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敦煌藏经洞与敦煌遗书
作者：方广锠
一、敦煌藏经洞封闭原因的提出由于敦煌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经洞封闭的原因直接关系到对洞内文物的认识，是敦煌研究中的大问题，因而曾引起许多学者的思考。?&&最早论及这一问题的当推伯希和。他在一九○八年所撰《敦煌石室访书记》中说：?&&首当研究之问题，厥为卷本入洞之约略年代，此实有准确之凭证在焉。卷本所题年号，其最后者为宋初太平兴国（公历九七六～八八三年）及至道（公历九九五-九九七年），且全洞卷本，无一作西夏字者。是洞之封闭，必在十一世纪之前半期，盖无可疑。以意度之，殆即一○三五年西夏侵占西陲时也。洞中藏弆，至为凌乱，藏文卷本、汉文卷本、绢本画幅、缯画壁衣、铜制佛像及唐大中刻之丰碑，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掠而仓皇出此（《敦煌石室访书记》，见《北京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五号，第七页，一九三五年）。&&?这里，伯希和主张藏经洞乃因畏西夏侵掠而被封闭，此可称为&避难说&。其后，伯希和在华演说时，又绘声绘色地进一步申说这一观点：&&?藏经洞之被封闭，当是一○三五年，藏人（当为&西夏人&之误──方按）侵掠敦煌时，寺僧闻警，仓卒窖藏书画，寇至僧歼，后遂无知窖处者（《伯希和氏演说》，见《敦煌丛刊初集》第七册第二○五页，台湾新文丰出版社）。&&?从上述引文可知，伯希和因洞中卷本之年款为至道以前及无西夏文而主张藏经洞应当封闭于十一世纪前半期，避难说则是他用以支持其藏经洞封闭年代说的一条依据。而用以支持避难说的根据则是：&洞中藏弆，至为凌乱&&（各种物品）均杂沓堆置，由是可见藏置时必畏外寇侵略而仓皇出此。&我们知道，莫高窟藏经洞发现于一九○○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而伯希和于一九○八年三月三日才进入洞中，距藏经洞之被发现已近八年。在此期间，敦煌遗书已开始流散，斯坦因也已将大量石室文物运走。也就是说，在伯希和之前，不知已有多少人、多少次曾进入藏经洞。据情理推测，起码在藏经洞发现之初，王道士就曾把洞内藏品全部翻腾过一遍，看看洞里到底藏了些什么。伯希和自己也了解这一情况，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说：&此扃秘千年之宝库，发露迄今，已逾八载，往来搜索，实繁有徒&（《敦煌石室访书记》，见《北京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五号，第七页，一○三五年）。可见，伯希和所见的藏经洞内物品&杂沓堆置&之状并非启封时的初貌。因此，据此推出的&避难说&是难以成立的。联系到藏经洞被人用土坯封闭后，外壁被抹上墙泥，涂以白垩，饰以壁画，可见它的封闭绝不是一种&仓皇&的举动，伯希和此说的漏洞是显而易见的。&&&&虽则如此，伯希和的避难说仍然为多数中外学者所接受。如斯坦因说：&就卷尾以及文书中间所记载的正确年代&&再加上以伯希和教授的材料，比观互校，可知这一部大藏书室之封闭，一定在十一世纪初期左右。其时西夏人征服此地，有危及当地宗教寺宇之势，因而如此&（《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上海书店影印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版，第一五一页）。罗振玉说：&一洞藏书满中，乃西夏兵革时所藏，壁外加像饰，故不能知其为藏书之所&（罗振玉：《莫高窟石室秘录》，宣统乙酉诵芬室校印本，第一页A～B。笔者所引原系王国维藏本，今藏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善本组）。姜亮夫说：&宋时西夏之乱，千佛洞下寺僧人，欲避乱他乡&，便把经卷佛像杂书等藏入洞中封存起来（姜亮夫：《敦煌──伟大的文化宝藏》，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一九五六年版）。&&?在藏经洞封闭的年代上，有些学者虽不赞成伯希和的藏经洞封闭于西夏侵掠时之说，但他们在提出各自的看法时，也都把&避难说&当作立论的前提。&&&&这些人又可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以陈垣先生为代表。陈垣先生主张藏经洞封闭于北宋皇佑（一○四九～一○五三年）以后，他说：&《通考》载大中祥符末，沙州归义军节度使曹贤顺犹表乞金字藏经。景佑至皇佑中，朝贡不绝。知此等经洞之封闭，大约在皇佑以后&（陈垣：《敦煌劫余录&序》，原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四，第一册第三～四页）。这里，陈垣先生立论的思路是：皇佑以前敦煌政局平稳，并无避难之必要，故藏经洞的封闭应在皇佑以后。&&?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西夏亦崇信佛教，因此，西夏之西向攻略不应引起敦煌佛教僧人如此之恐慌。当年吐蕃占领敦煌，佛教依旧平稳发展。因此，避西夏侵掠的观点根据不足。他们认为，可能是某种主张消灭佛教的势力威胁了敦煌，才使敦煌僧人决心把经卷画像藏入洞中避难。从这一假设出发，他们努力寻找曾威胁过敦煌的反佛势力，从而提出了宋绍圣中黑汗王朝（该王朝废佛）攻打前封闭说、元初避丘处机毁佛封闭说、以及因元末兵乱而于元明之间封闭说等等。然而，由于避难说本身难以成立，故以此为前提得出的上述诸说也难以使人信服。&&?避难说本来只是一种没有多少根据的推测，为什么竟然能够在敦煌学界流传几十年，至今仍然占有统治地位？为什么至今人们仍然以它作为研究其它问题的出发点？我认为这主要是由于一种思维定势在作怪，一种感情因素在起作用。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为人们打开了一个崭新的世界，被誉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并由此产生了一门世界性的显学──敦煌学。最初发现藏经洞的王道士，据说是：&一身俗骨，佛教事物盲无所知&，&对于中国相传的学问一无所知&，&他不知道他所保管的是什么&（《斯坦因西域考古记》，向达译，上海书店影印中华书局一九三六年版，第一四二页）。早期接触藏经洞遗书的汪宗翰等人也未能充分认识石室文物的价值，故听任王道士保管。伯希和解释说：&洞中佛经最多，中国文人之于此发现不甚重视者，以此耳&（《敦煌石室访书记》，见《北京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五号，第十四页，一九三五年）。说得极有见地。一般的中国士大夫传统只重视经史子集四部书，而将其余的释、道、小说等都视为邪道或小道，不予理会。但外国探险家斯坦因、伯希和等人心中却十分清楚他们面对的是什么。中国的一流学问家罗振玉等人一见到敦煌遗书，马上敏锐地认识到它们在学术上是无价之宝，陈寅恪先生更是以非凡的洞察力预见到一门新学问将因此而兴起。他满腔热情地讴歌这门学问将是&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八○年十月，第二三六页）。果然，其后几十年中，人们从敦煌遗书中爬梳整理出无数宝贵的资料，解决了不少学术上的疑难问题，填补了许多学术上的空白，开拓了不少新的研究领域，推动了学术的发展。于是，由中外敦煌学者倡导的&敦煌遗书乃学术研究之宝库&的观点在学术界深入人心，并由此辐射到全社会。&&?人们思考问题，总容易由近及远，以己推人。既然今人如此珍重这批东西，便以为古人也同样珍重之，且藏之石室，饰以壁画这种藏弆方式也容易让人误解为古人非常珍视这批东西，故郑重藏匿之。这就使&避难说&很自然地为人们所接受，并逐渐成为一种思维定势。思维一旦成为定势，势必要阻碍与自己相左的观点的产生。其实，古今流驰，时代变迁，古人与今人的价值观念并不完全相同。今人以今人的价值观念去推测古人，就难免产生认识上的&盲点&，正是这个盲点使人们难以发现&避难说&本身的不合理性，因循相袭，至于今日。&&?另外，不少学者在敦煌学这个领域里辛勤耕耘了很长时间，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因此在感情上很难接受敦煌遗书&废弃说&这种观点。这就是&避难说&得以继续流行的感情因素。导至感情因素形成的还有一些原因，这儿就不一一详述了。二、避难说不足信??我认为，&避难说&是不足信的。为了论证这一点，首先需要确立一个基本前提：敦煌遗书是佛教寺院藏书。现在，世界各地所藏敦煌遗书的概貌已大体清楚。遗书总数约为六万号，文献的种类在五千种至六千种之间。其中，佛教文书要占全部遗书的百分之九十以上，非佛教文书不足百分之十，包括四部书以及官文书、道教典籍、摩尼教典籍、景教典籍、社会经济文书、文学作品、启蒙读物乃至各种杂写等等。显然，为了论证敦煌遗书为佛教寺庙藏书，必须对上述非佛教文书收藏在佛寺的合理性作出解释。以我之见，这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一般来说，在古代，佛教寺庙便是当地的文化中心之一，故而收贮各种图书是不足为怪的。如《续高僧传》卷二十载：&丹阳牛头山佛窟寺，现有辟支佛窟，因得名焉。有七藏经画：一佛经；二道书；三佛经史；四俗经史；五医方图符。昔宋初有刘司空造寺，其家巨富，用访写之，永镇山寺，相传守护&（《大正藏》第五十卷，第六○四页中）。又如白居易曾将自己的文集录为几个副本，分别藏于庐山东林寺经藏中、洛阳圣善寺钵塔院律疏库楼中、苏州南禅院千佛堂中、洛阳香山寺经藏堂中。再者，敦煌地处西陲，寺庙在文化方面所起的作用更大，如大云寺、灵图寺、龙兴寺、金光明寺、永安寺、三界寺、净土寺、显德寺等均先后设过寺学，兼授僧俗生徒。当年率领敦煌民众光复敦煌的归义军领袖张议潮就曾在寺学中学习。既要办寺学，寺院收藏四部书、文学作品、启蒙读物等非佛教图书就更是合乎情理的了。&&?第二，佛教徒为了攻读佛经，必须先学文化。不少僧人从小学习六经老庄、出家后仍耽玩外典。为了钻研佛经奥义、批判外道思想，佛教徒还必须专门研习外道的著作。如陈真谛曾译出印度外道数论派的《金七十论》，玄奘曾译出印度外道胜论派的《胜宗十句义论》，这两部著作还被收入佛教大藏经。因此，佛教寺庙收藏外道的典籍，亦不足怪。&&?第三，关于敦煌遗书中的道教、景教、摩尼教典籍。以上各种宗教在敦煌均有流传，但势力都不大，远不能与佛教相比。以道教而言，敦煌曾建有道观，但至唐德宗建中二年（七八一），&吐蕃占据敦煌，赞普独尊佛教，而道教式微，道观亦随之影销响寂。大中二年（八四八），张议潮逐蕃归唐，道教虽有流传，然道观之迹寥寥。仅一&玉女娘子观&而已&（李正宇：《敦煌地区古代祠庙寺观简并》，载《敦煌学辑刊》，一九八八年第一、二期合刊）。道教典籍何以藏于敦煌石窟之中，伯希和对此曾有论述：&千佛洞中之道经写本，流传渊源，不难于其题志中考得，盖皆神泉观物也。一睹斯名，即可知为道观。&&此类道经写本，均极整洁，五八○年至七五○年间墨迹也。七六○年时，藏僧遍占敦煌，道士绝迹，其在斯时欤？神泉观既被废毁，则此类道经自为僧徒狼藉弃置于千佛洞。其一部分尚能流传迄今者，则以僧徒利其纸质厚韧，于其背面缮写佛经及种种纪录。随意着笔，书皆率劣。吾所得千佛洞道经，几无不若是。数量较寡（此次得道经百卷），且皆残阙&（《敦煌石室访书记》，见《北京图书馆馆刊》第九卷第五号，第十五页，一九三五年）。也就是说，原属道教文书，后以其背面可供书写而为佛教所利用。伯希和所言不虚，这种情况在敦煌遗书中所见极多。有意思的是斯三○七一号，正面是道家为皇帝祈福文，背面被僧人用以记录佛典流通录（《敦煌宝藏》将此号名称误定作《道经目录》），中间还有一行文字，谓&道士文书，并无用处。&这大概是佛教徒对手中这份道教文书的批语，说明此道教文书此后的确落入佛教徒手中。道教情况既是如此，景教、摩尼教的情况亦可以想见。&&&&第四，古代纸张相当珍贵，凡是可以利用的绝不轻易抛弃。以官文书为例，敦煌遗书所存官文书中多唐开元、天宝年间的乡籍、里籍、差科簿，其背面多写有佛教疏释、账契、牒状等。这些官文书为什么被保存在佛寺之中？细究起来，藏经洞封闭的时间距开元、天宝年间有几百年，显然，人们不会对保存几百年前的乡籍、里籍有多大兴趣，合理的解释只能是为了利用其背面另抄其它东西。再者，敦煌遗书中的非佛教典籍多残缺不全，这也说明它们之所以被保留，不是因为其本身的价值，而是利用其背面另抄东西的结果，而所抄内容又多属佛教，被收藏在佛教寺庙也就在情理之中。&&?第五，敦煌遗书所存的经济文书可分两大类，一类为佛教寺庙经济文书，一类为世俗人等的经济文书。前一类为佛教寺庙收藏自不待言，后一类为什么会收藏在寺庙中呢？我认为，很可能是因为它的关系人（借方、贷方、中人）是寺庙僧人，或文书是请寺庙僧人所写。还有这样的情况，如吐蕃占领时曾有人上书赞普，要求允许他出家。此人既能上书赞普，必是当地有势力的富户。这样的人出家后，他在俗时的各种财产关系若不解除，也会把有关文书带入寺庙。&&&&如果敦煌遗书是佛教寺院藏书之说可以成立，则以此观点审视占敦煌遗书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佛教典籍，&避难说&之不合情理就不难理解了。?&&按常理说，如为避难而收藏，则所收物品当是收藏者认为最为珍贵的东西。对于佛教寺庙来说，最珍贵的文献自然是佛教大藏经。我国汉文大藏经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从&会昌废佛&到宋初，全国的藏经基本上均以《开元录&入藏录》为基础而组织（为行文方便，以下把这种大藏简称为《开元大藏》），逐渐统一、定型，敦煌也不例外（参见拙作《八至十世纪佛教大藏经史》第三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一九九一年三月）。如果我们以《开元大藏》为标准去考察敦煌遗书，便可以发现如下几个问题：&&&&(一)《开元大藏》共收佛典一千零七十六部，据粗略统计，敦煌遗书中的佛典只有一百七十部左右，约占《开元大藏》的七分之一。也就是说，在藏经洞内远远不能具足一部完整的《开元大藏》。?&&(二)《开元大藏》共收佛典五千零四十八卷。以此检视敦煌遗书，后者所缺则更多。除少数单卷经、小部头经及若干当时极为流通的经典尚称完整之外，绝大部分佛典在藏经洞中虽有收藏，却是帙残卷缺，珠零璧碎。其中，尤以一些大部头的大乘论著和小乘经论为甚。如《大黀鞨婆娑论》应有二百卷，藏经洞中所存不足十卷。如此等等，不胜枚举。即使是藏经洞中所存极多的《大般若经》，仍不足凑成六百卷之全帙。&&&&(三)所留下来的五、六万号遗书，绝大部分是残破不全的，或者首残，或者尾残，或者首尾均残。有的中间洞穿，有的有火烧痕迹。若依&避难说&，敦煌僧人所珍重的大藏经竟是这般模样，实在说不过去。&?&(四)一方面是不少佛典一号也未留存；另一方面是有些佛典重复奇多。据粗略估计，《金刚经》留存至少有二千号以上；《法华经》卷一、卷二均超过五百号，卷七则超过七千号，总数在六千号以上；《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超过千号。两相对照，反差太大。&?&(五)敦煌遗书中保存了一大批《开元大藏》不收的佛教典籍。这一点本无足怪，因各地都流传一些标准大藏所没有的典籍。但敦煌遗书中还保存了一批被传统视为应禁绝流通、秘寝以救世的疑伪经，其数量还相当多，据粗略统计，约在八十种左右。按照佛教的观点，它们无论如何不应被视作珍宝。?&&(六)敦煌遗书中还收存了一批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毫无用处的废纸，如毫无意义的杂写，习字后的废稿，错抄后的废纸，作废的文书，过时的契约，如此等等。?&&如果说，在外敌威胁时，敦煌僧人竟然把上述这些东西当作宝贝坚壁收藏，那实在使人觉得有悖常理，不可思议。&?&那么，是否有这么一种可能：当时敦煌已没有完整的大藏，所剩的就是这么一批东西，所以只好把它们当作宝贝收藏起来？事实并非如此。据我研究，在晚唐、五代全国大藏经统一的过程中，敦煌教团也依据《开元录&入藏录》点勘本地藏经，并向内地乞求经本，补足了本地的大藏（参见拙作《敦煌遗书〈沙州乞经状〉研究》，原载《敦煌研究》一九八九年第二期）。我们知道，曹氏归义军时期，敦煌佛教十分兴盛，曹议金、曹元忠、曹宗寿、曹延禄、曹贤顺等都十分崇信佛教，他们开凿洞窟，塑像画画，并向寺庙布施财物，包括用于制作经帙的锦帛。因此，当时敦煌教团的大藏不可能卷残帙零至此地步（宋咸平五年，曹宗寿及夫人曾为敦煌报恩寺添写新旧经律论等，将报恩寺的大藏经修造完具，还为藏经编造新的经帙。其时离藏经洞的封闭最多只有十余年）。&&&&另外，曹延禄主政时期，敦煌曾从北宋请得一部金银字大藏经，此事见于《宋会要辑稿》蕃夷五之三，内载：先是，沙州乞赐国朝新译佛典，后又乞赐金字经：&五月，沙州僧正会请诣阙，以延禄表乞赐金字藏一部，诏益州写金银字经一藏赐之。&此后，大中祥符七年，曹贤顺又乞得金字藏经一部。皇佑年间，曹贤顺再次表乞金字藏经（《宋史》卷四九○《外国六》也提到曹贤顺表乞金字藏经事，并称&诏赐之&）。据此，且不说手写本大藏，也不谈其时很可能已传到敦煌的木刻本《开宝藏》，仅就金银字大藏经而言，敦煌地区至少就有两三部。从现存之敦煌遗书中，我们确也可以看到敦煌当时存有金银字藏经的痕迹。如伯四五一二号为金书残经；伯三○一七号为金字《大宝积经》内略出交错及伤损字数之查核记录；北盈十八号提到敦煌有锦帙包裹、金字题头的《大般若经》（《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之散录载，日本三井源卫门藏有金书敦煌遗书四号：散一○三五号、散一○三六号、散一○三七号、散一○四二号。另《日本未详所藏者敦煌写经目录》中还著录金银字经多号，如散一○九九号、散一一○四号、散一一○五号、散一一○六号、散一一○七号、散一一○八号等。但它们是否确从敦煌藏经洞逸出，尚需认真考证。其余散在社会上、传为出自敦煌藏经洞的金银字佛典，亦均需考证鉴别）。如果避难，所珍藏的无疑应是完整的大藏及宝贵的金银字大藏，然而它们却均不见于藏经洞中，因而&避难说&实在无法自圆其说。&&?是否还会有这么一种可能：藏经洞所藏大藏原本完好无损，启封后因种种原因而被扯成断简碎片了？也不是的。在斯坦因之前，敦煌遗书尚未大批流散。斯坦因是较早接触并大批获得敦煌遗书的第一人。故此，斯坦因敦煌特藏可反映出敦煌遗书入藏之初的若干情况。斯坦因敦煌特藏卷背经常可发现简单的经名著录及用苏州码子作的编号，其中大量的著录为&破无名目经&、&经破无名&、&破经&、&破无头尾经&、&破烂杂碎一包&、&破烂不堪杂碎经一包&等等。这些数码和著录主要出自斯坦因的助手、该批敦煌遗书的最早整理者蒋孝琬之手。由此可见，斯坦因得到这些遗书时就已经残破不全了。那么，经卷之残破是否乃王道士所为呢？我以为不是。不错，在斯坦因之前，王道士或者还有其它什么人曾在藏经洞内翻腾寻宝，但是，他们可能把东西翻乱，却不会有意把经卷大批扯破。因此，斯坦因所见的经卷的残破之状当与藏经洞启封时的原状，也即入藏时的原状相差无几。现知世界各地所藏约五、六万号敦煌遗书的绝大部分都是残破不全的，我们不排除其中若干卷子的撕破可能因藏经洞启封后人为因素所致，但那是极少数的，且主要局限在北京图书馆所藏的若干卷子。就总体而言，绝大部分卷子入藏之初已经残破。&&&&根据藏经洞封闭前敦煌存有的完整的大藏经以及多部金银字大藏经没有被收入藏经洞，收入藏经洞的全部是单卷残部，碎篇断简，乃至破烂不堪的残卷废纸的事实，&避难说&确难使人信服。藏经洞中还保存了一批佛教幡画。现在，它们主要流散在英国、法国和印度，国内几乎没有收藏。据日本藤枝晃教授说，英法两国所存佛教幡画残破者居多。又斯坦因在其所撰《中亚细亚探险谈》一文中述及他在敦煌从王道士手中骗取敦煌文物经过时说，王道士竭力向他推销这些绘画，&此殆由道士不重绘画，或故以此为饵，使余之耳目不能专注于汉文整卷，特于其所谓废物之中多出杂束以示余&（斯坦因：《中亚细亚探险谈》，王国维译，载《敦煌丛刊初集》第七册，第一四五页）。斯坦因所以会称王道士把这些幡画认作&废物&，可能由于它们因在寺院悬挂日久，烟熏火燎，已褪色变旧。它们之所以被存放在藏经洞，当是因其破旧而被更换下来之故。这些幡画同样不能为&避难说&提供根据。&&&&有的同志提出这么一种假设：也许在莫高窟还有另外的藏经洞，里面收藏的正是前述整部大藏或金银字大藏，它们确系因避难而藏入，只是尚未被发现而已。为学者都知道：说有容易说无难。在没有把整个莫高窟全部掘透之前，我们没有理由否定上述假设。但是，科学研究是不能以假设为依据的。何况，即使今后真的发现了那样一个藏经洞，也无法证明我们现在讨论的莫高窟第十七窟藏经洞与避难有关。三、敦煌遗书是古人的废弃物?&&敦煌僧人为什么要把这批东西搬放到第十七窟中坚壁收藏呢？我认为这是因为它们在当时已经失去了使用价值，于是被扔掉了。我把这种观点称为&废弃说&。&废弃说&建立在这么几个背景情况之上：&&&&(一)中国人自来对文字抱有敬畏的态度，认为文字的产生是夺天地之造化，钟自然之神秀，因此有苍颉造字鬼夜哭的传说，并且还形成了敬惜字纸的传统心理与习俗，敬惜字纸的行为在文人墨客中也传为雅谈。如《文泉子&兜率寺文冢铭序》载：&文冢者，长沙刘蜕复愚为文不忍弃其草，聚而封之也&（《全唐文》卷七八九，中华书局影印本第八册）。与之相反，如糟踏字纸，传统观念则认为理应受罚，是伤阳骘的。如《聊斋志异&司文郎》中叙述一个前朝文学大家，因生前抛弃字纸过多，死后罚作盲鬼而漂泊人间的故事。直到本世纪初，我国的公厕中还常有&敬惜字纸&的招贴，提醒人们不要把字纸当作手纸使用。字纸既不能随便丢弃，必得有一妥善的处置，如文冢然。&&&&(二)古代纸张比较珍贵，敦煌地处西陲，纸张得来更为不易，斯二九五二号题记中便有&纸墨难得&之叹。纸张的珍贵难得，可以当时对纸张管理的严格为证。如敦煌遗书中存有不少抄经记录，每个抄经人领走几张纸都一一记录在案，抄完后必须如数交回。如若抄错，则在错抄的纸上写一&兑&字，凭此纸领取新纸。因为纸张珍贵难得，所以每张纸常常是正面用过反面再用。敦煌遗书中现存不少这种两面抄写的写卷。因为同样的原因，即使两面都抄写过东西的纸张，仍不随意丢弃而充分利用之。如用来修裱其它残破经卷，以及将多层纸粘合起来做成经帙等等。纸张的珍贵难得是敦煌之所以保存这么多陈年废纸的一个重要原因。当然，这与佛教的&惜福&观念也有关。&&&&(三)从现存敦煌遗书可知，敦煌寺庙经常清点寺内的佛典与各类藏书。现已发现各种清点记录共三十多号。清点佛典与藏书，无非是查看有无借出而没有归还的、有无残破而不堪使用的。若有未归还的，则须抓紧催还。敦煌遗书中存有几件催还状，正是这种活动的实录。若有残破的，经修补可继续使用者则修补之。敦煌三界寺宋初著名僧人道真年轻时就曾从各个寺庙搜罗残破古旧经卷，进行修补、编目，使其能够继续使用。而那些残破而不堪使用的，则需将它们从藏书中剔除，并视需要而进行相应的配补。敦煌遗书中存有一批配补录，就是这种活动之证明。那些被剔除的佛典，不仅是应予敬惜的字纸，而且是佛教&佛、法、僧&三宝中&法宝&的体现与代表。佛教从来视敬礼三宝为最大的功德，亵渎三宝则是最大的罪恶。各种佛经几乎都有这样的内容：凡宣传、书写、持诵本经的，将会积下多少功德；诽谤、糟踏本经的，将会有什么罪过。不少感应记也大量宣传这方面的内容。因而，处理残破经卷是一个十分严肃的问题。经过文化大革命的人，了解当时对毛主席著作、毛主席像的处理办法的人，应该理解当时敦煌僧人的心态。我国的佛教徒在长期宗教生活中形成了一种传统的处理方法，即把它们另行庋藏起来。或埋于地下，上起一座小塔；或置于佛像的空腹中；或置于佛塔顶层无人出没的所在。将佛经置入佛像空腹及佛塔中的原因，除了因该经已破旧不堪，无法使用外，也有在新像刚塑造好、新塔刚修好，举行开光仪式时，将一些经书置入，以示佛、法之统一。前者所放多为残破经卷；后者所放则为完整的经典。另外，也有因做功德而放置的，但这样做时，经卷后必有施主题记。一九三九年重修陕西扶风法门寺塔时，曾征求写经置放塔内以作功德。当时对应征写经有四项要求：一、用纸要纯白、耐久。二、字以真楷为好。三、经文由笔者随喜择取，整部或零品均可。四、写经之末要附有年、月、日，写经者姓名，或加籍贯、官阶，或加&供养法门寺真身宝塔&、&愿此功德为现生眷属延福&或&为己之眷属回向资福&等。故此，常常可在佛像、佛塔中发现古旧经卷，且这些经卷又往往残破不全。如近年在山西应县木塔佛像腹内发现的大字本《契丹藏》残卷及其它辽刻佛典与书籍就是一例。又如近年陕西扶风法门寺在发现法门寺塔地宫宝物的同时，于塔上发现一九三八年重修法门寺塔《纪略》一文，内称：当年重修法门寺塔，从塔上清理出佛经二百余卷。&塔上藏经，初为尘所埋。此次取下者共装两小箱余。不但无一整部，几无完整之一册，约二百余卷。&&又某卷经背草写洪武七年某书，为父母作功德，其字潦草，且在经文背乱写，尤不敬。&说明塔上的佛经均为残破废弃者。&?&(四)还有一个必须考虑的背景情况是《开宝藏》的刊刻与流通。我们知道，《开宝藏》始雕于北宋开宝四年，完成于太平兴国八年。后板片自四川运至汴京（今开封），贮于太平兴国寺西侧之印经院，供印经颁赐之用。据史料记载，雍熙元年，《开宝藏》传入日本；干兴元年传入契丹与高丽；熙宁五年传入西夏；元丰六年再次传入高丽。该藏并传入越南。另外，吐鲁番出土的若干印本佛经残片显然属于《开宝藏》，说明该藏也传到吐鲁番。就是说，诸周边国家先后都得到了《开宝藏》。那么，敦煌的情况如何呢？现存史料中没有敦煌得到《开宝藏》的明确记载。不过，我们知道敦煌的曹氏归义军政权一直与北宋王朝保持良好的关系，朝贡不绝。由于曹氏崇佛，曾数次求乞金银字大藏经，北宋王朝均予赠赐。从这些情况看，《开宝藏》已经传到敦煌的可能性很大。固然，敦煌遗书中至今没有发现《开宝藏》印本（日本中村不折于一九二三年得到一卷《开宝藏》印本，传为敦煌藏经洞所出，乃《十诵律尼律》，卷末有&大宋开宝七年甲戌岁奉敕雕造&题记及小字刻工题记&陆永&，本卷首末完整，共由四十六张纸粘连而成，全长为二十一点六六米。经末捺有一个木印，文为：&盖闻施经妙善，获三乘之惠因；硈颂真诠，超五趣之业果。然愿普穷法界，广及无边水陆群生，同登觉岸。时皇宋大观二年岁次戊子十月日毕。&以下并有主事僧姓名。从上述题记可知，此卷乃大观二年印本，年代较迟，且流传过程无考，是否确系敦煌藏经洞所出颇可怀疑，故此本文不把它作为《开宝藏》已传入敦煌之证据），但这并不能证明《开宝藏》没有传到敦煌，因为敦煌地区确曾拥有的金银字大藏经也不见于敦煌遗书。我认为，很可能传到敦煌的《开宝藏》与金银字大藏经一样，都是当时正在流通使用的经本，自然也就不会被放到藏经洞中。总之，我们不能以敦煌遗书中佛经的有无来推断当年敦煌地区实际流通使用的佛经的有无。&&&&了解了上述背景情况，对于藏经洞的封闭原因，也就比较好理解了。直到五代，由于内地战乱，敦煌又偏处一隅，经典的来源是很困难的。从《沙州乞经状》可知，五代时，敦煌教团曾数次遣人赴内地各处搜寻配补敦煌所缺经典。进入北宋后，由于敦煌曹氏政权与北宋、辽、西夏等保持朝贡关系，对外交涉较多，经典的来源也就比较丰裕。虽然尚无确证，但《开宝藏》有极大可能已传入敦煌，其它地方所刻的一些刻本佛典则确已传入敦煌。与此同时，纸张的生产、流通情况也有了变化。晚唐、五代以来，敦煌地区一直自己造纸。进入北宋后，随着对外交通的发展及敦煌地区自身经济的发展，纸张紧张的状况想必也大大缓解。经典来源的充裕产生了淘汰残旧经卷的需要，纸张状况的缓解又使人们不再想到其背面可资利用的价值。于是，非常可能的情况是，在曹氏政权的某一年，敦煌各寺院进行了一次寺院藏书大清点。清点后，将一大批残破无用的经卷、积存多年的过时文书与废纸以及用旧的幡画、多余的佛像等等，统统集中起来，封存到第十七窟中。由于它们被认为是一堆无用的废物，年深日久，就逐渐被人们遗忘。至于洞外抹的墙泥、绘的壁画，也许与这一封存活动直接有关，也许与这封存活动并无直接关系，而是其后若干年的另一次宗教活动的结果。&&&&那么，敦煌僧人为什么选中第十七窟作为藏经洞？其间是否如有的学者认为的，有着什么特殊的考虑？第十七窟原为洪辩的影窟。洪辩是敦煌蕃占晚期及归义军初期的重要佛教领袖，他在张议潮收复敦煌的过程中发挥过积极的作用，故后被唐王朝封为京城内外临坛大德，赐紫衣，充河西释门都僧统摄沙州法律三学教主。有学者因敦煌遗书中存有一些赞颂洪辩的资料而认为，把洪辩影窟当作藏经洞可能是出于对这位高僧的追念。我以为这种说法有点牵强。洪辩生活于公元九世纪中叶，下距藏经洞之封闭几近二百年。二百年后的敦煌僧人对洪辩其实并不尊敬，人们将洪辩的塑像搬出洞外而将经卷置于洞中就是证明。仔细考察第十七窟的情况，我认为，敦煌僧人之所以选中它作为藏经洞，大约因其大小适中，刚好可放需藏之物；位置合适，不需爬上爬下，便于搬运。至于敦煌遗书中的一些赞颂洪辩的资料，与数万号遗书相比，其数量实在微不足道；与遗书中所存赞颂其它僧人、其它人物的资料相比，也不见什么奇特之处。因此，可以推测，赞颂洪辩的资料只是偶然被保存下来，又碰巧被送入藏经洞而已。这并不足以说明选中此洞乃因对他的追念。&?一九九○年八月，当我们清点、整理北京图书馆藏原甘肃解京之两箱敦煌遗书残卷时，于中发现两枚鸟粪，它们紧粘在残卷上。据清点工作参加者之一、刚从英国伦敦清理完斯坦因敦煌特藏残剩部分后返京的北京图书馆善本部图书修整组组长杜伟生同志讲，在伦敦也发现了同样的鸟粪。既然这样，就排除了这些鸟粪是解运北京途中混入的可能性。我们知道，藏经洞是个开凿于甬道壁上的密封的洞窟，鸟类无飞入之可能。因此，合乎逻辑的解释只有一个：它们是先附着于敦煌遗书之上，与敦煌遗书一起进入藏经洞的。这说明，这些残破遗书在入洞之前早已被敦煌僧人所废弃，故而粘上鸟粪。&&&&用&废弃说&来观察敦煌遗书，可以使许多问题得到较为合理的解释。为什么在敦煌佛典中，经藏的数量远远超过论藏？那是由于从总体来讲，这儿的佛教义学水平一直不是很高，虽然敦煌也出现过昙旷这样的义学高僧。但自晚唐至宋初，敦煌佛教更注重读经、转藏等修积功德的活动，不太注意义学的钻研。因此，经藏翻得多，需用量大，损坏得也多；相对而言，论藏用处较少，需用量小，损坏也少。所以藏经洞内经藏多，论藏少。例如，据斯一六○四号，敦煌有&每夜礼《大佛名经》一卷&的宗教活动。《大佛名经》使用频繁，损坏得就多，故现藏经洞遗书中《大佛名经》特别多。又如《大般若经》被当时的僧人们当作&镇国宝典&，也是人们传经的重要对象，故藏经洞所存亦相当多。&&&&为什么敦煌遗书中有的经典留存奇多，达成百上千号，有的经典却一号也没有？一般来说，没有保存在藏经洞中的经典，大体为当时不甚流行的，而留存奇多的经典，一般是当时被认为读诵书写可以有莫大功德，故而十分流行的，如《金刚》、《法华》、《大般若》、《大乘无量寿宗要经》等等。由于十分流行，流通量大，损坏得自然也多。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人们为了做功德，常向寺庙施舍经典，所施舍的一般也是那几部被认为功德最大的经典。于是必然造成寺庙积存的某几部同类经典过多，以致最后一股脑儿把它们送入藏经洞。因此，与其它经典相比，敦煌遗书中的上述几种经典往往首尾完具，抄写工整。为什么敦煌遗书中的有些卷子，往往将同一种经典连续抄写好几遍？那是因为在施舍佛经时，有人是自己亲自抄写；有人则是请人抄写。由于下层人民往往不识字，而识字的豪富们又往往懒于动手，于是一批以写经为业的人便应运而生。这种人在当时称为&经生&或&写经生&。他们有的受雇于寺院，帮助寺院抄写、配补佛经；有的自己设肆写经，把写好的佛经卖给那些想做功德的人。经生们设肆写经，自然专写那些在人们的观念中施舍后功德最大的经。遇到篇幅较小的经，如《大乘无量寿宗要经》、《般若心经》等时，往往在一个卷子上连抄好几部，任凭施舍者决定，想买几部就剪下几部，送入寺院以求功德。废弃说也解释了为什么敦煌遗书不是一部完整的大藏经，甚至整部、整帙的都很少，大抵为残头缺尾，破烂碎损；说明为什么其中会有大批本应禁绝的疑伪经，大批过时的文书，作废的契约，错抄的废纸，涂鸦的习字。&&?我认为，搞清藏经洞的封闭原因，对我们认识藏经洞中文物的性质进而整理研究这些文物都具有重要意义。&&?例如，有些同志一见藏经洞中存有某种文献，便以为该文献在敦煌有重大影响，并据此立论发挥。站在&避难说&的立场上，这或许可以成立；但站在&废弃说&的立场上则不尽然，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又如，在讨论藏经洞封闭年代时，不少同志总是千方百计设法找出到底是哪一种外部势力威胁了敦煌，从而确定藏经洞封闭于何时。以&避难说&为前提，这种研究方法是合理的；以&废弃说&为前提，这种方法则失去其合理性。正确的方法应该排除外部因素，而以藏经洞本身作为考察对象来研究之。具体地讲，藏经洞内遗书所反映的年代当是它封闭的上限；藏经洞外壁画所反映的年代则是它封闭的下限。&&&&最后，应该强调说明的是，主张&废弃说&并不是否定，也不会影响敦煌遗书本身的价值。藏经洞中的只字片纸，对我们来说都是极其珍贵的。即使是一片白纸，也是一张唐纸或宋纸，堪称文物，更无论遗书中包含着的大量可供研究的信息。这里，汉简对我们是一极好的启示。汉简与甲骨、敦煌遗书、明清大内档案一起，被誉为近代四大学术发现。然而究其源，大抵是被守卫西陲烽燧的军士们扔到垃圾堆中的作废文书。又，读《斯坦因考古记》，每每看到从古垃圾堆中发现文物的记载，以至斯坦因每到一地，均把古垃圾堆作为他搜寻宝物的主要目标之一。古今人物价值观念之变迁，此为一证。四、如何看待本世纪初敦煌遗书的流散??敦煌遗书的流散，是在一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发生的一件特定的历史事件。上个世纪末与本世纪初，东西方许多国家的探险家在我国西部地区所进行的一系列探险活动，是在帝国主义列强争相侵略、瓜分中国的总背景上进行的，具有强烈的帝国主义的、殖民主义的色彩。这是不容抹杀的历史事实。许多探险队除了挖掘古墓、收集文物之外，还进行测绘地图、调查物产等一系列活动，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些活动中，他们从中国搞走了大量的文物，包括敦煌文物。这是对中国主权的侵犯，也是对中国人民感情的极大伤害。当然，我们也应该指出，这些探险家之所以能够得逞，也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与当时各有关人等的因循渎职与愚昧无知有关。我们不能推卸自己的责任。&&&&就敦煌文物流散而言，各国探险队的手段也有所不同。有的干脆采取盗窃的伎俩，象美国的华尔纳；有的采取了不光彩的欺骗手段，象英国的斯坦因、法国的伯希和；也有的部分是在敦煌购买的，部分是在莫高窟各洞窟收集、发掘的，象日本的大谷探险队、沙俄的奥登堡探险队。问题在于他们有没有权力在莫高窟作这种收集与发掘？这当然又涉及政府的腐败问题，当时没有人管，所以这些探险家可以在中国的土地上为所欲为。此外，国外公私收藏的敦煌遗书，也有一些是后来从中国的私人收藏者手中购买的。总之，情况比较复杂，不可一概而论。比如，李盛铎收藏品的精品部分，便是他死后由子孙拿到日本去兜售，被日本一个财团收购。该财团至今不肯公开这些敦煌遗书，但我们除了呼吁、说服，也没有别的办法。因为这个财团所藏的敦煌遗书毕竟不是偷来、抢来的。&&?在审视外国探险家在敦煌与中国官员及王道士的交往时，我以为还应该看到在这里反映出的两种文化、两种思想方法的碰撞。举例来说，斯坦因在用花言巧语欺骗王道士及采用蒋师爷的&秘计&之外，给了王道士二百两银子。所以，虽然他知道自己的行为并不光彩，所给的银子也实在微不足道，但他总算为这批敦煌遗书支付了代价，自以为这就算涂上&购买&的色彩，很多西方人也由此认为斯坦因是购买。但从王道士的角度来讲，他主要是被斯坦因的把佛经传回印度的花言巧语所蒙蔽，而将那些敦煌遗书交给斯坦因的。至于斯坦因的银子，就王道士而言，乃是斯坦因支持自己修复莫高窟而作的布施。正因为这样，一九一四年斯坦因第二次到敦煌，王道士便迫不及待地拿出账本，向施主斯坦因汇报所布施银两的花费情况。这些银子，对王道士将敦煌遗书交给斯坦因或许起到润滑油的作用，但王道士并没有把它们作为出售遗书的代价。因此，我们现在客观地看，从斯坦因的角度来说，他即使是购，也是&骗购&；而从王道士的角度来说，纯属受欺骗，连一点出售的因素也没有。这里反映出巨大的思想方法、行为模式的反差。再进一步探讨，这里还涉及两种不同的道德标准、行为准则等一系列问题，这里就不详细谈了。&&?敦煌遗书的发现，是我国近代四大学术发现之一，对研究中国中古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价值之大，怎么比喻也不过分。敦煌遗书的流散，是我们民族的不幸。任何一个中国人讲起这件事就痛心疾首，所以有&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样的说法。不过，在百年后的今天，我们客观地回顾这一问题，则应该说，与世界上一切事情都有两重性一样，敦煌遗书流散这件坏事，却促成了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直至今日，敦煌学成为一门国际的显学，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这样一个蓬勃发展局面，促进了中外文化的交流。当然，这里不是说这样一来，那些探险家就无过有功了。这是两回事。也不是说，如果这些遗书全部保存在中国，敦煌学就不会成为世界显学。这个问题下面还要涉及。我在这里面强调的是，历史是无法假设的。我在这里只是陈述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总之，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在百年以后重新回顾敦煌遗书流散这一段历史时，当然要申述民族的尊严。但同时，还应该保持一个学者的客观的历史理念与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两者是统一的。我们应该少一些情绪的冲动，多一些理智的分析，以总结其经验教训，使我们整个民族都更加成熟一点、聪明一点。作为一个从事敦煌研究的中国学者，尤其应该带头从事这种总结，并引导整个民族的反省，提高整个民族的历史科学意识、文物保护意识。五、六十年代有一种倾向，把敦煌遗书的流散全部说成是外国探险家的抢劫、盗窃。这并不科学。最近出版的某些著作则有另一种倾向，就是不顾历史事实，丑化王道士等中国人，美化斯坦因、伯希和等探险家，我认为这样很不好。&&&&比如，随着敦煌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的临近，近年来坊间出现了好几本关于敦煌的书，如《百年敦煌》、《敦煌之恋》等。这些书的选题不错，文笔大多也很美。但书中表达的某些观点，实在让人难以苟同。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这些书几乎都有一个通病，就是往往出现一些知识性的错误。另外作者叙述问题、处理问题的态度过于随便，以至出现一些不该有的疏漏。&&&&关于《百年敦煌》一书，敦煌研究院的有关先生已经召开过座谈讨论会，也有报刊公开发表了《〈百年敦煌〉，何其荒唐》的文章。这里就不谈了。想谈谈《敦煌之恋》的一些不足之处。因为时间关系，这里主要想谈谈《敦煌之恋》的第一章。&&?第一章的标题是《王道士的&功德碑&》。作者主要叙述敦煌藏经洞的发现与洞内文物的流散。但作者在这一章中所用的表现手法、所表述的观点使人很难接受。其行文的粗疏也令人吃惊。&&?例如，斯坦因、伯希和等西方探险家骗取藏经洞文物这一历史事件，其过程基本是清楚的。但《敦煌之恋》中，作者施展其文学的想象，虚构了如下一些场面：&&&&&斯坦因&&专门请来了一位工匠，在千佛洞南部的一个小洞窟里塑造了一座玄奘的坐像。特别有趣的是，这位踏上中国的土地后一再声称自己的腿硬不会行跪拜礼的欧洲人，竟然虔诚地跪在了玄奘像前，而且一跪不起。&（第十六～十七页）文章下面叙述斯坦因怎样热泪盈眶，怒斥王道士不配做玄奘的信徒，乃至感动得王道士也热泪盈眶，&被万里之外的这位&师弟&的虔诚彻底征服了&（第十七页）。&?&斯坦因的确利用王道士崇拜玄奘的心理以施展其骗术，但说斯坦因为此特意在莫高窟塑了玄奘的像，则完全是作者的虚构。如果由此误导读者，以为在莫高窟南部还有斯坦因塑造的雕像，则真是天大的笑话。&&?又如：书中对斯坦因将银子交给王道士这一场面这样描写：?&&斯坦因拿出四个马蹄银来，学着中国人的样子在上面吹了吹，发出悦耳的响声。王道士接过白花花的马蹄银，呜呜地哭了起来。这个颠沛流离了几十年的兵痞兼道士，什么时候见过这么多的银子啊！他的膝盖发软了，眼看就要跪倒在洋人的脚下了。斯坦因一把拉住他，紧紧地将他&亲爱的师兄&拥抱在怀里，久久地拥抱着，四只眼里的热泪同时流淌下来：斯坦因胜利的喜悦之泪和王道士感激的眼泪&（第一八～一九页）。&&?书中还虚构了伯希和与王道士谈价钱的场面：王道士存心&重重地敲一下年轻的洋博士&，&狠了狠心，咬着牙伸出了四根指头&，索要四百两银子。伯希和一口答应。&作为回报，他给了伯希和格外的优惠：让他进洞子自己挑选&（第二二～二三页）。&&&&&对于藏经洞文物流散过程中各有关人物的态度与责任，我们无疑应该进行探讨，对于任何出卖民族利益的行径，都应该进行鞭笞。但这一切应该是历史的、科学的。王道士当时的表现，斯坦因等人的著作中有叙述，其它种种材料也可供参考。但作者弃而不顾，如此肆意丑化王道士，想达到什么样的宣传目的呢？我认为，过分地渲染王道士的贪财，其客观效果实际是减轻了斯坦因等西方探险家的罪责。因为按照《敦煌之恋》的表述，斯坦因的出价已经使王道士喜出望外；而伯希和根本是按照王道士的出价成交的。既然如此，这些西方探险家又有多大的责任呢？但历史的真相恰恰是王道士纯属受骗上当，这才更加说明这些西方&学者&的狡诈。&&?书中斯坦因吹马蹄银的细节，不禁叫人哑然失笑。银元吹后会嗡嗡作响，凭响声可鉴定其成色。马蹄银因其状似马蹄而得名，既不可能有人去吹，吹后也不会发声。&?&《敦煌之恋》写道：伯希和押送&战利品&路过北京，为了炫耀，在六国饭店举行了颇为隆重的展览。&到了这个时候，北京的学者才知道敦煌藏经洞的重大发现，才知道其中不少已被外国人盗走。学界巨子们扼腕顿足，痛心疾首。陈寅恪恸哭流涕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第二十四～二十五页）。&&?其实，伯希和一九○八年三月在敦煌骗取遗书，十月到北京，并没有大肆张扬。一九○九年八月，伯希和再次到北京，随身携带了若干遗书，此次才披露他的敦煌之行。而他骗取的敦煌遗书这时已经安全收藏在巴黎了。这些情况，在一九八九年甘肃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外著名敦煌学家评传》中都有记叙，只要稍微做一点案头工作，就不至于出错。?&&尤其可笑的是，一九○九年八月。陈寅恪还只有二十岁，根本不是什么&学界巨子&。当年夏天，陈先生从上海复旦公学毕业；同年秋，赴德国留学，开始其多年的留学生涯。而&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这句话，也根本不是陈寅恪先生讲的，且恰恰是被陈先生批评的一种说法，事见陈先生一九三○○年所撰《敦煌劫余录序》。当然，在敦煌学界，把这句话挂在陈先生名下由来已久，《敦煌之恋》的作者想必只是人云亦云、未加深考而已。?&&在第一章的结尾，作者这样说：?&&一些专家说，如果不是斯坦因和伯希和，那些无价之宝可能被王道士及其徒子徒孙烧成灰，给善男信女治了病。而斯坦因和伯希和将宝盗去以后，每一卷都用玻璃盒子装着，书库里有恒温恒湿，空气也经过过滤，保护得非常之好。而且都拍了照片，供各国学者借阅、参考。不管中国人外国人，只要是副教授以上的研究人员，都可以看，方便得很。而我们自己保藏的敦煌经卷，却很难看到。北京图书馆所藏一万多件敦煌文书，连北京图书馆的人编书都看不到原件。东北某地博物馆保存有一批敦煌吐鲁番文书，装在麻袋里面，堆在地下室。一些专家去借阅，打开麻袋一看，顿时傻了眼。由于长时间的受潮发霉，已经变黑，结成炭块了。谁也不敢动，只好原封不动地将麻袋扎起来。因为一动就化成灰了&（第二十九～三十页）。?&&坦率地说，看完这段话，我的情绪可以用&充满愤怒&四个字来表达。我为作者这样不负责任的写作表示愤怒。&&?上面一段话，表达了三层意思：?&&一、敦煌遗书要是没有被西方探险家搞走，就会让愚昧的中国人糟蹋了。?&&二、外国的敦煌遗书开放研究，中国的谁也看不到。?&&三、外国人保管得好，中国人糟蹋文物。?&&面对这些严重的指责，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应该讲几句话。?&&首先，我认为历史不能假设，上述说法完全站在假设的立场上，是站不住脚的。而我们现在目睹的事实是：留在中国的敦煌遗书绝大部分由国家图书馆收藏。私人手中的藏品，除少量后来流散国外之外，绝大部分通过收购、捐赠等各种途径，其后汇聚到国家图书馆及各省市的图书馆、博物馆。现在仍在私人手中保存的敦煌遗书，也被当作瑰宝珍藏。这一事实充分证明，敦煌遗书留在国内，照样得到充分的重视与保护。所以，《敦煌之恋》的作者在这里所说的，无论是作者自己的观点也罢，是什么专家的观点也罢，都是没有道理的。&&?其次，国外敦煌遗书的开放程度，并不完全相同。英国、法国较为开放，一般人都能看到，并不需要副教授之类的资历。日本、俄国就不那么容易。特别是日本，许多敦煌遗书至今没有公开。有些博物馆需要支付较高费用才准予阅览。中国的情况也不相同。有些图书馆、博物馆较为闭锁，有些则较为开放。至于《敦煌之恋》所说的&北京图书馆所藏一万多件敦煌文书，连北京图书馆的人编书都看不到原件&则纯属谣传。我本人就是《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的编目负责人，我们的编目工作，完全依据原件进行。为了顺利进行编目工作，北京图书馆甚至将敦煌遗书库从原典藏组划归编目课题组负责管理。《敦煌之恋》的作者不做认真调查，依据道听途说的一面之词，便写下上面的文字，歪曲了北图的形象、中国的形象，实在令人遗憾。&&?再次，我不否认国外的敦煌遗书得到很好的保护。但是，英法日俄我都去过，没有见到&每一卷都用玻璃盒子装着&的情况。不知《敦煌之恋》的作者上述说法的依据何在。中国所存的敦煌遗书，同样得到精心的保护。比如国家图书馆，有恒温恒湿的书库，过滤的空气，一点不比国外差。不知为什么，对国家图书馆的这一情况，有些人就是视而不睹；或者根本不想去了解，却偏去听信那些偏执之词，实在叫人不可理解。至于说东北某博物馆将敦煌吐鲁番文书装入麻袋，放在地下室，以至&受潮发霉&，&结成炭块&之事，是一个十分严重的指责。如果事情属实，有关责任人应该承担行政与法律责任。但我曾经在东北做过调查，所以我可以负责任地说，上述说法纯属谣言。问题在于为何有人造这个谣？为何有人传这个谣？为何《敦煌之恋》的作者不加调查，轻信了这个谣？是一种什么心态在起作用？&&&&除了第一章，随便翻翻，就可以发现书中有不少不应出现的笑话：如第二一九页说日本人森田把维摩诘当作第一个恋人，并以此为标准寻找到妻子。然而维摩诘是一个男性菩萨，在敦煌壁画中，其典型形象是长须潇洒，凭几论辩的中年男子。作者连维摩诘是男是女也没有搞清就贸然落笔，实在令人哭笑不得。顺便说一句，冯骥才所撰《人类的敦煌》（文化艺术出版社，一九九七年十二月）一书，据说是历史文化巨片《人类的敦煌》的文学本，总体来看写得还不错，但书中可斟酌之处乃至知识性的错误也还不少。比如该书第六十五页说维摩诘有病，&佛派十大弟子登门问疾，他竟然避而不见&。其实，根据《维摩诘所说经》，不是维摩诘避而不见，而是释迦牟尼的十大弟子都不敢去见维摩诘。&&&&类似的笑话还有一些，比如《敦煌之恋》第二二八页说到席臻贯感动了巴黎图书馆东方部主任吴其昱博士，该&吴女士&对席如何如何。然而吴其昱是华裔男性老先生，已经退休。巴黎图书馆东方部主任是莫尼克&科恩女士。同页说席臻贯与吴其昱谈话时，席称吴为&博士同志&，这有悖于情理。我在巴黎时曾与吴其昱先生多次见面并蒙款待，我也算是个博士，但吴先生从不称我&博士同志&，只是客气地称我为&方先生&。&&&&平心而论，《敦煌之恋》的文笔不错。有些章节，比如关于席臻贯的叙述感人至深。但是，作为报告文学，所述事实必须正确无误，这应该是最起码的。如果事实有误，则副作用要比正面作用更大。行文至此，觉得有些&报告文学&实在是一个怪胎。&报告&应该真实，&文学&允许虚构。虽说一般都认为&报告文学&的虚构应该是在客观事实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合理的想象，但现在不少&报告文学&完全是不顾事实地凭空虚构，则欲其不成为怪胎，难乎哉也。&&&&《敦煌之恋》的题材不错，作者力图表现几代人的前赴后继的努力的意图也值得肯定。但是，一个这样重大的题材，理应慎重对待。尤其就一部普及性的作品而言，由于影响的群众面较大，作者也应该有更大的社会责任心，应该把历史的真实告诉群众，而不应是把一些似是而非的流言蜚语公开化。在当前社会普遍浮躁的情况下，我们更加呼唤作者的社会责任感。另外，叙述一个问题，应该对这个问题的基本方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庶可少犯错误。否则，像《敦煌之恋》这样偏听偏信，又不能慎重其事地做深入细致的调查，则要想不闹笑话，实在太难。五、关于&精华已去，糟粕空存&几十年来，社会上乃至学术界一直流传着这样一种误解，认为敦煌遗书的精华部分已经都被外国探险家挑走了，中国国家图书馆所保存的是一批研究价值不大的糟粕。这不是事实。&&&&最早大批得到敦煌遗书的是英国的斯坦因。当时藏经洞的敦煌遗书都捆扎为包，王道士成包地搬给斯坦因。王道士给什么，斯坦因就收什么，基本上没有自由挑选的余地。斯坦因不懂中文，也没有能力挑选。他的助手蒋孝琬办事干练，但学问不多，连一些常见的佛经都不认识，在挑选卷子方面似乎也没有帮什么忙。&&&&其次是伯希和。伯希和是一个汉学家，中文不错。他虽然进入藏经洞，得以任意挑选。但第一，伯希和不懂佛教，而藏经洞遗书以佛教为主，这就限制了伯希和挑选的水平。伯希和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传统的经、史、子、集四部书，非汉文文献等。至于佛教文献，他主要选取比较完整的、带有题记的、抄写精美的、以及佛经目录等。此外，伯希和还比较注意选择有特点的文献，如石刻拓片、折装本等等。第二，伯希和进入藏经洞时，洞中还有较为完整的遗书二万件以上。伯希和费时三周，以每天一千件的速度查阅了一遍。接触过敦煌卷子的人都知道，这是一个相当惊人的速度。一个长卷子，打开到最后，检查有无题记，然后再卷起，相当费时。陈垣先生当年为北图编目，一天只能看一百件。我自己编目，一天工作超过十个小时，最顺利时一天完成过近四十件，还是小卷子。当然，伯希和仅是翻检，与编目不同。但一天一千件速度决定他的翻检只能是非常粗略的。所以虽然伯希和自称经过他的翻检，精华已经完全选出，但事实证明他是在说大话。即使以他的标准来衡量，剩余的精华仍非常多。当然，被伯希和选走的，相当大一部分的确是精华。?&&一九一○年，敦煌遗书启运北京。到了北京以后，有关人员上下其手，监守自盗，这是敦煌遗书的第三次浩劫，后果相当严重。这些人本身是识货的人，又有充分的时间。这一次偷盗，把非佛教的精华文献几乎偷盗一空。只是因为他们对佛教不甚熟悉，所盗的佛教文献也大抵局限在比较完整的、带有题记的、抄写精美的等几方面，因此，很多非常有价值的佛教文献逃过劫难。因为他们不懂摩尼教，摩尼教的文献逃过劫难。值得庆幸的是，解放后，当年被这些人盗走的敦煌遗书，大部分又重新回到国家图书馆或国内其它图书馆、博物馆。当然，还有若干现在还流散在私人手中，或者流散到国外，主要是日本。?&&早在三十年代，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在《敦煌劫余录序》中就曾经列举大量事实，批驳了所谓国家图书馆所藏是&糟粕空存&的说法。他说：&或曰：&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其发见之佳品，不流入于异国，即秘藏于私家。兹国有之八千余轴，盖当时唾弃之剩余。精华已去，糟粕空存。&&&是说也，寅恪有以知其不然，请举数例以明之。摩尼教经之外，如《八婆罗夷经》所载吐蕃乞里提足赞普之诏书、《姓氏录》所载贞观时诸郡诸姓等有关于唐代史事者也。《佛说禅门经》、马鸣菩萨《圆明论》等有关于佛教教义者也。《佛本行集经演义》、《维摩诘经菩萨品演义》、《八相成道变》、《地狱变》等有关于小说、文学史者也。《佛说孝顺子修行成佛经》、《首罗比丘见月光童子经》等有关于佛教故事者也。《维摩诘经颂》、唐睿宗、玄宗赞文等有关于唐代诗歌之佚文者也。皆有关于学术之考证者也。&&?但此仅就寅恪所曾读者而言，其为数尚不及全部写本百分之一，而世所未见之奇书佚籍已若是之众。倘综合并世所存敦煌写本，取质、量二者相与互较而平均通计之，则吾国有之八千余轴比于异国及私家之所藏，又何多让焉！&&?&陈寅恪先生的话还是针对当年的《敦煌劫余录》所著录的八千余卷遗书说的。而在其后整理的详目续编部分与残片部分中，以及其后回归国家图书馆的流散遗书中，都发现大量珍贵的文献。如《尚书》、《毛诗》、《春秋》、《老子》、《庄子》、《列子》、《文选》、《刘子新论》乃至天文历法、阴阳占卜、诗歌变文、酒令舞谱、文字音韵、道教文献等等。至于佛教典籍，更是美不胜收。可以说，在大量流散的精华文献重新回到国家图书馆的今天，中国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不但在文物绝对量或文字绝对量上占据世界第一位，而且在质量上也足以与世界上任何一个敦煌遗书收藏机构相媲美。我相信，读者在翻阅了全部《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之后会得出与我们相同的结论。总之，无论是佛教研究领域，还是非佛教研究领域，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都有不少难得一睹的稀珍资料，只是有的已经引起研究者的注意，有的还正在等待着研究者去发掘。&&?这里还想提一下敦煌遗书中的书籍装帧史料。书籍装帧以书籍载体为依托，随着书籍载体的变化而变化。自纸张作为书籍载体之后，我国古代的书籍在晚唐五代以前以卷轴装为主，自北宋起以书册装（包括蝶装与线装）为主。而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年，我国的书籍正好处在书籍装帧的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一个基本特点是书籍装帧的不定型。敦煌遗书向人们展示了这个过渡时期各种装帧形式的具体实物，成为我们研究书籍装帧史的重要依据。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不仅有大量的卷轴装实物，还有梵夹装、经折装、缝缋装、粘叶装、粘叶线装乃至混合装等种种实物。资料之丰富，实为世界少有。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甚至保留了一千多年前的汉文梵夹装的原夹板，这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当然，我也应该指出，不同的研究者，研究的侧重点不同，对不同收藏机构所藏敦煌遗书的价值的观感也会不同。比如研究文学与历史的，会觉得英国、法国的资料在数量上要超过国图；而研究佛教的，必然会把注意力放到国家图书馆。比如我们现在编纂出版的《藏外佛教文献》主要依据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的资料整理而成。已经出版了七辑，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注意与好评。六、关于敦煌遗书的回归&&&&敦煌遗书是中国文化遗产中的璀璨明珠，是中国人民宝贵的文化财富。敦煌遗书如果能够回归，以弥平我们民族百年来的又一创伤，我们当然欢喜赞叹，中国人民会对所有为这一回归作出贡献的人士表示衷心的感谢，历史也将铭记他们的功绩。不过，敦煌遗书的流散是历史形成的，流散的方式也各不相同，因此，敦煌遗书的回归也就是一件十分复杂的事情。它的牵动面非常大，需要中外有识之士的共同努力，也需要很大的智能与耐心，需要各种因缘条件的汇合。目前，这些因缘条件显然还不成熟。但将来的某个时候，回归的因缘条件一定会成熟，到那个时候，敦煌遗书的回归，就会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在敦煌遗书回归的条件还不成熟的今天，如何进一步加强各收藏机构及各国学者之间的合作及学术交流，使散藏世界各国的敦煌遗书能进一步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学术研究的发展发挥其应有的作用，是需要我们认真考虑与规划的。&&?我们说需要加强世界各收藏机构与各国学者的合作与交流，是基于如下两个基本原因：?&&首先，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东西方文化交汇之地。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古伊朗文化以及以古希腊文化为起源的西方文化等古代世界的四大文化，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五大宗教在这里汇合。如果把儒教再加上，就是六大宗教。因此，我们现在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不仅仅是反映敦煌学在世界范围内蓬勃发展的现状，同时也是指出敦煌学本身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与敦煌遗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敦煌列入人类文化遗产名录，这恰如其分地反映了敦煌学的这一特性。敦煌学本身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势必相应地要求其研究也必须是世界性的，这只有依靠各国、各学科的学者共同合作，相互交流才能够做到，才能真正将敦煌学推向前进。&&?其次，由于敦煌遗书散藏在世界各地，给研究者带来许多不便。因为毕竟不是任何一个学者都有条件跑遍世界去查询、阅览这些敦煌遗书。尤其有不少遗书被分割为几段，分别收藏在不同的国家，更为研究者带来困难。要解决这些问题，也必须依靠相互的交流与合作。&&?应该怎样来解决这些问题呢？?&&首先应该编纂出一个世界敦煌遗书的总目录。至今为止，敦煌学界还没有这样一个总目录，这使研究者面对散藏在世界各国的六万余号遗书难免有茫然失措之感，也使得敦煌学研究至今没有摆脱找宝式的研究倾向。而总目录的编纂将彻底改变目前敦煌学界的这一被动局面。&&?编纂这样一个总目录，就需要各收藏机构的充分合作。现在有些机构对这一工作热情比较高，积极支持。有些机构则相反，将自己收藏的敦煌遗书居为奇货，秘不示人。有些机构口头上不断要求别人开放资料，而行动上却对自己收藏的资料严密封锁。在提倡资源共享的信息时代，这样的做法实在落伍，也有碍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应该指出的是，在资料开放这一方面，从总体看，国外比国内做得好；在国外，欧洲比日本做得好。希望国内的有关收藏机构，都能够向国家图书馆学习，从大局出发，将敦煌遗书充分开放给研究者，以共同促进总目录的编纂与敦煌学的发展。&&?其次应该加紧敦煌遗书图版的刊布。这些年来，这项工作正在逐步展开，如国内有关机构与英国图书馆合作的《英藏敦煌文献（非佛经部分）》已经出版，中国国家图书馆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与俄国合作的《俄藏敦煌文献》及与法国合作的《法藏敦煌文献》正在出版。国内其它一些收藏机构，如天津艺术博物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上海博物馆、上海图书馆、天津文物商店的敦煌遗书也已经出版。浙江也出版了浙江所收藏敦煌遗书的图版总录。有些私人也出版了自己收藏的敦煌遗书。总的形势很好，缺点是这些图版的价格太高，不是一般的研究者所能问津的。为了解决这一问题，英国图书馆主持的&国际敦煌项目（IDP）&提出一个网上刊布敦煌遗书的计划，这个计划如果实现，则研究者可以通过国际互联网直接得到自己所需的某一敦煌遗书图版，将非常方便。当然，实现这一点的前提仍然是需要有一个前面提到过的总目录，可以让研究者按图索骥。否则就需要将几万号遗书一一过滤，来查找自己所需要的某一资料。这是无法想象的。另外，大的收藏机构可以设立网站，小的收藏机构的遗书资料则需要相对集中到大网站。还有散落在个人收藏者手中的遗书资料如何利用的问题。&&?总之，目前在敦煌遗书资料的交流与合作方面，还有许多工作要做。这些工作做好了，可以大大推进敦煌学的发展。这些工作也只有在各国学者与各收藏机构的充分协作与谅解下才能够完成。从一九八四年开始，我本人从事敦煌遗书目录的编纂已经十七年。在这十七年中，得到国内外许多收藏机构的热情支持，我在此向这些机构表示衷心的感谢。也受到过冷遇，受到拒绝，实在遗憾。现在工作还在继续，甚望能够进一步得到有关机构的支持与理解。此外，在我国，在日本，还有一批敦煌遗书至今散藏在个人手中，在此我想向这些个人收藏者作一个呼吁。按照传统，文物应该流传有绪，这就需要著录，尤其需要著录到有关的总目录中，这样的文物才可靠，才有价值。由于种种原因，现散藏在个人手中的敦煌遗书有真有伪，这就更加需要对这些遗书进行鉴别与著录。因此，将散藏的敦煌遗书著录到总目录中，无论对个人收藏者本身，还是对敦煌学的发展都有好处。因此，希望个人收藏者能够在妥善保管所藏敦煌遗书的同时，与我们联系，将所收藏的遗书鉴定后收录在正在编纂的总目录中。如果收藏者希望在总目录中对自己的姓名予以保密，我们一定会充分尊重。?&&今日是昨日的继续，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前进。敦煌遗书为我们提供了解答历史之谜的钥匙，接续起历史上迷失的环节，由此为人们所重视。?&&地球越来越小，交流越来越大。温故而知新，研究古代的交流史可以为今天的文化交流提供借鉴。敦煌遗书为我们研究四种文化、六大宗教在古代的交流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资料，由此为人们重视。&&?我们希望在各收藏机构及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在诸有识之士的支持下，在不远的将来，首先完成诸如敦煌遗书总目录的编纂、敦煌遗书图版的出版、网上敦煌遗书资料的发布等等。从而一步一步、扎扎实实地把敦煌学推向前进。七、关于敦煌遗书的保护与修复敦煌遗书是一批稀世珍宝，很多人对它在世界各国的保管及修复情况很关心，这里介绍一下。从保管的角度来讲，我所考察的各国情况互有不同，总的来说还是比较好的。英国图书馆的敦煌遗书现存放在恒温、恒湿的书库内，绝大部分备有特制的专用藏柜。每号遗书均有特定的架位，不挤不靠，整齐码放。这些遗书对所有的读者都开放。前几年英国图书馆修建了新馆，他们已经完成敦煌遗书从老馆到新馆的搬迁工作，据说新馆的条件更好。法国国家图书馆书库的条件差一点，但敦煌遗书均放在特制的纸盒中，按照遗书大小不同，有的一盒一号，有的一盒数号。不论盒内藏数多少，每号遗书均有专门藏位，整整齐齐。也对读者开放。我所考察过的俄藏敦煌遗书大多也有特制的纸筒，遗书一一存放在这些纸筒中。虽然没有机会参观俄国的书库，但看到过照片。照片上书库中排放着一排排书柜，纸筒罗列在书柜中。日本各收藏机构的敦煌遗书保管得也都很好，但一般查阅起来手续比较麻烦。有些机构不甚愿意让人看；有些机构索费甚高；有些至今秘不示人。当然，也有不少机构热情接待，有求必应，甚至倾囊出示的。&&?国家图书馆所藏敦煌遗书原收藏在文津街七号北京图书馆旧址。一九三六年，因日本帝国主义侵华不断升级，为防止这批珍宝被日本帝国主义劫夺或受到战争的破坏，北图特意将敦煌遗书转移到上海，秘藏在某外国银行。直到全国解放，才运回北图。白石桥路的北图新馆修成以后，敦煌遗书全部移存新馆。库房按照&三防&要求设计，恒温恒湿，条件很好，只是遗书数量很多，库房空间略嫌狭窄。国图的敦煌遗书也向所有的研究者开放。?&&由于敦煌遗书大部分残破不全，这就有一个修复的问题。世界敦煌遗书的修复，大体可以分如下三种类型：&&?第一种类型以英国图书馆、法国图书馆为代表，其中英国最为典型，即近百年来一直孜孜不倦地努力采用各种方法致力于敦煌遗书的保护与修复。&&?从敦煌遗书入藏开始，英国图书馆（当时是大英博物馆）就十分重视对这批稀世之珍的保护，对一些残破较甚的经卷，采取了一些保护的措施。当时的图书保护专家在比较了各种方法以后，认为用丝网加固最为合适，一批敦煌遗书采用这种方式来加固。有些是单面加固，有些是双面加固。这种方法虽然使残破经卷得到护持，但丝网的遮蔽还是会对文字的识别造成阻碍，这在照相图版上反映得较为明显。尤其有些墨迹较淡的字，本需要在阳光下侧视识别，但此时会因丝网反光而干扰识别。随着时间的流驰，丝网加固的弊病日益显露。主要是丝网老化变硬，使得一些卷子很难舒展，且边角容易损坏。我还看到这样一个卷子，系双面加固，由于背面有一处文字，加固者为避免丝网遮蔽文字，特意在文字处的丝网上挖留一孔。这样处理，在当时确是好意，但随着时间的流驰，文字处背面丝网与纸张分离，最终造成文字部分脱落，不知去向。现在五十年代拍摄的缩微胶卷上还能看到这处文字，而在原卷上则是一个空洞。或许鉴于这些原因，英国图书馆后来废弃了丝网加固法，遇到残破经卷便干脆将它粘贴在一张硬纸上，如果该卷子两面都有字，便用半透明的纸予以裱糊。对一些较短小的经卷，则粘接护首、拖尾。或十号为一个单元，整个粘贴在一个长卷上。这样卷子是被保护了，但造成形态的改变（厚度）及识别的困难（遮裱）。再后来，英国图书馆特意学习东方，特别是日本的书画装裱技术，并从日本采买有关材料，开始采用东方的装裱技术来对付这些破旧的经卷。其实，传统的装裱技术虽然有其优点，但对有些敦煌遗书并不十分适合，主要的问题还是改变了文物的原貌，从而降低了它的研究价值。经过如此反复的努力，英国图书馆最终认识到，不作任何处理，也许是对这批遗书最好的保存方法。最后，他们多次邀请中国的图书装修专家赴英，与英国的专家一起，把最后的一批残卷经过简单的展平处理后，统统夹放在透明的塑料硬膜中，用缝纫机扎上边线，固定起来。这样，既满足研究者阅读的需要，又保护了原件。这样作也有一定的问题，如前所述，如果想在阳光下侧视，依然有硬膜反光的问题；同时也无法测量厚度与触摸纸张，以得到关于纸张的感性知识。但英国图书馆的有关负责人表示，只要研究者需要，他们可以随时拆开缝线，取出原件，以供研究。最近，他们又将一些较长的写卷重新装裱，并仿照中国的传统，特制木盒，外套特制纸盒，单存专放。装帧美观精致。&&?我先后两次赴英考察敦煌遗书及进行编目，亲眼目睹了近百年来英国在保护敦煌遗书方面所做的种种努力以及现在正在付出的努力。我是很感动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我对有关人员对此付出的精力与心血表示由衷的感谢。&&?第二种类型以中国国家图书馆为代表。谨慎从事、务求最好效果。?&&国家图书馆对所藏敦煌遗书十分珍视，将它与《赵城金藏》、《永乐大典》、《四库全书》并列，称为&四大镇库之宝&。但敦煌遗书是被废弃的古代遗书，大多残破不全，若不修复则无法编目、拍摄及提供阅览。&&&&国家图书馆对敦煌遗书的修复亦极其重视，极其谨慎。除了曾经对个别实在残破的经卷作过简单的技术处理，对个别经卷作过装裱外。直到九十年代，基本上没有对这些遗书进行过大规模的修复。主要原因是没有找到比较科学的修复方法，因此宁肯让它原封不动，也不草率处理。八十年代，国家图书馆曾经计划开展这项工作，为此先用几个经卷作试验。方法仍是传统的托裱。但修复后发现效果并不理想，于是停顿下来。?&&九十年代以来，与国外的交流日益频繁。在充分考察了国外修复敦煌遗书的经验与教训以后，善本部与善本部所属图书修整组经过反复讨论，制定了自己独特的修整方案。该方案的基本内容是：&&&（一）在指导思想上，严格贯彻&整旧如旧&的方针，尽可能保持遗书原貌。这里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是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它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二）在修复方法上，坚决屏弃传统的通卷托裱，采取对原卷的保存现状与残破现状作具体分析，区别不同情况，予以不同处理的原则，妥善处理&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做到既充分保证原卷在正常使用的情况下不再损坏，以保障研究者的使用与保管者的管理；又做到尽量少修，尽量保持我们目前所看到的卷子原状，尽量保留原卷的各种研究信息。?&&&&&（三）在外观效果上，要求修复时附加的裱补纸与原卷必须有明显的区别，从而避免因修复工作而干扰原卷固有的研究信息。&?（四）在保留处理上，要求修复工作本身是可逆的。即现在的修复不会对原卷形态造成任何不可逆转的变化。将来如果有更好的修复技术出现，便可以清除目前的修复状态，恢复原状。也就是说，现在的修复不会对原卷造成任何损害，如有必要，随时可以改用更为先进的技术，以更好地保护这些遗书。&&?上述修复原则与方法的提出，在世界范围的敦煌遗书修复工作中还是第一次。在图书修整组的努力下，上述原则得到较好的贯彻。图书修整组由此所展开的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可用&多快好省&四个字来评价。从而使大批本来已经无法上手的残破经卷获得新生，能够从此为研究者所使用。目前中国国家图书馆敦煌遗书的修复工作还在继续进行。&&?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苏轼曾称&纸寿千年&。敦煌遗书发现的本身已经突破了千年。藏经洞开启至今已有百年，从国家图书馆所藏的敦煌遗书现状看，其形态与开启之初相比没有什么显著的变化。可以预期，这批敦煌遗书将在人们精心的保护下，子子孙孙永远留存下去。&&?第三种类型以当年的日本大谷探险队为代表。完全采用传统的装裱技术。?&&大谷探险队共得到六百余号敦煌遗书，其中三百余号采用传统的装裱技术予以通卷托裱，接出护首、拖尾。装帧不可谓不考究，护首为黄底云龙织锦，引首为洒金纸，配以人造水晶轴头。从当时有关人员的本心来说，保护敦煌遗书也不可不谓尽心尽力。但这种装裱对遗书原貌改变极大，包括纸张的厚度、尺幅、颜色。个别甚至有错乱次序及遮裱背面文字的情况。其直接后果之一，是引起部分研究者对这批遗书的真伪产生疑问。中国与日本民间散藏的不少敦煌遗书都采用这种方式装裱。从收藏者本意来说，当然是一片好心，但这种方法，实际应该归入&保护性破坏&。?&&总之，我恳切希望所有的敦煌遗书收藏机构与收藏者，最好不要随便对自己所收藏的敦煌遗书作任何形态上的变动，以最大限度地保存该遗书的各种研究信息。&&&&我想顺便提及的是，国际、国内都有这样的说法：如果这些遗书不被外国探险家搞走，也许早已散失不存，不会保留到今天。我不赞同这种说法。历史不能假设，上述说法是没有依据的。被外国探险家搞走的敦煌遗书得到较好的保护，这是事实，我们应该承认这个事实。但是否说如果留在国内就一定会流散丧失呢？国家图书馆的敦煌遗书得到很好的保护，保存在中国其它收藏机构及私人手中的敦煌遗书也得到很好的保护。很多流散在社会上的私人收藏品后来通过各种途径汇聚到国图或其它图书馆、博物馆。都说明上述说法是错误的。八、关于敦煌遗书的编目?&&全世界收藏的敦煌遗书，大约是六万多号。四大收藏单位总计约五万七千号：英国大约收藏一万五千号，法国约七千号，中国国家图书馆一万六千多号，俄国号称一万九千号。其它公私散藏约三、四千号：中国国内公私散藏约二、三千号（不计甘肃各地的非汉文遗书）；国外散藏，主要集中在日本，约有一千多号；此外欧美的少数国家有少量收藏。所谓&号&是各收藏机构为管理方便起见对所收藏的敦煌遗书所给的编号。大体上是每一个独立的单位给一个号。几米、十几米以上的长卷子是一号，仅几十厘米长、巴掌大、乃至更小的残片也是一号。六万多号中，真正大一点的卷子只有三万号左右，其它都是大小不等的残片。所以&号&实际并不能真正反映各单位所藏敦煌遗书的多少。如果按照遗书的实际面积或文字量估计，则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约占世界敦煌遗书总数的三分之一强，英国所藏约占三分之一弱，而法、俄及散藏的总计约三分之一弱。&&?敦煌遗书以汉文为主，还包括若干藏文、回鹘文、粟特文、和田文等各种少数民族的文字。存于国外的少数民族文字的敦煌遗书，大体均已编目；国内所存少数民族文字的敦煌遗书，编目工作相对较差。而就汉文遗书来说，无论国内还是国外，都还有大量的编目工作要做。这里主要谈谈汉文遗书的编目。在六万多号的敦煌遗书中，汉文遗书约占五万七千号左右。其中包括英国约一万四千号，法国约四千号，中国国家图书馆一万五千余号，俄国号称的一万九千号，以及国内外散藏的约三千多号。&&?敦煌藏经洞及敦煌遗书的发现已经一百周年。一百年来，在世界各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下，敦煌学作为一门显学已屹立于世界学术之林，形成&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的局面。?&&敦煌学所以能够成为一门世界性的学问，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首先，敦煌是古代连接东西方的丝绸之路上的重镇，是东西方文化的交汇地。敦煌在古代世界的这一地理位置，使得中国文化、印度文化、古伊朗文化以及以古希腊文化为起源的西方文化等古代世界的四大文化，儒教、佛教、道教、摩尼教、祆教、景教等古代世界的六大宗教在这里汇合，这决定了敦煌遗书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从而决定了敦煌学的世界性。从这个意义上讲，敦煌与敦煌遗书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也是世界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已经将敦煌列入人类文化遗产名录，这恰如其分地体现了这一特性。敦煌遗书所蕴涵的文化信息的世界性势必相应地要求其研究也必须是世界性的。正是在各国、各学科学者的相互交流，共同努力下，敦煌学才逐渐发展，不断成长并推向前进。&&&&其次，由于历史原因，敦煌遗书现散藏在世界各地。本文不想对敦煌遗书的流散过程进行叙述与评价，只想指出，敦煌遗书散藏世界的现状，也是敦煌学自本世纪以来成为世界性学问的重要因素。&&?上述两个因素，前一个因素是内在的。无论敦煌遗书流散与否，由于前一个因素的存在，决定了敦煌学必然是一门世界性的学问。后一个因素则是偶然的，我们应该承认它在百年敦煌学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同时我们又必须指出，敦煌遗书散藏的世界各地虽然促进了敦煌学在世界的兴起，却也对敦煌学的进一步深入发展形成极大的障碍。正是由于后一个因素的存在，使得本文所要论述的敦煌遗书的编目，显得更加重要与迫切。&&?我曾在以前的文章中这样说：敦煌学的出现，对中古中国之历史、宗教、文学、艺术、音韵、文字、地理、医学等各个领域研究的推动之大，是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的。但站在世纪末回顾百年敦煌学的发展历史，也必须指出我们还有不少薄弱环节，还有许多工作要作，其中最为迫切的就是敦煌遗书总目录的编纂。&&?目录是研究的基础，也是一切学科进一步发展的基础，这已经是学界的共识。对于敦煌遗书来说，则目录的意义更加重大。这是由于敦煌遗书收藏分散，数量巨大这两个基本特点所决定的。由于收藏分散，所以缺乏实用总目就给研究者带来许多不便。例如，一个研究者确定了自己的研究课题以后，因无实用总目可参考，往往不知道敦煌遗书中究竟有没有与自己的课题相关的资料。即使找到若干号有用的敦煌遗书，也不知道是否已经把敦煌遗书中相关的资料一网打尽，更不知道自己所找到的遗书是否为该文献在所有敦煌遗书中的最佳抄本。因为毕竟不是每一个学者都有条件跑遍世界去查询、阅览这些敦煌遗书。尤其是不少遗书被分割为几段，分别收藏在不同的国家，更给研究者带来困难。由于敦煌遗书数量巨大，所以即使有些研究者有条件遍跑各国，在缺乏实用总目的情况下，一般学者都不可能遍检敦煌遗书以逐一查找自己所需的全部资料。因此，百年来，从事敦煌遗书研究的各国学者基本上都没有能够摆脱&找宝式&的研究倾向。所谓&找宝式&，就是研究者既然没有实用总目为依据，无法从总体上把握敦煌遗书，也就只能满足于从数万号敦煌遗书中去碰运气，在任意的、偶然的、或地毯式拉网的翻检中寻找自己所需要的资料。有时也许能找到，有时费了很大的力气，还是一无所获。即使找到一些资料，由于不能把握全体，往往有遗漏甚至重大遗漏。即使找不到，也不敢说敦煌遗书中肯定没有自己需要的这类资料。凡此种种，自然影响了研究者的研究质量。&&?举例来说，日本《大正藏》收罗了二百余种敦煌佛教文献，洋洋百余万字。但我们现在知道，还有更多的文献遗漏在外。不仅如此，有些文献，敦煌遗书中存有更加完整、正确的写本，但搜寻者没能发现，而将相对残缺较多、谬误较多的写本录文收入《大正藏》。又如著名的敦煌本《坛经》，长期以来，人们所知道的只有一个斯坦因本，一切研究都围绕该本进行。虽然成绩不小，但也出现所谓敦煌本《坛经》是&劣本&的说法。而在北图本、敦博本、旅博本（部分照片）、北图残片相继出现的今天，人们对敦煌本《坛经》的认识大大改观，敦煌本《坛经》的价值大大凸现，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再如，敦煌遗书为古代废弃遗书，大多残头断尾。但有些撕破的敦煌遗书是可以缀接的。将这些遗书缀接起来，成为研究工作的前提。但在数万号遗书中搜寻两号相同的、可以缀接的遗书，何异于大海捞针。所以在以前的研究工作中，凡是能将某遗书缀接者，均被视为一件大事。但笔者通过编目实践体会到，只要把敦煌遗书按类归并，则被分割的遗书因其抄写的内容相同，将自然被归并在一起。再将卷中抄写的内容按照顺序排比，就很容易发现相关的、可以缀接的卷子。利用这种方法，笔者与同事们已经缀接了数以百计的残断敦煌遗书。&&?总之，敦煌遗书中还有大量的珍贵资料有待研究者发掘，而编纂一个科学、实用的总目将为研究者拓展研究提供最基本的工具书。?&&藏经洞发现以来的一百年间，各国学者已经对敦煌遗书作了大量的编目工作。?&&从一九一○年敦煌遗书入藏国家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就开始对这批遗书进行整理编目。首先整理出八千六百多号较为完整的遗书，编纂为《敦煌石室经卷总目》。这是一个以财产登记为目的的流水目录，一直没有正式公开。一九三○年，著名学者陈垣先生在上述目录的基础上，整理发表分类的《敦煌劫余录》，这是敦煌学史上第一个公开发表的目录。当时，国家图书馆（时称北平图书馆）已经成立了一个写经组，专门从事敦煌遗书的编目。写经组在为上述八千六百多号遗书重新编目的同时，从残片中又整理出近一千二百号，也予以编目。到一九三六年，先后完成了《敦煌石室写经详目》及《敦煌石室写经详目续编》等两个目录的初稿，著录遗书总数达一万号。但遇日本侵略，遗书的主体部分南运，目录也被束之高阁。除从敦煌调京的遗书外，国家图书馆一直十分重视社会上流散遗书的征集。解放后，文化部也对此事予以极大的关注与支持。到八十年代初，后续入藏的遗书已达一千多号。国家图书馆又从中挑选若干，编为《敦煌劫余录续编》。&&&&一九九○年，我们在书库中发现从敦煌调京，经两次整理后剩余的残片两木箱。并开始编纂《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总目录》，以著录所藏全部敦煌遗书。该目录由我主编，至今已近十年，先后参加过这项工作的有近三十人。现该目录的编纂虽已经接近尾声，但剩余工作量仍然很大。?&&英国的汉文敦煌遗书现在编到一万三千六百九十九号。英国学者翟林奈从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五七年，历时三十八年，为较为完整的六九八○号汉文遗书编纂了目录，称《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其后台湾黄永武先生曾利用缩微胶卷为斯六九八一号～斯七四○○号编撰图版标目。斯七四○○号以下的部分均为残片，一直没有编目。一九九一年，英国图书馆在完成对这批残片的技术处理后，邀请北京大学历史系荣新江先生与我前往从事编目工作，为期半年。荣新江先生负责非佛教文献部分，其成果《英国图书馆藏敦煌汉文非佛教文献残卷目录》（收入遗书五百余号）已经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我负责佛教文献部分，已经完成前一四○○号（斯六九八一号～斯八四○○号），由于经费无着，成果一直无法出版。后得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基金的补助，现有望在今年出版。其余部分的目录，由我负责，也正在继续编纂中。&&&&法国的汉文遗书共四千余号。三十年代著名学者王重民曾在巴黎编纂了《伯希和劫经录》，著录了全部汉文遗书，但是一个草目。该目录后编入由王重民先生主编的《敦煌遗书总目索引》，一九六二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九五○年法国学者开始对汉文文献进行编目，全五卷，费时四十五年，到一九九五年为止完成四卷，还有第二卷没有完成。&&?俄国的敦煌遗书据说现已编到一九○○○号，但较大的卷子只有二百多个，加上稍微大一点的残片合计约三千多号，剩余绝大部分为甚小的残片，其中包括非藏经洞敦煌遗书及非敦煌遗书，据说还有一些空号。俄国汉学家孟列夫于一九六三年、一九六七年分别发表《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藏敦煌汉文写本注记目录》第一，第二计两册。对约三千号略大的遗书整理编目。该目录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修订出版。?&&除了上述四大收藏机构外，国内有些收藏机构也公布了自己的收藏目录或公布了部分收藏目录。如上海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天津艺术博物馆、甘肃省博物馆、敦煌县博物馆、南京图书馆、浙江省图书馆、天津文物公司、敦煌研究院、浙江省博物馆等。其中有些收藏单位已经或即将公布所藏敦煌遗书的图录。日本的情况也大致相同，有的已公布目录，有的尚未公布。由于世界敦煌遗书的整体情况已经清楚，主体部分也已经公开，因此，编纂世界性的《敦煌遗书总目》的条件已基本成熟，也已经开始起步。这项工作的工作量很大，难度也很大，我们将竭尽全力，努力为学术界提供一部尽可能完整全面、详实可靠、结构科学、使用方便的总目录，为敦煌学的进一步发展做出中国学者应有的贡献，也希望得到各收藏机构的通力合作与各界人士的大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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