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毁灭的种子》试读：抗日战争时期的国民党军队
军队是国民党政权的主要支柱。这一政权的政治机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既没有建立坚实的社会基础，又没有创造出强有力的自主性机构。在国民党军队于20年代后期取得胜利之后，它们获得了一定的权力和影响。但是，在整个国民党政府统治时期，它们一直被军队的领导和政策需求所笼罩。蒋介石意识到了政权对军队的这种依赖性，以下将要讨论这一点。非常明显的“政治和行政的军事化”在1937年以后国民党统治的十余年中更加强化。见田弘茂，第39—44页；易劳逸：
《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第12、98—100页。然而，在抗日战争和反共内战时期，国民党政权的军队支柱是如此脆弱，以至于到1948年和1949年，它无法再支持这一政权的政治机构。
为国民党军队说句公道话，它在与一个在组织、训练和装备上占有绝对优势的敌军的战争中坚持了八年，与法国（它对德国的抵抗在仅仅六个星期的战斗后便崩溃了）和英国（它从美国得到了大量的物资支援）比较起来，中国军队的抵抗是一个决心和自立的奇迹。它积极地战斗在上海、南京、华北和华中平原，彻底挫败了日本人对速决胜利的期望，自己也遭受了可怕的损失。然后，国民党军队从沿海地区退却，远离主要交通网络所能达到的地区。他们转向消耗战的战略，从而使日军陷于中国的辽阔国土。
这一顽强抵抗对于反轴心国的整个盟军的战争努力作出了重大贡献。它在亚洲大陆上拖住了大约100万日军——否则这些部队便会用于太平洋地区对西方盟国越岛部队的战斗。中国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一样都参加了对日本的抵抗，但有关他们各自的贡献一直是有争议的话题。例见，何应钦，第26页；李一叶，第66页。如果历史在1945年后对国民党人更为仁慈些——如果没有内战，如果战后年代国民党能成功地在大陆创建一个稳定的国家——现在的历史学家将会把国民党人对日本侵略的抵抗描述为一篇大无畏牺牲的英雄史诗。改变对日战略
即使在战争之初，按照西方标准来衡量，国民党军队也是难以引起人们注意的。弗兰克·多恩（Frank Dorn）将军回忆说：“训练可以说是无法令人满意，甚至根本不存在……装备和武器……是老式的并相当破旧。缺少弹药。”多恩，第7页。它在管理或政治上也不是统一的。相反，它是一个各种军队的联合体。如同他们的装备、训练和作战能力各异一样，他们的忠诚也是各不相同的。
处于这个由多种成分所组成的联合体中心的是“中央军”。1937年，这部分军队大约有30万人，或许不超过全部国民党军队的1/5。刘馥，第112页。在战争开始时，国民党常备军人数有170万人。见陈诚，第2—3页。它的高级指挥官在年的北伐之前就参加了军队和国民党，他们通常是原先的黄埔军校（校长是蒋介石）的教员或前四期毕业生。中央军的特点主要是它对蒋的忠诚。在战术、后勤和管理技能等方面，它总的来说是过时的。然而，在它中间1934年诞生了一支被称为“蒋介石嫡系”的精锐部队。这些部队中的8万人在德国顾问的指导下训练，装备着德造自动武器和摩托，他们构成了蒋介石军事现代化计划的核心。事实上，是对这些部队的较强战斗力的信心，使蒋介石有胆量在日的卢沟桥事变后对日本采取不屈服态度。刘馥，第99—101页；卡尔逊，第30页；柯伟林，第385—388页。
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分由各省军队组成。他们是军阀部队的残余及与军阀部队有直接渊源，由那些不依靠中央政府而获得权力和声望的人所指挥。因此，这些指挥官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忠诚是有条件的，他们常常嫉妒和害怕蒋日益增长的权力。结果，这些地方军队的行为在外界观察家看来有时是相当莫名其妙的。正如亚历山大·卡利亚金（Aleksandr Kalyagin,年间国民党军队的一位苏联顾问）后来所说，一个指挥官“也许收到的是进攻命令，但却把他的部队撤向后方，丢弃一座城市，甚至得不到任何最轻微的惩罚。人们该怎样才能明白它？（为了找到答案）人们必须观察以下固定的几条，看看他是哪一类的将军，他正指挥的是哪一省的部队，他正在哪一省作战，以及与之合作的是何种部队等等，然后，一切事情便会一目了然”。卡利亚金，第45页。我非常感谢梁思文教授向我提供了他对这一佳作的译文。换句话说，蒋介石和国民党的高层指挥，在所有事情上未能行使足够的权力以把他们的意愿强加于地方军队。有一件事情地方军队的指挥官知道得很清楚：
他的军事地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依赖于他的军事力量的保存，因此，无论他何时从上级那儿得到投入战斗的命令，他决定是否服从——是否战斗——依赖于他对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计算。
当战争爆发时，日本的高层指挥轻视这股拼凑起来的军队。1931年，他们在东北轻而易举地击败了中国军队。那次胜利的记忆深深地影响了对1937年的国民党军队的估计。战争爆发后，他们确信他们只要3个月，最多6个月，便会平息中国的抵抗。他们没有认识到中国的政治平衡已经发生了变化，蒋介石和中华民族的各重要方面现在已经决心抵抗日本的侵略，而不是像1931年那样。
蒋介石抵抗日本侵略的一个最重要的战略是以空间换时间。他意识到日本军队对他的军队的优势，因而接受华北和华中大部分地区的丢失这一现实，他和他的政府撤往西部地区。他至少早在1935年8月便产生了这一战略思想，他那时对一群政治干部说：“即使我们丢失了中国关内18个省中的15个省，只要四川、贵州、云南在我们控制下，我们就一定能打败任何敌人，收复全部失土。”吴相湘，《中国的总战略》，第48页。蒋介石实际上早在1932年就提出万一与日本发生战争就把国都建在四川。见张昀，《党史概要》，第2卷第913—914页。蒋的信心建筑在这样的认识上，即中国的经济和社会仍然处于前近代化和前工业化阶段。因此，他认为，无论多少城市和工厂陷入敌手，国家的抵抗仍会继续。而且，一旦侵略军推进到中国的几乎是漫无边际的内地，他们就会精疲力竭，并远离物资供给点。少数时候，他并不坚持以空间换时间的原则，如在上海就是这样。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一原则取得了他所预期的成功。吴相湘，《中国的总战略》，第37—72页，阐明了整个战争期间国民党人的战略思想。又见蒋介石在《抗战建国》中的演讲。国民党高层决定在上海进行坚决抵抗的原因，易劳逸《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展开了讨论，第86—87页；又见齐锡生，第43—49页。日本人确实比较轻易地占领了华北和华东的城市中心，但是，当他们在1938年10月占领了武汉和广州之后，战争的特性发生了重大变化。那时候，中国守军们已经在内地的丘陵和高山上占领了位置，在那里日本人无法继续充分发挥他们炮兵和摩托部队的全部能力。日本军队的前进由此而停滞下来，从那时起直至1944年中期，交战双方之间的战线基本上没有变化。
由于避免了在战争的第一年就遭受决定性的打击，蒋介石取得了战略上的胜利，日，当武汉沦陷之时，他高兴地说：“这是标志着我们的作战从防御转向进攻的转折点。它还标志着战争趋势变化的开始，它不应被错误地理解为一次军事失利或退却。”董显光，第72页。对于许多人来说，这种宣言说起来只不过是纯粹的虚张声势而已，但是蒋相信，由于日本人进入了中国的辽阔国土，他们的人力资源和装备资源正分散而显得薄弱。他认为，这就使他们无论在前线还是在后方都容易受到攻击。他还声称他看到日本人民正遭受着政治压迫和经济崩溃的痛苦，他们越来越反对他们领导人的战争政策。因此，他断言：“我们的敌人打得越久，它就会更深地陷入困境；而我们打得越久，我们将变得更强大更坚定。”蒋介石，《抗战建国》，第108页。
同时，日本人也转到了消耗战战略上来。他们也意识到如果企图进一步深入内地追击国民党军队，他们将是白白耗费资源。因此，他们的新战略是通过“内部分裂”促使中国抵抗的崩溃。片冈铁哉，第152页。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们加紧了对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封锁。他们的军队在这一时期的作战目的是阻塞国民党军队的供应线。如1939年春，他们进攻和占领了江西的南昌，由此而切断重要的浙湘线。同年11月，他们在钦州湾发动了登陆作战，并推进了100英里以攻取南宁——它是铁路中心和广西省会。以后在1940年9月，他们占领了法属印度支那北部，封闭了河内和昆明间的重要供给线。此后，国民党人的外援物资便依赖于新开辟的但相当难走的滇缅路、来自香港的空中运输（直到1941年12月日本人占领该城）以及连接俄国的漫长的马车路和公路。
日本人还发动了破坏性的空中攻击。他们的轰炸机不加区别地打击军事和民用目标。他们的目标不只是摧毁军事设施和工厂，更主要的是要涣散人们的士气。几乎所有国统区的城市，包括桂林、昆明和西安都受到了袭击，而重庆所受轰炸之苦尤为严酷。从年，它被轰炸268次，城市大部被毁，成千上万的人死去（仅仅在1939年5月的头两天的猛烈轰炸中就有4400人被害）。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第2卷，第587—588页。
但是，无论是空袭还是封锁都未能摧毁中国人的抵抗意志。日本的高层指挥觉察到了这一点，他们在1940年7月作出了一个重要决定。日本的领导人认为除非他们获得使用东南亚丰富的自然资源的权利，否则，在中国的成功将仍然是不可能的。他们认为，西方列强正全神贯注于欧洲战争。因此，他们赞成把帝国扩张的范围扩大到中国战区以外。这一决定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中国战争的性质，并导致了一年半之后对珍珠港的袭击。布托，第153页；第191页；博依尔，第300页。
从武汉沦陷到1941年，在战争的第二阶段中，日本人通常保持着主动权，他们也通常是胜利者。但是对日本人来说，国民党的积极反击的战略，也使其付出了代价，遭受了挫折。举例来说，为了驱除具有潜在危险的国民党部队的集结，他们在1939年5月和1940年5月两次攻入湖北省北部，1940年1月攻入河南省南部。在战争的这一阶段，尽管战线相对固定，但战斗仍是激烈的，交战双方的重大伤亡统计数字说明了这一点（见表五）。表五：
年中日军队伤亡数
年份〖〗死〖〗伤〖〗失踪〖〗合计日本军队1937
（7—12月）〖〗51220〖〗204880〖〗—〖〗〖〗88879〖〗355912〖〗—〖〗〖〗82019〖〗328076〖〗—〖〗〖〗68327〖〗273309〖〗—〖〗〖〗36209〖〗144836〖〗—〖〗〖〗27841〖〗111362〖〗—〖〗〖〗31905〖〗127609〖〗—〖〗〖〗50158〖〗200632〖〗—〖〗〖〗47051〖〗188204〖〗—〖〗235255合计〖〗483708〖〗1934820〖〗—〖〗2418528中国军队1937
（7—12月）〖〗125130〖〗242232〖〗—〖〗〖〗249213〖〗485804〖〗—〖〗〖〗169652〖〗176891〖〗—〖〗〖〗339530〖〗333838〖〗—〖〗〖〗144915〖〗137254〖〗17314〖〗〖〗87917〖〗114180〖〗45070〖〗〖〗43223〖〗81957〖〗37715〖〗〖〗102719〖〗103596〖〗4419〖〗〖〗57659〖〗85853〖〗25608〖〗168850合计〖〗1319958〖〗1761335〖〗130126〖〗3211419资料来源：
《中国年鉴》1950，第182页。随着战争的推延，国民党军队不仅承受着人员的损失，武器和装备的短缺也变得严重起来，两个、三个或更多的士兵使用一支枪并非个别现象。陈纳德，第263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168页。补充物资是困难的，因为日本人的封锁截断了供应线，那些能够提供援助的国家（除俄国外）感到他们要担忧更为紧迫的事情，而国内的生产从未能满足军队的需求。杨格，《中国与外援》，第125—153页；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第97—122页；易劳逸，《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第150—168页。而且，通货膨胀——起初它上涨缓慢，但1940年后势头大增——严重地侵削了政府用于军队的真正开支，降低了军官和普通士兵的经济待遇。杨格，《中国的战时财政》，第16页表3 。由于通货膨胀，该表中的数字应该修正。见同上，第351页表51。
变化着的政治关系也削弱了国民党对日积极作战的决心。1938年之后对于共产党人的敌意已经产生。尤其是1941年1月的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领导人感到他们正在进行两条战线的战争。在美国参战后，国民党即把共产党看做它的两个敌人中更为危险的敌人，因为他们预计，拥有巨大物质资源的美国能够单独击败日本，中国再作牺牲是不必要的。在日的一次访谈中，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秦孝仪强调指出，在战争的大部分时期内，国民党面临着两个敌人。中央调查统计局1941年的一份文件明确地说，自从同年1月的新四军事变后，国民党的政策已经从“消极防范”转变为“积极之制裁”。在这一政策下，安徽、江苏、山东、河南和一些城市被划为“清剿区”。（见《全国各单位特情概况》）又见片冈铁哉，第143—182页；约翰逊，第115—140页。
所有这些因素都对国民党对日抵抗力的日益下降产生了影响。早在1939年11月，一个官方的军事杂志就抱怨缺乏装备、伤亡人员补充不足和士气低落。它指出：“以这样的一支军队，我们怎么能战胜敌人？”《兵役制度之三平原则》，第34页。蒋介石也注意到了他的部队在战争前期的衰退。1939年末，他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冬季攻势，意图阻止日本对长江的利用。结果完全失败了。检讨这一失败的原因，蒋在1940年2月指出，自从1937年以来，一般士兵的士气已经急剧下降，“高级指挥官的精神和工作……甚至比过去的两年更缺少积极性和热情”。他批评军官们忽视部队训练和参谋计划，未能搜集有关日本人的情报以及害怕与敌人作战。然而，最使蒋伤脑筋的是那已经浸染了高级军官的精神上的疾病。他说，他们只关心保存他们个人的生命和地位。结果，他们作战迟疑，没有决心，不能与其他部队合作，玩忽职守，而热衷于赌博、嫖女人和走私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25卷，第254、272—280、291、330—32页。（日本人的情报证实了蒋的消极估计，他们在1941年报告说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中已经下降20%—30%）。齐锡生，第63页。因此，在年的冬季攻势后，蒋介石至少是暂时地回复到纯粹防御的姿态。齐锡生，《战争中的国民党中国：
军事失败和政治崩溃》一书（第91—92页）指出，年的冬季攻势的惨败已经使蒋介石彻底相信国民党军队无力发动攻势作战。然而，在那次攻势后对他的军官们的谈话中，蒋还不断地声称目前的防御态势是暂时的，他们不久将要采取攻势。见《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5卷，第319、323、325页。蒋的真实意图是难以分辨的——至少在目前可以得到的资料基础上是如此。日本袭击珍珠港之后，他彻底地放弃了任何对日进行持续的攻势作战的念头。
从珍珠港事件始至1944年的一号攻势，在这场战争的第三阶段中，国民党军队的素质急剧衰落。中国的战争陷入僵持，总的来说敌对行动的程度是有限的。在1942年夏季，在杜立特将军（James H.Doolittle）著名的轰炸后，日本以10万兵力打入浙江和江西，以摧毁那些可能在将来用于空袭日本本岛的空军基地。他们还周期性地对国民党战线发起攻击，主要不是为了占领新领土，而是劫掠农村，抢夺或破坏新的收成，或在实际战斗中训练新兵。中国军队偶尔也顽强地战斗，如他们在湖南北部的常德防卫战就是这样，在那里牺牲了三个师级指挥官，第57师遭受了90%的伤亡。许朗轩和张明凯编，第2卷第694页；高斯致国务院： 《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对对湖北西部湖区局势的观察》，美国国务院文件，740.0011太平洋战争/年11月5日，第1页；爱泼斯坦，第311页。
然而，在战争的第三阶段中，像这样勇猛作战的例子是不多的。而且，战斗通常是小规模的，并限于局部的或战术的目标。湖北的局势可能是比较典型的。举例来说，在1942年4月至10月的这一时期中，湖北省政府报告了对日本人的两场“相当大的战斗”。其中之一是，1000名日军占领了广济县城，一个月后，中国军队收复该城，打死日军20多人，缴获10来条枪。另一次战斗是在7月份，约700名日军进攻郝穴镇，在反攻中，中国方面丧失了1个整连，有100多人。《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第111页。
这就与国民党的反共作战形成了对比。在同一时期，国民党军队攻击了一支渗透到该省的共产党军队，打死及俘获了1000多名“匪徒”，缴获了数百件武器。在湖北中部，他们还与共产党新四军第五师的主力交战，该师拥有10000余人。总的说来，湖北省从1942年初至1943年底这一时期的报告给人留下一个鲜明的印象，即国民党的对日作战在本质上来说是防御性的和反应性的，而他们对共产党的作战实质上是进攻性的，投入了更为众多的部队，产生了更为重大的伤亡。同上，第110页；《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42年11月—1943年9月》，第70—71页；《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43年10月—1944年9月》，第131—132页。军队战斗力的衰退
在战争的第三阶段，西方观察家对于国民党军队的消极和腐败的批评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59—169页。但是他认为他的军队不再具有战斗力。当罗斯福在1944年3月压迫他下令云南的一支具有压倒数量优势的国民党部队去攻击缅北的一个日军师团时，蒋表示反对。他承认中国的军事和政治是如此虚弱，以至于这样一个小任务也超出了它的能力。他告诉罗斯福“七年的战争已经把中国的物资和军事力量消耗到这样一种程度，坚持要他做力不从心的事将会招至灾难”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08页。。因此，蒋现在的战略目标仅限于维持现存战线以及为将来盟军在中国海岸的登陆作战作准备。同上。
国民党军队的虚弱程度在日本的一号攻势期间充分暴露出来。由于不断遭受到陈纳德的第十四航空队的空中打击，特别是害怕美国会很快会以B29轰炸机对日本本岛实施轰炸，日本决定要占领或破坏中国中南地区的空军基地。从4月份开始，到12月推进到最远地带，日本人席卷6个省份，扫清了从东北通往越南的运输通道，摧毁了进攻性的空军基地。只是在衡阳，日军遇到了持久的有意义的抵抗。在那里，由薛岳将军指挥并得到陈纳德的战斗机轰炸机支持（但是蒋拒绝给予进一步的支援）的第10军，在6个星期的血腥的坚决的战斗中阻挡住日军的前进。在其他地方，日军基本上是任意前进，中国军队在体质、精神和武器方面已经太虚弱，以至于不能进行一次有效的抵抗。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第23—27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16—328、399—422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 《失去的时机》第142—179页；魏德迈，第290、328页；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77—198页。
在一号作战的第一阶段，日军在河南发起攻击以图控制平汉线的全部铁路线，并得以在随后而来的华南作战期间保护他们的后方。在这场战役中——日本人称之为号攻势，中国人称之为豫中会战——约6万人的一支日军在两个月内彻底击溃了5倍于它的国民党军队。只是在开封以西的汜水镇，国民党才进行了一次真正的抵抗；在其他地方日军几乎是毫无阻挡地推进。这对中国人是一个突如其来的粉碎性的打击。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19—327页；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78页。
这场战役之后，河南国民党军队的指挥官汤恩伯召集了三天的会议，以听取他的高级军官的报告和评估他们的表现。他在那次会议上的讲话暴露了国民党驻河南军队的令人悲哀的状况。汤对他的军官们说：“在过去的两年多时间里，我们的官兵驻扎在河南，没有进行过任何大规模的战斗。他们的生活变得轻松舒适起来，他们只图享乐，在一个糟糕的环境中存有各种各样的诱惑，加之每个人都缺少坚定性，他们（对需要做的）缺少一个清醒的认识，结果部队逐渐堕落下去。”《汤恩伯先生纪念集》，第101页。以下的资料引自汤的讲话，见该书第88—102页。除了加引号之处，该资料对汤的讲话是意译，而不是直译。
汤转而谈及那种腐败的具体现象，他认为以下这些是铸成失败的重要因素： （1） 情报不灵。我们好像在黑暗中计划我们的防御。我们错估了日本的目标，甚至不知道日本为进攻动员了多少部队以及什么样的部队。我们必须要问，为什么情报如此缺乏？坦率地说，这完全是因为我们高级指挥官平常不重视情报工作，因为我们的情报搜集太过于随便。结果，指挥部参谋不知道敌人的情形，我们所有部队的部署、战斗准备和战术指挥都错了。
（2） 缺少士兵。除了新29师以外，我们的部队在会战中几乎没有做出任何可以称赞的事情。部队缺少战斗士气，没有任何牺牲精神。一些干部甚至躲避战斗。这种战斗精神的缺乏是我们部队最明显最严重的缺点。
（3） 指挥不当。蹩脚的参谋工作是我们错误的一个主要原因。参谋人员不去全力收集敌人的或甚至我们自己的情报。因此作战计划完全不当。在战场上，各级指挥员不能充分发挥他们部队的作用。少数军官甚至逃离部队。
（4） 不能执行命令。各级干部中有大多数人不坚决执行他们上级的命令，一些人甚至完全置之不理。例如，在会战中，第12军军长受命进攻龙门，但他三天没有前进。无视命令实在是我们失败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过去，在台儿庄、上海、武汉和徐州这样的会战中，尽管我们最后失败了，但我们使敌人付出了代价。“但是在这次失败的会战中，没有谁能够给敌人造成重大损失，没有人执行上级命令或履行他们的职责，这样的失败是可耻的。”
（5） 协作不力。我们主要的关心应该是获取会战胜利，即使我们必须牺牲自己。但是现在，由于对别人幸灾乐祸，我们不能协作或去援助其他人。不仅战区内的不同部队，甚至同一部队内的不同指挥官之间都是如此。
（6） 不注意从战场撤离伤员。部队指挥官平常一点儿也不重视我们部队医疗单位的组织、人员和装备。因此，在战斗中怎么会有第一线的救护或伤员的撤离呢？对于部队指挥官来说，不能为伤员提供医疗救护是一个很残酷的行为。
（7） 不在乎武器和装备。在这次会战中，我们丢掉了一半的背包和许多武器。一些人问我为什么我不在战斗后请求补充这些装备，我感到太惭愧了，我没有“脸”去报告这些损失。在豫中会战期间，当汤恩伯的部队在日军面前退却时，以农具和粗陋的武器武装起来的中国农民，向他们发起了攻击。他们解除了估计约5万名士兵的武装，甚至杀死了其中一些人。霍尔致多诺万函，《中国的最新情况及发展趋势》，美国战略情报局文件，XL年9月4日），第1—2页；赖斯致艾切森函，《鲁苏豫皖边界地区中国中央政府军的征兵、待遇、训练及其行为》，美国战略情报局文件，116311,第2页；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78页；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1—162页。汤恩伯与他的部下坦率地讨论了这一令人震惊的现象：
《汤恩伯先生纪念集》，第97—100页。平常，我们部队不作与民众联系的任何努力，他们甚至轻视地方士绅。我们确实打击了土豪劣绅，但是我们未能与民众建立起关系。例如，第29军驻扎在禹县两年多时间，但却对地方情形一无所知。结果，他们在地方民众手下损失很大。这是他们自食其果。“如果我们平时不注意（民众），那么一旦我们碰到困难或暴露出最脆弱的弱点时，日本的傀儡和奸匪就会攻击我们。甚至地方政府、地方士绅和民众也来攻击我们。”
此外，我们部队在这次会战中声誉不佳，这与我们的随员和后勤人员有极重大的关系。只有第13军预先安排好了它的家属和随从，所有其他部队只是在最后时刻才慌慌张张地行动，他们在每一个地方都侵扰老百姓。据报告，我们的部队征用了许多牛车，但实际上它很少被用于运输部队的物资，绝大部分被用来运送家属和随从。“你们想一想，地方民众遭到这样大的损失，他们怎么能不恨我们呢？”
过去，我再三命令随员应远远安置在后方，我并在那里提供了食宿。但是你们没有任何人把随员送到那儿去。告诉我，在这国家的危机时期，是你的家庭还是国家更为重要？至于那些后勤部队，他们的训练和纪律被忽视了。结果，我们军队声誉不佳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这些官兵中的一部分坏分子不执行纪律。军官们的素质
在豫中会战中表现出来的领导不称职、没有军纪和缺乏战斗精神，不只限于河南省的部队（汤恩伯是国民党的将军中比较能干的一位），也不只是在战争的最后一年才被发现。尽管这些缺点在僵持阶段表现较为突出，但它们是贯穿于战争绝大部分时期的国民党军队的特质。举例来说，军官们从一开始就很缺乏职业技能：
从黄埔军校毕业的高级指挥官几乎没有受到军事教育，绝大部分人毕业于年期间，这时的训练是初级的，时间少的不足六个月，最多的也不过一年。此后，他们很少能从管理、教育或军队的专门部门的转流任职中获益，而这在现代化的西方军队中是习以为常的。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军官们本可以从中国陆军大学的高级训练中有所收益，然而，很少有黄埔毕业生屈尊回到教室里去。而且无论如何，陆军大学所提供的训练，用国际标准来衡量时还是相当不足的。吉莱斯皮，第37—53，102—124, 313—314页；刘馥，第151页。
然而，还是有少数将军超出于他们的同仁，是具有真正才能的指挥官。但荒谬的是蒋介石很少充分使用他们，因为他对他的部属的忠诚度比才能和廉洁更为看重。例如，白崇禧也许是这支军队中最有才干的军官，约瑟夫·W.史迪威敦促任命他为军队的参谋总长。但是蒋不能容忍白任职于任何拥有实在的独立的军事权力的岗位，因为——即使白对国民政府的支持现在已无可置疑——他在1937年前有一段反蒋历史。陈诚是另一位有才能的指挥官，他在很长时间内被拒绝授予与其能力相配的职位。就他而言，他享有蒋的信任，但他不幸输于与不称职的军政部长何应钦的派系争端。吉林，第844—847页；魏德迈，第325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167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411—437页；斯诺，《为亚洲而战》，第184—185页。
一个更麻烦的问题是，在战争的最初岁月里整整有1/3——有人估计高达2/3——的中央军损失于上海和长江下游的战斗中。结果，可以感觉得出来，国民党政权内军事和政治权力的天平，从蒋介石和中央领导这一边移向地方军队和他们的指挥官。齐锡生，第86—87页，柯伟林，第388—389页。蒋介石在能够向像龙云、阎锡山这样有独立思想的指挥官发布命令并期望得到服从方面甚至还不如战前。
于是蒋介石企图恢复这种平衡，稳步地增加中央军的数量，在1941年再把它扩充到30万，到战争结束时达到65万。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赴华使命》，第35页，刘馥，第112页。只要有可能，他就命令地方部队投入与日军的战斗而同时把中央军部队作为预备队，以保存他们的人力和宝贵的装备。卡利亚金，第3、337页；艾切森致国务院函，《中国的局势》，日，美国国务院文件，893.00/15144, 附件第5页。在分配武器和装备方面，他总是偏爱他的中央军。这一行动产生了具有讽刺意义的结果，例如在1944年，蒋的代表强烈抗议美国把租借物资装备分配给薛岳将军——蒋对他的忠诚有怀疑——而在这时薛的部队正在衡阳顽强地抵抗日军。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函，《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72页。
然而，地方指挥官们并不愿意在蒋政治野心的祭坛上牺牲他们的部队。例如，在1939年5月湖北北部的随枣战役中，一支较大的日军部队正处于粮食和弹药短缺之中，完全可以被打垮。但是桂系的李品仙将军让它逃走而不是与它作战。后来年冬季攻势的失败，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地方军队对蒋的进攻命令的反应非常勉强和消极。卡利亚金，第88、337页；齐锡生，第89—93页。
中央政府和地方指挥官之间的互不信任深深地影响了国民党的战场计划及战争的全面战略。陈诚在1938年曾强调有必要“消除私利观念，把所有军队都变成真正的国家军队，彻底消除自存自保的错误想法”齐锡生，第87页。卡利亚金，第92页，也指出，派系特性是国民党军队最重要的特性：“最重要的事情是，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应付中国军事指挥官的战术，这些战术是建立在‘我的军队’和‘我的省区’的原则基础上的。”。然而，即使到1949年，这个目标也从未得以实现。
在战争开始时，总的来说，低级军官受过的训练要比高级军官好一些。但是，在1929年到1937年从中央军校毕业的大约25000人当中，就有10000人死于战争的前四个月。刘馥，第147页。中央军从未真正从这些损失中恢复过来。尽管整个战争时期军事院校在不断地输送新的尉官，但是，他们为他们的职责所做的准备是相当不足的。入学的要求不得不降低了，训练的时间被减到只有一年，而且院校训练的质量也下降了。例如，俄国顾问卡尔亚金就发现，1939年的教官没有战斗经验，教学完全靠讲授，他们既不使用装备也不进行实际演习。炮兵学校也使用类似的教育方法，尽管它有一个训练团，它能够向学员们提供射击和隐蔽的一些实际经验。战争期间，虽然中央军校（包括它的9所分校）毕业了将近12万名军官，部队仍然必须从行伍中提拔大批军官。因此，到1945年，在一个标准的步兵营中只有20%的军官是军校毕业生。在战前它的比例是80%。同上，第149页。
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低级军官在战争中都受到了老练的军事观察家的较差评价，魏德迈将军称军官们是“无能的、不称职的、没有训练的、器量小的……总之是没有效率的”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33页。又见魏德迈，第325页。。他们的参谋工作和管理官僚化，常常不切实际，魏德迈还说：“中国人的混乱和糊涂的计划是令人难以理解的。”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52页。即使计划准备好了，战场指挥官独自行动的倾向、他们与其他指挥官合作的勉强，以及他们保存自己实力的愿望也将使计划常常归于失败。同上，第72、154页；卡利亚金，第234页。军官们缺少进攻性是出了名的。卡尔亚金抱怨说“国民党的将军们永远会找到不把他们的部队投入战斗的理由”。卡利亚金，第352页。又见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5卷第274、277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67页。
然而，奇怪的是，一旦与敌军交战，中国军官们有时候战斗得很英勇，令人吃惊地轻视和抛弃人的生命。蒋介石有意识地在他的军官中灌输一种无私的牺牲精神。一位亲眼观察1944年4月云南西部怒江战役的美国人描述了这一结果： 在以一个班接一个班的对敌军碉堡的自杀性冲锋中……浪费了好几天时间而损失惨重。明显地缺乏利用武器和支援火力与利用掩护等方面的配合。……绝大部分伤亡产生于企图冲过或更确切地说是爬过机关枪火力网的封锁地带。作为一种纯粹是勇敢的显示来说，进攻是壮烈动人的，但却是极为浪费的。一些排长被打死在距敌人枪眼的一两米距离内，一些优秀的连长、营长在亲自带队作战中死去或受伤。一次全面的协同进攻可能会由于十足的精神和数量的优势取得突破，但是参战或支援部队会呆呆地看着某一班或一排在单独推进中被扫倒，然后他们在自己的战线上再作努力。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46、348页。又见刘馥，第143—145页。数以千计的中国士兵在这种蛮干的勇敢显示中牺牲了他们的生命。国民党军队遭受到的——考虑到八年战争中有很长的消极时期——是一个骇人听闻的23%的伤亡率。刘馥，第145页。
军官们还无视他们工作中的一些基本原则。他们忽视武器和装备的维护，他们轻视隐蔽或伪装他们的位置，甚至沿着山顶安置枪手。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指挥权问题》，第351页；卡利亚金，第191页。情报的搜集和保密工作都很随意。卡尔亚金发现“得不到战场情报，又没有空中情报，指挥员盲目地作出决定”。卡利亚金，第194页。对敌情报保密也同样不受重视。正如卡尔亚金所说“指挥部的一切事情通常都被日本情报机关所探知”。卡利亚金，第318页。
没有任何人比蒋介石更知道国民党军官们的这些缺点。实际上，他常常亲自插手指挥部队，甚至命令到团一级部队的调动或具体行动，尽管他可能并不了解地势、部队状况或敌军的部署。他常常这样做而不通知他们的上级指挥员，这样极易造成全盘混乱。刘峙，第147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使命》，第434—435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28页。蒋对他的部队战场作战的干预也许是源于他的自大，这是由他多年的权力地位所养成的。但是他为他的这种举动寻找理由，声称是由于他的将军们十分无能。他对约瑟夫·W.史迪威将军解释说：“夜里我必须醒着躺着，考虑他们可能会做什么愚蠢的事情。然后，我写下来并告诉他们不要做这些事情。他们是如此迟钝，如果你不预先提醒他们，他们就会干许多蠢事。这就是领导他们的秘密——你必须想象他们可能会做的一切错事，并警告他们不要那样做。”史迪威，第117页。又见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史迪威使命》，第156—157页；陈纳德，第77页。在战后时期，蒋介石继续干预军事作战。见刘馥，第258页；吴国桢，第70页；唐德刚和李宗仁，第473—477页；雷震，第16页。然而，十有八九，蒋对战场作战的干预弊大于利，它造成混乱，并削弱了他的军官们的能动性。美国战略情报局文件，44年10月26日，第1—2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165、289页。士兵们：
征集和训练
与军官们相反，国民党军队的普通士兵赢得了外国专家的赞赏。正如史迪威所评价：“如果得到好的训练、装备和领导，中国军队能够与任何国家的勇敢军队相匹敌。”刘馥，第179页；又见卡利亚金，第266页。然而，国民党士兵们的待遇和伙食通常是很差的，这使他们缺少有效率地作战的能力和士气。
国民党的大多数士兵是征集来的。根据征兵法，年龄在18到45岁之间的所有男性——独子、学生以及有残疾者除外——都在应征之列。征兵法颁布于1933年，但在1936年之前并未实施。1942年颁布了新的征兵法，但并没有立即执行。征兵制度也经过了好几次修改。见《抗战八年来兵役行政工作总报告》；林真容（音），第81—82页；程则军（音），第5—8页；翁国柱，第18—19页；戴高翔，第21—24页。政府大力宣传“三平原则”，以使军事服务的责任平等地分赋予国内各地区和各经济等级。为了实现这一原则，定额根据人口数字分配到地方当局，然后用拈阄的方法来选择应征者。陈卫华（音）， 第21页。
原则就这么一些。实践起来是困难的。蒋介石自己也说：“征兵工作现在做得很糟，这实在是我们军队纪律松散和战斗力衰退的主要原因。”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5页。这个制度的最大缺陷就是它最终要依靠地方当局进行挑选和集中应征者的工作。但是国民政府很少能控制这些地方当局，他们总是代表着每个地方的有钱有势的上层人的利益。于是这些上层人物的儿子躲开了征募，而贫弱的却被强拉进了军队。他们完全无视三平原则。郑兆求（音），第9—10页；守中（音），第6—7页，《大公报》（重庆），日第2版。
拈阄制度很少实行。由于一些还未清楚的原因，想通过拈阄来挑选应征者的企图常常引起骚乱。戴高翔，第24页；《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第118页。人们不禁想知道这些骚乱是否是由地方上层人物所挑起的，他们可能会感到难以操纵拈阄，使之对他们有利。不管怎样，选择新兵的责任大部分落在保甲长头上，这些邻里管理单位分别由大约1000户和100户人家组成。
保甲长在征兵中的作用受到了彻底的贬评。国民党的征兵官员们抱怨说，他们改变人口登记册，增减登录的岁数，这样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便能够逃避征兵。贵州的一位征兵官员指责他们是专横的愚昧的和腐败的。林真容，第236—240页；汪祖华，《健全兵役的几个先决问题》，第28—29页。对于保甲长的这样的指控通常无疑是准确的。然而，在湖南省东部的醴陵县，保甲长被说成是地方豪绅的不幸工具。在那里，土豪劣绅和秘密社会控制了政府的所有方面。因此，当保甲长收到征兵命令时，他们就必须召集一个地方权势者的会议以决定谁去应征，谁不去应征。李一为（音），第20—21页。又见戴高翔，第24页。
不仅是有政治权力者，而且富有者也能获免应征。许多富裕家庭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大学，在那里他们将获得免征。更多的则购买顶替者。农村社会的一些流氓主动提供——需要一定的价格——服军役以代替合法的应征士兵。对许多人来说，这成了他们的职业。他们一有机会就从部队逃走，然后再把他们自己一次又一次地出售。醴陵县大约80%—90%的新兵就是用这种方法表面上获得的——尽管这个数字似乎是夸大了的或是非典型的。李一为，第21页；胡其如，第15页。
大约到了1941年，适龄应征男性的资源渐趋枯竭。仍有一个以上的儿子在家的家庭也少了。富人们已经学会获得免征，许多年轻人索性逃走、装病，或自残身体。秦德纯，第193页；林真容，第240—244页；宋广仁访问记，台北，日。四川省的征兵负责人写道，因此，拉兵的行为“充满了整个国家”。戴高翔，第24页。1943年，湖北省实际征兵数不到其征兵指标的一半，《湖北省政府施政报告，1932年11月—1943年9月》，第77—78页。又见李一为，第20、23页。当正规的征兵制度被证明已不能满足需要时，战场部队派出了接兵队去捕获所需要的补充兵。其结果是对穷人的大批劫持（富人们能买得释放）。魏德迈将军在1944年致蒋介石的一份备忘录中描述了这一制度是怎样运作的：“举例说，你正在地里劳动，照料你的稻子。……（来了）一批穿制服的人，他们把你的手绑到背后，把你带走。……锄和犁在田里生锈，妻子跑到官员那里去哭讨她的丈夫，孩子们陷于饥饿之中。”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369页。密尔顿·迈尔斯（Milton Miles），美国在华一秘密部队的指挥官和国民政府的一名热情赞赏者，也报告说看到一支接兵队在街头演出杂耍和杂技，然后它抓住了观众中的体格健全者，“其理论是任何有时间观看街头表演的男人最好是到军队里去！”迈尔斯，第348页。
一个官方杂志指出：“人们（把征兵）视如死亡。”周兴（音），第24页。男人们从地里被抓走，不仅会给其家庭中依靠他养活的人造成难以言说的艰难，而且使这种情绪广为蔓延，即一旦被征，他们将再也不能回家。部队缺乏退休或退伍制度、士兵们服役之后极少能与家人通信，以及部队中确实很高的死亡率——所有这些都验证了农民的恐惧。雷兆元（音），第24页；李宗黄，《驻滇回忆录》，第53页；汪祖华，《改善役政法的几个切要问题》，第17页。
对于新兵来说，他们军事生涯最初几个月的生活是特别艰难的。他们被赶到接受中心，经过草率的医疗检查后，分配到补充单位去接受三个月的基本军事训练。实际上，由于财政短缺或战场对补充部队的迫切需要，训练时间通常比规定的要少得多。有时候新兵直接被送到前线服役。给予新兵的训练是如此不足，甚至连一官方的出版物也认为，对他们来说走向战场“真正像是去送死”。《如何改进今后的兵役》，第14页。
由于资金的有限、官吏的腐败以及纯粹的麻木不仁，接受中心的状况常常是令人吃惊的。莱尔·斯蒂芬森·鲍威尔上校（Lyle Stephenson Powell），一位与国民党军队负有联络职责的美国军医官，对1945年2月贵阳附近的这样一座“兵营”作了如下的描述： 新兵中心位于城外数里的一小山沟里，它由分隔在互相可以看得见的不同村庄的房屋所组成。……我们首先来到所谓的医院或诊疗所。……我曾经见过许多可怕的景象，但是，从来没有什么能像这所“医院”那样吓我一大跳。它的房屋是一个长长的泥土地面茅草屋顶的棚子，它的四壁实际上都已不存在了，可能是用去烧火了。大约有七八十人躺在棚内的木板上。两三人盖着杂色的旧大衣，其余的人只有衫衬、裤子，或赤着脚或只有草鞋。为了取暖，他们尽可能紧地躺在一起。他们病得太厉害以至于不能起床大小便。因此，那里的肮脏令人难以置信。当我边走边看这些人时，我看到好几个人已经死了，有的已经像他们睡的木板那样僵硬。有的明显已濒临死亡，其他一些人则处于各种不同的可疑的兴奋阶段。
我们继续去村庄察看一些营房。我们发现这些农房都统一地被隔开，在房子的顶部放置了木板。这些茅草顶屋檐下的小小空间，积着长年的污垢和灰尘，新兵们就睡在这里。我们询问他们为什么要睡在这上面，一位中国中士告诉我们，如果不让他们睡在这上面，他们就会在夜间统统跑光。他说：“事实上，我们必须在夜间把他们的所有衣服都脱光拿走，以防止他们穿出屋顶逃走，尽管我们在房子周围布置了岗哨。即使这样，偶尔还是有人逃掉。”这是2月份，尽管裹在毛衣里，我仍然每天感到冰冷。夜里我睡在四条毯子之下仍觉得难以保暖。这些可怜的人赤身睡在有漏洞的屋顶间，四五十个人挤在一块大约15英尺长10英尺宽的空间。这位中士告诉我们，如果他们挤得紧一点，他们就能够保暖和睡得好一点。鲍威尔，第204—206页。尽管不是所有的接受中心都像这个中心一样令人不快，但它也不只是个别现象。正如1940年末一位检查征兵条件的国民党官员的一份报告所显示：“污秽、混乱、营房拥挤。士兵们衰弱憔悴。他们的衣服都成了破布条，就像一群乞丐一样。至于宿舍的肮脏、厕所的污秽、病人的喊叫、逃兵的不满，所有这些都超过了一般想象。难怪人们把训练单位视如地狱，他们宁愿在战场上以生命去冒险，而不愿在这儿忍受苦难。”郑兆求，第5、7—8页。
“训练”结束之后，新兵们被分到战场部队。由于交通工具不足，他们通常必须走到他们的部队中去，而部队一般都在数百英里之外。这种赶路是新兵进入部队前所有活动中最为可怕的一部分。由于害怕新兵们试图脱逃，护送者把他们作为俘虏一样对待，常常用绳索把他们串在一起，就像一串珠子一样。负责征兵的高级官员们哀叹这种行动，但是——有辩解说，新兵的眼界狭隘，因而他们不能理解服役的重要性——他们把它视为权宜措施而不予追究。陈卫华，第22页；秦德纯，第193页；林真容，第245页。就食物来说，新兵们只得到一点儿米粥。这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提供的经费不够，但更常见的是由于负责此事的官员们谋私利“榨”去了大部分口粮。至于水，他们可能不得不从路边的水坑中饮取——这是腹泻的一个普遍原因。陈卫华，第22页；冯玉祥，第111页；谢伟思，第33—37页；林沃尔特致艾切森函，《中国的士兵》，日，美国国务院文件，893.22/50,附件第2页。由于体质虚弱，新兵们很容易成为疾病的牺牲品。许多人因得不到医疗看护而死去。蒋介石甚至还谈到过一些病得不能再走的新兵，他们被护送兵们用枪打死在路边。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5页。
一些新兵在这种地狱般的赶路中幸运地逃脱了。一些人通过贿赂获得自由，另一些人则试图逃走。那些被抓住的人通常要挨揍。根据魏德迈给蒋介石的备忘录所说，后来这些不幸的新兵将“带着被打坏的四肢和受重伤的身体，这些伤口感染很快变成败血症，败血症则很快导致死亡”。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370页。又见鲍威尔，第206—207页。死者有时被埋入浅坟中，很多人则干脆被丢弃在他们倒下的地方，未予埋葬。蒋梦麟，第90页；兰登致美国国务院函，《昆明的征兵运动： 征兵中的营私舞弊与士兵的待遇》，日，美国国务院文件，893.4,第2—3页；陈卫华，第22页。
政府不断下令要改善这些状况。它命令沿着新兵所经过的道路建立起供水站和医务室。它还禁止体罚和其他形式的残忍行为。程则军， 第7页。蒋介石在1944年说，他5年来一直在指示要改革征兵工作，但是没有任何成效。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5页。事实上，蒋介石在1945年参观了一个新兵接受中心之后，对其境况是如此大为吃惊，以至于他下令将兵役署负责人、接受中心的指挥官和一些低级官员即刻处决。《大公晚报》，日，石新（音），第3页。然而，这样的补救措施所起的作用微乎其微。许多青年继续在他们碰上征兵官员后的几周内可怕地死去。蒋介石说过，在一队从福建步行去贵州的1000人中幸存者不足100人。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5页。在从广东到云南的500英里的艰苦跋涉中，700名新兵只有17人活着走过来。蒋梦麟，第90页。这些无疑是极端的例子。但是，在1943年征集的167万人当中将近有一半——44%——在他们赶往所去部队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刘馥，第137页。在八年战争中，那些在到达所分配的部队之前就死去的新兵总数大约有140万人——也就是说在征集的每10个人中就有1个。应征士兵死亡人数的精确数字将永远无法知道。一个官方资料承认在战争时期丧失了1867283名应征士兵（这一数字是1978年7月国防部史政局长向我提供的，根据是《抗战史料丛编初集》第295页）。遗憾的是，没有给我这一数字内死亡和开小差的具体分析。蒋梦麟是国民政府的坚定支持者和蒋介石的亲信，他根据一份秘密文件估计，至少有1400万新兵在到达他们的部队之前就死去。这个数字太大了，令人难以置信，他可能是想说140万。见蒋梦麟，第91页。徐复观（第6—7页）也提出了与这一数目大致相当的应征士兵的死亡人数。士兵们：
伙食和医疗条件
那些从最初的训练和走往分配部队的危险跋涉中幸存下来的新兵，很快将面临甚至比日本人还更为致命的挑战。它们是饥饿、寒冷和疾病。实际上，如果规章制度能得以执行，士兵们的食物是足够的。例如，中央军的部队每天分配有24盎司米，每月有足以买一磅猪肉的钱（地方部队的配给量要少得多）。但是管理链条中上上下下的腐败通常吮吸去这些定量供应的食物和钱的一部分。然后，在某一时刻，肉、盐和油将从士兵们的月伙食中消失，他们只能得到一点点煮熟的蔬菜，以为他们的主食增加一点味道和营养。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42—244页；《湖北省政府报告，1942年4月—10月》，第113页；王梓良，第77—78页；陈达，《浪迹十年》，第198页。蒋介石在1944年抱怨说，军官们贪污给养已经成为一个公认的事实，他们的理由是这对维持他们的生计和支付别的开支是必须的（见《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8卷第164页）。
由于军中口粮不足，士兵们常常成为清道夫，从任何他们所经过的村庄或碰到的农民那儿偷取东西。结果，老百姓们把国民党士兵视如瘟疫或什么其他自然灾害，常常看到他们到来时便逃走。蒋介石对军队与平民之间的关系深表关注。见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4卷267页、第17卷第8页、第18卷162页。陈纳德说，最坏的中国军队已经堕落为“掠夺成性的暴徒”，第208页。
尽管作各种诸如此类的努力来补充其伙食，在战争后期，大多数国民党士兵都蒙受营养不足之痛苦，这严重地影响了他们作为士兵而行动的能力。早在1941年，熊式辉将军就报告说，浙江的士兵们没有肉或油可吃，他们身体产生的热量是如此之少以至于即使在热天里也要穿着冬天的服装。1944年10月，当魏德迈将军就任蒋介石的参谋长时，他首先把他的注意力主要放在部队的调动和部署问题上。然而，在一个月内他就意识到士兵们已虚弱得不能行军，不能有效地战斗，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处于半饥饿状态。王梓良，第77—78页；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64—65页。又见高斯致国务院函，《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日，美国国务院文件，893.22/47，附件第2页；高斯致国务院函，《1943年5月湖北战役后一个中国新闻记者对鄂西湖区状况的观察》，日，美国国务院文件，740.0011太平洋战争/3559,附件第4—5页。
造成部队衰弱的同样重要的原因还有极差的卫生状况和医疗手段的极端缺乏。士兵们整个冬天穿着同一件制服，不发肥皂，在军营里没有任何洗澡设备。伙房常常就在厕所旁边，饮用水很少煮沸，士兵们——许多人有传染病——把他们沾有细菌的筷子伸进同一个锅里，这视为理所当然的事。这种衣食不足和不卫生的生活条件使每一个士兵都容易成为疾病的靶子。疟疾给部队带来最大的损失，由于很少使用蚊帐，这种战前主要流行于华南的疾病，随着战争时期人口的流动甚至扩展到了北方省份。由于奎宁短缺，当局在使用上很节约。结果，战士们有时是整个团队都烧得发抖。只有当部队即将要投入战斗时才分发奎宁。但即使在那时，也有因某种“紧急情况”而扣住不发的。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42页；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36—138页，高斯致国务院函，《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参见上注。
其他常见的病害是肠胃病和皮肤病。由于部队其他方面的不良条件而广泛蔓延的痢疾，因无知和缺少药物，常常产生致命的结果。疥疮和热皮疮是常见的，如果士兵们在夏季脱下他们长长的棉衣冬制服，他们光腿上的脓疱便明显可见。眼睛的传染病也是广泛蔓延的，西北地方尤为如此。在兰州附近，部队中有一半以上的人的眼疾（诸如沙眼和淋病结膜炎）之痛苦是如此严重，以至于他们不能有效地举枪瞄准。结核病是常见的，性病也是如此，尽管白修德认为由于士兵们缺少性活动的精力和机会，它相当少有。1939年到1940年期间，性病的发生据报告增加了三倍，在兰州地区，估计部队中90%的人患有淋病，30%的人患有梅毒。高斯致国务院函，《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参见第137页注①；林沃尔特致艾切森函，《中国的士兵》（参见第135页注①），附件第3页；赖斯致高斯函，《兰州所见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日，美国国务院文件， 893.22/52；白修德和贾安娜，第135—137页。
疾病和营养不良严重地削弱了中国军队的战斗力。在1945年西南地区的作战中，美国观察家们发现第13军甚至在一短距离的徒步行军中“便有大批人掉队，许多人由于极度饥饿处于垂死状态”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45页。。另一位美国军官包瑞德上校（David.D.Barrett）报告说，他看到国民党军队的士兵们“走了不到一英里便倒下死去”。包瑞德，第60页。一些病弱者会暂时用担架抬着。但是，另一位美国人的报告说“经常可以看到担架上的人被弃于路边，不是死了就是将要死去”。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42页。有着高度信誉的《大公报》的一个记者指出：“部队所经之处，可以在路边看到一个又一个死去的士兵。”高斯致国务院函，《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观察》，参见第137页注①，附件第5页。少数精锐部队，最著名的如青年军和中国远征军的部队，他们接受了美军的训练，他们还能够获得足够的食物。但是，当部队的绝大部分士兵几乎不能行军、当即使是短距离的行军也要在路边留下尸体时，国民党军队是不能被视为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的。
中国部队的医疗显然是由军医提供的。然而，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总队长林可胜博士把它的服务描绘为“前南丁格尔时期的”。高斯致国务院函，《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参见第137页注①，附件第2页。魏德迈给蒋介石的备忘录甚至把部队医院与德国灭绝人性的集中营相比。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371页。这种比较确实是有根据的。
从文件上看，军医的组织——它的一线救护队、包扎所、战地医院和基地医院——似乎是无懈可击的。然而，这一组织却被人员的不足和不称职、设备和医药的不足以及玩忽职守与腐败所破坏。在整个军队里只有个合格医生，因此每人就只有一位合格的医生——而在英国军队里每210人、在美国军队里每150人就有1个医生。斯斯明（音），第44页；汉森，第326页；林可胜在1942年估计只有1000名“能力不一”的军医。见高斯致国务院函，《中国军队的健康状况》（参见第137页注①），附件第2页。另外还大约有28000名“医生”服务于医疗部队，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是不称职的，他们是在只具有担架员或战场护士经历的基础上被提升为“医生”的。汉森，第326页；鲍威尔，第56—57页。莱尔·鲍威尔在1944年发现，在拥有3个师的整个第46军中，甚至没有一个合格的外科医生，主任军医官是一个缺少经验的短期军医学校的毕业生。鲍威尔，第56页。即使有了称职的医生时，他们又受制于设备和医药的严重短缺。鲍威尔报告说，一个战地医院“没有床铺，很少有毯子、床单，少量的绷带纱布，很少的药物，没有任何消毒器具、手术室设备、电灯、手术台或X光机”。鲍威尔，第94页。又见张少曾（音），第15页；厄特利, 第125—126页。此外，一个更常见的问题是腐败的官员们常常卖掉那些能够搞到手的为数很少的药品，许多使用的药品不是假货就是掺了水的。《大公报》（重庆），日第2版；汉森，第236页；艾切森致国务院函“中国的局势”，美国国务院文件，893.00/15144，附件，第5页。
医疗辅助人员甚至比医生更不称职。由于对医疗服务的轻视，许多部队的指挥官通常派他的最无知或最虚弱的士兵——那些不能扛枪的——去做医务看护兵。由于担架员常常是雇来的或征来的平民，当战斗一打响时他们总想逃脱。厄特利,第122—123页；鲍威尔，第57页；张少曾（音），第15页。一份官方的杂志报告说。结果伤兵们得不到任何第一线的救护。该杂志继续说，在战场上求救的叫喊声是可怕的。张少曾，第15页。甚至一份军医杂志在1938年也谴责说，伤兵们常常自己挣扎到铁路上的兵站去，那里没有治疗和医药，他们的伤口很快爬满了蛆子。庆霖，第2页；王仲文，第1页。俄国顾问卡尔亚金发现，由于没有包扎所或食物供应站，伤兵们“因饥饿和伤就死在路边”。卡利亚金，第227页。又见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4卷第271—272页。
重伤员常常被丢下不管死于战场。那些被撤下来的则必须忍受一段很长的时间才能获得某种专业性的治疗。这是因为医疗单位非常缺乏运输工具，因为医院远离前线，坐落于医生们感到安全的地方。鲍威尔，第57页；厄特利,第123—124页。
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医疗部队几乎没有任何改进。诸如中国红十字医疗救护团这样的民间组织还力图缓解官方医疗服务的不足。然而，在整个战争时期，一个重伤员只有很微弱的康复希望，即使是轻伤，其死亡率也高得令人震惊。罗兹·法默（Rhodes Farmer）在观察了前几年的战争后写道：“在中国看不到多少残疾人。”法默，第137页。
食物不足和待遇很差的中国士兵们对战争几乎没有什么热情，许多人开了小差。实际上，在战争过程中中国军队的一半——800多万人——原因不明地消失了。这一结论建立在这样的事实上：
战争期间从军队中退转出的人数很少，1937年7月军队有近170万人，年期间征集新兵人。而1945年8月的国民党军队人数只有大约350万（据中国统计），或270万（据美国统计）。所有的伤亡数（伤1761355人，其中一些人无疑又重返军队）是3211419。另有大约50万人投向日本。我没有看到日本抓获的俘虏数，但这一数字肯定不会超过50万。简单的算术表明，至少有800万人，也许多至900万人下落不明（这一数字包括政府承认的未作说明的1867283名新兵。见本章第136页注②）。关于这些数字的来源，见《中华志，1950》，第182—185页。军队规模的数字，见陈诚著，表9, 及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382页。以上的结论系从国民党自己的资料中得出，但这与他们公开发表的战时开小差数（598107）和病亡数（422479）相去甚远。见陈诚著，表10。官方资料的这种矛盾显示了国民党有关军事数字的不可靠性。事实上，台湾的一位原国民党将军在回答我的询问时说，中国军队不重视伤亡人员的准确数字。其中一些人无疑死于疾病，但有相当高比例的人是开小差了。第18军的18师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是中央军部队，它那儿的条件相对说来还是好的。然而，在1942年中，即使它没有从事作战，它的总人数11000人中也丧失了6000人，或死去或逃去。胡宗南将军的部队因被用于封锁华北的共产党人而受到偏爱，即使如此，据报告在1943年中它每月每师（大约1万人）要平均丧失600人。高斯致国务院函，《一个中国新闻记者的观察》（参见第137页注①），第3页，及附件第5页。又见蒋介石，《蒋总统思想言论集》，第14卷第272页。
在八年抗日战争的后半期，国民党军队已处于一种崩溃的先期状态。无论它在战争初期对日作战中取得多大的成就，至少在1942年后，也许还更早些，它已经明显地无能力进行有效的军事行动。援引何应钦将军的话来说，战争末期的军队已处“疲惫之余”。何应钦，第29—30页。当然也有例外，有8个师刚刚完成了13个星期的美式训练，另有22个师正处于这种训练的不同阶段。这些部队的伙食和装备俱优，相对来说是具有战斗力的。罗曼纳斯和桑德兰，《失去的时机》，第285—286、368、372—373页。然而，拥有300多个师的国民党军队的其余部队仍未获改善。这种疲惫和衰弱具有极大意义，因为这支军队很快就要被投入与共产党人的内战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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