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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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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趋势性变化说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会议要求，面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观念上要适应，认识上要到位，方法上要对路，工作上要得力。要深化理解、统一认识，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央认识和判断上来，增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自觉性和主动性。要坚持发展、主动作为。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没有改变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改变的是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没有改变我国经济发展总体向好的基本面，改变的是经济发展方式和经济结构。要更加注重满足人民群众需要，更加注重市场和消费心理分析，更加注重引导社会预期，更加注重加强产权和知识产权保护，更加注重发挥企业家才能，更加注重加强教育和提升人力资本素质，更加注重建设生态文明，更加注重科技进步和全面创新。
会议认为，世界经济仍处在国际金融危机后的深度调整期，明年世界经济增速可能会略有回升，但总体复苏疲弱态势难有明显改观，国际金融市场波动加大，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波动，地缘政治等非经济因素影响加大。要趋利避害、顺势而为，防范各类风险。
会议指出，2015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关键之年，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开局之年，也是全面完成“十二五”规划的收官之年，做好经济工作意义重大。总体要求是：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精神，以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坚持以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为中心，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把转方式调结构放到更加重要位置，狠抓改革攻坚，突出创新驱动，强化风险防控，加强民生保障，促进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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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发改委对外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杨长&
日15:07&&&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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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发生了什么变化？
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十六大以来的十年，我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成就斐然。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人民生活显著改善，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扩大。但随着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和美国重返亚洲，我国面临的外部经济政治环境特别是周边安全形势明显趋紧。一些人提出了我国战略机遇期是否还在的疑问。
针对此，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回答：“综观国际国内大势，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同时要求“要准确判断重要战略机遇期内涵和条件的变化”。事实上，只有全面分析这一变化，把握前所未有的挑战中蕴含的前所未有的机遇，才能真正说清楚为什么我国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增强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的自信。
一、变化之一：中美战略摩擦显著增多，我国传统经济发展机遇逐步消失
从政治上看，本世纪头十年我国经济实力快速上升，取代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在亚太的影响力也显著增强，引发了美国的“霸权焦虑”。2010年后，美国有步骤地重返亚洲，加强对我的战略防范和牵制：政治上加强与传统盟友关系，发展与印、缅、越等我周边新兴国家关系；经济上力推TPP谈判；军事上加强亚太前沿部署和军事存在，以南海自由航行为借口打造对冲我崛起的安全新秩序；文化上大力推行民主和人权。2011年美国前国务卿希拉里曾撰文称，未来十年美国外交方略最重要的使命之一将是把大幅增加的投入――在外交、经济、战略和其他方面――锁定于亚太地区。美国对我战略施压预计长期化。
从经济上看，近十年来特别是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我国投资驱动和出口导向型传统增长模式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搭乘传统全球化快车以吸引外资、扩大出口的机遇逐渐消失。
首先，发达国家经济陷入高失业、高债务和低增长的“新常态”。美国居民、企业、银行去杠杆化进程缓慢推进，总需求不足，潜在增长率有所下降。欧盟受债务危机和各国财政紧缩拖累，经济再度陷入衰退且短期走出低迷可能性不大。日本在“安倍经济学”指导下实施超常规刺激政策，但在一系列结构性痼疾困扰下经济重新焕发活力难度很大。发达国家风光不再，对我长期依赖美欧市场的出口增长模式形成严峻挑战。
其次，美国主导制定以高标准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规则，我国有被边缘化的风险。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美国对传统全球化模式进行深入反思，认为WTO主导的以边境措施调整为核心的贸易自由化规则，不能解决各国劳工、环保、知识产权等规制不统一的问题，导致中国搭乘全球化快车成为最大受益者，但国内规制并没有进行发达国家所期望的调整。因此，美国力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和“跨大西洋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TTIP）谈判，将劳工、环境、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国有企业等非传统领域纳入并制定高标准，对我国国内相关规制形成较大压力。
第三，我国劳动力低成本优势逐渐弱化，建立在低要素成本基础上的招商引资和扩大出口模式难以为继。“招工难”、“招工贵”成为全国普遍现象。目前我国单位劳动力成本已高于亚洲多数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低端地位面临激烈竞争。一些跨国公司开始将加工组装基地迁往成本更低的东南亚、南亚国家，如2010年越南取代我国成为耐克鞋最大的海外生产基地。
第四，经过本世纪前十年重化工业大发展，我国基本进入工业化后期阶段。目前我国对外能源资源依赖已十分严重，生态环境约束强化，多个重化工行业产能过剩，使我国依靠粗放式投资扩张的传统工业化和城镇化道路无法持续下去。
三、变化之二：国际挑战虽前所未有，但如能妥善应对可创造国际地位提升和倒逼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巨大机遇
从政治上看，美国重返亚洲和周边安全形势趋紧，确实给我国和平环境带来巨大挑战。这种挑战是我国在西方国际关系模式下实现崛起必然要遇到的，迟早要来的。但若能妥善应对，反而可为我国提供创造性管控摩擦和争端、提升区域和国际地位、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巨大机遇：
首先，美国重返亚洲并非单纯为了牵制我国崛起，更重要的是利用亚洲的增长和活力，分享亚洲发展繁荣的成果，同时加强其对亚洲事务的主导权。我国是亚洲经济增长最重要的引擎。若我国在美国战略压力下经济陷入停滞，政治和社会陷入混乱，美国即使再次掌握亚太地区主导权，收益也要大打折扣。同时，与十年前相比中美位势发生明显变化，中美利益关系更加紧密融合。因此美国不必要也不可能向对付前苏联那样以摧垮我国为目标实施全面遏制，这就为我国留下较大的战略回旋空间。我国若能创造性管控中美战略摩擦，一方面深化与美多层次利益融合，通过美地方政府、利益集团和民众的力量约束美对我战略遏制力度；另一方面通过强化中欧、中俄、中非、中国与金砖国家等关系，努力开拓美国以外的战略空间，缓冲美国战略压力，则有望真正创造和平共处共荣的新型大国关系，在世界近现代史上第一次成功摆脱霸权国家与新兴大国必然对抗乃至战争的宿命。这将是我国对人类和平与文明的巨大贡献。
其次，周边国家和地区与我摩擦蜂起，固然有美国因素介入的影响，但根源还在于其对我国崛起究竟会带来和平还是冲突、带来共荣还是竞争持怀疑态度。我国若能“创造性介入”这些摩擦，采取和平的、克制的方式化解冲突，有理有利有节地回应挑衅，用实际行动彰显我国“和平崛起”、“和谐世界”理念，并强化经济合作让周边得到实在利益，则不仅有望消除周边紧张因素，通过为亚太地区带来秩序巩固我国大国地位，巩固我在亚太地区的影响力。
从经济上看，必须看到我国当前面临的挑战是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挑战。如果站在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角度，这些挑战恰可转化为倒逼我国实现科学发展、推动经济增长质量迈上新台阶的强大动力：
首先，外需萎缩倒逼我国加快扩大内需，增强经济增长的自主性和内生性。事实上，早在上世纪末亚洲金融危机中我国已认识到扩大内需的重要性。但此后加入WTO和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增长周期，使我国出口获得新的机遇，国内重化工业大发展和城镇化快速推进使投资获得巨大空间，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的动力自然减弱。这一次外需萎缩长期化已几成定局。我国如能切实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扩大内需特别是消费需求创造良好的体制机制环境，反而为我国加快经济结构调整提供了强大动力，使外需萎缩之“祸”转化为内需扩大之“福”。
其次，劳动力成本优势消失和粗放型投资驱动模式走到尽头，倒逼我国加快技术创新，将经济增长长期动力真正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和劳动力素质提高上来。
第三，新一轮全球化的高标准规则对我国内规制形成挑战，但这些规则很大程度上是法治化市场经济的必然要求，也是我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国内规制改革的努力方向。我国若能利用压力加快国内知识产权、生态环境和劳工权利保护，规范政府采购和国有企业行为，则对内可推动法治化市场经济建设、提升经济发展质量，对外可避免在新一轮全球化规则制定中处于被动地位，甚至化被动为主动。
四、变化之三：国际经济结构深刻调整使我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面临新的战略机遇
第一，后危机时代全球特别是发达国家经济增速出现拐点性下降，市场需求成为最稀缺的资源。随着我国迈入中高收入国家，巨大的消费能量正在从潜力变为现实，对全球商品、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吸引力持续上升，为我国更好地利用国际市场和国外资源创造了良好的机遇。目前跨国公司对我投资已由成本驱动型日益转向市场驱动型，主要发达国家对我出口愿望强烈，国际高端人才也开始更多地向我国集聚。
第二，推动实体投资成为后危机时代各国经济发展战略的普遍导向。美欧积极推进再工业化、资源富集国谋求延长产业链和非洲工业化进程快速推进，都对吸引外资产生强烈需求。我国资本充裕，企业“走出去”能力和经验不断积累，未来5年对外投资将达5000亿美元。这为我国通过“走出去”更好地利用发达国家的研发、技术、品牌等高端资源，和发展中国家能源资源、劳动力等要素提供了良好机遇。特别地，我国可通过“走出去”带动大型成套设备、零部件和中间品出口并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提升我国国际分工地位。
第三，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以新能源、新材料、节能环保、制造业数字化和生物技术等为特征的新一轮科技革命日益兴起，成为带动全球经济长周期增长，有效解决能源、粮食、疾病治疗等人类发展困境的希望所在。目前各国都在加大对新兴技术领域的投资，全球新一轮科技革命正在突破前夜。对于我国而言，如能率先突破、实现赶超，则有望跃升至新兴产业价值链高端，显著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即便不能赶超，也可利用新科技革命成果的扩散，推动经济结构向绿色低碳转型，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步伐。
第四，全球经济治理结构已不能适应世界政治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为我国积极参与全球经济治理和区域合作、不断提升国际经济地位提供了新的机遇。G20取代G8成为全球经济治理的核心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启动份额和投票权改革，都为我国提升在全球经济治理中的话语权、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经济新秩序创造了更加有利的条件。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暴露了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存在的系统性弊端和风险。改革国际货币体系、推动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已成为多数国家的基本共识，这为我国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迈向货币金融大国、提升我国支配全球金融资源的能力创造了广阔空间。
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和国内条件深刻变化，使我安全环境趋紧，传统发展机遇逐步消失，战略机遇期的挑战因素增多。但纵观大局，我国重要战略机遇期并未结束，只是其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具体而言，未来十年乃至更长时期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已不再是接受国际和平环境、被动参与国际分工以实现粗放型经济增长的机遇，而是主动进行战略运筹争取有利的国际政治环境，将传统发展模式遇到的挑战转化为倒逼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强大动力，同时在更高层次上参与国际经济竞争与合作的机遇。我们应按照党的十八大要求，全面把握机遇，沉着应对挑战，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为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责编：高雷、权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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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础|||会议|||文献|||事件|||专题|||图集|||视频|||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成民众共识(组图)
来源：中国新闻网
原标题 [抓住重要战略机遇期改革成民众共识(组图)]
　　十年来，我国的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面临的任务也有转换。如今我们所说的战略机遇是一种爬坡上坎的机遇、是一种寻求突破的机遇、是应对挑战的机遇。这个战略机遇期展现更多的不再是顺风顺水的一面，而是流急浪高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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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抢抓这个机遇，并赢得这个机遇。因为，这是我们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半月谈》2013年第1期)　　　　赢得挑战就赢得机遇　　“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这是党中央深刻分析国际国内大势作出的重大战略判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将对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起到关键作用。　　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首先要正确认识战略机遇期。机遇不是撞到树上的兔子，也不是从天而降的馅饼，机遇是具有关键性的有利条件。同时，机遇不等于一帆风顺，有利的条件不一定必然导致有利的结果，因为不利条件的挑战也同时存在，有利条件可能失去关键性的作用，良机甚至可能转化为危机。因此，机遇需要我们做出主动的因应，充分利用有利条件，积极应对困难和挑战，赢得了挑战，就赢得了机遇。战略机遇期需要我们去发现，去营造，去维护，去拼搏。　　改革开放初期，党中央基于对国际国内形势的正确判断，作出了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赢得了历史性的发展机遇。进入，中央明确提出“战略机遇期”的重大判断，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推进实践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形成和贯彻科学发展观，团结带领全国人民实现了新一轮跨越发展。在中国已经成为第二大经济体、世界经济重心东移的今天，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哪些变化，如何继续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成为我们面临的重大战略课题。　　从国际看，世界经济持续低迷，美国经济复苏乏力，欧债危机不见转机，发达经济体热衷贸易保护主义，亚太地区矛盾多发，中国的国际经济政治环境增加了不利变数。但是，经济全球化、世界多极化仍然是大势所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也是世界各国的共同利益，中国发展的国际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科技革命正在催生新的工业革命，全球经济进入大调整、再平衡，新的挑战倒逼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为中国的发展带来新的机遇。　　从国内看，当前经济增速明显放缓，结构调整任务艰巨，科技创新能力不足，资源环境制约加剧，收入分配差距拉大，发展成本全面上升。但是，中国经济仍然保持着持续健康发展的良好势头，中国发展的国内环境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总布局的形成，科学发展观的深入贯彻落实，改革开放的全面深化，将为中国的发展提供新的动力，赢得新的机遇。　　机遇与挑战并存，困难与光明同在。中国改革开放以来30多年的发展历程，就是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不断战胜困难、夺取胜利的历程。在新的历史阶段抓住和用好战略机遇期，就是要充分利用当前的有利条件，应对新挑战，赢得新机遇，实现新跨越。　　结构调整是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当务之急。我国经济发展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也形成一些重大结构性问题，必须实施战略性的调整。结构调整的战略基点是扩大国内需求，提高消费需求的比重，保持投资需求的合理增长，减轻对出口需求的过度依赖，不断扩大国内市场规模，使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经济增长。同时，产业、区域、城乡方面的结构性问题也急需解决。加快推进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才能提高经济效率，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保持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科技创新是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成败关键。世界经济格局的大调整要求中国经济提升自己的站位，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潮头更将强力倒逼中国经济转型升级，中国制造必须实现向中国创造的跨越。加快提升科技创新能力，需要充分发挥市场的导向作用、企业的主体作用、体制的激励作用和知识产权的保障作用，促进创新资源的高效配置和综合集成，把全社会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创新发展上来。实施创新驱动战略，将决定中国经济赢得未来世界市场的竞争。　　改革开放是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根本动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和谐社会、生态文明建设，要求我们不失时机地深化重点领域的改革，统筹协调，综合发展。深化对制度体系的改革涉及多方利益的深度调整，需要更大的勇气和智慧，进一步解放思想，脚踏实地，精心设计，坚定实施。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才能赢得主动，赢得优势，赢得未来，确保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半月谈杂志社总编辑 王海征)　　倒逼转型：中国发展的新机遇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如何科学研判我国的战略机遇期？在传统要素红利逐渐消失、经济发展趋缓的情况下，如何理解我国仍处在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判断？这是亟待回答的重大问题。　　我们必须正视，国内外形势已经发生了深刻而复杂的变化。有关专家指出，虽然在全球500多个工业产品中，我国有260多个居全球第一，但这种“高能耗、高污染、高投入、低成本、低附加值”的经济增长方式，成本巨大。此时，“历史上的机遇”转化为“现实的资源环境压力”。　　“20年前，我在温州调研时当地人问"怎么才能赚到钱"，我说，背一台照相机去美国超市，看哪些不是中国制造的货物，拍一张照片，回国后比照生产，再卖到美国去。”国家统计局原总经济师、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靠资源消耗、廉价劳动力这一特定历史阶段的增长模式一去不复返了。　　传统增长模式已经在经济层面表现为三个“难以为继”，即土地空间难以为继、能源水资源难以为继、环境承载力难以为继 ；在社会层面表现为“三个未能同步 ”，即工业化的同时未能同步推进城镇化、经济起飞的同时未能同步推进民生进步、做大蛋糕的同时未能同步切好蛋糕。　　相关数字表明，我国的资源利用效率只有欧美发达国家的一半左右。照此测算，2010年以后的10年，我国在GDP年均增长8%的情况下，能源消费将年均增长约4%，到2020年我国年能源消费总量将接近美、英、法、德、意5个国家总和，能源净进口将超过8亿吨标准煤，约占全球能源出口总量的1/5。　　“挑战越大，机遇也就越大。”危机会形成倒逼，往往也正是契机和转机。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提出，“我国发展仍处在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但这个机遇“不再是简单纳入全球分工体系、扩大出口、加快投资的传统机遇，而是倒逼我们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机遇”。　　专家们认为，借助这种“倒逼”的力量，我国的发展完全可以迈上一个新台阶。这就是“新机遇”。而从国内外形势分析，我国也有条件抓住这个机遇。　　从外部环境看，国际及周边形势虽有变数，麻烦不断，挑战严峻，但整体上没有发生根本性逆转，我国在经济领域和安全环境上的总体战略机遇依然存在。虽然世界经济增长速度减缓，国际和地区热点问题增多，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的深入，世界各国尤其是各大国都把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增强国家综合实力作为政府的主要任务。　　从发展空间看，尽管发展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但我国转变发展方式和调整经济结构还有十分巨大的机遇和空间。我国工业化还处在中期阶段，服务业发展处于相对较低水平，大力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可释放基础设施投资、公共服务等投资空间，并释放7亿农民拉动内需的消费空间。　　从发展支撑和动力看，建立在物联网和新材料、新能源相结合基础上的第三次工业革命正在到来，将推动我国产业结构转型升级并与发达国家站在同一起跑线上。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革命风起云涌，中国作为实业大国，产业转型对新技术有着强烈内在需求。　　从国内整体环境看，人民群众拥护执政党，思稳、思进、思和、思富的主流民意基本面没有改变，政治局势稳定，经济基础雄厚，构成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基础。苏州市纪委书记王天琦在接受采访时说，“稳定的社会政治大局，是十分可贵的机遇”。　　重点突破：转型从结构调整着力　　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必须要转型，而且到了不得不转的关键时刻，这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共识。抓住战略机遇期，关键就是要实现发展的转型，这其中，经济结构调整又是重中之重。记者采访的多位专家、官员和产业界人士认为，当前我国实现这一目标有着较好的基础，应在未来5至10年时间内，以“市场化”改革驱动经济转型，取得结构调整的根本性突破。　　转型拥有前所未有的基础　　我国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为对冲转型所带来的阵痛提供了坚实基础。上海市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周振华指出，转型过程中，新的结构尚未稳定，企业倒闭可能导致失业严重。但由于我国积累了比较丰厚的物质基础，可以把结构调整所带来的风险掌握在可控范围内。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认为，我国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外汇储备最多的国家，并且在一些科技前沿交叉学科取得了重大突破。这意味着我们“锅里有肉”，具备充分的经济基础和技术支撑来对冲转型引发的阵痛。　　我国庞大市场的优势也成为可以与发达国家对话的战略性“法宝”。集团董事长傅成玉指出，我国拥有世界最大的潜在市场需求和完整的工业体系，实现我国经济的内循环是可行的，这对转型升级有着巨大的牵动作用。　　同时，我国经济发展的梯次特征，使不同产业均有较为广阔的生命空间。记者在安徽马鞍山采访了解到，目前沿海地区转移落户的企业在这里出现集聚势头，长三角的投资占马鞍山市外来投资的60%以上。　　总部设在广东佛山的马鞍山有限公司总经办主任孟晨说，现在的马鞍山就是15年前的广东，这里靠近大长三角中心地带，土地、劳动用工及物价都比广东要便宜不少。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周其仁认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明显的产业梯度发展特征，是我国经济内生动力的基础，为结构调整与产业转移提供了广阔的腹地优势。　　此外，我国低成本的劳动力优势也在向低成本研发优势转变。美林证券公司大中华区首席经济学家陆挺认为，尽管中国壮年劳动力的人数将持续下降，但中国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水平却在不断上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信息中心主任高世楫指出，目前国内每年有600多万大学生、20多万硕士生毕业进入市场，从研发的人力成本计算，仍将大大低于发达国家。　　德国工商大会上海代表处首席代表吕阳说，如今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开始在中国建立研发中心，德国奔驰公司把海外唯一的研发中心放到了北京亦庄。诺基亚的研发中心裁掉了若干个，但是他们把最大的研发中心也设在了中国。　　抓住“新起跑线”机遇　　目前，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还面临难得的机遇，就是与发达国家共同站在新一轮工业革命的起跑线上。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说，近代中国曾错失两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一些后发国家却因为抓住了这样的机遇实现赶超跨越。对于新一轮工业革命，我们的机会是均等的。　　然而，新一轮工业革命留给我们“调整起跑”的时间并不长。从国际上看，美国于2009年底出台了“重塑美国制造业框架”的政府文件，欧洲也出台了“2020年可持续与包容性的智能发展战略”。美欧均把产业调整期的时限设定在未来5年到10年之间。　　上海市发改委副主任肖林认为，当旧的产业增长潜能已经逐步释放，而新的产业规模尚小时，我国产业发展将存在断档风险。一旦无法突破“临界点”，我们的结构调整有再次贻误机遇的可能。　　鉴于外部压力增大、内部倒逼趋紧和产业发展周期提速等一系列挑战，部分专家学者和产业界人士提出：转型升级要向着三次产业间及产业内部结构合理化推进，务求在未来5到10年内有根本性突破。其阶段性目标可设定为：到2020年，服务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大体相当于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总和，服务业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拉动力。　　在第二产业内部，从发挥“比较优势”的“后发之路”，走向依靠创新“竞争优势”的“先发之路”；从参与全球生产分工向融入全球研发分工提升，使工业增加值率由27%左右，提升到世界平均水平35%以上，努力向发达国家的40%靠近；高技术领域的材料创新能力和高技术大型精密装备的制造能力得到大幅提升，努力抢占全球产业发展的制高点。　　实施五大战略 推进实业强国　　在结构调整的方向和目标都明确了之后，专家们认为，下一步关键是要突破政府主导的“非市场化”因素带来的结构调整障碍，并推进实施五大战略。　　实施“智能制造”战略，驱动传统产业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有效提升市场竞争力。我国各行业都有转型升级的空间，重点是要加快信息技术与传统工业技术间协同创新。通过在研发、生产过程，及至销售网络等环节融入信息技术，实现产品制造智能化，从而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延长传统产业发展周期。同时，加快高端和尖端制造能力的培育和发展，形成更具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　　实施“全产业链”战略，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快速形成支撑。在产业技术线路不明确的条件下，战略性新兴产业不应在低端生产链条上铺摊子。以风电产业为例，发达国家首先研究如何智能化输电、进入电网后如何盈利，进而推动风电企业生产。而我国风电企业仅从事风机生产，投入发电后却入不了网，无法形成可持续盈利的经济规模。未来我国应逐步建立成熟的新兴产业商业模式，形成全产业链的规模化运营。　　实施“消费牵动”战略，培育新的消费模式牵引服务业与制造业“双升级”。据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介绍，淘宝网2012年全年成交额预计达到1万亿人民币，仅用9年时间，就达到沃尔玛在全球50年布局所实现的年销售额近四成的规模。未来中国企业依托信息化的进步将不断推动消费模式的创新，引发新的消费增长点生成，不仅可以释放巨大的市场需求，也将牵引服务业与制造业同步升级。　　实施“腹地转移”战略，助推区域产业差异化发展。东部地区应允许进行财税金融制度创新，支持现代服务业和高端制造业发展。中西部未来5至10年的一大任务是承接东部地区的产业转移。在转移过程中，实现生产的节约化、清洁化。国家应有产业升级的总体部署，否则，自发转移的盲目性将对国家整体产业的升级和结构调整造成影响。　　实施“再制造”战略，引导循环经济向高端化发展。集团董事长关锡友告诉记者，简单地说，再制造就是让旧的机器设备重新焕发生命活力的过程。卡特彼勒公司中国区董事长金利文预测，未来10年全球再制造市场规模将达到1000亿美元。中国现有钢材、各种工业设备、耐用消费品存量巨大，再制造市场空间十分广阔。再制造战略的实施，将推动我国在新一轮发展中以更少的能源资源消耗、更多的科技含量实现实业强国的目标。　　体制改革：打造转型制度环境　　经济转型虽是共识，但一直进展缓慢，主要原因是体制性障碍尚未消除。这些障碍包括市场在土地和信贷等重要稀缺资源的配置中尚未充分发挥作用；以经济增速为主的政绩考核标准和财税体制的缺陷使地方政府不得不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速度等。未来我国推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关键在于改革，而政府自身的改革是消除体制性障碍的关键。　　背离市场经济规律，机遇变“陷阱”　　记者近期在基层调研了解到，不少地方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过去从事冶金、机械、房地产的企业，甚至温州眼镜大王胡福林以及浙江海宁的纺织业主们，都经不住诱惑纷纷涌入光伏产业。　　目前国内在建光伏产业园超过100家，300多个城市规划发展光伏产业，各地纷纷优惠提供工业用地、代建厂房，提供政府信用担保贷款甚至是贴息贷款，并在财税和用工等方面提供政策支持。中国科学院电工所研究员许洪华说，如今全国规划建设的千亿级光伏产业基地超过20个，光伏组件的生产能力已经超过全球光伏装机容量的一倍。　　由于缺乏资金和品牌支撑，我国光伏产业不得不重复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抢订单、压成本、打贸易战的竞争方式，导致风险叠加，最终使整个产业的几乎所有企业，全部陷入停产半停产状态。据统计，我国光伏产业的贷款规模超过2000亿元人民币。　　光伏产业从几年前的如日中天、利润丰厚到如今的跌落谷底、全行业亏损，其中根本原因在于不坚持以市场配置资源，让机遇变成了灾难。离开了市场经济规律，无论是传统产业还是战略性新兴产业，都可能掉进“转型陷阱”。　　政府主导的制度环境阻碍结构调整步伐　　经济转型已提出多年，然而经济增长主要依靠物质资源消耗支撑的格局至今没有根本改变。从“九五”到“十二五”，经济转型的进程屡被打断，甚至逆转，这是为何？　　一方面，地方政府习惯于GDP考核，传统发展路径依赖导致经济转型艰难。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在现行考核体系及财税体制下，各级政府追求做大GDP总量，以短期增长掩盖了长期发展问题。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姚景源说，长期以来，我国靠大量信贷投资拉动经济增长。2001年我国广义货币M2发行15万亿元，到2012年9月已达94万亿元。10年来，货币发行量增长了6倍，而同期经济总量仅增长了1.5倍。　　记者调研发现，无论东部沿海还是中西部地区，许多地方政府最热衷于抓的还是投资。有的地方2012年前三季度生产总值增长5%左右，而限额以上固定资产投资增长超过41%。　　江苏省经信委综合处处长李锋、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葛立成等人接受采访时表示，地方政府充当经济活动和资源配置的主角，不计成本地刺激GDP粗放式快速增长，使市场信号严重扭曲。　　这一方面“庇护”了传统发展方式的延续，另一方面也让新兴产业过多承载非经济职能。记者在一些地区采访看到，遍地开花的光伏项目中，很多都是书记、市长亲自抓的“一把手工程”，光伏产业背负着沉重的政绩包袱。　　另一方面，政府主导有增无减，非市场化操作负面效应大。一位特大型中央企业负责人说，2003年开始宏观调控，10年来钢铁、水泥、玻璃等行业越调越多，产量翻番。主要原因在于政府通过行政手段调控经济、干预太多。政府如果不直接管理项目，那么，谁投资都会认真思考。现在的情况是，赚不赚钱不重要，反正有政府在兜底。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卸载产业本身被赋予的非经济职能。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教授许生认为，在发展新兴产业过程中，一旦表现出强烈的追求短期经济增长的倾向，必然造成发展方式的扭曲，政府和企业都将付出沉重代价。　　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不能越位。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告诉记者，政府在推动经济转型过程中应有所为，有所不为。在提供转型所需要的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的同时，政府亟须避免越俎代庖。　　制度建设要从改革政府职能入手　　“政府职能一定要回归，我们不能搞建设型、经济运行型的政府。”中石化集团董事长傅成玉说，我国经济管理过程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国家利益部门化、部门利益个人化。这导致好多优势发挥不出来，对国家整体利益伤害最大。如果真正让市场发挥作用，让企业成为经济运营主体，浪费和消耗就会大大减少。　　行长马蔚华直言，现在政府审批项目过多，导致资源分配不合理、不公平，浪费严重、效率低下、腐败增加。最大限度减少审批才能最大限度减少寻租。“银行增设一个网点需要多次审批，派人到海外任职，监管部门还要考英语。你说，我会派一个不懂英语的人去国外当行长吗？”马蔚华说，改革的呼声越来越强烈，行政体制改革特别是审批制度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中国世贸组织研究会常务理事张经认为，政府部门应把经济管理职能的重点转向创造和维护一个有效率的市场。经济管理部门应从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出发，全面规范和整顿市场秩序，有效地承担市场交易合规性监管的职能。　　首先，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公平对待各类市场主体。集团董事长徐乐江等企业家指出，公平竞争环境的创造，比很多短期的鼓励政策更能够推进经济的发展。恰恰是这一块，目前特别需要加强。当前民营经济发展既有“政策玻璃门”障碍，也有“利益玻璃门”阻力。垄断行业的改革不尽快破题，民营资本的进入是很困难的。　　其次，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对产业发展规划进行系统设计，突出企业主体地位。以目前各地出台的光伏产业规划为例，缺乏系统的政策设计，最突出的是没有凸显我国光伏企业对国内市场的需求。在为拓展国内光伏市场而实施的金太阳工程中，有关部门只管建设不管使用，不少分布式光伏电站拿了补贴建成后就成了摆设，造成大量光伏资源白白浪费。　　再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制定全面反映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政府考核指标体系。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会长宋晓梧说：“一些地区的招商指标是按干部行政级别高低来划定，几年完不成就得下课。干部有意见，也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记者采访到的多位专家和基层干部均提出建议，要求改变以GDP为主的政绩考核方法和指标体系，逐步扩大公民及其代表在官员政绩考核中的作用，使政府工作人员追求政绩的努力与市场经济发展规律和人民群众期待相一致。　　吴敬琏表示，解决长期积累的经济结构性矛盾，关键还是要在法制化的基础上，建立竞争性市场体系，而通过改革打造适合经济转型的制度环境已成中国能否抓住战略机遇期、赢得未来发展先机的关键。　　路径探索：传统产业如何转型　　记者深入辽宁、浙江、江苏的四家企业调研，发现在机床制造、服装加工、输变电绝缘子生产领域，这些传统制造企业，在生存和发展的压力面前，抢抓机遇，瞄准本行业最新发展趋势，主动转型升级，趟出了不同的路径。　　路径一：打造“全产品生命周期经营”商业新模式　　卖机床可以像卖汽车一样开4S店。　　2011年，沈阳机床集团在完成9.4万台销售量、成为全球第一大机床生产企业后，没有选择扩大生产规模，而是将发展目标瞄向了以开设4S店为标志的生产性服务业。　　沈阳机床集团董事长关锡友告诉记者：“当市场基本饱和的时候，增量的生意是不可持续的，企业这时要转而对散落在整个市场中的存量机床进行服务改造升级，发掘这个潜在的巨大市场空间。”　　据一项针对国外先进制造企业的跟踪调查显示，如今以市场服务为辅助的环节所创造的价值，已经开始超过主体生产制造所创造的价值。　　机床的4S店并不是简单的售后服务，它的诞生意味着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在这样的4S店里，沈阳机床给客户提供的是全流程解决方案：通过金融性服务，回购用户二手机床，运用新技术进行再制造。　　从2005年8月在浙江宁波建立了我国第一家机床4S店至今，沈阳机床先后在浙江、广东、湖北、陕西等地设立了18家机床4S店。　　关锡友说，凭借掌握的核心技术和完善的营销服务网络，利用金融工具，就可以向工业服务商转变。“就像美国苹果公司一样，最大的优势不是卖手机，而是卖内容，卖服务。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的工厂将不再扩大，而是将发展的目光投向技术、研发、市场，这就是未来发展的机遇。”　　对此，辽宁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卢松认为，沈阳机床的“全产品生命周期经营”的新商业模式，作为一种一头连着制造业，一头连着服务业的产业发展方式，将大大发挥我国现有产业基础优势，未来这也是产业调整的重要方向之一。　　路径二：专注品牌建设，变“夕阳”为“朝阳”　　从小作坊到中国女装十强。　　浙江雅莹服装有限公司专注于服装行业，不断跟踪市场需求变化，20多年来通过三次主动转型，成功化解了三次生存危机，从一家村办服装小厂，成长为引领传统服装业转型升级的样板企业。　　雅莹董事长张华明谈起企业的发展历程，感慨良多：企业的每一步转型，都与国家宏观形势发展密不可分。1988年企业创办之初，正值外向型经济发轫之际，当时企业只是贴牌生产男士衬衫，钱赚得辛苦，而且很多时候“为他人作嫁衣”。　　1997年，企业放弃外贸加工业务，注册自有商标“雅莹”，并开始拥有自己的服装设计师。之后，雅莹从丝绸制品转型生产四季女装。虽然转型之初，公司一度内外交困，但雅莹还是坚持大规模培训一线生产员工和营销人员，强化产品的创新能力。结果到2005年市场需求规模大增之际，公司整体实力上了一个大台阶，而同期浙江当地有数家同类丝绸制品企业却因转型缓慢、关门倒闭。　　如今，跻身“中国十大女装品牌”的雅莹，已将服装业从传统制造业领域延伸至时尚服务业领域，并逐渐攀至价值链的“塔尖”。2011年，雅莹零售总额突破30亿元，雅莹品牌的时尚精品店遍及全国各地。2012年上半年，在服装行业整体下滑的情况下，雅莹逆势上扬依然实现了15%的同比增长 。　　浙江省社科院副院长葛立成认为，所谓传统产业与新兴产业只是相对的概念。在一个产业中，产品升级是无限的，只要善于发掘、培育、引领日益增长的市场需要，就可以成为朝阳产业。浙江雅莹三次转型塑造了自有品牌，创造出传统产业发展的新空间。　　路径三：嫁接信息化技术让传统产业在颠覆中新生　　运用信息化技术，互联网“小裁缝”颠覆了传统服装业的生产方式。　　打开手机面对自己拍摄，上网登录专门网址，上传刚刚拍下的标准照；远在无锡的服装厂，接到照片订单后，30分钟内即可完成成衣制作，48小时内可运抵北京……无锡吉姆兄弟时装定制公司通过信息化技术，使传统制造业解决了订制与效率的矛盾。　　前西门子家电中国有限公司副总裁、45岁的吉姆兄弟公司董事长吴建科创业并非一时冲动。虽然高度同质化竞争使传统服装生产企业步入困境，但潜在的个性化定制的市场需求也很明显。　　吴建科的目标很明确，攻克快速生成远程订制衬衫的生产工艺流程。远程订制的关键环节是创建人体数据模型，而吉姆兄弟公司的数据来源于两年多来免费为人们量体而收集的数万个样本。　　通过人体两维照片准确获得人体三维尺寸并非易事。日，吴建科清楚地记得这一天，他的团队花费一年多时间攻克了原创的数字成像还原技术。现在顾客只需提供正面和侧面两张照片，电脑就可以通过人体二维照片准确获得人体三维尺寸，再与企业数据库里的海量个人体型数据对比，随后调出匹配的板型并进行数字化裁剪。　　如今，这个只有百名员工的高科技服装企业订单源源不断，不但拥有了自己的固定顾客群，而且还在全国多个大城市开设了品牌店。　　江苏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包锦球认为，传统产业同样可以有高技术因素，信息化可以使任何产业领域都产生强大的竞争力，并通过重塑行业生产模式，给企业以更大的创新想象空间。　　路径四：自主创新让小厂变身领跑“黑马”　　“要攻，就攻最难的！”自主创新让1996年创建于苏中乡村的民营企业南通神马电力，一路奔腾发展成为绝缘子产品的全球龙头企业。　　从行业的追赶者到全球的领跑者，神马只用了十多年时间。　　神马电力实现迅速超越，走的是一条迥异于同行企业的发展之路绕开行业的传统产品，从填补行业空白领域入手，通过科技创新，觅得发展商机。　　创业之初，神马电力就通过两年艰苦攻关，自主研发新型橡胶件填补了国内空白，解决了电站设备老化渗油的大难题。小厂子解决了老难题，订单雪片般飞来，神马的产品迅速占领了全国80%的市场。　　在享受成功喜悦的同时，神马电力董事长马斌思考着从成功中得到的启示：“不要做别人已经很成熟的东西，一定要去发现新问题，做填补空白的产品。”　　两年后，全球首例特高压正负800千伏复合支柱绝缘子在神马诞生。这项技术不仅支撑了我国特高压电网的建设，也奠定了神马在全球外绝缘行业的“首席”地位。而在特高压复合绝缘子的研发过程中，神马电力自主研发的组织管理机制和激励保障机制也得到了进一步完善。　　江苏省副省长史和平认为，产业升级到高端，只能依靠自主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如何搭建起让科技人员大显身手的舞台，真正将行业顶尖专家为我所用，成为企业转型成败的关键。(记者 凌广志 刘健 张道生 李伟 王振宏 徐寿松 任鹏飞 唐卫彬 郭奔胜 徐俨俨 陈晓虎 周立民 刘扬辉)　　民众共识：改革是最大的机遇“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大型问卷调查解析　　2012年10月至11月，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面向最具社会影响力的政、商、学界人士，开展了关于“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全国性问卷调查。本次紧扣时局的调查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近2000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专家学者和企业高管通过填答半月谈问卷，明确表达了自己对当前形势的看法。　　调查问卷涉及我国战略机遇期的宏观判断、周边及国际形势、科学发展和深化改革等四个板块内容，既有对过去10年的评价，也有对当前形势的判断，更有对未来的思考，旨在捕捉不同年龄、不同群体、不同职业的人对我国“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这一命题的感知，为中国未来10年、乃至更长期的发展提供民意参考。　　改革，凝聚共识再出发　　总体上看，受访者对于“中国仍处于大有可为战略机遇期”的总体判断比较认同，对中国当前所处形势和发展前景拥有信心；对发展道路上存在的不确定因素保持高度警惕；对阻碍发展的因素和需着重解决的问题各持己见、深感忧虑；对深化改革、推动科学发展表达了强烈的意愿，对其成效充满期待。　　　　调查表明，对“中国仍处于战略机遇期”的判断，高达93%受访者表示完全认同和基本认同。值得注意的是，在商界人士中，有超过10%的受访者选择了不太认同、完全不认同或者不清楚，反映出这一特定群体的具体感受。　　调查中，深化改革对于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性引发了民众的深度共鸣。针对“您认为进一步深化改革对于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的重要程度”问题，学术界、政界、商界人士有高度共识：认为“至关重要”的达74.15%，认为比较重要的达22.55%，二者合计高达96.7%。　　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新一轮改革前景的预期，认为不太乐观的受访者约占40%。对于当前深化改革的最大阻力，在问卷调查的众多选项中，“既得利益集团阻挠改革”的选择比例最大，这反映民众高度关注既得利益集团问题。此外，受访者对于改革难题的选择较为分散，这说明改革的阻力并不仅仅来自于某个领域，结构性阻力受到普遍关注。　　改革，期待从关键处发力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新一轮改革的号角已经吹响。党的十八大报告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在新一轮改革启动之际，民众认为最重要的改革价值取向为何？民众对此问题的集体感知，将直接影响到改革新举在深水区推进时所能收获的民意温度。本次调查显示，民众最认同的改革价值取向分别是“公平正义”(52.41%)、“以人为本”(23.27%)、“约束权力”(12.62%)、“加快发展”(9.37%)、“巩固执政”(2.33%)。其中，“公平正义”“以人为本”的得票率远高于其他选项，体现了民众对社会公正和民本等善政良治目标的热切期待。　　民众最期待的新一轮改革从哪里突破呢？调查显示，民众期待尽快取得突破的改革依次是政治体制改革(72.7%)、教育医疗等涉及民生领域的体制改革(59.23%)、经济体制改革(56.04%)、社会管理体制改革(47.20%)、行政管理体制改革(45.12%)、司法体制改革(39.59%)等。　　应当引起高度关注的是，在“当前哪些社会矛盾亟待解决”的调查中，得票率排名前三的依次是贫富差距过大、收入分配不公、社会公正滞后。这一调查结果与前述“改革最重要的价值取向”中被访者首重“公平正义”的调查结果互相呼应。新一轮改革将如何释放发展红利？当以改革新举推进社会公平正义，满足民众对社会环境更公平、更有序的美好期待，从而坚定民众对中国发展的信心，深层次激发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活力。　　“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关键在党　　党的建设是“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的关键因素。本次问卷调查显示，受访者认为“反腐败(66.33%)”“执政能力建设(53.76%)”“作风建设(45.34%)”“治理干部庸懒散奢(32.35%)”等方面是加强党的建设的当务之急。同时，身处政界的被访者对“坚定理想信念”之于党的建设的重要性(40.84%)，比商界(22.08%)和学术界(29.45%)人士有更多认知。　　在回答“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是什么”的问题时，受访者认为，“妥善解决社会矛盾(69%)”“科学判断形势(58.89%)”“应对国际复杂局面(49.26%)”“依法行政(47.11%)”等方面是重中之重。这些问题都与科学发展、深化改革和处理周边及国际形势紧密相关。民众对党的建设、党的执政能力提升的诸多期盼，也是对“抓住用好战略机遇期”的殷切期望。(半月谈社情民意调查中心)
(来源：半月谈)
(责任编辑：钟慧)
主演：黄晓明/陈乔恩/乔任梁/谢君豪/吕佳容/戚迹
主演：陈晓/陈妍希/张馨予/杨明娜/毛晓彤/孙耀琦
主演：陈键锋/李依晓/张迪/郑亦桐/张明明/何彦霓
主演：尚格?云顿/乔?弗拉尼甘/Bianca Bree
主演：艾斯?库珀/ 查宁?塔图姆/ 乔纳?希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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