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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分钟的汇报，邓小平聚精会神地听着，不时插话询问。汇报结束时，梁湘说，请小平同志给我们作指示。邓小平意味深长地说，这个地方正在发展中，你们谈的这些我都装在脑袋里，我暂不发表意见。说完，邓小平望望大家，手一挥道：“到外面看看去。”
7月2日，习仲勋前往深圳收容站，视察那里的情况，找了被港英当局遣送回来的收容人员谈话，开始时这些被收容人员情绪低落、不安。经习仲勋教育，有明显好转，好几个都承认自己错了，再不敢偷渡了。
邓小平临危不惧，沉稳内向，平时言谈不多，但却富于幽默感。邓朴方这样说：“父亲的沉默往往比语言更为有力！”
作为一个伟大的战略家，邓小平以其独特的视角看到了上海在对外开放方面拥有的优势：地理位置、交通条件、人才资源、自然资源以及历史积淀的与国际交往的联系和经验等等。这些，都预示上海有着迅速发展的内在潜质，有着重塑国际化、现代化大都市之形象的先天条件。
所幸的是，小岗人的行动得到了省委和县委的支持。其实，早在1977年11月，在万里的支持下，安徽全省工作会议上即通过了《关于当前农村经济政策几个问题的规定》，允许农民搞家庭副业，其收获除完成国家任务外，可以到集市上出售，生产队可以实行定任务、定质量、定工分的责任制，只需个别人完成的农活可以搞责任制。这就是著名的“安徽六条”。在1978年的中央工作会议期间，万里曾就肥西县借地种麦及包产到户问题请示过陈云，问怎么办。陈云说“我举双手赞成”。后来，向邓小平请示，邓小平说：“不要争论，你就这么干下去就行了，实事求是干下去。”有了陈云、邓小平的支持，万里心中有了底。在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陈永贵批评万里：“好行小惠”、“变相单干”。万里回敬说：“你走你的阳关路，我走我的独木桥。”
日下午，全中国、全世界都把目光投向了北京正义路1号那座威严的法庭。世人翘首以待的公开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历史性时刻终于来临了。王洪文第一个被押上了被告席。接着，姚文元、江腾蛟、邱会作、吴法宪、黄永胜、陈伯达、李作鹏、张春桥、江青等9名主犯先后站到了被告席前。这群“文革”中的显赫人物全然没有了当年的威风，一个个神情木然、目光呆滞。只有江青的举手投足还保留着她惯有的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使人感到，说她是个离开了“斗争、刺激和阴谋”就没法活的女人的话，实在入木三分。
室外寒冷，空气湿润，点点雪花伴随着星星细雨飘然而落。老人望着这雨夹雪，感受着寒风的吹拂，语音中带着感慨：“这场雨雪下得不算小呀，北京正需要下雪啊！”
王任重原是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有能力，有才华，很得毛泽东赏识，成立中央文革小组时，就被调来担任副组长兼北京市文革顾问。因为当时形势急剧恶性发展，他自感很难再
陶铸同志十分重视意识形态工作，尊重知识，关心知识分子。在广东，他有许多高级知识分子的朋友。例如国内外的知名教授、作家、艺术家杜国庠、陈寅恪、丁颖、陈耀真、毛文书、蒲蛰龙、红线女等，都是他的至交。他经常亲自登门求教，与这些知名专家推心置腹，无所不谈。举凡知识分子、知名人士的学术研究，职务安排，政治待遇以及生活上的住房、坐车、医疗等具体事情，都不时亲自过问。在６０年代初经济生活最困难的日子里，他亲自提出一个对高级知识分子和归侨、港澳同胞中上层知名人士２０００人实行分级特供的名单，要广州市委保证供应。所谓“特供”的东西，数量很有限，但体现了党对他们的关怀。中山大学教授陈寅恪，是位著名的史学家和文学家。广州解放前夕，胡适和傅斯年屡次来电报催他到台湾去，被他一口回绝了。陶铸对陈老的爱国情操，十分敬重。当他去看望陈教授时，看到这位老教授住房小，书摆不下，著述没有助手，马上通知学校解决。陈寅恪教授视力差，看不了报，陶铸送了一台当时算是很名贵的收音机到老教授家去。陶铸还关照中山大学党委说，陈教授视力不好，希望你们在陈教授经常散步的院子里，专修一条白色甬道，不使他迷失方向。这关心真可谓无微不至了，怪不得一些老教授、老专家感慨地说：“知我者，陶铸也！”
在怀集，习仲勋原计划住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就走。当天晚上怀集演地方戏，邀请习仲勋去观看。习仲勋看完戏回来已经11点了，他看到桌子上摆了两封信，是一些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迫害的死难者家属写的控告信，里面讲怀集杀了1700人，其中有名有姓的有982人。杀人之惨，刑罚之多，触目惊心。习仲勋看到这些，当即决定推迟走，哪怕抽半天时间帮助他们解决一下也好。第二天，习仲勋接见了写信者，听取他们的意见，开会时到了二三十人，座谈了一个上午。到会的人情绪激动，有人提出杀人一定要偿命。习仲勋耐心地对他们说：“虽然你们那么多亲人被杀，但不能都以杀人来抵命呀！”有一个女同志便说：“巧人动口，笨人动手”，杀她丈夫的人并不一定是坏人，真正坏人是幕后指挥者！她的意思是对幕后指挥杀她丈夫的人一定要处理。习仲勋认为她讲得有道理，对那些指挥策划杀人的，不管他今天在哪里工作，只要调查清楚确实是指挥杀了人的，一定要给予法律制裁。经过耐心解释引导，大家的情绪也就逐渐平静下来，相信党和政府一定能处理好这些事情。
1952年9月，习仲勋同志调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兼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党组书记。他主持制定“整顿提高、重点发展、提高质量、稳步前进”的16字方针，指导了建国初期的文教工作。1953年9月后，历任政务院秘书长、国务院秘书长。1956年9月，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59年4月任国务院副总理兼秘书长，负责国务院常务工作。在周恩来总理的直接领导下，参与国家重大方针、政策、法规的研究和制定，以及重要的国务活动和外交活动。他主持制定了一系列的规章、制度、条例，为规范国家机关活动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他厉行节约，勤俭办事，树立了为人民当家理财的优良作风。他在国务院协助周恩来总理工作长达10年，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称赞。
版面编辑：王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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