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代的中国和欧洲基督教世界，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对商业经营者有严重的鄙夷态度？ - AF知识网
在古代的中国和欧洲基督教世界，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对商业经营者有严重的鄙夷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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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但也非常复杂，说说看几点想法，希望可以抛砖引玉：1）作为现代人，我们可能很难想象古代人为什么不那么高看商人这一职业，但这是我们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本身的意识形态所导致的。由于我们身处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我们很难通过想象来重新体验古代人的经济选择，但事实上，古代经济很可能是由完全不同于现代经济的基本经济原则所构成的。这个观点，现代人研究古代经济时不得不加以思考。题主提到的韦伯便是阐释了这种观点的人之一。而韦伯之所以要提出这个观点，和他《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的主旨分不开。韦伯此书的一大观念基础就是，西方资本主义本身具有独特的结构和精神内涵，这使得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在本质上不同与其他社会——不仅是中国、印度这样的东方社会，还包括古代地中海世界、中世纪欧洲这样的前资本主义西方社会：……在这种意义上，资本主义存在于所有的时代与文明之中……如中国、印度、巴比伦、埃及、古代地中海世界、中世纪……但是，长期以来，[在这些社会里]交易并不像在我们的社会里一样具有连续性，而是在本质上由一系列的个人活动所组成。但即便是大商人的经济活动也通过非常渐进的过程才获得了内在统一性（拥有了分支结构）……如今，西方不仅在独一无二的数量程度上发展出了资本主义，并且（伴随着这种量变）这种资本主义的种类、形式、趋向都是从来没有存在过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xxxiii-iv）韦伯所代表的观点在19世纪非常有影响力，因此继承了韦伯传统的史学家们在研究古代经济时通常会强调相似的观点：古代经济的模式、原则、规律是一副模样，而现代经济是完全另一幅模样。也就是说，我们分析现代经济时可能会运用一些基础的经济学原理，像是效用最大化啊、边际理论啊，但这些原理在古代经济里可能完全不适用。古代经济的原始性使得它在很大程度上跟现代经济有深刻的本质性的区别。这样的观点我们通常称之为“原始主义”学派。2）回到意识形态的问题。根据“原始主义”学派的解释，古代经济和现代经济最重要的区别便是理性、系统的逐利精神。古代经济存在经济交换，但仅限于家庭之间。同时，微观层面上经济交换的目的也并不是效用最大化，相反，交易的本质是基于社会关系的资源分配。什么意思呢？举个例子，我们从雅典人的碑刻上可以找到他们的按揭记录，但经济史学家注意到，他们永远只在需要消费的时候才抵押自己的财产，却从来不把自己的现金用来投资增殖。同样的，我们可以在罗马贵族的信件里找到他们交易地产的记录，但土地是贵族身份的象征，他们从来不会把土地用来作为投资的对象。简单的讲，古代人是逐利的，但利益永远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实现其他目的的手段。对于一个罗马贵族来说，即便朋友十分缺钱，他也不能在借钱给朋友的时候附加上利息，因为这不符合社会关系的范式。贵族们常常毫无节制地消费，但目的可能只是为了显示自己的身份。概括起来说，古代人很少从金钱本身中获得效用，或者说基于效用的经济分析很可能不适合于古代人。他们经济活动的本质可能仅仅是以金钱为载体的社会关系的互相反应，而非供应和需求这样的客观因素之间的均衡效应。讲了这么多，是为了揭示一个很重要的历史社会学结论：古代社会的市场经济不是独立的、客观的存在，古代的市场是依附于社会关系（政治、权力、身份）之下的。如果说现代经济具有独立的存在，具有其本身的运行原则，那么古代社会的市场经济是镶嵌在社会关系网之中的。韦伯一派学者认为，直到最近两个世纪，市场才慢慢地从（西方）社会中脱茧而出，成为了一个独立于政治生活之外的生活范畴。韦伯称古代人为“homo politicus”（政治人），称现代人为“homo oeconomicus”（经济人），意思便是古代人的行为都可以归结到政治和社会身份上的追求，而现代人的行为动机大多都是出于理性的逐利。3）如果我们接受韦伯这一前提，那么这个问题就有了一点初步的线索：商人之所以在古代社会地位不高，是因为商人这一身份本身就依附在政治等其他社会因素之下。在“投资”的概念尚不存在的古代社会，他们的活动具有强烈的工具性，不含有内在的价值。也就是说，一个粮商的价值在于把粮食从一个地点搬运到另外一个地点，除此之外，古人难以意识到商业行为创造的社会财富，更不要提投资行为的社会价值。不仅如此，当市场机制这个“无形的手”还不作为观念存在于古人的头脑之中的时候，商人赚取利润的投机行为常常被视为有悖道德。而且，尽管他们拥有金钱，金钱本身并不能让他们掌控社会资源。在这种条件下，商人和一个赚辛苦钱的苦力社会地位是相同的。至少在理念上，他们只是社会运作的工具。西塞罗在论述职业的时候，区别了两种类别。有的职业是“自由、高尚的“（liberalis），有的职业是“低下、肮脏的”（sordidus）：雇工的职业是不自由（illiberalis）而且肮脏的，因为他们依靠苦力，而不是技艺，来赚取报酬……同样肮脏的还有那些从商人手中买来物品，然后立即卖出的人…… （《论责任》：1.150）“不自由”，这便是古代社会商人的身份。在一个以地主为统治阶级的社会，即使大规模的交易也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因此商人活动的社会价值不受到承认。但在现代社会，我们可以认识到经济生活本身的独立性，承认经济行为本身的内在价值（比如赚钱和投资的价值）。因此，商人的地位在现代社会才发生了改变。4）需要承认的是，我的分析带有很大的局限性。首先，我的分析几乎是完全建立在对西方古代社会的经济研究之上的。由于我的知识所限，我尚不了解这个分析模型在何种程度上适用于中国古代的经济社会。第二，韦伯所启发的“原始主义”观点是否正确也是一个具有高度争议的话题。因此我在这里呈现出来的对古代社会的经济分析也仅仅是单方面的。第三，我并没有解释古代的“政治社会”是如何渐渐地变成现代的“经济社会”的，我也尚且无法回答。这一问题比起我们现在考虑的问题更加复杂，值得花上好几年的研究。我希望我的回答可以引出更多的见解。注：韦伯引文来自于Routledge版的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商人的投资迁徙活动破坏了传统王室和教会所依赖的自耕农经济这个简单，极端专制统治需要商人没地位。古代中国和古代基督教世界都属于极端专制统治，其特点就是皇帝或是教皇统治了知识，寒门出身的子弟只能通过学习知识这一渠道获取政治和经济地位。至于贵族，正如马基雅维利所说，设立新贵族和剥夺既有贵族头衔都是国王、教皇等权力者控制贵族的工具。通过对知识的控制、对贵族头衔的控制，统治者可以对上层阶级具有绝对统治权。商业的发达会导致寒门子弟或贵族子弟可以通过经商渠道获取经济地位，继而拥有政治地位，会危及皇帝或教皇对上层阶级的绝对统治。近代资本主义崛起就体现了这一过程，商业新贵们通过手头掌握的资源向皇权发起了致命一击。自此，极端专制统治的寿命已经走到了尽头。看了那么多回答，得票最多的肖同学貌似最为认真全面，其论点有一定道理，韦伯对于“政治人“和”经济人“的总结，也有一定的解释力。这个问题其实一直是困扰我的一个问题，现在在这里说上两句，实则我还没有专门对这个问题进行研究，只是有些思路而已，也望从另一个角度抛砖引玉。基督教在天主教发展阶段，对商业的限制主要应源于其对政治经济资源的把控，且西方固有的贵族传统与之结合对资源的把控力较大，平民往往依附于贵族生活，且没有类似中国科举制度这样相对公允的上升渠道。中国古代文明应与基督教发展阶段接近的隋唐相比对，平民的上升通道较为通畅，虽有贵族世袭等，但每个朝代更易都会有一轮重新洗牌，按说在资源把控上没有西方那么大的强度。因此，我设想大概于文明的特征有关，中国很早就确立了儒家的一套价值观，而儒家崇尚道义，轻利尔重义。如果我们好好审视一下诸子百家的纵横家一派，其对人性弱点的思考，对于人类社会模式的把握都是很精微的。那么商业按说对中国人来说也不是问题，没有发展起来可能与儒家道义为中心的世界观有关。儒家对于人的价值的崇尚并不强调财富，无论是“三立”还是修齐治平，都未涉及财富利益考量。或许是因为这样一种根本性的价值观加之科举制度对于人才的吸纳，才导致智识较高的精英阶层都将考科举做官作为人生理想（当然不止如此，修身立言对于他们也很有吸引力）。综上说述，我觉得或许古代中国没有产生商业文明也与此有关。当然，在这两种解释之上，最具根本性影响的还是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水平的限制。而今我们对待商业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态度受资本主义影响太大，因此立场和出发点本身往往容易从资本主义视角去审视和看待问题。当今世界市场经济主导型社会与中国古代先贤的思想是大相径庭的，这种资本主导型社会使得人的精神价值逐步失落。人类的欲望不断膨胀的同时也将自身陷入尴尬境地，你不得不沦为社会生产环节的一个组成部分，并为资本而做自己不愿做的工作，过甚的物欲限制了人性的发展。资本主义进入狂飙期的这两个世纪以来，所谓现代性使得人性的发展不进反退，在一套认为编制的政治正确背后，潜藏着过甚的欲望、内心的荒廖和道义的丧失。 梁漱溟先生把人类文明分为三个阶段：人与物，人与人（他者），人与自身。或许如先生所言华夏文明太过早熟，因此跳过了人与物的阶段。但我以为，或许古人有某种认知上的超越，他们或许隐约感到“现代性”两大特征：商业文明与科学技术本身的弊端，而采取较为保守的态度对待之。看看工业革命之后，科技进步导致的后果，殖民战争与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可说是空前的吧。而商业文明铸就的全球化，则是富国对穷国的裹挟，则近乎隐性的战争（掠夺）。现代性所带来的物质文明也加快了人类对地球资源的内耗，以及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就像是不久前的反对吃狗肉事件里的那些人，他们可以看到其他人对自己喜爱动物的残忍，却看不到人类自身对于整个生物界和自然界的残酷。我并不是要求人返回到茹毛饮血的时代，只是现代化的扩张，使得人类坠入彻头彻尾的自私，人与自然的和谐变成最廉价的口号。极具膨胀的人口，医疗继续的进步，物质生活的丰富，都给有限的资源带来巨大压力，而此时人们还沉醉于美国梦式生活的追求。或许那个理想主义倾向的时代精神运动所提资源导向型社会是一种可能的选择，但其条件有二，科学进步和全球化的统筹管理，似乎于现阶段不过类似于共产主义一样虚无。个人觉得简单的说就是并不依靠直接的劳动而获得了经济利益。。。在土地及领民为根基的封建社会当然不为人所容商人容易发财， 如果有钱+有权会很危险，所以要重农抑商吧，其实也许是统治者的担忧和害怕。因为各个阶级的人都被商人坑过，也包括掌握舆论权的公知。1.在生产力极不发达的时代，各国普遍重农轻商。2.商人重利轻别离对于集权社会来说，商人的财富聚集，容易改变底层“均质、易统治”的特点，带来统治的麻烦，所以必然受到大boss的打击。比如明清社会，商人容易买地，变成大地主。大地主总是有各种方法“不足额”缴税，最后容易造成朝廷税基变小。在生产力不发达的时代商人很多时候的确是会影响社会和谐的……比如，某地受灾，商人为利囤积粮食ok，你可以说，按照市场规律，会有外地商人往这运粮食的，粮价就会慢慢平下去这个逻辑没错，但大部分时候只适用于有铁路有飞机有轮船的现代在不发达的古代，运输的成本和足以抵消这边高粮价带来的利益。而且，比如陕北受灾了，即使真的有商人从岭南运来了粮食，也半年以后了百姓要不饿死了要不就起义了……简要地说最根本是生产力决定。古代生产力低下，决定了人口主要发展第一产业（农业）和第二产业（工业等），一切生产关系都要围绕这个进行。所以可以看到中国重农抑商，等级划分为士农工商（相当于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各自地位）。不管从另外的哪些角度分析，这个是最主要的，其他都是从这个衍生出来的。我觉得在首先一个要明确的概念是古代基督教不鼓励经商，古代中国有士农工商社会分类是不是真的代表商人在当时的社会地位很低下。很多时候传世文献的记载只能代表写作者自己的主观想法而非社会现实。对古代欧洲史了解比较肤浅不敢做武断的结论，但是就古代中国而言个人认为商人的地位并不低，起码不比工和农低。虽然单纯从统治角度来讲，商人肯定不如工人农民“受欢迎”，但是要国家的行政管理需要成本，官僚要年俸，暴力机关要军饷，这些需要通货来支持（虽然在经济不发达的古代经常拿粮食或实物替代，但是货币的各种优点仍然是各个王朝的第一选择）。但是没有商人，货币流通不起来等于废物，所以对于统治阶级商人和工农一样重要。而另一方面，虽然士人的地位在古代社会虽然超然，但是在魏晋家学衰败以及科举确立之后，士人的竞争越发激烈而且身份地位很难通过血缘关系得到传承，你有可能二十岁就中状元，但你儿子死活不是个读书的料，这也是宋朝人说富不过三代的由来。那么这个时候士大夫们就要找寻其他方法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财富，这个时候商人和士大夫们就有很好的切合点，两者的劳动方式相思都是脑力劳动，商人从事的职业风险和危险较高需要庇护和担保，士大夫们需要经济来源来应付各种开销，这就有很好的动力促进两个阶层间大规模的合作与流动，士大夫让子弟经商且不以为耻，成功商贾也常常鼓励后代读书考取功名，而到了明清两代甚至发展出了制度性的“捐官”。余英时先生在《近世中国宗教伦理与商业精神》对此有很好的论证。那么为什么古代文献著作中充斥大量对商人的批评和攻击呢？原因在于商人的劳动付出相对于工人和农民太过隐形，而回报又明显过高，这就导致商人们在道德上处于劣势地位。农民和工人这类生产者通常都不能理解商人在风险承担和信息收集上的付出，认为商人靠的隐瞒信息等卑劣手段来取得不义支持。这一点在现代社会也有体现，金融从业者尽管收入不见得高过IT人员，但是往往都作为分配不公的典型代表而受到批评。因为商业化意味着1专业化分工2人口迁移与聚集3富商的出现1和3意味着人们通过接近官僚体制来获取荣华富贵，将面临更高的机会成本，人们会将对体制的忠诚，转移到富商身上或变成对技术的热衷。2意味着对人们管制成本的上升。这都是权利中心所不愿意看到的。再加人类经历漫长的采集狩猎部落时期，对非人格化交易的厌恶已写入人性，对商业的抑制就是自然的了。基督教主张人人平等，而商人是让社会生产力分节的阶级，至于在中国，传统文化里商人都是小人的形象，为谋利不择手段。故而社会等级低中世纪的欧洲，有句话是这样的："德国是教皇的奶牛。"当时，基督教会对欧洲的控制力度是非常强的，甚至凌驾于王权之上。商业的发展会带来一批新贵族的产生，到时候就会要求教会在权力、地位和土地上分一杯羹了，甚至有可能联合世俗权力对抗阻碍商业发展的教会。为了保障自身的既得利益，基督教会反对商业的发展。而在古代中国，自给自足的经济形态使得很多人不会冒着也不需要冒着破产+妻离子散的风险去经商，再者，对于统治者来说，商业的发展容易带动一种更活泼、更自由的思潮产生，这与我们崇尚的三纲五常等儒家思想是背离的，不利于思想上对人民的统治。并且，由商业发展带来的人口流动也对统治造成了一定的困难。所以，古代中国会选择重农抑商。是因为农业比较重要相信现在观念也会是对那些不工作只炒股票炒基金炒外汇的人很鄙视的，这是什么心理呢，他们就是商人啊啊啊啊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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墩墩智囊【解局】舆论场转型，平台困局如何解？时间： 15:49:14&&作者：墩墩智囊&&来源：龙骧战略&&查看：5&&评论：0内容摘要：&&&& 关于话题#舆论场转型#，前两篇【解局】都有过不同程度的阐述，因笔者知识面和眼界的一些局限，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自信多少还是切中了不少要害，也引发了不少舆论共鸣，留言中许多网友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XL平台，作为迄今而止，舆论场最大的...&&&& 关于话题#舆论场转型#，前两篇【解局】都有过不同程度的阐述，因笔者知识面和眼界的一些局限，虽不能做到尽善尽美，但自信多少还是切中了不少要害，也引发了不少舆论共鸣，留言中许多网友都不约而同地提及了XL平台，作为迄今而止，舆论场最大的平台运营商，XL在其中有着怎样的角色定位和立场走向，自然而然成了公众的关注热点。
时下，微博热度持续下降已成为不争的事实，有评论认为，微博舆论场的骤然&遇冷&与网络意见领袖的日趋减少呈必然关联；也有评论认为，WX舆论场的强势崛起也是导致微博用户大量流失的重要原因。在笔者看来，这些原因固然不假，但确有将原因过于外延之嫌，今天用此文来谈谈平台在舆论场中的是是非非。
舆论场历来的&精英化&定位，让微博在新媒体发展之初，就轻松占据了大佬地位。09年，XL开通了这个有着里程碑意义的微博平台，并在发展之初，扶持了一批拥有专业领域权威、一定社会地位的精英人士，让他们在其中引领舆论主流，成为意见领袖。可以看到，XL的这一策略是符合当时的舆论场大背景的，我国社会舆论场的&精英化&倾向很明显，也就是说，受传统舆论场的话语权归属、社会精英的崇拜倾向等各种因素影响，公众在早期的舆论场发言中更愿意成为这些精英人士的拥护者和传播者，而微博特有的互动特点，使得这些曾被不少人认为是远在天边的&偶像&级人物，可以通过微博近距离的对话，这些传统媒体所没有的沟通特性，都让这个舆论场在很大程度上拉近了社会各阶层的对话距离和程度。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微博理所当然、且毫无悬念地占据了舆论场大佬的地位。
新媒体的舆论变革，让XL平台肆意驰骋舆论场的同时，埋下了现今困局的病根。当其他运营商还在纠结新媒体是个什么东东的时候，XL已在这块未开发之地迅速建起了楼宇，而这种无质量评估，无规划的粗犷性发展基调，使得XL在运营这个平台时始终沉浸于之初的舆论场繁荣景象，沾沾自喜不能自拔。舆论场的精英化运营并没有错，现在乃至今后也依然如此，因为公众总是对有着一些社会地位、特殊领域的精英人士充满天然的信任倾向性，但XL在选择支撑这个舆论场的精英人员方面却出现了不小的问题，或许是出于当时一些社会背景和综合因素限制，存在很大偏倚性。说得直白点，就是本该支撑这个舆论场的中流砥柱选&歪&了。现实中，有着左右之分，舆论中当然也有，原本存在一些政见上的观点分歧和某一事件上的不同认知，这些都很正常，但前提是屁股万万不能坐&歪&了，令人遗憾地是，XL选择的这些精英人士，似乎都在现实社会工作和生活中遭受过不能程度的打击和挫折，使得这部分意见领袖在微博中的言论充满了&戾气&和&主观倾向性&，加上正处于变革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社会矛盾加剧、贫富差距变大等各种因素，这些都让早期的意见领袖&言必反思&、&眦必中国&、&都是体制的错&的言论在微博舆论中获得了空前的认同和支持，由此也造成了曾经一度的&看一天网络，需要看十天新闻联播才能缓回来&的惊诧局面。而恰恰是这些让舆论场热度急骤飙升的非理性声音，却在无形中加剧了社会各阶层的撕裂，埋下了病根。
新媒体舆论场的&草根&属性正在显现。诚然，发展之初的舆论场话筒是这些被XL扶持起来的意见领袖的。但随着舆论场自身的逐渐净化和公众&就事论事&认知度的不断增强，草根属性正日益显现，公众逐渐认识到，这些所谓精英的言论或许依然有着天然信任感，但却不一定就是至理名言，这就好比一位在民族问题有着极高威望的权威并不适合在医疗卫生方面发表言论一样。公众也逐渐开始认识到，这些曾被奉为话语权威的人并不是每一样事情都能发表正确的观点；社会的发展也不需要这些充斥着&戾气&十足的偏激言论；&民主、自由&同样也不是他们口中说的那么美好和简单。当这些意识逐渐占据舆论主流，而XL作为平台运营方却对其视而不见，可以想象，微博热度的下降也就显得顺理成章了。
成也XL，败也XL。笔者观察到，XL在网上被不少用户称为&渣浪&，内中的民怨可见一斑。渣，这个词纯带贬义，对于XL的评价，笔者认为应从两方面看，应该说新媒体舆论场成发展至今，不论XL是否有抄袭脸书之嫌，其作为平台推动方和运营方，确实功不可没，可以说对于中国社会、政治等各方面所起的积极意义也是值得肯定的。但内中暴露的问题也是有目共睹的，或许是受利益的驱使，对于舆论大方向的把握显然出现了较大偏倚，与此同时，XL却没有做好与各方的&契合&，官方在不断约谈XL应当履行好对谣言、抹黑的管控；正义网民在指责XL无故删帖、屏蔽真相的传播；一些网络大V也在指责XL对自己不断禁言。有人说，XL是两边都得罪，两边都在骂，里外不是人，也挺可怜的，这或许不假，但其实深究细查背后的原因，却是XL自始至终对于舆论场现实意义的错误认知和错误定位。我们知道，舆论场作为现实社会管理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宗旨是通过百家争鸣的观点交锋来进一步服务于国家大局和社会管理，起着粘合官方和民间的桥梁作用，而XL从一开始就基于自身利益的驱使而使得整个微博舆论场误入与其宗旨相悖的走向，虽能红极一时，却犹如昙花一现，短暂罢了。
该如何走出困局？XL微博还能否焕发曾经的耀眼光芒？有不少人认为相信用户的大量流失、活跃指数的每况愈下都让微博正在逐渐退出历史舞台，再加上WX的迅速崛起，&微博将死&已成定局。笔者相信，这样的疑虑在XL的管理高层也同样存在，微博将死，这下结论难免为时过早，但目前微博舆论场确实面临着发展的&瓶颈&。这是难点，当然也是机遇，笔者相信若XL能突破此节点，&回春&并非竟然，XL并不乏宏观舆论运作的高手，这点在第一篇【解局】中已有提及，但确实太缺可以将微博舆论场&精雕细琢&的微观工程师了。在笔者看来，发展草根的话语平台或许是个不错的选择。高手在民间，这已是社会共识，也毋庸置疑，如何运用这个平台为草根提供更好的服务，这有助于激活这个来之不易的舆论平台，不独守于曾经那几根已腐朽不堪的树干，去开拓更多的新兴之树，谋求最大程度的舆论场共识，摒弃只求热点、不求导向的错误观点，做好官方与民间的纽带桥梁，用更为端正的舆论声音来服务于&国家利益&、&民族利益&。要知道民众可能都对这个国家存在着一些&抱怨&和&吐槽&，但心底的中国情怀却是如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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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地方政府为什么不怕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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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有公共事件形成，处理事件的地方政府的方法与方式几乎从来都是千篇一律的。即，第一封锁消息，第二威胁当事人，第三胁迫接受安排，无非是赔钱摆平了事，无论多大的事情，无论怎样恶劣的事故，最后经过这三个步骤都能够完好无损地给予解决。在这个过程中，舆论虽然也有，但是，几乎不起作什么作用。
什么叫舆论？一般认为，凡公众的意见或言论，形成了一定的影响规模都叫舆论。产生舆论的方式与方法基本上有两种。而这种舆论的形成，也是两个相反相成的过程。一是来源于群众自发，二是来源于公共权力有目的引导。在过去政府主导舆论的社会环境里，其实没有什么真正的舆论，只有政府的宣传。而真正的舆论就是那种来自于群众自发的公众意见与言论。这种公众言论才是真正的舆论，因为只有这种社会舆论反映人心的向背，影响着人们的行动和局势的发展，在造成或转移社会风气方面具有不可估量的影响。
在用宣传手段控制一切舆论的年代，其实并不存在什么真正的舆论。受到愚弄的人民与被封锁了真相的民众有时也会有一种言论，但是，这是在信息缺失的情况下产生的谬论，希特勒纳粹时封锁消息，挑动民众情绪的宣传与控制就是这种所谓的政府主导的舆论。其后果是非常严重的。
中国产生群众自发性的舆论是在有了互联网之后，因为有了这个平台，一个个人的单个意见，才开始因为有了这个开放的公共平台而得以形成舆论。由于互联网天然的开放性、多元化的特点，在传统媒体受到严格控制的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不约而同地涌向互联网这个平台是再自然而然不过的事情了。网络围观已经成了中国当代的一大景观。网络围观现象其实就是网络舆论。网络舆论虽然也可以控制，但是，由于其无限大的空间、开放的特性以及个人私人言论的公共性，决定了网络舆论仍然具有自发性特点。
网络舆论虽然常常声势浩大，但是，其实起不到什么作用。开始一些地方政府还面对网络的浩大声势有点惊异失措，但是久而久之就开始无视其存在了。因为，网络民怨沸腾，也奈何不了他们怎样。一是因为，地方政府官员的权力不是选民给的，听一听算是开明的，听而不闻，视而不见是普遍的。因为，你们即使怨气冲天，也不能奈我何。二是，垂直的权力系统，只要上头满意，位子就高枕无忧，即使有时实在难以支撑，只要策略性地换个地方，或者隐匿一段时间，又可以再出江湖，重新出山为官，甚至还连升三级。三是，舆论工具基本上操控在自己手中，即使有跨地区报道，也可以通过官僚系统给予摆平。四是，暴力工具也掌握在自己手中，装备越来越精良，武器越来越先进。人数越来越多，维稳经费支出越来越充足，警察不够还可以有协警，协警不够，还可以有保安。如果这些都不够，还有武装警察与正规军。软的硬的都在手，心里自然不用惊慌失措。
这种情况事实上也得到了那些地方政府的一把手们的充分证实。比如最近新华网转载的《半月谈》杂志发表的一篇文章——《》一文中，如此描述那些因贪污受贿而落马的县委书记：“一把手绝对真理、二把手相对真理、三把手服从真理、其他把手没有真理，这一坊间流传的段子，戏谑中展现了一些地方官场的真实生态。接受采访的落马一把手们坦言，以前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内，他们的话都是‘绝对真理’。在位时，我做的决定，99.99%都不会有人反对，我反对的，其他人也不敢赞成。”四川省西部某县原县委书记回忆说，在当了6年县委书记后，几乎所有的下级都是他提拔的，都对他感恩戴德，他每次民主测评都是满票，说什么就是什么，绝对没有半个反对的声音。“到后来都不需要说了，我使一个眼色下面的人就知道该怎么办”。
“我认为当官最重要的就是下级服从上级，跟上级关系不好，干得再好也是白干。”四川省某县原县委书记谈教训时说，除了上级之外，谁也不能左右自己的想法，老百姓的意见，听听就行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受到控制的媒体的舆论一律也是自然而然的。
去年有地方大员面对官方媒体记者的询问，当场恼羞成怒，当即夺走了年轻女记者的录音笔，然后追问她是不是喉舌。也有的面对媒体记者小心翼翼地问，你们要我替党说话还是替群众说话。说实在的这种官员虽然笨了点，但是，还算是有点良心的。自然是要遭受淘汰的。后来真的很快就被免了职。这种事情常常可以做，但是天机不可泄露，这事是不能够明说的。
马克思的女儿燕妮问历史学家维特克：“您能用最简明的语言，把人类历史浓缩在一本小册子里吗？”维特克说：“不必，只要四句德国谚语就够了。1.上帝让谁灭亡，总是先让他膨胀。2.时间是筛子，最终会淘去一切沉渣。3.蜜蜂盗花，结果却使花开茂盛。4.暗透了，更能看得见星光。”上帝让谁灭亡，一定先让他疯狂地独裁，恶性膨胀，这是对那些一贯无视舆论的权贵们最好的警告，可惜许多人只有在倒台之后才会体会到这里的深刻意义。
所以中国的地方政府不怕舆论是有充分根据的。那么在什么情况下才会怕舆论呢？第一，真正的舆论就是真正来自于群众的自发的声音，新闻自由独立地监督政府的权力。第二，群众开始变成了选民，能够有自己手中的选票将胡作非为的官员选下来，将有才有德有能的官员选上去，也即习近平副主席所说的“权为民所赋”的时候。第三，是非曲折，有司法的独立审判以及舆论的监督。这个时候才有真正的舆论，而且地方政府才会害怕来自民众的声音。
2011年1月26日星期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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