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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服饰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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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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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绸之路隐藏的山西印迹
编辑：周昱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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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丝绸之路，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的一个篇章，商贾脚夫，驼队马队，穿越荒漠不毛地，横跨亚欧，闯出一条传世经典的人间路径。崛起长安，遥指罗马。那个时代，这便是世界的最强两极，无数史书典籍，言之凿凿。提及丝绸之路，山西人多是远远仰望，一脸羡慕，仿佛皆是高邻们的荣光。
　　其实，山西人大可不必这般谦逊，我们的先祖早已将山西的印记，烙刻在这条丝绸之路上，那些山西会馆、晋商遗存、三晋人文风俗，都深深扎植进西域水土，成为当地历史的一部分，改变着西域，影响了亚欧。一不小心，山西印记便默默映射了半个地球。只是旧时荣耀有些年代久远，鲜为人知罢了，丝绸之路那么多精彩的山西传奇，如同敦煌莫高窟里反映五台山的壁画，随着光阴，一起变得斑驳。我们尽力去收集那些印记和传奇，却总惶恐于物证三千，寡取一瓢。所以当这份特刊面世之时，希望您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山西和丝绸之路的典故。
　　翻越千年，如今的丝绸之路名声更响，当下已变成一个兼容文化符号、旅游产业、区域经济合作的富足金矿，更上升到了国家大计乃至亚欧战略的宏伟高度，丝绸之路翻开新篇章。先祖的勇往直前以及苦难过往，荫泽后人，惠及百世。
　　当年丝绸之路是条文化苦旅，在本质上却是掘金之路，现在的丝绸之路经济带正是要重新打造这一历史上的黄金区域。大西铁路的通车，向西一晃便是西安，让丝绸之路的延伸线落在山西，这条历史名路和山西有了更好的对接。这期《看周刊》，努力向您展示在丝绸之路和山西之间一些不为人知的历史，一些荡气回肠的故事，还有关于未来，无限期许的机遇。刘巍
　　会馆碑文晋商遗痕
　　【赵氏一族：会馆】
　　晋商轮流坐庄，拼实力、比戏班
　　古丝绸之路上，为什么建会馆？
　　据说，客商们为了巩固和扩大自己经营的实力范围，于是结帮会、设会馆。而山西会馆，则是明清商人会馆的典型代表。
　　晋人善商。据了解，解放前甘肃各个州县基本上都修建了山西会馆，那时，出兰州市区经永登，翻乌鞘岭到敦煌的千里丝绸古道上，山西人的会馆一座连着一座。在清末从山西到新疆乌鲁木齐的数千里路途上，山西商人只住会馆就能安全抵达。山西会馆作为一种商业组织，在晋商商业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
　　张掖的山西会馆，是全国现存最完整的一座，资料显示，会馆是在清朝雍正二年建立的。但记者在当地探访时了解到，该山西会馆建设的时间应该更早点。当年赵氏家族的赵世贵和赵继禹扩建会馆是雍正五年，此时会馆内的关公殿已存在多年。赵氏兄弟扩建时先修了十间房供商人住，之后又修了三楹（间）牌坊，两边是钟鼓楼及12楹神楼（就是现在的看楼），最后才修了一个戏台。赵氏兄弟前后一共借了1200两白银，来修建山西会馆。此后，会馆陆陆续续一直在翻建，最后一次是民国九年，终成今日规模。
　　会馆，成为商人沿途站点和聚会的根据地。有了山西会馆，就会带来一种纯粹的商业文化，这是晋商对当地的一种贡献。
　　那么，晋商在山西会馆里主要做什么呢？“大规模聚会！”甘肃省张掖市社科联副主席任积泉对记者说，当年的晋商，基本上每年都有4次固定时间的活动，一方面，晋商之间交流信息；另一方面，他们带来了一种非常独特的商业文化——“晋商来的时候，经营好的商人都是轮流坐庄，比如这次是王家商号来了，所有活动经费由王家承担，除了聚会的费用，还有唱戏的费用。当年的商人们都养着戏班子，商团一路带着戏班子就过来了。比较体面一点的商人坐在二楼包厢看戏，随行的伙计等坐在一楼。商人们看着戏、喝着茶、聊着天，谈论着自己经营方面的实力。很多商人有点文化品位，还会在墙壁上画些壁画啊、题个诗啊，厢房两边的墙上都画得满满的。”
　　在一些学者和当地人看来，晋商是儒商，特别注重用文化来凝聚人心。
　　【王氏一族：碑文】
　　光明村王氏先祖来自山西孝义
　　沿途收集丝路上的山西遗迹时，偶然听到了一个“山西移民碑”的故事，这块山西人的族谱碑是谁立的？如何到了甘肃？从当地文化学者和甘州区文物局相关负责人口中，记者知道了故事的完整版。
　　2007年，甘肃高台县新坝乡光明村，发现了一块王氏族谱碑。高台县博物馆副馆长赵万均介绍，这块青石碑高1.14米，宽0.4米，石碑是拱形，刻有精美的卷云纹，正面有“王氏族谱碑记”，还用楷书刻了660个字，主要叙述王氏一族在明代嘉靖初年从山西汾州孝义县尚义坊迁居甘肃高台县的过程。碑文的背面刻了王氏一族八世的族谱，撰写正文的叫王裕心。
　　当地人告诉记者，王裕心是明代天启壬年的进士，他当年还状告过魏忠贤。王裕心写的内容是，自己的曾祖父弟兄几人曾携带家眷在明代嘉庆初年“贾游”（做生意）到甘肃高台，后定居高台县新坝乡。王裕心的曾祖父70多岁时因思念故乡，历尽艰辛返回原籍，向后人讲述了这段经历。称在高台定居后，“殷实者三四家，贫寒者四五家”。后来，有家庭殷实的人经常和山西王氏族人有往来，后来族人请德高望重的王裕心撰写碑记，并将这块石碑运往高台以示纪念。因此可断定，高台县新坝乡光明村王姓的祖先，是山西孝义人。
　　据当地文物局相关负责人说，这是目前河西走廊地区唯一一块记载山西人是怎么移民过来的存证。
　　这块碑的故事传奇在哪儿呢？从清朝到民国，每隔三五年，就有山西人千里迢迢赶到甘肃，向王氏后人收取一定数额的坟头钱来祭祀祖先，直到民国后期。在这么长的一段时间里，王氏家族的联系和商业活动一直没有中断过。当地山西人一直有个情结——“我们的祖宗是从山西大槐树来的，我们就是山西人的后裔。”
　　记者在河西走廊一带探访时了解到，当年高台县的“乐善忠义”戏班子，在建立之初，还从山西移栽了一棵槐树，如今还郁郁葱葱。高台县县委大院里也有一棵这样的槐树，大概距今已经500多年，据当地人说，在甘州区安阳乡金王庄村，有一棵已经老得不成样子的杨树，是祖先在明朝时从山西移栽到此的。
　　本报记者　　李霈霈
　　○特写
　　空留会馆话辉煌
　　山西商人遍天下，曾经的丝绸古道上自然少不了晋商的身影。丝路悠悠，千载已过，曾经的晋商商帮已堙没于历史烟尘中，只有留存的精美建筑，纪念着他们曾经的辉煌。当故乡的后辈儿孙在偶遇这些充满山西元素的精美建筑时，忍不住停下脚步，倾听它对过往的诉说。
　　摄影师邂逅山西会馆
　　2006年3月，甘肃张掖；
　　80后，山西临县籍小伙儿荣浪，自由摄影师；
　　他应中国佛教协会的邀请，去甘肃张掖为一个寺院拍一组照片。在这里他与山西会馆不期而遇。
　　当地文化部门的人得知荣浪是山西人后，指着一处正欲打算改造的建筑告诉他，“那是你们山西人盖的，是原来山西商人盖的会馆。”
　　惊讶，这是荣浪第一次在偏远西部地区邂逅山西会馆之后的心情。
　　惊诧，这是张掖之旅后，荣浪搜寻了有关山西会馆，明清山西商人资料后的心情。
　　此后，他开始了对山西商人在各地所建会馆的寻访，用了三个多月的时间，走了河南、江苏、山东、安徽、辽宁、内蒙古、甘肃七省市的十余个县市，拍摄了大量晋商会馆资料图片。2007年，荣浪出版书籍《山西会馆》，2009年又出画册《晋商会馆》，并多次在北京、内蒙古、山西、山东等地举办了晋商会馆摄影展。
　　晋商清初已到天山
　　荣浪说，他了解的晋商所建会馆中，甘肃省有20多座，新疆地区也有七八个。“晋商主要是下江南、走内蒙古，西北、西南不是晋商的主商脉，所以，西部地区的晋商会馆相对于江南、山东、河南等地要少很多。不过，在很多地方的晋商会馆多叫山陕会馆，是由山西陕西商人共建，而西部地区的晋商会馆几乎都叫‘山西会馆’。在西部某些县，某些村的山西人，几乎都是来自山西同一个地区，他们在当地建的会馆并不以自己故乡的地域为名，而是统一叫山西会馆。”这也似乎说明山西商人相较于其他商旅走得更远。
　　忻州地方志中曾记载了清代宁武县一名叫冯连的孝子，其父在西域（今新疆地区）做买卖久去不返。他一路寻到天山，终于找到一位父亲的故交，才知已经客死他乡多年。
　　历史上山西商人在新疆地区的活动大概始于康熙末年，最初是随清军驻防而往的。去新疆经商的多是父子、兄弟一家几口同行，在天山南北的又多是山西北部的人。忻商，也就是籍贯为忻州地区的商人，是晋商中重要的一个分支，以敢于远行而闻名。“过草地、进沙漠、白天炒米凉水、夜间沙场露宿；若遇大风，迷失路径，找不到水喝，人畜干渴而死者有之。”远达新疆的阿勒泰一带，一走便是八年、十年、十二年……甚至终生都无法再回到故乡。
　　赫赫闻名的晋商，最初多是做小本生意的山西人，他们以勤俭、坚韧的品质顽强地在异地求生存，谋发展，创辉煌。
　　冰山脚下吃到山西面食
　　日，新疆叶城——拉孜。“这是一条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冰山公路……它蜿蜒在平均海拔4500米的喜马拉雅山、冈底斯山、昆仑山和喀喇昆仑山上，是新疆通往西藏阿里高原的惟一通道……它是世界上最艰险的公路之一。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是世界上海拔最高、道路最险、路况极差和环境最恶劣的高原公路。”
　　就在这条路上，荣浪碰到了一位老乡——山西运城人。他在冰山脚下开了一家山陕面馆，荣浪看到这家面馆时，眼珠子都快惊掉了。时间都已经过了7年，说起在这不毛之地，只有军车通过的地方看到山西老乡，荣浪还觉得不可思议。虽然小店住宿差，吃得差，可是老乡见老乡的那份亲切却能融化冰山的寒冷。荣浪说，自己走时，老板不收一分钱，告诉他前方的路更加人迹罕至，还塞给他好多吃的备用。这个时候就更能体会到，当年晋商们离乡背井，会馆的存在对于他们就如同家一般。
　　会馆是晋商在外的家
　　荣浪走过多地晋商建起的会馆后说，每到一处会馆，门匾上的“山西”两字就会触动你，一踏入院子，便有似曾相识的感觉涌起，进了山西会馆，就像回到山西的家。很多地方的会馆建筑所用的砖瓦、砖雕、石雕都是在山西烧造好之后，运到当地的，会馆的油漆彩画、木雕装饰等也都是山西匠人所做。所以，当山西人看到、靠近各地晋商会馆时，熟悉的气息会直击每个山西人的心房。
　　当年晋商为了能消除掌柜伙计们常年不能回家的思乡之情，每逢年过节，便要以馆为家，张灯结彩，备美酒佳肴，尽力营造一种洋溢亲情的氛围，再演上几出家乡的梆子戏，以慰乡情。
　　有晋商会馆的地方，必定是各地商业最繁华的地方，会馆就是当地的地标建筑。荣浪说，新疆的乌鲁木齐曾经有晋商修建的山西会馆，可惜已经拆毁，但是会馆矗立过的那条街，如今还叫山西巷。
　　晋商发家之后，大多不纳妾，不嫖妓，不花天酒地醉生梦死，而是喜欢把白花花的银子或用于修建豪宅，或用于扩建会馆。这些会馆，大多修建的时间都经历了上百年的漫长岁月，耗银百万之巨(据考证，乾隆年间，三两白银可供八口之家一年口粮)，因而各地会馆几乎都是明清建筑中的精品。荣浪说，据他知道的一些西部会馆现状，如今张掖的山西会馆是大佛寺附属景区的一部分，古登的山西会馆是乡镇老干部活动中心，天水的山西会馆是当地的文化活动交流中心；新疆奇台的山西会馆正在修复中，也将作为一处景点供人参观。
　　本报记者　　李雅丽
　　莫高窟壁画里的《五台山图》
　　记者随“丝绸之路万里行”车队抵达敦煌后，专程参观了莫高窟第61窟，这是一个相比其他洞窟较深的洞，阳光不易照进来，温度偏低，所以洞内壁画都保存得比较完整，在导游手电光亮的指引下，石窟西壁上的《五台山图》渐渐占据整个视线。“了不起”“震撼”，是导游最常听到的游客对《五台山图》的直接感受，因为这幅图不仅是莫高窟最大的全景式历史地图，同时也是壁画中规模最大的山水人物图。记者感觉，整个画面就像是一张航拍图。如此庞大的画卷描绘了怎样的场景？里面隐藏着什么故事？这些疑问将随着采访逐一解开。
　　千年地图指引找到唐代建筑
　　70多年前的一天，在山西省五台县的乡村小道上，一对青年男女坐在骡车上愁眉不展，满面的尘土掩盖不住他们与这山野村庄不相干的书卷气。他们在寻找着什么。
　　他们已经从早上找到黄昏，此时精力衰竭，突然，女子指着远方，久久说不出话来。男子顺着看过去，在黄昏仅有的一簇阳光下，一座斗拱的灰色屋檐在一排松树后面露了出来。一座高大的古寺在昏暗中展现原型。寺门上一块已经看不清颜色的匾额，上写“大佛光寺”。
　　日，梁思成和林徽因，这一对现代史上令人惊艳的传奇夫妻困顿绝望中在山西五台山豆村发现了当时中国仅存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大佛光寺，而指引他们而来的是在更远地方发现的一张“宝图”。
　　从1932年到1937年，梁思成和林徽因率领考察队频频走出北京，实地考察了137个县市的1823座古建筑。可是，他们一直期望发现的一千年前的唐代木结构建筑却从未出现过。
　　梁思成偶然看到了由法国汉学家伯希和在敦煌石窟实地拍摄的一本画册《敦煌石窟图录》，其中61号洞中有一幅唐代壁画“五台山图”，图中有一座叫“大佛光之寺”的庙宇引起了梁思成的注意。
　　循着《敦煌石窟图录》的线索，梁思成和林徽因很快在北平图书馆查阅到了有关大佛光寺的资料。据五台山《清凉山志》记载，佛光寺始建于北魏，唐武宗灭佛时被毁，仅仅12年后佛光寺重建。而被毁之前的“大佛光之寺”影像，被描绘于几千里之外的敦煌石窟，可想而知这座寺院在唐宋时代五台名刹中的地位。正是在这张壁画的指引下，梁思成和林徽因决定立即前往五台山，终于发现了现存的第一个唐代木结构建筑——大佛光寺。
　　一千年前的“山西百科全书”
　　敦煌，距离山西五台山千里之遥。那里怎么会有五台山的地图呢？随着敦煌莫高窟的考古发现，曾经兴盛一时的五台山佛教全貌逐渐展现在人们面前。
　　根据敦煌藏经洞文物目录统计，有关五台山的文献资料有70多个编号，有诗、赞、曲子、词、行记、地理文书及经书题记等等，记载了众多唐、五代时期山西五台山佛教文化的情况。而在敦煌石窟中，更有唐、五代绘制的不同内容《五台山图》十多幅，上面绘制了当时的风土人情、地理地貌、佛教寺庙等等。其中最令人震撼、也最令人回味的是第61窟的《五台山图》。
　　这幅绘制于五代时期的《五台山图》是莫高窟最大的壁画，长13.45米、高3.42米，画中是山西五台山方圆八百里的山川城池，描绘了从山西太原经五台山到河北镇州（今河北省正定县）周围八百里以内的山川景色、其中寺庵兰若及城池房宇等建筑199处、桥梁13座、佛菩萨画像20身、僧俗人物428位、乘骑驼马48匹、运驼13峰，是世界上罕见的古老而巨大的形象地图，再现了1500年前五代时期五台山佛国圣境的宗教氛围和世俗风情画卷。难怪梁思成第一眼看到就认为是研究古代建筑史的珍贵资料。
　　记者如今再看到这幅壁画，仍然能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熟悉气息。壁画的下部画有很多城池、关隘，其中就有“河（东）道太原”（今太原南郊古城营村）“太原新店（今太原柏杨树村附近）”“忻州定襄县”“五台县”等地名。也有如“大清凉寺”“大金阁寺”“大佛光寺”等今天五台山上仍然能见到的古刹。
　　从壁画中可以看到唐代的佛教传说故事，也可以看到唐、五代当时的城垣、建筑、交通、地理等多个方面。从导游口中了解到，该图还形象地描绘出当时五台山地区的社会生活，如“灵口之店”旁画的“杠子压面图”，反映出当时山西地区面食的风行。这幅壁画不但是一幅佛家壁画，还是一部五台山古代建筑图、佛教史迹图、古代交通图、古代山水人物图，不愧是一部1000多年的“山西百科全书”。
　　《五台山图》见证丝绸之路
　　那么这幅图为何会出现在千里之外的丝绸之路上，又为什么会绘制在石窟之中？
　　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佛教，早在西汉（公元前206-公元8年）末年就传入中国，到了隋唐时期（公元581-907年），佛教已经得到发展，深入民心，并且由中国的高僧创立了中国化的宗派。今天随处可见的佛寺石窟和名刹寺庙等，都是佛教直接或间接留下的影响和延续。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留存下来的佛教石窟，著名的如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天水麦积山、大同云冈、洛阳龙门等大多融会了东西方的艺术风格和佛教精神，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唐时，五台山成为全国佛教的“首府”，与印度的灵鹫山媲美，因此，作为佛教圣物的《五台山图》，为满足广大信众的需要，便应运而生。
　　唐朝中后期，吐蕃王朝多次向唐帝国来求《五台山图》，该图由此传入丝绸之路上的敦煌。到五代时期敦煌一带的统治者是曹氏政权，他利用佛教安定社会，在丝绸之路这个东西方交融的古道上，建造寺庙和石窟，《五台山图》便成为敦煌石窟中最大的壁画，昭示佛法。
　　众多信众在五台山朝拜后，就求得《五台山图》作为朝圣纪念带回收藏，使得《五台山图》传入西域、韩国、日本等地。而在丝绸之路上的敦煌莫高窟里的《五台山图》，千百年来见证了源远流长的儒释道交融发展与中华文明的形成过程。
　　○特写
　　本报记者独家专访《五台山图》研究者、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赵声良
　　24年前五台山图现“真容”
　　在24年前，有一个人架起梯子、拿着手电筒，独自一人花了两个月时间，一点儿一点儿将每一寸壁画的内容手绘出来并做了翔实的标记……多年后，这个人成为莫高窟《五台山图》最权威的研究者。他就是敦煌研究院研究员、《敦煌研究》编辑部主任赵声良。现年已到了知天命年龄的赵声良，慢慢向记者讲述了24年前自己与《五台山图》“结缘”的经过。
　　上世纪90年代，敦煌研究院给每个洞窟配解说和研究性的内容，当时分给赵声良的就是61窟，此窟以文殊信仰为主题，最大的主体画就是《五台山图》。由于壁画太庞大、太复杂，赵声良首要的工作就是描图。五台山图本身高3米多，但壁画并不在洞窟的最底层，最下面还有1.5米的屏风图，加起来近5米高。想要绘制这样一幅完整的图，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那时候工作条件简陋，人员紧缺，我只能一个人去做这项工作。每天搬着‘人字梯’进洞，拿着手电筒，一点一点对应。有时候站在‘人字梯’上面看壁画，看得太专注就忘记自己是在高空，身体也不由自主地倾斜，好几次梯子都摇晃起来，非常危险。”赵声良回忆说。赵声良把壁画上空出现的菩萨等都统计了一遍，图中的寺院、修行场所也都找了又找。还有就是地名，他把“题记”上有的一个个找出来，每个都进行编号。前人也做过这件事，但标注不太细致。两个多月之后，赵声良自己手绘的一张五台山图终于完成了。
　　有了这张“框架”图，赵声良开始大量翻阅史书、文献资料，填充内容。比如图上的地名是现在的哪里，图中的寺院现在还能找见吗……从1990年到1992年，赵声良花费了三年时间研究《五台山图》，“越研究越觉得复杂。一方面是它牵扯到佛教，另一方面，这幅图本身涵盖的内容就很多。”
　　1993年，赵声良的手绘图连同他的论文《敦煌莫高窟第61窟五台山图》一起发表在第四期的《敦煌研究》上。此后，在香港出版的《敦煌石窟全集》等很多作品中，都用到了赵声良的论文和手绘图，使之成为研究《五台山图》的一个重要的基础依据。
　　让赵声良感到遗憾的是，当年发表论文的时候他并没有来过五台山，直到2005年才终于圆了心愿。那年他专程到五台山考察，五台山的恢宏和壮观让他感慨：“如同仙境，真是一个修行的好地方。其实《五台山图》里有些寺庙与现实中的寺庙位置不同，比如在东台的移到了西台，古代画匠可能是为了构图好看做了调整。”
　　比起上世纪90年代进洞看到的《五台山图》，赵声良说现在壁画的颜色已经变淡了很多，这是一个老化的过程。为了尽量保存文物，敦煌莫高窟开始数字化处理，《五台山图》2011年时被采集了3041张照片，然后在电脑里拼接。“我那时候要有这样的技术，也就不用耗费那么长时间绘图了，高科技真是好。”
　　本版撰文本报记者李霈霈
　　丝路沿途遍布晋商足迹
　　明代谢肇淛在《五杂俎》里描述道：“富室之称雄者，江南则推新安（指徽州），江北则推山右（指山西）……山右或盐、或丝、或转贩、或窖粟，其富甚于新安”。
　　可见，晋商在古代已突显于全国各行各业，使历朝史学家对山西经济活动作为一种特殊现象和对山西商人作为一种特殊人才，均进行了“冰山一角”式记录，连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也考证认为，中国最早的商人应该是山西商人。
　　在经营的刻苦性上，可以说，山西商人居全国商人之冠，晋商凭着这股精神，足迹遍及天涯。在陕西、甘肃、新疆这些古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节点，晋商除了留下会馆，如今还以商会的形式延续着“老乡抱团”的精神，肩负着“诚信”的经营理念和传播重任。
　　陕西晋商商会常务副会长姚剑锋
　　民国23年祖父远走西安创业
　　古时，陆上丝绸之路以西汉都城长安（在我国现在的陕西省境内）为起点，是一条东方与西方之间经济、政治、文化进行交流的主要道路。今日，随着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进一步实施，陕西再次面临着难得的发展机遇。陕西山西毗邻而居，黄河天险、秦晋大峡谷从未能阻隔秦晋之好，历史厚重、物资丰饶的陕西境内也从来不乏山西商人的身影。
　　姚剑锋是陕西省晋商商会常务副会长，祖籍山西运城市临猗县。早在民国23年，姚剑锋的祖父就打点着全部家当“一副扁担、一杆秤、一面锣”，去西安讨生活了。“据奶奶讲，刚开始祖父就挑着担在街上卖些盐、酒、醋等生活用品，后来发展到在西安最繁茂的钟楼南大街坐拥六间商铺，并创立了我们自己的字号‘志德恒’。”姚剑锋笑言自己的经商基因是祖传的，“我从小是跟着奶奶长大的，打从会说话起，奶奶就教我认数，要知道祖父之所以能创下一些家业，精明能干的奶奶可是头号功臣啊，我是还没认字就会打算盘的人。”
　　但祖上的产业在父亲那一辈中断了。经历过战争的特殊年代后，姚家的产业一切归零，父亲踏踏实实当了一辈子公务员，再没涉商。父亲对子女的教育原则上是将来干什么都不干涉，但一要守法，二要靠自己奋斗。
　　姚剑锋打小调皮捣蛋，不爱学习，还好这方面家里人并没有给他太多的压力。技校毕业后他开过出租车，进工厂当过工人，还在私营企业打过工。1995年，西安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姚剑锋看准时机开始自己创业。他“挖土”起家，建起了自己的基础施工队，很快淘到了人生第一桶金。1998年，他注册成立了第一家房地产企业，从此生意做得风生水起。几年前，姚剑锋又在公司旗下开了一家典当行，名字特意沿用了祖上的老字号“志德恒”，从某种意义上说，也算是对祖业的复兴吧。
　　“人越老，乡情越浓厚。2003年，父亲退二线后，总想着要为在陕西的山西老乡们做点事情。他看到很多外省商会做得不错，就多方奔走筹措，断断续续历时五年，终于在2008年，参与促成了‘陕西晋商商会’的正式成立。至今，他老人家还是商会的名誉会会长呢。”提起老爷子，姚剑锋满是敬佩，“我事业做大后，父亲最常说的话就是要为社会多做贡献，要为家乡父老多做善事。所以商会成立后，老乡企业家们除了加强联系共同发展外，做公益事业也成了商会的重要职能之一。仅每年给晋陕两地贫困人群捐款就达数百万元。”
　　如今，姚剑锋全家老小都在西安生活，但每年清明他是一定要回老家临猗上坟的。“咱的根在这儿，无论走到哪儿都不能忘。”
　　本报记者 贾丽
　　甘肃晋商商会会长宁杨锁
　　古稀之年依旧是领军人物
　　7月21日，记者随“丝绸之路万里行”车队抵达兰州，得知记者第二天就要赶往武威，甘肃晋商商业联合会秘书长闫巨川紧急聚拢人马，在短短几个小时内就安排好一场小型见面会。甘肃晋商的领袖人物、72岁的万荣人宁杨锁会长亲自出面，欢迎小老乡的到来：“吃饭没有？到了自家就别客气！”
　　据记者了解，甘肃晋商商业联合会是我省在外的商人最早成立的一家省级商会，已经走过11年，在全国商会中享有较高的声誉。为联络在陇晋商，协调各方关系，老会长宁杨锁付出了巨大的心血和精力，从最初十几个人，发展到现在超过700人。在商会办公室的阳台上，堆满了荣誉牌匾。
　　宁杨锁1942年8月出生在山西省万荣县一个农民家中，“我小时候种过地，上中学时赶车拉东西，一天的工钱是四毛钱。”1966年从华北工学院化学系毕业后，曾在山西省政府工作。1972年来到兰州，先后在中科院兰州化学物理研究所、兵器部214研究所等4家科研单位工作。1990年，下海创建甘肃宁氏实业有限责任公司。说他是企业家，分量有点过轻，7620高能炸药就是他发明的，此项科研成果曾获国家级科技成果奖。学者和企业家融为一体的宁杨锁，也就自然地把社会责任和企业前途连在了一起。
　　自古以来，兰州就是山西人外出经商的一大重镇。由于地理原因，晋北人多往内蒙古、东北方向去，晋南人则多往西安、兰州方向。“在我们商会所有会员中，运城人的比例超过1/5。从行业分布来看，运城人在兰州多从事矿山、汽车营销、五交化、百货、房产建筑、制式服装等行业。你走在兰州街头，看见的军人、警察所穿的制服大部分都是运城人提供的。而在玻璃器皿行业，80%以上的产值都是闻喜人创造的。可以说，兰州人的吃穿住行都离不开运城人，处处都有运城人的痕迹。”宁杨锁表情不多，但可以感觉到他话里透着自豪。
　　商会自成立开始就确立、明确了一大任务——传承和弘扬晋商优秀的传统文化。“先辈声名传天下，后来兴起望吾曹”，宁杨锁引用李鸿章的话对记者道明了其中的深意。在老会长的心中，先辈晋商成功的基本经验就是“诚信为本”，“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据了解，老会长正在绸缪一件大事：“集合当地晋商的力量，建一个面积庞大的文化创新园，里面有山西名人传说、土特产……”
　　本报记者　　李霈霈
　　新疆和田山西商会会长赵兴柱
　　“南疆的骏枣柳林的苗”
　　新疆是全国闻名的瓜果之乡，一首民谣“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尔勒的香梨人人夸，叶城的石榴顶呱呱”道出了新疆有名的四种瓜果。但如今，很多人还不知道，南疆的骏枣也可和“四大名果”相媲美了，而更加鲜为人知的是，南疆的骏枣苗大多引进山西柳林。
　　赵兴柱是山西临县人，临县位于晋西北，属于典型的黄土高原地区，境内沟壑纵横，号称“中国红枣之乡”，独特的地理环境使得临县红枣具有产量大、品种全、品质高的特点，闻名一方。1983年，年仅15岁的赵兴柱就开始帮着父亲往新疆贩红枣了。风吹日晒奔波数年后，赵兴柱还有了自己的运输大车，眼看着日子已经奔小康了，但1993年，中国北方突遭暴雨，刚收上来的一车皮红枣运不出，生生发了霉，烂在了自己手里。那次天灾，赵兴柱几乎赔得倾家荡产。屋漏偏逢连阴雨，第二年冬天，弟弟驾驶大车在运输路上遭遇车祸，人救下来了，但车几乎全毁，这次事故又让赵兴柱负债累累。
　　好在新疆还有亲戚，1996年，赵兴柱跟别人借了400元钱，只身一人赴疆投奔亲戚。刚开始在亲戚的玉器店里帮忙，挣的钱仅够糊口。偶然一次，他看到市场上有卖新疆枣的，零售才一块九毛钱一斤，口感还不比家乡的枣差。要知道当时在老家一斤枣也得卖到八九块钱。他又萌生了贩枣的念头。他立刻叫家乡的姐夫寄了7000块钱过来，跑到附近果园考察，而后一口气承包下三个果园的红枣。赵兴柱是种植枣的行家，他仔细查看了南疆枣的长势后，通知枣农推迟45天，过了寒露再打枣。果然，推迟打下的枣更大更甜，要比原先的好上数倍。这笔买卖做完，赵兴柱不但还清了姐夫本钱，还挣了十来万块钱。
　　后来，他又专程去老家请来种植专家赴疆讲课、考察，在柳林买了不少骏枣苗运到南疆种植，柳林的枣苗南疆的水土，产出枣皮红肉大，口感极佳，比柳林的枣更好卖。
　　如今，赵兴柱早已在南疆成立了一家集红枣育苗、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生产企业，承包了7500亩（挂果的已有4500亩）地种枣，公司生产的“兴翔”和“塔和玉”牌红枣村闻名全国，他还带动老家人致富，如今村里大半青壮年劳力都去新疆投奔他种枣了。
　　本报记者　　贾丽
　　○链接
　　2003年，甘肃晋商商业联合会成立。据不完全统计，近年来，该商会企业为甘肃省缴纳税费、公益事业、扶贫事业捐赠、解决就业支出约两亿多元。
　　日，陕西省晋商商会挂牌成立。目前商会有160余家大中型知名企业，涉及制造加工，建筑建材，房产物流，投资金融，旅游餐饮，信息咨询，电子科技，教育培训等多个行业和领域。陕西省晋商商会在秦晋两省政府的领导和支持下，积极发挥商会的桥梁纽带作用，累计引进省际合作项目资金超过600亿元。此外，商会还积极引导会员企业再投资，每年投资额都不少于10亿元，促进了秦晋经济交流与合作。
　　日，新疆山西商会在乌鲁木齐市挂牌成立，现拥有130余家会员单位，从业涉及煤炭、能源化工、房地产开发、酒店、建筑装饰、汽配、五金机电、石油、林果种植、养殖等各行各业。商会成立几年来，密切晋新两省区和两省企业与政府、企业与企业之间的联系，积极组织在疆山西企业充分发挥综合和群体优势，为西部大开发助力不少。
　　三晋文化浸润丝绸之路
　　晋商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也是一个让人敬佩的群体。在没有汽车、火车等现代交通工具的年代，他们迈着双脚，丈量着从山西到西北的广袤大地，并最终在人地生疏的西北落地生根，把生意慢慢地做大。“它深深地影响了丝路，尤其是河西走廊的商业、文化，以及当地人的价值观、民俗等。”甘肃省张掖市社科联副主席、市委党校调研员、副教授任积泉对记者说。
　　而在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中国西部文学、电影、文化理论的开创者，散文写作要“形散神不散”论点的提出者，陕西省文联副主席）看来，汉唐是丝路的开辟和启动期，但是到了明代丝路曾经一度冷落，“而明清时期的晋商成为丝路上一支重要的力量，以比较成熟、智慧和规范的商业操作体系引进了西部。”
　　近日，本报记者随“丝绸之路万里行”车队在沿途采访中，了解到山西商人对丝绸之路的影响之巨，可能超过了很多人的预想。
　　【商业影响】
　　街道以贸易类型分晋商思维影响深远
　　要说山西商人与丝绸之路的关系，离不开河西走廊，这是历代中国东部通往西域的咽喉要道。丝绸之路是张骞开辟的，那时候河西走廊的北部是匈奴的地盘，不可能经过，南部是青藏高原，地理不同且是未开化地区，所以中原想要沟通西域只能通过河西走廊。汉唐以来，河西走廊成为“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地域上包括甘肃省的河西五市：武威（古称凉州）、张掖（甘州）、金昌、酒泉（肃州）以及嘉峪关。
　　晋商是如何到这里来做生意的？以河西走廊中的张掖为例，元朝建立后，把全国13个省中一个省的省会设在张掖，使该地变成一个军事中心和后勤补给基地，主要面对两个方向：一个是向内蒙古的额济纳旗、阿右旗、呼和浩特等地进行粮食补给和军事威慑；另一个就是向新疆的奇台、哈密、吐鲁番和乌鲁木齐这些地方进行补给和威慑。把张掖变成一个中心，这个中心的标志一个是军队，另一个就是粮食、茶叶集散地。
　　“明朝初年，晋商随着军队过来做生意。但一开始，朝廷有禁令，不允许商人跟军队打交道、做买卖。后来禁令解除后，晋商首先蜂拥而至。”张掖社科联副主席任积泉介绍，晋商最初从山西带到张掖的最有标志性的产品，是老百姓做饭用的铁锅，然后才将河南的土布、四川的茶叶、江南一带的丝绸陆续运过来。
　　晋商在当地做买卖的模式非常有意思：张掖城中心以钟鼓楼为圆心，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晋商首次对贸易进行了一个分类——东街，主要做粮食和煤炭生意；西街，是蔬菜买卖；北街，卖建筑材料、吃的油和麻渣（亚麻、芝麻等种子榨油后留下的渣滓）；南街，主要搞一些批发，还卖杂粮。“晋商的这种分类习惯可不得了，一下从明朝延续到民国末年，大概有400多年。”张掖社科联副主席任积泉告诉记者，到了民国末年，晋商在张掖有名的商号竟然达到44家，最有名的有“同树永”“同泉涌”……晋商当时的成功源于晋商在服务业的创新思维为张掖、河西走廊甚至丝绸之路带来了一种全新的商业模式。
　　【文化影响】
　　国内现存最古老戏班，底子是蒲剧班
　　蒲剧、秦腔结合，诞生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班子
　　甘肃省张掖市的高台县，有个叫“乐善忠义班”的戏班子，已经有600多年的历史，目前仍然存活，戏班子最初的班底居然是山西的蒲剧班。
　　这里面还有一段小故事。明朝初年洪武二年，明朝大将冯胜西征，征讨胜利后就待在此地。书上记载“锣鼓戏弦他都有”，当年冯胜的军队里带着戏班子，就是山西的蒲剧班，时间久了，蒲剧班与当地唱秦腔的戏班子一拍即合，成立了一个“高台乐善忠义班”。
　　山西蒲州班子志里有对这个乐善忠义班的记载，据说其有600多年的历史，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戏班子。当地人告诉记者，该戏班目前在张掖市高台县的宣化镇一个叫乐二村的地方。乐二村原来叫乐善村，所以戏班子叫乐善忠义班，而“忠义”二字，是与关羽的忠义紧密结合的。
　　“山西的戏就这样被保留下来，每年农历五月十三，是关公磨大刀的日子，当地人一定会唱一台戏来纪念，这个习惯一直延续到现在。今年也是如此，五月十三是农民最忙的时候，但戏班依然凑起来，演了一天一夜的戏，演的就是‘出武关’。”张掖社科联副主席任积泉亲自去考察过好几回。
　　据《陇上晋韵》这本书记载，山西人在甘肃经商的帮会主要分为上府帮、南路帮、绛太帮三大帮，尤以绛太帮为最（绛是指绛州，今运城地区新绛县；太是指今临汾地区襄汾县，原名太平县，后与襄陵县合并为襄汾县）。而今，甘肃当地人仍喜欢吃山西羊杂碎泡馍，许多老兰州人依然记得解放前蒲剧演出时红火热闹的情景，不仅甘肃，陕西、河北、内蒙、青海等地也受山西戏曲的影响颇深。
　　价值观
　　晋商要诚信、讲义气
　　一个存活了600多年的戏班子，留下的绝不仅仅只有戏曲，它的演出的范围和晋商的影响力是一致的。
　　丝绸之路上的戏班子，每年要演出9个月，而且一直从河西走廊演到新疆。只要是文化所能到达的地方，戏班子都去了，演的就是包公戏、三国戏，它传播的价值观念跟商人的经商理念相一致，就是诚信、讲义气。“商人在前面做生意，戏班子在后面传播价值观。”在张掖社科联副主席任积泉的记忆中，“乐善忠义班”以前有一副对联，就很典型地反映了这一点。上联是：别善恶辨忠奸，百代文章全在此；下联是：载治乱治兴衰，千古事业若亲目；横批：海市蜃楼。
　　除了戏曲，山西会馆也很巧妙地把晋商经商的商业文化和关公庙结合到一起。“无论戏曲唱词还是做事经商，都继承下来了，这就好像关公坐在那里监督大家一样。”任积泉感慨地说，晋商的影响不只是张掖，整个河西走廊的人文背景和自然地理状况都是基本相似的，这个影响绵延到了整个漫漫丝路。
　　【民俗影响】
　　晋中社火在河西走廊很红火
　　有民俗专家考证，山西晋中民间社火活动发起由来已久。史料记载，山西晋中社火源于秦汉百戏，发展于唐，盛行于宋。丰富于明清，形式多样，精彩纷呈，成为中国社火文化的典型代表，2007年被中国民协授予“中国社火之乡”的称号。而记者在丝绸之路的沿途采访中发现，晋中社火在河西走廊一带相当盛行，尤其是铁棍、背棍、高抬等表演项目延用至今。
　　据当地人告诉记者，每逢春节、元宵节，当地都有秧歌、锣鼓、舞狮等表演，尤其是“铁芯子”，就是把小孩子抬在肩膀上的演出，在张掖市高台县等地的社火中，还完全复制的是山西的社火。
　　此外，山西的“九曲黄河灯阵”在当地也非常有名。“我们这边没有黄河，很多人见都没见过，但在张掖的高台县宣化镇、甘州区的碱摊镇等不同地方，每年都有大型的灯阵表演，其中就有九曲黄河灯阵，用宫灯摆起来像迷魂阵一样。”当地老人说。
　　任积泉告诉记者，他去新疆考察过多次，秦腔、山西民歌都传过去了，“我们这个地方的人，早已认为自己是山西人的后裔，饮食习惯以面为主，喜欢吃醋、小米饭和馍馍。”
　　○对话文化学者
　　明清时期的丝路晋商有钱有文化了不得
　　晋商驼道西北线最后经河西走廊到西域，与古丝绸之路汇合。在所有的丝路驼队中，晋商是被公认的比较富裕和有文化的一支团队。著名文化学者肖云儒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首次对晋商对明清时期的丝路影响进行了分析。
　　肖云儒说，汉唐的丝绸之路有文字记载，但其物质形态化的存在都已经成为遗迹和废墟，比如沿途看到的高昌故城、交河古城等等，而且这些遗迹当年不是专门为商贸所用，而是政治与商贸一体的存在。“但是明清以后晋商在丝路上的形态化的东西依然活着，那就是会馆。而且当时的会馆是专门的商贸用途，促使商业贸易的分工更细、操作体系更加系统化和成熟化。”
　　曾多次重走丝绸之路，肖云儒总结道：“汉唐是丝路的开辟和启动期，但到了明代丝路曾经一度冷落，而明清时期的晋商成为丝路上一支重要的力量，而且以比较成熟、智慧和规范的商业操作体系引进了西部。”不过，他也遗憾地表示，“在重道轻器、重农轻商的那个时期的中国，还不足以使得山西商帮能够运用他们的商贸活动，去影响国家的顶层设计。这是一个历史的局限，不是山西商帮的，是民族文化的局限。”
　　本报记者　　李霈霈
　　丝绸之路融入山西历史
　　几千年前山西商人的驼铃声，似乎还回响在丝绸之路上。
　　这是一条不能被人们遗忘的商路，更是一条传播世界文明、沟通东西方、民族文化融合之路。山西商人从这条路上去了西域乃至更远的国家，春去秋回，他们又将那时发达的西域文明带回了山西。而山西只是一个站点，西域文明与华夏文明融合之后，又进而影响到了整个中原。
　　这些影响小到我们餐桌上常见的蔬菜瓜果，有黄瓜、菠菜、胡萝卜、胡椒、葡萄、石榴、核桃、哈密瓜等，大到文化、建筑、音乐的浸润和交流。
　　时间换空间。古人用几十年、几百年甚至上千年时间，从丝绸之路上一点点带回的文化、文明，有如“润物细无声”的小雨，慢慢渗透进我们的民族骨髓，直到今天，还在影响着我们的生活。
　　1999年春夏之交，太原市南郊王郭村村民一次偶然的挖掘，诞生了一个重大的考古新发现——虞弘墓。墓内出土的汉白玉石椁、彩绘浮雕和石雕乐俑，其浓厚的异域风情，鲜明的文化特色——在华夏文明的中心区域，出现了难以释读的外来艺术，这充分说明山西在北朝到隋唐时期，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地区。
　　此次出土的汉白玉石椁上，雕刻图案中的人物服饰、器皿、乐器、舞蹈内容以及花草树木，都取材于波斯和中亚诸国，有些画面有明显的祆教内容，而宴饮图、乐舞图、狩猎图、出行图等，则表现了当时社会丰富的生活内容，洋溢着中亚浓烈的民族气息，反映了墓主人的民族、宗教习俗和萨珊文化特色。
　　墓主人姓虞名弘，西域鱼国人，在北朝时执掌祆寺及西域诸国事务，卒于并州（今太原），隋开皇十三年（公元592年）石椁殓葬。
　　太原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文博研究员常一民说，“这是西域文化深入山西的一个有力例证。”
　　那么，进入山西并影响山西的西域文化究竟有哪些呢？
　　云冈石窟：被汉化了的西域文明
　　提到丝绸之路，很多人可能想到最多的是一些物资的传播，但事实上，文化的传播也是非常丰富的。
　　魏晋南北朝时期，新疆龟兹石窟、佛教题材的壁画，对山西的影响都比较大。大同云冈石窟里的一些大型雕塑及佛教壁画、太原天龙山大佛等等，都是丝绸之路上中西文化交流的见证，是受西域文化影响的实物论据。
　　佛教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早在西汉（公元前206－220年）末年就传入中国。据推测，佛教由印度经丝绸之路传到新疆克孜尔，再到甘肃敦煌，然后传入中国内地。
　　张掖社科联副主席任积泉说，河西走廊，尤其是张掖这个地方，被称之为佛教向中原传播的首站。西域的佛教在河西走廊被汉化以后，一路沿着敦煌、酒泉、张掖、武威，向中原地区传播。其汉化过程包括把佛教的佛经翻译成汉文字，用儒家的思想观念翻译过来再去传播，把比较形象的雕塑和壁画汉化掉，比如印度、新疆境内的人像雕塑都是高鼻深目、穿着大氅，但从龟兹传过来到了敦煌、张掖、武威之后，人的样子都被汉化了，大同云冈石窟就能看出，佛像也被汉化了。
　　云冈石窟形象地记录了印度及中亚佛教艺术向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历史轨迹，反映出佛教造像在中国逐渐被民族化的过程。敦煌莫高窟、龙门石窟中的北魏时期造像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云冈石窟的影响。据说大同云冈石窟开凿的时候，北魏灭掉了北凉——河西走廊上最后一个国家。历史记载，北魏带了3000多支弓箭（用来开凿石窟），去了平城（今大同）继续开凿。十几年后，北魏都城从平城南迁到河南洛阳，洛阳的龙门石窟就是这些人的后代建造的。
　　龟兹乐：助力隋唐音乐繁荣
　　任积泉说，龟兹音乐是印度音乐和西域音乐结合的音乐，曾经风靡西域，对中原音乐影响很大。
　　十六国时期后凉国的建立者，吕光，本是前秦的大将。淝水之战前夕，他奉命征讨西域，降服了龟兹等国。他带着俘虏的西域歌姬、骆驼回中原，刚走到敦煌，就得知前秦被灭，回不去了。他的10万军队，一部分是来自山西、陕西的士兵，还有一部分是龟兹人，带着这些人，吕光在敦煌割据称王。但他很思念中原，可又舍不得西域，更舍不得在河西走廊得到的战利品，于是他把中原、西域、河西走廊三个地方的音乐、舞蹈糅合在了一起，比如将龟兹音乐中的伎乐留下来，还把一种叫西凉之声的音乐也保留下来。史书上将其称为，“变龟兹声为之”，创立出来一种新的音乐，叫西凉乐。
　　前凉、后凉、南凉、北凉、西凉——河西走廊上的五凉，一共存在了50年的时间。而在中原这边，正是南北朝时期的北魏政权。
　　北魏灭北凉后，直接将其音乐带回山西，又夹杂糅合了鲜卑族民族音乐。到了隋唐，又将其继承下来。因此，这种西凉乐对整个中国音乐的影响是长远的，与隋唐时期音乐、歌舞文化的繁荣是分不开的。著名戏剧表演艺术家欧阳予倩在其主编的《唐代舞蹈》一书中说，“西凉是与东晋对峙的北方十六国之一，位于现今甘肃西北部，是中原通西域的交通要道，先后有汉、鲜卑、匈奴、氐各种民族的统治者占领过这个地区。……西凉乐中虽有龟兹乐的成分，也有中原一带汉族乐舞的成分，但主要仍然是具有西凉地区特色的乐舞。
　　而今，在山西云冈石窟的壁画里，还存有演奏西凉乐的情景。而山西的蒲剧、晋剧演奏的音乐，和秦腔也有不少相似之处，而秦腔中就有西凉乐的成分。如此看来，我们的戏曲文化中也包含了西域文明。
　　狮子：踩着丝绸之路来到我们身边
　　山西社火历史久远，起源于秦汉，发展于唐，盛行于宋，到了明清时期已是十分红火。山西人又把社火称为“闹红火”。社火节的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其中最直接的原因便是晋商的崛起。所以，很多地方也将社火称为“晋商社火”。
　　社火表演上，舞狮子是人们非常喜爱的，到现在，一些酒店、大型建筑物门口还喜欢蹾两个石狮子，但很少有人注意，咱中原不生产狮子，这狮子是从哪儿来的？
　　来自西域。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西域羌人就将狮子带到关内，中原人称其为西域狮。狮子的威武征服了中原人，能工巧匠雕塑它的剽悍，歌舞艺人创造了狮子乐舞，但最终却因为气候等原因，西域狮没有在中原存活下来，只在一些古籍中有所记载，将它作为一种祥瑞的仁义神兽，演绎了不少美妙神奇的故事。
　　常一民告诉记者，“从汉代开始，西域已经向中原地区贡献狮子了。”的确，直到东汉章和元年，阿姆河流域的安息国、月氏国派遣使者进献狮子到洛阳，我国才有了“狮”的记载。据说西域人将驯养的狮子拴在门前，可能是因为它有“恋家守户”的本领。在吐鲁番阿斯塔那古墓群中，就出土了守在墓道口的泥塑狮子，体现了狮与主人之间深厚的感情。
　　狮子走过丝绸之路，来到中原后，被雕成石像，蹾在了人们的家门口，在欢庆新年的时候，作为一种祥瑞的存在，被人们舞动在街头，这不得不让人慨叹，丝绸之路对于今人影响之深远。
　　与文章开头的虞弘墓遥相呼应的是徐显秀墓，它是丝绸之路对山西存在影响的又一例证。它于2002年10月在太原市迎泽区郝庄乡王家峰村东“王墓坡”出土。
　　墓主徐显秀，生前为北齐太尉、武安王。公元571年死于晋阳城内（今太原）的府第中。墓内壁画中的人物高鼻深目、轮廓分明，他们演奏的乐器五弦、曲项琵琶等都属于西域乐器，壁画色彩的晕染手法也不是中原旧有的绘画传统，而是北齐新出现的文化因素。据文献记载，最早对中国画家产生影响的是印度的晕染法。从公元4世纪起，这种画法开始运用于西域的石窟壁画中，并成为西域流行的人物画法。
　　而在墓中，人们还发现了一枚嵌蓝宝石的金戒指。这枚戒指由黄金戒托、指环与蓝宝石戒面组成，指环为一对狮形动物，张开大口，咬住蘑菇状的戒托，盘座饰一圈联珠纹，内嵌蓝色宝石，宝石戒面阴刻一个头戴面具、手持法物的人。专家认定，这个戒指应该出自中亚或西亚，甚至地中海地区。
　　如果说虞弘墓展示了山西曾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热点区域，那么徐显秀墓则体现出，中原地区尤其是太原人已经有意识地在使用西域物品，他们的生活中，西域文化、文明的渗透、影响已经很深了。现在，太原地区还流传着一个词“并州胡”，所谓胡，既指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也指来自西域乃至中亚的栗特人。晋阳，也就是太原，以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进程，与西域、中亚缘分不浅、渊源甚深。
　　本报记者　　王晓娟
　　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山西的意义
　　丝绸之路是古代中国与国外贸易往来的重要通道，而如今面对“丝绸之路经济带”这条世界上最长、最具发展潜力的经济大走廊，山西也在抓住机遇，积极参与。2013年，在太原召开了山西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座谈会。日，大西高铁（太原至西安段）建成通车，更为把山西与丝绸之路连结起来奠定了重要的基础。那么它对山西有哪些积极的影响呢，来听听各界人士的看法。
　　【权威声音】
　　大西铁路山西的发展加速路
　　采访对象：山西省改革和发展委员会交通运输处陈耳东处长
　　对于山西老百姓来说，这个夏天的一件大事就是大西客运专线通车了。大西客运专线的建成通车将山西同西部省市的时空距离大大缩短，运行时间也大大缩短，使人们的出行更加方便快捷，同时也将山西和丝绸之路经济带联系起来。目前，国家重兴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开发，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的起点是古都西安，而大西客运专线从大同开始，落脚点恰是西安，正好把丝绸之路的延伸线拉进山西，这是对山西的重要利好。
　　一些省内经济专家认为，目前一些客运铁路网将山西、陕西两省及华北、华中、西北、西南各省市连接起来，为促进区域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强大助力。其中，大西客运专线到达西安后，再经由陇海线、兰新线向西可以融入丝绸之路经济带，向东可以融入环渤海经济带，其联通东西、连接南北的“中心”作用，将壮大沿线城市旅游产业规模，对山西所产生的综合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不可估量。“这是一条老百姓的便利路，从速度上来说，过去我们从太原到西安是十几个小时，现在三个小时，以前我们去山西省最远的运城市，坐所谓的子弹头也得五个小时，而现在去运城只需要两个小时。另外我们整个大西客运专线是县县设站，所经过的每个县都设站，是目前全国客运设站密度最高的一条铁路线，所以老百姓出行就非常地方便快捷。衣食住行中‘行’的改善，对老百姓生活而言是一个极大的利好因素。”山西省改革和发展委员会交通运输处处长陈耳东说。“它也是我们山西的发展加速路，它所经过的地方是山西人口密度最高、城镇密度最高、经济总量所占比例最大的一个地区，也是历来山西经济最发达的地区。所以这条客运专线是具有标志性的专线，它把我省的交通提升到一个新的高铁时代，同时也把山西这些最发达地区的基础设施提高到一个新水平。大西客运专线的建设会加速物流、人流、资金流的发展，肯定会加快我们山西的城镇化建设，加快我们经济发展的速度。”陈耳东说，“而且大西客运专线开通以后，这条线还将和石太客运专线、太中银铁路、陇海客运专线、西成客运专线形成一个区域的客运铁路网，对于山西的意义非常大。”
　　此外，大西客运专线的开通对山西沿线的旅游业起到了比较大的推动作用。不仅进一步拉近了山西省内及周边各省、市的旅游市场距离，也为游客出行提供了一种舒适的出行方式，对于促进沿线各地旅游业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对此，陈耳东特别指出，“大西客运专线还是一条旅游黄金路，因为仅从太原到西安沿线就分布着数不胜数的，而且是特别精品的旅游景点，如乔家大院、平遥古城、丁村遗址、洪洞大槐树、关公故里等，再到陕西那边，比如华山，整个沿线分布的景点不仅数量多，而且都是精品，主要以人文景点为主。大西高铁就像一条金线一样密切地把这些精品都串了起来，因此我们晋陕两省可以续写‘秦晋之好’，共同筹划双方的旅游开发，把它打造成全国最有吸引力的旅游黄金走廊。”
　　【学者观点】
　　搭上新路，把山西制造向外推广
　　采访对象：山西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室梁红岩主任
　　众所周知，丝绸之路首先是一个地理的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历史的概念。但现在国家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却是一个基于地理和历史问题上的新突破。所谓新突破就是我们不只是简单地恢复历史上的一个丝绸之路，而是中国整体经济大战略的转变，之前三十多年我国的对外开放基本上依赖于国外发达国家的市场，但是今天我们已经成为世界经济体第二大国，因此我们再也不能被动地按着发达国家既定的经济秩序来走，我们要主动引领经济趋势、整合世界市场，至少要影响世界市场，靠自己的经济和文化来影响世界。
　　梁红岩主任说：“对于我们山西来讲，如果单纯从地理和历史角度来说，丝绸之路似乎和我们山西联系不起来。因为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没有经过我们山西，可是没有经过并不代表我们山西历史上没有享受和利用这个机遇，其实山西参与的也很多。比如说晋商，明清时期他们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商帮，可以说东亚、非洲、欧洲都有我们晋商的足迹，也有很多的晋商通过新疆到中亚、欧洲这些国家，包括英国、俄罗斯、非洲。他们享受的很多东西，比如茶叶、丝绸、陶瓷，大部分都是咱们山西商人送过去的。”他还特别强调，虽然丝绸之路在地理上是固定的一条路，但是并不是谁守在路边谁就能利用，我们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参与到这条经济带的建设中去。
　　梁红岩表示，我们现在重建丝绸之路，不可能仅仅靠传统的人走马拉，因此交通建设就很重要。而高铁建设就成为丝绸之路一个新的载体，有了它就能更快地出行、运输。大西高铁的开通，作为一个桥梁和纽带，将山西同丝绸之路连接了起来。通过这条铁路和太中银铁路，东部的京津冀等地区可以通过山西快速到达西部各省，我们可以充分发挥交通枢纽和物流周转的作用，东部的环渤海地区，京津冀，包括山东半岛，他们的好多物资流通都可以通过大西高铁直接运输到丝绸之路上去。山西作为一个中转港将能带来很多新的机遇。
　　要抓住这个机遇，咱们山西应该怎么做？“我觉得首先应该知道山西能够给他们提供什么样的产品。当然前提是我们要了解这些地方的文化，要和当地的风俗习惯、信仰、生活方式等结合起来，应该好好学习这些国家的语言、宗教、文化、历史、民俗风情以及市场需求。不了解这些肯定不行。阿拉伯国家虽然现在很富裕，但是除了有石油以外，其他东西都得通过外部购买。如果我们了解了这些国家的人需要什么，并利用丝绸之路经济带把我们山西的产品运输出去，我们的经济将会有一个更好的发展。”梁红岩说。
　　至于山西可以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向外推广哪些特色产品，梁红岩分析到，山西有些东西可以大力发展走出去，比如太原的不锈钢、平遥的漆器、各种银制品等，通过新丝绸之路出口到西亚一些国家，让他们在使用这些东西的同时又欣赏到我们的艺术，同时还拉近了双方的感情和关系。还有一些土特产，像核桃、红枣等各种干果、荞麦杂粮、平遥的牛肉、朔州雁北的羊肉羊皮都是非常有名的。此外，我们的沙棘汁饮料如果可以做得符合他们的饮食口味，那可能不比可口可乐的市场小。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机会，我们可以充分发挥自己的优势，把我们的产品设计成适合那些国家的产品。
　　本报记者刘巍见习记者南丽江实习生冯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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