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讽刺篇：官员为何敢说“国家规定是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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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员为何敢说“国家规定是狗屁”？　　　　　　　　　　　　　　　　　　　自逯军同志说过：“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之后，官员的雷语接连不断，为此，这些说雷语的官员都遭到民众的批判，然而从另一方面来讲，他们都表达出了自己内心的真实想法，因为在他们的内心深处，从来就没有想到过为民众服务，他们最擅长的是如何剥夺民众的合法权益。　　近日，一段名为《任性的领导讲话》视频引发网友热转，视频中一位自称“任长春”的领导语出惊人，“国家规定是狗屁”、“我说他谁是腐败就谁是腐败”。记者上午从山西省太原市古交市宣传部门获悉，该视频拍摄情况属实，目前古交市相关部门已在调查。　　视频出现之后，随即被网友热转，引起众人的愤怒之情，因为对一个具有人性的官员来说，是绝对不会说这样的话，而今“任长春”同志一面拿着国家奉禄，消费着纳税人的金钱，一边不把国家规定放在眼里，不把民众当一回事，可见其猖獗到何种的程度了。其实，从任长春说的话来看，就是告诉在坐的各位，我就是王法，这个地方我说了算，至于国家的规定，在他的眼里只不过是狗屁而已，一个官员能疯狂成这样子，恐怕也是需要很大的勇气，对于“任长春”来说，在他个人看来是说了实话，因为平日里他们都是这样干的，国家规定是国家规定，一旦到了他们的地界，他们就有自己的规定！为此，引发了许多本不该发生的流血事件！　　多年以来，国家规定有的看起来很好，但却一直没有人去执行，一到基层就被改的面目全非，为此，一直以来，生存在基层的民众饱受地方恶吏的欺凌。任长春的猖狂只不过是表达出了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比起一些口是心非的伪君子来讲，也算是个真小人了。　　对于任长春敢在会议放狂言“国家规定是狗屁”的话，足可见他平日里的嚣张气焰了，而今日之中国，之所以存在各种矛盾。正是“任长春”们太多的缘故。而对任长春说“国家规定是狗屁”遭到停职调查，但他像他这样的人却频频出现在官场，不得不说在中国选拔制度上出现了很大的问题。而任长春又是如何当上地方领导的呢？也是需要给民众做一个交代！　　现今任长春因自己的惊人雷语尝到了苦果，但还有多少“任长春”扎根在基层做着同样的事呢？今日之中国，基层民众饱受地方恶吏欺凌之事是很频繁发生，而今任长春把最真实的一副丑恶脸庞摆在民众的面前，赤裸裸的挑战政府权威，而从任长春的雷语中，我们感到，国家规定对他们而言善且只是一个狗屁，更何况是地方屁民们呢？在他们的眼里还不是狗屁都不如吗？因此，对任长春这样的官员必须要做出严惩，不能仅仅是停职了事。否则难以服众！　　其实，从近几年来，官员雷语不断，根本不把民众放在眼里，这也是中国基层为何存在这么多矛盾的原因，如强拆自焚，逼拆迁户上访等事件不断的出现，都是证明地方政府如“任长春”一样的官员太多的缘故。国家规定是狗屁，这无疑对任长春们来讲，是在地方为非作歹的一个佐证，换句话来讲，一个可以视国家规定为狗屁的官员，他们又怎么会站在民众的角度去改造社会，改善民生呢？　　任长春敢说“国家规定是狗屁”是因为平日里，他早已把自己的规定凌驾在国家规定之上，当起“土皇帝”，只是这样奇葩的官员却不断涌现在我们这个所谓民主时代，听起来是不是一种讽刺呢？今日，任长春倒霉了，他们丑恶的面孔展露在众人的面前，然而还有多少任长春们潜伏在基层祸害民众呢？因此，对中央反腐来讲，在打大老虎的同时，对民众来说则是迫切希望拍掉身边的苍蝇带来切身的祸害，莫小瞧任长春们官职小，他们给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危害是很大的。因为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历来是中国官场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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逯军同志说过：“你是准备替党说话，还是准备替老百姓说话？”之后，官员的雷语接连不断，
指的是腐败？也对啊。
回复：【云游至此】
四川省委第一书记李井泉是大跃进的积极分子。毛的秘书、成都人田家英闻说成都郊区放了颗“亩产稻谷二万四千斤”的大卫星后，曾于一九五九年初率领一个工作组到那个公社去调查，弄清了真相：粮食亩产只有几百斤，上报时吹了牛，上级要征粮，公社将本应用作农民口粮的稻谷拿去凑数，公社食堂只有清汤稀饭给农民填肚子。一九五九年七月庐山会议前，从武汉到九江的船上，田家英对李井泉说：“现在可是有的地方饿死了人。”李井泉却满不在乎地答道：“中国这么大，哪朝哪代没有人饿死！”,,３０,,　　　　　　如今，四川死了那么多人，李井泉应负全责。但他成功地用几个替罪羊顶了罪。譬如雅安地区死人太多，不处理不行了，李井泉放过地委第一书记何允夫，下令将荣县县委书记姚清逮捕，判刑八年，该县科、局长全部撤换；并逮捕了一百七十名公社社长、书记一级的干部。李井泉的老上级、一手提拔了李的邓小平一九六○年春到四川时，在全省县委书记会上说：“四川的工作，中央认为满意，是全国工作做得比较好的,,省,,。”同样饿死了成百万人的甘肃、河南、山东、安徽等省的第一书记都被撤了职，唯独饿死了八百万子民的李井泉是个例外，不仅安然无恙，而且当饿死人的灾难还在继续时，李井泉就官升一级，成了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掌管云、贵、川三省。这也算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奇迹罢！　　　　　　在一九六二年一月的中央工作会议,,即七千人大会,,上，四川省的工作部曾就饿死人的严重问题向李井泉发难，李不得不在四川组的小会上作检查。检讨通不过，邓小平两次到四川组去为他开脱：“该检讨的都检讨了，就是那么多问题。四川出的问题，中央也有责任。”邓下令停止追查李井泉个人的责任，说“会议再不能这样的继续开下去了”，李再次轻易地混过了关。,,３１,,四川饿死八百万人的事就成了一笔糊涂帐。　　　　
飘过！！！
回复：【卍卐】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的职务变动来源：&&日08:42编者按：近日，《党史博览》发表文章《邓小平一生中担任的职务概述》。文中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为中国人民所作出的卓越贡献以及“三落三起”的坎坷经历，虽然早已为世人所知，但他一生中究竟都担任了哪些职务，一些与邓小平有关的书籍却介绍得不甚详细。文章通过综合搜集到的史料，梳理了建国以来邓小平担任的各种职务，摘编如下。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13日，邓小平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10月19日，在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上，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2日，邓小平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日，邓小平任西南军区政委。日，中央人民政府任命邓小平为政务院副总理。邓小平从重庆到北京任副总理后，还曾兼任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后兼任政务院交通办公室主任和财政部部长。日，全国政协一届四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常务委员。日至10日，中共七届四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决定再次设立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第三次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这个职务（至1956年9月）。4月，邓小平接替饶漱石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至1956年11月）。9月28日，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2月25日，全国政协二届一次会议选举邓小平为常务委员。
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的职务变动来源：&&日08:421955年4月，邓小平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日至27日，在中共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随后在中共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日，在二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9月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小平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召开。会上对刘少奇、邓小平的“错误”进行了揭发和批判。此次会议后，刘少奇和邓小平实际上就退出了中央的领导工作。日，中南海的造反派到邓小平家“抄家”。至此，邓小平正式被打倒。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日，邓小平离开北京到江西省新建县，在拖拉机修造厂参加劳动。日，邓小平致信毛泽东，希望再为党和国家多做几年工作。8月14日，毛泽东批示肯定了邓小平的历史功绩。日，邓小平从江西回到北京。3月10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的党的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的决定》。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委员。12月22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和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邓小平任职的通知：邓小平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任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
｜｜引用｜
1954年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秘书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第一落：没有？？？？？？？？
不老实的人，不管受多少惩罚，还是不老实。
｜｜引用｜
觉醒：包产到户的鼻祖是邓子恢人气：9 回复：0 1961年毛泽东批包产到户：两年不到就有人会讨小老婆( 14:56:21) /blog7style/images/common/sg_trans.gif转载▼标签： 核心提示：毛泽东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翌年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你怎么动摇了！本文摘自：《党史文苑》2008年第23期，作者：何立波，原题：《“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邓子恢》　　邓子恢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曾任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他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最重要的贡献，是为解决“三农”问题在理论和实践上做出了探索。他是党内公认的农业和农村工作专家，被誉为“中国农村变革的先驱和开拓者”。他提出的土地“包产到户”思想，虽然受到了批判，但是却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声。2008年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在回顾中国农业农村改革的辉煌成就时，不能不提起邓子恢。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邓子恢坚持真理，不惜丢官　　1952年秋，党中央决定调中南局第二书记邓子恢新组建的担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来到北京后，毛泽东热情地拉着他的手风趣地说：子恢同志，调你来做农村统帅。邓子恢谦虚地摆摆手说：还是主席统帅，我们当助手。1953年1月，邓子恢正式到中央农村工作部工作。1954年9月，邓子恢担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一年，我国的农业合作社得到了很大的发展，到1955年1月，全国新办的合作社就达38万多个。在合作社的大发展中，不但有相当多的社是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强迫农民建立的，而且这些社建立后，在分配制度等方面也存在相当严重的不合理现象。加之1954年是全面实行粮食统购统销的第一年，全国多征了70亿斤粮食，部分地方在粮食征购中征了“过头粮”。这样一来，引起了一些农民的强烈不满，他们对党的农村政策产生怀疑，甚至用大量出卖或屠宰牧畜，砍伐树木，破坏生产等方式进行消极抵抗。　　1955年1月初，邓子恢分别向刘少奇、周恩来汇报了这些情况。他仍然坚持稳步发展的原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将群众情绪尽快稳定下来，在巩固中求发展。刘少奇、周恩来均表示同意。之后，邓子恢代中央起草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两个文件，日以中央文件发出。3月上旬，根据毛泽东的要求，邓子恢汇报了农村工作。当汇报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方针时，毛泽东说：“方针是‘三字经’，叫一曰停，二曰缩，三曰发。”他与邓子恢等人当场议定：浙江、河北两省收缩一些；华东、东北一般要停止发展，其他地区（主要是新区）再适当发展一些。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和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实际，3月22日，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了《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的通知》，强调春耕季节已到，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已发展到60万个，完成了预定的计划。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全力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　　1955年4月，毛泽东视察了南方。毛泽东亲自察看了地里庄稼的长势，听取了省里干部的汇报，对形势作出了新的估价和判断。4月2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了《关于加紧整顿粮食统销工作的指示》。这个文件下发后，从5月份开始，粮食销量果然大幅度下降，这更使毛泽东相信原来对农村粮食紧张情况的估计是言过其实了，形势并没有那么紧张。说农村缺粮，是“资产阶级借口粮食问题向我们进攻”。毛泽东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认为合作社不但不应停止发展，反而应该加快发展。　　5月5日，即邓子恢为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作总结的前一天，毛泽东约邓子恢谈话。毛泽东说：“不要重犯1953年大批解散合作社的错误，否则又要作检讨。”　　翌日，邓子恢在第三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的总结报告中，仍强调要坚持停止发展、全力巩固的方针。邓子恢对于农业合作化持谨慎态度，主张不要太着急。他认为，土改之后，农民才从地主那里获得土地，成为自己的财产，自然要求独立自主地经营发展。即使贫农有生产上的困难也不愿意把自己的私有权拱手相让。邓子恢认为，群众的觉悟水平达不到，干部的领导水平跟不上；必须从小私有者和小生产者的现状来考虑，不能急于求成；农业合作化速度发展过快，生产就下降等。而当时毛泽东的想法是先改变所有制再发展生产。　　7月11日，毛泽东又一次约见了邓子恢，参加约见的还有农村工作部的副部长陈伯达、廖鲁言、刘建勋和秘书长杜润生。毛泽东再次重申了自己对农业合作化的见解和主张，并严厉批评了邓子恢等人。毛泽东对邓子恢坚持己见甚为生气，对中共中央秘书长邓小平说：“邓老的思想很顽固，得用大炮轰！”　　7月31日至8月1日，中央召集省市委书记会议。毛泽东做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报告一开头，就对邓子恢等人的所谓“右倾错误”作了严厉批评，说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像一个小脚女人，东摇西摆地在那里走路”，前怕狼，后怕虎，“数不清的清规戒律”。对这之前的争论，因邓子恢在会上做了检讨，并提到今冬明春105万个合作社的发展计划。毛泽东在8月1日会议结束时说：“和子恢同志的争论已经解决了。”　　8月3日，毛泽东再次找邓子恢谈话，双方又为合作社的发展指标问题发生了争辩。毛泽东提出合作化速度可以再快一点，100万个再添30万个合作。邓子恢说回去考虑考虑。当晚，邓子恢再去见毛泽东，说干部与群众思想都准备不够，应该巩固一批发展一批。毛泽东听了很不高兴，不以为然地说：百万就行，多30万就不行？毛泽东认为，邓子恢说的那些根本不是理由，是把战术问题和战略问题混淆了，因此认为是路线问题。　　农村工作部有同志得知邓子恢为了30万个社和毛泽东有不同意见，感到非常吃惊。好心的同志劝他不必为几十万个合作社去冒风险同毛主席争论。邓子恢坦然地说：不是几十万个合作社的问题，要紧的是他认为办社条件都是不必要的。“建社容易，巩固难。中央政治局集体定下来了，那些办社的必要条件，怎能不实事求是地说清楚呢！”　　8月26日，毛泽东作出批示，停止邓子恢和中央农村工作部指导全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工作。在10月初召开的中共七届六中全会上，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邓子恢、副部长廖鲁言、中央农村工作部秘书长杜润生被迫分别做出检讨。在会议的最后一天，毛泽东对会议讨论作总结。他把这次会议称作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是否完全正确的“一场很大的辩论”，批评邓子恢的“右倾”错误。此后一年内，中国农村就基本全面实现了“合作化”。　　在身处困境的情况下，邓子恢仍悉心关注农民问题，关注党的农村工作，关注农业和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直抒己见。　　尊重农村实际情况，主张“包产到户”　　早在1953年，邓子恢从各地农业社的实践中，认识道合作社中发生的窝工浪费和对农活的无人负责状态，是一种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不能显示出集体经济的优越性。1958年上半年，“大跃进”的狂飙席卷全国。夏季，人民公社化运动又一轰而起。随着两个运动的发展，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泛滥。当时，邓子恢因病休养，但他仍以焦虑的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　　1958年9月，邓子恢等人到“向共产主义过渡”的试点县河北徐水县参观。邓子恢看后指出：“徐水县是浮夸风、‘共产风’的典型。”1960年11月，邓子恢去南方，路过郑州。河南省委第二书记吴芝圃来看他，汇报了河南的工作失误和信阳饿死人的事件，并作了自我批评。邓子恢后来说：“饿死人的事不光河南，其他省也有，程度不同而已。浮夸风害死人，没有打那么多粮食，硬说有那么多。按高指标上缴，不留余地，又不准社员有自留地，还不出问题？”　　由于农村的困难日益严重，1960年9月，刘少奇委托邓子恢带领工作组到农村调查，掌握情况供中央参考。邓子恢在山西、河北、江苏农村调查的基础上，写出了《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在这个条例中，邓子恢主张维持当时人民公社体制、实行三级所有、以生产大队为基础。12月25日，《农村人民公社内务条例（草稿）》由中央农村工作部上报党中央，成为《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六十条）的前身。　　1961年3月，党中央在广州召开工作会议，讨论和制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邓子恢赶到广州参加会议。毛泽东在会上表扬了邓子恢：“在农村许多问题上，邓子恢同志是正确的，我和他的争论从此结束。”邓子恢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1961年春，他又到广东、福建作调查，向中央报告了有些地方要求把生产队变为基本核算单位，并指出这能克服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对生产力将是一个大解放。　　邓子恢的这些意见得到毛泽东的赞扬。中央对邓子恢这份报告很重视，采纳了邓子恢提出的把农村人民公社基本核算单位由大队下放到生产队的建议，并加上按语，批转到全国各地、县、社三级参考。尽管人民公社实行了以生产队为基础的基本核算单位，但是仍是“小呼隆”、“小锅饭”，许多农民对于办好集体经济没有信心。邓子恢认为，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只解决了生产队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但还没有解决社员之间的平均主义问题，他曾多次与人谈过这个看法。1962年，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在农村推行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很见成效。邓子恢家里的管理员刘志龙是安徽省全椒县人，有一次，他的亲戚到邓子恢家玩，邓子恢顺便了解他家乡的情况。他向邓子恢说了家乡搞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的情况和好处。邓子恢听后认为是调动群众生产积极性的好办法。　　1962年5月，邓子恢派中央农村工作部副部长王观澜带领工作组到安徽省当涂县作调查。王观澜调查后，认为这个办法很好，给邓子恢来信说：“我宁肯犯错误，也要说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好。群众的干劲可大了，晚上带着灯干活……”　　邓子恢向刘少奇作了汇报，刘少奇说可以试行。随后，邓子恢先后在总后勤部、高级党校等处作了五场报告，全面阐述合作化的优越性，并着重指出要想把农业搞上去，必须发展生产力，而发展生产力的最好办法，是搞好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　　1961年4月，邓子恢到农民自发搞三包到组（作业组）和三包到户的桂林龙胜进行调查研究。在汇报座谈会上，邓子恢说：“解决包产到户的问题，要从有利于生产出发，要实事求是，可以包产到组，小村、独户的可以包产到户。”“目前无效劳动的事例很多，农业减产，人民生活水平下降，群众要求解决经营管理中的问题，要求包产到户，是可以理解的。不能说是单干，实际上也不是单干。”邓子恢将广西龙胜“包产到户”、安徽“责任田”和湖南“田间管理包产到户责任制”等经验，向中央书记处作了汇报。刘少奇、陈云表示赞成。邓小平说：“在农民生活困难的地区，可以采取各种办法。不管它黑猫白猫，抓住耗子就是好猫。”　　邓子恢认为包产到户是符合农村实际情况的，应邀在总后勤部、解放军政治学院、中央党校等几个单位做报告，大力宣传和推崇，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是包产到户毕竟是一个有争议的新问题，中央领导人当时认识也不统一。夫人陈兰对邓子恢应邀到处讲话，大讲包产到户感到不安，曾多次劝他少讲些，提醒他要慎重些。但是邓子恢却不以为然，说：“怕什么！实事求是嘛！我讲的都是事实，站得住的，你们不必担心。”　　7月17日，邓子恢应邀向毛泽东汇报《关于当前农村人民公社若干政策问题的意见》以及符离集《关于“责任田”问题的汇报》。邓子恢讲了自己对“责任田”的看法：“责任田”是一种联产计酬的责任制，适应农村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广大农民的需要，有强大生命力，广大农民不愿改变。在邓子恢一个半小时的汇报中，毛泽东只是倾听，没有讲一句话。直到邓子恢临走时才说了一句：“把你的汇报和符离集的报告送来，我要看看。”事后，毛泽东对董必武说：“邓子恢向我保荐责任田，我跟他谈了一个半钟头的话，我就受了一个半钟头的训。不是什么谈话，是受训。”　　7月下旬，邓子恢到北戴河参加中央工作会议。他在会前拜见了毛泽东，陈述了实行包产到户的好处。邓子恢说，包产到户不牵涉到所有制问题，是一种集体经济的管理形式，确实能增产，群众欢迎。毛泽东不同意他的看法，说包产到户搞了几千年，还要试验吗？如果实行包产到户，两年不到，翌年就会两极分化，就有人会讨小老婆。你怎么动摇了！波兰闹自由化，还不敢公开解散合作社。邓子恢强调说：包产到户不是解散合作社。　　1962年8月，中央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毛泽东把“责任田”、“包产到户”说成是“单干”，一下把问题提升到是无产阶级还是资产阶级、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高度。毛泽东批评邓子恢说：你这次搞包产到户，马克思主义飞走了。会议认为邓子恢关于建立农业生产责任制的主张是“支持农民闹单干”，并与国内阶级斗争相联系，把与他的争论上纲为“搞资本主义，还是搞社会主义”的高度。一些好心的同志悄悄劝邓子恢：会上不要硬顶了，适当做些自我批评。邓子恢表示：“对‘责任田’，我现在还是这样看。”邓子恢面对这些批评，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经过冷静思考之后，他在会上作了发言，再次重复了他在中央党校报告中的那些意见，并列举陶铸、王任重的龙胜调查材料，坚持认为在农业方面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可行的；只要保证集体所有制区别于单干的四条原则，这种责任制就不是单干。同时，他指出安徽的“责任田”大多数能搞好“五统一”，不应该不加分析地都说成是单干。在北戴河中心组会上，他当着毛泽东的面大胆直言：工业上可以搞责任制，为什么农业田间管理就不可以搞责任制？责任田根本不涉及所有制问题，不存在反对集体经济的问题。　　9月下旬，在北京举行的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上，邓子恢的观点被再度上升到阶级斗争和发展资本主义的高度，进一步受到了批判，说他“热衷于搞资本主义”，说他“训了毛主席两个钟头，想翻农业合作化的案”。会议指责他对形势的看法几乎是一片漆黑，对包产到户大力提倡。1962年10月，中央农村工作部被撤销，理由是：中央农村工作部十年来没有干一件好事。因主张包产到户，在1964年12月召开的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邓子恢被免去了国务院副总理的职务，改任国家计委副主任。　　邓子恢在“文革”期间曾几次对秘书刘蓬勃说：“政治挂帅不是万能的。中国农民是现实主义者，有了利益就有积极性，没有利益就没有积极性。中国总有一天要实行包产到户的。”当今的农村改革开放实践对此已作出了公正的评判。　　心系农民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一直是中国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关键问题。正确认识和对待农民，是党在农村工作的首要出发点。邓子恢认为，只有从本质上认识农民，正确对待农民，才能制定出正确的农村政策，才能使农民理解和接受党的政策，才能巩固工农联即的执政基础。邓子恢是党内公认的农业、农村专家。他熟悉农民，了解农民，与农民同呼吸共命运。他经常说，我们是吃“官饭”的，保险。而农民过去历史上吃的苦太多了，他们全靠种地吃饭。生产受一点损失就受不了，甚至连饭都吃不上。我们在制定政策时，必须严肃认真地考虑是否对生产有利，是否符合大多数农民的利益。　　为了群众的利益，邓子恢敢于提出自己的意见。他经常说：一事当前，不要首先考虑自己的“乌纱帽”，应该先考虑群众。没有群众，我们等于个零。他常为建国以后农民的生活提高不快而叹息。针对工农产品剪刀差额过大特别是贫困山区差距更大的状况，邓子恢主张提高粮价，贯彻等价交换的原则。一天，中央农村工作部几个干部和邓子恢闲谈，说道粮食统购统销价太低，派的任务又大，引起农民强烈不满和抵触。干部对农民进行强迫命令，造成政府与农民关系紧张。邓子恢听后激动地说：“这是变相剥夺农民，我要向主席和中央反映，把数量减少些，价格提高。”有的同志劝他说：“这是主席和陈云同志定的。现在对统购统销已经有了一股埋怨风，不要反映了，免得有人又说农村部只片面考虑农民一个方面。”邓子恢马上说：“只要规定的不合理，就是主席、中央定的也要提出。”事后不久，邓子恢果然向毛泽东提了。这个问题虽然有所解决，但程度都很有限。邓子恢还主张建立农业银行，对农业生产给予低息贷款，并建立农村保险事业。　　1961年4月，邓子恢带工作组去福建龙溪县做调查，在漳州与先期在闽西做过调查的张鼎丞相遇。张鼎丞劝他回家乡龙岩看看。在龙岩调查期间，邓子恢同大家亲切交谈，听取意见。龙岩群众对邓子恢非常敬仰，很多要求同他面谈，直接反映情况。来访者往往排成长队，他也尽量满足群众的要求，抽出时间接见老区群众，或者批转群众来信。　　回乡的20多天里，邓子恢亲眼看到了大跃进、瞎指挥和浮夸风给家乡农民带来的灾难。在邓子恢领导闽西农民最早开展暴动的后田村，当年的接头户陈东坑老人双手捧了一碗用糖精拌的蕉芋粉端到他面前说：“绍仔（邓子恢乳名绍箕），你难得回家，本应好好招待你，过去你来，我可以招待你吃白米饭，现在没有白米了，我没有什么招待你，这碗蕉芋粉是家里最好的东西，你吃了吧。”面对着这位曾为革命做出过贡献的白发苍苍的老人，邓子恢心里有着说不出的难过。正是这片土地，当年为革命捐献出了那么多鲜血和儿女，而革命给了他们什么呢？解放12年了，老区人民居然只能用蕉芋粉来招待客人。邓子恢把不顾自己身患严重的糖尿病，含着眼泪喝下了拌着糖精的蕉芋粉。在自己的出生地邓厝，邓子恢把从龙岩城买来的面条下进了几口大锅，招待来看望他的父老乡亲。几个老人对他说：“绍仔，面条我们吃了只是一顿饱，回去又怎么办？帮我们大家想想法子吧。”　　近40天的闽西农村调查，邓子恢将自己的所闻所见，所思所想，写成了《闽西农村调查报告》，提出公社食堂应全部停办、应允许社员开荒、粮食包产利多害少、山林问题等许多大胆的、建设性的意见。报告写成后，征求福建省委的意见。福建省委领导同志不同意邓子恢关于在农村搞包、定、奖生产责任制的一些观点和意见，双方存在分歧和争议。邓子恢表示：调查报告是调查情况的纪实，反映调查组的观点和意见，准备如实上报中央。省委有不同意见可以保留，也可另报中央。他认为，共产党员对组织不应该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经过调查了解了群众的经验，意见和呼声，就应该积极地如实向组织报告。至于报告对个人会有什么影响，那时次要的事情。　　5月13日，邓子恢将调查报告上报中央。毛泽东高度评价这个报告，11月23日以中共中央的名义批转全国。按说说：“邓子恢同志这个报告很好。认真调查研究，对具体问题作出具体分析，而不是抽象的主观主义的分析，这是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建议12月20日前，各省委第一书记带若干工作组，采取邓子恢同志的方法，下乡去，做10天左右的调查研究工作。”在修改《农村工作六十条》草案时，邓子恢的这些意见被全部采纳。　　邓子恢1965年在广西玉林和桂林搞“四清”时，已是年近70的老人。他除了搞“四清”外，白天经常到田间看看庄稼的长势情况。他怕白天耽误群众的农活，都是晚上开调查会。会上一面问，一面听，听着听着就和群众讨论起来。群众提出一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他都是铭记在心，认真考虑从政策上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会后，他总要看看农民吃的什么，缸里有多少米，床上的铺盖如何，猪长得怎样，吃的什么，才回到自己的住处。一次，他到一户群众家里去走访，看到家里的房子又小又黑，床板上铺着一张残破不堪的烂草席，没有蚊帐，天天喝稀饭。邓子恢的心情十分难过，他说：解放十多年了，还有社员生活如此困难，我们有责任啊。　　日，邓子恢在病房跌倒，造成颅底粉碎性骨折。两天之后，邓子恢病逝。1981年3月，中共中央为邓子恢在建国后受到的两次错误批判平反，恢复了名誉：“邓子恢是我党农民运动的卓越领导者，在农村工作方面有过巨大贡献。他和他主持的中央农村工作部，是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工作成绩是显著的。过去党内对他和农村工作部的批判、处理是错误的，应予平反，强加的一切不实之词，应予推倒，恢复名誉。”邓子恢关于农村体制和经济改革的主张，就是当前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先导。他将作为中国农村改革的先驱，连同他的历史功绩载入史册。《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邓子恢等同志提出了农业中要实行生产责任制的观点。这一切，在当时和以后都有重大的意义。”这是对邓子恢的公正和崇高的历史评价。　　杨尚昆在为《邓字恢文集》做序时最后这样的评价邓子恢：“云山苍苍，江水泱泱，先生之风，山高水长。”这16个字，概括了邓子恢一生的荣辱和功绩。○打赏TA共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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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了处长苦了科长？广东公车改革方案：正厅每月补16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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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9&&发表 http://tmisc./forum/images/2010/rbd.gif http://tmisc./forum/images/2010/lbbd.gif http://tmisc./forum/images/2010/jhbd.gif 广东公车改革方案获批：正厅级每月补贴1690元 日07:31来源：光明网 　　广东公车改革方案获批，省直机关下月底前完成改革 　　广东公车改革将于今年完成。近日，广东省纪委机关刊物《广东党风》刊发了广东公车改革的最新举措，披露的《广东省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下称方案)显示，今年6月底省直机关将率先完成公车改革，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于9月底前完成，各乡镇于年底前完成。 　　中央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补贴标准是司局级每人每月1300元，处级每人每月800元，科级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地方补贴标准不得高于上述标准的130%。 　　广东车改补贴标准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执行，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广东省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具体补贴标准为：正厅级1690元，副厅级1500元，正处级1000元，副处级800元，正科级600元，副科级450元，科员300元，科员以下250元。同一地市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不同地市最高补贴标准差距不得超过20%。 　　广东省监察厅原副厅长、第三届广东省监察学会会长谢谷粱说，目前的车补是通过对交通费进行测算，经过认真调研出来的，比较合理、可行，容易取得社会共识，各地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不折不扣地执行。 　　车补车补比预估的低？计算方法相对合理！ 　　在货币化公车改革模式中，车补额度无疑最受关注。根据方案，广东省直机关公车改革方案中的车补额度与之前大多专家预估的2000多元标准有出入，相对珠三角一些城市来说，是否偏低了点？ 　　对此，谢谷粱表示，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如工作的忙闲不均，外出的比例不同，路途的远近不等等，很难精确计算出每个人实际所需的动态的公务交通里程。目前采取的只是一个相对合理、便于操作的计算方法。 　　从方案也可看出，车补标准根据职位由高到低。此前，有人认为职务越高的官员出门公干并非越多，级别越低的普通干部不代表出门就越少，车补根据职位来一刀切是“益了处长苦了科长”。 　　谢谷粱认为，公车改革不等于发放交通补贴，之所以会有少数人对交通补贴的级差感到心里不平衡，主要是“车改”后，把暗补变为明补，容易刺激人们的神经。 　　以货币化改革来说，公车改革属职务消费改革，交通补贴是解决取消公车后公务活动所需的交通费用，并非生活福利补贴。 　　实际上，车改前往往是给领导干部配一台车，折旧费、养车费加上司机费用，每年要6万-8万元左右。而科员、办事员并不会与领导争车坐；车改后领导领取的交通补贴，只是原来费用的一小部分，而对于中层以下干部，本来用车机会就不多，“车改”后有一定数额的交通补贴，大多数人满意。 　　这样看来，公车改革是“变着法子”剥夺了领导干部的某些特权。 　　监督对特殊用车喷涂公车标识，举报有奖！ 　　在对特殊公务用车的保障问题上，方案提出，“允许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适当保留部分调研接待用车”，“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严格限制在一线执法执勤岗位”，“筹建跨部门行政综合执法执勤用车平台，并在两年内完成”。尤其是对公检法部门应该保留多少用车，可以说是这次车改“难啃的骨头”。在公车改革中，对这些特殊车辆该如何监管？ 　　谢谷粱表示，从工作实际出发，的确需要适当保留部分执法执勤用车。从过去“车改”的实践来看，严格控制保留用车的数量和加强管理监督，是必须关注的两项重点工作，就是为了防止有的人“车改”后“补贴照领，公车照坐”。 　　谢谷粱建议，对保留下来的执法执勤用车(公安、国安等部门需要执行特殊任务的除外)，统一喷涂明显的公车标识，以便于群众监督。同时，建立公务用车工作日记，车管部门和司机对每次出车的任务、人员、时间、地点一一登记，以利于内部监督，而每台公车也安装GPS记录仪，通过科技手段实时监控行车记录。 　　另外，规定节假日公车一律封存在指定的停车场，特殊情况需要用车必须经过批准并办理用车手续。同时，制定并严格执行违反公车使用规定的纪律追究和经济处罚办法，并鼓励群众监督，奖励有效举报，形成全社会监督的局面。 　　安置公车司机何去何从？可安排五条出路！ 　　随着货币化公车改革的推进，公车司机将何去何从？谢谷粱坦言，在公车改革中受冲击最大的是两类人，一是领导干部，二是单位司机。前者被触动的是面子，后者被触动的却是饭碗。 　　谢谷粱介绍，公车司机属于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勤人员，一般占行政编制的10%-15%。司机队伍中来自部队退伍兵、志愿兵的不少，而且是经过严格考察后选调进来的，一般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比较高。“车改”后大部分司机无车可开，需要转行或另谋出路。 　　根据试点经验，在坚持做好深入细致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对司机去向可以安排五条出路：一是本人具备条件的，鼓励其报考公务员或转任其他岗位；二是成立社会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机关出租车队，安置一批司机；三是已到或接近退休年龄的，可按政策办理退休或提前退休；四是愿意退职后自谋职业的，按有关政策办理并提供帮助；五是对临时工、合同工按合约规定解除雇用关系。 　　目前，不少政府部门都有接送员工上下班的班车，公车改革后，这部分车辆的使用将会取消，让不少公务员颇有微词。谢谷粱建议，在“车改”中，有条件的单位要重视解决员工上下班路途较远的交通问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保留接送员工集体上下班的通勤车，或向公交公司租赁此项服务，所需费用由乘车人负担。 　　效率为省钱少出门？考核不合格得不偿失！ 　　取消公车后，外出办事改乘公交车或摩托车、自行车，会否降低工作效率？也有人担心，个人领取交通补贴后，可能会有人为了节约费用而少出门、不出门。 　　对此，谢谷粱认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车改”后干部普遍买不起小车，外出办事只好坐公交车或摩托车、自行车，效率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但对于珠三角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不少机关大院停放的私家车远超过原来公车数量。理论上来说，的确有为节省交通费减少出门办事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觉悟不会那么低。同时，交通补贴在使用中的刚性也很强，如上班、开会不能迟到、缺席，外出办事没有正当理由不能不去。如果有人为了“心疼交通费用”影响了工作，导致考核不合格，那就得不偿失了。 　　新快报记者黄琼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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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了处长苦了科长？广东公车改革方案：正厅每月补169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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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49&&发表 http://tmisc./forum/images/2010/rbd.gif http://tmisc./forum/images/2010/lbbd.gif http://tmisc./forum/images/2010/jhbd.gif 广东公车改革方案获批：正厅级每月补贴1690元 日07:31来源：光明网 　　广东公车改革方案获批，省直机关下月底前完成改革 　　广东公车改革将于今年完成。近日，广东省纪委机关刊物《广东党风》刊发了广东公车改革的最新举措，披露的《广东省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下称方案)显示，今年6月底省直机关将率先完成公车改革，各地级以上市、县(市、区)于9月底前完成，各乡镇于年底前完成。 　　中央规定，中央和国家机关车改补贴标准是司局级每人每月1300元，处级每人每月800元，科级及以下每人每月500元，地方补贴标准不得高于上述标准的130%。 　　广东车改补贴标准严格按照这个规定执行，记者了解到，今年4月，《广东省全面推进公务用车制度改革总体方案》已获国家发改委批准。具体补贴标准为：正厅级1690元，副厅级1500元，正处级1000元，副处级800元，正科级600元，副科级450元，科员300元，科员以下250元。同一地市实行统一的补贴标准；不同地市最高补贴标准差距不得超过20%。 　　广东省监察厅原副厅长、第三届广东省监察学会会长谢谷粱说，目前的车补是通过对交通费进行测算，经过认真调研出来的，比较合理、可行，容易取得社会共识，各地必须按照中央的精神不折不扣地执行。 　　车补车补比预估的低？计算方法相对合理！ 　　在货币化公车改革模式中，车补额度无疑最受关注。根据方案，广东省直机关公车改革方案中的车补额度与之前大多专家预估的2000多元标准有出入，相对珠三角一些城市来说，是否偏低了点？ 　　对此，谢谷粱表示，由于存在许多不确定因素，如工作的忙闲不均，外出的比例不同，路途的远近不等等，很难精确计算出每个人实际所需的动态的公务交通里程。目前采取的只是一个相对合理、便于操作的计算方法。 　　从方案也可看出，车补标准根据职位由高到低。此前，有人认为职务越高的官员出门公干并非越多，级别越低的普通干部不代表出门就越少，车补根据职位来一刀切是“益了处长苦了科长”。 　　谢谷粱认为，公车改革不等于发放交通补贴，之所以会有少数人对交通补贴的级差感到心里不平衡，主要是“车改”后，把暗补变为明补，容易刺激人们的神经。 　　以货币化改革来说，公车改革属职务消费改革，交通补贴是解决取消公车后公务活动所需的交通费用，并非生活福利补贴。 　　实际上，车改前往往是给领导干部配一台车，折旧费、养车费加上司机费用，每年要6万-8万元左右。而科员、办事员并不会与领导争车坐；车改后领导领取的交通补贴，只是原来费用的一小部分，而对于中层以下干部，本来用车机会就不多，“车改”后有一定数额的交通补贴，大多数人满意。 　　这样看来，公车改革是“变着法子”剥夺了领导干部的某些特权。 　　监督对特殊用车喷涂公车标识，举报有奖！ 　　在对特殊公务用车的保障问题上，方案提出，“允许省委、省人大、省政府、省政协机关适当保留部分调研接待用车”，“执法执勤用车配备严格限制在一线执法执勤岗位”，“筹建跨部门行政综合执法执勤用车平台，并在两年内完成”。尤其是对公检法部门应该保留多少用车，可以说是这次车改“难啃的骨头”。在公车改革中，对这些特殊车辆该如何监管？ 　　谢谷粱表示，从工作实际出发，的确需要适当保留部分执法执勤用车。从过去“车改”的实践来看，严格控制保留用车的数量和加强管理监督，是必须关注的两项重点工作，就是为了防止有的人“车改”后“补贴照领，公车照坐”。 　　谢谷粱建议，对保留下来的执法执勤用车(公安、国安等部门需要执行特殊任务的除外)，统一喷涂明显的公车标识，以便于群众监督。同时，建立公务用车工作日记，车管部门和司机对每次出车的任务、人员、时间、地点一一登记，以利于内部监督，而每台公车也安装GPS记录仪，通过科技手段实时监控行车记录。 　　另外，规定节假日公车一律封存在指定的停车场，特殊情况需要用车必须经过批准并办理用车手续。同时，制定并严格执行违反公车使用规定的纪律追究和经济处罚办法，并鼓励群众监督，奖励有效举报，形成全社会监督的局面。 　　安置公车司机何去何从？可安排五条出路！ 　　随着货币化公车改革的推进，公车司机将何去何从？谢谷粱坦言，在公车改革中受冲击最大的是两类人，一是领导干部，二是单位司机。前者被触动的是面子，后者被触动的却是饭碗。 　　谢谷粱介绍，公车司机属于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的工勤人员，一般占行政编制的10%-15%。司机队伍中来自部队退伍兵、志愿兵的不少，而且是经过严格考察后选调进来的，一般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都比较高。“车改”后大部分司机无车可开，需要转行或另谋出路。 　　根据试点经验，在坚持做好深入细致思想工作的基础上，对司机去向可以安排五条出路：一是本人具备条件的，鼓励其报考公务员或转任其他岗位；二是成立社会化运作、企业化管理的机关出租车队，安置一批司机；三是已到或接近退休年龄的，可按政策办理退休或提前退休；四是愿意退职后自谋职业的，按有关政策办理并提供帮助；五是对临时工、合同工按合约规定解除雇用关系。 　　目前，不少政府部门都有接送员工上下班的班车，公车改革后，这部分车辆的使用将会取消，让不少公务员颇有微词。谢谷粱建议，在“车改”中，有条件的单位要重视解决员工上下班路途较远的交通问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保留接送员工集体上下班的通勤车，或向公交公司租赁此项服务，所需费用由乘车人负担。 　　效率为省钱少出门？考核不合格得不偿失！ 　　取消公车后，外出办事改乘公交车或摩托车、自行车，会否降低工作效率？也有人担心，个人领取交通补贴后，可能会有人为了节约费用而少出门、不出门。 　　对此，谢谷粱认为，在经济欠发达地区，“车改”后干部普遍买不起小车，外出办事只好坐公交车或摩托车、自行车，效率可能会受到一定影响。 　　但对于珠三角等经济较发达地区，不少机关大院停放的私家车远超过原来公车数量。理论上来说，的确有为节省交通费减少出门办事的可能性，但他认为，大多数党员干部的觉悟不会那么低。同时，交通补贴在使用中的刚性也很强，如上班、开会不能迟到、缺席，外出办事没有正当理由不能不去。如果有人为了“心疼交通费用”影响了工作，导致考核不合格，那就得不偿失了。 　　新快报记者黄琼整理
[原创]李井泉后人的狡辩让两个事实清晰起来41770 次点击1 个回复 于
20:08:43 发布在 & 李井泉后人的狡辩透露出来两个事实：1. 四川大规模饿死人，是粮食被调去支援北京、天津、上海和其它大城市——四川人民从来就不欠谁（这话反过来该怎么说，我就不讲了），就不要天天让四川人民“感恩”了！2. 邓小平为李井泉辩护，说是集体的责任，不是李井泉一个人的责任。我认为，这是大实话。从这一点，我们可以问两个问题：一，集体的责任，李井泉难道不应该包括在其中？二，既然是集体的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的定义，对于犯罪的主体，尚有“集团犯罪”一说；那么，大规模饿死人，集体的“责任”应该如何追究？到现在为止，这个“集体”，有没有被追责？美国教授：不相信三年困难时期死亡上千万人的数字（转贴人：“共和国总胜利”）[/url]=[此贴已经被作者于
20:13:02 编辑过]
“事实是四川饥荒大爆发在先，中央强制调粮在后！”我无法背叛那个时代的农民——《麦苗青 菜花黄》作者（川籍作家）东夫访谈 (摘要)（2012.3）东夫：近年来，一些人发表文章为李井泉正名，他的儿女也发表文章为其父喊冤叫屈，说四川饿死人是中央强迫调粮造成的，李井泉无辜。权威报道还重弹李井泉顾全大局，四川为全国做出了贡献。这些说法不符合事实。和全国一样，四川死人最多的时候发生在1959底到1960年初的冬春之际。庐山会议后反右倾不顾一切继续大跃进，李井泉尤其积极，“先下手为强”的高征购登峰造极，农民的口粮所剩无几。这个时候，如果将剩下的一点粮食分给社员，让农民自己煮食，情况会大不一样。但李井泉贯彻毛泽东的旨意，提出“公共食堂是人民公社的心脏”，将所有生活资源集中到食堂，强迫农民到食堂吃饭。基层干部在反右倾的政治恐怖下，以极端残酷的手段禁止农民自己煮食。结果是公共食堂停伙或变相停火数月之久，又不准农民自己煮食，把农民逼上绝路。我根据掌握的史料判断，四川——也包括全国整个大饥荒中有百分之六十到七十的人是在个冬春饿死的。我将这个冬春称为“饥荒大爆发”。而在这个冬春，中央不仅没有强迫四川调粮，反而给了四川粮食。这里先弄明白：当时国家征购的粮食都放在各地仓库里，但地方只能保管不能动用，只有中央才有权调配。中央给四川粮食，只需给一个动用指标就行了。李井泉在文革的检讨中说：1959年冬他向主席汇报四川的灾情，主席“毫不迟疑”地给四川增加了20亿斤销售指标，但他只要了12亿斤。李大章在传达中央中央的这一决定时，又变成了10亿斤。即便如此，这10亿斤销售指标如果能及时发下去，情况会大不一样，我估计至少会少死两三百万人。但李井泉此时犯了致命的错误——没有把指标发下去。为什么？他后来解释了两个原因：一是“对粮食产量抱有乐观情绪”；二是各地区的领导表示能够克服困难，不需要救济，他“怕打击干部的情绪”，同时也产生了问题不严重的“错觉”。就这样，一直拖到1960年春（三四月间）才把新增的销售指标发下去。李井泉承认，“但是已经迟了，已经发生了严重的后果。”他还承认，这是他主观主义和死官僚主义的错误，如果及时向中央反映困难，中央是会同意四川少购多销粮食的。在死人累累、饿殍遍野的时候，给粮少要、给粮不要，这是什么“情绪”？是反右倾的政治恐怖情绪，当然也有政治投机的情绪。不仅是地委一级，后来温江地委向下发指标的时候，有的县（比如郫县）就表示不要。我在书中写到此有感而发：人不能不犯错误，但不能犯致命的错误。为官一任，就是在书写一方的历史。历史很无情，它不原谅任何犯致命错误的人。中央强行要四川调粮，是1960年6月以后的事，此时京、津、沪都危在旦夕，中央采取丢卒保车。有人列举李井泉抵制中央调粮的一些言行，证明李井泉调粮是迫于无奈。的确，周恩来、邓小平、李先念都向四川催过粮，李井泉和省委其他领导也都向中央叫过苦，申明过继续调粮的严重后果。但问题的关键在孰先孰后。事实是四川饥荒大爆发在先，中央强迫调粮在后。不弄清这个先后就弄不清真相，有意混淆这个先后就是鱼目混珠，歪曲事实。如果有资料证明是中央强迫调粮在先，李井泉有言在先，饥荒大爆发在后，那就证明我错了。否则，我坚持自己的判断。实际上，李井泉自己都讲明白了。“我这里也是小国务院”，是证明李井泉抵制中央调粮经常引用的话。然而我掌握的材料意思恰恰相反，李井泉讲这个话不是抵制中央调粮，而是拒绝中央给四川救济粮。当年的重庆团市委副书记于克书在一篇文章中写道，1961年他有一次在重庆潘家坪招待所陪李井泉打桥牌，进行中秘书给李井泉报告说，周总理打电话到成都，准备从黑龙江调粮食给四川救急。李井泉听了把牌一摔说：我们的困难我们自己解决，我们也是个小国务院嘛！于克书两次劝李井泉接受中央的救济粮，说下面在饿死人。李井泉说“你们不懂，不懂！”这件事对于克书刺激很大，以致匿名上书毛泽东反映四川大饥荒和李井泉的问题，被打成反党分子。可见历史不能凭道听途说写，要有根有据，否则一不小心就把事情搞反了。1959年初中央郑州会议后，中央有一系列纠左的动作，包括提出以生产小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分自留地、粮食分到户、可以私养生猪家禽等等，以致毛泽东党内通信反浮夸瞎指挥提倡讲真话，全国许多地方都不同程度的贯彻了，李井泉却统统加以抵制。如果四川这时候按中央的办了，如果庐山会议后四川不是把所有的生存资源集中到公共食堂，给农民留一线生机，即使按照中央的要求调粮，四川也根本死不了这么多人。人要饿死是很不容易的，中国农民生命力之顽强举世无双，只要给他们一点生存的自主权，他们就会创造生存的奇迹。温江地委农工部长申培林痛心疾首地给我讲：把粮食分给农民、允许农民自己开伙，每天一两米都饿不死人；落实省委规定的每天小称(一斤16两)六两米，一个人都饿不死！有人认为办公共食堂是饿死人的主要原因，我很同意这个观点。我甚至相信，如果不搞公共食堂，饿肿饿死会有，但到不了大饥荒的程度。而李井泉恰恰是办公共食堂的“首左”。其实，李井泉只要按中央指标调够粮食，四川的公共食堂当时即使名存实亡，中央也不会追究，李井泉的乌纱帽也丢不了。湖北王任重庐山会议后没有像李井泉搞这么左，毛泽东不是照样重用吗？李井泉的左，是自觉的左，全心全意的左，义无反顾的左。这个左的祸害，远比中央调粮大。当年李井泉不惜一切外调粮食，被誉为“风格高、顾全大局”。现在换了一个说法，说是四川人民为全国做出了贡献和牺牲。说好听点，这叫为尊者讳；说不好听，是强奸民意，是对罹难者的侮辱。四川人民什么时候委托你这样做了？你什么时候征求听取过四川人民的意见？他们的粮食是自觉自愿奉献出来还是被强行剥夺的？面对数以千万计的罹难者，在半过多世纪后已经真相大白的今天，无一点负罪之心谢罪之意，蝇营狗苟于私利私誉，良心何在？
回复：【无奈的人民】
觉醒：是我们应当记取的历史沉痛的教训。人气：8 回复：0 李井泉则一直未见有任何认错的表示。１９６１年，李井泉升任西南局第一书记。 & & 文革中，李井泉被斗得家破人亡：本人遭到造反派的绑架；夫人肖里在揪斗中头发全部被扯光，最后含冤自杀；儿子李明清因为反对中央文革，被北京航空学院的红卫兵殴打致死。实在是很惨。但是从文革至今，从未听到任何人说过李井泉的好话。参见东夫的《麦苗儿青菜花黄－川西大跃进纪实》）。 第二名安徽省安徽省委第一书记曾希圣： & & 官方公布的安徽死亡人数是２３７万，有人推算达８００万。曾希圣搞&大跃进&积极，后来搞&包产到户&也积极。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曾希圣没有受处分，反而于１９６２年兼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后来，曾希圣在安徽搞&包产到户&救人于水火，却为此受到批判。据说在一九六二年初的七千人大会后期，刘少奇主持批判曾希圣，曾希圣连个椅子都没得坐，自己端把椅子参加会议。刘少奇还扬言要把曾希圣批倒、撤职、枪毙。不因为搞&大跃进&饿死几百万人，而是为搞&包产到户&。 & & １９６５年，曾希圣调任西南局书记处书记。文革中安徽造反派将曾希圣从四川揪回安徽批斗时，曾希圣曾说：&我在一九六二年是刘少奇斗下来的。&老毛后来也证实：&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要开除曾希圣党藉&、&要置他于死地&。 & & 曾希圣死于文革中的１９６８年，至今安徽人对曾希圣仍是毁誉皆有，见徐恒足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和茆家升的《&曾希圣和\&&&&包产到户\&&&&&读后》。第三名河南省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 & & 吴芝圃先是河南省长，在&大跃进&开始后以&反右倾&为名，斗倒了当时的省委第一书记潘复生，自己当了省委第一书记，成为第一把手。见徐明的《吴芝圃与河南大跃进运动》一文。 & & 河南死人最厉害是信阳地区，河南全省死亡２００万人，信阳地区就占了１００万。为此，有１３万干部受到审查，９８３人被撤职，２７５人被判刑，其中县级以上干部５０人。但是，吴芝圃却得以从轻发落：１９６１年７月，中央任命刘建勋为河南省委第一书记，吴芝圃改任第二书记。１９６２年４月，吴芝圃调中南局任书记处书记。 他自己曾在检讨中说：&省委和我犯的错误严重得很，罪恶也很大。组织上无论如何严肃处理，我都没话讲的。处以极刑，我也应引颈受戮。&文革中吴芝圃遭揪斗，死于１９６７年。第四名山东省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 & & 有关山东的&大饥荒&，王兆军的《皱纹里的声音（之一）》中有如下描述：&大量的、大量的人被活活饿死！那时的山东，真可以说是饿殍遍野，尸横村巷。现任中国书法家协会主席的舒同先生，那时任山东省委书记。当他在济南修建毛、林、周、朱的豪华宾馆时，三分之一皮包骨头的农民正陆续走向坟墓。我的村子，黑墩屯，人口从五八年的一千五百多人降到不足一千人。死去了三分之一！这些死去的人，多是得了水肿和其他因饥饿而派生的疾病……我的妹妹也因为没有吃的，而活活饿死了。& １９６１年被撤销山东省委第一书记，保留山东省委书记处书记职务，下放到章丘县任县委第一书记，１９６３年调任陕西省委书记处书记。第五名甘肃省& & 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 & & 有关甘肃的&大跃进&和张仲良的劣行，见甘为民的《一人说谎，全省遭殃》。 & & 张仲良在&庐山会议&上驳斥彭德怀说：&你讲得不对！就以我们甘肃省为例，一九五七年之前，我们甘肃不产一吨钢铁，去年我们搞了五万吨！难道还不是大跃进？去年我们全省粮食也增产了百分之四十一我们破天荒不再从外省运进粮食！&事实上当时甘肃就有十几个县份严重缺粮，在饿死人。为此兰州军区出动大批军车从外省紧急运粮。 & & 据说，当中央开会时，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张德生曾对张仲良说：若甘肃缺粮，陕西愿支援一些。但张仲良却硬充胖子，反说若陕西缺粮，甘肃可支援他们。 后来甘肃全省饿死上百万人的惨剧震动了中央，中央派监察部部长钱瑛率检查团来到甘肃。１９６０年１２月张仲良被免职，汪峰任第一书记，张仲良改任第三书记。１９６５年８月，张仲良调任江苏省委书记处书记。文革中，江苏的两派群众组织都认为他在江苏没有犯什么的罪行，因此打算以他为&革命干部&的身份参加革命委员会。甘肃造反派闻讯，立即派人到江苏要将他揪回甘肃批斗，说&张仲良欠了我们甘肃人民一百三十万血债&。张仲良便没能进入革委会，换成了彭冲。 分享到& &1 [/url]
& & 窝吃窝拉，气味儿太浓，还是要走出去，敞开门，打开窗！
讽刺篇：官员为何敢说“国家规定是狗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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