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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线和工作方法。改革开放以来，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确实有许多人依靠合法的诚实劳动而富起来。但在私有化、市场化进程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依靠贪污腐化、化公为私、坑蒙拐骗、投机钻营，甚至是违法犯罪富起来，人民群众对这些现象可谓深恶痛绝。解决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善于组织群众，展开群防群线和工作方法。 改革开放以来，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确实有许多人依靠合法的诚实劳动而富起来。但在私有化、市场化进程中，也有一部分人是依靠贪污腐化、化公为私、坑蒙拐骗、投机钻营，甚至是违法犯罪富起来，人民群众对这些现象可谓深恶痛绝。解决诸如此类的社会问题，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走群众路线，一切从群众利益出发，充分相信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善于组织群众，展开群防群治，才能取得良好的社会效果，这就是新形势下最高形式地坚持党领导下的群众路线，也是对坚持群众路线的最好诠释和体现。在发动群众的过程中，对于涌现出来的优秀分子，通过民主形式和民主程序，让他们直接进入各级权力机关，进而不断增加各级权力机关群众的话语权。这也是权衡各种利弊，在不影响全盘和大局稳定的情况下充分体现群众路线的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方案，是一条新形势下解决各类社会问题的最好、最快、最省力的途径。我们相信广大群众是有是非判断力的，在红色文化的热潮中涌现出一批相当优秀的分子，他们忠诚党的事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只要将他们推举到党的核心领导位置，就能发挥联系群众、监督党员干部的巨大作用，强化对贪污腐败和黄赌毒黑等社会丑恶现象的监督、防范和打击，净化社会环境和社会空气。 红色文化一方面可以发挥巨大的思想教化作用、行为规范作用、政治导向作用，提升广大社会成员和干部群众以及企业经营者的思想境界、道德品质，指导人们的行为规范和社会生活，加快政府职能转变，推动民生改善；另一方面，又可以促进人际关系和谐，提高群众的思想觉悟，增强人民群众与各种违法犯罪行为和不道德行为进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提高人民群众的正义感、警惕性，构建群防群治，打击违法犯罪的综合治理机制。同时，红色文化还可以激发人民群众参与社会管理和国家建设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社会发展、民族振兴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群众基础，形成推动社会发展进步的巨大杠杆。 第七，红色文化有利于形成反映不同群体和阶层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和心声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矛盾调处机制，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有效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智慧和活力。 改革开放要健康推进，就要更加注重质量与速度的均衡，尽可能降低发展的代价，减少发展中的问题，逐步实现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全面协调发展。 建设和谐、公正、充满活力的社会，就要建立能够反映不同群体和阶层人民群众利益诉求和心声的利益表达机制、利益协调机制和利益调处机制。在当今社会思想空前活跃，人们思想意识日趋多样化的情况下，要凝聚人心，统一思想，实现社会的稳定、有序、和谐，必须确立和巩固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主流地位。 红色文化张扬了革命理想信念、革命热情、奋斗精神，唱响了主旋律，是健康文化、先进文化的代表，被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被普遍接受和认可。红色文化既是符合社会发展潮流和发展规律，反映和符合最广大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也是最广大人民群众最易于接受和掌握的。劳动和知识是财富的真正源泉。红色文化本身就是人民群众智慧和创造的结果，它能够形成潮流，也有赖于人民群众的认可和推动。红色文化形成和发展的实践表明，变革和创新来自于群众，工农大众中潜藏着不尽的宝藏和无穷的智慧，也潜藏着大批的人才和能工巧匠，只要加以正确引导，就能释放出创新、进取的巨大能量。然而，有些地方政府和官员对人民群众自发地唱红歌等红色文化兴起的现象，不但不支持，而且表现出某种程度的恐慌，甚至打压，真实原因何在？他们说唱红歌就是表达对现实的不满。甚至大惊小怪地称之为“时光倒流，文革重演”等等。那么，请问，人民群众为什么会对你不满？是地方政府工作做的不好，还是某些官员贪污受贿，害怕人民揭穿和监督？还是老百姓都是刁民？不要说红色文化本身就是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信任、渴望和期盼，就是人民群众对于改革开放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失误，有怨气、有不满，也应当从根源上积极解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还要通过一定形式让人民群众把这些情绪表达和倾诉出来，建立不同形式的人民利益表达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 当代红色文化的兴起迎合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情感期盼和灵魂托付，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政治信念和利益诉求，不仅能够有效化解人民内部矛盾，而且能够有效激发人民群众中蕴藏的无穷智慧和活力，是社会和谐稳定的减压阀、安全阀、缓冲器、润滑剂。2.阐述井冈山精神的内涵及其现实意义。答： 井冈山精神的内涵是非常丰富的,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其中最主要的是:坚定的理想,不渝的信念;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坚持党的领导,注重思想建设;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一)坚定的理想,不渝的信念。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是井冈山精神的灵魂,是共产党人的力量源泉和精神支柱。邓小平同志说：“根据我长期从事政治和军事活动的经验,我认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于1927年。当时,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背叛了孙中山决定的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勾结了帝国主义,悍然发动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当时的中国共产党还处在幼年时期,同时又处在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的领导下,致使轰轰烈烈的革命在强大敌人的突然袭击下遇到惨重失败。数以万计的共产党员、数以百万计的革命群众惨遭杀害,许多地方的党组织被打散了,不少党员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有的人叛变了,有的人颓唐了,有的人掉队了,有的人丧失了信心,已经发展到六万党员的党只剩下一万多党员,原来蓬勃发展的各地工会和农民协会,被查禁或解散,到处是腥风血雨,白色恐怖笼罩全国。在这严峻的生死考验面前,在革命前途仿佛已经十分暗淡的艰难时刻,中国共产党人凭着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义无反顾地举起革命的大旗,进行武装反抗。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并没有被吓倒、被征服、被杀绝。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党领导的南昌“八一”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接着,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相继爆发。当毛泽东同志率领秋收起义部队于9月29日到达永新三湾时,部队人数已从五千减至不足一千,经过改编由原来的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10月7日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茅坪,开始了创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斗争。日,朱德、陈毅率领南昌起义的余部和湘南起义的农军在宁冈会师,正式成立工农革命军第四军。12月10日,彭德怀率领平江起义后组建的红军主力到达井冈山,与红四军会合,壮大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力量。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和发展震惊了国民党反动派,蒋介石调集湘赣两省的军队对井冈山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会剿”。在频繁而又残酷的军事斗争中,在极端困难的物资条件下,“边界的红旗始终不倒”,靠的是什么呢?靠的就是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革命信念。1928年12月遂川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文件《共产主义须知》明确提出,共产主义者就当“不畏难,不怕死,为主义而牺牲”。在井冈山行洲村,至今保存着当年红军写下的标语,其中就有“实现共产主义!”红军指战员在颈脖子上都系有红带子,取名“牺牲带”，表明为崇高的理想而献身的决心。在井冈山斗争中,仅有名有姓的烈士就达1.5万人，当时的莲花县委书记刘仁堪被捕后,面对敌人剖腹剜心的酷刑,仍然视死如归。在被押往刑场的路上,敌人割下了他的舌头,他就用脚趾蘸着自己身上淌下的鲜血写下了“共产党万岁”!“革命成功万岁”十一个大字,最后壮烈牺牲。在小井红军医院旧址,掩埋着130多个红军重伤员的忠骨,可至今知道名字的只有十多个。在井冈山博物馆珍藏的近二千件革命文物,遍布五百里井冈的革命旧址、旧居,铭刻着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是教育和激励后来人继承先辈遗志,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生动教材。坚定的理想和信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建立在对社会发展规律和共产主义事业必胜的深刻理解的科学基础之上。当秋收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的时候,就有人提出红旗能打多久的问题,毛泽东同志引用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话,向战士们解释说,别看现在全国都是蒋介石的统治,由于他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一定会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终久会失败;别小看我们不到一千人,我们是工农革命,代表全国人民的利益,正义的事业一定会胜利。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立不久,特别是“三月失败”和“八月失败”之后,当时党的一部分同志被暂时的挫折所迷惑,对革命前途悲观失望,对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表示怀疑,再次提出&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问。为了进一步坚定广大党员和广大军民坚持农村根据地的斗争,把井冈山红色政权的旗帜打下去的决心和信心,毛泽东同志主持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二次代表大会解决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作出《中国共产党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决议案》(《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是其中一部分》,解决了人们的革命信念问题。在毛泽东同志所写的《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三篇著作中,深刻分析了一国之内,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小块红色政权发生和存在的原因,并指出:&我们看事情必须要看到它的实质,而把它的现象只看作入门的向导,一进了门就要抓住它的实质,这才是可靠的科学的分析方法。“通过现象抓住本质的科学分析,使毛泽东同志在革命正处于低潮的极端困难情况下,充满信心地预言,中国革命的高潮就要到来,”它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见梳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中国革命的发展的历程已充分证明毛泽东同志预言的正确性。今天弘扬井冈山精神,就要坚定共产主义的理想和信念。l985年9月23日,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加强精神文明建设时,回顾党的历史,强调指出:“我们党无论怎样弱小,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一直有强大的战斗力,因为我们有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有了共同的理想,也就有了铁的纪律。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这都是我们的真正优势。”他还说:“现在中国提出‘四有’: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其中我们最强调的,是有理想”。1989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视察井冈山时也强调指出:“井冈山革命的星星之火所以能燃遍全国,走向胜利,就在于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始终不渝的信念,我们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强国,也必须具有这种理想和信念,这就需要学习井冈山的光荣革命传统。”这两代领导人的这些论述是非常深刻、非常切合实际的。如果说井冈山斗争时期,是由于全体军民树立了坚定不移的革命理想和信念,才使星火燎原,从而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那么,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我们只有树立坚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信念,才能把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搞好。当前,我们正处于世纪之交。在20世纪兴起,并在世界范围内得到蓬勃发展的社会主义,却于80年代末、90年代初遭到严重挫折。国际敌对势力弹冠相庆,大肆鼓噪共产主义的“大失败”,有人还预言20世纪内社会主义将进历史博物馆。社会主义运动的低潮使井冈山斗争时期“红旗到底能打多久”的疑问又被重新提到了人们的面前。对此,邓小平同志斩钉截铁地说:“我坚信,世界上赞成马克思主义的人会多起来,因为马克思主义是科学。”(二)实事求是,开拓创新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开拓创新,走自己的路,这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井冈山精神最本质、最重要的内涵。邓小平向志指出:“中国革命为什么能取得胜利?就是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独立思考,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中国的具体情况相结合,找到了适合中国情况的革命道路、形式和方法。”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井冈山道路,就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对中国革命性质的深刻分析,依据对中国国情的透彻了解,坚持理论和实践相结合,主观和客观相统一的基本原则,遵循“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开辟出来的中国革命唯一正确的道路。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这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严峻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中国革命就不能重新发展。在革命的紧要关头,陈独秀代表右倾投降主义提出了所谓的“二次革命论”,实质上是取消革命。同时,党的“八七”会议虽然解决了武装斗争问题,但武装斗争应采取什么形式,中国革命应走什么样的道路等问题均未得到解决。在会议期间及其之后,党内注意纠正了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却忽视了另外一个新的倾向,这就是“左”倾盲动。大革命失败后,党内一部分同志,出于对国民党叛变和陈独秀右倾投降错误的革命义愤,滋长了一种急躁情绪,他们想一下子改变这种状况,迅速夺取中国革命的胜利。他们不了解中国的国情,错误地分析了大革命失败后中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性质,认不清当时的革命形势,不懂得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机械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模仿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故而发动了以城市工人为中心的多次武装起义,并错误认为:“暴动的城市能成为自发的农民暴动的中心和指导者。”这些起义,由于违背了中国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未寻找到革命的正确道路而失败。
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开始也是按照湖南省委的计划分三路攻打长沙,进军相继受挫,于9月19日各路起义军汇集文家市。在文家市主持召开前委会议,会上,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总结了秋收起义中的经验教训,否定了师长余洒度“仍主张取浏阳直攻长沙”的意见,决定部队“以保存实力”,“向萍乡退却”。他动员大家说,我们当力量还小,还不能去攻打敌人重点把守的大城市,应当先到敌人统治薄弱的农村去保存力量,发动农民革命。我们现在好比一块小石头,但最终将打破蒋介石反动统治的大水缸。他把“上山”和“割据”(建立根据地)结合起来,说“军阀能割据,我们为什么不能割据”。蒋介石“占市为王”我们就“占山为王”,“我们要到崇山峻岭中当红军割据的山大王”,“革命的山大王”。从“攻打长沙”到“引兵井冈”,这是中国革命历史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从此中国革命开始走上了把土地革命、武装斗争、建立根据地三者紧密结合起来的“工农武装割据”的道路。井冈山道路的开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和运用,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发展规律的认识,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开始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的飞跃。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的本身,遵循了党的“实事求是”的精神,在进行井冈山革命斗争中,毛泽东等在做群众工作,军事工作和制定边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时,同样遵循了这条准则。在&人口不满二千,产谷不满万担&的窄小地域里,为粉碎强大敌人的一次次&会剿&,当时红军实行的“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以及&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等战略战术原则,这在任何军事典籍中都是找不到的。但是,实践证明,这又是非常符合实际的军事科学。我们运用这些战略战术,打了一系列胜仗,粉碎敌人一次次的进攻,真正体现了从实际出发的科学精神。在发动群众方面,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和打圈子政策很好的方法发动群众&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由于边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所以红军能“以不足四个团的兵力,和敌人斗争四个月之久,使割据地区一天一天扩大,土地革命一天一天深入,民众政权一天一天推广,红军和赤卫队一天一天壮大”。反之,1928年6月,正当根据地大发展时,湖南省委却离开了对实际情况的调查,错误地估计了形势,在湖南统治势力暂时稳定时期,却采取了统治阶级破裂时期的政策,不切实际地要求井冈山的主力红军“杀开一条血路”，“立即向湘南发展”,结果,导致边界斗争的“八月失败”。井冈山斗争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充分体现了毛泽东等坚持从实际情况出发的工作作风和思想作风,体现了井冈山精神的本质和特点。井冈山革命道路的成功,向我们揭示了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不管是革命斗争,或者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既要遵循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又要从实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就是说,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通原理同本国实际结合起来。迄今为止,一切成功的经验,都是由于这二者的正确结合;一切失败的教训,都是由于这二者的脱节。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社会主义建设之所以出现一些挫折,主要是脱离中国国情,不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在总结建国以来正反两方面经验的基础上,在研究国际经验和世界形势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的崭新实践中,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开始找到了中国自己的建设道路,创立了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飞跃。从井冈山时期开辟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到今天开辟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贯穿始终的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是走自己的路,开拓创新的精神、这是保证我们觉永葆青春的法宝。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我们必须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不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在开辟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同时,把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断推向新的境界。(三)坚持党的领导,注重思想建设坚持党的正确领导,注重思想建设,是红军在白色势力包围中坚持斗争,增强凝聚力和战斗力,按照正确建军路线发展壮大的重要条件,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容。井冈山斗争时期,党和红军队伍主要由以下成分组成:一是贫苦农民,他们中间蕴藏着反帝反封建的巨大积极性,但作为小生产者,又存在目光比较短浅,行动比较缓慢,组织纪律性不强的弱点。二是经过党的工作,改编为红军的旧军队士兵和战斗中俘虏的白军士兵,这部分人大多数是穷苦出身,但带有浓厚的雇佣军队的思想和旧军队的习气。三是以袁文才、王佐为领袖的井冈山绿林武装,这支队伍群众基础较好,但过去缺乏无产阶级政党领导,没有革命的政治纲领,没有严格的组织纪律,其宗旨是“劫富济贫,除暴安良”。这种状况造成党内和红军中存在各种非无产阶级的思想,对于执行党的正确路线,妨碍极大。要使党担负起领导革命的重任,使红军成为实现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坚持党的建设,注重思想教育工作。这是关系井冈山斗争成败的一个重要问题。1927年,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向罗霄山脉中段转移。针对当时部队存在的各种问题,毛泽东于9月底在永新三湾村对部队进行了一次大的整编-一-史称“三湾改编”。“三湾改编”的核心内容就是在部队各级建立党的组织,班排有小组,连建支部,营团以上设党委,并实行党代表制度。这是红军初创时期党的建设的重大创举,它使部队中党的组织系统有了坚实的基础,从而确立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党指挥枪这一原则的确立,极大地增强了部队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在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陈列着当年苏区时期的一幅珍贵的宣传画:在一个火车头上写有“党支部”三个字。它形象地说明,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这个&火车头&就是党支部。毛泽东同志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指出:“红军所以艰难奋战而不溃散,支部建在连上是一个重要原因。”此外,为进一步抓好军队的党组织建设,红四军还制定了《党代表工作大纲》、《党务决议案》等规章,使军队党的工作制度化。后来,毛泽东同志在总结人民军队党的建设经验时指出,军队设立党代表和政治部,&这种制度是中国历史上没有的,靠了这种制度使部队一新其面目。1927年以后的红军以至今日的八路军,是继承了这种制度而加以发展的。“在井冈山斗争的艰苦岁月里,党代表在思想工作和对敌作战中都是身先士卒,以身作则,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因此伤亡也大。前委曾写报告要求中央和湘赣两省至少向部队增派30名党代表,以作补充,可为佐证。实践证明,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和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在革命的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威力。就连许多俘虏兵参加红军后,了解了红军的性质、任务和政策,亲身体会到红军中官兵平等、亲如一家的气氛,思想很快发生了变化,不怕物质生活的艰苦,英勇作战。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红军像个火炉,俘虏兵过来马上就熔化了。”
为进一步巩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政权,当时,不仅在红军中,而且在地方上也非常重视加强党的建设。毛泽东同志认为,边界红旗始终不倒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共产党组织有力量和她的政策的不错”。他在《井冈山的斗争》一文中,对当时边界各县党组织的状况进行了分析,指出机会主义、地方主义、土客籍问题,以及投机分子的反水,造成党组织思想不纯、组织不纯的问题。他于1928年3月亲自在永新县建立起第一个乡村党支部一一秋溪乡党支部。在湘赣边界第二次党代表大会上,抓好支部工作被列入决议案,指出:“党要注意党的基层组织一一支部,实现‘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口号”。党的组织不仅注意发展党员的数量,更注重党员的质量。“八月失败”以后,党组织遭到很大破坏,投机分子纷纷反水。为了纯洁党的组织,边界特委决定进行“洗党”一一这是我党历史上第一次整党运动,史称“湘赣边界的洗党运动”(又称九月洗党)。在“洗党”运动中,清洗投机分子,党员重新登记。通过整党,“党员人数大为减少,战斗力反而增强。”为把红军建设成为真正的人民军队,毛泽东同志十分注重加强军队的纪律。“三湾改编”后,他在总结打茶陵的经验基础上,在宁冈龙市宣布红军“三大任务”的同时,为部队分别提出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这些纪律体现了红军的本质和她的建军宗旨,对形成一支新型的人民军队和她的发展壮大起到了重要作用。注重思想建设是井冈山斗争时期党的建设的又一显著特点。毛泽东同志在日,给中共中央的报告中提出:“我们感觉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更犯错误的。” 1929年12月下旬,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在福建上杭县古田召开。毛泽东同志为这段会议写了关于纠正党内错误思想问题的决议。决议强调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性,分析了红四年党内存在的单纯军事观点、极端民主化、非组织观点、绝对平均主义、主观主义、个人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残余等八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的表现及其产生的根源,指出了这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对红军发展带来的危害及纠正的方法,要求用无产阶级思想来进行党和军队的建设。为此,古田会议还专门作出了关于党内教育和组织问题的决议并提出了具体任务和措施。古田会议是党和红军建设的纲领性文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所指出的:“把列宁的建党学说发展得最完备的是毛泽东同志的建党思想就很明确。大家看看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就可以了解。”实践证明,中国革命如果离开共产党的领导,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加强党的建设不仅是战胜敌人的三大法宝之一,同样,它也是我们夺取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中国的事情能否办好,关键在党。在当代国际风云变幻的条件下,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变革中,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不断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显得尤为重要。在中国,没有任何一个政党能取代共产党的地位,没有任何一个党派能有共产党这样强大的凝聚力和号召力。如果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就会天下大乱,四分五裂。同时,要按照中央的要求,从严治党,加强对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严格要求、严格管理，严格监督。要继续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要地位,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武装全党。要进一步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使我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代代相传。(四)密切联系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我们党的力量源泉和胜利之本。长期以来，我们党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不断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的胜利。密切联系群众,相信、依靠群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党的宗旨、优良传统和作风、也是井冈山精神的重要内容。包含总结汇报、外语学习、农林牧渔、教学研究、高中教育、计划方案、求职职场以及沂蒙等内容。本文共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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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时刻在我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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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来说，党组织就是他们温馨的家。在这个大家庭里，他们接受组织的教导和鞭策，拥抱同志的鼓励与帮助；在这个大家庭里，他们的理想信念不断得到升华，他们的思想情操不断受到磨砺。在漫长的人生道路上，他们引为最大自豪与骄傲的就是： 中国论文网 /1/view-315489.htm　　 　　正是因为党在心中，湘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不顾一切艰难困苦，坚定不移地走上为人民奉献的道路，留下了许多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的感人事迹…… 　　 　　疾风知劲草入党在危时 　　 　　1927年前后，中国共产党的力量比较弱小，敌人的力量相对强大。反动派破坏共产党的组织，逮捕、囚禁、杀害共产党员，成了他们的家常便饭。因此，当时参加共产党，就意味着风险与牺牲。但是，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英雄。正当共产党处于极其危难的时刻，许多热爱党、信赖党、追随党的有识之士毅然决然地投入到了共产党的怀抱。徐特立、贺龙、彭德怀、罗荣桓等一大批湘籍革命家，便是大义存胸、危时入党的典型代表。 　　 　　徐特立，湖南长沙人。1927年春，湖南农民运动发展迅猛，徐特立积极投入到大革命的洪流之中，参加了湖南省农民协会的工作，担任教育科长，并兼任湖南农村师范农运讲习所主任之职。 　　正当徐特立寻找到了真正的救国道路，并且开始循此迈步的时刻，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失败了。新军阀代替了旧军阀。他们血腥镇压革命工农群众，残酷屠杀共产党人。“马日事变”后的一天，徐特立在其隐蔽地、离长沙10公里的一个姓黎的同志家里，遇见同样隐蔽在此、10年前一起在湖南第一师范上过课、后又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李维汉。黎家是一户大地主。当时，一群土豪劣绅聚集在这里，弹冠相庆，叫嚣要把共产党人斩尽杀绝。杀气腾腾的叫喊声，不时传到徐、李二人耳中。 　　徐特立和李维汉一起回顾了留法期间和回国后的情况，交换了对大革命的看法。徐特立对蒋介石、许克祥等镇压革命的罪行极端愤慨，对工农大众深表同情。李维汉深感徐特立是一位坚定的革命者，是可信赖的同志。于是，李维汉郑重其事地问徐特立愿不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徐特立早就有加入共产党的愿望，见李维汉问起，喜出望外！当即，徐特立毫不迟疑地向李维汉提出了入党要求。 　　是年7月，年已半百的徐特立，在武汉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回忆道：“从此，我真正获得了新生。”当月底，他即奉党的指示，星夜赶赴南昌，参加了伟大的“八一”南昌起义，他担任了二十军第三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南昌起义失败后，徐特立历尽艰险，辗转到上海。第二年，党派他去莫斯科学习。他不因革命的暂时低潮而意志消沉，坚信“革命有前途，国家有前途”，因而学习格外勤奋刻苦。1930年，徐特立回国，从闽西进入江西苏区，担任教育人民委员。之后，他参加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到达陕北。这时的徐特立，已经58岁了。 　　日，毛泽东怀着十分敬佩的感情，写信赞扬了徐特立老师：“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当革命失败的时候，许多共产党员离开了共产党，有些甚至跑到敌人那边去了，你却在1927年秋天加入共产党，而且取的态度是十分积极的。从那时至今长期的艰苦斗争中，你比许多青年壮年党员还要积极，还要不怕困难，还要虚心学习新的东西。” 　　 　　1927年9月初，白色恐怖笼罩着江西大地。然而，在瑞金的一所小学堂里，却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已过而立之年的贺龙，肃立在鲜红的党旗下，噙着激动的泪花，庄严地举起了右手。 　　为了这一时刻的到来，贺龙经历了极不平凡的岁月。 　　贺龙是湖南桑植人。1921年9月的一天，他的办公室里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陈图南，一位是花汉儒。陈图南大谈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花汉儒则宣传苏俄布尔什维克的社会主义。贺龙对他们的谈话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觉得，前一种理论说起来好听，但事实上很难做到；后一种理论却是一个国家正在实践的，是实实在在的现实。 　　贺龙问花汉儒：“中国有没有苏俄这样的党?” 　　“中国刚刚成立了共产党。”花汉儒回答。“带队伍光有人和枪还不行，还必须有一个党作靠山，才有方向，有力量。” 　　这是贺龙生平第一次听说共产党，听说俄国社会主义革命，在他的思想上引起了很大的震动。 　　1926年7月，贺龙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六师师长，兴师北伐。8月，贺龙被委任为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几年来，他反复思考：目前广州政府矛盾重重，到底能否按照孙中山的政策，把革命进行下去?实在渺茫得很。这时，他又想起了花汉儒介绍过的共产党。 　　8月下旬，正当贺龙陷入苦闷彷徨之际，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派共产党员周逸群，组成以共产党员为骨干的“国民革命军左翼军宣传队”，来到第九军第一师。贺龙知道宣传队中有许多人是共产党员,心想：共产党终于来人了。 　　 贺龙把周逸群作为上宾款待。周逸群见贺龙拥护革命，积极参加北伐，便向他宣传马列主义，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在周逸群的帮助下，贺龙对党的认识越来越深了。他激动地对周逸群说：“逸群同志，现在我才明白，还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好。我很想加入这个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干革命。”周逸群听了这一片肺腑之言，深情地说：“贺龙同志，党热烈欢迎你，希望你同我们一起战斗。”贺龙紧握着周逸群的手，郑重地点了点头。 　　日和7月15日，蒋介石和汪精卫相继叛变革命，许多共产党员和革命者被拘捕、遭杀害。已于6月15日任暂编第二十军军长的贺龙，对蒋、汪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的罪恶行径异常愤慨，冒着生命危险保护在二十军工作的共产党员，并向周逸群明确表示：“我坚决执行共产党的决定和政策，服从共产党的领导，所有派到我这里工作的共产党员，不要离开，还要继续做政治工作。” 　　7月17日，贺龙在第二十军连以上军官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讲话：“现在，革命到了危急关头，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三条：第一条是把队伍解散，大家都回老家去。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二条是跟着蒋介石、汪精卫去干反革命，屠杀工农兄弟。这条路行不行？不行!第一条路是死路，自杀的路，第二条路是当反革命的路，也是自杀的路，我们绝不能走。我贺龙不管今后如何危险，就是刀架在颈子上，也绝不走这样的路。我要跟着共产党走革命的路，坚决走到底!” 　　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军委书记周恩来，专程来到汉口俄租界鲍罗廷公馆与贺龙见面。贺龙再一次表明要求入党的愿望。周恩来深情地说：“贺龙同志，你的愿望一定会实现。”随后，郑重地把前敌委员会关于武装起义的计划告诉了他。 　　贺龙听罢，非常感动：共产党向我透露这样大的机密，这是怎样贴心贴肝的信任啊!他坚定地说：“起义的计划很好，我完全支持。党叫我怎么干，我就怎么干！” 　　 　　周恩来当即代表前敌委员会任命贺龙为起义军总指挥。 　　贺龙在危难之中欣然受命，表示决不辜负党的期望，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 　　8月1日凌晨2时，南昌起义的枪声响起。贺龙冒着枪林弹雨，亲自指挥战斗。经过3个多小时的激战，歼敌万余人，缴枪万余枝。 　　从贺龙指挥南昌起义的英勇战斗中，党看到了他从民主主义到共产主义的思想转变，看到了他对革命事业的赤胆忠心。9月初，周恩来正式提议，由周逸群、谭平山介绍，吸收贺龙加入中国共产党。贺龙终于实现了宿愿，他表示：“党就是我的生命，誓死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
　　彭德怀，湖南湘潭县人， 1916年入湘军当兵，1920年随湘军第二师第六团驻防在南县复兴港一带，在士兵中成立旨在“反对列强，提倡平等，打倒土豪劣绅，救济贫苦农民”的救贫会。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彭德怀在战场上结识了来自南县九都山的共产党员段德昌。当时段德昌任师政治部秘书长，彭德怀任第一团一营营长。在段德昌启发教育下，彭德怀逐渐了解了共产党的主张，明白了只有马列主义才能救中国的道理。一次，他俩在关帝庙铺草就宿。段德昌告诉彭德怀，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对革命的理解不应当仅停留在“耕者有其田”上，而应将革命理解为变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公有制，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而奋斗。此次促膝夜谈，使彭德怀犹如在茫茫黑夜中看到了曙光。他当下向段德昌提出了入党要求。但由于当时国共合作比较顺利，上级党组织决定暂不在彭德怀所在部队建立党组织，彭德怀的入党愿望暂时没有实现。 　　 1927年大革命失败之后，湖南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彭德怀专门找到段德昌，再次提出入党要求。谁都知道，当时入党无异于提着脑袋冒险。但彭德怀说：“只有共产党能够救中国，我就是掉脑袋也坚信共产党。”经过南县特委的认真考察，认为彭德怀坚信马列，立场坚定，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候支持革命支持党，完全具备了一个共产党人的条件。1928年4月，经段德昌介绍、南县特委通过、省委批准，彭德怀正式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历尽千般苦寻党意志坚 　　 　　在我党我军成立后的一二十年间，由于战争频仍，情况多变，一场大的战斗结束之后，或者敌人一次大的镇压和搜捕之后，党员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事情时有发生。党员失去了党组织，好比一个孩子失去了自己的母亲。于是，寻找党组织成为我党历史上一道颇富传奇色彩的、可歌可泣的独特风景。许光达、陈赓、萧克、朱良才、方强等许多湘籍将领，都有过寻找党组织的不平凡的经历。 　　 　　日，南昌起义爆发。按照九江市党组织的指示，许光达和几个共产党员脱离炮兵营赶赴南昌与起义部队会合。但他们来到南昌时，起义部队已经撤出南昌城往南转移了。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人不知所措，许光达坚定地对大家说：“党指给我们一条光明的大道，我们决不能半途而废，一定要找到党，找到部队。”追上部队后，许光达随部队作战，后负伤留在老乡家养伤。 　　 11月，伤未痊愈的许光达和一名党员徒步到了潮州。他们见潮州城内到处张贴着缉拿南昌起义军官兵的布告，不敢久留，又匆匆赶到汕头。汕头也同样一片白色恐怖。怎么办？到哪里去找党呢？他俩相对无言，心情沉重。最后，他们决定去党中央的所在地上海找党。 　　历经艰辛，他们辗转来到了上海。在上海，反革命势力十分猖狂，党的一切活动都处于秘密状态。他们身无分文，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才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但是，偌大的上海，人如潮涌，车如水流，党在何处？ 　　一天，许光达寻党不遇，怀着失望的心情走进一家书店，翻看起郑板桥的一本画册，一首诗映入了他的眼中：“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崖中。千磨万击还坚劲，任尔东西南北风。” 　　写得太棒了！人生不也是这样吗？既然确定了奋斗的目标，哪怕是赴汤蹈火，也要“咬定青山不放松”。许光达从口袋中掏出一个小本子，将这首诗抄录下来自勉：一定要找到党，绝不能半途而废！ 　　一天，他们意外地遇见一个同乡。那人告知他们，七十五团的团长孙一中回到了安徽寿县，许多南昌起义人员都到了那里。许光达和那名党员十分激动，想方设法前往安徽寿县，与党组织接上了关系。 　　 　　1927年7月下旬，陈赓随周恩来秘密赴南昌，随后参加了著名的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广东途中，担任营长的陈赓在会昌战斗中奉命率部掩护大部队撤退，左腿不幸两处中弹，被打断了脚腕骨和膝盖处的筋，血流如注，完全失去了行走能力。 　　这时，一队敌军开始向起义军山头阵地搜索前进。陈赓见情势危急，立即脱掉身上的军服，顺着山坡滚进一条野草丛生的田沟里，随之把流淌的鲜血抹在自己的脸上和身上，佯装已经死去。不一会儿，搜索的敌人走了过来，陈赓马上咬紧牙关，屏住呼吸。敌士兵在他身上踢了一脚，以为是具死尸，便悻悻离去。敌人走后，部队找到了陈赓。陈赓虽死里逃生，但他的腿伤却因得不到彻底治疗而日趋严重。 　　９月24日，起义军先头部队到达汕头，陈赓被送进日本人开办的医院接受治疗。日本人在得知他是一位革命军人后，在治疗上百般刁难。９月30日，国民党部队从四面八方拥向汕头，起义军仓促撤离，留下了陈赓。 不久，国民党部队占领了汕头，日本人借口国民党盘查严厉，下逐客令要陈赓马上出院。可陈赓在这里举目无亲，伤腿又不便行动，到哪里去呢？他想方设法打听党组织和党的领导人，结果毫无消息。当时，医院一位护士李小姐和一位工人很同情陈赓，安排他上了开往香港的轮船。到香港后，因为没有一个熟人可以投靠，他无处栖身，只好流落街头。可刚一坐下，就有巡捕过来挥舞着木棒驱赶。陈赓腿伤疼痛难忍，真是苦不堪言。后来，他决定去上海找党。 　　送上5块钱的“小费”后，他登上了去上海的轮船。经过重重磨难，在上海，找到了组织，回到了党的怀抱。之后，在党组织的帮助下，治好了腿伤。从此，他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在上海从事隐蔽战线的斗争，为搜集敌人情报、惩治变节分子、维护党组织的安全作出了不可磨灭的巨大贡献。 　　 　　1936年10月，红四方面军长征抵达陕北，组成西路军，渡黄河西征。由于孤立无援，西征军以失利告终，几乎全军覆没。当时，在西路军中任职的李聚奎、朱良才、方强等湘籍将领，在西路军失败后，抱着东回找党的坚定信念，沿路乞讨，最终回到党的怀抱。 　　西路军失败后，作为军参谋长的李聚奎只身一人，携带一根讨饭棍，一条干粮袋和一只指北针回延安找党。他白天躺在坟地里睡觉，夜里赶路。一次，他进村讨饭时与敌骑兵遭遇，近隔数米，幸亏身边有一羊群，他挥动讨饭棍，口中含含糊糊吆喝着，骗过敌人。就这样，李聚奎最终回到延安，回到了党的怀抱。 　　朱良才也是一路行乞，不知躲过多少敌兵的围追堵截，才来到兰州。当时，黄河大桥上敌人盘查严密，没有通行证，插翅难飞。而要回到陕北，此路必行，怎么办？愁苦中，朱良才不禁想起一次险恶的经历：1927年湘南暴动后，他去韶关找朱德部队，在一桥头也遇类似堵截。那天恰巧有几顶坐着妓女的轿子经过，朱良才灵机一动混在抬轿人中过了桥。这次，朱良才依葫芦画瓢，看到一敌军乘轿过桥，冒着被抓的危险，又一次混进抬桥人中，竟又一次蒙混过关。到达甘肃会宁后，他又混入押解西路军红军俘虏的敌人“遣返队”，得到了一点返乡路费，同时串通好坚决找党的数位红军战士，在敌人刺刀的押解下，逃出狼窝，重新回到党的怀抱和红军队伍中。 　　方强回延安时也是孤身一人。入夜，露宿在田边地头；饿了，捧一口泥水充饥；脚底化脓了，用几片菜叶进行包扎。就这样，经历了一个多月难以忍受的磨难，方强终于到达延安，回到党的身边。 　　历尽艰难，行乞找党，今天，仍令闻者心酸，听者掉泪。 　　 　　忍辱负重时爱党心不变 　　 　　在党的成长、发展和壮大过程中，由于受过“左”、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干扰和破坏，或者因为斗争形势的错综复杂，一些湘籍老一辈革命家也曾遭到过误解，蒙受过冤屈，忍受过不公正的待遇，甚至被错误地打成AB团、特务、叛徒、反革命分子，使他们的身心受到不应有的伤害。但是，献身于伟大共产主义事业的真正的共产党人，从不计较个人的恩怨得失，他们胸怀坦荡，忍辱负重，始终兢兢业业地为党工作。他们那颗热爱党、信赖党、忠于党的红心不曾因为自己的荣辱升迁而有过丝毫的改变。写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想起李立三、彭德怀、黄克诚、粟裕、陶铸、刘志坚等一串长长的湘籍老一辈革命家的光辉名字。
　　黄克诚,湖南永兴人。1930年，他被中央军委派到红五军工作，任第八大队政委。同年调任第三纵队第二支队政委。从1930年到1936年的６年间，黄克诚4次被降职，并差点被打成AB团分子。1959年，他在庐山会议上和彭德怀等被打成“反党集团”。尽管饱受委屈，黄克诚始终没有迁怒于党。长期以来，不论官大官小，他照样勤勤恳恳地为党工作。1978年12月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黄克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并当选为中纪委常务书记。他没有因过去的遭遇而畏手畏脚，而是不顾年老体弱，全身心地扑到了平反冤假错案、端正党风的工作上，为重建和健全党的纪律工作，为党的建设和国家的振兴殚精竭虑，鞠躬尽瘁。他严肃告诫纪检干部，要敢于在太岁头上动土，敢于从老虎口中拔牙，只要是做了危害党和人民利益的事，天王老子也不放过。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宽阔胸怀，对党、对共产主义保持着坚定的信念和无限的忠诚，充分体现了一名真正共产党人应有的品格，赢得了党内外的广泛尊重。 　　李立三，原名李隆郅，湖南醴陵县人，安源煤矿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人，1927年，任中央政治局常委。1930年春，因周恩来去苏联，李立三主持党中央日常工作。了解党史的人都知道，他后来犯过冒进错误。不过，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一种能形成思潮的错误，主要原因都要从社会寻找而不能简单归咎于个人。何况，在出现“立三路线”时，这位主持全党工作的领袖只有31岁。但是，李立三从此内心负疚不已，一直检讨了30多年。20世纪30年代初，共产国际的执委们在莫斯科，听完他的检查，纷纷评价这是一个共产党员的坦诚，给他的结论是“没有两面派的手段”。后来安排他到军事学院当副教授，以化名向中国学员讲党史。这些学员大都来自东北抗日联军，不知道他是谁。学员们一致反映：“立三路线一课讲得最好，批判得最透彻！”1946年，他回到东北，化名李敏然。有些单位请他讲党史，他自己选择介绍“立三路线”的错误，并分析形成的原因和领导人的责任。讲完后，场上一片称赞声。有人提问：“您怎么会知道犯错误的人心里想什么？”他坦然回答：“我就是李立三。”短暂的沉寂后，会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在“文化大革命”中，李立三陷入了比以往更难堪的境遇，大会批，小会斗，使他的身体受到极大的摧残。即使处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还是私下对家人说：“我个人受点委屈没什么，只是运动这么搞法，会使党的事业受到损失。”他始终以大局为重，小我为轻，处处爱护党的肌体，时时维护党的利益。李立三这位老革命家的坦荡胸怀和崇高品德，至今深深铭刻在人们的记忆里。 　　 刘志坚，“文革”之前担任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副主任，“文革”中又担任“全军文革小组”组长。但在“文革”中，这位组长却一夜之间被打成叛徒。根据是他被日军俘虏过，却又活着回来。事情的真相是：1942年10月的一天，刘志坚在一次与日军的遭遇战中，右腿被敌人的子弹打中，摔了下来。受伤的刘志坚一步也挪不动了，自觉凶多吉少，于是他将身上所有的口袋仔细摸了一遍，将能失密和暴露身份的文件资料都撕得粉碎，放在嘴里嚼烂。又将随身携带的妻子刘莱瑛的照片和一块怀表，埋在土坑里面。一切都安排好了，刘志坚就等着与敌人拼命。终因寡不敌众，被围上来的敌人捉住。 刘伯承、邓小平命令部队不惜一切代价把他救出来，八路军部队立即制定出一个巧妙的营救方案，硬是将刘志坚救了出来。刘志坚在战争年代九死一生，在“文革”期间却蒙此奇冤，受到多次批斗，身心受尽了折磨。但他始终坚信党会把他的问题搞清楚。难能可贵的是，他把个人的恩怨抛到一边，继续关心党的工作和部队的建设，为撰写文稿常常工作到深夜，并通过特殊的途径将自己呕心沥血写出来的关于加强部队思想建设的文章送交党中央和军委。有人不理解他：“你头上‘叛徒’的紧箍咒还没取下，何苦急着干那些事？” 刘志坚的回答掷地有声：“我刘志坚的身上可以泼脏水，但党的形象、党的威望、党的事业却不能沾染半点灰尘。”这是何等高尚的品德，何等开阔的胸怀！ 　　“九大”期间，许世友面见毛泽东，讲到刘志坚叛徒一事时说：“陈伯达说刘志坚同志是叛徒，其实根本不是那么回事。”毛泽东点了点头，要周恩来具体解决这件事。国庆25周年之前的日，中央政治局对出席国庆招待会名单进行讨论时，周恩来提出：“遵照主席精神，再加刘志坚一人。” 　　 　　生是党的人死是党的魂 　　 　　在腥风血雨的革命年代，许多湘籍老一辈革命家遭到逮捕，陷身囹圄、横遭迫害。敌人通过各种各样的惨无人道的严刑逼供，迫使他们交待党组织的活动情况，以便一网打尽。在面临生死抉择的严峻考验面前，湘籍老一辈革命家宁肯承受皮肉的巨大痛苦和献出宝贵的生命，也要保守党的秘密，维护党的利益，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与党组织息息相关、心心相印的崇高革命气节和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伟大献身精神。 　　“把骨头烧成灰，我还是共产党员！”这是邓中夏就义时说的话。 　　邓中夏，湖南宜章人，是我党早期的一位卓越领导人和杰出的工人运动领袖，又是我党的一位重要理论家和学者。由于叛徒出卖，1933年5月，邓中夏在上海法租界不幸被捕。在狱中，他以一个共产党员的钢铁意志挺住了敌人的残酷摧残。监狱地下党支部通过难友对邓中夏说：“同志们很关心你，你有什么打算?”邓中夏听后激动地说：“请你告诉大家，就是把邓中夏的骨头烧成灰，邓中夏还是共产党员。”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深情地说：“同志们，我快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努力奋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我们的!” 　　9月21日的黎明，邓中夏从容就义，年仅39岁。 　　“为党的事业而死，就是死得其所！”这是罗学瓒牺牲时的心灵表白。 　　罗学瓒，湖南湘潭人。1929年初，他奉命去浙江省委工作，先后任省委宣传部长、中央巡视员、省委书记。同年4月底，因叛徒告密遭逮捕。在狱中，他受到严刑拷打，但仍坚贞不屈，积极开展各种形式的斗争。他在狱中还创办《火花报》、《夜光报》，来宣传革命真理、激励同志坚定革命信心。1930年8月被敌人杀害。临刑前，他大义凛然，视死如归，慷慨激昂地对难友说：“死有什么可怕的，为党的事业而死，就是死得其所！”牺牲时年仅36岁。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这是夏明翰被害时的高亢战歌。 　　夏明翰，湖南衡阳人。1921年8月，经毛泽东、何叔衡介绍，加人中国共产党。这位冲出封建家庭的“夏府少爷”，从此走上职业革命家的道路。入党后不久，他便在自修大学附设的实习学校任教务主任，为湖南培养出一大批党团骨干。1926年12月，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和工人代表大会联合召开，他与郭亮共同主持大会、起草决议。 　　1928年初，夏明翰被党调到湖北工作，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他到武汉后，与中央派来的李维汉等商量，根据实际情况决定取消暴动计划。面对白色恐怖，夏明翰全无惧色，仍奔走在各个秘密机关，部署“停止年关暴动”的计划。开始他住在湖南商号，发现武汉卫戍司令部已盯上那里，便迁到东方旅社，与徐特立、谢觉哉、熊瑾玎等研究下一步工作。 　　由于叛徒的出卖，日夏明翰不幸在武汉被敌人逮捕。被捕后，虽然连续受到刑讯，但他始终守口如瓶，保护党的机密。敌人恼羞成怒，决定将其处死。当敌执行官问夏明翰还有什么话要说时，他大声说：“有，给我拿纸笔来!”于是，他写下了被后人传诵至今的就义诗：“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他用自己的生命和鲜血书写了对党的无限忠诚，牺牲时年仅28岁。 　　“决不脱离党！”这是毛泽民临刑时的铮铮誓言。 　　毛泽民，湖南湘潭人，毛泽东的大弟， 1922年10月加人中国共产党，曾在上海、武汉、天津等地，从事党的地下印刷出版工作。1931年初，毛泽民进人中央革命根据地，先后担任闽粤赣军区经济部长，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家银行行长、闽赣省苏维埃政府财政部部长、国家对外贸易总局局长，领导苏区银行、财政、贸易、工矿等经济工作。1938年2月，他到达新疆，先后出任新疆省财政厅副厅长、代厅长、民政厅厅长等职。 　　1942年9月，毛泽民和陈潭秋等共产党员被新疆军阀盛世才借口“共产党‘四一二’阴谋暴动案”逮捕。面对敌人的阴谋，毛泽民满腔怒火，大声斥责盛世才背信弃义，关押抗日有功人员。同时，他也做好了随时牺牲的准备。他对方志纯说：“盛世才是不会放过我的，如果你今后有机会回延安，请转告毛泽东同志，我毛泽民无愧为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在狱中，敌人对毛泽民等软硬兼施，严刑审讯，使用了各种惨绝人寰的酷刑，逼他招认中国共产党在新疆搞“暴动”的所谓阴谋，并逼他脱离共产党，交出共产党的组织。毛泽民坚贞不屈，视死如归。他义正词严地回答：“决不脱离党，决不放弃共产主义立场！”表现出了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和对共产党的无限忠诚。 　　1943年9月，毛泽民被敌人秘密杀害，时年47岁。 　　湘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无限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革命事业的高风亮节，如江河行地，日月经天，永远放射夺目的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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