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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绚丽多姿的华夏大地上，星罗棋布着不少风光旖旎的度假胜地。这些度假胜地，除了其独特的风景为人们所熟知以外，更被人们所记住的，则是其无与伦比的历史意蕴。它们中间，有的是重大历史事件发生的主要舞台，有的是重要历史人物长期生活和居住的地方，有的则是党政高层集体性光顾的常态化场所。比如庐山，因其长期被国民政府高层所光顾，诸多重大事件在此发生，故而，被学界称为民国历史的鲜活见证者。又如北戴河，因其被中共高层“钦定”为官方的消暑和夏季办公场所，共和国历史上不少重要决策都和它密不可分，所以被某些海内外人士称为“中南海夏都”。
在远离中国政治中心的岭南，同样有这样一处所在，这就是隐蔽在南粤崇山峻岭之中的温泉明珠――从化。这里山清水秀，四季如春，泉水之中矿物质的含量极其丰富，自古便是达官贵人和名士们冬季里的避寒养生宝地。新中国成立以后，在叶剑英、方方、陶铸等历任地方领导者的关心下，这一避寒养生胜地被官方得以很好地完善和扩建，逐渐成为中共高层领导人到南方休假和办公的重要场所。从1950年代开始，到1970年代，中共的开国领袖们曾多次光顾这里，他们在这里疗养休息，在这里搞调查研究，甚至还在这里开会和会见外宾，在某些特定时段（1960年代初期），这里几乎成为中国政治的焦点和中心。为此，有人将其与夏季的北戴河等同起来，称它为中南海的“冬都”。
群贤毕至的“冬都”盛况
从化温泉成为全国知名的度假区，并非只是建国以后的事情。远的不说，光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广州一带的名人富商便纷纷开始在沿着流溪河的温泉带修建别墅。由于名气越来越大，一些国民政府的要人只要是冬天到广州来，多半都会到这里来小憩一会。蒋介石、胡汉民、林森等党国巨头，都曾在这里度假休闲。
建国以后，政府继续对这块风水宝地加以开发利用。当然，与民国时期不同，建国之后的开发，更加带有组织性和行政性。之前，这里是达官贵人们的私家后花园，1950年代以后，国家慢慢成为从化温泉开发的主体。一些面对普通职工和党员干部的招待场所逐渐建立起来，像华南干部疗养院、温泉招待所、中国旅行社等等，都开始在这里生根，来这里疗养、度假和旅游的人也越来越多。
　　1950年代前期，来从化温泉的名人还不算太多，到1950年代中后期，随着这里招待设施和安保条件的日益完善，大量中共和各界的高层人士才开始经常性地造访。据不完全统计，来从化温泉游览或居住过的中共高层人士包括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陈云、杨尚昆、彭真、李富春、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李先念、习仲勋、邓子恢、谭震林、薄一波、王首道、邓颖超、董必武、林伯渠、谢觉哉、华国锋、蔡畅、粟裕、罗瑞卿、陶铸、许世友、韦国清、李德生、康克清、乌兰夫、肖华、张闻天、肖劲光、杨成武、余秋里、王震、杨得志、胡乔木、宋任穷、周士第、陈永贵、李雪峰、胡绳等人。此外，荣毅仁、张治中、何香凝、李宗仁、傅作义、邵力子、蔡廷锴、史良、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钱伟长等著名人士也来过这里休养。从这份名单可以看出，在中共的第一代中央领导层里面，除了极少数人没来过从化以外，其余大部分人都来过这里。在中共八大产生的最高领导层中，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总书记邓小平，都来过从化温泉。从中共八大到中共九大的10多年间，除上述几人外，中共的最高领导层又曾多次增补，先后有林彪、陶铸、陈伯达、康生、李富春等人进入中央政治局常委行列。除了陈伯达、康生没有明显证据显示来过从化以外，陶铸和李富春都来过这里，林彪可能也来过这里，但缺乏有力的影像或文献资料来说明。到中共十大、十一大，增补的政治局常委叶剑英、李德生、董必武等人也都先后来过从化温泉。在政治局委员、副总理这个层面，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局委员和副总理几乎都来过这里。至于各部部长、各省区党政领导和部队的将领，来过这里的更是数不胜数。改革开放以后，中央高层和知名人士来从化温泉的人数和频次有所减少，但是，仍然有江泽民、胡耀邦、乔石、田纪云、叶选平、霍英东、马万祺等来过这里。
领导人从冰天雪地的北方来到温暖的从化，除了单纯的休息疗养以外，有时还带来不少工作。这些领导人来了以后，大都会走出温泉，去老百姓中访贫问苦，搞调查研究。还有一部分人带来了文件和文稿，在寂静的夜色下奋笔疾书。更有一些领导人把这个小镇当成了会见外宾的舞台。不经意间，从化这座原本籍籍无名的岭南小城，竟然与国家的神经中枢紧密联系在了一起，与北戴河、中南海这些赫赫有名的地名一样，成为折射共和国历史的一面镜子。“冬都”之名，亦因此而声名鹊起。
毛泽东入住“松园一号”之谜
在从化温泉宾馆里面，坐落着几座雅致的别墅，这些别墅都以“松园”命名，分别为松园1、2、3、4、5、6、7号楼。这几座极具岭南特色的小楼，乍一看朴素无华，但是，细细品味一下它们树立在宁静山水之中的身影，再浏览一下曾经入住过这里的一个个客人的名字，一种苍凉肃穆的历史感不禁油然而起。
七栋别墅之中，1号别墅显得尤为神秘。据悉，“松园一号”是专门为招待毛泽东而建的。然而，关于毛泽东是否来过从化，至今仍存争议。从目前出版的毛泽东年谱、传记、画册、文集、选集等权威资料来看，并未出现有关毛泽东来过从化温泉的记录。一部分在广州参与过接待毛泽东的当地人士也对此作出佐证：毛泽东好像没有到过从化温泉。对于这些否认毛泽东来过从化温泉的说法，另一部分人却提出反驳。持这种意见的人主要有两个：一个是曾在温泉宾馆工作过10多年的作家陈乐中，他在《中南海冬都》一书中指出，毛泽东可能先后两次来过从化温泉。第一次是日，第二次是日。为了印证这一说法，相关单位还提供了照片复印件。还有一个人是曾在温泉宾馆工作了30多年的张本川，他也通过资料证明，毛泽东曾到从化温泉来过。
建国后，毛泽东曾8次到广州。这8次分别是：-26日，到广州主持中央工作会议，修改和审定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5年12月，到广州编审《中国农村社会主义高潮》一书；日-30日，到广州召开20余次会议，并听取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等省领导人汇报；日-24日，到广州接见印度驻华大使尼赫鲁及其夫人；1958年4月，到广州主持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日-26日，到广州写下《对所作诗词的注解》并度过65岁生日；日-3月9日，到广州读《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主持编审《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日-3月29日，到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制定《农业六十条》，并大力提倡调查研究。①很显然，毛泽东在广州所呆的时间如此之长，相关文字和音像要完全记下其活动内容是不太可能的，鉴于当时的技术条件有限，加上保密及意识形态宣传的要求，即使有某些活动内容得以完整记录下来了，也很难得以有效保存和完全公开。 光阴似箭，世事如棋。转眼间，半个多世纪已经过去。在现有条件下，要论证毛泽东在广州的100多个日日夜夜里面是否到过从化，似乎已经变得越来越困难。即便是毛泽东真的入住过“松园一号”，其中的故事，估计也很难在历史的烟云中寻觅一二了。
周恩来浓浓从化情
中共高层领导中，与从化关系最为密切的，要数周恩来。建国以前，周恩来就与广东结下了深厚感情。1920年代，他曾在广州担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还担任过中共广东地区的最高负责人。此外，他还在潮汕一带从事过军事工作。1949年以后，他来广东的次数更加频繁，据相关人士回忆，光从化，他就来过8次。
要一一查出周恩来8次莅临从化温泉的记录及其细节，估计已很难做到。根据现有的资料，笔者发现，周恩来到从化温泉的时间主要集中在年。这4年中，明确记录他来过的次数就有4次。此外，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他也来过几次。周恩来到从化，日程安排很丰富，既有休养，又有考察，还有探望老同志，以及与在这里疗养的外宾会谈。
日，他从飞抵广州，次日，他就赶到了从化，入住温泉疗养院的翠溪2号楼。周恩来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探望在这里治病和疗养的邓颖超。据当时的警卫和工作人员回忆，周恩来、邓颖超夫妇在温泉疗养院里面与服务人员有说有笑，打成一片，形成了很好的友谊。当时在温泉负责保卫工作的邝柏辉后来回忆：周恩来的平易近人真的令他无法想象。一次，他看到周和邓在疗养院里面悠闲地散步，恰好，有一个女服务员推着一辆三轮车过来，车上满载着毛毯。见到服务员推车有点吃力，周恩来立刻走了上去，要求服务员把车子给他，由他来推。见到总理要为自己推车，服务员顿时整个人都愣住了，只得任由周恩来接过了车子。于是乎，一张让人倍感温馨的照片便由此产生了。照片上，共和国的总理愉快地蹬着三轮车，旁边的护工人员稍带紧张地扯着车子上的毛毯，谨慎地引着路，而在最后面跟着的，则是满带微笑的总理夫人。除此以外，周恩来的这次温泉之行，还帮当地的百姓解决了一个实际问题。他与温泉大队的干部座谈时，听到干部们反映的一个困难：社员们冬天洗澡成问题，由于温泉水离得远，社员们不得不提着桶去招待所的温泉池提水洗澡。了解到这一情况后，周恩来提出，可以想办法建一个社员浴室。为了能让浴室早点建起来，他还和邓颖超各自捐出了100块钱。这次在从化，周恩来一共呆了8天，1月12日，他离开从化到了广州，两日后返回了北京。
日，周恩来故地重游从化温泉。1960年初，毛泽东在广州呆了差不多1个半月的时间。此时，正逢大跃进和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中共的政策正受到严峻考验。毛泽东选择离开天寒地冻的北京，来到温暖的南方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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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举措，是别有一番意味的。因为毛泽东常住广州，中央要员们自然也就不得不频频南下了。此次到广州，周恩来主要是来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其后，他赶到从化，开始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组织相关领导干部学习《政治经济学（教科书）》，并与其他领导人开会商讨国事。与前一年来从化的休闲与潇洒不同，这一次的从化之行，政治色彩更为浓厚，气氛亦更为紧张。
日，周恩来又一次来到从化。这次来从化，他的主要目的，是与在从化参观的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和印尼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艾地会面。当时，陪同会见的高层领导还有陈毅副总理和罗瑞卿副总理。此行4年之后，周恩来才再次来到从化。1967年的4月和6月，他先后两次来到这里。4月份，正值广交会即将举办之际。然而，广州的造反派组织却出现严重对立倾向，对广交会的举行形成严重阻碍。为确保交易会的顺利进行，周恩来决定亲赴广州处理派系斗争。14日中午，他由北京飞到广州，下午便马不停蹄赶到珠江宾馆召开交易会负责人和工作人员大会，布置交易会工作，晚上，出现在中山纪念堂，向在场群众发表讲话，号召各派组织停止争斗，确保交易会如期召开，午夜，又亲赴交易会展馆现场布置工作。15日白天，在珠岛宾馆召开会议，调节派系矛盾，晚上，向广州地区陆海空军1500名干部作报告。直到16日下午，他才稍微歇下来，轻车简从地来到从化温泉。到温泉后，他第一件事就是去看望了正在这里疗养的胡志明，并与他会谈了近两个小时。次日，他就离开温泉，赶到广州，继续与干部群众座谈。直到19日，才离开广州，飞回北京。6月份，周恩来和邓颖超乘专机飞赴广州，专门到从化来看望胡志明。需要提一下的是，在1950年代到1960年代中共和越共关系处于蜜月期时，越共的领导人经常会来中国考察休养，而从化，便是他们经常来的目的地之一。胡志明、武元甲、范文同、阮维贞、文进勇、黄国越等越共高层都来过从化，胡志明更是这里的常客。1967年4月，他来从化疗养，一住就是三个月。1967年6月，胡志明在这里度过了77岁生日，回国前夕，他亲笔给毛泽东和周恩来写信，对中共的好意表示感谢。10余年以后，中越两党关系出现裂痕，曾经亲密无比的朋友最终兵戎相见。彼时彼刻，如果我们回头凝望一下发生在从化的这段中越友谊，个中滋味，着实令人感叹。
1967年以后，“文革”进行得如火如荼，心力交瘁的周恩来与从化这颗明珠的交集亦越来越少。1970年代前期，他还来过一次从化。这次，他已经没有五十年代的从容，行色匆匆地拜访了一下在这里疗养的柬埔寨宾努亲王，次日便飞回了北京。
刘少奇、邓小平匆匆从化行
据记载，邓小平曾在月间到广东和海南视察。他是1月26日从北京飞到广州的。那时，他担任的职务是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政治局常委、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与他同时到达的中央领导人还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彭真，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李富春，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等人。邓小平到达广州以后不久便乘专机到海南视察去了。直到2月2日才和彭真等人回到广东，到湛江、江门、新会、佛山等地视察。6日，他来到从化温泉。
邓小平来从化主要是休息，时间不长，因此，可供还原的活动并不多。参与警卫的邝柏辉回忆：一次，邓小平曾与卓琳一起在住所前面的空地散步，邝正好赶过去。邝和邓小平夫妇打过招呼以后，就和邓的警卫去交流了。邝发现，邓小平似乎在等什么人。不久，董必武从房间走了出来，两人开始愉快地交谈着。又过了一会儿，邓小平突然叫了一声邝：“小同志，请你上去叫彭真同志下来。”当邝上去叫彭真的时候，恰好看到彭走出了大门。于是，邓小平夫妇与彭、董一起，按约定驱车前往从化有名的景点百丈瀑游览。当时，从化的接待条件有限，去百丈瀑要爬一段山路，路途虽不长，但登起来却颇为不易。然而，游者数人却一点也没有畏惧，卓琳搀扶着邓小平在前面，彭真在中间，邝柏辉陪着董必武走在后面，一路走到了观看瀑布的最佳位置半山坡。到半山坡以后，大家皆兴致盎然，董必武甚至还诗兴大发，吟起了古诗。另据当地媒体报道，邓小平在温泉期间还参与了招待所职工的劳动，亲自种下松树。 刘少奇曾于1960年代前期来过从化。详细的次数和时间有待考证，但有一次是可以肯定的。那是1961年的冬季。当时，中央刚在广州开完工作会议，党的主要领导频繁光顾广州，刘少奇自然也不例外。根据记载，刘少奇是在11月18日偕夫人王光美来广州的。在穗期间，刘少奇会见了越南的副总理武元甲，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特赦了一批内战及伪满战犯。12月，他和王光美去了从化温泉。在温泉时，刘少奇入住“松园一号”别墅。刘少奇在温泉主要是休息，但是，此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国家政策上的失误所带来的巨大负面效果让这位国家主席的心情很是沉重。工作人员回忆：刘少奇在温泉期间，经常做的一件事情就是和夫人王光美边散步边聊天，其他时间则总是在不停地思考，处理政务。一个颇为令人感动的事例就是，他在从化修养的时候，竟不忘与夫人去温泉附近的树林捡栗子、橡子、苦桔子等野果，去溪边挖野菜，并拿回来“试验”，以此来研究解决经济困难时期的代食品问题。
在第一代领导核心层里面，刘少奇和邓小平来从化的次数不多。他们虽行色匆匆，但是，来的时间点却非常特殊，而他们在休养之中所表现出来的那种不忘工作，务实稳重的作风更是给当地人留下了深刻印象。
将星云集在流溪河畔
有文章指出，中共的十大元帅均在从化留下过足迹。这种说法虽有待证实，但说此地曾经将星云集，却丝毫也不为过。
笔者初步考证：十大元帅里面，有公开影像或文献资料记载来过从化并留下活动印记的，有朱德、贺龙、陈毅、罗荣桓、聂荣臻、徐向前、叶剑英七人。1960年2月，中央军委在广州召开扩大会议，除因为在庐山会议上受到批判而被撤销国防部长的彭德怀以外，其他九大元帅齐聚广州。元帅们是否趁会议间隙去过从化，尚不得而知，但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元帅们个别或集体去温泉的可能性。除了几大元帅以外，粟裕、罗瑞卿、谭震林、许世友、刘亚楼、杨成武、杨勇、肖劲光、韦国清、王震、李克农等高级将领也都来过这里。
在从化的岁月里，将帅们大都带着一颗悠闲潇洒的心，将昔日的金戈铁马和彼时的郁闷不解都抛到了脑后，度过了不少令其怀念不已的欢快日子。朱德是来从化次数最多的元帅。早在1954年初，他就和罗荣桓、聂荣臻两位元帅一起，来到从化视察和休息，住进了温泉的河东2号楼。之后10多年间，他来从化的次数日渐频繁，尤其是1959年以后，差不多隔一两年就要来温泉一次。因为年龄较大，朱德来从化，多是休养，因此，他的心情大多数时候都是轻松开朗的。期间，他和夫人康克清散步聊天，到附近的乡村视察，了解老百姓的生活。看到百丈瀑的雄伟壮观，他题下了“山舞银蛇”的墨宝，见到流溪河水库的迤逦多姿，他写下了“湖长四十里，蜿蜒绕四周”的诗篇，得知温泉附近山野中有美丽的兰花，素喜兰花的他甚至带人驱车专程去寻觅。1969年10月，中共九大开完半年之后，朱德又一次来到从化。此次，朱德的心情与前几次截然不同。因为，进入垂暮之年的他，在政治上再次遭遇打击。在当权派的安排下，他被“紧急疏散”到从化。陪他一同来的，除了夫人康克清以外，还有李富春、蔡畅等人。来到从化之后的朱德，被严格限制了活动范围，不得随便去广州市区，不得随便与群众接触，甚至，连散步也不得超过温泉宾馆附近的“桥头警戒线”。如此安排，几乎相当于是软禁了。就这样，怀着极其复杂的心情，朱德在这方寸之地，散着步，采着野菜，不知不觉度过了他在温泉的最后9个月时间。
其他元帅和将军们来从化的次数不多，但是，留下的故事却很值得回味，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紧张年代里一份难得的闲情雅致。1958年3月，聚集会神的人们正在温泉疗养院的电影院看着电影，忽然之间，一位眼尖的观众发现，坐在自己右前方的一个人好像很熟，再仔细一看，这位竟然就是曾经叱咤风云的徐向前元帅。1959年1月，陈毅元帅来到从化温泉。其间，天性直率潇洒的他决定“微服”出游，只身带了几个随从便到附近的街市“私访”。小憩的间隙，《从化日报》的工作人员发现了他，冒昧地提出了请他题写报名的要求。没想到，陈毅很爽快地答应了。于是，就着匆匆忙忙准备的笔墨，元帅诗人挥毫写下了“从化日报”四个大字。1959年的某天，正在温泉疗养的粟裕和肖劲光忽然来了兴致，决定到温泉所在的街口镇逛逛街，于是，两位大将带着几个警卫就出发了。在简陋的小街上，他们慢慢地散着步，听着街坊们唱着委婉动听的粤曲，再踱到杂货店里买了几包豆豉，然后，像普通的游客一样不动声色地离开了。1961年的某天，温泉迎来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不久，人们便在俱乐部里发现，这位赫赫有名的战将原来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舞者。1970年的春节，在温泉疗养的董必武，偶遇到南方来治病的叶剑英。此时的叶参座正倍受当权派的冷落。为此，董必武赋诗一首以示慰藉。诗云：羊城农历岁云凋，满眼风光兴趣饶。破旧已无花上市，迎新将有艺如潮。曾经绚烂归平淡，不信怀柔与叫嚣。备战相逢岂易得，余生能乐几今宵。患难之中，战友相逢，个中滋味，唯有身处其中的人才能体会，此情此景，足令人唏嘘不已。
（本文参考引用了以下资料：中央文献研究室主编《周恩来年谱》、《邓小平年谱》、《朱德年谱》；陈乐中先生撰写《中南海冬都》；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主编《情系南粤――老一辈革命家南粤纪行》、《中共名人在广东》；《从化文史资料》刊载“回忆中央首长及国际名人在广东从化温泉”系列口述史料和回忆文章，等等。在此一一表示感谢。）
①中共广东省委党史研究室：《中共名人在广东》，广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6月版，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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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戴河是夏都，夏天避暑之地
冬天呢？50岁以上的国家级人物该去哪里避寒疗养？
中士, 积分 585, 距离下一级还需 416 积分
我记得广州有一间西餐厅，号称是当年周总理摆酒结婚的地方，我在那里吃过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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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天去北戴河疗养办公度假
冬天去从化疗养办公度假
从化靠近白云机场，靠近广州，靠近军区
在从化建立冬天的首都(陪都)应该可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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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从化温泉与一段中国“冬都”的故事广州往北70公里处，是广东从化市。从化因温泉而闻名，有“岭南第一温泉”的美称，曾被誉为中国的“冬都”。这里青山环绕，绿水长流，滴翠清音，四季如春，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曾是广州地区最有魅力的旅游地区，当时几乎所有的会议、机团活动都会安排在从化。
从化温泉名扬海内外，我们应感谢两个人，一个是共和国第一任总理周恩来，另一个就是因擅长“粉饰太平”散文作家杨朔。杨朔的散文《荔枝蜜》是一篇让后人对从化温泉及荔枝美好记忆的经典之作，多年来一直被奉为中国散文写作模本，并入选中学课本影响了几代人的写作观念。其实，关于杨朔散文风格及政治倾向问题，这不并影响人们对从化温泉及杨朔评价的问题，现在从化人也似乎不愿提及杨朔了，客观地说，杨应是中国宣传推广从化温泉品牌的“最大功臣”，从化人应为其树立一座“丰碑”！
而周恩来总理则是第一位将“中国的冬都”的桂冠赠予从化的政治伟人，这也是至今让从化人感到骄傲的政治及旅游及经济资本。上世纪三十年代，从化以其独具品质的小苏打温泉闻名于华南，开始有广州达官贵人在此休闲渡假建别墅。新中国建立后，广东省政府在此建立广东温泉宾馆，该宾馆是中国政府早期的外国元首接待、国家领导人冬休疗养基地之一，与北戴河、庐山齐名。朱德、刘少奇、叶剑英、邓小平、胡耀邦以及国际友人胡志明、尼克松等位国内政要在此休息避寒。其中，周恩来十分喜爱从化温泉及周边的山水生态环境，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8次到从化，他曾提议要将从化温泉建设为“中南海的‘冬都’”，由此，从化有了中国“冬都”的美誉。
不过，让从化人的遗憾的是，当年广东省及华南局为接待毛泽东主席，在民国时期广东著名中医、民族企业家梁培基别墅遗址上建造了松园—号高级别墅，尽管毛泽东多次来广州，面这位划时代的伟人却至步于从化，这栋别墅也仅仅成为文化符号的时代记忆。
客观地说，与中国“夏都”北戴河相比，从化温泉言之首都的另一“副概念”——“冬都”的称谓有些言过其实。从化只是曾经作为中央领导休闲避寒的地方，并涉及到参与或行使国家行政办公、重大决策及政治活动地点的“政治功能”，而北戴河则长期是中央政府暑期办公之地，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源于此，曾影响过中国政治经济及社会走向，是一个让多人感到敬畏及神秘的地方。
1978年改革开放之后，脱去“政治外衣”回归平淡的从化温泉，让人们看到更多的是她天生丽质的山水及生态环境优势，尤其是从化温泉的冬天，温暖如春，绿树如荫，花木鲜艳，冬季平均气温在16度左右，大部分时间最高气温都会超过22度，犹如沐初夏的阳光，这是中国大部分地方冬季无法比拟的。在这个意义上讲，从化做为“冬都”的核心要素应为“气候”而非“温泉”也。其实，北戴河、庐山其所以成为某段时间的中国政治中心，其最关键的因素也同样的气候也！
关于从化冬天冬季气候资源优势问题，从其本质上讲，这也应是整个华南地区包括广东、广西、海南以及云南南部地区的气候资源优势，该区域是整个冬季中国大陆人类最佳的宜居之地。周恩来关于从化建冬都的建议，这仅是周一人的想法，中央政府未有明确的说法及具体方案。这至少说明一个问题，在中国这个南北纵横50多个纬度、地域广阔的“大国”，建立“冬都”是由独特的地域及国情所致，是十分可行的。相对而言，世界真正可以建立“冬都”的气候资源的国家并不多，仅有中国、美国、印度、日本等几个南北跨度大、冬天气候差异大的国家才有建立“冬都”的气候资源条件。
上尉, 积分 9443, 距离下一级还需 5558 积分
原则上同意楼主的建议。
上士, 积分 1304, 距离下一级还需 197 积分
内容论文发表之后，点击率数以万计，网友热议不断，好评如潮。然而，由于该思路的超前性、浪漫性和深奥性，也为诸多朋友所不解，不乏冷嘲热讽，本人深以为憾。而今，作为“建设海南桃花源”思路的完善以及可行性的补充论证，本人再提海南发展思路、措施的重大设想，以嗜诸位网友，以促我海南家乡腾飞。
新思路的口号是：把海南建设成为“中国冬都”。所谓“首都”，又称国都、首要城市或行政首都，通常是一个国家的政府所在地，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中心城市，各类国家级机关集中驻扎地，国家主权的象征城市。所谓“冬都”，即是冬天的都城。海南具有建设“中国冬都”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1、必要性和可行性
1.1 四季如春的温暖气候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大雁是候鸟，秋天到了，开始了它们一年一度的迁徙旅行，从寒冷的北方飞往温暖的南方，去度过漫长的冬天。其实，最近十年来，与自然界的候鸟现象一样，每年冬季，中国大地也出现交通繁忙的景象，出现到“去南方”的热潮，而其中又以三亚、海口为最主要目的地。其中有长江流域的人，也有黄淮流域以及东北、西北地区的人；他们有退休的教授专家 ，有在南方工作或打工的人员的家人，还有身价不菲的成功人士，商务人员以及离退休的高级干部。他们或是沐浴享受南方的温暖的太阳，去 “猫冬”去的。有的精英、商界成功人士，他们则是打高尔夫以球会友，并开展各种商务活动及私人化事情。还有各种专业及学术会议、订货会、培训、演讲论坛等等，只要在海口、三亚的机场去看看，海南的冬天仍是一把火，与冰天雪地的北方相比可谓是“冰火两重天”。可以说，海南一时成为冬季中国人向往的“第一福地”，成为冬季中国旅游、商务、疗养等社会经济活动“重心”。这是一种作为中国人可以享受到的福份：我们不必像一些北欧国家去另一个国度分享别人冬天的阳光。
1.2 日渐提升的政治影响力
1.2.1 国际会议频繁举办
1.2.1.1 博鳌亚洲论坛
博鳌亚洲论坛是一个非政府、非营利的国际组织，目前已成为亚洲以及其他大洲有关国家政府、工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就亚洲以及全球重要事务进行对话的高层次平台。博鳌亚洲论坛致力于通过区域经济的进一步整合，推进亚洲国家实现发展目标。
　　博鳌亚洲论坛由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澳大利亚前总理霍克及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于1998年发起。2001年2月，博鳌亚洲论坛正式宣告成立。论坛的成立获得了亚洲各国的普遍支持，并赢得了全世界的广泛关注。从2002年开始，论坛每年定期在中国海南博鳌召开年会。
每届博鳌亚洲论坛出席会议的各国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多达十数人，政府高层官员和工业商业精英更是数以千计。我国的政治局常委也是轮流出席主持，以彰显对论坛的高度重视。
1.2.1.2 胡锦涛三亚国事活动
2009年4月，一段广为流传的网友博文引起了大家的共鸣：“在如茵绿草衬托下的红地毯上，胡锦涛主席和国宾步态轻盈而又稳健，面带微笑，检阅着从椰林深处雄赳赳气昂昂走来站定的三军仪仗队，身后是随风摇动的椰树和波浪拍岸的碧海……这是我见过的国内接见外宾的最美画面。”
从当年4月10日开始，这个“最美的画面”连续成为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一直到13日，在这短短4天间，国家主席胡锦涛在三亚先后为四国元首举办隆重的国事活动，举办9场与外国元首、政府首脑的会谈。
这次胡锦涛主席的国事接待活动开创了在首都北京之外举办国事活动的先例，被称为“最美国事活动”。海南收获来自各界的一致赞誉；同时有观察人士指出：“海南为国家的总体外交做出了积极贡献，正打造成中国民间外交、休闲外交的重要基地。”一时间三亚和海南成为国际、国内媒体瞩目的焦点。海南在国内的政治影响力空前提升。
1.2.2 领导人时常光临考察
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起，海南凭借其独具品质的热带旅游天堂的地位，吸引了众多的达官贵人度假休闲。进如本世纪后，中央领导成员乃至国外政要也纷纷踏足海南度假、考察，甚至举办国事活动。作为本省居民，我辈亲眼目睹国家领导人的机会大大提升。
日一则消息又让海南举国扬名。当天，国内一流、具有国际水平的解放军总医院与三亚市政府在海口正式签约共建海南分院，实现了海南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优势与解放军总医院实力雄厚的医疗资源优势的战略合作。这是解放军总医院56年历史上首次跨省区、整建制异地办院。海南省人民政府网站总结该事件的意义有以下几点：（1）这是一次重量级的合作。海南得天独厚的旅游资源和解放军总医院雄厚的医疗资源强强联手，必将带来海南省卫生医疗事业发展的新局面。（2）建设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也将为海南省建设国际旅游岛提供重要的战略支撑。（3）建设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也是完善我省高端医疗服务的重要一步。近年来，我省特别是三亚市吸引了越来越多的高端客人来休闲度假，入琼的高端游客数量逐年增多，这是非常可喜的现象。但我省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相对滞后，医疗卫生治疗水平和硬件建设越来越难以与高端客人的要求相适应。这成了制约我们发展旅游市场高端客源的一个不利因素。在三亚，这个矛盾更加突出。解放军总医院分院的建立，将有效缓解这个矛盾，为高端客人解决医疗保障之忧。我省的旅游业将脱下缺乏高水平医疗保障这顶帽子，变得更有吸引力。有网友指出，解放军总医院海南分院的建立，事实上意味着更多的国家领导人将会更加频繁的到海南疗养、度假。海南在国内的政治分量已经举足轻重，基本具备了建设中国“冬都”的政治可能性。
1.3 缓解一个首都的“短板”弊端
1.3.1 建都北京主要是基于当时的国家战略考虑
以毛主席为核心的新中国的领导团队的大部分人是长江流域及南方人，但不知何故却将新生政权的首都建在遥远北方的北京。这是一个历史不解之谜，据说西安、武汉两座城市曾是备选城市之一，为何毛主席的天平偏向的北京而非南方的城市呢？作为一个南方人，毛主席在北方已奋战过了13年，对首都选择南北方的利弊问题，相对北方人而言，应当看得比较理性。选择北京，主要是基于当时的国家战略考虑。
其实，通过毛主席1936年冬天初到陕北时写下的词《沁园春●雪》， 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伟人对北方雄伟、壮丽、辽阔山河的痴爱，更看到他打倒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凌云壮志。这首词先写了黄土高原、黄河和长城的雪景，其视野及场面的宏大开阔确实让人震撼，如“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寥寥数句，纵横数千里，北国河山尽收眼底，用中国传统说法，确实有一代帝王豪气与霸气。接着，词中还谈到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让中华民族扬威海内外的杰出帝王。或许，这是历史的巧合，这些杰出帝王都是将政治的大本营建立在中国北方，似乎也是一种暗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在北方是不二选择。
其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一直位于山河雄伟壮阔的北方，建国时首都因此也就设在了北平。据说，中央领导层也曾有设都于南方武汉的想法，这里毕竟国民革命时期法定的首都。第一次国共合作分手后，因兵握重权的蒋介石采取武力相胁迫，武汉政府迫于军事压力只好承认了国民政府设在南京的现实。武汉未成为中国首都，至今仍是江城的一大心患之痛。
　　另有一说，即建都北京是来自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建议。当时南方大部分地区尚处于纷飞的战火之中，斯大林希望新生的人民政权早一点建立中央政府，以便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当然，建都北京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即北京靠近当时的苏联老大哥，基于国家战略层面的长远谋划，定都北京是比较合适的。但后来的朝鲜战争及中苏长期对立，北京长期面临着美苏的核打击及战略进攻的范围之内却似乎是事与愿违。
说得实在一些，建都北京只是延续了元明清三个王朝的建都思路，更多是政治及冷兵器时代的战略需要。如用今天城市化、工业化及国际经济发展等新的战略层次去考虑，今天首都北京确实面临新的挑战及诸多问题，例如生态环境恶化，人口、交通、土地等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等。仅以生态环境为例，北京地区生态环境恶习化及春天的沙尘暴的问题，让北京人一直嗷嗷叫。沙漠已逼近北京城市边缘百余公里之处，不得不让北京人感到难受。其实又何止北京，在春天，整个西北、华北和东北人民都深受沙尘暴之苦。只是说作为首都的居民，北京人自我感觉比较尊贵，因而稍有委屈就喊的比别人响。至于人口和交通问题，就更无须多言了，北京人满是切肤之痛难言之隐。
1.3.2 建“冬都”缓解北京首都的“短板”问题
据说，周恩来总理就曾提出建立中国“冬都”的议题（当然，当时周总理提出的设想是在广东从化，并非海南）。周总理何以提出该议题？普遍认为是基于这样的理由：新中国的领导层大部分是南方人，建国后大多已是五六十岁年纪，长期在北方生活的话，冬天会产生一些“老年病”。而华南地区的冬天温暖如春非常适合休假避寒。冬天到南方避寒办公显然更为有利于领导人的身体健康。周恩来总理大革命时期曾在广州工作过，当然深谙其中的原委。因此，周恩来总理关于建“冬都”的建议，与其说是一人之意，不如说是当时许多中央领导人的心声。
1.3.2.1 利于减轻行政成本
冬天的北京作为首都有一个致命性的问题，就是天气寒冷及冰雪灾害影响着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带来较高的行政成本及社会成本，不利于国家重大的政治及外事活动。位于北纬40度的北京城，每年冬天长达四五个月，首先碰到的就是寒冷及被大雪困扰的问题，比如说大量积雪可能导致机场停航等。
现在大家谈起周总理，多次提到中美建交时尼克松访华时一件细小的事情。一场大雪降临北京城，想参观长城尼克松心里纳闷，估计当天难以成行。当中方通知他仍按原计划执行后，尼克松发现去长城的路上积雪已被清扫干净。这件事情从一个层面上表明了周总理事必躬亲细致入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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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典范，也是中国人好客的表现。但为一位外国无首去长城，发动数万人大清早清理积雪，社会及经济成本极其高昂。从经济代价考虑，这并不是是一件十分合理的事情。透过这个例子可以看到，首都北京冬天的行政成本非常高，可能带来诸多的麻烦。这是应当反思的。
另外首都设在北方可能影响与南方地区或者说热带地区的交往，让他们望而却步。比如说，现在中国另一个政治经济合作伙伴东盟国家，让他们去北京去协调一些事情，因路途遥远就比较麻烦。同时，数九寒冬，冰天雪地，对岭南的中国人而言，去寒冷的北方办事的确是一件“难于上青天”的道路！当然，如冬季去北方旅游则另当别论。
1.3.2.2 利于南北交往和增进民族凝聚力
中国的首都长期偏北，使南方地区远离中央政府，让南方地区对北方文化及价值观产生了强烈的陌生感，不利于南北交往，不利于国家统一与稳定。
中国首都长期在黄河流域，主要集中在河南及陕西两省，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洛阳是九朝，还有安阳和开封。即使有古都之称的江南之城的南京及杭州，基本是中原文化的延续及南迁。以北方文化为主体政权一直对华南及西南地区不认同或存有歧视，认为南方是“蛮夷之地”，南方人是“化外之人”。事实上，至今在考古界南方古文化仍存在偏见。
比如说海南几百万流落海外的华侨现象及华南、西南少数民族与东南亚族自由迁居问题就让许多北方人的感到不解。就海南而言，本土有三大民系，尽管他们恪守中国传统的宗教与文化，包括忠君思想，但是他们在利益面前还是相当现实，离土意识强，根本没有北方人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哪里有土地就到那里生存、奋斗和发展，即使是不远万里的南海及海外，不少人则落土成为当地居民。从文化角度讲，这也比较容易导致地方主义现象的滋生。而建都南方，似可避免这个问题。即使到现在，也有很多北方人认为海南是不毛之地。即使搞改革开放，选择海南为特区，也就是认为就是这里搞错了也不至于影响大局。从深层次上讲，这些观念的产生与南方远离中央政有关。如果中央政府设在南部地区，中国南北方的交流会更多，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也就会更强。
1.3.2.3 适应新的外交形势促进与东南亚国家的合作共赢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已经从主要依靠日韩美欧的太平洋时代到开发南海石油和开发东南亚、印度、非洲市场的印度洋时代。中国、印度、东南亚人口加起来将近30亿，实际是未来全球最大经济潜力区域，中国必然在这个区域成为主角之一。决定海南未来命运和未来中国100年命运的就是这两个最大的趋势：开发南海石油和开发东南亚、印度、非洲市场。国家领导人必须面对和顺应这两个大趋势。北京成为中心是冷战和经济封闭时代的选择；上海成为经济中心也是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主要依靠日韩美欧的太平洋时代的选择；那么现在更大的第三波趋势来了，将给海南、雷州半岛到珠三角带来千载难逢机遇。海南、雷州半岛和珠三角完全可以发展到美国南部海岸的经济程度。特别是海南和雷州半岛开发成本低。为了实现开发南海石油和开发东南亚和印度、非洲市场的宏伟目标，国家必然应该用相应政策扶持有关区域比如海南、广西、云南、四川这些地区的开发。这些地区的潜力是巨大的，发展起来后对国家的国力增强也是很有作用的。邓小平就说：“海南岛好好发展起来是很了不起的。”这个“了不起”之说，不只是对海南岛，更是对全国而言。
事实上，今天的中国与东南亚、太平洋地区的联系已经相当的紧密。国家应当非常迫切的重新思考如何将充分利用海南及华南地区的气候资源优势与国家经济战略结合起来，并在南方地区建立一个类似北戴河性质的中国的“冬都”，并通过海南中国“冬都”的建立，进一步扩大广东、华南及港澳及国家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使其成为中国独特的一份政治、经济及社会文化“资源”与“资产”，促进大中国的崛起。
往更深一步看，海南不仅仅应作为中国的“冬都”，更高的定位是亚洲的心脏。中国已进入开发东南亚和印度洋时代，仅仅把北京做为首都是不够的，印度和东南亚崛起后，将替代日韩美国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海南将在未来成为比上海更重要的南洋时代的中心。
1.4 “迁都”与“双都”、“多都”的案例
总而言之，北京于建首都而言其地理及自然环境都不是最理想之地，自然禀赋根本不足。迁都、再建新都、或建双首都该提上日程了。这是与时俱进的变革之举。历史上的国家不乏有迁都之例，也不缺少两个首都的例子。
1.4.1 “迁都”
政治、经济、文化的会聚并不是永恒不变的。旧的首都可能由于某些原因（例如经济）而逐渐丧失其重要性。朝代的交替也可能代表首都的迁移，例如中国古代的迁都。也有按照领土变更或扩大而迁移首都的例子，例如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安卡拉）或东西统一后的德国（波恩—柏林）。或是像巴西或澳大利亚等重新建造城市移转首都的例子。具体案例如下。
（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一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都定于北平，即日起北平改名北京。
（2）韩国开始兴建新首都世宗。新首都位于首尔南部160公里处。到2014年前，韩国49个部级机关和主管机关将迁至新城。
（3）德国迁都柏林促和谐。
（4）缅甸迁都深山密林保安全。
（5）巴西迁都中部高原谋发展。
（6）巴基斯坦平起炉灶建新都。
（7）哈萨克斯坦迁都中部小城阿斯纳尔。
1.4.2 “双都”与“多都”
双首都或多首都的案例则有：
（1）世界上有两个首都的国家是玻利维亚共和国和荷兰王国。玻利维亚法定首都是苏克雷，最高法院设在此，人口约9万；行政首都是拉巴斯，中央政府设在此，人口约80万。荷兰法定首都是海牙，王宫和中央政府均在此，国际法院也设在这里，人口约48万；行政首都是阿姆斯特丹，它是荷兰经济、文化中心，也是欧洲著名文化艺术城，人口约80万。
（2）世界上有三个首都的国家是南非共和国。它的三个首都分别设在三个省的省会。行政首都设在德兰士瓦省的比革陀利亚，是全国政治、经济、交通中心，人口约58万；司法首都设在奥兰治自由邦的布隆方丹，人口约18万；立法首都设在开普省的开普敦，是南非的第二大港口，人口约110万。
（3）世界上有四个首都的国家是沙特阿拉伯王国。它的四个首都是：行政首都利雅得，是全国政治、商业、教育中心，全国第一大城市，人口约130万；外交首都吉达，为全国第二大城市，国家的主要政府机关与外交使领馆都驻在此，人口约60万；宗教首都麦加，伊斯兰教是该国的国教，而麦加为伊斯兰教的第一圣城，是世界穆斯林朝拜的中心，故该国定麦加为宗教首都，人口约37万；避暑首都塔伊士，该国气候炎热干燥，而塔伊士坐落在海拔1500米的盖兹旺山上，气候凉爽，每逢夏日，王室和政府均迁此办公，成为该国的夏都，人口约10万。
（4）古波斯帝国有四个首都：苏撒、爱克巴坦那、巴比伦、帕赛波里斯，波斯皇帝及其宫廷一年四季轮流驻跸于每个都城。
（5）有的国家因地势和气候的关系。首都分有“夏都”和“冬都”，如利比亚，夏都设在班加西，冬都设在黎波里。菲律宾的首都是马尼拉，但碧瑶是它的夏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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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最适宜过冬的就是湛江了吧，在最南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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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都北京&&基于当时的国家战略考虑& && && && &
不知何故，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中国的领导团队的大部分人是长江流域及南方人，却将新生政权的首都建在遥远北方的北京？这是一个历史不解之谜，据说西安、武汉两座城市曾是备选城市之一，为何毛泽东的天平偏向北京而非南方的城市呢？作为一个南方人，毛泽东在北方已奋战过了13年，对首都选择南北方的利弊问题，相对北方人而言，应当看得比较理性。
其实，读过毛泽东1936年冬天初到陕北时写下的词《沁园春o雪》， 我们不难看出这位伟人对北方雄伟、壮丽、辽阔山河的痴爱，更显示出他打倒旧世界建立新世界凌云壮志。这首词先写黄土高原、黄河和长城的雪景，其视野及场面的宏大开阔确实让人震撼，如“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寥寥数句，纵横数千里，北国河山尽收眼底，用中国传统说法，确实有一代帝王豪气与霸气。当然，他还在词中谈到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等让中华民族扬威海内外的杰出帝王。或许，这是历史的巧合，这些杰出帝王都是将政治的大本营建立在中国北方，似乎也是一种暗示，新生的人民政权建在北方，是不二选择。
其后，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一直位于山河雄伟壮阔北方，建国时首都设在北平。据说，中央领导层也曾有设在南方的武汉的想法，这里毕竟国民革命时期法定的首都。第一次国共合作分手后，因手握兵权的蒋介石采取武力相胁迫，武汉政府迫于军事压力只好承认了国民政府设在南京的现实。武汉未成为中国首都，至今仍是江城的一大心痛。
据说，建都北京来自苏联领导人斯大林的建议。当时南方大部分地区尚处于纷飞的战火之中，他希望新生的人民政权早一点建立中央政府，以便获得国际上的承认。当然，建都北京还有更深层次的考虑，即北京靠近当时苏联老大哥，便于国家战略层面的长远谋划。
客观的说，今天位于华北平原北部的北京，作为中国这样一个13亿人口及960万平方公里大国的首都，确实存在着一个环境容量以及人口、交通、土地等资源配置严重失衡的问题。比如说北京地区生态环境恶化的问题，春天的沙尘暴的问题，北京人一直在嗷嗷叫，称沙漠已逼近北京城市边缘百余公里之处。其实，春天整个西北、华北和东北人民都深受其苦，只是说首都自我感受比别人尊贵而已，西北地区因沙尘暴致命的也不是什么稀奇的事情。如将大历史推到元蒙及满清时代，我们建都只是延续了元明清三个王朝的建都思路，更多是政治及冷兵器时代战略需要，如我们用今天城市化、工业化及国际经济发展等新的战略层次去考虑，今天首都北京确实面临新的挑战及诸多问题。
& && && &建“冬都 ” 缓解北京首都的“短板”问题
如深究当年周恩来总理为什么要提出将从化建设为“中南海的‘冬都’”，我们可以有这样理解。新中国的领导层大部分南方人占多数，到建国大多已是五六十岁年纪，北方的冬天会产生一些“老年病”，他们当然知道广东及华南地区的冬天温暖如春的气候，基于身体的考虑希望去南方休假避寒。周恩来大革命时期曾在广州工作过，当然深谙其中的原委，因此，周恩来关于在从化建冬都的建议，应当说并非他一人的想法，这也应是当时中央许多领导人的心声及想法。
就冬天而言，在北京建都有一个致命性的问题，就是冬天寒冷及冰雪灾害困绕着国家政治经济活动，带来较高的行政成本及社会成本，不利于国家层面重大政治及外事活动。位于北京北纬40度的北京城，每年冬天长达四五个月，首先碰到的就是寒冷及被大雪困绕的问题，比如说大量积雪可能导致机场停航问题。
现在大家谈起周恩来，多次提到中美建交时尼克松访华时一件细小的事情。一场大雪降临北京城，想参观长城的尼克松心里纳闷，估计当天难以成行。当中方通知他仍按原计划执行，尼克松发现去长城的路上积雪已被清扫干净。从一个层面上表明，这是周恩来事必躬亲细致入微的的典范，也是好客的中国人外事上的典型故事。而今天我们重新评价这一事情，有许多让我们值得反思的东西。
为一位外国无首去长城，发动数万人一大早清理积雪，这是一件社会及经济成本很高的事情，在那个只讲政治不讲民生、不讲经济代价的年代，是一件十分合理的事情。而这事情在西方社会将如何解读？对此，中国人有中国人政治智慧及哲学解读。我们无意指责这一外交作法的合理性问题，只想说明一个问题，位于北方北京的冬天，作为首都在冬天行政成本过高，可以带来诸多的麻烦。这是应当反思的事情。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中国的首都长期偏北，使南方地区远离中央政府，让南方地区对北方文化及价值观产生了强烈的陌生感，不利于南北交往，不利于国家统一与稳定。
中国首都长期在黄河流域，主要集中在河南及陕西两省，西安是十三朝古都，洛阳是九朝，还有安阳和开封。即使有古都之称的江南的南京及杭州，基本是中原文化的延续及南迁，以北方文化为主体政权一直对华南及西南地区不认同及歧视，认为南方人是“蛮族”，至今在考古界仍对南方古文化存在偏见。
比如说广东几千万流落海外的华侨的现象及华南及西南少数民族与东南亚各族自由迁居问题，让许多北方人感到不解。就广东而言，本土有三大民系，尽管他们恪守中国传统的宗教与文化，包括忠君思想，但是他们在利益面前还是选择现实，离土意识强，根本没有北方人父母在不远游的观念，他们哪里有土地就在那里生存，去南洋及海外生存奋斗，有的则落土成为当地居民。如从文化角度讲，这是否与中央王朝及中央政府缺少关爱有关系呢？解放以来，中央曾多次批判广东人有地方主义，包括批判琼崖纵队怀念冯白驹以及广东省领导人方方等，我们根本没有从一些深层次文化上深究其原因。
远在天边的华南地区，过去一直被誉为化外之地，岭南地区似乎是一个中央政府的弃子。即使我们搞改革开放，在深圳搞特区，中央认为就是这里搞错了，也不至于影响中国大局。从深层次上讲，这与南方远离中央政府有关，如果中央政府设在中部地区，中国南北方的交流更多，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会更强。
关于北京迁都的争论已有很久，其理由都是无法否认的事实，其道理也是十分充分的，而从现实性讲，迁都确实有很多实际困难，其政治及经济及社会成本很高，其操作性不强，至少目前仍无法取得共识。不过，我们不妨将建立冬都的设想，当作是缓解北京作为首都的问题的一个重要选择思路。
& && && & 深圳：&&中国“冬都”最理想选择地
在哪里建中国的“冬都”？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理周恩来说得十分清楚，广州北面的从化。周恩来讲的冬都有两个重要前提，一是温暖如春的气候，二是温泉资源，从化二者皆备。其实，这只是简单休闲避寒的角度去分析的，而我们今天设想的冬都概念大大超出“从化冬都”的范畴，有类视北戴河夏都的诸多政治功能，除一般中央日常办公、决策等重大政治活动外，还要涉及到中国政府诸多外事活动、中国政府利用港澳国际地位提升中国影响力的问题，与东盟国家一体化的协调问题等。
简单从气候、海陆等自然地理因素看，华南地区可建冬都的城市很多，比如海南三亚、海口、广州、深圳、珠海等城市都可作为考虑的对象。海南的三亚、海口，应比广东城市更佳。三亚位于中国最南部，面临太平洋，空气清新，冬天仍是北方初夏的气温，冬天仍可下海游泳，这是广东城市无法可以超越的。相对而言，广东几个城市包括从化，极易寒流影响，气温剧降，有时一天会有十度及二十度的温差，尽管时间很短，也就二三天，短期让人还是无法接受。
但是，从各种综合条件看，广州与深圳是两个最有竞争力的城市，而且各有千秋，难分伯仲。首先，交通条件十分优越，广州及深圳分别是中国第三及第四航空港，开辟有国际航线。广州背倚京广线，是华南重要的铁路枢纽。深圳背倚京九线，现在正在建设的深厦铁路与杭厦线贯通之后，深圳即将成为南中国另一个交通枢纽城市。其次，两城市经济活跃，外向程度高，对外经济交往频繁。
不同的，广州受其历史的影响是华南的政治中心，在珠三角的影响力大于深圳，文化及人文底蕴优于深圳。而深圳作为中国最大移民城市，作为冬都广大中国人没有文化陌生感，其家乡文化、饮食、乡音等中国各个地域文化都可找到，各个省及城市建有办事处，而且还是中国资本市场中心，其经济活动能量超过广州，多次在中国城市竞争力评价中位居中国第一。
深圳两大优势是，一是靠海，海洋旅游资源丰富；二是靠近香港。香港是中国一大重要的政治及经济资源，中国利用香港有利于扩大中国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作用。
因特虎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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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冬都不需要太多地方，夏都北戴河是秦皇岛的一个区，从化也是广州的一个区，从化有条件建另一个世界级的达沃斯经济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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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认为，当时周恩来提案从化建冬都的原因除了气候和温泉还有第三个原因，那就是靠近广州！广州是千年商都，贸易中心，建立世界经济论坛是可以的。从化也比较适合开会办公，正如我之前所说，好景好泉好气候，好山好水好空气。北京是政治文化中心，希望在广州提升国家贸易中心的定位，拉近和中央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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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省作为冬都太大了，也太边缘了，更处于一个岛，离广州军区过选，海南岛还还受环太平洋地震带影响
深圳作为冬都也太没有历史蕴含了，深圳只有30年历史，离香港太近不好，离广州也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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振冷 发表于
我记得广州有一间西餐厅，号称是当年周总理摆酒结婚的地方，我在那里吃过饭。
很多回忆随着现代化进程下，已经渐渐离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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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dk668 发表于
广东最适宜过冬的就是湛江了吧，在最南端
很多地方都是适宜过冬的
　　南方农村报　　　　南方都市报　　21世纪经济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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