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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样的女模》第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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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什么都想反抗，却不知道该坚持什么（2）
对一个时刻不能遗忘自我存在的人来讲，外物的绚烂只能深深地刺痛我，这是一种很强烈的刺痛，为了自保，除了选择逃离，简直无法忍受。我开始嫉妒他事业成功的样子，他的为了他的“信仰”奋斗时的幸福神态，不知为何，羡慕的同时我倍感沮丧。在他淋漓尽致的追求、展现他的个人成就时，我的心绪极为矛盾和复杂，一方面我是真心在祝福他，另一方面我却倍感焦虑，那些成就，那自豪感，同我一点关系都没有，尽管我是他的女人，在潜意识里我并没有那种属于“我们”的东西，或者他也并没有真的给过我这样的直觉，尽管他嘴里老是这样安抚我。
他一直不明白我为何老不安分，在他提倡的“夫荣妻贵”是对我的爱和施予，我这样不听话的样子，只能说明我愚蠢和犯糊涂。他不知道我到底想要什么，甚至连我自己也不知道。我对人生的意义缺乏明晰的和目的性，我好奇心强烈，喜欢很多事物，可缺乏长期经营的兴趣。我想我是典型的属于什么都想去反抗、去尝试，却不知道去坚持什么的人。我对社会中各种明确的职业，缺少热情，我害怕为一项无意义的事情而拼命劳作，在我看来，世俗社会里有许多无意义的事物根本不值得我去干，只要我还没有饿死，我都不会盲目的投身进去。这也是让他对我很恼火的原因，那就是我既不能老老实实待在他身边做个知足的女人，又不愿意出去打拼，成个社会上那种所谓的女强人。总之我的边缘状态让他极为恼火。而我对自己也是失望透顶，长期以来，我都在困惑地寻找着属于我自己的价值观。
当然，在当时我并没有强烈的意识到自己在希望转变，我只听任身体本能所发出躁动不安的声音，那两年里，这些声音撕裂着我的头脑和身体，时常扰乱着我的睡眠，影响着我的进食，令我痛苦不堪。我总是周期性情绪化发作，莫名其妙的烦躁不安，这也影响了他的情绪，他的工作忙碌，公司时常面临挑战，维持得十分辛苦，可回到家看到我那不稳定的情绪，便火上浇油，很快我们就爆发起战争，除了吵上一架，还会大打出手，最严重的一次，他把屋子里的东西摔了个遍，互相推扯时，他一记耳光让我头晕目眩、鼻血直流，我坐在床上蓬头垢面，悲痛欲绝，拼命往墙上撞自己的脑袋。我告诉他，从小到大，我那严厉、狠兮兮的母亲，抽过我两百多次的耳光，可没有一次被打出过血，你真牛逼，一次就让我尝到了带血的滋味。
这样的结果我们两败俱伤，我知道我们完了，尽管之后我们又再一次和好，跟没事一样。每一次的激烈冲突之后，都给彼此心里造成巨大的伤害，那些伤害在心里层层积淀，结出了厚厚的老茧，我们依然住在一起，可两人的心灵早已陌路。
不明白我们闹成这样，为什么还不分手。我是讨厌分手的人，他也一样。或者我们也都时常想到过要分手，可谁都没有勇气真正的提出来。我们就这样拖拖拉拉的过着，直到有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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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来阅读《我这样的女模：一个女模特的爱欲纠缠》吧！作者：黄雯
书籍简介：本书讲述一个模特儿身份的女孩，在周而复始的聚光灯和T台工作背后对自己人生的意义深感困惑，让自己的内心始终处在混乱和茫然之中，虽然她有着作为女人的光鲜职业和名男友的爱情，可她的内心总是在指引去经历精神流浪。她的不安分直接导致自身行为的离经叛道，去尝试新的人生自由。这个过程中她碰到一个男性作家，于是发生了一系列的关于爱情，关于写作，关于情欲，关于两性争执的疑问……。本书继承作者一贯拥有的犀利和批判的文风，深刻剖析人物内心世界，真实再现人性弱点。同时“泼皮”性格的黄雯在此书写作语言中，时常流露幽默、诙谐的自嘲精神，十分难得。
　　《我这样的女模》堪称中国的女亨利米勒之作。
当当网免费试读此书地址：/book_7780?ref=read-7-share记录什么&反抗什么
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地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根据新书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视频: 蒋方舟、刘瑜、东东枪：更好的青春蒋方舟文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得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后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蒋方舟/文
蒋方舟文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得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后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得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向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的《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岁出书，9岁是天才，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向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的《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15岁是才女，25蒋方舟文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得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后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岁就是普通人了。”
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
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地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根据新书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视频: 蒋方舟、刘瑜、东东枪：更好的青春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向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的《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向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的《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向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的《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
蒋方舟文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得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后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
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
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地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根据新书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视频: 蒋方舟、刘瑜、东东枪：更好的青春&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蒋方舟文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得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后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的信息，一个85后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地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根据新书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视频: 蒋方舟、刘瑜、东东枪：更好的青春女孩，得奖作品800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向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的《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
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
蒋方舟文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得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后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
“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向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的《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
“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
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
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地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根据新书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视频: 蒋方舟、刘瑜、东东枪：更好的青春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
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蒋方舟文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得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后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我们，是靠写作，是向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向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的《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
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地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根据新书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视频: 蒋方舟、刘瑜、东东枪：更好的青春
&&&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地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根据新书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视频: 蒋方舟、刘瑜、东东枪：更好的青春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
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
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
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向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的《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的《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
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
蒋方舟文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得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后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
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地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
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地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根据新书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视频: 蒋方舟、刘瑜、东东枪：更好的青春
“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
不是因为他说的属实，而是因为他语气里流露出的那种冷嘲。“千万不要冷嘲”。这句话我最早是在沈从文和汪曾祺的信中看到的。1946年，汪曾祺在上海，没有工作，对社会非常不满，对自己非常失望。想到轻生，沈从文写信大骂他了一顿。沈从文后来写道：“横在我们面前的许多事都使人痛苦，可是却不用悲观。社会还正在变化中，骤然而来的风风雨雨，说不定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卷扫摧残，弄得无踪无迹。然而一个人对于人类前途的热忱，和工作的虔敬态度，是应当永远存在，且必然能给后来者以极大鼓励的！”这段话对我影响巨大。冷嘲固然是聪明机智的姿态，可它除此之外有什么其他的意义么？绝望固然是一劳永逸的，可它有什么用呢？不满固然是可以调动起千万根神经与你共振的，可除此，是不是还应有些其他的东西呢？所以我很反感把作品质量推给审查制度、稿酬高低的说法。它们当然是存在的，可憎的，可这和文字工作者的本职并没有太多关系。把自己的懒惰归为时代的不幸，把自己的失职，归为环境没有给你创造条件。这其实才是屈服的姿态。我们，是靠写作，是向生活的缺陷发出抗议，而不是靠停止写作。这本书的封面上，印着一句话，叫做“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我一直在想，要反抗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要反抗时代、反抗体制、反抗社会，还是到底要反抗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了一个答案，这个答案也许是笼统的，就是要反抗“使我们不像我们”或者“使我们不能成为自己”的东西。这个答案和我大学的经历有关，关于清华，我已经说得太多了，像个被迫害妄想狂，也像祥林嫂。但我觉得有件事可以说一下。有个老师很喜欢很讨厌《南方周末》，每堂课上，他会把当天的《南方周末》打在幻灯片上让大家挑有什么不好的地方，他自己会挑很多毛病。那门课的期末作业，是让每个人去写对于南方系报纸的评价。我把南方系写得很“别有用心”，很“说一套做一套”。老师觉得写得很好。但是某一个瞬间，我忽然从得意中清醒过来：我当然骗过了老师，骗过了大家，对于我不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
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蒋方舟文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得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后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
&&蒋方舟文这个月，发了新书，紧张得每天去豆瓣上查关于新书的评价，偶尔，看到这样一条评价：“这本书的简历里写着9岁出书，23岁成为《新周刊》副主编。你9岁出书，9岁是天才，15岁是才女，25岁就是普通人了。”说实话，看到这个评价，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前两天看到一个以色列的故事，故事讲一个小男孩，背上长了一个驼峰，就是我们所说的驼背。他因此非常害怕，拼命往前奔跑，似乎只要自己身体跑得足够快，这个驼峰就会离开他。他一直奔跑，直到死。对我来说，这个故事比夸父追日还要悲。我们可以嘲笑夸父，因为他是一个非常规的人。可是，没有人能够去嘲笑这个以色列小男孩，因为每个人身上都有这样一个驼峰：它有时是爱情，有时是名利的负担，有时是摆脱不了的父母。这个驼峰对我来说是什么？用张爱玲的话说，这个驼峰叫做“天才梦”。用我在新书《审判童年》一文中的说法：“所有的天才儿童都是对成人世界的一场献媚”。我一直在往前奔跑，企图摆脱的，就是一直因为古怪而不得不做一个“天才”的梦魇。看到这个网友的评价，我忽然感到了一股轻松，仿佛一直负荷在背上的东西掉下了。天才儿童，有街道级的、乡镇级的、县市级的、国家级的。我大概是属于县市级的，从小街坊邻里都要来参观我，因为“少年作家”是非常稀奇的。而现在，我惊讶地发现，“作家”成了一件非常稀奇的事。他不大像个职业，似乎更像是一个爱好。连我的微博认证，也得并列一个“媒体人”，好像这样才更像一个正经人，不那么像个Loser。前两天，我在微博上转发了最新曼布克奖（一个非常著名的文学奖）得主的信息，一个85后女孩，得奖作品800多页，书我还没有看过，但是这已经让人非常惭愧了——作为国内的写作者。一个被转发了很多的评论是这样说的：“我们的年轻作家在干嘛？大概是在担心手头正写的东西会不会忽然不让写了、已经写好的东西会不会被拖欠稿费以及拿到手的稿费会不会被扣成傻逼吧。”看了这个评论，我非常不舒服，并（根据新书沙龙上的演讲整理）
蒋方舟、刘瑜、东东枪：更好的青春
赞同的价值观也可以收放自如、如鱼得水。那么，什么时候，我骗过了自己该怎么办？这恐怕只有一步之遥而已。我发现成为他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就像阿拉斯加犬，它在雪地中会一点一点地的偏离方向，到最后可能偏离180度方向，而坐在雪橇上的人对此一点知觉没有。变化一点点累积，我们也一步一步变得不像自己，或者变成自己不喜欢的人，甚至是自己所反对的人。“记录本身，即已是反抗”，因为一个人短暂的一生，真正能够反抗、改变、推翻的东西，其实是很少的。甚至，倾其一生，可能连身边的某一个人的都无法去动摇。能做的，恐怕就在行过的地方都留下记录，如同阿拉斯加犬在雪上留下的痕迹，任何一点偏离、倒退和陷落都清清楚楚。有一天，看到这条留下痕迹的轨道，会提醒自己：不能偏离这么多。于是迅速摆回到正确的轨道。成长，本来就不那么顺理成章，是一件需要主动性的事情。对我来说，这本书的意义也在于此。
（根据新书沙龙上的演讲整理）视频: 蒋方舟、刘瑜、东东枪：更好的青春来源：() - 记录什么&反抗什么_蒋方舟_新浪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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