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桑，同人本看好你哟》┊作者: 悲莫停.TXT
文案游戏系统：哟~亲爱的作者桑，由于本游戏由你的n本小说改编而成，恭喜你被抽为本游戏的测试玩家！yoho，要通关才能回到现实哟，可爱的游戏君我看好你哟~只要完成游戏任务，达成HE就能通关哟~~超级简单的，游戏愉快哟作者桑。于是苦逼的言情作者桑被迫走上了凑（拆）官配，打怪兽，刷boss，被告白（咦好像有什么奇怪的东西混进来了），被迫练习各种技能的道路。但是当接触第一卷目，作者桑木着脸：游戏君，为什么你没告诉我这是我小说的同人本！！！！！！游戏君：嘤嘤嘤~人家只是觉得男一和男二比较配！作者桑：呵、呵、呵、呵、呵！内容标签： 快穿 穿越时空 无限流搜索关键字：主角：顾瑜，霄云 ┃ 配角： ┃ 其它：快穿，原创故事，轻喜剧，清冷，精分，师徒，书穿，不小白，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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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野火集》
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在昨晚的电视新闻中，有人微笑着说："你把检验不合格的厂商都揭露了，叫这些生意人怎么吃饭？"
　　我觉得恶心，觉得愤怒。但我生气的对象倒不是这位人士，而是台湾一千八百万懦弱自私的中国人。
　　我所不能了解的是：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
　　包德甫的《苦海余生》英文原本中有一段他在台湾的经验：他看见一辆车子把小孩撞伤了，一脸的血。过路的人很多。却没有一个人停下来帮助受伤的小孩，或谴责肇事的人。我在美国读到这一段。曾经很肯定地跟朋友说：不可能！中国人以人情味自许，这种情况简直不可能！
　　回国一年了，我睁大眼睛，发觉包德甫所描述的不只可能，根本就是每天发生、随地可见的生活常态。在台湾，最容易生存的不是蝉螂，而是"坏人"，因为中国人怕事、自私，只要不杀到他床上去，他宁可闭着眼假寐。
　　我看见摊贩占据着你家的骑楼，在那儿烧火洗锅，使走廊垢上一层厚厚的油污，腐臭的菜叶塞在墙角。半夜里，吃客喝酒猜拳作乐，吵得(又鸟)犬不宁。
　　你为什么不生气？你为什么不跟他说"滚蛋"？
　　哎呀！不敢呀！这些摊贩都是流氓，会动刀子的。
　　那么为什么不找警察呢？
　　警察跟摊贩相熟，报了也没有用；到时候若曝了光，那才真惹祸上门了。
　　所以呢？
　　所以忍呀！反正中国人讲忍耐！你耸耸肩、摇摇头！
　　在一个法治上轨道的社会里，人是有权利生气的。受折磨的你首先应该双手叉腰，很愤怒地对摊贩说："请你滚蛋！"他们不走，就请警察来。若发觉警察与小贩有勾结--那更严重。这一团怒火应该往上烧，烧到警察肃清纪律为止，烧到摊贩离开你家为止。可是你什么都不做；畏缩地把门窗关上，耸耸肩、摇摇头！
　　我看见成百的人到淡水河畔去欣赏落日、去钓鱼。我也看见淡水河畔的住家整笼整笼地把恶臭的垃圾往河里倒；厕所的排泄管直接通到河底。河水一涨，污秽气直逼到呼吸里来。
　　爱河的人，你又为什么不生气？
　　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对那个丢汽水瓶的少年郎大声说："你敢丢我就把你也丢进去？"你静静坐在那儿钓鱼（那已经布满癌细胞的鱼），想着今晚的鱼场，假装没看见那个几百年都化解不了的汽水瓶。你为什么不丢掉鱼竿，站起来，告诉他你很生气？
　　我看见计程车穿来插去，最后停在右转线上，却没有右转的意思。一整列想右转的车子就停滞下来，造成大阻塞。你坐在方向盘前，叹口气，觉得无奈。
　　你为什么不生气？
　　哦！跟计程车可理论不得！报上说，司机都带着扁钻的。
　　问题不在于他带不带扁钻。问题在于你们这廿个受他阻碍的人没有种推开车门，很果断地让他知道你们不齿他的行为，你们很愤怒！
　　经过郊区，我闻到刺鼻的化学品燃烧的味道。走近海滩，看见工厂的废料大股大股地流进海里，把海水染成一种奇异的颜色。湾里的小商人焚烧电缆，使湾里生出许多缺少脑子的婴儿。我们的下一代--眼睛明亮、嗓音稚嫩、脸颊透红的下一代，将在化学废料中学游泳，他们的血管里将流着我们连名字都说不出来的毒素--
　　你又为什么不生气呢？难道一定要等到你自己的手臂也温柔地捧着一个无脑婴儿，你再无言地对天哭泣？
　　西方人来台湾观光，他们的旅行社频频叮咛：绝对不能吃摊子上的东西，最好也少上餐厅；饮料最好喝瓶装的，但台湾本地出产的也别喝，他们的饮料不保险......
　　这是美丽宝岛的名誉；但是名誉还真是其次；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的健康、我们下一代的傻康。一百位交大的学生食物中毒--这真的只是一场笑话吗？中国人的命这么不值钱吗？好不容易总算有几个人生起气来，组织了一个消费者团体。现在却又有"占着茅坑不拉屎"的卫生署、为不知道什么人做说客的立法委员要扼杀这个还没做几桩事的组织。
　　你怎么能够不生气呢？你怎么还有良心躲在角落里做"沉默的大多数"？你以为你是好人，但是就因为你不生气、你忍耐、你退让，所以摊贩把你的家搞得像个破落大杂院，所以台北的交通一切乌烟瘴气，所以淡水河是条烂肠子；就是因为你不讲话、不骂人、不表示意见，所以你疼爱的娃娃每天吃着、喝着、呼吸着化学毒素，你还在梦想他大学毕业的那一天：你忘了，几年前在南部有许多孕妇，怀胎九月中，她们也闭着眼梦想孩子长大的那一天。却没想到吃了滴滴纯净的沙拉油，孩子生下来是瞎的、黑的！
　　不要以为你是大学教授。所以作研究比较重要；不要以为你是杀猪的，所以没有人会听你的话；也不要以为你是个学生，不够资格管社会的事。你今天不生气，不站出来说话，明天你--还有我、还有你我的下一代。就要成为沉默的牺牲者、受害人！如果你有种、有良心，你现在就去告诉你的公-仆立法委员、告诉卫生署、告诉环保局：你受够了，你很生气！
　　你一定要很大声地说。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中国人当然不生气
　　一个人的人格成长，受家庭影响最大，而家庭的观念又被社会上的风习和制度所支配。这里仅从家庭与个人这个关系面来看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
　　中国人常说"自己"叫"自家"，研究中国社会的学者也认为中国是一个以"家"为中心的家族社会，所以家族的观念左右着个人的行为，家族长辈根深蒂固的想法自然成了个人立身行事的不二目标。如此一代传一代。反复实施，才造就今天这种"不会生气"的性格。这种性格相袭传衍太久远了，所以平日立身行事只知道遵行而毫无自觉，只知接受而没有是非，只懂得"照着做"却说不出"为何做"的道理。当然对他所做所为更无所谓生气或不生气了。所以中国人是"不会生气"的民族。譬如：
　　家里希望我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光耀门楣，是为我好，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告诉我出外坏人多，不可轻易相信别人的话，是担心我上当；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叮吟我不可随便救助陌生人，免得惹祸上身，是怕我吃亏，我为什么要生气？
　　家里教导我不可乱说话，"小孩子有耳无嘴"才不会得罪人家，更是替我设想，我更不会因此生气。
　　于是，我现在努力读书，将来努力赚钱，大家都会说我有出息，不像那些喜欢打抱不平，整天社会国家的人，虽然急公好义，到头来不是被排挤就是被看成异端，不得善终。日常生活里，每一个聪明人都是快快乐乐出门，不乱听言论，不乱说意见，不乱帮助陌生人，然后平平安安地回家。只有傻瓜和笨鸟才会去救人之难，去谈论批评，去惹是非，招来不必要的麻烦。
　　大家如此这般，自私自利，而把除自己有利以外的全置之度外。，可记得幼年时上街，许多长辈们鼓励孩子插队买票，上车抢座位（有人说这是逃难心理），结果孩子身手矫捷不落人后，赢来不少赞赏，俨然自己就是国家未来主人翁一般。这种可以骄其父母的行为，身为一个中国人看来怎么会生气呢？
　　长大后占人便宜说是为了家计，插队上车是为了早点赶回家照顾子女，亏空公款是为了弥补家庭拮据，遇到困难，找有力人士关说，也是为了这个家。这个想法早年管仲对鲍叔就曾说过，我只能借大家常挂在口头的一句话："我努力打拼赚钱，劳累委屈，为的还不是这个家。"听来如此冠冕堂皇，扣人心弦，谁曰不宜，谁会生气。
　　"为了家"是个很管用的口实、有了它可以做出一切"自我""利己"的弊情而不会令人生气，因为顾家的爸爸就是好爸爸，不管他在外面如何不守公共秩序，如何见死不救，如何为了赚钱而贪赃枉法，瞒上欺下。而顾家的妈妈必定是好妈妈，不管她平日如何喜欢占人小便宜，如何假公济私、挑拨离间，只要她的行为是以"为了家"做出发，那么她所做的一切不合情理法的事都可以被原谅了。
　　研究中国人性格的社会学者，大都认为人口过剩，灾害频仍及社会贫穷是养成中国人的自我、自利性格的原因。
　　就以台湾老一辈人的生活背景来看，这种说法的确有其道理。大陆来台的长辈，在幼青年时大多在战乱、饥饿、流离、逃难中长大，在台的老一辈也是战乱、饥饿中挣扎出来的，所以他们常以自己的经验向子女谆谆告诫，希望子女努力读书，将来赚钱容易；所以希望子女除了读书赚钱以外的事最好少管，因此每个人都不知不觉地只紧握那一份自己谋生的资源，死也不肯放松。
　　他们从战乱饥荒中取得的经验是："凡是自私自利的心越重，生存的机会越大。"因为在战乱或荒年里如果有一家肯分些粮食去帮助别一家，这慷慨的一家就要减少他们自己生存的价会，要是太慷慨，生存机会便相对减少，甚而不免饿死。所谓物竞天择，在战乱荒年里，有慷慨性格肯于帮助别人的人往往被淘汰，而专为自己打算的人反而得到选择，这种畸形的自我选择与淘汰使得自私自利主义特别发达。
　　经过割据、抗日等饥饿灾荒而死里逃生的人。对生命当然特别的珍惜、所以他们清楚地知道要生存就要抓住生存的资源--知识和钱财（他们认为知识可以取得高社会地位，代表一份优异的生存机会；钱财可以买通一切急难之需，也是生存最基本的保障）。所以由小到大都为这个生存资源钻营不休，至于社会的公义，人群的互惠互助，都可用冷漠对待它。
　　如此一来，整个社会风气都从以自我、自家、自私、自利出发，所以一方面用自私自利、见死不救的心态去过现代社会生活，二方面以假公济私、贪赃任法的心理去面对公众，三方面以守旧苟安的心态去保住既得的利益。加上没有很好的法律制度去限制，人人以为自私自利有百利而无一害，你自私我自利，上下交征利，一点也不知道生气。倒是要他们抛弃狭隘的、自利的、"为了家"的自私心态去过合理的现代社会生活，他们会很生气。或者要他们改正以前那种逃难的、饥荒的、自顾不暇的穷人自私心态去过现代生活，他们会很生气。
　　中国人，已经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那么见到别人自私自利，怎么还会生气；身为中国人自私自利可以存身、可以保家真是有百益而无一害，看到自私自利的事，怎么还会生气。
　　这下你应当知道，中国人，为什么不生气了吧？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中国时报?人间》
生气，没有用吗？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又鸟)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又鸟)，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又鸟)......
　　如果你住在台湾，如果你还没有移民美国或巴拉圭，如果你觉得你的父母将埋葬于此，你的子女将生长于此，那么，这是我给你的一封信。
　　写过《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之后；有些人带着怜悯的眼光，摇着头对我说：生气，没有用的！算了吧！
　　他们或许是对的。去国十年，在回到台湾这一年当中，我有过太多"生气"失败的经验。有些是每天发生的小小的挫败：
　　在邮局窗口，我说："请你排队好吧？"这个人狠狠地瞪我一眼，把手挤进窗里。
　　经过养狗的人家，看见一只巨大的圣伯纳狗塞在一个小笼子里；鼻子和尾巴都抵着铁栏，动弹不得。找到狗主人，我低声下气地说："这太可怜了吧！"他别过脸去，不说话。狗在一旁呜呜叫着。
　　有人把空罐头丢在大屯山里，我伸出头大叫："这么美的景色，别丢垃圾！"没有回音，我只好走过去，自己捡起来，放回我的车上。
　　南部的商人屠杀老虎，我问环保局："没有法令保护这些稀有动物吗？"回答是："没有。"
　　有些是比较严重、比较激烈的失败：
　　回台湾第二天，计程车经过路口时，猛然发觉有个人躺在马路中间，黑衫黑裤，戴着斗笠，像是乡下来的老农夫，姿态僵硬地朝天躺着。流水似的车马小心而技巧地绕过他，没有人停下来。我急忙大叫："赶快停车，我去给警察打电话！"
　　司机狠狠地往窗外吐了口槟榔，回头对我哈哈大笑："免啦！大概早就死了。打电话有什么落用！"油门一踩，飞驰而去。
　　《英文邮报》登了一则消息：发现"乌贼"者，抄下车牌号码，请打这两个环保局的电话。几个星期之后，我拨了其中一个号码，正要把"乌贼"报出，那边打断我的话：
　　"有这样的事吗？哪家报纸登的？"
　　"《英文邮报》。"我说，于是重新解释一遍。对方显然不知所措，于是要我拔另一个号码--另一个电话也不知道怎么办。最后，接第四通电话的人犹疑地说：
　　"那你把号码给我好了，我们看着处理。"
　　我并没有把"乌贼"号码给他；我把电话摔了。
　　有一段时候我们住在临着大街的十楼上。搬进去之后，发觉对街的夜摊每至午夜，鼓乐喧天，大放流行歌曲。于是我夜夜打电话到警察局去；电话那头总是说：好，就派人去。可是，站在阳台上观望，我知道，没有人去。
　　失眠一个月以后，我直接打电话给分局长，请他对我这个小市民解释为什么他不执法。这位先生很不耐烦地说："咱们台湾实情如此，取缔是办不到的。"
　　过了不久，我打开门，发现上个满脸长横肉的人站在门口，凶狠地说："哇宰样你报警察。给你讲，哇是会宰人的，哇不惊死！"
　　走在人行道上，有辆计程车扫着我的手臂飞过，马上又被红灯挡住。我生气地走过去，要他摇下窗户，说："你这样开车太不尊重行人；我们的社会不要你这样没有水准的国民......"
　　很可笑的，知识分子的调调，我知道。灯绿了，这个司机把车停到街口，推开车门走了出来，手里守着一根两尺长的铁棍，向我走来......
　　分析一下这些经验。造成我"生气"失败的原因大致有三个：第一，这个社会有太多暴戾的人，不可理喻。当司机拿着铁棒向我走来的时候，我只能默默地走开。第二，我们的法令不全。老虎如果没有立法来保护，跟唯利是图的人谈人道与生态毫无意义。第三，执法的人姑息。明令摊贩不准随地设摊、污染环境，但是当执法人本身都观念不清的时候，你怎么办？
　　这些都造成我的失败，可是，你知道吗？这些，还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生气"的人太少。
　　如果打电话到环保局去的不只我一个，而是一天有两百通电话、三百封信，你说环保局还能支吾其事吗？如果对分局长抗议的不只我一个，而是每一个不甘心受气的市民；--他还能执迷不悟地说"中国台湾实情如此"吗？如果那个养狗的人家，每天都有路人对他说："换个笼子吧！"他还能视若无睹吗？如果叫阿旺的这个人一插队，就受人指责，一丢垃圾，就遭人抗议，阿旺一天能出几次丑呢？
　　想一想，在一个只能装十只(又鸟)的笼子里塞进一百只(又鸟)，会是什么光景？台湾，就是这样一个笼子；你与我就是这笼子里掐着脖子、透不过气来的(又鸟)；我们既不能换一个较大的笼子，又不能杀掉-半的(又鸟)（不过，我们混乱的交通倒是很有效率地在为我们淘汰人口）。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要维持一点基本的人的尊严，我们就不得不仰靠一个合理的社会秩序。这个社会秩序不仅只要求我们自己不去做害人利己的事，还要求我们制止别人做害人利己的事。你自己不做恶事才只尽了一半的责任；另一半的责任是，你不能姑息、容忍别人来破坏这个社会秩序。
　　最近碰到一位乘告开学术会议的欧洲学者。他自一九六○年起，大概每五年来台湾考察或开会一次。台湾的繁荣蒸蒸日上，他说，可是台北，一年比一年难看。我微笑--你要我说什么？我住过美国的纽约、西德的幕尼黑，到过欧洲的罗马、雅典、欧亚交界的伊斯坦堡、非洲的卡萨布兰卡、埃及的开罗、日本的东京；我知道：台北是我所见最缺乏气质、最丑陋、最杂乱的都市。当我站在十字路口，看见红灯未灭就在乌烟瘴气中冲过街去的一张张杀气腾腾的脸，我觉得惊骇：是什么，使这个城市充满着暴戾与怨气？
　　但是我爱台湾，无可救药地爱着这片我痛恨的土地，因为我生在这里，因为我的父母兄弟、我的朋友同事、学校里每天为我倒杯热茶的工友、市场里老是塞给我两把青葱的女人---他们，还有他们一代一代的子女，都还要在这个受尽破坏的小岛上生长、生活。可是，我是一个渴望尊严的"人"；我拒绝忍气吞声地活在机车、工厂的废气里，摊贩、市场的污秽中，我拒绝活在一个警察不执法、官吏不做事的野蛮的社会里。
　　我可以从皮夹里拿出护照来一走了之，但是我不甘心，我不相信"台湾实情"就是污秽混乱，我不相信人的努力不能改变环境。
　　我并不要求你去做烈士--烈士是傻瓜做的。看见那人拿着铁棒来了，夹起尾巴跑吧！我只是希望你不要迷信"逆来顺受"；台湾的环境再这样败坏下去，这个地方，也真不值得活了。我只是谦卑地希望你每天去做一点"微不足道"的事：拍拍司机的肩膀。请他别钻前堵后，打个电话到环保局去，告诉他淡水的山上有人在砍树造墓，写封信到警察局去，要他来取缔你家楼下莫名其妙冒出来的地下工厂，捡一片红砖道上的垃圾，扶一个瞎子过街，请邻座不要吸烟，叫阿旺排队买票......
　　我只想做一个文明人，生活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罢了。你说，我的要求过分吗？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六日《中国时报?人间》
该生气就生气，该说话就说话
　　阅贵报（《中国时报》）十一月二十日刊载的"一个题目两人写"专栏：《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感触深深，沉思良久。龙应台先生大作部份尤令一向不生气的我羞惭喟叹，久久不能自已，晚间至北投金马奖戏院观赏《省港旗兵》，进戏院甫坐一下，即感觉"烟香"阵阵扑鼻，片刻后实难忍受，遂鼓起勇气，顾不得后座的瘾君子有女友，劝其熄掉香烟，勿再羞人。未几，又见入口处一阵亮光，原来两位少年家一进场就相互点起烟来，一副悠然自得模样，愈看愈冒火，心想"为什么不生气"，为什么忍其一意制造恶劣空气，于是起得身来，准备前去晓以大义一番。未料才跨出两步，心中又犹疑了起来，胆怯之余，灵机一动，出去找戏院管理员帮忙，说明原委后，只见管理员一再摇头。明白表示这是"无法度"的事情，爱莫能助。经再三强烈抗议，斥其没用、姑息，他姑折衷由戏院打出字幕--请勿在场内吸烟。这是个人亲身的一个经历，也是阅读《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后所激起的良知与道德勇气，事情微不足道，效果或也仅止于短暂的一个晚上，然而，我仍很为自己高兴、骄傲，毕竟，我已开始在做了，虽然还是有点怕怕。想一想，倘若日常生活当中，你、我、他都摒除从小被养成的自我、自利的习气和观念，鼓起道德的勇气，随时随地，对于身旁周遭令人不快或不当的事物，勇于抗议，敢于检举告发，人人都来管这个社会，相信一定可以积少成多，彻底改造的。
　　最后，提醒大家，将近两千万人生活在一个小岛上，假如休想拥有一个清爽愉快的生存环境，请别再把自私自利看成天经地义，忍耐、沉默都是懦弱的表现，该生气就生气，该说话就说话，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吧。
　　原载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廿七日《中国时报?人间》
生了梅毒的母亲
　　有一天黄昏，和一位瑞典朋友去看淡水的落日。河水低潮的时候，密密麻麻的垃圾在黑色油腻的污泥中暴露出来。好不容易找到一块离垃圾远一点的地方，刚坐下来，就看到这个毛毛头，五岁大的小男孩盯着我们，转身对抱着布娃娃，更小的小孩，用很稚嫩的声音说：
　　"妹妹，我会听英文，这个外国人在说我们台湾很不进步......"
　　我愣住了--因为我的金发朋友一句话也没有说。这个小毛头在捏造故事，可是他捏造了怎么样的放弃啊！中国民族的自卑感已经这么深了吗？这孩子才五岁哪！
　　火红的太阳在垃圾的那一头沉了下去，我默默地离开淡水河。
　　而居然有人说：台湾没有你说的那么糟！
　　要糟到什么程度才能使你震动？
　　在德国，我看见莱茵河里游着雪白的野天鹅，公路旁高高地抽着鲜红的罂粟花，森林里嘻笑的小孩在寻觅香菇和莓果。
　　在意大利，我看见裸着身子的女郎在冰凉透明的湖里游泳，老太婆坐在葡萄藤下聊天，贩夫走卒在笼罩着月光的沙滩上跳舞。
　　在希腊，一个像淡水一样依山傍水的小镇里，我看着渔民把鹅卵石铺在海堤上，就着粼粼的波光喝酒唱歌；干瘠的山上猛烈地开着星星似的野花。
　　在土耳其，我碰到穿着花裙的吉普赛女人背着满箩筐的花朵，沿着古老的石板路叫卖，脸颊丰润的小孩在山坡上滚来滚去。
　　回到台湾，我去看山--看见剥了皮的青山。绵延的绿当中突然陷下一大块，砂土被挖走了，红土石砾赤裸棵地暴露出来。台北县的山满目疮疤，像一身都长了癣、烂了毛的癞皮狗，更像遭受强暴的女人......
　　我去看水。听说关渡有雪白的水鸟，不错。可是水面上密密地覆着一层垃圾，水鸟瘦瘦的脚找不到栖落的地方。嫁笑的小孩涉在乌黑恶臭的水里抓水虫。
　　居然有人说：台湾没那么糟！
　　为了多赚几毛钱，有人把染了菌的针筒再度卖出，把病毒注入健康人的身体里去。为了享受物质，有人制造假的奶粉，明明知道可能害了千百个婴儿的性命。为了逃避责任，有人在肇事之后，回过头来把倒地呻吟的人瞄准了再辗过一次。我们的子女坐在教室里，让毒气给轰倒。我们的朋友喝了伪酒而失明。我们的兄弟，被车撞断了腿，每天拄着拐杖，一跛一跛上学校。而我们自己，心平气和地吃喝各色各样的化学毒素，呼吸污浊的空气，在横行霸道的车辆间仓皇怯懦地苟活，
　　要糟到什么程度你才会大吃一惊？
　　在《中国人，你为什么不生气》（十一、二十）和《生气，没有用吗》（十二、六）刊出之后，我听说有大中学的老师把文章发给学生，做课堂讨论材料；有人把文章复印了四处寄发；也有人当海报传单一样到处张贴。每天我的邮箱里塞着读者的来信，写信的人有老师、水电工人、学生、军人、理发小姐......其中有两封特别伤感：
　　--我们的家乡台湾，本来山青水秀，现在被当作歇脚的地方．这些人不打算生根，歇会儿，气力足就走了。你要他们怎么去爱乡爱土？
　　--今天台湾生活环境之差到了令人想一走了之的地步。可是，眼见苦难的中国人好不容易有这么一个地方，稍稍享受一点没有饥饿、没有战乱的日子，实在又很想珍惜它；然而我们的环境却又败坏至此，令人痛心不已。
　　我实在不了解为什么我们的环境会受到如此的破坏。人穷的时候。把门砍破了烧来取暖，还有话说，三十年后的台湾早就"发"了，为什么还在到处打洞？更何况台湾这个"房子"还不是我们的--我们只是百代的过客，我们之后还有一代又一代的人要来这里居住生活。任何房客都没有权利把租来房子的屋顶拆掉、地板挖空、墙壁熏黑，因为将来还有别的房客要来。台湾这个小小的岛屿，我们也还得留给下一代的下一代。我们哪里有资格，哪里有权利--为了现在多赚几毛钱，疯狂地、忘形地追求所谓"经济成长"--而在苍天有德暂租给我们的这片土地上横行肆虐，把青山毁掉，把绿水弄浑，在泥土里掺毒？以后的人怎么办？中国人还没有短见自私到绝子绝孙的地步吧？
　　诗人说：生了梅毒，还是我的母亲。台湾，是生我育我的母亲；肮脏、丑陋、道德败坏的台湾是我生了梅毒的母亲。你说台湾没有那么糟。我觉得你在做梦；你说，治文学的人不应该为这种凡间琐事费神，我觉得你麻木：我坐在书房里，受噪音的折磨；吃一餐饭，有中毒的危险；出门上街，可能被车子撞死；走进大自然，看不见一片净土。有哪一门"学问"比"生活"本身更重要呢？我之所以越过我森森的学院门墙，一而再、再而三地写这些"琐事"，是因为对我而言，台湾的环境--自然环境、生活环境、道德环境--已经恶劣到了一个生死的关头。我，没有办法继续做一个冷眼旁观的高级知识分子。
　　所以我伸出手来，急切地想与你接触。我是个大学教授，你或许是个面店老板、小学老师、公车司机，或满手油污的修车工人；在日常生活上，你和我却都是"市井小民"，有一模一样的需求--安静的环境、干净的社区、有条理的街道、文明礼让的邻居。有许多问题，我们这些市井小民不得不仰靠专家，譬如垃圾掩埋的科学方式及山林水土保持的处理。也有许多人，是我没有能力影响或教化的，譬如拿刀杀人的老大或偷偷丢垃圾的阿旺（他们也不会读副刊吧？！）可是市井小民仍旧可以做许多事情：专家不尽力的时候，你要监督他、指责他，告诉他：做不好，换别人来。至于阿旺，如果他一个人丢，有十个市井小民去捡，我们的街巷仍旧是干净的。台湾的环境不能再往下掉一步，掉一步，很可能万劫不复。
　　今天下午，我在淡水田野间行走，看见一只洁白的鹭鸶轻俏地站在一头墨黑的水牛背上。那头水牛粗糙笨拙，沉重的蹄在沼泽里来回。背着无尽的天光，它悠然地吃着脚边翠绿的水草；不知魏晋、不知汉唐、不知古往今来的一脚一个印子。风轻轻地吹着，我在田埂上凝视许久，心里溢满感谢：感谢这水牛的存在，感谢这鹭鸶与水草的存在。我的母亲生了梅毒，但是至少她还没有死去，她还有痊愈的希望。我既不愿遗弃她，就必须正视她的病毒，站起来洗清她发烂发臭的皮肤。
　　新春的第一个晴天，我会到大屯山上去看丰硕的芒草。我的车里会有一只大塑胶袋；我会把沿着山路的垃圾捡起来，带走。新春的第一个晴天，你或许会带着学生或者三朋四友，到澄清湖、火焰山，或秀姑峦去寻找一点野气；或许你也愿意带着一个大塑胶袋，捡走花丛里的空罐头。在你弯身的那一刻，或许我也在弯身，如果我们在转角处相遇，就打个招呼吧！
　　或许这一年的台湾就真的要比一九八四年的台湾稍稍干净一点、安静一点、和谐一点。你，来赴约吧！
　　原载一九八五年一月四日《中国时报?人间》
　　有个叫苏格拉底的老头，你大概不认识。
　　他已经七十岁了！深凹的眼睛，白花花一把胡子。在牢里关了好几天了；明后天等船回来，死刑就要执行。这天清晨．他刚睡醒，一小格窗子透着一点光，非常希腊的天空。
　　克瑞图是个有钱的老朋友，已经滔滔不绝用尽了口舌，恳求苏老头逃狱。"钱，包在我身上，"他说，"更何况，你死了，谁来照顾你的小孩？"
　　可是苏老头顽固得很，他一本正经地说：
　　"雅典政府以'妖言惑众'判我死刑，固然不合理。但是我如果逃狱而破坏了雅典的法制．那就等于以其人之'恶'还治其人，使我自己也错了。你要知道，两恶不能成一善。
　　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的时候，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让雅典人杀我吧！我愿意做一个受难者而死，不愿做一个叛逆者而生。"
　　苏老头仰头吞了毒药而死黄黄的药水流下来，弄脏了他的胡子。
　　另外有个人叫梭罗，喜欢独来独往。三十岁那年，一个人到森林湖畔搭了个木头房子，自耕自活。有一次在树林里升火烤肉，差点把康考特的林子烧了一半。
　　这天黄昏，正在散步的时候，梭罗被抓进了监狱，、理由是他拒绝付税。他认为政府用他缴的钱去支持战争（美国人欺负墨西哥人）及黑奴制度，有违他的个人良知，他以立即的、反抗的行动来抵制他认为是错的法制。
　　"面对不合理的法制时，我们应该盲目地遵从吗？还是暂且遵从，同时慢慢地循合法途径去改革？还是立即地反抗，来抵制、破坏这个法制？"
　　梭罗问着，而他的回答理直气壮：
　　"盲目的遵从是最低级的愚蠢。不必考虑。寻求改革途径，时间拖得太长。人生有多少日子？又不是吃饱饭没事干，一天到晚绿头苍蝇似地去改造社会。人生在世为了生活，不是为了改革。所以对付一个不合理的制度，最好的办法就是立即地抵制。"
　　梭罗并没有尽兴；在牢里兴奋地睡了一夜，第二天就被那个慈善心肠的老姑妈代缴了税金，赎了出去。倒是一百年之后，在古老贫穷的东方，有个叫甘地的人尽了兴，带了千万个人去"立即地抵制"一个不合理的制度。
　　爱恨分明的纽约最近也出了一个人物。戴着金丝眼镜、很文静秀气的葛兹坐在夜车里，一心想回家泡个热水澡。四个年轻的黑小子围了上来，跟他要五块钱。纽约的人都知道，五块钱的下一步大概就是头上五个窟窿。那个脸上有条疤的家伙上个月才把一支枪抵在一个老女人的脖子上，抢走了一条金链子。
　　但是文静的葛兹怎么办呢？没有警察来保护，没有乘客敢帮助--他究竟应该，如苏老头所说，做一个守法的受难者；还是如梭罗所说，做一个违法的反抗者？换个问法，他究竟应该任这四个人把他毒打一顿、刺上两刀，然后到警局报案；或是应该拿出手里所有的武器打击敌人，使自己成为法纪的犯人？
　　戴眼镜的葛兹在摇摇晃晃的车中站起来，说：
　　"我给你们一人五块！"
　　他连发了五枪。有疤的那个被打中脊椎，半身瘫痪，他今年才十九岁。而葛兹，在家里等候法庭宣判他的命运。
　　还有个中国人，你或许没听说过，叫张系国。他坐上了计程车，恶司机不但绕了路，还要下车来打架。这位高级知识分子的张博士居然撩起袖子来跟司机当街对峙起来。
　　代表法制的警察先生来了，却认为，打架是不应该的，若轮到他，就该让司机给打伤了，再去告他伤害罪。
　　也就是说，万一给扁钻刺死了，那么就由末亡人到法庭去告他杀人罪，皆大欢喜。
　　一个制度无力保护个人的时候，个人有没有权利保护自己？
　　就法制的基本原则而言，我们不能容许个人的"执法"。如果每个人都拒绝缴税，如果每个人都拿起枪来像约翰韦恩把"坏人"给"干"了，如果每个人都撩起袖子来打架；我们或许就回到了原始蛮荒的时代，人人靠一己的齿尖牙利，适者生存。法制之所以重要，我们说，是因为它使齿不尖、牙不利的渺小的个人也获得保障。
　　可是，如果"法"的存在是为了"个人"，为什么"个人"却经常要为了"法"而牺牲呢？对于梭罗而言，政府的存在是为了保护个人的权益，但当他在争取个人权益的时候．政府反而要惩罚他。对于葛兹而言，他保护了自己--达到了"法"的目的，却同时也犯了法。只有苏格拉底那个老头，他根本就放弃自己、牺牲个人，所以与法相安无事。
　　当所谓"法制"已经成为一个巨大的、僵硬的方格子，把每一个血肉做成的"人"锁在一方方小格子里的时候，这个法是不是违背了当初之所以有它的本意？当一个警察要老百姓让恶人打伤了再去报案的时候，人是不是已经"文明"得糊涂，忘了"文明"究竟是为了什么？
　　所以我很怕听人说"学校荣誉"，因为我知道，为了这么一个抽象的框框，有多少"不听话"、"不受教"的学生要受到残酷的压制，多少特立独行的个人要被塞进框框里，呼吸不得，动弹不得。
　　我更不忍心听人宣扬五代同堂的美德。在那个和谐的表面之下，有多少半夜的叹息、破碎的梦想、解体的个人意志，一切都为了一个抽象的理想、一个原本造福个人而往往牺牲个人的制度。
　　法制、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荣誉、传统--每一个堂皇的名辞后面都是一个极其庞大而权威性极强的规范与制度，严肃地要求个人去接受、遵循。
　　可是，法制、社会、荣誉、传统--之所以存在，难道不是为了那个微不足道但是会流血、会哭泣、会跌倒的"人"吗？告诉我。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五日《中国时报?人间》
美国不是我们的家
　　我收到好几十封读者的来信。年长一点的说："每看你的文章，心情激动难平，一再泪下。"年轻一点的大学生写着："在成为冷漠的'社会人'之前，请告诉我们：我们能为台湾这个'母亲'做些什么？"更年轻的，高中生，说："反正做什么都没有用：我大学毕业就要远走高飞，到美国去！"
　　少年人激动愤慨，老人家伤心落泪，绝对不是因为我的文章写得好。这一大叠情绪汹涌的信件对有心人应该透露出两个问题：第一是事态本身的严重性；台湾生活环境的恶劣已经不是知识分子庸人自扰的嚷嚷，而是市井小民身受的痛苦。第二是个人的无力感；如果这个社会制度中有畅通的管道让小市民去表达他的意愿、去实现他的要求，他就不会郁积到近乎爆炸的程度，就不需要凭靠区区几篇不起眼的文章来发泄他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要比第一个还严重得多。因为环境再恶劣，难题再复杂，个人如果有适当的途径去解决问题，觉得享有可为，他总是肯定的、理性的、乐观进取的。反过来说，即使问题本身并不那么恶劣，但是个人觉得他的一切努力都是一条死巷，他的愤懑锁在堵塞的管道中时，人，是会爆炸的。
　　半年前，有个爱看书的青年因为受不了隔邻女人早晚不断地诵经，冲进了她的屋子拿刀杀她。暴力当然没有任何藉口，但是我们要追究原因：如果这个青年只要打一通电话，警察就会来取缔噪音的话，这件凶杀案是不是可以避免？换句话说，假使这个青年一通一通电话的哀求警察而警察不管，一次一次地劝告诵经的妇人而妇人不睬；那么，你说；他可以搬家--别开玩笑了，台北什么地方可以让人安静度日？于是，日日夜夜受噪音的煎熬，又丝毫没有改善的可能，他到底该怎么办？
　　苏格拉底那个老头子被判了死刑之后，不愿逃狱，他说："当我对一个制度不满时，我有两条路：或者离开这个国家，或者循合法的途径去改变这个制度。但是我没有权利以反抗的方式去破坏它。"（见《难局》，二月五日"人间"）
　　不错，苏老头是个循规蹈矩的模范公民，但你是否注意到，做个好公民有两个先决条件：首先，不肯妥协时，他有离开这个国家的自由；其次，这个国家必须供给他适当的管道去改变他不喜欢的制度。也就是说，如果雅典政府既不许他离境，又不给予他改革的管道，他就没有义务片面地做个循规蹈矩的公民。
　　那么我们的情况呢？台湾的生活环境恶劣，升斗小民所面临的选择与苏格拉底没有两样：他可以离开台湾，但这有大多实际上的困难。他可以"循合法途径"去改变现状--
　　我们有没有这个合法的途径、畅通的管道？
　　一位医生来信叙说他痛苦的经历。住宅区中突然出现一个地下铁工厂，噪音与废气使整个社区变色。他从私下的恳求到公开的陈情控告，无所不试，结果，等于零。这个机构说法令不全，那个部门说不是他家的事，警察更说开工厂的人可怜！这位医生伤心绝望地问："政府到底在做什么？法律究竟在保护谁？"
　　连十七岁的高中生都理直气壮地说："反正没有用！我要到美国去！"
　　你不为我们的前途担忧吗？
　　这份绝望的无力感是谁造成的？
　　许多人或许会把箭头指向政府--营建处、环保局、卫生署、警察局等等等，可是我不能，因为我的知识领域狭窄极了；我根本不知道垃圾有几种处理方式、食品进口要如何管制、努力调动要如何分配。我不是专家，没有资格告诉这些在位做事的人怎么去做。
　　但是和你一样，我是个有充分资格的公民。无力感的根源或许是个(又鸟)生蛋、蛋生(又鸟)的问题；你或许觉得缺乏畅通的管道咎在政府，我却认为，你和我之所以有无力感，实在是因为我们这些市并小民不懂得争取自己的权利，纵容了那些为我们做事的人。咎在我们自己。
　　大多数的中国人习惯性地服从权威--任何一个人坐在柜台或办公桌后面，就是一个权威。我看见学生到邮局取款，填错了单子，被玻璃后的小姐骂得狗血喷头。这位学生唯唯诺诺，惊恐万分。我也看见西装笔挺的大男人到区公所办事，戴眼镜的办事员冷眼一翻，挥挥手："去去去！都快十二点了，还来干什么？"大男人哈腰赔笑，求他高抬贵手。我更知道一般的大学生，在面对一个拆"烂污"的老师时，不是翘课以逃避，就是附和以顺从。
　　到邮局取款，拿的是自己的钱，填错单子可以再填，学生为什么却觉得办事小姐有颐指气使的权利？区公所的职员，不到钟点就理应办公，大男人为什么要哀求他？学生缴了学费来求知识，就有权利要求老师认真尽职，为什么老师不做好，学生也无所谓？
　　所谓政府--警察局、卫生署、环保局--都是你和我这些人辛辛苦苦工作，用纳了税的钱把一些人聘雇来为我们做事的。照道理说，这些人做不好的时候，你和我应该手里拿着鞭子，睁着雪亮的眼睛，严厉地要求他们改进；现在的情况却主仆颠倒，这些受雇的人做不好，我们还让他声色俱厉地摆出"父母官"的样子来把我们吓得半死，脑袋一缩，然后大叹"无力"！
　　连自己是什么人都不知道，连这个主雇关系都没弄清楚，我们还高喊什么"民主、伦理、科学"？
　　每天清早，几万个衣履光洁的人涌进开往纽约市区的火车到城中上班。车厢内冬天没有暖气，夏天冷气故障，走三步要抛锚两步，票价还贵得出奇。可是因为是垄断事业，所以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人抱怨，人人还是每天乖乖地上车。一直到史提夫受不了了，他每天奔走，把乘客组织起来，拒乘火车，改搭汽车。同时，火车一误点，就告到法庭去要求赔偿。他跟铁路公司"吃不完，兜着走"。
　　史提夫没有无力感。
　　安东妮十三岁的女儿被酒后驾车的人撞死了。因为是过失杀人，所以肇事者判的刑很轻，但是安东妮只有一个不能复生的女儿，这个平凡的家庭主妇开始把关心的母亲聚集起来，去见州长，州长不见，她就在会客室里从早上八点枯坐到下午五点，不吃午餐。两年的努力下来，醉酒驾车的法令修正了，警察路检的制度加严了。别的母亲，或许保住了她们十三岁的女儿。
　　安东妮也没有无力感。
　　我并没有史提夫和安东妮的毅力。人生匆促得可怕，忙着去改革社会，我就失去了享受生活的时间。大部分的时候，我宁可和孤独的梭罗一样，去看云、看山、看田里的水牛与鹭鸶。不过，我们不做大人物，总可以做个有一点用的小人物吧？一个渺小的个人，如你，如我，还是可以发光发热。过程会很困难，没错；有些人会被牺牲，没错。可是，在你没有亲身试过以前，你不能说"不可能"！在你没有努力奋斗过以前，你也不能谈"无力感"。问问史提夫，问问安东妮。
　　讲"道德勇气"，不是可耻的事，说"社会良知"，也并不肤浅。受存在主义与战乱洗礼的现代人以复杂悲观自许，以深沉冷漠为傲；你就做个简单却热诚的人吧！所需要的，只是那么一丁点勇气与天真。你今天多做一点，我们就少一个十七岁的说："反正没有用，我到美国去！"
　　美国，毕竟不是我们的家。
　　原载一九八五年二月十八日《中国时报?人间》
幼稚园大学
　　这是一班大三的学生：聪慧、用功、循规蹈矩，标准国立大学的好学生。
　　看完期末考卷，批完论文报告，我把总成绩寄出，等着学生来我我：零分或是一百分，他们总得看着卷子的眉批，与我印证讨论过之后，才能知道为什么得了一百分或零分。
　　假期过去了，新学期开始了，学期又结束了。
　　学生来找我聊天、吃消夜、谈功课；就是没有一个人问起成绩的事。
　　有一个成绩应该很好的学生，因为论文的注脚写得零乱散漫，我特意大幅度地降低了他的分数，希望他来质疑时告诉他一个教训：作研究，注脚与正文一样重要。
　　但是他也没有来。
　　等了半年之后，我忍不住了："你们为什么不跟教授讨论成绩？"
　　学生面面相觑，很惊讶我问了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怎么敢呢？教授会很生气，认为我们怀疑他的判断力，不尊重他的权威。去讨论、询问，或争执成绩，等于是跟教授挑战，我们怎么敢？"
　　那么，假设教授打了个盹，加错了分数呢？或是一个不小心，张冠李戴呢？或者，一个游戏人间的老师真的用电扇吹考卷来决定成绩呢？
　　逐渐的，我发觉在台湾当教授，真的可以"getawaywithmurder"，可以做出极端荒唐过分的事而不致遭到学生的反抗，因为学生被灌输了二十年"尊师重道"的观念；他不敢。
　　有一天，一个泪眼汪汪的女学生半路上拦住了我的车子："有个同学扭伤了脚踝，你能不能送我们下山搭车回台北？我拦了三辆路人的车，他们都不肯帮忙！"
　　好吧！于是泪眼汪汪的女学生扶来了另一个泪眼汪汪的人，一跛一跛的，进了我的车。
　　下山只有几分钟的车程，可是车后两个人拼命掉眼泪、吸鼻涕。受伤的哭，因为脚痛，想妈妈；没受伤的也哭，因为她不知道如何处理这个情况。
　　事实上，这个惊天动地的"情况"只需要两通电话：第一通打给校医，第二通打给计程车行，如此而已。
　　我很惊异地看着这两个女生哭成一团。她们今年廿岁，正在接受高等的大学教育。
　　她们独立处事的能力，还不到五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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