子，领导大伙儿“割秋”，你们家的子女不也是争先恐后参与进去？难道不“割秋”才使得“菜糊糊”碗里多了几粒粮？杀了无恶不作的“赵小区”，大快人心，你们又让我怎么去管教曹云露。还有人说，你们已经丢了一个儿子，你还要丢几个？祖父说，死怕什么？他们一不偷、二不抢，死了没有什么可丢人的，他们为人民谋利益，为革命打江山，牺牲了是他的光荣。看来祖父对敌人行将到来的抓、捕、烧、杀并未想论理，因为那是没有道理可论，而族中同辈的责难是不可忍受的。天下为什么竟有这些不懂道理的人！　　　　乌云笼罩着大地，伸手不见五指。这面临的灾祸将是如何？眼前也是一片漆黑。其实当今社会就是一片漆黑，祖父把当今的社会称之为“黑天”，这是他的口头禅，也是他的世界观。他说满清皇帝气数已尽，早就该改朝换代了，结果满清被推翻，连皇权政治也被推翻了，他接受了没有皇帝的世界，他赞成中华民国，这个新鲜事，曾经高兴一时，随之而来的是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更苦了。他的儿孙们干共产党，讲社会主义，他相信儿孙们是对的。风逐渐大了起来，稀疏的雨点落在脸庞，带来夜晚的凉意，电光闪烁，雷声隆隆，一切预示，一场大的暴风雨即将来临。　　邻村虽然不远，路才走了一半。雷公，雷公！你能不能告诉风婆婆，慢点儿吹呀，在这漆黑的田野里，祖孙仨人在难中，难道你是反动派的帮凶？云儿呀，你慢点走啊，只要这乌云晚来半小时，即可躲开暴风雨到达邻村。老天不理会这善良的祷告，一声天崩地塌的巨响，倾盆大雨劈头而来，风雨交加，两眼已难以睁开，双脚也难以在田埂上移动，只有紧紧抓住斗笠以抵挡狂风袭击，蹲下不动，祖孙三人靠在一起，任凭风吹雨打。然而这也无济于事，雨水还是打湿了衣衫。滚滚乌云，频频闪电，一个紧接一个炸雷、霹雳，轰击怒涛翻滚的天空。炸吧！霹雳！炸毁这黑暗的世界；阵阵狂风，带着如豆粒大小的雨点，横扫原野丘陵。扫吧！扫吧！扫尽这人间不平。　　周围的田里，雨水已经泛白，沟渠已可听到哗哗水声，经验告诉祖父，此处必须迅速离开，这里是冲底处，高处的水冲下来，沟渠河流，就跨越不过去了。祖孙三人冒着暴风雨，一步一滑，滑倒爬起来，小心翼翼，艰难前进。终于他们跨越了沟渠，挨近了邻村，闪电远去，雨也变成细雨了。当叫开一家叫大爷家的门时，开门的大爷见是我们，开口便说，这么大的雷暴雨，就怕你们被堵在家里，逃出来了，这就好了。我们被引到一间较空的房间，架起了柴草，点起了火，烘烤被淋湿的衣服。后来大爷又端来一碗姜汤，以抗风寒。也就是在这间草屋，铺上草席，一觉睡到第二天日上三竿。&&& 十四、逃难逃进了土匪窝&&& 昨晚国民党保安队没有进村，大概是为暴风雨所阻，三岗的人也因此有好多未能逃出来，第二天一早才陆续离村。这是今晨村内来和祖父打招呼的人谈论中得来的情况。似乎还谈到游击队的消息，好像游击队就散布在附近的村子里，并未走远。　　早晚，吃得很晚，而且特地做了摊饼，这是干粮。这里农家早餐不干重活是不会吃干粮的，让我们吃干粮，预示我们要远行。临行前我们才知道，是让我们到嫂嫂的娘家去。祖父送了我们一段路，拐向别的村子去了，由我们自己前去。这里我们都去过，路也认识，好在是一阵暴雨过后，现在已经是烈日炎炎，手中的斗笠这才发挥作用。　　午饭以后，赶到了嫂嫂娘家，嫂嫂并没有逃回娘家，到了哪里也不知道。吃完饭已经是下午，嫂嫂父母很热情，问清了情况以后说，为了安全，晚上你两和“大的”（他的大儿子）到村北边的“稻场”上去睡，以免让人堵住了大门，跑不出去。后来我们才知道，我们的到来，给他们出了难题，他们得到的消息，土匪队伍晚上很可能流窜到这里，他们正在收拾东西，以应不测。这些，当时我们并不知道。　　晚上，我俩跟随“大的”到了他们家的稻场上。一般农家稻场就在村边上，他们家的稻场距离较远，约一华里以上，场上一般的农作物都有。进得场来，一股稻草香味，扑鼻而来，草堆旁边的秫秸树立成一团，底下留出的空洞，就是很好的睡觉的地方，如果对农村情况不熟悉，很难想到这里可以住人。而对我们是最熟悉不过的了，这是农村少年嘻笑玩耍、捉迷藏的好场地。我们钻进了秫秸支起的“房屋”，醒来时，天已大亮。刚一出声，云青厉声厉色地让我小声点，指指外面说，村里已经住进了土匪，不远处土匪已布置了岗哨，我们已经不能出去了。这真叫逃难偏入土匪窝。云青和“大的”都比我年长、懂事，安慰我说，不要怕，只要我们不动弹，没有人会想到这里有人。昨晚土匪就是经过这里进村的，没有喊醒你，怕你害怕，现在只能等候看情况变化了。从秫秸杆的缝隙向东北方看去，两百米外有一位带枪的岗哨在走来走去。在稻场的南方有一座独立的小屋，住着一户人家，大门是关起来的，见不到人影，这家人是逃走了，还是不敢出来？谁也不知道，远处的村里看不出什么，嫂嫂父母想来是已经逃出村子，曹家岗的情况怎样了？这一切都令人沉闷，我们各自找到可以向外探的位置，紧紧地窥测外边动静。走不出去，憋在这里真难受。时间已近中午，滴水未进，渴了，也饿了，昨晚到现在还没有吃一点东西，可以说是又渴、又饿、又烦、又急。突然，独立小屋的大门开了，走出一位中年男人，后面跟随着小狗，在门外收拾他家的杂物，两眼在观察四周的一切。这时我们才知道，这是我们叫二大爷的，是从曹家岗搬到这里的，他也认识我们。云青说他一个人先去看看，“大的”说，他出去合适，因为土匪在附近放了岗哨，他是本村人，住在自己家的场上合情合理。这样，他带着不无恐惧的紧张心情，一步步走进了二大爷的家门，远处的岗哨没有理会。当二大爷得知我们在稻场上时，他自己扛了一把叉子，来到场上，领着我们到了他的家。　　进家以后，二大爷就批评说，你们早该到这里来。大的说，因为大门紧闭，我们以为房内没有人了。还是云青比我们懂事，他说，我们来是会连累你们的，二大爷说，曹家岗的人，不说这些。他热情地吩咐家人打洗脸水，倒热茶，做饭。就这样使我们定了下来。如何才能离开这里，二大爷说，先别着急，土匪已经进住了这里的几个村庄，不能冒然出去，看看情况再说。吃罢饭已是中午时分了，屋外骄阳似火，好在还有点风，我们挤在大门洞里乘凉，有时歪在那里打盹。太阳偏西，从嫂嫂娘家的村里向这里来了一个人，空着手未带武器，二大爷盯着看了一会儿说，好了，有救了，来者叫曹三，曹家的人，按族中辈份，你们是兄弟，同辈人，是个土匪小头头。托他帮忙，他不能不办。这样，你们就能离开这里了。我们带着疑虑注视着来人，毕竟他是土匪，我们还没有见到过土匪是什么样子呢，也有些儿害怕。曹三是来看望二大爷的，语言不多，也还和蔼，当他得知我们的身份后，他说你们尽管离开好了，不会有什么事。我们给他说，外面有岗哨，可否打个招呼？他认为没有必要。二大爷说，让他们早点儿走，他们家的大人一定十分焦急呢。当我们迅速离开、到达董村时嫂嫂的父母正站在高处向稻场方向了望，已经大半天了，当他们辨认清楚来者确系我们三人后，压在心头的大石头落地了。他们解释说，昨晚土匪是从我们所在稻场的这个方向进村的，所以无法通知我们离开。当我们打听嫂嫂他们的消息时，他们才告诉，从曹家岗方向过来的行人说，国民党的保安队已经进了村里，看到几处在冒烟，是保安队放火烧房子，烧的谁家房子就说不清了。　　我们为什么能顺利离开土匪窝，化险为夷？是二大爷的面子，还是我们家有什么交情，这里有必要介绍一下早年乡间土匪的情况。三十年代，寿县农村基本矛盾当然是封建的土地制度，代表封建地主的是县、区、乡的官僚、恶霸，他们无恶不作。连年的天灾人祸，民不聊生，群众活不下去了，因而挺而走险，聚众为匪盗，少则几十，多则几百上千，一次行动，往往占领数个村庄。这时的农村，三股势力在交错，一是县、区、乡的官僚和他们的保安队，这是统治者。一是共产党领导群众组织农会和领导的游击队。再就是土匪队伍。共产党人尽力在做土匪的工作，联合他们，以求改造他们。但他们不和我们沾边，原因是和我们来往，戴上了红帽子，国民党就死追猛打。国民党是把我们作为他的主要敌人。这时土匪一般地说也不会伤害我们，他们知道，共产党也是本乡本土人，情况熟悉，伤害了我们，必然要受到制裁。所以轻易也不敢得罪我们。有时也会互通情报，搞点互相支持。我们这次顺利离开匪窝的背景道理就是如此。当然，土匪内部，成份复杂，具体人要具体分析，不可一概而论。&&& 十五、丧家之犬&&& 国民党的队伍抄家、抢掠，已经几次了。好在房屋没有烧掉。但每次抄家后，家人都是收拾得可以住人后，才让我回去，因此遭劫难的现场我还未见过。有一次跑反情况就不同了，母亲打听清楚保安队确已离开村庄，就带着我赶回了家里。整个大郢孜见不到人影，园孜上也空无一人。进得围沟口，只见家里的黑狗迎了前来，在腿前腿后，转来弯去，状极可亲。进得院内，使我震惊了。院内四门大开，屋内家具横七竖八，东倒西歪，垃圾、杂物遍地，卧室内，床上只有草垫子，衣柜抽屉甩到屋内角落里，在房屋的拐角处仅有一点麦囤内的麦子，洒了满地，进了屋内，难以插脚。这种场面我从未见过，保安队在村内为非作歹的丑态令人发指，我愤然地骂道，“囤里的麦子碍你什么事，搞得满地粮食，难道你们是不吃饭的畜牲”。母亲接话，“他们以为粮食囤里藏有洋钱。他们比土匪还坏”。正因为我亲临抄家的现场，才使我感受到母亲的坚强，也意识到如果我的力气大一些，我就能帮母亲多背些包袱，多拿些衣物，就会少损失些。也让我深切理解孤儿寡母逢此劫难的苦情。大难当头，祖父母年老，伯、兄逃命要紧，各自逃生，已是自顾不暇，这些母亲看的很开，从无怨言。母亲这次赶回，显然是在寻找什么东西，又不愿意告诉我，不然为什么家里所有人都没有回来，唯独她自己先回来？似乎没有她所要见的东西，于是我随她在院内窥探祖父母、伯、兄们的房室，同样弄得狼狈不堪，院内空旷，一阵风吹得树叶飒飒作响，令人毛发怵然，本能地回头向大门外看去，大门外什么也没有，只有小黑狗。　　母亲进入了厨房，我走近了小黑狗才发现，它的头部已经受伤，耳后有明显的伤痕。小黑狗在家人离开后并没有离开家，按日常小黑狗的行为判断，这伤痕说明，它曾经和敌人搏斗，在搏斗中受伤。难怪它紧跟在身后，两眼紧盯我们行动，我们在窥探室内外的一切，它在观察我们的动向，惟恐又离家逃走了。我摸摸它的头，捋捋它背上的毛，拍拍它的屁股，它发出哼哼的声音，究竟它在说什么，是在控诉保安队的残暴，还是报告向敌人不屈的斗争？又摇头，又摇尾。似乎要摇摆掉这几天所受的委屈，所窝的火。人们离家已经两个晚上，那么，这段时间里它吃过东西吗？肯定已经很饿了。看，它的两眼在注视着母亲在厨房内的动作。母亲在厨房里找到一点米，两口锅也在灶上未动，我商得母亲同意为小黑狗做点饭，我们自己也要搞点东西，填饱肚子。　　突然间，小黑狗“汪”的一声窜了出去，我紧随其后，原来沟口来了人。平常黑狗就是这样勇敢、机警地守卫着大门口，一点儿风吹草动也不会放过。如果有人试图以棍棒相加，那就更厉害了，没完没了。但是有一条，游击队的同志来了，它不叫，应该相信，这黑狗是能认识经常来家的同志，也应该能理解这些同志和这家主人之间的亲密关系，这是多年来培养的结果。来的不是别人，是周奶奶。周奶奶住在沟边一间又低又矮的草屋里，很穷，大郢孜只有一两家外姓，周奶奶是其一，都是曹姓的亲戚。大郢孜的人都跑光了，周奶奶没跑，每次军队进村都没有跑。她说，我怕什么？钱没钱、物没物，穷老太婆，与人无怨无仇、无油水。问她到园孜上来，有什么事，她说，你们娘儿俩进村时我就看到了，看你们半天未出来，我在替你娘俩着急。她以长者的口吻说，回来做什么，还不快点离开！保安队就在街上，随时可能回来捉人，人都不敢回来。周奶奶还说，你们单独回来很危险，你知道会遇到什么人？周奶奶伸头看看室内的乱劲说，保安队白天离开村子，夜晚三五结伙就来抢，我问，这都是些什么人？周奶奶说，不要问了，快走吧！问多了，性命都有危险，这种世道，哪里是过日子的世道。母亲说，好心的周奶奶，哎，我们喂了狗就走。周奶奶自言自语，边走边说，哎！还管什么狗啊！周奶奶在院里兜了圈子，走出大门外，我送她到沟口，她径自回到大郢孜去了。　　做的饭先拿了些给小黑狗吃了，虽然已是午饭时刻，也应该饿了，我和母亲就是吃不进去，喝了点开水就算是吃了午饭。当我们离开家走到沟口外的时候，麻烦的事来了，黑狗紧紧跟随在后面，要跟我们离开家，怎么赶也赶不回去。小黑狗是有道理的，有什么理由硬要它留下来。难道这几天没有为这个家受苦受难吗？我也不忍心再赶它了。可是母亲说，我们这是去你舅舅家躲几天，我们去增加了两张嘴吃饭，舅舅家也很穷，自己去，还要带着狗，不是太不体谅舅舅家的困难了吗？狗也是要吃的呀。我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捡起土块，朝黑狗扔去。黑狗看我生气了，走到远处蹬坐在那里，两眼直盯着我，万分不情愿，一百个不理解。我没办法和它沟通，只好带着万般无奈的心情，离开村庄，离开小黑狗。　　舅舅家并不太远，也只有二十几华里，小伙子迈开两条腿，两个小时就可以到了，可是我们一直走到太阳快落山，才到舅舅家。见到了舅舅，母亲掉了眼泪，也没有更多语言，只是说，曹家岗一时难以回去了。已经被抢的尽光，回去也难以生活。几个舅舅都来安慰母亲，母亲的情绪慢慢恢复了正常。晚上母亲吃了几口晚饭，一天下来够疲劳的了，天黑以后比较踏实地躺下了。　　跑反、逃难的人们惊魂不定，难得能有个安定的环境入睡。突然门外响起“嚓嚓”的声音，母亲下意识地坐了起来，像是有人在弄门，难道是保安队跟上来了，抓人？再细听，是什么人在门外顶门，母亲推了推我，我也醒来，紧接着门外“哼哼”两声，听清楚了，是狗，我家的小黑狗追来了。舅舅、舅母也醒了，母亲说，去开门让它进来吧，又告诉舅舅黑狗身上受伤的事。舅舅说，这是条好狗，狗通人性啊。我本来就很想带它出来，于是下床开了门，黑狗以头蹭着我的腿，我拍拍它的头，它哼哼了两声，是喜悦，还是哀怜，它在外屋地躺下了。 &&& 十六、离家之后&&& １９３８年４月，我和云青离家奔赴延安。此后故居的一切情况都不是亲身的经历和感受，许多具体情节是和母亲谈天时知道的。我们走后，故居经历了抗日战争、三年自卫战争两个革命阶段，敌（日）、伪、顽、友、我在故居所经历的斗争，极其复杂、激烈、残酷，跌宕起伏，直到１９４９年全国解放，我们的家庭、亲友，已经是血溅原野，家破人亡。故居已是残壁断垣，仅存的几间破漏草屋，还傲然屹立在园孜止。这草屋在向世人宣告，三烈士故居还没有被摧毁，三烈士家人没有被灭绝，还有人。大郢孜不懂事的小孩往往说，园子上没有“带把儿”的，只有女人。是的，男的死的死，逃的逃，幸存者战斗在革命需要的地方。只有女的在园孜上坚持、挣扎、斗争，她们是母亲、小姑和孟家大姐、姐夫，有时两位嫂嫂也在。孟家大姐，是大伯的女儿。小姑是母亲的女儿（养女），人们称母亲为老姑，称她为小姑，我们走后，母女相依为命，更艰苦，也更困难了。母亲说，你在家时，（是十年内战时期）那里虽然抄了家，跑反还有个周旋余地，后来的跑反，已经无处可去了，跑日本鬼子的反，是所有人一起跑，还好一点，后来跑国民党的反，十分残酷，不是至亲骨肉，都不敢沾边了。　　母亲在解放以后陆陆续续说了许多故居的情况，摘其要者，有以下几件。　　１、１９３９年春，党组织在故居办了训练班，（对外是秘密的）曹云露讲授游击战争，训练班学员有男有女，母亲和嫂嫂为训练班学员烧水做饭，训练班为党培训了干部。曹广贤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　　２、１９３９年某月，叶挺军长奉命来到江北，在军务繁忙、斗争复杂、紧张的状况下，抽空来到曹家岗，慰问了祖父母、母亲。同来者还有张运逸等领导。当时在小甸、寿东南一带群众中，大为震动，影响深远。也大大推动了故乡青年踊跃参加新四军。为此事，后来研究这段历史的著作中对叶挺都大为赞赏。这件事表明了叶挺对父亲的理解和评价，也表明叶挺不放过一切机会为了发展革命力量，日夜奔波。叶挺把友谊、事业、理想高度统一起来。这是故居的光荣。当时的大别山日报，曾刊登朱克靖同志文章记述了这件事。　　３、日寇进占小甸集后，为进一步控制农村，在小甸镇北的回郢孜修筑了炮楼。寿东南小甸集一带的形势起了很大变化，国民党、日寇、共产党三者相互斗争，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处心积虑利用日寇来消灭和削弱共产党，对鬼子的占领消极应付。我游击武装已被迫转移外地。然而，日寇暴行，激起人们抗日怒火，终于以曹家岗的曹坤府为首，组织了群众力量，端掉了鬼子的炮楼。杀了六名鬼子，缴获了枪支，取得了胜利，大快人心。紧接而来的是鬼子的报复，烈士故居被拆毁，群众无以宁日，天天跑反。　　４、日寇摧毁了烈士故居的四间主要建筑，（即１９２３年所建的那四间房屋，前文已有记述），把木料拿去修了炮楼，然后给家庭生活和日后游击队活动带来困难，但这不过还是财物的损失，“千金散尽还复来”，可是，这座建筑的大梁上书写的“中华民国十二年　月　日立”，几个浓墨毛笔大字，也随同被摧毁，无法“还复来”了。这是曹渊烈士书法墨迹，曹渊烈士是书法家张树侯先生的学生，其书法极为先生赏识，也为乡里所称道，无法再现，殊为可惜。　　５、曹少修的牺牲。曹少修在大军北撤时，毅然随游击武装留下，坚持敌后斗争，为敌人捕去，经受多方残酷折磨，坚贞不屈，大义凛然。在党内、游击队内和广大群众中引起了极大的悲愤。其临终留言：“……今吾死，一家三烈士，光荣我门庭”，广为流传。曹少修是三烈士中从事革命活动最早、也牺牲得最晚。史诗一样的“一家三烈士”一语，由此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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