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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 赵丽蓉登台　　“领导，冒号。”相声《巧立名目》内容并不特别出色，牛群也不出名。但这一句台词逗坏了观众，在春晚后仍流行了很久。毛阿敏的《思念》登陆春晚，此时的她风头正劲由于歌曲坚持着积极和抒情的路线，她成为大众都比较认可的歌手，亲情也是她歌曲题材的重要组成部分。光艳照人、身材高挑的毛阿敏随着乐曲节奏款款向观众走来，深情和甜美的歌声像蝴蝶一样飞舞在观众身边。那时是她最有风采、最明艳的时刻。在晚会成名之后她便开始饱受情变、税案及伤痛的折磨，境况愈来愈不乐观。但直到现在，仍有不少人认为她是内地最具大牌风采的演员，让人“思念”。这一年，彭丽媛演唱的《我是泰山，我是黄河》也给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另一个备受观众喜爱的小品演员也在这一年登上了春晚的舞台，那就是赵丽蓉。她与当年凭《济公》而走红的演员游本昌演出了小品《急诊》，让人记住了这个小老太太。而陈佩斯和小香玉的小品《狗娃与黑妞》也赢得了掌声。
春晚三十年精彩回顾 赵本山见证一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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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上了初中，可国家教育政策却一变再变，而每次变化都让我遇上了。
上学，我内心有说不出的高兴，因为在学校里，我感到既充实又。可初中升学考试却在这时候有了变化，政治和常识延续以往开卷考试，语文、数学要闭卷考试。
现在看来，考试是家常便饭了。升学、、晋级、提升等等，都要进行考试。可在那个年代，考试就让人奇怪，因为那时无论干什么几乎用不到考试。升学，是义务教育，除了四类分子的后代只能上到小学以外，其他贫下中农的从小学到初中都是免试入学。上高中和大学需要推荐。学习再好，没人推荐不能上。学习差，甚至是傻子或文盲，只要有说了算的人推荐也能上。找工作呢，也不用考，老百姓的孩子没有资格出去工作，单位都时兴接班，老子退休子女接班，而工厂呢，那些干部子女都吃国库粮，工厂只有吃国库粮的才能招工进厂。真是：老子英雄儿好汉，你有本事也干看。
老百姓能做工的地方，只有像林场、碳厂里的装卸工能轮到。这些地方靠的是力气，干部子弟不乐意干。工作消耗体力，报酬相对高些，一天一块二毛五。但这种让人艳羡的工作也得是领导的亲戚的才能干。( 网：www.sanwen.net )
所以，一听说上初中还要考试，我们心里就不高兴。何况我们基本没学过多少东西，考试考个什么样我们心里没谱。但上级既然有规定，我们只能捏着鼻子受。
考试那天，语文对我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好像没费多少事。数学费了一番周折，也马马虎虎。考政治的时候，我们都犯难了，因为压根我们就没见过政治课本是什么样子。老师倒是很负责，不知从那里找来了几本政治课本，有两人一本的有三人一本的，没有的也不着急，只要前后左右有做的，他伸着头去看。填空、选择题看一眼就行，但到了问答题，都傻眼了。课本我们没见过，知道了题目去书本上找，根本找不到。那些涵盖面比较宽泛的题，根本不不知道怎么答。老师过来了，看谁在做哪一题，就悄声说：某某页。
我们于是像得到了指点迷境的神手指似的，欢天喜地去寻找，可往往页码找到了，答案还是找不到。从一页甚至几页书里出正确答案来，还真不是那么容易的。
我会胡诌八扯，不管对不对，都让试卷不留空白。许多同学对于上学没有多大吸引力，干脆一个字不写就交卷了。有个同学还在试卷上写了首顺口溜：孙子出题难，儿子监考严。老子不会做，回家去种田。
事实证明考好考不好都一样，只要你想上学，就都有学上。包括写打油诗的那名同学，被老师指着鼻子批评了一顿以后，被批准继续上学。
开学的时候，我们被分成两类，一类在村里上，另一类在联中上。我们村在联中上的只有五个人，有四个是和我一样被村大队书记在大喇叭上点名批评过的，只有一个是学习稍好点、学校有人的。我虽然是的坏学生，但现在是学习尖子、一直当着学习委员了，被当好学生留了下来。不过，走后门去联中的那个所谓好学生，不久了，原因是那年的初中有三年班和两年班，他被分到了三年班。我们在村里的都是两年班。有一天，他见了我很遗憾地说：你们多好啊，上两年就毕业了，我得多上一年。可谁也没想到的是，我最后要比他们三年班上的还要长。
我们的教室是门市部改的。门市部为扩大规模，把曾经差点把我淹死的那个汪塘填平了，在那里盖了比原来大一倍的新门市部。
说来有意思，那个汪塘填平，村里和门市部没出一分钱，都是那些先进学雷锋做好事不留名，趁间悄悄填的。总共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新门市部落成了，旧门市部留给了大队。大队派人把柜台砸光，放上桌凳，就成了我们的教室。
教室不正规，有个地方可以凑合。可老师也不正规。增加的一个初中班级，老师选配上学校颇费了一番周折。
小学代课老师中上过高中的没有几个，只能瘸子堆里拔将军。最后，别管是选拔还是凑数，各科老师基本到位了，可语文老师还是空缺。语文是主课，需要知识和能力，不是随随便便识几个字就能应付的。学校实在没办法，就把戚老师用上了。他是右派，但在老百姓眼里并不坏。而且他上过大学，教初中语文，可以说小菜一碟。
戚老师很珍视这难得的机会，使出浑身解数。同学们都听得津津有味。在他那里，也学到了很多新鲜的知识和见闻。可随着国家重视教育，各地方都缺老师。戚老师不久调走了，去了国办中学。我们班换了上过高中的葛文成当语文老师。语文老师换了，数学老师唐守文因为超生，被大队开除了。没有数学老师，就随便找个上过学的应付。不过，找了几个人，时间不长就都走了，有的是因为偷过东西，有的是因为小队缺记账的，有的因为和村干部闹了仗，还有一个，学生问他题不会做，愁跑的。
老师轮换像走马灯似的让人应接不暇。到了年底，半年的时间居然换了七个数学老师。换老师并不可怕，只要学生肯学，成绩也能上去，偏偏学校没给学生订课本。没有课本，老师又经常换，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就大打折扣，沉积在我心里的放荡不羁的性格又像天的野火似的蔓延起来。这时候唐山大的余震还在人们心里不时动一下，学生上课不能在教室里，移到村西小树林里，我对枯燥无味的和数字渐渐失去了兴趣，就想标新立异找点别的事做。
玉文总能标新立异。他似乎并没怎么听课，所以每次课间休息，他总能讲出附近好看好玩的地方来。
上数学课的时候，我发现玉文像一条蛇似的蜿蜒着溜走了，也趁老师板书的时机，尾随而去。
树林不远处有一条蜿蜒的小河。说是小河，实际上就是一条深沟。那时水充沛，我们村岭上的土地大都是沙土，每条河沟里都有细细的黄沙，我们把有黄沙的深沟有时也称作小河。
玉文趴在小河岸上，用一根小木棍撬河岸上的土。由于积年累月冲刷，小河河床离地面已经很深了。有些地方河水把河岸掏空了，河岸上会出现很多裂痕。玉文用小木棍插进裂缝里撬，撬一下，就会有一大堆土块像崩似的“轰隆”一声滑落下去，落到水上时，激起一簇浪花，清洁的水立即变得浑浊起来，还会有一股尘雾飘向空中，像烟一样袅袅升起，越飘越高。我也感到好玩，和他对头趴在地上。玉文看了看我，诡秘地笑了笑，示意不要让我出声，我知趣地点了点头。
当我们玩得起兴的时候，一条蛇受惊扰，从土缝里箭头一样窜了出来，而且还窜到了我眼前。我被吓得唉吆一声，本能地向一边滚去。由于我慌不择路，滚下了足有三米多深的河堤。我像土块一样砸在水面上，激起了一簇浪花，只是没有烟雾一样的尘雾飘起，却有我的撕心裂肺的惨叫飘上空中。
数学老师像兔子一样跳过来了，站在河岸上伸着头焦急地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我躺在缓缓流淌的河水里，又羞又愧又无奈地说：我腿疼。
赶紧起来啊。老师又说。
我站不起来了。我地说。
老师和几个同学迂回着走下河岸，把我抬起来，才发现出大事了。我凑巧落在隐藏在水里的一块大石头上，我脆弱的右腿被生生摔断了。我被抬进了卫生室。
伤筋动骨一百天，可我在床上躺了两周就躺不住了。我的腿骨并没有完全断裂，还有些地方是连着的，王小嘴只用纱布把伤腿缠上了，并没有打石膏、上夹板，但交代我一定不要乱动，好好静养。王小嘴交代时，我头点得像鸡吃米，可真躺在床上了，没出三天，我就把王小嘴的话当成了耳旁风。不在家，我就下床在院子里玩。玩着玩着，就把自己是伤员的事忘到九霄云外去了，一不留神，脚绊在门槛上摔出了门外。这一摔实在太重了，腿彻底断开了，而且是粉碎性骨折。
小病让我弄成了大病，我被送进了县医院治疗。气得恶狠狠地对说：不要给他治了，就让他瘸了算了，省得他腿好了又到处惹事生非。
父亲虽然这样说，手里并没有停下，而是把我抱上手推车推着向县城走。
我在县城医院住了一周就出院了，父亲没有更多的钱。我回家又躺了三个月。这三个月我很守规矩，除了解手和吃饭，就躺在床上，再也不敢乱动了。
上学期没有课本，经常换老师，根本没学到什么东西。下学期在床上躺着，更没法学。这就是我初中一年级。
初二开学的时候，我的腿完全好了。同学们到处借课本，大多数都能借到，基本能两个人有一套完整的教材。
老师也配齐了，虽然都是代课老师，但都很认真很负责。只是到初二下学期，数学老师出状况了。
这一年已经恢复高考，自认为学习成绩不错的数学老师，要复习参加高考。老师要考学，我们这伙可怜虫就更可怜了。数学老师去复习，教课的事转给了他弟弟，而他弟弟倒是上过初中，可文革期间的初中生和文盲差别不大。让他去教课，完全是摆设。就像现在马路上的水泥警察，只是个提醒，真有纠纷不会站出来处理。数学老师弟弟就起水泥警察的作用。
每天晚上，数学老师都会抄一些题交给弟弟，第二天弟弟就把这些题抄到黑板上让学生做。不会做的就相互交流，交流还不会做的，放学后由数学老师的弟弟带回家交给数学老师解答，第二天弟弟反馈。
数学作业老师不改，由学生相互改。我们为了省事，也为了不得罪人，改作业的时候，不管对不对，一律打对号，不管认真不认真，一律评甲。
这样的课，上的实在没劲。到上数学课，我就看。那时小说是稀缺物，能借到一本，真正如获至宝。玉文是小能人，见识多、心眼活、路子广，经常有画册给我看。只是小说并不常见。在我再三要求下，他终于借来了一本坏掉封皮的小说《渔岛怒潮》。这样，一到上数学课，我就去翻那本小说。后来，小说要还人家了，就自己买画册看。我曾经买过两本彩色画册《柬埔寨小英雄》《红子三上东山岗》。我先是把画册上的文字背诵得滚瓜烂熟，再把上面的图画一幅一幅描下来。但时间不长，两本画册都被一同学偷走了。再干什么呢？就想着找点其他事干。有人说要在东毕城桥上过坦克，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啊。坦克在书上见过，真的还真没机会见。
那天下午正赶上是数学课，而那个代替他哥哥教课的不称职的老师不知哪根筋出问题了，突然在上午放学前让班长宣布了一项规定：下午数学课任何人不准去看坦克。
我们听完，打算放学不回家吃饭而直接去看坦克的二十几人，都傻眼了，特别是那些信誓旦旦说冒死也要去看坦克的同学，一个个都像斗败的公鸡，耷拉着脑袋灰溜溜回家了。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别管老师怎么说，看坦克一定要去的。我总觉着，人一辈子能赶上一次这样的机会是不容易的，绝对不能错过。有六个我的死党跟着我，我们一行七人饭不吃水没喝向毕城桥进发。
我们气喘吁吁地翻过东岭再爬上一个陡坡，远远地看见桥上尘土飞扬，知道坦克已经在过了。
为了减少震动，人们在桥上铺上了沙子，坦克宽大的链条卷动着沙子，沙子里的细沙和粉尘就像受惊扰的苍蝇飞舞起来，把一辆一辆坦克包裹得严严实实，根本看不见坦克的真实面孔。下了桥都是土路，坦克走在上面飞尘更厉害，几乎连有没有坦克经过都分辨不清了，只看见尘土像重重迷雾在弥漫。
我们不敢靠近，一是怕尘土迷住了眼，但更怕坦克上的枪炮走火。我们来看坦克，可不想送命。
差不多一个小时，坦克震耳欲聋的轰鸣声才渐行渐远，那迷雾一样的尘土才慢慢消散。我们看着滚滚尘雾在轰鸣声的陪伴下远去，才依依不舍地向回走，一边走一边商量着回学校怎么向同学们显摆。
上数学课就像赶大集差不多，我们想着趁乱哄哄的机会神不知鬼不觉地溜进教室。可今天不知怎么了，教室里静悄悄的。我们不由纳闷了：难道放学了吗，还是老师有组织的其他活动？就在我们伸头露头打探究竟的时候，数学老师的弟弟像幽灵一样出现在了门口。
胆子都怪大啊，说不让去还去？他一改往日的和善、随意的微笑，板着脸，一本正经地说。
我们有错，心里没底，只好耷拉着脑袋听候处理。
教室先别进，去西边仓房，一人一百道解方程，做好抄到作业本上，做完的，放学回家，做不完，谁也不准回家。他指了指原门市部的仓库说。
解方程我还是有两下子的，对老师的要求，并没有惊慌或惊恐。其他同学就不行了，他们多数对学习不怎么感兴趣，学习成绩更谈不上优良，一百道解方程，抄一抄都费劲，甭说自己做了。
我拿起老师的卷子，边向作业本上抄题边做，题抄完了，也做完了。等我去交卷的时候，放学时间还没到。数学老师的弟弟瞪着眼看着我，又胡乱扫了一眼我的作业本，我估计他也不会做，看不出对错，但还是装腔作势地对我说：好了，我说话算数，做完就走吧。
我转身要走，他又说：别以为自己学习好就不好好学习啊，考试能考一百才算本事。
那时考试都是百分制，能考满分的很少。不过，他那句话还真对我起了作用，我还真想考个一百分让他看看。
于是，再上数学课的时候我不再看画册、小说、胡捣蛋了，非常认真地听课做作业
年底全镇搞了一次数学竞赛。竞赛题大都比平常的题要难一些，特别是有些拔高题，一般很难做对。那次就有一道20分的题我们从来没见过。不过，我这人总幻想。看到那道题时，我又开始幻想了，想着想着，好像突然有了灵感，那道题居然被我做出来了。当时学习最好的葛文谱在我右边，斜眼看了看我的卷子轻声说：肯定不对。
周长现在左边，说：来，我抄抄，别管对不对，别空着卷子就行。
成绩下来后，我们班有两个得满分奖状的，一个是我，一个是周长现。数学老师来给讲评的试卷，对我们俩大加赞赏。还要让我上讲台做给大家看。那道题是我蒙对的，真让我重做一遍，我还真不会做。我装作害羞不上讲台，老师也就笑嘻嘻地没坚持，而是自己讲给全班人听。
那次的满分是我上学以来的第一次满分，虽然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蒙对的，但也让我对学习有了新的认识，也是我对学习有兴趣的起点。
不过，学习兴趣上来了，有些晚了。二年初中，第一年基本没上，第二年老师都忙着复习考大学，基本没人教。到升学考试的时候，全班七十多人，只有常印全一人考上了高中，而且还是普通高中。其他人全都名落孙山。
我拿着毕业证回家了，一个暑假都在和父亲筹备翻盖东屋。我和父亲挖好地槽，找来石匠安基石。我和父亲再去菜地里挖土。把挖好的土用水浸湿，里面放上麦穰、麦糠搅拌均匀，一层层糊到基石上。等泥达到一定硬度的时候，再用钢叉里外修整，修整得和基石一样的宽度为止。
我们这样天明干到天黑，糊了差不多一个月，墙体才有一人高。再向下不好用泥糊了，先前我们脱好的土坯就用上了。父亲找来亲戚朋友中懂建筑的人来，帮忙垒砌。
那时找人帮忙不用开工钱，只管吃喝。吃喝也不用多好，能吃饱肚子就行。
父亲是有威望的人，平常经常帮助别人，我们家有事要帮忙，找几个人很容易，还经常有不请自来的人。不请自来的人都是父亲有恩与他们的人，他们只管干活，干完就走，饭都不吃。
父亲不愿赚人家便宜，对于那些帮忙不要报酬的人，父亲总是买一盒金鹿牌香烟，一人给一支，算作答谢。
父亲总有使不完的劲，干活时从不说休息。我却不行，从小身子就差，年龄又小，干一天活总累得像折腿蛤蟆似的。父亲仍不，一但我行动有些迟缓，父亲总是大声呵斥：你是给鬼子出夫吗？有时还破口大骂：慢腾慢腾，你就不能快点嘛，你一顿两个煎饼都他妈的吃哪里去了？吃狗肚子里了吗？
每天晚上临想起父亲的羞辱或谩骂，总委屈得哭。我哭不能让姐姐、和弟弟听见，总是蒙着头让眼泪像刚化冻的冰块上的冰水似的慢慢向下流淌。
暑假结束以后，传来了好消息：联中准备招收一个班级，让在村里上初中而没订上课本的学习成绩较好的学生来上，给他们提供一次考学的机会。
我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老师第一个通知的也是我。经过测验选拔，我们村有五个学生进了这个班。
班主任唐沂高是我们村、我们小队的，对于我这个既调皮学习又好的学生格外关注，有一次专门把我叫到办公室里说：文峰啊，你是个聪明的学生，但聪明的学生不努力也不会有前途的。你啊，以后要把你的牛脾气改掉，认认真真地扑下身子好好学习，是能考上学的。现在多好啊，恢复高考了，谁有本事谁上大学，千载难逢啊。
我连连点头，似乎明白了他的意思。
那一年，我很努力。只是教材变了，原来我们学的是山东省教材，现在改成了全日制教材，课本要借，新内容又多，经常被弄得焦头烂额。好在我们那批学生都是在一个起跑线上，要难都难，要容易都容易，谁努力谁出成绩。
到了第二学期，全镇选拔两个尖子班去石沟联中集中封闭辅导，万泉联中去了三个，我、王全新、郅有成，临走，老师们千嘱咐万叮咛，要我们好好学。我们没有给老师丢脸，在最后一次统考的时候，我和王全新并列全镇第七名，郅有成也名列前茅。回到学校，老师们高兴了，说我们给万泉联中争光了，考重点高中都有把握。我们也沾沾自喜。
不过，我高兴的太早了。那年中考，县里制定了特殊政策：数学分必须达到60分，否则，重点高中不予录取。我那一年其他科都考得不错，唯一数学考得差，考了59分。王全新和郅有成都以优异的成绩考上了重点高中，我却名落孙山。
我灰头土脸地窝在家里闭门不出，唐沂高老师过来安慰我：县里也胡闹，怎么能这么办呢？就这个弄法，今年卡数学，明年卡英语，后年再卡语文，那不乱套了。
唐老师说联中准备办复习班，做工作让我去复习，我同意了。开学后去联中报名，学校很痛快地答应了。只是看到满眼都是陌生同学，自卑心还是有的。校长曹家香开动员会，我躲在门外一边远远地坐着。曹校长看到不高兴了，大声呵斥道：外边那个学生像吊边子驴似的干什么？要想上学就进教室。
所有同学的头都唰地一声向后看，我的脸一下红了。我边磨磨蹭蹭地向教室挪，边埋怨那个给数学制定特殊政策的人了，要不是他，我现在已经坐在高中课堂里了，怎么会受这样的窝囊气呢？从那时开始，才知道什么是世态炎凉，也知道寄人篱下的滋味了。
可是会没开完，我的自尊心升华了。一老师拿着写着我名字的镇尖子班的录取通知书进来了，对校长耳语了几句。曹校长一下像打了鸡血似的兴奋起来，满眼放着自豪、与满意的光芒大声喊道：谁，谁是葛文峰？
我迟疑地站了起来，有些惶惶恐恐。曹校长看到是我，脸拉了下来，似乎感到，这个被镇尖子班选中的学生怎么会是我呢。但他还是装作很高兴的样子说：你被选拔到镇中心校初三尖子班了，是我们校的光荣啊，你乐意去吗？
刚才的屈辱还在心里像一块石头压着，我在这里呆一天，这屈辱就会存在一天，居然能离开这块地，我怎么会不乐意呢。于是，不假思索地说：去。
曹校长对我的话似乎是满意也似乎有些失落。看他那样子，我应该说些客套话的。可我这个直性脾气的人，至死也不会那样做。就这样，我在联中呆了不到一个小时，就带着曹校长的侮辱和嘲讽，带着几十名学生的羡慕和崇拜，踏进了翟家村学校的大门。
镇尖子班里，学习风气很浓。每天晚上，都有很多同学学习到深夜。但有个问题出现了，整个班级的学生大都比我大，而且有个坐在我后面的学生还爱恶作剧，我这个经常看上去不服谁的人，就成了他捉弄的对象。
先是上自习课，他总把一只脚放在我凳子的横撑上，像得了半身不遂似的哆嗦。我写字总写不好，看书老被哆嗦得看不下去，于是回头说：任庆堂你干什么？
任庆堂并不说什么，拿眼睛剜我一下，低下头照旧。我再回头说他的时候，他还是不动声色，但回敬我的却是耳光子。我虽然有血性，但实在是打不过他。又加上地不熟，跟前没有撑腰的，只好打掉牙吞在肚子里。而最让我受不了的是，每次任庆堂总是最刻苦的人，也是教室里最后一个回宿舍的人。天的时候，学生都没有棉鞋穿，教室里也没有暖气，他的脚像冰棍一样凉。我和他临铺，他回来时我早已睡熟了。他总是坏坏地悄悄掀开我的被角，把两只冰棍一样的脚一下伸进我暖洋洋的身上，我一下就被冰醒了。虽然有时生气揍他几下，但他就是不改，一个总被他捉弄，每天夜里总要和他打一架，每天夜里都休息不好。
晚上休息不好，白天没有精神，很影响学习。
天放暖了，我不怕他的冰棍脚了，心想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可任庆堂就是个爱搞恶作剧的人，每晚半夜回来，坏坏地趴在我耳朵上，猛喊一声：葛文峰。
我被惊醒，懵懵懂懂地起身问：什么事？
他会轻声说：向里靠靠。
弄得我哭笑不得。
有时我睡觉比较死，不容易醒，他会连戳带挠，千方百计把我弄醒。
我睡得懵懵懂懂的，一下被惊醒，睁着两眼惊恐地在黑黢黢的房间里逡巡。问：怎么啦，怎么啦？
庆堂会坏笑着说：睡那么早干嘛？
然后倒头就睡。把我摇醒了，我睡不着，他却睡得死猪一样。天天如此，我实在受不了了，等到了天，就搬到了附近一村民新盖的房子里住。
搬离了那个整天被欺辱的地方，虽然白天任庆堂仍然有事没事地像个坏孩子似的戳我一下，但可以舒舒服服地睡上一觉了。不过，一星期以后，麻烦又来了。房子没有门窗，四周又浓荫密布。这本来是许多城里人寐以求的好地方，但对于我们却是灾难。
最先是蚊子。浓荫下杂草丛生，是滋生蚊子的好地方。房子没门窗，蚊子可以毫无遮拦地随意进出我们的住处。
特别是夜深人静、人困马乏的时候，它们会悄然而至，趴在你身上恣意吸食你的血液。我们往往在半夜就被咬醒了，拿起扇子扑打那些可恶的坏蛋。但蚊子很有耐性，我们扑打，它们撤退，我们休息，它们前进，最终弄得我们筋疲力尽，而蚊子们却仍然嗡嗡地唱着歌儿在头顶盘旋。
有几个同学受不了搬回学校宿舍了，那里有门有窗，可以阻挡蚊子们自由出入。那里人多，每夜喂养蚊子的量要少得多。
我坚决不回去，宁愿让蚊子咬死，也不能忍受任庆堂的侮辱。对于蚊子的挑战，我们也不会坐以待毙。我想起姥姥家用点燃蚊子草来驱蚊的方法。没有蚊子草怎么办？集市上倒是有卖的，我去买了几根。可毕竟我们都是穷人，我买过一次再也没有人去买第二次。实在没办法，我们实行烟熏驱蚊法。这方式不花钱，材料就地可取。虽然效果不是很好，还烤得我们大汗淋漓，但毕竟能睡着觉了。
大自然很是奇妙，你制止一种动物对你的侵害，一定会有另一种动物兴风作浪。空中蚊子不敢冒然进犯了，可地上的跳蚤开始大肆入侵。我实在难以忍受，就和好友陈兆江到院子里睡。院子空旷光洁，我们想怎么睡就怎么睡，想睡在什么地方就睡在什么地方，想占多大的地方就站多大的地方。凉风像勤劳的环卫，拿着扫帚在天空扫来扫去，有些蚊子叮在我们身上，扫帚接着就把它们扫走了。那些可恶的蚊子被扫得晕头转向，我们可以高枕无忧了。有时知了幼虫突然爬上了我们的身上，我们还可以捉几只用火烧了，打下牙祭。
但是，大自然就是大自然，你战胜不了它。的天气总那么让人捉摸不定，就在我们享受着的时候，一场大雨让我从进到了地狱。
我睡觉是比较死的。只要睡着了，甭管打雷下雨、还是枪炮火药，很难把我惊醒。那天晚上也是如此。我和四个同学又美美地睡在院子里，没想到半夜突然下起了暴雨。其他四个同学被雨滴砸醒了，迷迷糊糊地抱着被子跑进屋里，惊慌失措地擦拭身上的雨水。并没有人注意还有一个人躺在院子里大睡。等到陈兆江发现，我已经浸泡在雨水里几乎被水冲走了。他们把我拉进屋里时，我才懵懵懂懂地苏醒，还以为又是任庆堂恶作剧呢，烦烦地说：你又干什么？
那次事故，我付出了重感冒两周的代价。好在自己身体底子不错，感冒没影响学习。在感冒好了后不久进行的全镇中专预选考试中，我以全镇第四名的成绩，顺利通过预选。
这个成绩是所有同学和老师都意想不到的，包括我。因为平常摸底考试，我都在第十名上下，能进前八就是万幸了，没想到还进了前四。考上中专不会有问题了，因为那时上冶镇的教育，在全县是数第一位的，上冶的学生只要能通过了预选考试，基本是百分之百考中。
老师和同学、以及亲朋好友都以另样的眼光看我。我也有点沾沾自喜。
政治老师是田德瑞，同学田大新的叔叔。大新没预选上，但他是个热心人，就千方百计帮助我。每天晚上，他都带着我去他叔叔家，让他叔叔单独给我辅导。可他叔叔毕竟要有很多家务活要做，不可能所有的业余时间都给我们。我们经常被凉在那里等候，有时等一会，有时等很久，有时好不容易等到田老师腾出空来给我们辅导了，又突然来人。
我感到有些尴尬，也感觉有些浪费时间，但大新那么热情又不好推辞，只好跟着去了三四次。后来，就推辞不去了。
就这么跟着大新转悠了几天，化学老师张景彩却发现了，在课堂上含沙射影地说：有些同学不要以为预选通过了就万事大吉了，在这关键的时候，稍不留神就要前功尽弃。
下课后，我最要好的同学之一的杨星对我说：我感觉老师说的你，你可不能再到处玩了啊。
杨星和我前后庄，我们回家时总要一起走。他很苦，在我们上学的时候，父亲被人杀了。凶手抓到了，是他父亲的干儿子。他们都是老师，学校安排他们俩去县城采购学生用品，住在宾馆里。干儿子想用集体的钱出去喝酒，父亲不但不去，还大骂了干儿子。干儿子夜里趁干熟睡之际把他砸死扔水里，拿着八百块钱公款跑了。
杀人者为了钱杀人，可真把钱拿到手又考虑命重要了。不过，一切都晚了，世界上没有卖后悔药的。杀人者被枪毙，但杨星的家庭却遭受了塌天之祸。弟弟妹妹还小，他就成了一家的顶梁柱。人只有在经受困难的时候才能成熟，杨星过早地成熟了。他学习非常用功，每天都学到深夜。平常不再见他游玩了，就连见了同学时挂在脸上的微笑，也来不及送人，总是忙忙碌碌、急急匆匆。
每到星期六回家，我们都是一路走。这也是他和别人交流的唯一时间。我们总是慢慢边聊边走。他家住在村子北边，但到了他的村子北边，他并不急着停下来，为了多和我说几句话，他会继续陪着我走到村子的南头。他站在那里看着我的背影消失了，他再折返回来，向家走去。那段时间，我总感觉他心事重重、闷闷不乐，我们聊天的时候，总说些安慰他的话。看到杨星那么的表情，我不由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所警醒了。在家里，不再和父母闹别扭了，对于父母的话也不再反感和叛逆了。
杨星和我成了最好的朋友，有什么事，都像亲兄弟似的互相关照。他说张老师讲的我，让我不要再玩了，要好好复习，争取一起考上学，一起上学。
从那天开始，我再也不到处玩了，也不再去田老师那里接受什么指点，而是尽可量地多读、多记。
马上要考试了，学校放了一周假。父亲对于我的学习从不关心，对于我能不能考上中专也置若罔闻。回家的一周，父亲按照他自己的给我分配作息时间。每天早上天不亮就喊我起床，一起去麦场里打场。麦子都收完了，大部分麦粒也已归仓，但还有少部分漏落的麦粒。父亲便重新把麦秆垜摊开，我们再拉着碌硃重新碾压一遍。然后把里面的麦粒筛选出来。太阳实在太毒，我又感觉浪费宝贵的时候弄这些东西实在无聊。看到那些已经非常干净的麦秆，就对父亲说：上面看上去没什么了，这还要碾压干什么？
父亲并不了解我的心思，他看了我一眼说：碾压扁了喂牛，不碾压牛不吃。
我看到杨星失去父亲是那么无助和痛苦，才知道又父亲的重要性，对于父亲的作为也不再反抗了，就跟着他默默地干活，默默地流汗。等把麦秆都碾压、筛选过了，再和父亲把麦秆垜起来。父亲干活总是精益求精。垜一个麦秆垜也是如此。他首先把底子打好，再向上一层一层地细心地垜。最后，他要修剪，他一定要把一个麦秆垜弄得像一个蘑菇，而且表面光滑又美观才作罢。他垜好的麦秆垜，就像一个艺术品。
跟着父亲干活，父亲有了帮手，也为了给我做样子，总是干得很仔细。父亲倒是好心，希望儿子将来也像他一样成为一个好庄稼人。在家一周，白天忙，书本在那里安然入睡。考试的头一天，我不得不走了。那年考试地点在县实验中学，吃住也都在那里。学生都放假了，我们可以免费住学生宿舍。
父亲似乎忘记了我要去考试的事情，天没亮照样喊我起床去浇园。吃过早饭，还要让我去地里耪草。我于是口气很重地提醒他说：明天就考试了，今天得去看考场。
父亲似乎想起了什么，说：那，你走吧。
母亲心疼儿子，但她也不知道考试前应该好好复习一下或休息休息。她只会用好吃的表示关注。母亲把一枚咸二蛋早早地煮熟了，藏在包好的煎饼里。还用红虾炒了鸡蛋，还悄悄塞给我五角钱，说让我坐车去。我们村离县城三十五里路，坐客车要两角五分钱。我想着五角钱可能还有其他用途，就选择步行去。
走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才后悔自己的决定了。走路累是一回事，关键是面子问题。去考试的同学，有些是坐客车去的，有些是家人用自行车送去的。只有我一人步行。客车在崎岖不平的土路上像蜗牛一样爬行，里面像集装箱似的塞满了人，汗味、馊味、口臭味和臭屁搅混在一起，熏得人头晕眼花。随着汽车的颠簸，人们不时尖叫着像暴风雨中的一簇簇高粱，一会倒向东，一会倒向西。可即使这样，那些坐客车的同学还是感到无限荣光，看到我形单影只在路上流汗，他们总要想方设法把手伸出车窗，边夸张地挥舞着胳膊边兴高采烈地大喊：葛文峰，我们先走了啊。
那些坐在自行车后座上的同学看到我，也会眉飞色舞、张牙舞爪地说：葛文峰，我在学校啊。
无论遇到哪种情况，我都感到无地自容，总是苦笑着点点头，心里暗暗埋怨自己命运不济。
等赶到考场，已经傍晚时分，我让一同学领着我去考场隔着窗子看了看我的座位，草草吃了饭就睡着了。
也许实在太累了，第二天开考前十分钟，我才被同学喊醒。早饭也没来得及吃，拿起准考证和笔跑进了考场。
中午休息时间比较长，我决定吃完午饭好好休息休息。好友王玉广过来了。他家庭条件比我好些，自己不带饭，去伙房买饭吃。不光在伙房买，还经常出去到商店或大集上买。昨天他是坐客车来的，来的很早。看完考场后又去赶集，在集市上买了一盘油渣。猪腹腔里有一层板油，在缺油吃的年代，板油就成了油桶。人们把板油高温炸出油来或者炒菜或者炸油条，油渣作为下脚料卖。虽然是下脚料，但里面扔存有少量油脂，吃起来非常香脆。王玉广知道我没吃早饭，又看见我的午饭又那么寒酸，就把吃剩下的半盘油渣送给了我。我们家穷，很少能吃到这种好东西，半盘油渣就随着两个煎饼眨眼功夫塞进了我的肚子里。可我有些贪吃了，我这穷肚子怎么能一下装进这么多好东西呢？到下午进考场，肚子开始疼起来，开始阵痛，后来是绞疼。不一会，肚里的东西就像饥饿的老鼠想出洞似的向外挤。我一边强憋着，一边快速地做试卷。做完最后一道题，肚子里的东西就要憋不住了，再不出去，就可能拉在教室里了。我来不及检查，赶紧交卷跑了出去。等候在门外的带队老师想过来打探一下情况，我话都不敢说，直奔厕所而去。
从厕所里出来，拿着母亲给的五角钱去卫生室买了药，考试结束的铃声就响了。同学们像鱼一样拥挤着、吵嚷着走出教室。有个同学过来找我，问我那么早交卷干什么？差点影响了他做题。我说明原因后开始和他对答案，不对不要紧，一对出问题了，一道二十分的物理题我看错了题的本意，定滑轮省一半的力不错，可出题的人是反着出的，我把应该乘以2的地方，做成了乘以二分之一，整个题的答案全错了。
第二天的考试由于吃过了药，肚子虽然还有些问题，但已经不要紧了。只是第一天的失误让我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我差两分名落孙山。
那一年全镇预选上的八个人考走了七个，就我没考上。有几个男女同学亲自到我家祝贺，但当我说没考取时，没有一个人。
我感到丢人，闭门不出，来客不见，躺在床上不吃不喝。我感到生活对我太残酷了，我想到了死。
我睁开混沌的眼睛看了看黑洞洞的四周。我们住的房子又矮又破，门窗都很小，在屋里就像钻进了葫芦头，大白天也要点灯。文营就是在这里住着考上了高中又考上了警校。这里有我们美好的和无穷的欢乐，也有灾难和不幸。我在这里经历过两次死亡威胁，现在想一想，还不如那时就死了，省得现在丢人现眼。
那时我和文营、文理、文堂四个人两张床住在二叔家老房子里。孩子多了，没有大人管束，孩子们好奇、爱幻想的天性就显现出来了。书上说硝酸铵加木炭能制造炸药，我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就决定做炸药实验。首先寻找原料。木炭随处可见，那时各家烧锅做饭都用树枝、草叶，树枝就是制造木炭的原料，无论到谁家的锅底下找寻，都能找到可用的木炭。硝酸铵大队里有，都储藏在四叔工作的磨面房房里。我们装着找四叔玩，趁人不注意一人偷拿一块藏在怀里。我们把几种原料搅拌好了，不知怎么能爆炸，就放在火堆里烧，我们捂着耳朵躲在门后面看。可烧了很久，木炭烧光了，硝酸铵烧化了，就是没有爆炸声。我们知道其中出现了问题，也怕真把炸药制造出来了，万一把人炸死了怎么办？就不再研究了。把剩下的硝酸铵放在床上横放的麻杆上。
到了夏天，每到夜里就有水珠滴落在床上。开始我们以为是老鼠尿，就用竹竿乱捅，可不捅又开始滴。后来我们大着胆子查看究竟，原来是硝酸铵作怪：夏天天气热，硝酸铵融化了。大家拿来板凳一层层摞上，让我蹬着板凳去清理还未融化的硝酸铵。就在我站立未稳的时候，凳子突然倾斜了，我仰面倒了下来。床下就是我们用木板搭的课桌，多亏文营在下面站着，我摔在他身上，如果摔倒木板上，我的头肯定要开花的。第二次是我们制造枪支。我们找来钢管，用木头刻成手枪的样子，把钢管固定住，用子弹壳做发火装置。钢管里装上火药，把子弹壳后腚钻个小眼，上面放上炮子，用刚死制作的撞针击发，引爆火药，把钢管里的钢珠打出去，就能打野兔、野鸡。我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制作好一支筒子枪，可第一次试射，就把钢管蹦出去了，钻进屋顶的木棒上。我们都为怎么弄下来绞尽脑汁时，文理却摸着我的脑袋说：太悬了。我赶紧拿起镜子观看，只见钢管在我头发上划出了一道清晰的轨道，再有一毫米，小命就难保了。
当然，在这里还是欢乐多。我们用木板搭成的课桌，每天晚上我们都跪在土坯上边打闹边做作业。我们在院子里来老牛赶山、打撬子、摔跤等游戏。我们大年三十不睡觉，四个人一起在煤油灯下看《林海雪原》。
可这些似乎都于我无关了。我只想到了死。其他都来劝我，让我出去玩。我一声不吭。就这样过了两天两夜，父亲过来了。这个从不关心我学习的人，这才知道学习对我来说有多么重要。他也似乎在检讨自己以前的所作所为了。但他并不想看到我这个样子。他不想辛辛苦苦养大的孩子还没出力就死了。他来到我床前，狠狠地瞪了我一眼说：考不上学怨谁？怨你没本事，有能耐去考啊，躺在床上算什么本事？
父亲的话似乎让我明白了什么，晚上，我起床了，而且还去我奶奶家饱饱地吃了一顿。这时候，费县一中高中入学通知书来了，我以全镇第二名的成绩考入了重点高中。我想再去搏一搏。中专考不上，大学也许能考上。可对于我的想法，父亲却感到很惊讶：你上高中，谁给你送煎饼？
是啊，父亲天天有活干，他没有时间送。母亲不识字出不了门，不敢让她送。姐姐刚成年，没出过远门，还要在林场里干活，不适合送。那时的农村都以吃煎饼活着，没有煎饼吃只能饿死。我想了几天，没有解决的好办法，只好放弃上高中。
家里不留闲人，我也要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先是割稻子，打稻子，最后刨花生、地瓜。刨花生我干不了，只能跟老娘们一起摘花生。每天都在老娘们带着口头语、满嘴脏活的环境里像个缩头乌龟。刨地瓜时我跟着捡拾。刚开始还认认真真，可后来一看赶不上了，就敷衍起来。队长葛文喜过来检查，看到我的时候，不满意了，大声呵斥说：你这是给洋鬼子出夫吗？你看你干的这点活，像人干的吗？
葛文喜是我本家哥哥，也是邻居，平常经常见面也经常开玩笑，听到他的呵斥，我不由抱怨了一句：你看大哥你吆，我刚下学，不就才干这几天吗？
他似乎误会我了，他好像是听成：不就干这几天吗，于是，瞪大了眼，拿着腔调，目中无人地说：才干这几天，才干几天就是理由吗？你这辈子都得在六队干，这辈子都得在我屋檐下喝露水、听我的呵声。
葛文喜的这句话，让我似乎清醒了：怎么？我要在这里干一辈子吗？这辈子都要像房檐下的蛤蟆张着嘴等那落下来的露水吗？一辈子都像拉磨的驴似的听他的呵声吗？我的眼泪登时像泉涌一样流了出来。
葛文喜看到我流泪了，似乎也感觉话有些重了，用胳膊夹着镢头向别的地方走了。
姐姐远远地听到了葛文喜的叫骂声，抬头看见是我，拿着镢头过来了。姐姐从小对我很好，从不让我受委屈。
姐姐过来时，葛文喜走远了，姐姐问：刚才他骂你了？
没有。我把还没有流净的眼泪强忍住，带着苦涩的微笑说。
不要怕，要是他骂你，我去找他。姐姐显然看到了我的异常，于是说。
我又摇了摇头，说：真没有。
姐姐走了以后，一个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怎么样才能离开这个鬼地方呢？
也许是天无绝人之路，就在我最失落，最无助的时候，一邻村的同学来了，气喘吁吁地跑过来说：到处找你找不到，原来你在这里。
有什么事吗？
董元厚老师让我务必找到你，问你还想不想上学？
我苦笑着说：现在什么时候了？秋假都快了，上还有什么用？
董老师说了，像你这样的学生，只要努力，过了年来上，照样能考上。
这时候，葛文喜的身影又像鬼影似的出现在不远的地方，我不再犹豫，说：好，上，什么时候上？
董老师说，你只要乐意上，随时都可以。
我招呼没打，也不在乎这半天工了，扛着镢头头也不回地回家了。
母亲正好在家，我说明情况，母亲二话没说，包了一包煎饼，我背着煎饼和书包跟着那个同学走了。
学校在五村中央，中心完小的最后排。学校大门朝南，进门是一座老房子，好像是地主留下的，那是老师办公室，所有老师都在那里办公。门口一棵高大的白杨树，上面挂着一个铜钟，上下课用它报信。也没固定人，去上课了，谁先出门谁去打，下课铃就随便了，到了时间，有不上课的老师，出来打几下，都去上课的，谁先下课谁打。老师办公室东侧是老师宿舍和伙房，中间有个小门，里面是一个院，那是李中杰等教育组领导办公和休息的地方，那里还有个小伙房，李中杰好喝酒，几乎每天中午喝下午都有人喝酒。当然那时条件差，酒是散酒，菜是大锅菜。
老师办公室西侧从前向后是四排教室，前三排每排都是两口教室，是小学生用。西面是操场，在第三排教室西侧，还有一棵几人才能合抱的大白杨树，夏天枝繁叶茂的时候，几乎能遮住半个操场。最后一排是我们复习班。一共三口教室，两个复习班，用了两口，最东边一口当了男生宿舍。在老师办公室后面，还有一口教室，当了宿舍。
董老师见到我很高兴，他妻子、班主任老师张家芳也很高兴，他们把我安排在一班最后一排座位上，郑重其事地向全班同学介绍情况。他们都没教过我，可对我的情况非常了解。不过，虽然董老师和张老师把我夸得什么似的，但上了几天课，心里有些担心了：考试要考英语，而英语我从没学过，连二十四个字母都不知是什么，在一年的时间里恶补三年的课程，能有效果吗？
虽然我上学来晚了，可原来的底子在，学习成绩还是不错。每次统考，都是全镇总分第二名。第一名是个女生，叫王守梅。但对英语的担心让我愁眉不展。董老师看出了我的心思，过来劝我：没学过怕什么？学就是了。这两个班谁学过了？都在一个起跑线上，你不会别人也不会，能学多少学多少，重点还是其他学科。其他学科都得满分，英语得零分怕什么？
董老师的话让我增加了，我不再有什么顾虑了。张家芳老师对我特别钟爱，我被委任为副班长、学习委员、劳动委员、体育委员和卫生委员。其他几个官都是在班里使用，只有卫生委员是在宿舍里使用的。我不辱使命，除了每天收发作业和点名，还要检查学生宿舍的卫生情况。发现同学身体或情绪上有问题，要马上给老师汇报。当然，观察跳蚤和虱子的疫情也是其中任务之一。
那时学生宿舍的条件与前一年相比，有了很大改善，宿舍的门窗装上了玻璃，地上铺了一层防潮的河沙。学校经常在学生的地铺打药，那些可恶的跳蚤渐渐淡出了同学们的视线。但虱子却越来越多。这些可恶的小生灵们都潜伏在人的身上或被褥的缝隙里，打跳蚤药对它们不起作用。它们繁殖很快，蔓延得也很快，而且到处攀爬，有时几天功夫就让整个宿舍里的人身上都成了它们的乐园。
我和凌长田一铺。我带了一床草苫子，他带了一张小孩用的小竹席。我们各自带了一床被子。我们俩经常注意卫生，很怕虱子爬到我们铺上。可有一天还是发现被子上有几个大个的虱子在等候时机作案。从虱子的个头看，不是一朝一夕就能长成的。我最怕虱子咬，身上已经很久没有虱子了，就说是凌长田带来的，让他赶紧想办法解决这事。凌长田一脸冤枉，说他身上也已经好久没有虱子了。要有的话，昨天夜里就该发现了。两个人分别从身上找原因，但找来找去没有结果。后来发现一同学的毛衣挂在房梁上，上面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动。我们过去一看，不由大吃一惊：成千上万的虱子像崖壁上嗷嗷待哺的小似的在毛衣的针线孔里齐刷刷露出头来，似乎是有些饿了，在喂养。有些饿急了直接从毛衣上跳到地面上，像海边沙滩上刚出壳的乌龟，分别朝着不同方向拼命地快速爬着。我想起我们被子上的那些虱子，不由恍然大悟。
虱子的来源找到了，怎么处理就是我的了。等那位同学回来，我狠狠地批评了他。可他并没有表示出自己有错，还振振有词地说：虱子长在我身上，吃我的肉、喝的我的血，我都不管，你管那么多干嘛？
我有些生气，但还是强压住怒火大声说：你不能让它们到处爬啊。
他怂了怂肩膀、撇着嘴说：带腿的东西我怎么管得了？
他是从城里来乡下复习的，姑姑和我们校长是同学。他很苦，三四岁母亲就去世了，父亲又找了个媳妇，对他不管不问。他从小就养成了不讲卫生的习惯，在学校上学从没见他洗过衣服，他也没有内衣轮换。但他平常就爱强词夺理，这次照样阴阳怪气。我不和他争辩了，再争辩下去，那些饥饿的虱子都跑出来，我们大家就遭殃了。我提着暖瓶去伙房打了两壶开水递给他说：别说没用的了，虱子咬你，你也不好受，干脆烫死它们吧。
那同学依照我的吩咐，把毛衣烫了。
开水在脸盆里冒着腾腾热气，等热气散去，脸盆表面飘起一层白花花的东西，那时几万只虱子的尸体。那位同学看了看，调侃地说：哎呀，可怜啊，
虱子问题就这样解决了。可到了晚上，我对于那同学的态度还耿耿于怀，就想说几句话讽刺他。说什么呢？突然想起了一个：说一乡下虱子甲对另一虱子乙说：乡下不能呆了，本来乡下人就瘦，还每天三遍找，找不到的用牙咬，再不走非死在乡下不可了。虱子乙就说，要不去富人家看看吧。虱子甲去了富人家，可不久又瘦骨嶙峋地回来了，对虱子乙说，富人家也不行，衣服一天换三换，肉都不得见。虱子乙又说，要不你去城里看看呢。虱子甲于是去了城里。城里它没来过，爬着爬着，爬进了寺庙里。它实在饿急了，见到庙里的人都高高大大、正襟危坐，不由高兴了，爬上一个就猛咬一口，血没喝到，牙差点磕掉。虱子甲只好回乡下了。见到虱子乙的时候，虱子甲已经瘦得皮包骨头，几乎要饿死了。虱子乙纳闷地问，城里人怎么样？虱子甲少气无力地说，城里人胖倒是胖，就是没有人味。
这分明是在影射那个二百五的，没想到他听不出来，还感觉好笑，非要让我再讲一个。其他同学也跟着起哄。前几天我看过一本故事集，讲了一百个故事，既然他们让我讲，我就再讲一个吧。就从故事集的第一个故事讲起。同学们每天都埋头枯燥的书本上，没有一点娱乐活动。听我绘声绘色地讲故事，他们都快乐得像小鸟，虽然接近腊月，天寒地冻，可同学在听了我的故事后，还是忍不住手舞足蹈，以至于把被子踢得像风刮的树叶。等讲了五十个故事的时候，已经到了下半夜，瞌睡虫一直在骚扰我，就不想再讲了，可那个城里人意犹未尽，非要我讲最后一个。我于是说：好，再讲一个吧。
话音未了，门被推开了，一股冷风像抢地盘的土匪似的扑进来，到处乱窜。随着冷风进来的，还有数学老师王传顺。他的叫喊声比冬天的冷风还要尖利：还再讲一个，讲一个讲一个地没完了吗?快，起来，起来。
我一听惹祸了，赶紧蒙上头装睡，王老师并不善罢甘休，穿着坚硬的皮鞋踩得草苫子咔哧咔哧响。等走到我身边，边用皮鞋踢我边说：起来，起来，去办公室。
我被踢了十几下，恼了，翻身坐起来，把被子一甩说：起就起，我又不是搞反革命宣传。
我的不冷静激怒了王老师，非要开除我不可。他不但把班主任张家芳老师叫来了，还把副校长董元厚老师叫来了，而且还把当时上冶镇教育系统的最高首长，教育组组长李中杰叫来了。说必须开除我，不开除我就不教课了。
我似乎牛脾气又上来了，鼻涕一把泪一把地说自己没错。张家芳老师让我认错，我也不认。一直吵吵到快天明了，才结束，但最后还是我不认错，王老师坚持开除我。
张家芳老师和董元厚老师爱生如子，对于我这样尖子生，更是爱得要命，天明无论如何都不会让我走的。可领导的压力，王老师的压力，使得他们不得不来做我的工作。张老师口述了一个检讨书说：快，按照我说的写份检讨书，给王老师一个台阶下。
我还要坚持，张老师像慈祥的母亲似的轻轻地拍了一下我的肩膀说：别再犟了。
经过这次事件，王老师虽然没不教课，可上教室的时候显然少了。除了讲课，很少到教室和宿舍去，这都是我的原因。王老师对我的成见，一直延续到我师范毕业后来母校教书。王老师已经当了学校会计，为了显示对我有意见，在套工资的时候，他故意给我少套了一级。一直到我改行去镇工作迁移工资关系的时候才发现。
看来，我那次闹事，对于王老师的自尊心打击实在太大了，要不然，一个老师绝对不会对学生做坏事的。通过这件事，让我知道，人在什么时候都要给别人留点脸面的。
经过了这样的风波，对我的学习有些影响，但影响不大。
就要考试了，这次学校没早早地放假，而是到了考试的头两天，才让回家准备。父亲对我的考试，似乎有了兴趣，去县城的时候，他说要送我。他所说的送，是和我步行一起走。这样一来，我不但没减轻负担，还增加了任务：父亲用小胶车推着一百斤大米去赶费县集，遇到上坡，我还要拉着车子。好处是我的书包和食品都能放在小胶车上，走起路来没那么多累赘了。
到了山子口，我们休息了一会，因为下面的路都是下坡，我就可以轻松地跟着走了。可父亲要花费力气，所以要养精蓄锐。
这时，常印强的哥哥过来了，骑着一辆旧自行车。见到我们，立即下车打招呼，还非要载上我。说都是下坡，一溜烟就下去了。
我从没坐过自行车，但看到别人坐在自行车上威风八面的样子，就知道坐在上面是何等风光，就想享受享受。父亲怕麻烦，但坚持了一会还是答应了。
我得意洋洋地坐在自行车上，随着自行车向下飞奔。坐自行车看着风光，可真坐上去了，感觉就不那么好了。我又是第一次坐，不知道怎么随着自行车的晃动而晃动，而是僵硬地像尊雕像似的坐着。车速越来越快，我感到晕头转向。就在走了大约一百米的时候，路上一个一个的小坑让自行车颠簸起来。一颠簸我更紧张了，身子不由自主地一缩，两只脚后跟插进了车轮子里。辐条像风扇似的旋转着，我一阵，不由“啊”了一声。常印强的哥一分神，没注意前面有人，把前面一男一女骑着自行车走路的给碰了一下。那两个人看样子是新婚夫妇，边骑车边聊天，虽然不过是轻轻一碰，还是摔了个人仰马翻。一对新人把正在地上沉睡的尘土砸醒了，惊扰了，腾起了一股尘雾。那摔倒的新郎的火气，也随着尘雾的升腾而升腾起来，爬起来骑上车就追。
经这么一次碰撞，我的双脚从辐条里出来了。常印强的哥哥没顾及我的事，而是担心那对新人找事，并没有停车。实际上，他想停也停不下。他借用的自行车刹车坏了，而当时的山子口从山上一直到县政府门口，都是下坡，这种情况，只能听天由命。
青年男女追来了。男的边追边骂：孬种撞了人就跑嘛？快，快停下。
我们的车停不下，一直在跑，青年男女的车在后面紧追。从山子口下来，原来是条斜路，从现在土地局门口一直到327.从327向东也是下坡，但到红旗宾馆向南拐一直到县政府门口（那时县政府大门向西开）是上坡，我们到了那里才停下来。在我们站立未稳时，那对青年那女追来了，男青年跳下车一个侧踹，把我们连人带车踹倒了。刚想再骂，看到我的脚后跟在流血，吓得推起自行车就跑了。他们一跑，我才感觉疼。刚才光紧张了，倒忘了自己的伤了。我的伤不是一般，鞋后跟磨光了，脚后跟的皮也磨光了，露出了累累白骨，站立都有些困难。常印强的哥也怕了，不知是累的还是吓的，脸像是冰块融化，一个劲地向下滴水。我和父亲约定在红旗宾馆汇合，他用自行车推着把我送到宾馆门口就走了。
父亲姗姗来迟，我疼得哆嗦起来。父亲用小胶车推着我在胡同里找了个卫生室。一个老年医生忙着给一，见我们进来，边推着针管边看我的脚。
插自行车辐条里了。我说。
大夫回头看来看妇女白胖的屁股，用棉球摁住针尖，好像很费劲地拔出针头，站起身，把针头用镊子摘下来，放进消毒液里，把针管放进一铁盒子里。把镊子从左手换回右手，捏着一个棉球伸进一茶色瓶子里，拿出来时，白棉球变成了紫棉球。大夫用棉球在我左脚伤口来回滚了几次，又换了一个棉球在右脚伤口来回滚。完了说：怪厉害啊，皮都磨光了，露着骨头。
父亲看了看说：小孩子，破点皮没什么，明天还要考学呢。
大夫“哦”了一声，瞪了父亲一眼，拿出一块纱布，一撕两半，分别蒙在我的两只脚上说：先这样吧，考完试还得好好治，怕感染。
大夫没要钱，父亲千恩万谢。父亲用胶车推着，把我送到考场就赶集去了。
晚饭没怎么吃，就趴在架子床上睡了，到了下半夜，两只脚开始疼起来。伤口的地方好像有两台柴油机在工作，老是突突地跳，跳得浑身都麻酥酥的，那滋味让人都想到死。一直快天亮了，我才沉沉睡去。可这一睡，天亮了都没醒来。还有十分钟就要开考了，考生都进了考场。别乡镇的一个考生忘记了拿钢笔，跑着回来，发现我还在呼呼大睡，赶紧晃醒我说：快，考试了。
他像箭一样跑了，我才好像想起了什么，趿拉着鞋，忍着刺骨的疼痛跑向教室。等我刚在座位上坐下，铃声就响了，监考老师说：开始做题。
虽然历经磨难，但八二年我还是以全镇第二名的成绩考上了临沂师范。那时考初中中专竞争非常激烈。我的总分是407.75分，第一名是416分，相差不到9分。而我是全县24名，第二十名仅比我高0.25分。当时全县一共要三十名，我只比最后一名多考了10分。当然，若不是受伤，我可能还多考几分。
那年考学就像打仗，每走一步都惊心动魄。若没有董元厚老师，不会有人让我复习。若没有张家芳老师，我就被王传顺老师开除了。还有像突然增加了英语考试，而我们连二十四个字母都不认识，只好突击把三年英语课让老师走马观花领着看一遍。等等。哪一个环节上稍一松懈，就得回家受葛文喜的气。现在看看，人无论走那一步，都要付出很多，包括时间、精力、脸面、金钱等等。
在师范，我被分在中师一班。一群老师大都是刚毕业的师专毕业生，看上去年龄比我们都小（后来听说，还真有几个比我们小的）。班主任是黑瘦的数学老师孙成明，后来当上了临沂大学费县校区的校长。语文老师吕向民，白净得像一朵，还会唱歌，唱那种蜜蜂采蜜似的很暧昧的歌。歌声太煽情，我不喜欢，但女生很喜欢。吕老师就成了最受女同学追捧的人。后来还真让一个女同学给抢走了，回了日照老家，在市教育局当办公室主任。物理老师姓卢，白弱单薄，文静得像个女生。最后和一长相漂亮、身体壮健、像男孩子性格的女同学俘虏了，据说过得相当恩爱。女化学老师姓王，是老教师，矮胖。生物老师张建树又高又帅和山口百惠似的女体育老师一起，后来都去市教育局工作了。估计于文明的政治老师卢立奎有关，卢老师从市教育局副局长一直当到局长，后来还当了一技术学校的校长。
那时的老师但都有本事而且敬业，文明班在毕业的时候，是全校先进班级，学校还出资让我们全班同学去了一次曲阜。
不过，我在师范里却并不顺利。开学不久，我就染上了无黄疸性急性肝炎，只好休学一个月。是刘传胜不怕被感染把我送去医院，后又送到车站回家的。
病好以后，我本来就单薄的身体越加瘦弱，看上去像大烟鬼。为了增强体质，我只好强健体魄。可那时家庭条件差，学校伙食只能够维持着不至于饿死，想吃顿饱饭都难。每天一斤一两饭，早上一两稀饭、二两馒头，中午喝下午都是四两馒头，多一两都不能吃。这顿多吃了，下顿就挨饿。有时为了感觉一下吃饱肚子的滋味，星期天早上不起床，一直睡到下午，把一天的饭菜一顿吃下。
吃不饱肚子，就不能剧烈运动。但还想着锻炼身体怎么办？就做些轻微的运动，比如打打太极拳，做做操。最常做的就是连体操。可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身体基础差，连前后滚翻都练不好。每天吃过晚饭，我都要去河边沙滩上练。有一次，我练习的地方被城里偷情的男女占用了，我只好另选地方。可由于地形不熟，脚面磕到树茬上，脚面的一根血管磕断了，鲜血像间歇泉，一下溅起老高。我赶紧撕下课本去捂，可一本书撕光了，血还是止不住，我也由于失血过多倒在了地上。要不是白中军及时发现把我背回医务室，我现在也许早在阴间写文章了。
伤好了以后，我加紧锻炼身体。一直到毕业，在每年学校组织的上，我都无可争议地是四百、八百和五项全能的冠军。我们班同学都很喜欢我，可别班学生都恨我。每次开运动会，他们就说，就怕八二一的那个瘦子。不过，怕归怕，在毕业那年运动会上，我最擅长的八百米跑还是没拿着第一。决赛开始时，大家都抢道，有一学生被谁绊了一下摔倒了。我已经跑出去几米，赶紧停下，回来，把他扶起来再去追赶时，最快的一学生跑出去一百多米了，我赶紧追赶，眼看要追上了，但终点到了，只拿了个第二。这种举动到现在我都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当时根本没考虑什么，也许就是本能。人的有些品质不是一朝一日能形成的，要日积月累，也可能要几辈子家族血统的延续才能形成。这种本能，我感觉就是我们家族传统的血缘的延续。
虽然是第二，但成绩分没少拿，除了第二名应得的六分，学校又奖励道德风尚分十分，为我们评为先进班级、去孔府旅游立了一功。
八五年毕业那年，应该是我的丰收年。运动场上出尽了风头，学校组织的美术展览，我的桂林山水水粉画被选为参展作品，学校组织的相声、歌唱比赛，我撰稿，和王发森合说的相声《打岔》得到了好评。我被评为优秀团员，参加了全校团员代表大会。我还被评为三好学生。但这些都过去了，现在找那些荣誉证书、奖状之类的，都找不到了。唯一让我犹新的是毕业前夜，人们的真情流露。那天晚上下起了大雨，我和魏云刚、张秀颀、张永正、戚兴军等几个人在魏云刚宿舍里喝酒，我一直不喝酒，又没有心事。可他们几个就不一样了，都有心事，都会喝酒，喝着喝着，都喝醉了。张永正和魏云刚躺在一张铺上，张永正睡着了，魏云刚边吐边哭。戚兴军跑去操场，屁股朝天、头拱在沙坑里。张秀颀站在床前愣神，愣着愣着，一拳打在玻璃上，玻璃碎了，拳头出去了。又猛抽回来，胳膊上被玻璃切开了一道很深的血口子，鲜血泉涌一样。我一会安排人送张秀颀去卫生室，一会去喊戚兴军回宿舍，还要照应魏云刚和张永正，几乎忙碌了一夜。
忙归忙，累归累，但也学到了不少东西。年轻人在上做出一些出格的事，有人可能认为不可思议，对我来说，什么都很正常。人在感情上伤心起来，真的会连命都不要的。当然，在现实生活中，在自己亲力亲为的时候，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做就能做，想避免就能避免的，包括我、你、他。首发散文网：本文作者的其他文章12-2912-1912-0512-0312-01你可能也喜欢这些文章网友推荐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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