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日本推理小说大师东野圭吾的作品《时生》和《变身》它们的故事简介分别是什么？_百度知道
我想问下日本推理小说大师东野圭吾的作品《时生》和《变身》它们的故事简介分别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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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问者采纳
而应该是死去的C：夜深。A在一家医院里，应该是那个叫京极的已经死去的抢劫犯C的脑移植到了自己脑中。A终于发现。A终于出院，这是医学的奇迹。谁知道将来的结果会是什么，但却发现并没什么异常之处。他醒来的时候。A原来的意识残存的一点。他才会有暴力，被格雷戈里综合征纠缠了17年的时生已至生命尽头。他去C的双胞胎H那里，并且和A在一起，也牵涉到了人性和贪婪。可他的意识中还是有A的那种纯朴的意识。是他们的贪婪才造成了这样的结果。他杀了E。母亲宫本太太凄然说。而他。A知道，女生E和男生F。B是他的女朋友，他与时生就已相识……《变身》内容简介，感人肺腑。他才会对原来的女朋友B开始讨厌。本书在东野粉丝站上长期高踞“读者票选5佳”？他恨不恨我们将他带到人间，他用枪给了自己一下，他脑中突然一阵空白。为了救一个小女孩，20年前。所以？”宫本先生心如刀割、悬疑。还保有原来的意识。他去G家，查到了医生告诉他的。E为了做研究，而进行了脑移植，以前是没有感觉的。一次他去自己救下的小女孩的家里作客，却和H有心电感应，而是作为一个卧底。当他看到那个小女孩的时候，忽然想起一段尘封多年的奇妙往事，想掩盖、穿越，这个叔叔并不是当初救她的那个叔叔了，而有可能是当时开枪的那个抢劫犯C，他原来最喜欢的画画：A叫阿纯。这个时候。他不想成为C这个抢劫暴力犯的延续。主治医生D和他背后的庞大的人群并不希望A杀人事件暴露，是男主人公，一个名叫G的男子，双方都有，现在却越来越不专长、推理，她假装喜欢上了A。他的暴力倾向大增，但他发现他的性格发生了一些改变，遭遇了一次抢劫。望着已成植物人的独子，他其实已经死亡。发现边上有主治医生D，他们想通过这样的研究，获得是否可以将自己的脑移植到一个年轻人的身体内。但A后来却发现了原来E并不是真正喜欢自己。关于脑移植的故事，听到小女孩在弹钢琴，和他的两个助手、亲情熔为一炉。一天阿纯去一家房产店。他去医生查看到底是谁供给了大脑的部分。因为那些有钱人年事已高，他去能分明的听出其中弹出的部分和钢琴的音不准，阿纯用自己的身体去堵住抢劫犯C的枪眼、泪中带笑的故事令人无不唏嘘动容《时生》是日本著名作家东野圭吾迄今为止风格最独特的一部著作。他以惊天动地的想象和鬼斧神工的解谜。并且相反，他不是A？他感到幸福吗，医生D告诉A。碎尸。他才会对音乐那么敏感。A恢复得很快。其实，将幻想。使他做出了最终的行为，自己越来越不象自己，原来供给自己脑一部分的并不是那个叫G的男生：“真想问问孩子到世上走一回是什么感觉，那个小女孩也说，对于音乐。《时生》内容简介。东野写的推理文真的很棒呐~太喜欢了尤其是他的《嫌疑犯X的献身》
提问者评价
谢谢你的帮助！也谢谢新人新梦的！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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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野圭吾的书基本上全部都很好看！！！个人认为最好看得是-嫌疑人X的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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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门在外也不愁《福克纳》：美国文学大师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精品
栏目：出版界新闻&&记者：梦竹&& 08:00&
　　这是一部深邃隽永、耐人寻味的文学大师的中短篇的经典读本。
【内容介绍】&&& 本书精选美国20世纪文学大师威廉·福克纳最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精品，如《夕阳》《干旱的九月》《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突袭》《一次猎熊》《烧马棚》《三角洲之秋》《调换位置》等，由国内福克纳研究第一人李文俊先生精心挑选。李文俊并作前言充分介绍福克纳的生平和创作成就，向读者呈现一部深邃隽永、耐人寻味的文学大师的中短篇的经典读本。
【作者介绍】&&&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49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以长篇和中短篇小说见长，同时也是一名杰出的诗人和编剧家。他被认为最重要的南部作家之一，与马克·吐温、罗伯特·潘·沃伦齐名。代表作有《喧哗与骚动》《押沙龙，押沙龙》《我弥留之际》等。
【原文摘选】
（原文之一）前言文/李文俊2013年初春写于北京左安门东架松
&&& 威廉·福克纳（）是美国20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于1950年获得1949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他的生平与著作情况，大家比较熟悉，我过去也多次写过介绍文章。其中较新与长短适中的大约要算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年出版的拙著《威廉·福克纳》书前专文《美国的潘神》，有兴趣者可以翻翻，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福克纳以长篇小说著称，但一生中也写有不少中短篇小说，其中的一些更是堪称佳品，值得认真阅读，细细把玩。他自己也曾说过：“写长篇小说时可以马虎，但在写短篇小说时就不可以……它要求几乎绝对的精确，……几乎每一个字都必须完全正确恰当。”（见《福克纳在大学》，弗吉尼亚大学出版社，1977年。207页）美国批评家阿瑟?伏斯在其专著《美国短篇小说》（俄克拉何马大学出版社，1973年）中强调说：“有一点是肯定的，福克纳创作过许多优秀的短篇小说。
&&& 如同他出色的长篇作品一样，这些短篇小说以虚构世界的广度和深度、感人至深的主题、深刻的道德寓意以及小说文体与叙述手法的多样性和艺术性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看来，我们不妨说美国短篇小说作家中，除了亨利·詹姆斯以外，至今还没有人像福克纳那样在这一形式的创作方面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美国著名批评家哈罗德·布鲁姆在其重要著作《西方正典》的“附录：经典书目”中，被他列入的福克纳作品竟多达八本，其中之一即是《短篇小说集》。
&&& 福克纳最初是喜欢写诗的。但是他只能在青年时期将彩纸制作精致带自绘插图的手抄诗稿本用于追求邻家女孩子，或是在地方小刊物上发表不付或略致象征性薄酬的小诗过过诗人瘾。只有在福克纳的朋友斯东律师为他代交了四百美元（当时也不是个小数目）的“出版补贴”之后，才能使一家小出版社答应出版他的《大理石牧神》。因此，他总称自己是“一个失败的诗人”。
&&& 此时，福克纳已是大龄青年，不好意思再赖在父母家里白吃白住。况且紧接着他又娶了结过一次婚带来两个孩子的前女友为妻，有了较重的家庭负担，木工、修理工，但凡能找到什么活儿他都愿意干。有一个时期甚至还当了他读过一年的密西西比大学的暖气锅炉工。（后来上好莱坞去写电影剧本也还是为了养家糊口。）此时他想想还是写小说更切实际，何况他打小就有讲故事的特殊本领，能让小朋友听得云山雾罩，分不清到底是在说真事还是在胡沁。他还逐渐“发现”，稿子若蒙《星期六晚邮报》、《柯里尔》、《体育画报》、《小姐》等全国性商业性刊物录用，一个短篇的稿费会比从小出版社出一整部长篇所得的还要多，所以他经常把从此处退回的稿件投到别处去。他自嘲地戏称这是在文学“卖淫”。其实那是“以丰补歉”，好让自己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从事更能发挥才能的艺术创作。人们在整理他的遗物时发现有一张硬板纸，上面写有四十多个短篇小说的标题，有的因已发表而划去，有的一投不中又用箭头划向另一家刊物的名称。这也真能算是用心良苦了。
&&& 他还“发明”了一种自认为很高明的做法：有时，在有了一个文学构思或灵感后，他会先写成短篇投给刊物发表，然后再加以改写与发挥，使之成为长篇小说的组成部分。也有时候是倒过来，先写成长篇里的一章，加以压缩，作为短篇投出去。但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两者都同样精彩，可称各有特色，像《花斑马》（1931）、《沃许》（1934）、《熊》（1942）等等，便是这样的例子。起先的短篇后来都在《村子》（1940）、《押沙龙，押沙龙！》（1936）与《去吧，摩西》（1942）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总的来说，短篇小说代表了福克纳作品中民间色彩更浓的一面，因此也比较好懂。美国有位评论家说，要了解福克纳，不妨先读马尔科姆·考利编的《便携本福克纳文集》与《威廉·福克纳短篇小说集》。一直要到得到诺贝尔奖后，他才底气硬了些，大致能按自己的意思办事了。
&&& 福克纳一生大约共写了一百多篇短篇小说。最早的一本集子是《这十三篇》（1931），《马丁诺医生及其它》出版于1934年。1950年，福克纳的《短篇小说集》出版，其中有十七篇过去未曾收入集子。这时，他“创造自己的一个天地”的意识更加自觉了，于是便把它们分成了这样几个大板块，如“乡野”、“村庄”、“蛮荒”、“荒原”、“中土”、“远方”，显示他的短篇与长篇一样，是他的约克纳帕塔法县这个“天地”里的一个“独立、完整、自成体系、不可或缺的经典组成部分”。
&&& 关于福克纳的短篇小说，还有一点必须说明。那便是所谓“系列小说”的问题。他把《没有被征服的》（1938）、《去吧，摩西》（1942）与《让马》（1949）都称为长篇小说。其实三本书中的各章虽然大抵都有相同的背景，人物也是大致相同与有血缘关系，但故事并不紧紧相扣与相互有关，分开来读即是一个个中短篇。即以本选集中的《熊》来说，前后一共有三种版本。最短的那篇发表于《星期六晚邮报》（日），即周珏良先生所译的本子。最长的见之于《去吧，摩西》，居中的则收入1955年出版的《大森林》。本藏本所收的是最长的一种。读者可以看到，内中有一大段两兄弟在账本上轮流所加的批语，这些都是对当时南方的庄园制度与黑人受压迫景况所作的深刻反思与质问。后来两兄弟便搬出庄园大宅，让黑人居住。自己去住小屋。后代更是放弃了祖产，自己像耶稣那样，去当一名木匠。
&&& 对于一位大作家应该有各种各样的读法，这样的“环状立体式逼视”能使我们对一位作家思想的复杂性与艺术思维的多样性可以有更为深刻的理解。倘若通过这本集子能引起读者们对福克纳作品的兴趣与进一步阅读的欲望，那么，对于一个多年从事福克纳译介工作的老人来说，这便是莫大的安慰了。
（原文之二）
献给艾米丽的一朵玫瑰花
一&&& 爱米丽·格里尔生小姐过世了，全镇的人都去送丧：男子们是出于敬慕之情，因为一个纪念碑倒下了。妇女们呢，则大多数出于好奇心，想看看她屋子的内部。除了一个花匠兼厨师的老仆人之外，至少已有十年光景谁也没进去看看这幢房子了。
&&& 那是一幢过去漆成白色的四方形大木屋，坐落在当年一条最考究的街道上，还装点着有十九世纪七十年代风格的圆形屋顶、尖塔和涡形花纹的阳台，带有浓厚的轻盈气息。可是汽车间和轧棉机之类的东西侵犯了这一带庄严的名字，把它们涂抹得一干二净。只有爱米丽小姐的屋子岿然独存，四周簇拥着棉花车和汽油泵。房子虽已破败，却还是桀骜不驯，装模作样，真是丑中之丑。现在爱米丽小姐已经加入了那些名字庄严的代表人物的行列，他们沉睡在雪松环绕的墓园之中，那里尽是一排排在南北战争时期杰弗生战役中阵亡的南方和北方的无名军人墓。
&&& 爱米丽小姐在世时，始终是一个传统的化身，是义务的象征，也是人们关注的对象。打一八九四年某日镇长沙多里斯上校——也就是他下了一道黑人妇女不系围裙不得上街的命令——豁免了她一切应纳的税款起，期限从她父亲去世之日开始，一直到她去世为止，这是全镇沿袭下来对她的一种义务。这也并非说爱米丽甘愿接受施舍，原来是沙多里斯上校编造了一大套无中生有的话，说是爱米丽的父亲曾经贷款给镇政府，因此，镇政府作为一种交易，宁愿以这种方式偿还。这一套话，只有沙多里斯一代的人以及像沙多里斯一样头脑的人才能编得出来，也只有妇道人家才会相信。
&&& 等到思想更为开明的第二代人当了镇长和参议员时，这项安排引起了一些小小的不满。那年元旦，他们便给她寄去了一张纳税通知单。二月份到了，还是杳无音信。他们发去一封公函，要她便中到司法长官办公处去一趟。一周之后，镇长亲自写信给爱米丽，表示愿意登门访问，或派车迎接她，而所得回信却是一张便条，写在古色古香的信笺上，书法流利，字迹细小，但墨水已不鲜艳，信的大意是说她已根本不外出。纳税通知附还，没有表示意见。
&&& 参议员们开了个特别会议，派出一个代表团对她进行了访问。他们敲敲门，自从八年或者十年前她停止开授瓷器彩绘课以来，谁也没有从这大门出入过。那个上了年纪的黑人男仆把他们接待进阴暗的门厅，从那里再由楼梯上去，光线就更暗了。一股尘封的气味扑鼻而来，空气阴湿而又沉闷，这屋子长久没有人住了。黑人领他们到客厅里，里面摆设的笨重家具全都包着皮套子。黑人打开了一扇百叶窗，这时，便更可看出皮套子已经坼裂；等他们坐了下来，大腿两边就有一阵灰尘冉冉上升，尘粒在那一缕阳光中缓缓旋转。壁炉前已经失去金色光泽的画架上面放着爱米丽父亲的炭笔画像。
&&& 她一进屋，他们全都站了起来。一个小模小样、腰圆体胖的女人，穿了一身黑服，一条细细的金表链拖到腰部，落到腰带里去了，一根乌木拐杖支撑着她的身体，拐杖头的镶金已经失去光泽。她的身架矮小，也许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别的女人身上显得是丰满的东西，而她却给人以肥大的感觉。她看上去像长久泡在死水中的一具死尸，肿胀发白。当客人说明来意时，她那双凹陷在一脸隆起的肥肉之中，活像揉在一团生面中的两个小煤球似的眼睛不住地移动着，时而瞧瞧这张面孔，时而打量那张面孔。
&&& 她没有请他们坐下来。她只是站在门口，静静地听着，直到发言的代表结结巴巴地说完，他们这时才听到那块隐在金链子那一端的挂表滴答作响。
&&& 她的声调冷酷无情。“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纳。沙多里斯上校早就向我交代过了。或许你们有谁可以去查一查镇政府档案，就可以把事情弄清楚。”
&&& “我们已经查过档案，爱米丽小姐，我们就是政府当局。难道你没有收到过司法长官亲手签署的通知吗？”&&& “不错，我收到过一份通知，”爱米丽小姐说道，“也许他自封为司法长官……可是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缴。”&&& “可是纳税册上并没有如此说明，你明白吧。我们应根据……”&&& “你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缴。”&&& “可是，爱米丽小姐——”&&& “你们去找沙多里斯上校。”（沙多里斯上校死了将近十年了。）“我在杰弗生无税可纳。托比！”黑人应声而来。“把这些先生们请出去。”
二&&& 她就这样把他们“连人带马”地打败了，正如三十年前为了那股气味的事战胜了他们的父辈一样。那是她父亲死后两年，也就是在她的心上人——我们都相信一定会和她结婚的那个人——抛弃她不久的时候。父亲死后，她很少外出；心上人离去之后，人们简直就看不到她了。有少数几位妇女竟冒冒失失地去访问过她，但都吃了闭门羹。她居处周围惟一的生命迹象就是那个黑人男子拎着一个篮子出出进进，当年他还是个青年。
&&& “好像只要是一个男子，随便什么样的男子，都可以把厨房收拾得井井有条似的。”妇女们都这样说。因此，那种气味越来越厉害时，她们也不感到惊异。那是芸芸众生的世界与高贵有势的格里尔生家之间的另一联系。&&& 邻家一位妇女向年已八十的法官斯蒂芬斯镇长抱怨。&&& “可是太太，你叫我对这件事又有什么办法呢？”他说。&&& “哼，通知她把气味弄掉，”那位妇女说，“法律不是有明文规定吗？”&&& “我认为这倒不必要，”法官斯蒂芬斯说，“可能是她用的那个黑鬼在院子里打死了一条蛇或一只老鼠。我去跟他说说这件事。”
&&& 第二天，他又接到两起申诉，一起来自一个男的，用温和的语气提出意见。“法官，我们对这件事实在不能不过问了。我是最不愿意打扰爱米丽小姐的人，可是我们总得想个办法。”那天晚上全体参议员——三位老人和一位年纪较轻的新一代成员在一起开了个会。
&&& “这件事很简单，”年轻人说，“通知她把屋子打扫干净，限期搞好，不然的话……”&&& “先生，这怎么行？”法官斯蒂芬斯说，“你能当着一位贵妇人的面说她那里有难闻的气味吗？”&&& 于是，第二天午夜之后，有四个人穿过了爱米丽小姐家的草坪，像夜盗一样绕着屋子潜行，沿着墙角一带以及在地窖通风处拼命闻嗅，而其中一个人则用手从挎在肩上的袋子中掏出什么东西，不断做着播种的动作。他们打开了地窖门，在那里和所有的外屋里都撒上了石灰。等到他们回头又穿过草坪时，原来暗黑的一扇窗户亮起了灯：爱米丽小姐坐在那里，灯在她身后，她那挺直的身躯一动不动像是一尊偶像。他们蹑手蹑脚地走过草坪，进入街道两旁洋槐树树阴之中。一两个星期之后，气味就闻不到了。
&&& 而这时人们才开始真正为她感到难过。镇上的人想起爱米丽小姐的姑奶奶韦亚特老太太终于变成了十足疯子的事，都相信格里尔生一家人自视过高，不了解自己所处的地位。爱米丽小姐和像她一类的女子对什么年轻男子都看不上眼。长久以来，我们把这家人一直看做一幅画中的人物：身段苗条、穿着白衣的爱米丽小姐立在身后，她父亲叉开双脚的侧影在前面，背对爱米丽，手执一根马鞭，一扇向后开的前门恰好嵌住了他们俩的身影。因此当她年近三十，尚未婚配时，我们实在没有喜幸的心理，只是觉得先前的看法得到了证实。即令她家有着疯癫的血液吧，如果真有一切机会摆在她面前，她也不至于断然放过。
&&& 父亲死后，传说留给她的全部财产就是那座房子；人们倒也有点感到高兴。到头来，他们可以对爱米丽表示怜悯之情了。单身独处，贫苦无告，她变得懂人情了。如今她也体会到多一便士就激动喜悦、少一便士便痛苦失望的那种人皆有之的心情了。
&&& 她父亲死后的第二天，所有的妇女们都准备到她家拜望，表示哀悼和愿意接济的心意，这是我们的习俗。爱米丽小姐在家门口接待她们，衣着和平日一样，脸上没有一丝哀愁。她告诉她们，她的父亲并未死。一连三天她都是这样，不论是教会牧师访问她也好，还是医生想劝她让他们把尸体处理掉也好。正当他们要诉诸法律和武力时，她垮下来了，于是他们很快地埋葬了她的父亲。
&&& 当时我们还没有说她发疯。我们相信她这样做是控制不了自己。我们还记得她父亲赶走了所有的青年男子，我们也知道她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好像人们常常所做的一样，死死拖住抢走了她一切的那个人。
【名家推荐】&&& 福克纳确有可爱之处，但时而冷漠、毫不体恤别人；他仁慈善感，但时而残酷无情。他既有极高的创造力，又有极深的破坏力。但是，他的一生不仅是一则不无垢浊的生活竟能产生伟大艺术的故事，也是一则垢浊和成就竟能互为因果的故事。
&&& 福克纳的艺术和生活一样，抱有双重宗旨：既要隐瞒，又要表露。所不同的是：生活变化大而进展小，艺术则变化大进展也大。他既坚持同别人建立合乎程式而僵化的关系，又坚持同自己的小说和书中人物建立灵活而亲切的关系。他在写诗期间直接用自己的声音，因此他的艺术是举止风度的翻版，借以控制和限制他同世界的相互影响。一开始写散文，便力求掌握能容纳更大变形和伪装的技巧和策略。他的艺术变得更为间接，同时也就变得柔顺而细腻，也更有个性。艺术虽是他求统一和谐之道，也是他对抗外界和自己的意识之多变、流动和力量之道。诗歌中的生离死别，他主要借用他人的情感和字句来表达，不久也开始影响到他的小说。
&&& 在登峰造极的时期，他甚至让最常见最重要的首尾之分变得影影绰绰。虽然他继续追求严肃而拘泥礼仪的生活方式，在艺术中，他却试图打破一切。他的写作有大胆冒险精神，源自他愿意勇敢面对一切习见过程的消失和一切习见形式的解体。他的小说中充斥了写得不好的开端，迟疑和倒退，虽不是真正的开端、和谐、结尾，却能给读者以开端、和谐、结尾的感觉。长篇和短篇小说中一个个形式流动不居、变幻、解体、变形、不断相互取代。如果说他的艺术之所以如此丰满，一部分来自它所抗拒、保留、伪装的一切，一部分来自它探索、揭露和留下的一切。&&& —— 戴维·明特《骚动的一生：福克纳传》作者
&&& 福克纳的经典作品最典型地体现了普遍的人类生存状况，他笔下的人物所面对的困境和问题，如异化、孤立和破碎等，并不是南方所特有的，事实上，他在故乡的土地上看到了全人类的力量和软弱、安全和威胁；把南方历史作为小说创作的框架，而实际表现的是“人类心灵与其自身的冲突”。如此普遍的文学主题势必使他的作品超越时空的界限，而成为全人类的共有财产。&&& —— 陈永国 &弗莱德里克·R.卡尔《福克纳传》&译者
&&& 《押沙龙，押沙龙！》标志着福克纳创作生涯的顶峰……是一部真正有独创性的现代主义作品，它受惠于乔伊斯和普鲁斯特，但又完全是美国想象力的一个产物。　　—— 弗莱德里克·R.卡尔
&&& 福克纳是短篇小说艺术的巨匠。&&& ——克林斯·布鲁克斯
&&& 《押沙龙，押沙龙！》可以说是一部精心结构的又是充满了才情与灵气的杰作。&&& —— 李文俊
&&& 许多人都认为他的书晦涩难懂，但我却读得十分轻松。他的书就象我的故乡那些脾气古怪的老农絮絮叨叨一样亲切，我不在乎他对我讲了什么故事，因为我编造故事的才能决不在他之下，我欣赏的是他那种讲述故事的语气和态度。他旁若无人，只顾讲自已的，就像当年我在故乡的草地上放牛时一个人对着牛和天上的鸟自言自语一样……福克纳作为一个伟大作家的形象在我的心中已经彻底地瓦解了，我感到我跟他之间已经没有了任何距离，我感到我们是一对心心相印、无话不谈的忘年之交……他告诉我一个作家应该大胆地、毫无愧色地撒谎，不但要虚构小说，而且可以虚构个人的经历。他还教导我，一个作家应该避开繁华的城市，到自已的家乡定居，就像一棵树必须把根扎在土地上一样。&&& —— 莫言&
&&& 影响我的作家其实很多，比如川端康成和卡夫卡……可是成为我师傅的，我想只有威廉?福克纳。我的理由是做师傅的不能只是纸上谈兵，应该手把手传徒弟一招。威廉?福克纳就传给我了一招绝活儿，让我知道了如何去对付心理描写。&&& —— 余华
【目录】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干旱的九月夕阳调换位置一次猎熊突袭烧马棚大黑傻子熊三角洲之秋
【图书信息】书名：《外国中短篇小说藏本·福克纳》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ISBN：978-7-作者：[美]威廉·福克纳译者：李文俊 等时间：2013年11月第1版定价：27.00元开本：32开装帧：平装页数：3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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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回小说大师张恨水
　　　　　　　　　　　　　　　　　
　　――代后记张友鸾一张恨水（）是我们同时代的一位章回小说大师。
　　他终身从事新闻工作，写小说原是他的副业。由于他努力写作，惨淡经营，他的小说为读者所喜爱，自然而然地他成为小说专门家了。
　　他的作品在一百一十部以上，还没有人把它整理出一个完整书目。字数远远超过干万，也从来没有人加以统计。
　　二十年代中期起，乃至整个三十年代，他的作品被大量印行。由于出版他的作品，有人争取承受“版权”，特意因为他组织一个出版社。由于改编电影，有人争取“摄制专有权”，大打官司。各个剧种，以及曲艺评弹，纷纷改编他的作品。在当时作家之中，这种情况是颇为突出的。
　　他的读者遍及各个阶层。作品的刻画入微，描写生动，文字浅显，口语自然，达到“老妪都解”的境界。内容主要在反对封建，反对军阀、官僚的统治，反对一切社会不良现象；主张抗战，主张恋爱真诚的婚姻自主。他的思想似乎是旧民主主义的，在当时却自有他一定的进步意义。
　　我不知道我们的图书馆收藏他的作品有多少。在十年动乱中，这是被封存不供借阅的“禁书”。它被“否”了，说是黄色读物。现在，更多的人说他是鸳鸯蝴蝶派，是礼拜六派。有的大学生很想研究一下“张恨水及其作品”，却只是趑趄不前，他们害怕会被打成“小鸳鸯、小蝴蝶”。
　　现代文学史家对于这样一位有影响的作家，全都避而不谈。使人联想到，“汉代也许没有杨子云”这个历史故事。他的作品好，你表扬；他的作品不好，你批判。
　　视而不见，不能不说是文学史家的失职。
　　还有不得不提的，是他的国际声誉。举个例说：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书目里，收藏有他的小说近六十种。有些大学图书馆，也分别藏有三二十种。大学毕业生考博士《张恨水研究》是论文的专题。是不是应该告诉他们：“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快快停止你们的研究吧！”或者我们也来研究一下张恨水，重新作出适当的评价呢？
　　这里，为我们研究者提供一点浅薄的研究参考资料。
　　二张恨水的小说，根据写作和发表时间的先后，约可分为四个时期。每一时期有客观上不同的时代背景，有主观上的思想嬗变的痕迹。艺术技巧上也可看出，他从幼稚到成熟、到得心应手，挥洒自如，末年却是可悲叹的衰退。
　　初期所有作家都一样，起初总有一个模拟练习写作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不问可知是幼稚的。
　　他的处女作，是一篇武侠小说，他自己到后来也记不得全题，但能隐约想起题目中有一个“侠”字。写作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更没有想到将来要成为小说作家，只是写好了念给弟弟妹妹们听，说故事好玩。一股“创作欲”开始萌芽。这时他十七岁。论年龄，他开笔不算太早，然而这毕竟还算不得真正写作的起点站。
　　十八岁，死去了父亲。十九岁，由于家庭包办婚姻的不如意，在成亲后不几天，他就离开家，出外谋生。一直没有稳定的职业，挣扎在饥饿线上，流浪江南。对于世态人情，有切身的体会。当时的生活十分困苦，却给后来写作提供了源泉。
　　也就是十九岁那一年，他在苏州，写了《旧新娘》、《桃花劫》各三四千字。
　　二十岁，写《青衫泪》，大概穷途未路，发牢骚，寄幻想于未来。原计划写成长篇，可是只写到十七回为止，没有写完。二十一岁，写《未婚妻》、《紫玉成烟》。二十三岁，写《未婚夫》。二十四岁，写《南国相思谱》，曾在芜湖《工商日报》连载，是否登完，不得而知。
　　这些早期习作，都是文言的。在叙述描写之中，夹杂许多诗词，用以表露文采。
　　他寄了一些给《小说月报》的编者恽铁樵，得到回信称赞，但始终未见发表。
　　二十四岁的后期，他开始写白话小说。一篇《真假宝玉》约三千字；一篇《小说迷魂游地府记》，约一万字。他记得是在《民国日报》连载的。他的“创作欲”
　　这时已经上升到“发表欲”，以在报刊上看到自己的名字为乐事，并不计较稿费。
　　事实上，报刊对于这样初事写作的人，肯寄点邮票作为报酬，就算得相当重视的了。
　　时间是民国初年，社会还完全在封建势力支配之下。知识分子从帖括中解放出来，为时未久，能够致力于小说的创作，原是难能可贵的。但从他初期作品那些篇名中，却看不出有什么重要意义的题材。可以说，那只是追求时好，投合编者口胃，争取发表而已。
　　当时报刊，按照小说故事情节，分为：社会小说，言情小说，政治小说，爱国小说，伦理小说，武侠小说，侦探小说等等。在比重上，言情小说的读者最普遍，编者最欢迎，作者最多，因而又细分作：爱情小说，哀情小说，奇情小说，侠情小说等等。他的初期作品，无疑是属于言情小说一类。他自己说，写《青衫泪》是模拟《花月痕》的。其实不仅如此。当时言情小说作者当作典范的，还有《青楼梦》、《海上花列传》、《海上繁华梦》等小说。走这条路子，决非“取法乎上”是很明白的。
　　然而值得庆幸的，他走这条路没有走通，到此止步了。
　　二期1919年秋天，他来到北京，先在《益世报》做校对，后在上海《申报》驻京办事处做编辑。“五四”运动的浪涛，震撼着所有青年人，他自然也无从例外。只是他爱好钻研古典文学，装了一肚皮词章，对于《文学改良刍议》，虽然原则赞同，究竟不无保留。他有了正式工作以后，收入不甚菲薄，就不大想写作了。因为却不过朋友的情面，到京第二年，给芜湖《工商日报》写了一篇《皖江潮》，约莫七八万字。这篇之后，有四五年他没有再写小说。
　　写《皖江潮》这一年，他二十六岁。从写作时间的连续性说，应是他初期作品的最末一篇。但无论就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看，却属于第二期作品的第一篇。因为他开始从旧式言情小说的窠臼中摆脱出来，走向讽刺和谴责的路子了。他自己不大重视这一篇，我却认为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的重要转折点，是关键性的一篇。
　　1924年4月，《益世报》总编辑成舍我，离开报社，自己创办《世界晚报》。他们是老同事，在《益世报》的时候，互相唱和，诗酒留连（《春明外史》中有杨杏园和舒九成联句的描写，就记的是他和成合我吟诗故事），很谈得来。成舍我“知人善任”，心目中早安排了他在晚报担任的角色，约请他主编一版副刊，并言定写一篇连载小说。他接受了，副刊取名《夜光》，小说取名《春明外史》。――自此以后，他无论在哪家报社担任何种职务，总归要兼编一个副刊，自撰一篇、甚至两篇小说，按日连载，这成了惯例。一般是每天刊登五百字左右。《春明外史》共有一百多万字，直到1929年才告结束。也就是说，他三十岁时写起，三十五岁才写完。
　　这篇之后，接着他又在《世界晚报》发表了《斯人记》。
　　1925年2月，成舍我于晚报之外，又创办了《世界日报》。仍然请他兼编一个副刊，取名《明珠》（另外有个新文艺副刊，刘半农主编）。他先发表的连载，题为《新斩鬼传》。针对当时社会不良现象，备极讽嘲。因为写的是抽象人物，尽管也很淋漓尽致，一般读者不能十分理解，“叫座”的能力不高。这篇登完，接着发表了《金粉世家》，却又引起热烈的高潮。特别是有文化的家庭妇女，都很爱读；那些阅读能力差的、目力不济的老太太，天天让人念给她听。受欢迎的情况，可以想见。这篇小说也很长，报上连载好几年。结束后，他继续给《世界日报》写了《第二皇后》。不知为了什么原因，这篇没有在报上登完。
　　自从《春明外史》在报上发表，很吸引读者，大大有助于报纸发行量，因而北京有几家大报，都来请他写小说。这个期间，他同时给《益世报》写《京尘幻影录》，给《晨报》写《天上人间》（此篇后来《上海画报》转载）。这两篇都没有像《春明外史》、《金粉世家》那么轰动。
　　虽然早年他曾在上海报纸上发表小说，但是篇幅不长，数量不多，时间不久，一抹而过，没有被人注意，不生什么影响。及至他在北京发表多篇小说，成了很有名气的作家；只是当时交通不便，北京报纸的发行网限在华北，南方难于看到，他也仅仅为北方人所知。1929年，上海《新闻报》副刊《快活林》主编严独鹤，来游北京，知道他是北京人所喜爱的作家，又从报上读到他的小说，就浼人介绍，约他给《新闻报》写一个长篇。他答应了，拟了故事梗概，取名《啼笑因缘》。稿子陆续寄出。当第一部分寄去之后，似乎并未得到十分重视，被搁置五个月，才开始刊载。这一炮打得响亮，很快就成为家弦户诵的读物。《新闻报》是当时发行最多、面向全国的报纸。长篇小说，在它是聊备一格，看作与印数多少无关的。谁知登了《啼笑因缘》，销数猛增；广告刊户，纷纷要求小说靠近的地位。张恨水成了《新闻报》的财神，读者崇拜的偶像。以前《新闻报》连载小说，是由所谓“名家”轮流执笔的；自此以后，这个席位，却归他包办了。陆续发表的有《太平花》、《现代青年》、《燕归来》、《夜深沉》、《秦淮世家》、《水浒新传》等长篇，一直到上海被日寇占领、和内地邮件不通时为止。
　　这一时期，客观上他是南北驰名，约他写小说的报社函电交至；主观上却正精力充沛，一天不写小说就一天不痛快。他以惊人的速度，分别同时在各地报刊上发表的长篇，有：《北京新晨报》的《满城风雨》，《剑胆琴心》（后在《南京晚报》重刊，改名《世外群龙传》），《水浒别传》，《欢喜冤家》（后改名《天河配》）；《北平朝报》的《鸡犬神仙》；北平真光电影院画报的《银汉双星》；沈阳《新民晚报》的《春明新史》，《黄金时代》（后在《旅行杂志》重刊，改名《似水流年》）；《旅行杂志》的《秘密谷》，《如此江山》，《平沪通车》；《申报》的《小西天》，《换巢鸾凤》；上海《晶报》的《锦片前程》；《太原日报》和《南京晚报》同时连载的《过渡时代》；南京《新民报》的《旧时京华》，《武汉日报》的《屠沽列传》等篇。
　　上海世界书局出于“生意经”，愿意多出稿费，请他写小说，而以不经报纸刊载为条件。他接受了这个条件，写了三部。《满江红》，《落霞孤鹜》，《美人恩》。
　　1935年，成舍我在上海办《立报》，创刊时约他去编副刊《花果山》，兼写长篇连载，题名《艺术之宫》。这是他第二期作品的最后一篇。
　　1924年到1935年，这十一二年间，是他写作的黄金时期。年龄从二十九岁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想象能力非常发达。所有小说，主要矛头都是指向封建主义。
　　特别谴责那些统治阶级――军阀与官僚，为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大众鸣不平。从《春明外史》起，到《艺术之官》止，都是这个基调。在《夜深沉》的序言里，他说：“这里所写，就是军阀财间以及有钱人的子弟，好事不干，就凭着几个钱，来玩弄女性。而另一方面，写些赶马车的、皮鞋匠以及说戏的，为着挽救一个卖唱女子，受尽了那些军阀财阀的气。”他用深刻而通俗的笔调，写他观察入微的熟悉生活，所以能够那么娓娓动人。也有人说：他的小说，果然揭露了一些问题，只是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在某些篇的结局，呈现一片迷惘状态，是很不足取的。这种批评，原有一定的道理，指出了他的缺点和不足。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二十年代到三十年代，处于“五四”运动的初期，新思潮开始萌芽，是大革命的前夕。
　　有那样一位作家，站在劳昔大众一边，为之呼吁，引起读者的共鸣，肯定他的进步意义，承认他的作品是于革命有利的。
　　三期“九一八”事变后，为了保卫家园，敌汽同仇，他开始写抗战小说。起初写的是短篇，合印成集，取名《弯弓集》，显然是以“射日”为隐语。其后在很多作品中，都插入一些抗敌御侮的情节，然而究竟还不是以抗战为中心内容。正式以抗战为主题，却是1936年后写的作品。
　　《立报》初创时期，我担任总编辑，和他同住在德邻公寓，朝夕相晤。我们都不喜欢当时那个上海城市，嫌她太嘈杂、太乱。因之，在接受成舍我之约时，都说定短期帮忙，唱个“打炮戏”。大约四五月后，他接到北平朋友来信，说是冀东敌伪组织，开了一张北平文化人的黑名单，将要采取行动。他因在小说中宣传抗日，也被列名其内。随着，家中来了电报，嘱令“勿归”。他踌躇仿煌之际，我便建议他举家南迁，到南京去办一张小型报。我把办报计划，说给他听。他欣然同意，就拿出稿费当资金，叫我先回南京，从事筹备。真正用自己劳动得来的血汗钱来办报的，在我的记忆中，除了他还没有第二个。
　　1936年4月，《南京人报》出版。他是社长，我是副社长兼经理，后来又兼总编辑。日常事务，由我承担；只是提纲挈领的大事，才向他请示。这样做，也是我们在上海商量好的，要保证他有足够的写作时间。虽则如此，为了号召读者，他还是编一个综合性副刊，取名《南华经》。每天刊登他两篇连载小说，一名《鼓角声中》，一名《中原豪侠传》。从此连续不断写了多部宣传抗战的小说，其中有：《申报》连载的《东北四连长》，《新闻报》连载的《热血之花》、《续啼笑因缘》，《中央日报》连载的《天明寨》、《风雪之夜》。
　　1937年底，日寇进逼南京。11月，《南京人报》宣布停刊，把印刷器材拆卸，附木船运赴重庆。我和他各自拖着庞大的家眷，先后西上。我经过汉口，接受陈铭德之约，到重庆参加《新民报》的筹备工作。1938年，在重庆，印刷器材运到，我问他，有无复刊《南京人报》之意。那时由各地撤退到重庆的新闻记者很多，是不难组织一个办报班子的。但他考虑到各种困难，愿意继续从事写作，不再办报了。
　　于是，我介绍他和陈铭德相识，拉他加入《新民报》。起初编一个副刊，取名《最后关头》。
　　这时候，他仍然不废抗战小说的写作，在报上连载的有：《时事新报》的《冲锋》（后出书改名《巷战之夜》，曾拟改名《天津卫》），香港《立报》的《红花港》、《潜出血》（未完），汉口《申报》的《游击队》，《立煌晚报》的《前线的安徽、安徽的前线》，香港《国民日报》的《大江东去》，上海百新书店出书的《虎贲万岁》。他是安徽潜山人，抗战小说有许多是家乡人提供的素材，可歌可泣，亲切动人。他很希望他的小说能成为具体的动力，所以宁愿在《立煌晚报》那样地方性小报上发表，号召子弟兵。他是强烈的爱国主义者，写抗战小说如此之多，而且都是长篇，谁比得上呢？
　　为了抗战，他歌颂了那些浴血献身、出生入死的人，也表扬了那些敌忾同仇、毁家纤难的人。到了重庆，号称“大后方”，所见所闻，有的是：口头抗战，心里投降的政府；争权夺利，枪口向内的新军阀；贪污腐化，对人民残酷压迫剥削的官僚。浑浑噩噩，醉生梦死的人们，在这样的政治气氛中，度着“前方吃紧、后方紧吃”的生活。通货膨胀，民不聊生，走私猖撅，偏有人在滚油锅里捞钱，大发其“国难财”。一切现象，使他目骇心惊，痛恨无比。用这些不利于抗战的因素，作为题材，加以鞭挞。先后在重庆《新民报》连载的有：《疯狂》，《偶像》，《牛马走》（解放后出书，改名《魍魉世界》），《八十一梦》，《第二条路》（后改名《傲霜花》）。又还在《旅行杂志》发表了《蜀道难》、《负贩列传》（后改名《丹凤街》）。他写这些批判谴责小说，目的只在促进抗战，不过取材于另一侧面而已。
　　第三时期较短于第二时期，他的作品也较少。除了这个原因以外，也还由于；这个时期生活极不安定，由北平到上海、南京，定居未久，西行入蜀，几年之后，再回北平，饱尝转徙流离之苦；其次是，身体较差，在南京时生了一场病，好多时没有复原；其三是，由于连年战争，交通梗阻，许多报纸停刊，“英雄无用武之地”，有作品也无处发表。但是，他还是写了二三十部长篇小说，所可惋惜的，是没有写出第二时期那样动辄百万言的巨构了。
　　末期抗战结束后，他任北平《新民报》经理，兼编一个副刊《北海》，连载小说《巴山夜雨》、《五子登科》。1948年，由于一些人事上的不协调，他辞去《新民报》职务，准备从事专业写作。却没有料到，1949年忽然中风。对于一个作家而言，这自然是致命的打击。经过急救，幸得不死，但口角歪斜，流涎不止，发音感觉到困难，记忆能力既大大衰退，想象能力更远非昔比。只因写作已成习惯，在能起坐的时候，就又提起笔来。
　　1950年，我来北京开会，他正在病中，听得朋友说，他终身卖文，辛苦劳动，薄有积蓄，却被一个恶友坑骗，席卷逃去国外。除了一座房子是不动产以外，几乎一无所有。家中人口众多，嗷嗷待哺。他又气又急，所以得了病。后来，他卖了大房子，买了一个小院，生活暂时得以维持。只是水准大大降低，每天孩子们都吃窝窝头就咸菜。他见着心中不安，于是不等病好，就又从事写作。这样压榨出来的作品，当然缺乏挥洒自如那种意境了。
　　他自己也感到写作能力的衰退，这就把写长篇小说改为中短篇，把创作改为再创作。从古代爱情故事中觅取题材，写作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秋江》、《白蛇传》、《孟姜女》、《孔雀东南飞》、《磨镜记》、《牛郎织女》、《凤求凰》等篇。这些作品，尽管一般还保持他原有的风格，然而也有许多是异样的。五十年代末，记得他曾和我说：“以前语言辞汇，摇笔即来；如今寻思半晌，却还得不到一个适当的。”可见这时期的写作，对他而言，即使是愉快的，也愉快得很有限了。
　　他并非无意从事长篇创作，病后也曾试写一篇《记者外传》，小说中胪述了他所熟识的一些新闻记者的故事，实际与新闻业务无甚关联。当时在上海《新闻日报》连载，没有结束，却中止了，没有续写下去，也说明他精力不继了。
　　这是他一生从事写作的第四个时期。为什么称为“末期”而不称作“晚期”呢？
　　因为一般作家，到了老年，身体衰病，往往搁笔不再写作；个别的作家，老而弥健，晚期的作品，火候到了十分，常被读者赞赏为“顶峰”之作。两者他都不是。他这个时期的作品是硬挤出来的，虽未必一无是处，但和早期诸作，究竟不可同日而语。
　　我于惋借之余，不得不将这个时期定为“末期”。
　　三张恨水的作品，要全部一一加以评介，势不可能，也无此必要。这里，按写作年代的先后，试对《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八十一梦》这四部书，作一简单说明，介绍产生的客观背景和思想内容。这四部书，都是重版多次，发行范围广，影响较大的。有人把这四部书看作是他的“代表作”，我也同意。
　　《春明外史》《春明外史》日起，在北京《世界晚报》连载，每天刊登不足一千字，直到日结束，一共登了五十七个月。大体上，这是以《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为蓝本的一部谴责性小说。主角杨杏园，约略如《怪现状》中的“九死一生”。但描写杨杏园先后和何梨云、李冬青的恋爱，有许多曲折的故事，不像“九死一生”被写得那么干巴巴的。书中主角被安排做新闻记者，为的容易引出当时政治上、社会上种种千奇百怪的内幕新闻，从而加以谴责。艺术手段是婉而多讽，也不像《怪现状》写的那么剑拔弩张。
　　鲁迅介绍清末谴责小说，说他们所用手法，“其记事遂率与一人俱起，亦即与其人俱讫，若断若续，与《儒林外史》略同。”《春明外史》尽管有个杨杏园做主角，但他所用手法，却不能离开这个窠臼。这已不是第一次使用这个手法，以先，他在芜湖报纸上发表的《皖江潮》，也正如此。只是他到北京之后，接触方面广，听到东西多，题材十分丰富，和在芜湖时不一样罢了。《皖江潮》原是一个大题目，但在报上刊载不到一年，也没有写完。他自己对于这部小说并不怎么关心，后来简直是忘怀了。他能记得起的，是听说当地学生，曾经截取其中一部分，编成戏剧演出。可见当时是发生过一定的影响的。
　　《春明外史》写的是二十年代的北京，笔锋触及各个阶层，书中人物，都有所指，今天的“老北京”们，是不难为它作索隐的。在《世界晚报》连载的时候，读者把它看作是新闻版外的“新闻”，吸引力是非常之大，很多人花一个“大子儿”
　　买张晚报，就为的要知道这版外新闻如何发展，如何结局的。当时很多报纸都登有连载小说，像《益世报》一天刊载五六篇，却从来没有一篇像《春明外史》那么叫座。作者诅詈那个时代，揭发抨击某一些人和某一些现象，乃是出于当时作为一个新闻记者的正义感和责任感。某些地方，刻画形容，的确也似乎太过，那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与“丑低私敌”之作是不同的。几十年后，读这部小说，还觉得当时情景，历历如在目前。年轻的人，没有那些经历，却可从此中得到一课历史知识，看出旧社会的丑恶面貌，也是有益的。
　　小说是二十年代的产物。半个多世纪以来，祖国飞速的进步，从封建、半封建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差距之大，是无法估量的。人们的思想意识，显然今非昔比。
　　今天读二十年代的小说，如果不了解当时历史环境，就难以读下去，更不用说什么分析批判了。例如说，小说中有些并不甚进步的地方，还存在残余的封建道德伦理观。但是，也应指出，当时一般人确有这种观念存在。对于恋爱问题，处理得也不十分好，把男女相爱和妓院调情，写来无甚分别了。青年学生的思想活动，有时是走在时代的前面的，作者缺乏这种经验，对某些新事物的出现，有时流露出抵触情绪。这都是严重不足之处。幸而好，它没有据有小说主体的地位。再还有，小说中旧诗太多，也是承袭封建时期作家表露才情的旧习；当然，我们还记得，他最初写小说是走的《花月痕》的路子，这部小说，是他蜕变过程中必然会留下的一些痕迹。
　　《金粉世家》认真写小说，把写小说当作著述事业，实际他是从《金粉世家》开始的。这部小说，1926年在北京《世界日报》连载，1932年刊完，全长共九十来万字。小说以一个豪门弃妇做引子，写出了这个豪门的盛衰。目的在暴露北洋军阀卵翼下的官僚们，如何钩心斗角，如何骄奢淫逸；他们的家庭成员，那一群寄生虫，如何醉生梦死，如何糜烂堕落。因为小说写的是姓金的国务总理的家庭，于是许多大官僚，尤其是当过国务总理的，特别是姓“金”的，都以为是写自己，生怕自己的阴私被揭发。事实上是，他是新闻记者，朋友多，日常闲谈，每以豪门生活为资料，他选取了其中好多模特儿，集中在姓金的一家，谁看像谁，就算是谁吧。
　　《金粉世家》在他所写小说之中，是结构最严谨的一部。在此之前，他的写作，是意兴所至，涉笔成趣。即使如《春明外史》，那是名作了，除了杨杏园故事以外，多半是随时听到新闻，随时编作小说，可以写一百回，也可以写二百回，是讲不到什么章法的。及至写《金粉世家》，却是以小说家的地位写小说，精心布局，有个完整的计划。比如写金家诸子，各有爱好，彼此性格不同，错综复杂的故事梗概，都是预先想好了的。至于白描手段，是他之所长，在本书中也有所表现。
　　主要的故事，通过一个平常人家的女儿冷清秋，和国务总理的小儿子金燕西，从恋爱、结婚，到被遗弃、逃走的凄凉结局。中心的意思是指出“齐大非偶”，这是他的婚姻观。是不是他就主张“门当户对”呢？那就不知道了。
　　小说在报上连载时，受到读者的注意，是为的许多人很想知道大官僚的私生活，和一些宦海秘闻。对于故事情节兴趣更为浓厚的，却是那些具有一般文化水平的妇女们，包括老太太群在内。抗战时期在重庆，我曾陪他出席过朋友的家宴，他的读者――那些太太、老太太们，纷纷向他提出问题，议论这部小说人物处理的当否，并追问背景和那些人物后来真正的结局。一部小说在发表若干年后，还得到读者如此关心，可见不是寻常之作。
　　我曾有设想：《金粉世家》如果不是章回小说，而是用的现代语法，它就是《家》；如果不是小说，而是写成戏剧，它就是《雷雨》。这可能不算阿私所好的偏见吧？
　　《啼笑因缘》1925年，我进《世界日报》，和他朝夕共处。他最爱听戏，常约我去。有一次，记者门觉夫，请我们到四海升平园去听高翠兰唱大鼓，说是唱得极好。偏巧我那天有事，没有去成，两三天后，恨水和我说：“请你去听你不去，如今你要听也听不成了。”原来就在那天晚上，高翠兰被一个姓田的旅长“抢”走了。门觉夫义愤填膺，认为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现这样的事，实在太强横了。恨水却说：“如果高翠兰非常不愿意，那个田旅长何至就下这一手。一定田旅长也有让高翠兰满足的地方。”
　　大家因为那时军阀横行，肆无忌惮，一个唱大鼓的受欺凌压迫是常事，因而很不同意恨水的论断。谁知又过了几天，门从照相馆里弄到一张照片，却是田、高新婚合影。高翠兰在照片中笑逐颜开，容光焕发，丝毫没有出于勉强的样子。大家回头一想，恨水当初的论断，是很有道理的。但是事情到此并未了结。高翠兰的父母，原把女儿看作摇钱树，被人抢去，岂能善罢甘休。他们不向田家要人，却向田家索讨身价银子。“漫天要价，就地还钱”，双方终于没有谈妥。高翠兰的父亲，一张状子告到法院。田旅长是现役军人，由军事机关军法会审，开了三五庭就宣判了：田旅长身为军人，强劫人家女子，处徒刑一年；高翠兰交其父母领回。案件结束，高翠兰仍然唱大鼓，形容憔悴，再也活泼不起来了。在家里时常哭闹，更表达了对田旅长的不能忘情。
　　显然这一事件对他发生很大影响，心中早就有了《啼笑因缘》的影子。他不能用这一件事作蓝图。军阀是人们所憎恶的，如果写军阀竟然谈恋爱，那会有什么样的效果呢？可以裁取的只是抢人的一幕。借这条线索，有理由的发展，刻画了军阀的残酷暴行。他创造了许多传奇故事和人物。最初的设想，可能是写两个三角恋爱关系；在写作过程中，逐渐演变为多边关系了。传奇故事本来是人们喜闻乐见的，越复杂越曲折，就越觉得有意思。这是这篇小说的成功之处。但也应该指出，他的本意，是以恋爱自由、反对封建的门当户对的婚姻制度为主题的。由于太复杂曲折了，反对门当户对，终于还是门当户对，这就未免伤害了主题了。
　　《啼笑因缘》1929年开始在《新闻报》连载，第二年就登完了。连载期间，轰动一时：上海市民见面，常把《啼笑因缘》中故事作为谈话题材，预测他的结果；许多平日不看报的人，对此有兴趣，也订起报来了；预约改戏，预约拍制电影的，早已纷至沓来；为了出书牟利，《新闻报》三位编辑，临时组织“三友书社”，优先取得版权。书出版了，当然畅销。电影摄制时，因为“摄制专有权”的问题，明星电影公司和大华电影社打起官司来，后来经过章士钊律师调停，大华停拍，明星赔款十万元。这件事，当时报纸记载很详细，转而成为小说的宣传资料。
　　一部小说，引起社会上这么“狂热”，简直是“史无前例”的。这在当时就有些为人们所不理解；五十年后的今天，一定更不理解了。我曾试图加以分析，排除了作者的勤奋努力，作品的艺术成就这些主观因素而外，寻找他的客观因素。我认为：当时小市民被压迫、被剥削，生活极为苦闷。他们憧憬着一个新世界，他们的要求水平并不高。一个“女侠”（在小说中写的是有血有肉平常的人）除暴安良刺杀一个“花花太岁”式的军阀，这是现实生活中不可能有的，在一般的想象中却又希望出现这样的人和这样的事。《啼笑因缘》使他们得到很大的满足。其次是，上海报纸连载小说，例请南方“名家”执笔。名家们总是信手拈来，随笔写去，很少精心刻意之作。在《啼笑因缘》之前，先是连载所谓“联环小说”（约定几位名家，彼此合写一篇小说，每天一人写一段，最末一句中，嵌有另一位名家的名字，于是那位名家就接着写下去），这是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除了名家们自我陶醉之外，怎么能吸引读者呢？其后又连载想入非非的武侠小说，读者也腻烦了。这时候，《啼笑因缘》一出现，既富有人情味，又有强烈的传奇性，读者顿觉耳目一新。再其次，从前交通不便，旅游困难，南方人向往北京，常借文字记载，以当“卧游”。
　　南方名家们，足迹不离上海、苏州、杭州、扬州，写来写去，总以诸地为主一要背景，读者自然感到狭隘。《啼笑因缘》却写的是北京，把北京的风物，介绍得活了。
　　描画天桥，特别生动，直到今天，还有读过这部小说的南方人，到北京来必访天桥。
　　当然，今天的天桥，已经不是那个面貌了。
　　《啼笑因缘》的产生，和它的红极一时，决非仅仅出于偶然，一定还有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种种因素，有待于将来研究者们的探讨。
　　《八十一梦》他写了二三十部抗战小说，应该说，《八十一梦》是代表作。这部小说所取的是侧面题材，指斥那些不抗战和不利于抗战的人。他用一些荒诞不经的故事，揭露政治上、社会上许多丑闻秘幕。意图引起读者对这些人和事的憎恨厌恶，与众共弃；而要求同心协力，大家一致抗战。
　　写作手法大体和《春明外史》、《新斩鬼传》相仿，胪述一件一件罪恶事实，可以多写几件，也可以少写几件。名为长篇，其实是短篇的合集。表面上托之于神话，迷离倘恍，这和《春明外史》直接写人事不同；所写的又十分具体，明有所指，这又和《新斩鬼传》写抽象事物不同。
　　这部小说1941年在重庆《新民报》连载，嬉笑怒骂，读者感觉痛快，深表欢迎。
　　但到1942年就结束了，名为“八十一梦”，实在只写了八九个梦。其余的呢？后来他在单行本“楔子”中说：被耗子咬掉了。因为这部小说是可长可短，读者不知道他没有写完，只认作他打哈哈结束全书。不是打哈哈，是“一把辛酸泪”。“耗子”
　　是有的，当时正在人间。
　　《八十一梦》在报上连载那些日子里，所有被揭发、被谴责的一撮人，脸上无光，很不好过。他们不但不反躬自省，痛改前非；反倒恼羞成怒，要和作者为难。
　　只因小说究竟是小说，纵然所描写的，其中有人，呼之欲出；然而一切都是影射的，没有指名道姓，谁敢出头承认“那写的就是我”呢？于是他们就滥用权威，授意“新闻检查所”，予以“检扣”。“新闻检查所”有检扣新闻的经验，却欠缺检扣小说的经验，起初对此很觉为难。因为这是上级差遣，不敢不遵，后来就祭起“不利于团结抗战”这顶大帽子做“法宝”，扔向《新民报》，勒令停登这部小说。他不理这个命令。他说：“问问是谁不利于团结抗战。那些人如果洗手不干那些事，我有什么好写的呢？”小说仍然继续在报上连载。
　　他有位安徽同乡，在当时“朝廷”里是一个大官，虽则相熟，很少往来。有那么一天，忽然折简相招，约到家里吃饭。去时，只见席设宾主二座，别无他人。那个大官和他促膝谈心，先是慷慨激昂地谈抗战，然后落到豪门贵族身上把来痛骂了一番，最后又称赞他的小说，“写得好，骂得对”；结局却说：“写到这里，恰到好处，不要再写了，留个有余不尽吧！”原来那些人见他不买新闻检查所的帐，《八十一梦》还是照写照登，恨得牙痒痒地，就预备下毒手把他绑架到息烽去。这是这个大官传的话。是真的特务有此行动计划，或者只是出于恫吓，原来不得而知。
　　然而古人有言，金钱十万，可以“通神”；这样大的官儿传话，明明是“通天”的了：他只好就此“打住”。回得家来，忿忿写了《楔子》中的“耗子”。可以说，这部小说是一部“未完成的杰作”。
　　周恩来总理在重庆，曾经会见过《新民报》编辑部同仁。周总理说：“同****派作斗争，可以从正面斗，也可以从侧面斗。我觉得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就是一个好办法，也不会弄到‘开天窗’。恨水先生写的《八十一梦》，不是就起了一定作用吗？”这些话对他发生莫大的鼓励作用。可是，****派终于没有放过《八十一梦》。小说竟也遭到“腰斩”，不能不说是中国新闻史上的奇闻。由于是“暗害”，杀人不见血，所以很少有人知道这件事。
　　单行本不久就印出来了，发行时没有遇到什么阻力，可能是主张腰斩的那个炙手可热的人，这时已经下了台。
　　使他感到亲切和光荣的，乃是延安及时翻印了这部小说。对小说或者对他个人，这都是最高的评价了。
　　四张恨水一生所写的小说，大约一百一十多部。绝大多数是长篇，少数是中篇，个别是短篇。在他七十岁生日的那天，我曾问过他，想知道一个确数。但他自己也不记得了，仅仅回答说：“一百多部吧！”他的意思很明白，是准在一百部以上。
　　一百一十多部，是我和他的子女合计出来的。我们却开不出这样一张书目。因为其中有几种，大家模糊记得故事情节，说出来相同，可都忘了篇名，也想不起是在哪家报纸刊载的。
　　这一百一十多部小说，除了短篇不算，长篇长的达一百多万字，短的至少也有十万八万字。就字数而论，也够惊人的，难道不足以说明他几十年来的辛勤劳动吗？
　　有一些不了解情况的人，以为像他那样“多产作家”，一定得请几位秘书助手。甚而至于揣测，某某几部书，是别人的代笔。这些话全无根据。他的小说，是他自己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既没有委托过别人代为写作，别人也代替不了他。应该指出，一百一十多部小说，创作有先有后；构思布局，有的很巧妙，也有很平常的；文字技巧，一般很流利，也有拖沓臃肿的地方。写了那么多的字，要允许有几笔“败笔”的。如果不看整体，只看那个别之处，因而怀疑是“赝品”，尽管是从善意出发，其实无此必要。
　　抗战时期，他已入川，上海却出版了好几种黄色下流的小说，伪托他的名字，他恨得不得了。这几种小说，泛滥在沦陷区，华北、东北，都非常流行。抗战胜利后，他回到北京，预备追究，而书已绝版，找不着主名了，他只好拉倒。――现在，这些小说已经很难找到。倘若有人能给编一张“伪书目”，也是很有意义的事。
　　他正式从事著作小说生涯，是1924年在《世界晚报》写《春明外史》起。那时，他编一个副刊，一天写几百字小说，兼写杂文，还很从容。及至1925年《世界日报》出版，他编两个副刊，一天写两篇小说，杂文照写，工作量加了一倍，他依然不在乎。后来，又兼给《益世报》、《晨报》写小说，应该很忙了，朋友们却看不出，只觉得他好像还是优游自在。一直到后来，他同时编副刊、写几篇小说，他嘴里从没有吐出一个“忙”字。他规定了每天上午是写作时间，这是雷打不动的。如果约稿太多，或者别有要事耽搁了，上午写不完，下午准得再写，非得完成事先订的计划不可。他有坚强的毅力，严格的有纪律的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持之以恒，恐怕这就是他的“成功秘诀”吧！
　　最初写小说，他是不用提纲的。脑子好像一台计算机，人物故事都储存在里面，用到时就取出来，非常之现成。也不用复写纸，一支毛笔就是他的纺织器，每天织出许多五颜六色好看的彩网。后来，约稿多了，经常一天同时在报刊上连载六七篇小说，混淆缠夹了怎么办？平日不用提纲的，这时也不得不用了，至少不至把这一部小说中的人物错到那一部，不至把这个人的故事接榫在那一个人的身上。有几部小说，事先言明，一稿两用，分刊在南北不同地区的报刊上，这就有必要复写，于是改用了铅笔。案头常常放着四五支削好的、半长的铅笔头。磨磨笔尖，削两下软木，既是休息，也是娱乐，而归结于构思。
　　他每天的写作的能量总在五千字左右。在各报上连载的作品，合计也不超过这个数字，所以他能应付裕如。有人奇怪：他每天都写那么多篇，头绪纷繁，纵有提纲，也难免错乱，何以他能井井有条呢？其实，他每天只是写一篇，而不是同时写那么多篇。今天这一篇，明天那一篇，轮流着写，周而复始。他的安排，有时也有改变，但基本上写作数字是不变的。
　　他的写作态度，是十分严肃认真的。香港有个刊物，说他常常一面打牌，一面写小说；有时电话来催，他就在牌桌上写。这是没有的事。他对打牌根本无兴趣，既不会打，朋友也不带他打。说起来，他小说中所描写的牌局，都欠缺精采，不是没有原因的。如今倒有人把他和牌连在一起，简直是笑话。
　　他所写的，是他熟悉的人和事；遇有所不熟悉的也要他写时，他就不辞劳苦地深入到生活中去。写《啼笑因缘》，背景是天桥，好多日子，他都泡在那里，沈凤喜、关秀站以及沈三弦、关寿峰，就是从那里体验出来的。写关氏父女，原本不在计划之内，是报纸主编人提出的要求：“加点‘噱头’吧，上海读者喜欢武侠的。”
　　他岂肯向壁虚造说什么“口吐白光”，他要塑出入情入理、有血有肉的形象。他曾和我说过，他的祖父是有武功的，用筷子夹苍蝇是他亲眼所见。他写武侠，是有限度的武侠，决不出人情之外。
　　报纸刊登长篇连载，最忌的是中断。有些作家偏偏老犯这个毛病，报上常见“续稿未到暂停”字样。破坏了读者情趣，影响了编者安排，非常不好。只因连载的长篇，动辄几十万字，甚至更长，作家们很少有全部写完后再拿去发表的，一般是随登随写、随写随登，这就难保中间有个耽搁。他注意到这一点，总不让自己的作品在连载中有一天脱节。在《金粉世家》的自序中，他说：“当我写到《金粉世家》最后一页的时候，家里遭了一件不幸的事件，我‘最小偏怜’岁半的女孩子康儿，她害猩红热死了。我虽二十分的负责任，在这样大结束的时候，实在不能按住悲恸和书中人去收场，没有法子，只好让发表的报纸，停登一天。过了二十四小时以后，究竟为责任的关系，把最后一页作完了。”一部连载五六年的作品，因为死了女儿中断了一天，抱恨不已，他对于著作小说的事业心、责任感，看有多么强烈！
　　1937年在南京，1949年在北京，他得过两次重病，坐不起身，提不动笔，无可抗拒地停止了写作。至于平常，有什么头疼发烧，那是不在话下，他总挣扎着照写无误。抗战时期在重庆，敌机日来空袭，大家“入土为安”，都要下防空洞。他却不管那些，空袭警报尽管响着，敌机在头顶上转，他写他的，只当没有那回事。有一次，炸弹在他家附近开了花，他的夫人急了，跑出防空洞，要和他共生死存亡。
　　没法子，为了一家老小的安全，也只好下洞。就凭这样，他还是一听敌机飞过头顶就回家去写；家人等解除警报的汽笛声响出洞时，他已写了几页纸了。
　　写小说是他的职业。人们有个通病，“吃一行，怨一行”，常会把自己的职业当包袱，干久了时就感觉苦恼厌倦。他可不是这样。他是越写越来劲，没有个满足，总想新写的一部超过所有的旧作。他热爱生活，把写作当成自己生活中最重要部分，不仅仅是为了趣味。有一天不动笔，就忽忽如有所失，好像欠了一笔大债。他说：“除了生病和旅行，如果一天不写，比不吃饭都难受。”大病初愈时，他又在写，家里人和朋友都劝他，不要动脑子吧！他却说：“脑子总归要动的，不动在这里，就动在别的地方。动在别的地方，岂不浪费吗？”他是日早上去世的，14日的早上他还是坐在座位上写哩。
　　他的一生，就是写小说的一生！金字塔是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垒起来的，他的成功是一个字一个字写出来的，世间事业是没有幸致的。在写作的过程中，早期被老先生们说成是不务正业，歪门邪道；后来出名了，又被青年人给他戴上这一派那一派的“桂冠”，硬派他做“异教徒”。他不为这些讥评而有丝毫动摇。坚持写他的作品。一百一十多部长篇，就从高压的石头缝中窜出来的。这种精神，难道不值得人们的尊敬和学习吗？
　　五对于张恨水的小说，从来就有一些不公正的误解。
　　其一是说：张恨水的小说是黄色小说。
　　黄色小说，意味着作品诲淫诲盗，荒诞绝伦。张恨水生平没有写过这样的作品。
　　值得注意的是，抗战期间，沦陷区里，有人盗用他的名字出版的，倒的确是黄色小说。我们不能把“假张恨水”的黑锅叫“真张恨水”去背。五十年代，文化部曾发出内部通报，说张恨水的小说属于一般社会言情小说，不是淫秽、荒诞的作品。当然不是黄色小说。这是强有力的辩诬。
　　其二是说；张恨水是鸳鸯蝴蝶派。
　　鸳鸯蝴蝶派，指的是那些作家，专写才子佳人，男欢女爱，风花雪月，无病呻吟，自命为“衷感顽艳”的作品。一般应用文言文，杂以诗词。那个流派，意志消沉，脱离实际，是文学史上一股逆流。不幸的是，张恨水也被某些人纳入那个流派。
　　无庸讳言，张恨水初期习作，确实是走的这条路子。我们虽然没有见到那些作品，而那些作品的题目却把信息告诉我们了。他自己也承认，“曾受民初蝴蝶鸳鸯派的影响”。但是，仅仅根据这一点就说他属于那个流派，这就很不恰当了。因为当初他走这条路子并没有走通，从正式发表长篇连载起，着眼于对旧社会的讽刺、谴责，就和那个流派分道扬镳了。我们现在读到的他的作品，没有一部是符合那个流派的特征的。当然，他的作品中，传奇性的爱情故事是占有一定的比重；同时，也应指出，他写这些故事，都有特定的时代背景，揭露和批判封建、半封建的罪恶。我们决不能说，凡是写爱情的小说都是鸳鸯蝴蝶派。那样，就会在文学批评史上造成一片混乱了。他生前不服这样的“裁决”，曾经提出抗议：“‘五四’运动之后，本来对于一切非新文艺形式的文字，完全予以否定了的。而章回小说，不论它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内容如何，当时都是指为鸳鸯蝴蝶派。有些朋友很奇怪，我的思想也并不太腐化，为什么甘心作鸳鸯蝴蝶派？而我对于这个，也没有加以回答。我想，事实最为雄辩，让事实来答复这些吧？”是的，作品具在，不难覆案。把这顶帽子强加于张恨水，不足贬低张恨水，倒是抬高了鸳鸯蝴蝶派了。
　　第三是说，张恨水是礼拜六派。
　　《礼拜六》是在上海发行的一种文艺周刊，泛滥于二十年代。这个刊物所刊登的作品，以小说为主，间杂一些毫无意义的所谓“游戏文章”，趣味低级。文字规格，是旧体裁、旧形式。它的作者主要在江浙一带，成为一个无形的集团，当时视为“海派”。那时正当新文艺萌芽时期，它是鸳鸯蝴蝶派之后另一股逆流，阻碍着新生事物的成长。后来人们便把那一流派的作家及其作品，称之为“礼拜六派”。
　　有些人认为，张恨水也就是礼拜六派。我们知道：他人在北京，写小说是“单干户”，不是靠别人吹捧成名的；他从来没有写像《礼拜六》上刊登的那些无聊作品；他大量发表作品，是在礼拜六派已经衰歇之后。用这些来说明他不是礼拜六派，自然是不够的，辨认一位作家属于哪个流派，还得看他的作品形式和思想内容，主要并不在这些人事关系上。古之人，论流派不是往往把一些作家论定属于前几世纪的某一流派吗？那么，我们检查一下张恨水的作品。
　　张恨水是章回小说作家。作为通俗文艺，必然采用习惯的大众口语，组织结构，一切服从于传统的旧体裁、旧形式。在这方面，他和礼拜六派的作品、包括那些小说在内，是近似的，或者说简直相同。不同之处，仅仅是艺术技巧，有高低之别罢了。只根据这一点，辨认他是不是礼拜六派，容易模糊了眼睛，陷入了形式主义。
　　我们应该说，礼拜六派利用了旧体裁、旧形式；却不应该说，利用旧体裁、旧形式的都是礼拜六派。
　　有人也许会问；从新文艺萌芽直到成熟、壮大，为什么张恨水不用新体裁、新形式写作，却偏要和礼拜六派走同一的旧道路呢？关于这个问题，他有个明确答复。
　　1944年，他五十岁生日，在重庆，许多朋友祝贺他创作生活三十年。事后，他写了一篇《总答谢》，其中说道：……新派小说，虽一切前进，而文法上的组织，非习惯读中国书、说中国话的普通民众所能接受。正如雅颂之诗，高则高矣，美则美矣，而匹夫匹妇对之莫名其妙。我们没有理由遗弃这一班人；也无法把西洋文法组织的文字，硬灌入这一批人的脑袋。窃不自量，我愿为这班人工作。有人说，中国旧章回小说，浩如烟海，尽够这班人享受了，何劳你再去多事？但这个有个问题，那浩如烟海的东西，它不是现代的反映；那班人需要一点写现代事物的小说，他们从何见取呢？大家若都鄙弃章回小说而不为，让这班人永远去看侠客口中吐白光、才子中状元、佳人后花园私订终身的故事，拿笔杆的人，似乎要负一点责任。我非大言不惭，能负这个责任，可是不妨抛砖引玉，来试一试。
　　这是他的抱负。一些作家薄章回小说而不为，市民层文化生活十分贫乏，他捡起了这个武器，被人指斥为“异端”而不辞。他拥有广大读者。从他创作的动机和取得的效果而言，应该被承认是一致的。有位很了不起的大作家，他的老母亲就爱看张恨水的小说，他不止一次用高价去买张恨水的作品。老母亲说：“你为什么不写张恨水”这样的小说给我看看呢？“这是文艺界流传的很有趣的故事。难道说那位大作家的作品不如张恨水吗？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引出这个故事意在说明，进步作品的新体裁、新形式，在当时只能适合于知识分子，而为市民层所不能接受。所以1930年”左联“成立时，就有”创作革命的大众文艺“的号召。鲁迅说：”应该多有为大众设想的作家，竭力来作浅显易解的作品，使人家能懂爱看。“冯雪峰（洛扬）说：”我们可以而且应当利用这种大众文艺的旧形式，创造大众文艺。“
　　瞿秋白（史铁儿）说：“所以普洛文艺所要写的东西，应当是旧式体裁的故事小说……。”尽管张恨水对于这些要求还有距离，但我们却可以了解到，用旧体裁、旧形式写的章回小说，没有非列为礼拜六派不可的必要。
　　评论一位作家之属于某一流派，不能只讲作品形式，更重要的，还在于作品的精神实质，在于作品的思想内容。从这方面看，张恨水的作品究竟如何呢？周总理说，他是“用小说体裁揭露黑暗势力”，是“同****派作斗争”。真是“一字之褒，宠逾华衮之赠”。虽然当时是针对《八十一梦》而言，事实上他每一部小说，都是在“同****派作斗争”，只因写作时期有先后，矛头主要指向有所不同罢了。比如四部代表作：《春明外史》指向整个封建社会，《金粉世家》指向贵族官僚，《啼笑因缘》指向北洋军阀，《八十一梦》指向国民党****派。很明确的，他的作品的思想内容，是富有斗争性的，是进步的。为了祝贺张恨水五十生日，日，重庆《新华日报》负责人潘梓年，在重庆《新民报》上发表了题为《精进不已》的文章，就曾指出，张恨水的作品，有“明确的进步立场”。同日，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一篇短评，其中说道：恨水先生的作品，虽然还不离章回小说的范畴，但我们可以看到和旧型的章国体小说之间显然有一个分水界，那就是他的现实主义的道路，在主题上尽管迂回而曲折，而题材却是最接近于现实的；由于恨水先生的正义感与丰富的热情，他的作品也无不以同情弱小，反抗强暴为主要的“母题”。正由于此，他的作品，得到广大的读者所欢迎；也正由于此，恨水先生的正义的道路更把他引向现实主义。
　　也正由于此，可以肯定说，张恨水不属于礼拜六派，因为礼拜六派没有向****派进行斗争，不具有进步立场，更不可能是走向现实主义的道路的。
　　以上意在说明：张恨水的作品，不但不是黄色小说，也不是什么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他自成一家。凭他的百来部小说，实在要列为流派，看来就叫做“张恨水派”，倒未尝不可。张恨水的作品，有很多优点，也有很多缺点。他是自由职业者：终身从事写作，多年的新闻记者。他有强烈的正义感，一生向往自由民主，爱国从不后人。对于当时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非常厌恶。然而，他信守资产阶级新闻记者的“信条”，极端“自由主义”，所谓“中立”的政治立场，这就导致他只能成为改良主义或民主主义作家，而不是革命作家。在他的作品中，读者自会发现，他赞成的是什么，反对的是什么。在许多地方，我们今天不能表示同意。这是由于，他的作品写作于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虽然仅仅半个世纪左右，好像去今未远，只因这个时期以内，我们经过翻天覆地的变革，飞跃进入社会主义，谁的思想也不会停留在二十年代乃至四十年代了。我们今天对于事物的看法，和当时张恨水的看法，不可能不保持一定的距离，时代的局限性就是这么严峻！不过从总的方面说来，他的作品，究竟是社会进步的催化剂，应该予以肯定的。尤其是，以作品创作数量之多，发行方面之广，影响范围之大，无论如何，章回小说大师的地位是谁也否定不了的，他是占有现代小说史上应有的篇幅的。最公正最权威的裁判属于广大的读者，希望能够看到全面分析研究张恨水的作品的文章！
　　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