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高三历史导学案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_百度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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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高三历史导学案 中国古代的科学技术文学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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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为止世界研究中国印刷术最系统、最全面的著作《中国印刷史》，在初版17年后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推出增订版，昨天在国家图书馆首发。全书篇幅由初版50万字增加到120万字，且纠正了初版80多处讹字错句。
　　我国印刷史家、目录学家张秀民先生，1984年将积数十年心血的《中国印刷史》书稿50余万字交付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正式出版。第一版推出后，张秀民先生便在韩琦博士的协助下，对此书进行不断增补修订。相较17年前的版本，新版本增补了关于近代西方印刷技术传入中国的论述、北宋末年邓肃文集中关于毕昇活字印刷的记载，补充了宋代刻工表、印刷史论著目录等最新研究成果，增配了300余幅宋元明清珍稀善本书影。
　　印刷史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钱存训在序言中说：“该书包罗了自印刷术发明以来一千多年间全部刻书和印书的历史，详细讨论了各个时代的刻书地点、刻本内容、版本特色、刻工印工的生活和事迹，以及各种刻印的方法。其他书籍以外的各种印刷品，如版画、年画、报纸、纸币以及印刷时用的各种物料，如纸、墨等文房用具，也都提供了新鲜的资料和独特的见解。”按虚岁计，昨正值张秀民先生百年寿诞，先生因行动不便未能出席首发式，知名学者任继愈在现场展示了为张先生寿诞而挥毫的“仁者多寿”四个大字。
西南地区最大规模的书报刊印刷基地———四川新华发行集团印务基地，25日建成投产。其印刷生产线是四川地区自动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印刷机群，年生产能力达到350万对开令。
　　作为印务基地主体的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在2005年正式组建，公司总投资1.8亿元，占地123亩，现代化标准厂房面积达3万平方米。公司从德国引进了四川第一台世界最先进的8色双面高速商业轮转印刷生产线，配套7台德国进口的4色5色印刷机组，配套数字智能CTP系统和4条德国进口印装生产线，成为四川地区自动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优势最强的印刷机群。其设备性能和工艺技术都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将改变我省大量高档图书及商务印刷业务流向外省及东部沿海地区的现状。
　　据介绍，印务基地市场定位为精品图书、报纸、期刊、商务印刷品市场。它的建成投产，从整体技术水平上成为了中国西南地区最具优势和规模的印刷企业，具备了与国内外印刷大企业抗衡的竞争能力。
烟台市印刷协会今天宣告成立。
&&&&市印刷协会是在烟台市新闻出版局引导下，印刷业者自愿自发组成的一个社会团体。它的成立，标志着烟台市印刷企业自治、自律水平的提高，并逐步走向互助、互利、共同发展的道路，对于全面提升全市印刷企业的整体素质和竞争力将发挥积极作用。
各相关单位：
&&&&根据财政部、海关总署、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文化体制改革试点中支持文化产业发展若干税收政策问题的通知》（财税[2005]2号）精神和有关规定，现将政府鼓励的新闻出版行业新办文化企业所得税免税认证的有关政策通知如下：
&&&&一、申请免税认证的新办文化企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
&&&&（一）新办文化企业，是指日以后登记注册，从无到有设立的文化企业。原有文化企业分立、改组、转产、合并、更名等形成的文化企业，都不能视为新办文化企业。
&&&&（二）下列企业属于政府鼓励的新闻出版行业的新办文化企业：
&&&&1、从事新闻出版展览的企业。
&&&&2、从事动画、漫画创作、出版和生产的企业。
&&&&3、从事与文化艺术、广播影视、出版物相关的著作权自主开发和转让的企业；从事著作权代理、贸易的企业。
&&&&4、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许可从事网络图书、网络报纸、网络期刊、网络音像制品、网络电子出版物、网络游戏软件、网络美术作品、网络视听产品开发和运营的企业；以互联网为手段的出版物销售企业。
&&&&5、从事出版物、影视、剧目作品、音乐、美术作品及其他文化资源数字化加工的企业。
&&&&6、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出版企业。
&&&&7、出版物物流配送企业，经国家行政主管部门许可设立的全国或区域出版物发行连锁经营企业、出版物进出口贸易企业、建立在县及县以下以零售为主的出版物发行企业。
&&&&8、经新闻出版行政主管部门许可设立的只读类光盘复制企业、可录类光盘生产企业。
&&&&9、采用数字化印刷技术、电脑直接制版技术（CTP）、高速全自动多色印刷机、高速书刊装订联动线等高新技术和装备的图书、报纸、期刊、音像制品、电子出版物印刷企业。
&&&&二、申请办理免税的新办文化企业，可按照我局“北京地区新办文化企业（新闻出版业）申请免税资格认证程序”（详见附件）的相关规定进行办理。
&&&&三、经认证的新办文化企业可持我局出具的《北京地区新办文化企业（新闻出版业）企业所得税免税资格认证函》到税务部门办理企业所得税的免税手续，享受“自工商注册登记之日起，免征3年企业所得税”的税收优惠政策。对于符合免税政策规定，已经交纳税款的，可持认证函办理退税。
&&&&四、本通知自日起执行。
&&&&&&&&&&&&&&&&&&&&&&&&&&&&&&&&&& 北京市新闻出版局
&&&&&&&&&&&&&&&&&&&&&&&&&&&&&&&&&&二○○六年十月十日
一间纸业公司现正举办纸品设计展览，藉此一览香港当代的纸品设计及印刷技术。展出过百份印刷品，汇集多名设计师、印刷商及其顾客的创意而成，展现本港不同的设计风格及印刷技术。
　　“半世纪情缘”设计展现于九龙塘香港创新中心举行，由近利纸行主办，展览举行至今日。
　　上周举行的开幕礼由本港著名品牌设计师吴秋全设计，亦邀请了从法国远道而来的纸张设计师Emeric Thibierge，分享他对纸张设计的艺术意念与创作过程。他曾设计多个不同系列的纸张，其纸品系列广受世界著名品牌的拥戴。
　　成立了五十年的近利纸行，见证了设计及印刷业的蜕变和改革，由刻板及凸板印刷发展至今日的电子印刷技术。
据越南新闻网24日报道，月份，越南累计进口各类纸品47.46万吨，价值3.18亿美元，与去年同期相比，进口量和进口额分别增长27.98%和38.73%。
　　据悉，纸品主要从印度尼西亚、韩国、台湾、新加坡和泰国等市场进口。进口纸浆8.93万吨，价值4773万美元，进口量同比增长3.74%，进口额同比增长5.15%，主要从印度尼西亚、德国、美国、日本和瑞典进口。
　　在纸品中，进口印刷纸19667吨，占总进口量的4.14%，价值1134万美元，占总进口额的3.57%。其中，进口中国印刷纸品约22507吨，价值1854万美元。
日，香港叶氏化工集团有限公司创立三十五周年暨上市十五周年庆祝酒会于香港湾仔港湾道一号香港君悦酒店地下宴会大礼堂举行。该集团经理冼远就邀请印艺执委参加，由主席谭丽转带领一行13人到场祝贺。叶氏是著名的化工企业，亚洲200强。因为专注、所以专业，有开拓和环保精神。全国各地化工同业及香港同业及印刷界约八百多人到场祝贺。
叶氏化工集团要员向嘉宾祝酒
名司仪致开幕词
叶氏化工集团关心社会支持苗圃行动
主席叶志成(右一)、经理冼远就祝酒
印艺主席谭丽转(左二)及执委与叶氏主席合影
印艺执委与经理冼远就(后排左三)合影
继日在国内推出第一张中文互动多媒体报纸后，宁波日报报业集团于10月25日又在国内首次成规模推出实用性的电子纸报纸——《宁波播报》。《宁波播报》由中国宁波网编辑发布。这标志着全国第一张编辑形态不同于传统报纸的全新电子纸报纸问世。
《宁波播报》的载体是基于高亮度反射型电泳显示技术的移动便携式电子阅读器。阅读器采用的是欧洲最新研发的高科技生产技术，该技术能完整呈现印刷字迹，不发光，与阅读纸介质一样舒适；可通过使用网卡、WIFI等实现随时随地的在线或离线阅读；运用HTML和PDF阅读格式，保持了报纸的形态；内容可随时更新，并可进行便捷查询；体积小，重量轻，采取区别于电脑大屏与手机微屏的中屏显示。《宁波播报》同时附加了电子图书和提供手写笔记应用功能。
10月25日，国内部分高端读者开始全面体验阅读这张电子纸报纸。目前《宁波播报》每天出8版，前4版宁波图文新闻，包括要闻、财经、社会、教科文卫等，版面设计简洁流畅，图片清晰悦目，版页翻阅方便，每个版面编发10篇左右时效性、显著性、可读性强的文字稿件和图片新闻；后4版为全国报摘新闻，主要选自上海、杭州、广州等地的主流报纸，其内容信息对于各类高端读者具有较强的实用性。电子纸报纸可以同时存储多天的报纸新闻和上百部书籍。
电子纸的内容可实现个性化订制，真正使“我的报纸”成为可能；读者可直接无线或联接电脑下载信息，也可将内容储存在不同的文档中；由于电子阅读器采用了地址编码技术，可实现读者与编辑的点对点信息互动交流；而远程传输和阅读的技术，也使该电子报纸的“发行”可突破地域的限制。
宁波日报报业集团目前已拥有报纸网络版、宽带电子报、手机报和互动多媒体报，在制作发行最新电子纸报纸(E-paper)上居于国内领先水平。它标志着宁报集团在探索数字报业内容的形态方面有了新突破。
新加坡印刷与媒体行业明年第一季将有一番新气象，许多大小业者将集合于一屋檐下，入住一座耗资4000多万元建成的崭新大厦——“UE印刷媒体中心”里，在这个科技日渐浓厚的行业，建立良好的合作与共生关系。
&&&&这个为印刷与媒体行业的独特需求量身而建的“UE印刷媒体中心”(UE Print Media Hub)，坐落在地铁环线巴耶利峇站附近，因此地点更加方便，让客户一站式得到这个行业许多服务。
&&&&UE印刷媒体中心是政府公共部门与私人企业界的又一个合作结晶：政府方面是裕廊集团(JTC)，它拨出巴耶利峇工业园(Paya Lebar iPark)一块地段供发展；发展商是联合工程发展(United Engineers Developments)私人有限公司。
&&&&反映业者特别需要
&&&&这个行业大厦的概念，首先是由新加坡印刷与媒体同业公会(Print & Media Association, Singapore)在几年前提出，它还把业者的特别需要，反映给发展。
&&&&联合工程发展公司董事经理刘家文受访时表示：“我们是要推广为个别行业需要而建设的工业房地产，这是我们今后的业务发展方向。”他指出，“一个尺码套上所有客户”的时代已经过去。而且，他说：“我们与裕廊集团、公会以及第一太平戴维斯（Savills，UE印刷媒体中心的行销代理）合作愉快。我们期待今后与第一太平戴维斯继续在这类项目合作，因为这是我们要发展的业务方向”。
&&&&UE印刷媒体中心特别为业者设想的地方包括：每一层楼的天花板都特别高，因为印刷机器大而高；中心26万5000平方英尺的可租用楼面，共有六部货物电梯，一般上这个规模的建筑只有四部货物电梯；每个单位的门框都是可以拆下的，以方便大型机器的搬入；中心的电力应付能力较高，以允许大型印刷机器的运作。
&&&&此外，有了这座大厦，我国印刷与媒体业者今后将有个“身份认同”（identity），有个代表性的建筑物。而且这个中心的外观不像工厂大厦，它有高科技形象、在大走廊有个设计美观的餐厅（走廊天花板有12公尺高），而且许多业者在一处，为客户提供一站式的服务。里头几乎包容了整个行业的生态环境，如印刷、分色以及装订活动。
&&&&因此，第一太平戴维斯公司董事（工业服务）多默尼·毕特士（Dominic Peters）表示：“这个项目将有助提升整体印刷与媒体行业的专业形象。”而且，业者因此能专注于主要业务，资金不用被绑在房地产。
&&&&让业者更好地合作
&&&&新加坡印刷与媒体同业公会会长颜家煌也表示：“除了有更好的工作环境，这个中心也让业者们有更好的条件像团队那样合作，更强地结合在一起，同时方便经验与知识的交流和分享。“在今日的商业环境，让你取胜的是销售与行销以及客户服务，不是科技，而我们这个行业也一样。因此，我们业内得尽量地结合运作，以面对国际竞争。”他认为，加上新加坡在保护知识产权的优势，本地业者可望吸引环球出版商的订单。
&&&&据多默尼·毕特士透露，中心目前已有60%楼面肯定获租用，而到了明年第一季入伙时，他很有信心能够取得90%的租用率。对于一个工业大厦项目，到入伙时取得90%租用率，是非常好的成绩。
&&&&多家业者已成为印刷媒体中心的租户，包括德华工业(Teckwah)、胜利印务(Seng Lee Press)、Pixel Tech、Grenadier Press等。
巴基斯坦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1亿5千万，是我们的邻邦。巴基斯坦印刷设备器材主要靠进口，市场较大，其企业对进口中国生产的印刷设备器材非常感兴趣，有众多巴基斯坦印刷人参观了我们2005年5月举办的北京国际印刷技术展览会(China Print)。
&&&&应巴基斯坦印刷协会邀请，中国印刷及设备器材工业协会决定2006年12月组团赴巴基斯坦考察访问，参观巴基斯坦印刷企业，同时参观在巴基斯坦拉合尔举办的印刷展，与巴基斯坦印刷协会商谈合作事宜。时间暂定为日一12月15日，预计考察城市为拉合尔、伊斯兰堡、卡拉奇。(中包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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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考古成就要览
自远古时代起，我们的祖先就生息繁衍在古老的中华大地上，茹毛饮血，刀耕火种，渔樵耕织，创造出有着“超百万年的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连绵不断”的华夏文明，留下不计其数的文物古迹。
然而，岁月的烟尘湮没了众多遗迹，历史的风雨冲刷掉许多记忆，给古老的中华文明史留下不少待解之谜。中国考古工作者担负起重责大任，发微探幽，找寻实证，于默默无言的文物古迹中追寻沧桑，考证出古代文明的信息，填补历史的空白，弥补年代的环缺，唤醒忘却的记忆。审视文物，了解历史，鉴古知今，考古工作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我国考古事业发轫于“五?四”运动前后，新中国成立后得到发展。经过一代代考古学者筚路蓝缕、刻苦求索，解开了众多历史之谜，极大地丰富了古老的中华文明。近十多年来，随着综合国力的增强、人们精神文化需求的增长和审美情趣的提高，考古事业更是蓬勃兴旺，各地每年都有许多重大的考古新发现，充实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丰富内涵，刷新了人们对中华古代文明的认识，展示了中华民族为人类作出的巨大贡献，也为研究人类历史进步历程提供了更为翔实的实物证据。
为帮助海内外朋友了解这方面的情况，人民网推出《中国考古》专栏，不断发表连载文章，但由于内容比较分散，本网特将这些文章收集整理成专栏节目，敬请关注，并予赐教。
配合重大建设 进行考古发掘
　　　　　今年4月，为配合碗米坡水电站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龙山县里耶
　　　　　镇沿河大堤涉及的里耶战国―秦汉古城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简牍2万多枚。
图为简牍出土现场。
今年4月，为配合碗米坡水电站建设，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龙山县里耶镇沿河大堤涉及的里耶战国―秦汉古城进行抢救性考古发掘，出土简牍2万多枚。图为简牍出土现场。
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神州大地，建设浪潮，此起彼伏。深藏千万年的地下古城址、古墓葬、古陵寝、古遗存都“重见天日”。配合建设需要，及时进行考古勘探与发掘，成为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
近5年来，我国已有近百支考古队、上千名专家云集在纵深660多公里的三峡坝区和库区，开展大规模的考古调查和抢救性的考古发掘，完成了按常规需要40多年才能完成的工作量，累计完成上百万平方米的发掘任务，勘探总面积500多万平方米，出土珍贵文物6000多件、一般文物5万多件、各类标本数万件，开展了130多处文物点的资料留取，40多处文物点的原地保护设计和近90处文物点的搬迁保护设计，为研究三峡地区古代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抢救、保护三峡地区重要文物和文化遗存，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峡大坝一期蓄水水位下的重要文物遗址，考古发掘已基本完成，正在展开二期蓄水水位下的重要文物遗址的抢救性发掘。
三峡考古发掘硕果累累。在丰都高家镇、烟墩堡发现多处旧石器时代遗址，将三峡地区的旧石器文化向前推进了5万至10万年。在丰都县玉溪遗址首次发现距今7000年左右巴蜀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存，并在三峡地区找到5000年前形成的聚落遗址80多处，初步建立起三峡地区原始文化序列的基本框架；考古发现，分布于湘鄂的大溪文化、屈家岭文化和石家河文化遗存，也存在于忠县哨棚嘴文化遗址中，表明三峡库区曾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交融的重要通道。这些考古成果，对研究长江中上游地区在华夏文明史上的地位具有重大价值。三峡库区先民―――巴人，约存在于夏商至西周，这一古老部族的具体状况一直是历史未解之谜。新发现的百余处巴人遗址和墓地，将巴文化以从商周到战国的完整序列呈现，打开了深入研究巴人文化的神秘之门。
在三峡湖北库区也发掘的一些重要遗址和墓葬群，出土了一大批文物，填补了考古研究的许多阶段性空白。云阳旧县坪遗址西汉简牍、马粪沱墓群汉代画像，万州槽房沟墓群汉代佛像，忠县乌杨遗址汉代石阙，万州老棺丘墓群汉魏时代中国象棋子等，都是有着重要意义的考古发现；万州武陵镇商周古城建筑遗址、西陵峡口东周建筑遗址、圈山汉代古城遗址及云阳明月坝遗址、巴东县旧县坪宋代城址、白帝城宋城遗址的发现，为研究中国古代城镇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52年来，配合国家重点工程建设进行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取得了丰硕成果。在治淮工程中，发现的安徽寿县蔡侯墓，出土大量青铜器，为春秋时期的铜器断代和研究蔡国的历史与文化提供了重要资料；为配合黄河三门峡水库工程，发掘出春秋早期的虢国墓地，对研究虢国历史与文化，特别是丧葬制度具有重要价值；在湖北丹江口水库库区，发掘出古文化遗址23处、古墓葬15处，清理发掘了各个时期的古墓200余座，有6000万年前的恐龙蛋化石、80万年前旧石器时代的“郧县人”头骨、大型楚国贵族墓地、唐太宗之子李泰家族墓地及武当山明代古建筑群等重要文物；为配合黄河小浪底水利枢纽工程建设，对库区文物进行多次调查，发现大量各类文物地点，其中山西恒曲商城是中国现已发现的第五座商代前期城址，对研究当时的社会历史、人文地理等具有重要意义；2001年，为配合基本建设继续对虢都上阳城宫城内北部进行较大规模的钻探和发掘，发现大面积的夯土遗迹，是目前虢都上阳城发掘的面积最大的建筑基址，也是在西周考古中与城址及宫城结合在一起发掘出的罕见的同类基址，更加丰富了周代虢国都城的城址内涵。
考古工作者还积极配合城市工程建设、农田水利建设，进行了大量的抢救性考古发掘工作。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对长沙马王堆汉墓、广州西汉南越王墓、高安元代窖藏和北京西直门元代和义门瓮城城门等墓葬、遗址的考古发掘，都有重大收获。
近两年来，随着城乡建设高潮的出现，考古勘探与发掘有了更大进展。2001年2月，在成都市青羊区苏坡乡在建设施工中，挖出一批象牙、玉石器、铜器等文物。考古人员立即赶赴现场，了解情况。经文物勘探和考古发掘，发现大型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金沙遗址，被评为当年中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
为配合青藏铁路的建设，今年年初考古学家在世界海拔最高、线路最长的青藏铁路沿线进行了为期3个月的文物普查，发现了距今3万至1万年的细石器时期文物和有1000多年历史的古墓群，有望填补华夏文明从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到西藏自治区聂拉木之间一个半月型文化传播带在青海省缺失的重要一环。
今年7月底，为配合洛阳市河洛中心广场的建设，考古人员进驻工地，经初步钻探发掘，在6000平方米的面积内发现了279座东周墓葬和10座车马陪葬坑，已发掘出19座小型墓葬、2座带有车马坑和墓道的王侯墓葬。这次大规模集中考古发掘，丰富了东周墓葬考古的内容，对研究东周墓葬形制、结构具有重大意义。
今年7月初，连云港市在筑路时发现一西汉古墓，考古人员及时进行考古发掘，发现一具沉睡2000多年尚未腐烂的古尸。这是我国发现的第三具保存完好的汉代湿型古尸。这具名为“凌惠平”的古尸，墓葬简陋，棺椁内蓄棺液，尸身浸没在棺液中，完好地保存至今，是个奇迹，遗留下不少待解之谜。如能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分析出棺液的成分和性质，将为现代人体防腐研究带来重要突破。
事实充分证明，新中国在积极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继承光大优秀的中华文化，充分发挥其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
中国考古学的诞生与发展
“五?四”运动前后，西学东渐，在带来“科学”、“民主”思想和先进科学知识的同时，也带来西方人的妄自尊大，一些西方学者鼓吹“中国文化西来说”；国内也有人妄自菲薄，否定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代，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发生动摇。长此以往，国将不国。追根溯源，寻找实据，证明古史，重建民族自信，成为攸关国家命运的一件大事。此后不久，一批中国学者怀着强烈的责任感，开始了对周口店、殷墟等古文明遗址的考古发掘，中国考古学应运而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考古得到全面发展。新中国成立不久，中央人民政府就设立了国家文物局，并颁发了保护古代文物的法令；恢复了周口店、殷墟两项中断多年的考古发掘；在中国科学院成立了考古研究所，在北京大学设置考古专业；各省区市也相继成立文物管理委员会，负责当地的文物保护和清理发掘工作。在考古发掘和研究的实践中，各地考古队伍日益健全起来。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田野考古工作范围不断扩大，发掘水平得到提高。在黄河上下、大江南北，考古工作者对史前时期的半坡、北首岭、庙底沟、屈家岭、北阴阳营等遗址和大汶口墓地，对商周时期的二里头、郑州、丰镐等遗址和洛阳东周城、侯马晋城、汉唐两京城址、元大都遗址及其他重要遗址进行了规模较大的发掘。在辉县琉璃阁的发掘工作中，首次成功地剔剥出一座完整的车马坑，受到西方考古学家的赞誉。
　　改革开放后，我国考古事业走向繁荣。1979年4月成立了中国考古学会，其后一些省区市也相继成立了地方考古学会及相关的研究会；考古学得到迅速发展，加强对外交流，引进科技手段，开拓了水下考古和航空摄影考古领域；大遗址考古发掘得到加强，黄河流域所作重点发掘尤多，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也有多处遗址发掘，西南边疆、北方大漠也都发掘过史前遗址，数量之多，分布之广，规模之大，前所未见。
田野考古达到较高的科学水平。原始聚落遗址和氏族公共墓地的发掘，力求全面地揭露布局情况，复原当时社会生活全貌；古代城址的勘察，着重了解整体规划，确定城垣范围和城门位置，探寻主干大道和重要建筑遗迹；对那些古今重合的城市，则充分利用文献资料，根据现存的古建和可以肯定的旧街道等遗迹，结合以重点钻探、发掘，较好地复原古城的平面布局；清理大型墓葬时，妥善处理糟朽不堪的漆木器、丝织品、帛书、帛画，使之得到较好保存；对于散乱的玉衣、铠甲、简牍，在清理过程中，特别注意各个零件的位置和相互关系，仔细观察和做好记录，以复原它们的整体。考古发掘还扩大到古代矿场、作坊、窑址、工场和沉船、桥梁等。
我国考古工作者积极探寻人类的起源和进化过程，为全世界旧石器时代考古作出重要贡献。他们对中国境内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进行了系统的发掘和研究，揭示出了一二百万年以来直立人、早期智人至晚期智人在中国境内的进化过程及其生存活动情况；对中国农业起源的考古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以充分的证据证明距今1万年以上；理清了广阔地域新石器时代文化的序列，建立了史前文化的系列和编年框架，提出了区、系类型的考古学理论；随着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史前村落的揭露，对聚落形态的研究有了新进展；对红山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新石器时代遗址的发掘获得重大成果，引起了世界考古学界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关注；在豫西及晋南地区对夏文化进行了连续、深入的探索，找到了夏人活动的中心区域。在郑州地区发现了二里岗文化遗存，从而确认了早商文化；对中国古代城市和其他重要遗址、墓葬的发掘也获得世人瞩目的成就。甲骨、简牍、帛书等文献又有许多新的发现，为历史研究提供了大批重要史料。
　　从半坡新石器时代遗址、广汉三星堆的发现与发掘，临潼秦始皇陵及兵马俑坑、西安汉长安城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大同云冈石窟的调查与发掘，到甘肃敦煌石窟的发现、隋唐洛阳城及宋代衙署庭院遗址的勘探与发掘，北京明定陵的发掘……新中国考古硕果累累，举世瞩目。近二年来，青海民和喇家史前遗址、河南偃师商城商代早期王室祭祀遗址、四川成都金沙遗址、贵州赫章可乐夜郎时期墓葬、浙江杭州雷锋塔地宫的考古发掘和陕西秦始皇帝陵园的考古新发现，从不同侧面反映了不同时代的人类文明史发展特点，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
　　通过这些考古发现，人们可以感受到华夏祖先如何以勤劳和智慧开启人类文明；循着青铜文明、甲骨文字、四大发明，人们可以看见中华文明发展成熟、走向辉煌的历史轨迹。无论秦俑汉陵、塞上长城、长安古都，还是金印玉玺、简册帛书、宝寺佛屠、秘瓷金樽，无不记载着文明古国的繁华和荣耀。近年来，考古工作者积极配合国家经济建设，对古代文化遗存做了大量的抢救性发掘工作，同时也主动为解决学术课题而进行发掘。仅去年，全国就有4000多个考古工地同时作业，发掘出大量文化遗物，再现了中国古代文化辉煌，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古代文化在人类历史中的地位。
旧石器时代考古获得进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早期人类化石及遗存的发掘与研究，不断取得进展。全国各省、区陆续找到旧石器时代遗存，发现了年代早于北京人的元谋人和蓝田人，将中国考古学的年代上限大为提早。和县人、汤山人、金牛山人、郧县人、大荔人、许家窑人、丁村人、柳江人、马坝人等一系列古人类化石的发现与研究，基本揭示出中国古人类的进化过程及其在人类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
　　2000年在安徽淮南的八公山发现了两颗中国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古猿化石，地质年代距今约300多万年，证明了我国是人类早期起源地之一。1977年在江苏省双沟松林村东南发现一件至今在亚洲时代最早的长臂猿化石，判断其年代为中新世，距今约1000多万年。此后，双沟又发现距今4万年前双沟下草湾古人类化石，与北京周口店山顶洞人十分相似。专家结合新近发现的古动物群化石作出惊人推测：下草湾人是北京猿人后裔，是现代中国人祖先之一，以江苏双沟为中心的苏皖地区是人类起源中心之一。
　　中国境内旧石器时代的文化遗址极为丰富，特别是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从喜马拉雅山下至黑龙江畔到处都有发现。52年来，中国发现的重要旧石器地点已有200多处，代表了人类进化和旧石器文化发展的各个阶段。比较完整的华北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年代序列，利用各种手段复原古人类的生活环境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使中国旧石器时代文化传统的探索有了一定成果。
中国旧石器文化以石片工具为主要工艺传统，但从旧石器时代早期起就已出现南北两个大的区域特征，并且又都呈现出多样性，存在着不同的文化类型。到旧石器时代晚期，南、北方文化差别更明显，北方的石制品继续向着小型化方向发展，南方的石制品则一种是向小型化发展，另一种还保留了大型化的传统。
　　2000年在广西百色盆地发现的旧石器，吸引了众多中外考古学家的目光。美国科学家最新测出这些石器已有80万年的历史，推翻了过去“东亚的早期人类文化远远落后于西方”的说法，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人类进化的历史。中法专家通过对郧县人的联合考古，确定郧县人至少在80万年前就使用斧，改写了长期存在于西方学术界“旧石器时代中国无手斧”的定论。三明万寿岩旧石器遗址，是华东地区第一个洞穴类的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它的发现，把古人类在福建生活的历史提前了十几万年，填补了福建省考古学年代学的一段空白。山西吉县柿子滩遗址群，是中国最新发掘出的距今2万―1万年间现存面积最大、堆积最厚、内涵最丰富的一处原地埋藏遗址。它的田野资料的石制品组合特征呈现了中国旧石器文化的西部风格。考古学家在世界海拔最高的青藏铁路沿线，发现距今3万年到1万年的文物，属旧石器时代晚期到新石器时代早期的细石器时代。这一重大考古发现，有望填补华夏文明从内蒙古自治区海拉尔到西藏自治区聂拉木之间一个半月形文化传播带在青海省缺失的重要一环。它说明中华祖先从3万年到1万年前就在青藏高原生活。
　　尤其令人欣喜的是，长江三峡旧石器时代考古工作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弄清三峡地区旧石器文化的发展脉络获得重要的实物证据。1985年发现的巫山猿人遗址，测定的年代距今约201―204万年，同时出土了110多种动物化石，表明三峡地区适宜古人类的生存。1999年在长江巫峡溶洞发现一处内容较为丰富、保存较为完好的古人类（河梁人）遗址，文化分期属旧石器时代后期。进一步研究发现，河梁人生活在15000年前。河梁人及其文化的发现，表明三峡地区在15000年前已留下了人类的足迹。2000年6月对丰都县井水湾旧石器时代遗址进行二次抢救性发掘，发现了大量距今10万年的石器工具和罕见动物化石，出土各种类型的石制品400多件，有石核、石片、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这次发掘还发现了多种动物化石，包括鹿、牛、东方剑齿象、貘等。这在南方旧石器时代遗址十分罕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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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石器时代考古获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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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年来，我国考古学者采用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的方法，结合放射性碳素断代考核，在对上万个新石器时代遗址进行发掘和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中国新石器时代文化的谱系框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考古学体系。
　　新石器时代的研究的另一项重要成果是早期文化遗存的发现。年，发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磁山遗址、裴李岗遗址和大地湾遗址。此后又在黄河流域发现了几十处类似的遗存，它们分属不同的文化系统，彼此又有一定的联系，并且与仰韶文化有因袭发展关系。这就找到了仰韶文化的先驱，使中国考古学上最大的一段年代缺环日益衔接起来，对探讨中国农业、畜牧业和制陶工艺的起源有重要帮助。
　　继对仰韶文化及其同时代文化遗址的大规模发掘和深入研究之后，考古学家又找到了早于仰韶文化的古代遗存，确认了距今约1万年左右的湖南道县玉蟾岩遗址、江西万年仙人洞遗址、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明确了中国新石器时代起源于距今1万年以前。由于发现了距今1万年前农作物的遗址，从而确认中国是世界重要的农业起源地之一。此外，还发现了后李―北辛文化、彭头山―城背溪文化、兴隆洼文化以及距今6000年左右及其以后的河姆渡、崧泽、大溪、屈家岭、石家河、薛家岗等文化，基本廓清了中国史前文化的谱系。西安半坡、华县元君庙与临潼姜寨、内蒙古敖汉旗兴隆洼等聚落遗址和墓地的发现，使中国考古学界对史前聚落形态、社会组织结构的研究更为深入，对史前经济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成就。2001年在河南舞阳贾湖遗址获得重要考古发现，9000年前生活在淮河流域的贾湖人已创造出相当发达的稻作文化，水稻人工驯化程度明显高于同期的长江流域的遗址。红山文化的坛、庙、冢，良渚文化的祭坛和大量的玉礼器的发现，引起了海内外考古学家对中国文明起源的关注。
　　在长江流域和其它地区也曾发现年代较早的新石器时代遗址，其中河姆渡文化的干栏式建筑遗构和稻作遗存尤为引人注目，表明这些地方和黄河流域一样，从很早的古代就有中华民族的祖先进行开发。在瞿塘峡以西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存，而且年代上早、中、晚都有，使得中华文明的起源，更加呈现多样化的色彩。在青海民和喇家齐家文化遗址，新发现保存颇为完整的窑洞式结构房址和分布格局以及烤制食物的壁炉，提出聚落形态的新认识。2001年在浙江萧山跨湖桥遗址发现盛煮过草药的小陶釜，说明早在新石器时代，我们的祖先就已认识到自然物材的药用价值，证实了“神农尝百草”的传说是中华民族药文化的渊源。这个遗址，呈现了一个新的、独立的考古学文化类型。它的发现，与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有着同样的重大意义。各地的原始文化，既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又有密切的相互关系，共同组成丰富多彩的中华远古文化。
青铜铸造业的出现和中国文明起源的研究，取得了十分明显的进展。现有早期铜器标本的科学鉴定表明，中国至迟在4000年前的齐家文化晚期已经进入青铜时代，比过去只知道殷墟铜器提早了好几百年。为探讨中国进入文明时代的历史进程，已把四五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和灿烂的殷墟文化之间的缺环连接起来。
　　自1989年以来，对安徽蒙城尉迟寺遗址进行了10余次发掘，出土红烧土排房、墓葬、器皿及陶器等文物1万余件。这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完整、最丰富、规模最大的史前建筑遗存，被称为“中国原始第一村”。一只5000多年前的陶制鸟形“神器”在这里出土，这是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原始社会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最为完整的图腾，被考古界称为“惊天的发现”。
　　西藏卡若遗址出土的半地穴房屋、彩陶以及小米、家猪骨骼等，和黄河流域的原始文化惊人相似，表明卡若文化源出黄河文化，卡若人从黄河走来。卡若文化的先民们，和中华大地的所有先民一样，胼手胝足，创造着古代文明。
　　2000年6月在山西襄汾县陶寺村首次发现了尧舜时期的古城遗址，使中华民族国家起源的历史提前了近千年。古城遗址是中华民族文明的发祥地之一，它完全体现出史学界公认的国家起源的三大标志―――文字、金属器和城市。其后，在湖南宁远县九嶷山发现舜帝陵庙遗址，为“五帝”时代史断代研究提供新的考古依据。接着，在陕西黄帝陵桥山附近又惊现一块大陨石，对破解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去世之谜和揭示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准确起始时间有重要意义。这些考古发现，将使三皇五帝的历史被证实为信史。
华夏文明，生生不息，其起源与发展有着独特的方式和途径。华夏文明因何长盛不衰？怎样影响中国历史的进程？如何开启世界古代文明？从这些考古成果中可以寻找答案。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极其浩繁而又激动人心的考古研究项目―――“中国古代文明探源工程”，已被列入“十五”国家科技攻关重点项目。
刻符陶片，龙山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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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断代工程大功告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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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商周是中国历史上极为特殊的阶段：华夏文明的各源流开始汇聚，中国最早的王朝诞生并定鼎中原，中国文明和华夏传统的若干基本特征渐趋成熟，中国古代文明由兴起到繁盛……中国古文献对这段历史的记载却过于简略。自太史公作《史记》始，一代代中国学者为考据其史实、断定其年代而殚精竭虑，试图澄清历史与史前、文明与野蛮之间的迷雾，廓清华夏文明的起源。
　　新中国成立后，古史学家徐旭根据文献记载，认定夏人活动区域在豫西、晋南，于1959年率队进行考古调查，发现了二里头等遗址，为探索夏文化迈出重要一步。此后，考古工作者对二里头遗址及与其文化内涵相似的遗址进行了多年发掘，发掘出两座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确定了“二里头文化”(属夏文化)的命名。
　　寻找早商文化，成为商代考古的重点。50年来，在郑州等地已发掘不少早商遗址，确立了以二里岗文化为代表的早商文化。1976年妇好墓的发掘，丰富了对商文化的认识。近年来，四川广汉三星堆、成都金沙商周遗址、深圳屋背岭商代遗址等遗存的发掘，丰富了对西南和南方商代各国文化的认识，揭示了商王朝和长江流域的文化关系。
　　1983年在偃师尸乡沟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其中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对全面认识夏文化至为重要。殷商时代的考古研究，由此上溯到商代早期，同时扩大了对商人活动范围的认识。对郑州商代遗址和安阳殷墟都进行了详细的文化分期，又分别发掘宫殿基址、铸铜等手工业作坊、贵族和平民墓地。小屯附近还出土4000多片刻辞甲骨。对整个商殷时期的文化发展及铜器、甲骨、玉器等方面，进行了更加深入地研究。陕西东龙山夏商遗址是夏商周时期最重要的遗址之一，遗址内涵丰富、文化堆积时间长。自1997年以来，大规模的发掘已进行3次，提供了大量的实物证据，对夏商周断代具有重大意义。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通过丰镐地区的发掘，初步建立起西周考古的断代标尺。其后，在周原遗址先后发掘了西周早期和中期的两处大型建筑基址，并且出土一批周初的甲骨文，又曾多次发现铜器窖藏。其他重要发掘还有：洛阳东郊西周王室铸铜遗址，北京琉璃河燕国早期贵族墓地。各地成批出土的西周铜器，不少具有王世明确的长篇铭文，为西周铜器的断代研究提供了新的依据。春秋战国时期的一系列考古发现，为中国历史上这个社会经济大变革时期提供了丰富的实证材料。现已明确，中国至迟在公元前6世纪的春秋晚期已掌握了冶铁技术，并且是生铁铸件和块炼铁锻件同时出现。战国时期钢铁生产达到相当高的水平，出现以块炼铁为原料的渗碳钢制品。
　　建国以后，对集中代表夏商周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的列国都城，几乎都作过勘察，对其布局情况已有所了解。各地发掘的几千座东周墓葬，是研究当时不同地区社会经济和礼制变化情况的宝贵资料，其中，春秋中期的淅川下寺楚墓和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所出失蜡法青铜铸件，曾侯乙墓保存完好的整架编钟、编磬和其他乐器，江陵楚墓出土的战国晚期锦绣衣物，突出反映出这个时期经济文化发展的实际情况。52年来，发现的殷墟甲骨、商周金文，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历史任何时期。发现铜器铭文和竹简、盟书的大量文字资料，既对文献记载有着重要的补充，又使中国古文字学研究中的薄弱环节得到加强。
　　西周考古的重点是对周人的早期都邑周原岐邑和文王、武王迁都后的丰镐进行发掘。另外，对西周分封的北京房山琉璃河燕国都城、山西曲沃北赵村晋国晋侯墓地的发掘也获得重大收获。各地出土的众多带铭文铜器，为研究武王克商、营建成周、封邦建国，以及西周社会经济、军事组织、礼仪制度等重大历史问题提供了许多难得的第一手文字资料。东周时期重要考古发掘成果也很多，其中对于一些高等级的王侯贵族墓葬的发掘，例如蔡侯墓、曾侯墓、中山王墓，所获大量文物是深入研究先秦史的宝贵资料。
　　从夏初到西周末长达1200多年。公元前841年(西周共和元年)是中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此前的西周、商、夏的纪年，只能根据现存古代文献推测出大概。近年来，随着科学的进步，特别是考古学突飞猛进的发展以及大量新材料的面世，终于为重新认识夏商周文化提供了新的机遇。“九五”期间国家组织“夏商周断代工程”，聚集专家联合攻关。夏商周时代的历史文化遗址的发现及大规模发掘，为夏商周时期的历史及其文明发展提供了清楚的脉络，为中国属世界文明古国的论点提供了重要的材料和依据。通过对传世和出土的文献进行整理和研究，对其中的天文、历法记录进行计算推定了一些事件的年代；通过对有典型意义的考古遗址和墓葬材料进行分期研究，并做必要的发掘，取得系列样品，进行常规和加速器质谱仪的碳14测年，将夏商周时期的年代学进一步科学化、量化，对商代后期盘庾以下各王和西周共和元年以前各王提出了比较准确的年代，对商代前期和夏代提出了基本年代框架，特别是对武王克商年代、武丁在位年代、夏商分界年代和夏代始年的估定具有重要创新意义，提出了迄今最有科学依据的《夏商周年表》。作为“九五”重大科技攻关项目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已顺利通过国家验收，为深入研究华夏文明的起源和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三星堆遗址距今约5000年至3000年，是四川境内一处范围最广、延续时间最长、文化内涵最为丰富的古蜀文化遗址，也是四川有史以来最重要的考古发现，被评为我国20世纪十大考古发现之一。20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进行了大规模考古，发掘出360平方米的古城、12平方公里的居住区、一批古墓和大批珍贵文物。在这批古蜀秘宝中，有许多光怪陆离、奇异诡谲的各类铜造型，有高2.6米的威仪凛然的青铜面具，“通天彻地”的青铜神树，流光溢彩的金杖、满饰图案的边璋等，都是前所未见的稀世珍宝。此后，考古工作者又发现了新津宝墩、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城等4大古遗址。这些发掘证实，早在我国夏代以前，在成都平原就逐渐形成了我国原始社会分布密集、规模庞大的古城群，并建成了大型的礼仪性建筑和高大的城墙，形成了巨大的中心聚落，孕育着文明的因素。大量的考古证明，夏、商、周时期，古蜀族在成都平原创建的文明，比起中原毫不逊色，成为长江上游文明的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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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灵石县出土的商代铜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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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城市考古大有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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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城市建设，是中华古代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查明其形成的源头，理清其发展脉络，弄清其沿续的模式，是考古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我国建城史上，历代帝王都城、宫阙、御苑、庙堂的营建占有重要地位。新中国成立后，对我国古代都城遗址进行了大量的勘探与发掘，基本勘察清楚汉长安城遗址、汉魏洛阳城遗址、隋大兴唐长安城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辽中京遗址、金中都遗址、元大都遗址的布局，并对邺城遗址、南宋临安城、三国时代孙吴的武昌城、六朝的建康城、北宋的汴梁等城址作过考察，弄清了中国都城建制的演变轮廓，其中包括平面布局、宫城位置、主干大道和里坊制度等，揭示了古代城市发展起源与演进、发展的规律。
　　早在新石器时代晚期，中国已经出现城堡。2000年在连云港藤花落龙山时代城址发现有内外两重城垣，城内发现夯土台基的大型回廊式建筑，在我国已发现的50余座史前城址中，是最典型的龙山文化城址；同年还发掘出河南新密古城寨龙山时代城址，面积达17万平方米，城中发现的大型宫殿基址和大型廊庑式建筑在中原地区的龙山时期城址中十分罕见，可看出该城的建造是事先经过统一规划和精心设计的。它的发现和发掘，为研究我国城垣建筑起源与发展提供了宝贵资料。
　　正在发掘的安徽含山凌家滩原始部落遗址证明，中国早在5500年前就出现了城市，将中国城市的历史向前推进1000多年。现被大片庄稼覆盖的凌家滩，远古时期是一座繁华、热闹的城市，方圆160万平方米，有大型宫殿、神庙等标志性建筑以及布局整齐的房屋、墓地，又有护城濠沟、手工作坊、集市和大批礼器，养殖业、畜牧业、手工业初步形成规模。它展现出的失落久远的灿烂文明，将使中华文明史由“上下五千年”延伸到七八千年。此前，中国最早的城市在山东日照市五莲县丹土村，距今4000多年。
　　夏、商、西周是中国城市发展的最初阶段。文字记载，中国古代城市的出现始于夏启时期，当时已有“筑城以卫生君，造廓已守民”之说。商周开始有了大规模营建城邑活动，出现了商城、洛邑这样的规模宏大的都城。1983年在河南偃师尸乡沟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面积达200万平方米，城内有规模较大的宫殿基址，可能是汤都西亳。它的发现，为追溯夏文化提供了重要的实证和资料。继发现安阳殷墟商城遗址、郑州商代城址后，1999年我国考古工作者又在安阳发现第四座商朝都城----洹北商城。洹北商城宫殿基址群由25个单体夯土基址组成。其中编为1号的基址，东西长170多米，南北宽90米，总面积约1.6万平方米，基址、柱洞、台阶、门道保存完整，是迄今为止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代单体建筑基址。
　　2001年发掘的四川成都金沙商周遗址，面积3平方公里以上，出土重要文物2000余件，为一处大型商周时期蜀文化中心遗址，是古蜀国在商代晚期至西周时期的都邑所在。它的发掘与研究，对建立成都平原先秦考古学文化序列和对巴蜀文化的深入研究、破解三星堆文明衰亡之谜等具有重要学术意义。
　　春秋时期编写成书的《周礼?考工记》谈到帝王之都的设计时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认为国都应是一个正方形的大城，四面各有3个城门，门内有九条宽阔的大道纵横交错；在大城之内，中央部位的南面是朝廷，北方是市场，在朝廷的东面是太庙，西面是社稷坛。考古发现表明，这对中国历代帝王都城建设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宫殿建筑面北朝南，成为我国中原王朝历代都城规划建设上的一大特色。
东周至秦汉时期，中国城市发展进入一个重要的阶段。春秋战国时期，城市数量和规模有了更大的发展，出现赵邯郸、齐临淄、楚郢都、魏大梁等盛极一时的都城。山东临淄齐故城遗址、曲阜鲁故城遗址、易县燕下都遗址，河南新郑郑韩故城遗址、洛阳东周城遗址，湖北江陵楚纪南城遗址，陕西凤翔秦雍城遗址、临潼秦栎阳城遗址和咸阳秦咸阳城遗址等东周列国都城的考古勘探与发掘表明，这一时期的都城都有城墙包围，由宫城和郭城两大部分组成，主要宫殿都设于制高点，便于控制全城，形成一种封闭式的城市规划。2000年发掘的湖北潜江龙湾楚宫殿遗址，发现春秋晚期夯土台基19座，包括一处宫殿基址。该遗址除呈现规模大、建筑规格高的特点外，建筑风格也颇为奇特，突破了我国古建的传统模式―――以南北为中轴线、东西对称、前堂后室等，而是讲究东西高低错落，北高南低，贝壳路及长廊环绕，回廊、庭院交错，呈现出一派离宫别馆风光。北京房山琉璃河西周燕国早期都邑的发现，对研究周初分封制有重要意义。
今年7月考古发掘出的湖南龙山县里耶古城，规模在２万平方米以上，有城、三眼井及相关建筑等成组的遗迹。它的发现，填补了我国秦汉古城考古的空白，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和文化价值。
　　秦统一天下，划41郡，置县千余，中国城市建设得到进一步发展。两汉、隋唐、五代时期，营造了像西汉长安、北魏洛阳、南朝建康、隋唐长安等天下名都。宋、元、明、清，城市数量增多、规模扩大，类型、功能更加齐全，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沿海地带出现了一系列经济和文化发达、功能更加齐全的城市。如：以政治中心为主要功能的西安、洛阳、开封、杭州、南京、北京等城市；以对外通商为主要功能的泉州、福州、潮州、宁波、扬州、广州、上海、天津等城市；以交通为主要功能的武汉、徐州、沈阳、张掖、武威、喀什等城市；民族地区政治、文化中心拉萨、呼和浩特、银川、大理等城市；风景、文化胜地桂林、承德、安阳、商丘、敦煌、曲阜、亳州、淮安，以及景德镇、自贡、大同等制造、铸造业发达的城市。
河南灵宝市西坡遗址(仰韶文化),
这里发掘出的一处大型房址面积达500多平方米，四周有回廊。这种大型廊庑式建筑的发现，为研究我国城垣建筑起源提供了宝贵资料。
汉代都城规划的特点与东周相似。长安城的勘探与发掘表明，该城平面布局作长方形，城内有“八街九陌“，12座城门均分在四面，宫殿区集中于西南部后扩大至城外西南方，宫殿区远远大于居民区。
　　洛阳，素有“九州腹地”之称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有着十分重要的地位。自夏以来，先后有13个王朝在此建都，累计建都时间长达1600多年，留下了规模宏大的五大都城遗址、数以万计的古代墓葬，洛阳堪称“中国地下博物馆”。最近在洛阳汉魏古城南墙发现阊阖门，让魏晋时期的宫城正门得以再现。这是目前中国都城考古发掘出的最早宫城正门。它强烈的礼仪特征和平面布局对于都城建设思想演进的研究具有重要历史地位，阊阖门阙的形制、结构和建筑技术对于中国古代所特有的门阙制度的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为中国古代都城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实物资料。
　　今年年初，考古工作者发现2000多年前坐落在现西安市北郊的大型城市－－阳陵邑遗址。这是中国迄今首次发现的帝王陵陵邑。阳陵邑是汉景帝时期的政治中心之一，居住人口曾达到10多万，存在了五六百年。这里出土的上万件文物，生动地再现了汉代古城的风貌，对研究中国城市的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去年在广州出土的汉代木结构遗址，北面为西汉遗迹，南面为东汉遗迹，为汉代水门建筑，是城市的出水口，也是我国最早的城市排水的工程。2000年发现的南京钟山六朝坛类建筑遗迹，属于东晋晚期到刘宋时期，其空间位置和北京明清时代的天、地坛及其与皇宫的相对方位完全一致，体现了我国封建时代都城中宫城与天、地坛的布局方位关系及其所代表的文化理念。
　　汉代长安一直成为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关中之地，于天下三分之一，而人众不过什三；然量其富，什居其六。”经济发达是最主要的原因，司马迁此语道破天机。东晋以后，长江中下游已全部开发，其幅员之广大、条件之优越、物产之丰饶，非关中地区所能比拟。到了隋唐，遇上荒年，皇粮也得从江南调来，以到不得不迁都洛阳。隋炀帝开凿连通洛阳至长江三角洲的大运河，保证关中地区的粮食供应，就是重要原因之一。
　　魏晋至隋唐时期，以都城为代表的城市逐渐形成棋盘格形封闭式格局。河北临漳曹魏时的邺都北城和东魏、北齐的邺城南城，是其早期形式。隋大兴、唐长安城由外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等构成，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的中央，各坊分布在工程、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西对称，整个都城规划整齐，布局严密，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隋唐的东都洛阳城，除了因宫殿的中轴线对准龙门而全城的主轴偏西以外，大体略同长安城。
　　唐代长安城的繁荣，离不开由大运河沟通的江南地区的经济资源的支持。随着长安城原有的优势渐渐失去，到了唐代中叶，北方游牧民族加大对中原地区入侵。北京作为北方地区的门户，在全国范围内的重要作用日益增强。自公元1067年后(元至正四年)，北京成为全国的首都，取代长安成了全国的政治中心。
　　考古发现证实，中国城市建设到了北宋已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城市布局上，北宋以前都城内的皇城多偏在一角或一方，如唐代的长安城偏在城北，北宋的开封城中皇城已居于全城的中央地区，以突出皇权至上。北宋鼎盛时，国都东京(今开封)已有人口上百万，号称“富丽天下无”，当时的伦敦人口不过5万。开封城内6000多家店铺林立，州桥夜市，通宵达旦；瓦子勾栏，日夜笙歌，其中最大的剧场已可容纳万人。作为世界经济、文化交流的中心，流动人口已占到开封总人口的一成，处处可见来自日本、高丽、大食、印度及东罗马帝国的人士，或从事寺贡贸易，或前来求学，城中设有专门接待外国人的宾馆。中国的城市已从过去主要是官府所在地，发展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城市，并呈现出开放的面貌。当时的开封聚集了大批知识分子，世界上最大的大学――太学设置于此，绘画、书法、医学等专科教育也由此兴起。著名画家张择端创作的千古名画《清明上河图》，生动地记录下当时的繁华，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重要历史见证。
杭州南宋临安府治遗址，规模宏大，营造考究，是中国古代衙署建筑中不可多得的例证。从考古发现的遗迹看，这一组建筑用宋代官式作法制作，规模宏大、用材高档，营造十分考究，整座建筑物的地面北高南低，利用自然的坡度设计成十分科学的排水方法，在设计上也颇具匠心。
　　宋代以后，城市封闭式的里坊被开放式的街巷所代替，形成以宫城为中心的重城式的布局。考古工作者在杭州凤凰山麓发现了沉睡近千年的宋高宗赵构晚年府邸，布局与皇宫一致。此前发现的杭州南宋临安府治遗址，规模宏大，营造考究，是中国古代衙署中不可多得的例证。从考古发现的遗迹看，这一组建筑用宋代官式作法制作，规模宏大，用材高档，营造十分考究，整座建筑物的地面北高南低，利用自然的坡度设计成十分科学的排水方法，在设计上也颇具匠心。
在勘探、发掘基础上复原的元大都平面规划图表明，元大都街道是最典型的开放式的街巷，在南北大街两侧对称地、等距离地排列着东西向的平行胡同，这种城市规划直接为明清北京城所继承。距今600多年前的元朝都城垣水关遗址,今年
夏天经发掘清理，再现北京城。该遗址具有宋元时期闸坝工作的特征，对研究元大都排水系统工程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研究北京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证据。
　　近日，考古工作者在湘西洪江又发现一座明清时期古商城，对探究中国内地的早期资本主义萌芽产生的历史有着重要的意义。洪江古商城至今尚有380余栋明清古建筑，总面积近10万平方米，其规模之大，面积之广，保存之好，全国罕见。洪江古商城历史上是滇黔与沪汉之间水运的必经之地，自古以来就是湘西南重要的驿站和繁华的商埠。元朝末年，洪江古商城已成为湘黔边境的大墟场，明清时期更成为湘西南扼守湘、滇、黔、桂、鄂物资集散通道的商贸重镇。明清以后，洪江商贾云集、店铺如林，留下了钱庄、银行、报馆、油号、会馆、码头及寺、邸、庙、官、殿、堂、馆、祠古迹，成为研究中国早期资本主义产生情况的提难得的历史证物。
新疆吐鲁番市高昌故城遗址(公元4--14世纪)
古文字古文献发掘与研究成就斐然
文字的出现，是人类由蒙昧进入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华文明作为世界古老文明的一个重要标志。中国文字出现很早，经过相当长的原始文字阶段后，才逐渐发展成为完整的文字。在新石器时代原始社会母系氏族繁荣时期，陶器上已经有了刻画符号，龙山文化遗址曾出土这样的陶片。在夏朝时期的二里头遗址里出土的陶器上，发现了10至20多种刻划符号，其中有些已经接近甲骨文。
　　龟卜作为一种古老的占卜方式，来源于古人“动物之灵”的观念。出于对神灵的崇拜，古人常用龟甲占卜问卦。各地龟卜方式不尽相同，太史公说“三王不同龟，四夷各异卜”，指的就是这种现象。随着龟卜习俗的发展，古人将文字符号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甲骨文便产生了，由此揭开了中华文明史。
汉字的形成约始于公元前3000年的中期，到夏商之际(即公元前17世纪前后)形成了完整的文字体系。到了商朝，甲骨文已经发展成相当成熟的文字，开始了中国有文字可考的历史。商代甲骨文是我国珍贵的历史资料，也是研究中国古代文明起源、文化发展沿革的一把钥匙。进入信息社会的今天，继续深入甲骨文研究，将古代文明发拙出来、传承下去，仍然具有重要的意义。
　　殷墟出土的商代刻辞甲骨，是1899年秋在河南安阳被发现的。安阳曾是殷商的都城，殷商灭亡后，渐成废墟，故称为“殷墟”。殷墟出土的甲骨文，记载了商朝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状况，为研究中华文明的起源提供了丰富的历史资料。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中曾写道：“商代殷墟文化实在是一个灿烂的文明，具有都市、文字和青铜器三个因素。”作为中国历史上最早一个长期稳定的都城，殷墟为中国早期文字史、古代信仰、社会制度和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确切物证。它的发现，使中国有文字可证实的历史上推了近千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除殷墟外，郑州等地也有少量商代甲骨出土。1973年殷墟小屯南地出土甲骨4000多片，内容丰富，地层关系明确，对甲骨分期有重大价值；1991年，在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甲骨1583片，是又一次重要发现；近年来，在河南安阳小屯村，发掘了2处甲骨坑，发现牛肩胛骨、龟版、动物骨骼、骨料近70
块，还有少量的陶片。不久前在墟小屯南地进行的考古发掘中，新清理出5层甲骨共200多片，并在祭祀坑中首次发现一商代铜块和5片罕见的木块，及一副蚌饰项链和一个骨制蛙首刻刀，从而丰富和补充了1973年小屯南地出土甲骨的实物资料。西周甲骨于1954年在山西红洞发现，以后在北京、陕西和河北等地也有发现。陕西周原岐山凤雏遗址出土的一批商周之际的甲骨文，不仅提供了研究商周之际历史的重要资料，而且扩大了甲骨学的研究范围。目前全世界15万余片甲骨片分布在12个国家和地区。祖国大陆约有8至9万片，台湾有2万片，安阳博物馆目前有数百片。
　　建国以来，甲骨学考古与研究成就斐然，已发现甲骨文有4600多个单字，识别出其中的1000多个，基本掌握了甲骨文以象声、假借、形声等主要造字方法及基本词类、句子形式、结构序位。由于商王几乎每事必卜，所以殷墟甲骨文内容几乎涉及商代社会各个领域。经过考古工作的辛勤努力，破解了一些重要的历史资料，从而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顺利完成、为“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深入开展，提供了丰富的材料和充分的证据。然而，10多万片甲骨文的丰富内涵并没有得到充分的揭示，“三皇五帝”时期的历史真相仍有待廓清。随着殷墟以及其他遗址考古工作的展开，还会发现更多新的甲骨，甲骨文研究还将揭示中华文明史上的光辉篇章。
　　中国考古学的建立与甲骨的发现有着密切的关联。甲骨文的发现，是中国考古学史上的意义重大的事件；甲骨文的发现，也是世界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为纪念甲骨文发现100周年，近年来国内外已组织了很多次颇具规模的会议。甲骨文受到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主要原因是其中记述了传世史书中罕存的商代历史，包括文化礼制、地理甚至保存着许多天象记录。其中有密集的日月食记录，可用现代天文学方法推算证认，尤其珍贵。
　　除甲骨文外，商周一些青铜器上也铸刻有称为“金文”文字。金文记录了当时社会的礼制、政治、文化、经济情况，也是研究这一历史时期的珍贵的史料。金文是一种比甲骨文更规范的文字，至西周晚期被整理成为一种叫作“大篆”的文字样式。新中国成立后，这方面的研究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我国文字、文化的记录、传播，自商周至魏晋共2000多年的时间里，主要靠竹木简牍写作，因此人们把这一时期称为“简牍时代”。但竹木简牍由于易朽难存，因此直到20世纪初，人们都没有发现过实物。20世纪30年代后，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敦煌、甘肃与内蒙古交接的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简牍，这是与甲骨文发现同样重要的学术盛事。
安阳殷墟花园庄东地出土的卜甲
新中国成立后，战国楚墓多次出土竹简，除随葬的“遣册”外，也有先秦文献。特别是湖北荆门郭店战国楚墓出土的《老子》残本、《太一生水》和儒家著作摘录等，引起学术界的轰动。简牍大批被发现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后。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了上千枚记载有秦代法律的秦简，对研究战国晚期秦国历史特别是秦的法律制度具有重要的价值。在此前后于四川青川秦墓出土的“田律”木牍，记载了当时限制伐木、采摘和狩猎的规定，是我国迄今发现最早的有关环保的法规。
　　今年6月，在湖南龙山县里耶镇战国古城出土2万余枚秦简，质地为竹木两种，字体为大篆和战国楚文字，文字达数十万字。从春秋到西汉时期的简牍一次出土上万枚的这是第一次。这是中国继殷墟甲骨卜辞、敦煌文书之后，在古文献资料方面的又一重大考古成果，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考古学上最为重要的发现之一，也是近百年来秦代考古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也将极大地改写和填补《史记》、《汉书》中有关秦朝历史的大片空白，从根本上改变几千年来战国秦汉学术史的面貌，对中国的档案学、简帛学、文献学、秦史等学科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这批秦简内涵极为丰富，涉及政治、军事、民族、经济、法律、文化、职官、行政设置、邮传、地理等诸多领域，具有极高的学术、科学、历史、文物、艺术价值，极大地增添和充实了秦代的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将湘西地区文字记载历史由汉代提升到了战国时期，为研究湘西地区古代政治军事、天文历法、语言文字提供了文字资料，对秦史研究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也给中国土家族起源提供了直接的佐证。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安徽阜阳西汉汝阴侯墓有不少竹简出土，出土了《诗经》、《仓颉篇》；八十年代，湖北江陵张家山汉墓出土了1000多枚竹简，其中有中国最早的数学专著《算术书》及《引书》、《盖庐》和汉代法律；九十年代，湖南慈利汉墓也有竹简出土。但这些发现都不过千枚；河北定县汉墓出土的《论语》、《儒家者言》，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六韬》；甘肃武威汉墓出土的《仪礼》、《王杖十简》、医药书和敦煌汉代悬泉置遗址出土的简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汉墓出土的兵书；江苏东海尹湾汉墓出土的《东海郡吏员薄》、《武库永始四年兵车器集薄》等木牍，都具有很高的价值。
　　考古工作者在甘肃河西走廊、居延地区以及天水、甘谷等地共发现5万余枚汉简，为研究秦汉时期的社会形态提供了丰富的原始资料，也为研究纸张发明以前的简册形制、书写工具和行文款式提供了大量的直观实物。特别是年在汉代居延甲渠侯官遗址发现的2万余枚汉代简牍，有多篇完整的简册，是研究汉代西北屯戍历史的重要资料。
　　1996年10月在湖南长沙走马楼出土的14万枚汉末至三国吴简牍，超过中国历年出土简牍数量的总和，包括竹简、木简、木牍、封检等，内容丰富，涵盖了基层人民的社会生活、经济关系、土地制度、赋税制度等史料，考古价值十分重大，为存世匮乏的三国文献史料做了重要的补充，被认为是上个世纪中国古代历史文献资料的又一次重大发现。这批简牍呈灰棕色或黄褐色，长短宽窄各异，字体工整有序，隶中带楷。每片字数多少不等，木牍每枚80至120字，竹简每枚30至40字，用途和形制大致可分为券书、司法文书、人名簿、名刺、官刺、账簿。
　　春秋战国时期，除了将文字书写在简牍上，也有书写在缯帛上的。帛书因其质地极难保存，故考古偶有所获，弥足珍贵。迄今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实物是1942年湖南长沙子弹库楚墓中盗掘出土的楚帛书。新中国成立后，在湖南、甘肃等地出土了大量的帛书，其中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28种、计12万余字的帛书，内容包括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术和地图6类，其中有《老子》、《战国策》等珍贵文献，具有很高的历史价值。上海博物馆发现战国楚竹书，是先秦古籍一次非同寻常的发现。1994年，上海博物馆从香港获得有关先秦古籍的完整和断残竹简计1200余支。简文记载的史事多与楚国有关，应是楚国迁郢以前贵族墓中的随葬物。这1200余支的辞文内容有哲学、文学、历史、政论等等方面的丰富记载、文字3万余.
　　简牍过于笨重，缯帛价格昂贵，需要寻求新的书写材料。强烈的社会需求催生了造纸术，我们祖先在世界上首先发明了纸，大大方便了人们的书写，也极大地加速了文明发展和传播的进程。1957年在西安灞桥西汉古墓中发现88片用大麻制作的纸，考古研究确认这种纸至少产生于汉武帝时代，表明早在公元前2世纪我国就有了造纸术。其后，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哈拉和卓的西晋至唐代墓葬中发现的约2700余件纸质文书等，也都具有很高的文物史料研究价值。1986年，从甘肃天水放马滩汉墓出土西汉早期绘有地图的纸，为迄今发现最早的纸，纸面光滑平整，说明当时造纸技术已达到相当水平。
　　建国后新出土的各种古文字资料，无论殷墟甲骨、商周金文、秦汉简牍、历代石刻，还是周原甲骨、侯马盟书、马王堆帛书，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远远超过任何历史时期。考古工作者将发掘与研究紧密结合，全面整理资料，深入开展研究，根据最新发掘资料，编辑出版了许多重要考古的报告。如：史前时期的《西安半坡》、《大汶口》、《元君庙仰韶墓地》、《青海柳湾》等；商周时期有《郑州二里冈》、《上村岭虢国墓地》、《殷虚妇好墓》、《曲阜鲁国故城》、《江陵雨台山楚墓》等；秦汉时期有《云梦睡虎地秦墓》、《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满城汉墓发掘报告》、《广州汉墓》、《云南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发掘报告》、《三门峡漕运遗迹》等；唐宋时期有《唐长安大明宫》
、《西安郊区隋唐墓》
、《陕西铜川耀州窑》等；集成性大型资料汇编的编辑出版方面，《甲骨文合集》、《殷周金文集成》等；梁思永、尹达、夏鼐、苏秉琦、贾兰坡、安志敏、邹衡、马衡、于省吾、杨树达、李学勤、王仲殊、陈梦家、郭宝钧等考古学者都发表了这方面的重要论著或论文；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的《新中国的考古收获》、《新中国的考古发现和研究》和《20世纪中国百项考古大发现》，文物出版社编著的《中国十年百大考古新发现》等著作，充分展现了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学的辉煌成就。
　　建国以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地区古文字、古文献的发掘、研究也取得很大成绩。宁夏、甘肃等地出土了大批西夏文物和西夏文献，西夏学研究取得前所未有的成就。《文海研究》、《同音研究》被学术界认为是我国西夏学研究方面的里程碑。《西夏简史》、《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文化》、《西夏佛教史》、《党项古代史》等20多部专著及数百篇学术论文先后问世。这些成果远远超过了西夏灭亡到新中国成立前的700多年间的西夏研究成果；甘肃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5万多件敦煌文献，涵括了中国古代历史、文化和社会诸方面。考古工作者彻底清查了现存的248个北区石窟的类型特性、性质和功能，并发掘出大量历史文献，为研究汉、唐等朝代历史提供了新资料；一批反映1000年前藏传佛教传播状况的手抄经书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发现，日前在西藏吉如拉康寺修复、整理成册，总计300多卷。这批经书的整理完成，为研究早期佛教的传播提供了珍贵经典，也为研究古藏文词语、文法的特点和藏文字体的演变提供了宝贵的资料；考古学者在新疆发现了许多历史文字的遗存，主要分为汉文字、阿拉美文字和婆罗米文字三大系统。汉文是新疆发现的古文字中时代最早的文字之一。新疆所发现的古文字文物种类较多，有钱币、木简、石刻、碑铭、墓表墓志、纸文书、印章、织物等，其中吐鲁番文书、楼兰尼雅文书、吐鲁番出土的墓表墓志，以发现量之多、研究价值之高而显得尤为重要。
山东临沂市银雀山出土的西汉竹简《孙子兵法》
科技穿越万古
如今，考古已不再是“手工业”技术。现代科技的融入，使考古学者能够穿越时空，聆听万古足音，触摸历史脉动，发现消失万载千年的古老文明。吸收国内外最新科学成果，采用现代科技手段，中国考古事业不断得到发展。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起，世界上开始应用放射性碳素断代方法进行史前考古。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于1965年建成我国首个放射性碳素断代实验室，北京大学等单位也相继建立这种实验室。放射性碳素断代成为中国史前考古学的必要手段，在探寻史前文化遗存，进行夏文化的探索和先商、先周文化的研究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热释光、古地磁、骨化石含氟量、铀系法等科学断代方法也被陆续采用，并开始应用加速器测定年代。电阻率探测器、探地雷达、磁场法、地震面波等探测地面的科学方式，与传统的考古探掘方式结合，提高了探测地下或水下考古遗址的准确性，既节省了人力财力，又避免了对文物的损害。随着电子信息技术在考古学中的应用，科研人员结合计算机成像技术发展了电探（CT）技术，可详细标出文物的形状、大小、方向和埋藏情况，使探测时间大为缩短。在探测三峡库区存疑的古代遗迹中，利用电探（CT）发现了数十处古墓异常点，确定了这些古墓埋葬前的古地貌、古地形和封土性质。
　　航拍照片能获取地面无法得到的信息，反映遗址整体面貌，成为发现新遗址的一种手段，在我国考古中得到应用。上个世纪六十年代修建黄河三门峡水库时，开始利用航空照片分析库区的古代遗址及墓葬分布情况，七十至八十年代利用遥感技术探测秦始皇陵和陪葬坑的地下情况。1978年，湖北曾侯乙墓发掘时，利用直升机进行全景拍摄，取得满意的效果。近年来，对位于内蒙古东部赤峰市和锡林郭勒盟附近的遗址群和元上都遗址进行航拍，获得了元上都的整体影像。
　　20世纪七十年代，遥感技术开始应用于考古，通过传感器对地表及地表以下考古遗迹进行远距离的观察、探测，将获取的信息用于考古研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建立了一批遥感考古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对河南安阳殷墟遥感考古中，运用计算机图像处理技术，将分辨率较低而光谱特征丰富的美国陆地卫星的TM专题制图仪影像，与几何关系稳定的航空影像结合进行处理，大大提高了遥感影像的质量，并发现了一些新的殷代建筑基址和墓葬。通过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对内蒙古赤峰地区红山文化遗址、阴河两岸夏家店下层古聚落城址古城址、汉黑城遗址、辽祖州祖陵、金界壕等古代大型遗址进行了航空遥感考古勘察，取得了许多重要成果。在长江中下游发现了12000年多个古人类遗址，在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地找到了消失了近2000年的“精绝国”遗址，找到了淤积上千年的隋炀帝开掘的大运河、长近千公里的成吉思汗的边墙等。
　　秦始皇陵考古是运用现代科技的成功范例，物理、化学、生物、计算机、信息等诸多学科及相关的专业技术，被广泛地应用到这项考古研究中。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应用航空摄影测量技术，精确测定了秦陵的现状图、影像图、俑坑军阵位置图等，用近景摄影测量测定各类兵马俑、兵器的立面图、等值线图，用航空遥感技术探测和发现地下文物的分布，了解地质现象对地下文物的影响。研究人员用这种方法测定了秦陵内外城的长方形双重城垣的存在及其范围。在兵马俑考古发掘遗址的环境监测保护中，运用了计算机技术分析处理空气、土壤的有关数据，采用了微生物学的显微分析法了解霉菌对文物遗址的危害。在秦俑坑发掘中，研究人员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多学科研究，挖掘遗址包含的信息，如结合地质学的科学测试，对俑坑自然地层剖面进行生物化石和磁化率记录的研究，全面探讨古时特别是春秋――秦汉时期的气候状况；利用科学检测手段测定秦俑坑出土青铜兵器的成分，研究秦代青铜冶炼、铸造和防锈技术，验证了史书记载的青铜器冶炼铜铅锡等元素的成分配比等。
　　近些年来，我国水下考古有了长足发展，已对广东、辽宁、福建、西沙等水域的沉船进行了水下考古发掘。福建东山古时是兵家必争之地，又是海上山貌活动频繁地区，加上地理条件比较恶劣，此处海域沉船事故时有发生，海底蕴藏大量水下遗址。去年11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员经过为期10天的全面的水下探测调查，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水下沉船遗址5处。今年，国家水下考古队员还对郑成功沉船遗址进行了考古发掘，打捞出许多铁炮、铜铳、炮弹、地雷、瓷器等重要文物。2001年4月至6月，中国水下考古队员潜入这个中国内陆第二深水湖的湖底，进行了中国考古史上首次湖泊水下考古，经过清淤、摄影、绘图，最后获取2件标本：一块锥型石块，一件底部破损的陶器。经采用放射性手段初步测定，这一古建筑遗迹的年代应是距今1750年以上，一座水下古城开始展现出来。
　　现代科技的应用，使中国考古学迈上了新的台阶。环境、沙漠、水文、地质等考古项目的广泛开展，进一步加深了对社会发展规律、自然规律的认识；考古发掘的资料和研究结果，为国家经济社会的全面发展，为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提供了宝贵的历史经验与教训。考古已成为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科学文化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有着丰富的文物遗存。这些珍贵文物历经百千万年，已饱受自然侵损和人为破坏。尘封已久的文物出土后，如何善加修复，妥善保存，延续寿命？如何在考古发掘中进行文物保护，以文物保护促进考古发掘？成为摆在我国考古工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发掘与修复、保护脱节的状态有了较大改变。在考古中坚持“保护为主”的工作方针，从人员的构成直至具体发掘、保护方案的制订和实施，都将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保护紧密衔接，在发掘进行的同时，文保人员就随即开始了现场保护工作，根据文物出土的现状，进行现场的加固保护，使出土文物得到及时有效的科学保护。近20年来，在传统的修复、保护工艺得到继承发扬的同时，现代科技也得到广泛应用，出土文物的保护、加固、修复技术取得长足进展，文物修复、保护正从手工艺行业逐渐发展成独立的技术学科，形成完整的体系。
　　不久前，西北大学计算机辅助文物复原技术研究通过国家验收。这项成果使得文物由碎片恢复原状成为易事，同时还能避免手工修复对文物的损害。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展厅东侧有处修复现场。20多年来，这里的文物修复员已整理修复了1000多尊秦俑。据估计，还有7000多尊破碎的秦俑尚未出土。按每位修复员月修复1个秦俑计算，将这些全部秦俑修复需上100年时间。运用西北大学计算机文物修复系统，每秒能完成数万块碎片的对比，一个破裂成几千块碎片的陶俑完成拼接只需要1小时。修复员按照计算机给出的碎片排列图拼接，能在1天内修复1个秦俑。这样，8000多尊秦俑修复完成只需数年时间。秦始皇这支威武雄壮的地下军团将很快得以复活。
　　秦俑原来通体都有彩绘，由于一些人为的因素，加上长期深埋潮湿地下的影响，有的彩绘已经脱落，有的彩绘已非常脆弱，出土后极易剥落。为恢复兵马俑的原貌，中外专家的合作努力，研究出用抗皱缩剂和加固剂联合处理的方法，解决了彩绘保护的难题。自今年5月起，在秦俑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彩色秦俑。灰头土脸的秦俑，着上色彩鲜艳的服饰，更显得神采飞扬、气宇不凡。2000多年前的秦王兵将，终于显现出其本来面目。
　　数字复原系统还能根据文物的材质特点，通过三维扫描方式，提供虚拟文物。并可利用虚拟文物，制作出复制品，供人们研究和欣赏。中国刑警学院赵文成教授通过自行研制的人像模拟组合系统，将2000多年前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的真实模样完好再现，将她18、30、50岁时的相貌各复原成彩色图形，让这位古长沙国丞相夫人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眼前。数字复原系统正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将为我国文物修复和考古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物修复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在保护、修复文物和考古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旧纸张保护技术、敦煌莫高窟的起甲壁画修复技术、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技术、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与复制、饱水简牍的脱水保护、PS无机文物保护材料系列、出土铁器文物脱盐锈蚀保护、长效防霉防蛀装裱粘合剂等上百项成果得到国家奖励。青铜文物保护新技术的研究、长效防霉防蛀装裱粘合剂的研究、严重朽蚀饱水竹简的真空冷冻干燥研究、东周铜兵器菱形纹饰技术研究、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古代土建筑遗址的加固研究、瓷器热释光断代及其真伪鉴别研究等10项科技成果被评为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成果。一些具有中国文物特色的项目，如漆木器、壁画、书画和部分金属器等修复、保护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
　　1987年，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时，出土了皇室供奉的丝锦织品700余件，包括锦、绫、罗、绢、缣、纱、绮、绣等，囊括了唐代丝绸的所有品类，采用了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等唐代最高水平的丝织工艺。由于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加上法门寺塔身几经坍塌，地宫中放置的丝织物屡受砸压，大多数已褪色朽化，考古专家及时对丝织品整体提取、密封保存。为使这一弥足珍贵的丝织珍品得到有效保护，15年来，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有关单位多次邀请国内外专家，试图对出土丝绸进行揭展保护，均因缺少必须符合“可逆性”要求的技术手段，一再搁浅。中外专家经过对法门寺丝绸的保护环境、霉菌、材料、工艺等和分析研究，充分收集有关唐代丝绸制品的信息资料，然后向考古学、丝绸纺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专家咨询，确定了最佳修复保护方案，依照每件丝织品的不同状况，制定出相应的揭展保护方案，借助仪器设备在恒温恒湿环境下除霉、回潮、揭展、拼合、修复、固定等，进而对其颜色进行化验分析，提出该件文物保护的最佳环境，终于取得重大突破。今年7月，随着绣裙、罗衫等丝绸服装的成功揭开，唐代丝质品的靓丽容颜终于再现在世人面前。
　　文物修复、保护，不仅仅要将文物实体（包括其外貌及内部结构）完整保存下来，更重要的是发现和保护文物内含的价值。在这方面，我国文物考古及修复工作，运用现代科技，取得不小的成就。如，对古代出土铁器的科学分析和研究，证明了我国的生铁冶炼技术比西方早1900多年，生铁的柔化技术比西方早2300多年，从而发掘、整理、恢复古代已经失传的工艺技术。1995年在山东省广饶县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挖掘出土一具距今约5000年成年男性头骨，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鉴定，确认这具头骨曾经被施行过开颅手术，这一发现将我国发现的开颅手术案例提前了1000年。
　　为提高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文物修复、保护水平，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国家科技部首次将文物科技保护研究项目列入“十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拨出大笔经费，重点进行金属文物的病害及其防治的研究、古代丝织品的病害及其防治研究、遗址大型饱水木构件的原址保存技术研究、大遗址保护的虚拟现实技术系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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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复活古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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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有着丰富的文物遗存。这些珍贵文物历经百千万年，已饱受自然侵损和人为破坏。尘封已久的文物出土后，如何善加修复，妥善保存，延续寿命？如何在考古发掘中进行文物保护，以文物保护促进考古发掘？成为摆在我国考古工作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考古发掘与修复、保护脱节的状态有了较大改变。在考古中坚持“保护为主”的工作方针，从人员的构成直至具体发掘、保护方案的制订和实施，都将考古发掘和文物修复、保护紧密衔接，在发掘进行的同时，文保人员就随即开始了现场保护工作，根据文物出土的现状，进行现场的加固保护，使出土文物得到及时有效的科学保护。近20年来，在传统的修复、保护工艺得到继承发扬的同时，现代科技也得到广泛应用，出土文物的保护、加固、修复技术取得长足进展，文物修复、保护正从手工艺行业逐渐发展成独立的技术学科，形成完整的体系。
　　不久前，西北大学计算机辅助文物复原技术研究通过国家验收。这项成果使得文物由碎片恢复原状成为易事，同时还能避免手工修复对文物的损害。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一号展厅东侧有处修复现场。20多年来，这里的文物修复员已整理修复了1000多尊秦俑。据估计，还有7000多尊破碎的秦俑尚未出土。按每位修复员月修复1个秦俑计算，将这些全部秦俑修复需上100年时间。运用西北大学计算机文物修复系统，每秒能完成数万块碎片的对比，一个破裂成几千块碎片的陶俑完成拼接只需要1小时。修复员按照计算机给出的碎片排列图拼接，能在1天内修复1个秦俑。这样，8000多尊秦俑修复完成只需数年时间。秦始皇这支威武雄壮的地下军团将很快得以复活。
　　秦俑原来通体都有彩绘，由于一些人为的因素，加上长期深埋潮湿地下的影响，有的彩绘已经脱落，有的彩绘已非常脆弱，出土后极易剥落。为恢复兵马俑的原貌，中外专家的合作努力，研究出用抗皱缩剂和加固剂联合处理的方法，解决了彩绘保护的难题。自今年5月起，在秦俑博物馆就可以看到彩色秦俑。灰头土脸的秦俑，着上色彩鲜艳的服饰，更显得神采飞扬、气宇不凡。2000多年前的秦王兵将，终于显现出其本来面目。
　　数字复原系统还能根据文物的材质特点，通过三维扫描方式，提供虚拟文物。并可利用虚拟文物，制作出复制品，供人们研究和欣赏。中国刑警学院赵文成教授通过自行研制的人像模拟组合系统，将2000多年前长沙马王堆西汉女尸的真实模样完好再现，将她18、30、50岁时的相貌各复原成彩色图形，让这位古长沙国丞相夫人栩栩如生地出现在你的眼前。数字复原系统正不断得到提高和完善，将为我国文物修复和考古事业作出更大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文物修复科技成果不断涌现，在保护、修复文物和考古工作中得到广泛应用。旧纸张保护技术、敦煌莫高窟的起甲壁画修复技术、秦始皇陵铜车马修复技术、曾侯乙编钟的研究与复制、饱水简牍的脱水保护、PS无机文物保护材料系列、出土铁器文物脱盐锈蚀保护、长效防霉防蛀装裱粘合剂等上百项成果得到国家奖励。青铜文物保护新技术的研究、长效防霉防蛀装裱粘合剂的研究、严重朽蚀饱水竹简的真空冷冻干燥研究、东周铜兵器菱形纹饰技术研究、吴国青铜器综合研究、古代土建筑遗址的加固研究、瓷器热释光断代及其真伪鉴别研究等10项科技成果被评为国家“九五”重大科技成果。一些具有中国文物特色的项目，如漆木器、壁画、书画和部分金属器等修复、保护技术已走在世界前列。
　　1987年，法门寺塔唐代地宫发掘时，出土了皇室供奉的丝锦织品700余件，包括锦、绫、罗、绢、缣、纱、绮、绣等，囊括了唐代丝绸的所有品类，采用了印花贴金、描金、捻金、织金等唐代最高水平的丝织工艺。由于长期处于潮湿环境，加上法门寺塔身几经坍塌，地宫中放置的丝织物屡受砸压，大多数已褪色朽化，考古专家及时对丝织品整体提取、密封保存。为使这一弥足珍贵的丝织珍品得到有效保护，15年来，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有关单位多次邀请国内外专家，试图对出土丝绸进行揭展保护，均因缺少必须符合“可逆性”要求的技术手段，一再搁浅。中外专家经过对法门寺丝绸的保护环境、霉菌、材料、工艺等和分析研究，充分收集有关唐代丝绸制品的信息资料，然后向考古学、丝绸纺织学、气象学等方面的专家咨询，确定了最佳修复保护方案，依照每件丝织品的不同状况，制定出相应的揭展保护方案，借助仪器设备在恒温恒湿环境下除霉、回潮、揭展、拼合、修复、固定等，进而对其颜色进行化验分析，提出该件文物保护的最佳环境，终于取得重大突破。今年7月，随着绣裙、罗衫等丝绸服装的成功揭开，唐代丝质品的靓丽容颜终于再现在世人面前。
　　文物修复、保护，不仅仅要将文物实体（包括其外貌及内部结构）完整保存下来，更重要的是发现和保护文物内含的价值。在这方面，我国文物考古及修复工作，运用现代科技，取得不小的成就。如，对古代出土铁器的科学分析和研究，证明了我国的生铁冶炼技术比西方早1900多年，生铁的柔化技术比西方早2300多年，从而发掘、整理、恢复古代已经失传的工艺技术。1995年在山东省广饶县大汶口文化遗址中挖掘出土一具距今约5000年成年男性头骨，经运用现代科技手段鉴定，确认这具头骨曾经被施行过开颅手术，这一发现将我国发现的开颅手术案例提前了1000年。
　　为提高科技含量，进一步提高文物修复、保护水平，赶上国际先进水平，国家科技部首次将文物科技保护研究项目列入“十五”国家重点科技攻关项目，拨出大笔经费，重点进行金属文物的病害及其防治的研究、古代丝织品的病害及其防治研究、遗址大型饱水木构件的原址保存技术研究、大遗址保护的虚拟现实技术系统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