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一白年"的奋斗目标指的quot是什么意思?中国崛起的根本优势在哪里

九江学院大二上学期《形势与政策》答案-博泰典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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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江学院大二上学期《形势与政策》答案
导读:5、试述亚洲安全形势和我们中国的亚太安全观5已提交查看,答:党十八报告提倡导富强、民主、文明、谐自由、平等、公、治、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宏观经济形势如何还要在观察一段时期,看三季度经济形势的变化,如果形势出现恶化再调整不迟,现在不宜大幅调整政策,如果政策有大的调整会加剧市场对形势恶化的预期,政策稳定才能稳定1、如何倡导24字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正能量 5 已提交
查看2、试述中国高调纪念抗日战争胜利的国际国内背景 5 已提交
查看3、怎样理解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常态? 5 已提交
查看4、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指的是什么?中国崛起的根本优势在哪里? 5 已提交
查看5、试述亚洲安全形势和我们中国的亚太安全观 5 已提交
查看6、试述当前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新特点和新态势 5 已提交
查看答:党十八报告提倡导富强、民主、文明、谐自由、平等、公、治、敬业、诚信、友善积极培育践行社主义核价值观更凝聚全党全各族民思想、趋激烈际思想舆论竞争掌握主权语权具十重要意义 价值观作种社意识集反映着社经济、政治、文化代表社总体认识、基本理念理想追求期我党倡导富强、民主、文明、谐自由、平等、公、治、敬业、诚信、友善等明确家发展目标彰显社核理念确立公民基本遵循体现社主义核价值体系本质要求要坚持宣传教育、示范引导、实践养与制度建设相衔接力弘扬些思想、理念、精神凝聚全社共识基础积极培育践行社主义核价值观使全体民共同价值追求 培育践行社主义核价值观项复杂社系统工程必须与各面工作机融合、协调发展要坚持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相统培育践行社主义核价值观要求融入民教育、精神文明建设党建设全程贯穿改革放社主义现代化建设全程体现精神文化产品创作产传播各面坚持懈用马克思主义化新武装全党、教育民用特色社主义共同理想凝聚力量用民族精神代精神鼓舞斗志用社主义荣辱观引领风尚积极运用社主义核价值体系引领社思潮凝聚社共识壮主流思想舆论任何社要使其主流价值观念广泛认同并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必须使家律规针政策及司行政行等体现核价值观念要求要培育践行社主义核价值观要求体现制度设计、政策规制定社管理政策环境、体制环境、社环境等面给予力支撑形培育践行社主义核价值观强合力。答:日夜,日本兵打响了侵华战争的第一枪。自此,14年抗战,中国战场牵制和消耗着日本陆军三分之二以上的兵力。即使在抗战最为艰苦的时候,中国还向其他战场派出援兵DDD“十万青年十万军”慷慨入缅,生还者仅4万人。直至日,参加对日作战的同盟国代表接受日本投降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军军舰“密苏里”号上举行。日本代表在无条件投降书上签字,中、美、英、苏等9国代表相继签字。至此,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也落下帷幕。整整14年,这个世界地理版图上的大国和经济、军事版图上的弱国用民族意志用血肉之躯坚持到了最后一刻,也把敌人消耗到了最后一刻。然而,对于日本给亚洲和邻国带来沉重的灾难的历史,日本的解读却大相径庭。战后初期,就有日本政客公然赞美他们的“大东亚共荣圈”。视其侵略为“解放亚洲的壮举”。随着日本经济快速发展,这种美化侵略的论调越来越离谱DD日本政府将广岛和长崎挨原子弹炸变成自己的“战争受害者标签”,日本史学界更是注重太平洋战争,却对日军在东亚大陆的暴行避而不谈。据新华社报道,今天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纪念日,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以立法形式确定后的首个胜利纪念日。今天上午,首都各界将举行隆重纪念活动,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历史清晰展现在世人面前,让谎言无处遁形。9月3日是近代中华民族第一个扬眉吐气的日子,也是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的日子。历史是什么?有人说历史的教师,有人说历史的婢女。前者可得教益,后者可任蹂躏。一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侵略扩张史,对于相当一部分日本政要来说,就既是教师,又是婢女,既可以将其恭敬于庙堂之上,又可将其玩弄于股掌之间,而这却全看自己的需要而定。战后,当日本政府需要与周边国家改善关系的时候,就含糊其辞的发出反省的声音;当需要邻国关系紧张为实现自己政治目的的时候就开始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战争历史。特别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有一些日本青少年,他们不承认曾经被中国打败过,他们认为日本的失败是败在美国的空军、海军,败在苏联红军的军事力量下面,他否认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日本军国主义失败的决定因素,存在着这样的错误认识。事实上,由于种种原因,不要说对军国主义暴行日本青年知之甚少,就是在欧美一些国家,人们对那个年代,中日两国间发生了一场什么样的事情都知之甚少,只知道在遥远的东方中日两国发生了一场战争,这个战争里面的很多事情都了解的很少。所以,如果中国不去宣传,不去纪念抗战的话就没有人会为中国去宣传,也不会有人知道中国为抗战的胜利作出怎样巨大牺牲,更不不会有人知道日本军国主义是如何荼毒亚洲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的。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警醒世人,防止战争的悲剧重演。日本在发展的过程当中,曾经选择过错误的道路,而且今天还有一些人还想继续走错误的道路,就是对外扩张的道路。安倍政府不仅大搞“历史修正主义”,为右翼翻案,祭拜侵略日军,首相安倍晋三更是向二战甲级战犯发悼文。此外,日本还突破和平宪法,试图解禁集体自卫权,为未来能够公开使用武力、海外用兵打开大门。中国有理由担心磨刀霍霍的日本再次继续走向领土扩张道路或者恢复过去日本军国主义道路。种种迹象表明,日本在心理上始终认为在二战中战败只是暂时的战败,他们要彻底的改变战败国地位。所以我们的武器是用好国际规则和潮流,用好舆论宣传和经济手段,立足维护国家及地区的全面和长远利益,精确打击日本右翼政治势力,直至让其心服口服。我们纪念抗战胜利,是为了从胜利走向胜利,早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69年前的硝烟虽已散去,但中华民族在强敌面前表现出的万众一心、百折不挠的抗战精神和爱国情怀,依然是我们当今正在进行的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回望中国的近代史,中国人民从饱受欺凌、贫穷落后,到奋起抗争、艰辛探索,找到一条中华民族复兴的正确道路,这一历史性巨变,使我们更加由衷地感受到: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今天这样一个走向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中国。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焕发勃勃生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回首过去,展望未来。我们坚信,在以习总书记领导的党中央周围,必将团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全面地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奋力开拓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答: 2014年,中国经济延续了2012年以来的下行走势,首季GDP增速为7.4%,远低于年年均增长9.3%的水平,1-4月以来的一系列宏观经济数据也普遍低于预期。
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一个由高速增长向中高速增长过渡的新周期。一方面,从全球范围来看,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已由国际金融危机前的快速发展期进入深度转型调整期。另一方面,从内部环境看,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是当前中国经济的阶段性特征,是中国经济在以后很长一段时期都要面临的“新常态”。因此,我们必须对中国经济减速须有全面认识。对于当前中国宏观经济下行不必过于惊慌。一是纵向比较而言,与年相比,本轮下行周期的幅度和速度都相对缓和。2008年雷曼倒闭后,全球经济金融形势剧烈动荡,我国经济增长出现急速下行,GDP季度环比折年率从2008年二季度的10.3%急速下滑到当年四季度的4.0%。而本轮下行速度则相对缓和、幅度相对较小,尽管今年一季度7.4%的增速是2010年以来的低点,但并未及上一轮下降幅度之大。二是横向比较而言,经济增速放缓也处可承受范围之内。宏观经济形势如何还要在观察一段时期,看三季度经济形势的变化,如果形势出现恶化再调整不迟。现在不宜大幅调整政策,如果政策有大的调整会加剧市场对形势恶化的预期,政策稳定才能稳定预期。当前中国经济增长放缓主要是机遇自身的历史比较。相比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年均几乎两位数的增长,中国当前增长速度当然是放缓了,但是放在全球横向比较来看,中国经济减速幅度明显小于其他新兴经济体。以印度为例,2010年印度增长速度为10.1%,2011降至7.0%,2012年为5.3%,2013年降至4.9%,下滑幅度远超中国。另外,从出口导向型国家来看,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都在下滑。中国7%的“新常态”并不取决于外部参照物,而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是内部结构调整使然。相比过去8%以上甚至更高的有“水分”的增长速度,7%左右的增长更加注重质量,更加适合中国中等收入国家的发展水平,这与以往的增速在性质上是不同的。第三,从就业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由于我国就业弹性系数增加,我国经济承受失衡的能力正在增强,可以承受稍微低一些的增长速度。比如2010年经济增速为10.8%,新增就业岗位是1068万人。到了2011年,经济增速放缓至9.2%,就业岗位反而新增到1221万。2012年经济更是达到改革开放以来除去特殊时期(1989年、1998年等)以来的最低值,只有7.8%,但是新增就业人数达到历史最高峰,为1266万。这一数字,甚至比十多年来经济最高速的2007年(增速14.6%)所增加的1204万就业岗位还多。今年以来GDP增速进一步放缓,但就业状况并未因此而恶化。当前,中国经济增速下行是调结构过程中必然要经历的阵痛,这种经济下行是良性的,是经济增长规律使然,是内部结构调整使然,对此我们不必过于惊慌,重新界定增长预期,而应提高经济增速放缓的承受能力,把精力更多的放在进一步深化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方面,进而真正让经济提质增效。因此,政策和改革的着力点就要实现由“需求管理”向“供给管理”转变,通过“供给管理”加强经济社会中的薄弱环节,也就增加了宏观经济中的有效供给,加大要素投入的力度和制度改进,通过技术创新、人力资本积累以及劳动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来化解增长下行压力和结构失衡的矛盾,同时包括利率市场化、打破价格垄断定价,改变国民财富分配在内的一系列要素价格的市场化改革一定要有序推进,只有这种增长才是可持续的,健康的,而这也是新常态下的新思维和新出路。答: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近景是绽放远景“中国梦”的崭新体现;“在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愿景,则是实现“中国梦”的梦圆时刻。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中国崛起的根本优势。答:21世纪初的亚洲安全形势也受着五个因素的影响DD日本与中国的抗衡、经济的相互依赖、民族主义、民主和核扩散。这五个因素在该地区历史上都不曾有过,彼此间看起来也没有可比性,并且体现着国际关系中不同的竞争理论。美国对亚洲政策不能建筑在对其中一个因素的理解上,而是应该深入分析五个因素是如何相互交织的。从这个角度出发全面地来看,有两件事就非常清楚了。首先,尽管持久和平稳定的势头现在看起来很好,但亚洲的未来仍是个未知数;其次,美国在其中的作用在今后数十年中仍然不可或缺。日本与中国的抗衡五大因素中的第一个是在亚洲以前还未出现过的实力分配形势。日本和中国在历史上第一次形成了国力相当的局面。上一次出现短暂的国力发展交叉点是在1894年,在那之后中国的国力迅速衰退,而日本则神速崛起。这种力量对比变化的结果正如一些唯实的战略分析人士所预料的:1894年D1895年的战争以及中国的惨败。如今,日本的发展速度在放慢,但同世界其他地区的传统强国相比,仍然处于上升的趋势,而中国的国力则在飞速提升。日本和中国在国力发展上各有千秋。中国拥有了独立的核威慑力,日本则仰仗于美国的核庇护。日本的GDP仍是中国的4倍,但大部分经济学家都预测这一差距将逐渐缩小。中国拥有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日本则是八国集团与经合组织的核心成员。尽管中国在亚洲地区的软实力似乎在逐步增强,而日本则停滞不前,但日本正通过强调全球化自由市场经济理念和民主发展来弥补上面的不足。此外,日本在涉及有关伊拉克、朝鲜等的国家安全政策问题上表现出更强的国民意志。有史以来,亚洲的国际秩序基本上一直遵循着一种等级制度,这种格局也使日本和中国对新竞争关系的处理更加复杂化。同样麻烦的是双方都没有料想到目前的这种力量格局。虽然战后阶段日本政界一直分裂成亲台湾和亲大陆两派,但主流派别还是接受了吉田茂的战略设想,即日本迟早能通过商贸将中国从苏联阵营里拉拢过来。东京方面的期望是,凭着日本更发达的经济,它将有能力影响中国的战略决策。与此相对,中国的领导者们在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后认为,战后的秩序DD包括东京战犯法庭、日本的赔偿以及日本的和平宪法DD都是中国控制日本战略扩张的砝码。在几十年中,双方的砝码确实都发挥了作用,然而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日本发现,它的经济杠杆已经无力阻止中国试验核武器以及对台湾发射导弹,而中国也开始发现,打历史牌反而使日本的民族主义势力更加猖獗。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去年10月份对北京的访问使两国当时正趋于恶化的关系略显稳定,但这无助于改变两国间竞争抗衡的本质。经济上的相互依赖中日的抗衡中当然还有一个自然的缓和区,这也是亚洲以前所没有出现过的情况:区域经济一体化与相互依赖的迅速发展。当日本战舰在冲绳岛追踪中国潜艇的同时,日本的贸易公司和制造商们也在继续加大在中国的投资,而且日中贸易现在已经连续第二年超过了日美贸易。韩国的情况也是一样,15年前两国建交之前,中韩几乎没有经济往来。同样东南亚也被纳入了中国的经济发展轨道中,中国与东南亚国家联盟(东盟)就自由贸易区的谈判促使日本和欧洲也急忙效仿。事实上,该地区现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自由贸易区设想,从北京提出的东盟+3(日本、中国、韩国),日本提出的东盟+6(日本、中国、韩国、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然后逐渐形成泛太平洋的自由贸易),到美国总统布什最近在新加坡提出的亚太经合组织成员成立亚太自由贸易区。现在地区间贸易已经超过了亚洲与美国的贸易额DD而经济一体化的势头看来还将持续。然而,对于这种经济一体化的势头,还有三个方面值得警惕。第一,以往并没有经验表明经济的相互依赖就能防止战争。第二,虽然亚洲地区间贸易可能超过了亚洲与美国的贸易,但是亚洲对美国和欧洲投资与资本的依赖仍然远胜于成员间的相互投资。此外,亚洲地区间贸易的终端市场仍然是美国,亚洲的生产网络是,各国的产品最后集结到中国完成装配,然后出口给沃尔玛或其它的美国商户。第三,经济间的相互依赖也是随着经济的增长而发展的,而在整个亚洲地区,经济的增长往往都会带来日益膨胀的民族主义倾向。民族主义民族主义在亚洲以前就存在过。日本的现代化,以及后来的凡尔赛公约曾在上海、北京、法属印度支那和朝鲜的一些受教育程度高的人中掀起了民族主义的思潮。而到了因特网和信息高速化传递的时代,民族主义就像病毒一样在整个亚洲以一种前所未有的速度传播开来。亚洲的民族主义有其独特性,因为大多数亚洲国家都有一种强烈的不完整感。不管是中国失去的一个世纪,分裂的朝鲜半岛,日本战后恢复常态的努力,还是台湾争取身份的斗争,几乎这一地区的每个国家都极其看重主权的象征。国旗、边境、宪法、历史教科书DD这些在亚洲都成了令人担忧的东西,像这种情况在当今本地区的其它地方或亚洲的过去都不曾出现过。尽管民族主义本身还不至于成为开战的理由,但迄今它已经压倒了一切的泛亚主义思想,并冲淡了经济合作与相互依赖所带来的稳定因素。事实上,我们有理由相信,快速经济增长和一体化所导致的错位和不安全感也是民族主义的根源之一。地区自身经济发展中赢家和输家出现的速度比任何时候都快,这就使社会上出现了恐惧感和野心的混杂,从而也将在今后催生民族主义情绪。民主在对亚洲形势进行评估时,最容易被忽略的一点是民主思想的空前成功。的确,亚洲的民主目前还处于比较混乱的状态,而且在亚洲模式下经济发展往往不能马上带来政治上的宽松和自由。然而,值得一提的是,1945年的时候太平洋这边还只有两个民主国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但今天亚洲已经有十几个(基本上)能履行职能的民主政府。此外,那些在民主宪法体系上建立起来的独裁或寡头政治的国家正在向更加自由和多元化的民主发展。这种转变会带来成长的痛楚。此外,在东南亚,印度尼西亚正在苏西洛总统的领导下复兴民主制度,并重振在东盟中的核心地位。民主潮流对地区稳定还是有积极作用的。在亚洲发展中国家,领导人的地位越来越取决于他们迎合日益壮大的中产阶级的能力,这些中产阶级期望的正是更多政治自由。为了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亚洲的领导者也更多地依赖于外国直接投资,而外国投资者要求的是可预见的政府透明度、执政力和法律法规的健全;在中国,情况尤为如此。同时,亚洲发达国家也越来越认识到,设立可预见的投资法规远比那些模糊的泛亚概念重要。虽然从表面看,“清迈倡议”是一个旨在排除美国的排外性金融组织,但从实质上来看,这是日本和其他经济更发达的国家在金融透明度和可靠度上对亚洲发展中国家设置壁垒的平台。核扩散在所有这些发展之上还笼罩着一片阴云,也就是宫本武藏可能会称之为“火”的第五轮:核武器相关技术的空前扩散。朝鲜已经获得并加工出足以生产10件核武器的钚,而且正在逐步研制向目标发射所必需的投放体系和小型化技术。韩国20年前就想走这条路,但后来被美国阻止,而对日本来说,凭借其先进的技术水平和六个所村核计划,它完全可以在1年内拥有生产核武器的能力。日本现在十分满足于美国的核威慑保护;这不光是因为日本国内有种谈核色变的敏感,而且拥有独立核武能力就意味着失去美国的核保护伞,最终反而会使日本更不安全。在独立核武能力的合理性得到最终验证之前,小心谨慎的日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可能会更紧地抓住美国的核威慑力,并要求华盛顿方面给予更明确的保证。尽管如此,核扩散的阴云仍然将使东北亚大国之间的关系更趋复杂化,而且还会与民族主义一起进一步影响经济合作与一体化带来的稳定因素。不过,正像《五轮书》所说的一样,总还有“一线生机”:朝鲜的举动可能会使其他几方进行更多的合作,以对付这个共同的威胁。安倍晋三去年11月对中国和韩国的访问就在一定程度上证明了这种可能性。
五轮的控制处在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局面时,又该怎样去预测未来?正如棒球明星尤吉?贝拉所说的一句经典调侃之语:“预测是很困难的DD尤其是关于未来的预测。”尽管如此,还是有以下几点值得一说:东亚大国之间的竞争抗衡不会停息。鉴于日本和中国目前都还不能适应协调彼此实力水平和追求目标的制衡关系,两方都在采取一些明显的平衡和防御行为,反映到整个地区,就形成了各种结盟和再结盟。经济一体化将继续深化,但该地区在今后数十年内仍无法摆脱对外部资本和国外直接投资的严重依赖。在多个自由贸易区和合作论坛共存的情况下,区域体系建设变数将会很大,因为在成员组成和建设进程上还没有达成共识。亚太经合组织、东亚峰会、东盟+3以及东盟地区论坛还将继续共存。民族主义倾向不会轻易缓和,在今后20年内,泛亚精神都不可能战胜对民族身份的追求。
执政力和法制对中国和印尼等国的可持续经济发展来说是必不可少的。民主法则将成为日本、印度或者该地区其它一些大国所追求的地位和目标的重要部分。随着中国努力推动主要以“互不干涉内政”为基础的常规化发展,而日本则力求缩小常规差距,而不是突出差异性和亚洲价值观,今后20年该地区行为准则的设立将突出表现为一场思想观念的竞赛。
今后几十年内,美国在该地区仍将保持军事和经济力量上的优势。由于存在多变性和不确定性,美国仍将是亚洲地区不可缺少的力量,不过出于国家地位的原因,美国在亚洲的朋友和盟国会要求拥有更多的主动权。答: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握好、发展好中美关系,让中美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各国人民安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4月13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会见美国国务卿克里时强调,中美要探索构建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习近平主席的重要讲话,为处于新的历史时期的中美关系指明了发展方向。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也是迅速发展的新兴大国。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也是实力最强的大国。中美合作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机遇,中美对抗将给两国和世界带来巨大损害。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把握好、发展好中美关系,让中美两国人民放心,让世界各国人民安心,这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课题。3月14日,习近平应约同美国总统奥巴马通电话。中美两国元首一致重申,共同致力于建设中美合作伙伴关系、探索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应该说,中美两国关系的战略定位和发展方向是明确的。新的历史时期,把握好、发展好中美关系,需要中美双方坚持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把握两国关系,需要以积极态度和发展眼光推进对话合作,需要以相互尊重、求同存异精神妥处分歧矛盾,需要不断充实合作伙伴关系的战略内涵,需要走出一条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之路。平等互信,就是要遵循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坚持国家不分大小、强弱、贫富一律平等,推动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主权,共享安全,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包容互鉴,就是要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发展道路多样化,尊重和维护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的权利,相互借鉴,取长补短,推动人类文明进步。合作共赢,就是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同舟共济,权责共担,增进人类共同利益。中美关系具有广泛的世界影响,打破新兴大国和守成大国必然发生对立冲突的陈旧历史逻辑,责任实实在在地落在中美两国身上。探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对中美两国来说的确不是轻松之事。知难而退、沉溺旧习、任由种种负能量冲击中美关系大局,这不仅不符合中美两国和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世界各国所不愿看到的。不畏艰难,勇于创新,积累正能量。这三点看上去很朴素,蕴含的道理却是深刻的。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证明,无论会遇到什么样的曲折,历史总是按照自己的规律向前发展,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历史前进的车轮。探索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路在脚下。钟声 原题:中美新型大国关系,路在脚下。包含总结汇报、计划方案、高中教育、农林牧渔、教学研究、出国留学、自然科学、医药卫生、外语学习、人文社科、资格考试、IT计算机、表格模板、高等教育以及九江学院大二上学期《形势与政策》答案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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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公共微信[转载]【转】蒙元史专家们,掩盖蒙古人大规模屠杀汉人的行径可休矣!
&世界上只有在中国,才会在主流历史学家编制蒙元史教材中,把蒙古帝国建立地元代描写成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把中国民族融合、疆土辽阔、都归功于成吉思汗等蒙古帝国统治的贡献。“经过元朝近百年的统治,不单中华各民族之间密不可分的兄弟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同时也加深了各少数民族对中国这一大家庭的主人翁感情。。。。契丹族与女真族(它是后来满族先民的近支)在元代被视为汉人,而最终与汉族相融合,回族作为一个新形成的民族出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所有这些兄弟民族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加强了中国各民族之间的凝聚力,在后来的清王朝时又得到进一步的发展。。。。。离开了这些历史的亲和因素和传统情谊,就不可能有今天亲如兄弟的中华民族的大家庭,这是任何人也不能否认的”
[注1].至於鼓吹蒙元促进了科技生产力发展、促进了东西方文明的交流的论文,更是比比皆是。最近还有文章宣扬游牧民族生活保护生态、保护动物,是解决中国生态问题出路。[注2]
  然而,大陆以外书籍描写蒙古入侵其它国家时,讲得都是蒙古人当初一贫如洗,野蛮残暴,每到一处,都屠杀平民民、抢劫、强奸。在很多地方灭绝了当地人口,破坏了当地的文明成果,繁荣景象很久不能恢复。在中国大陆难以见到的书籍中,蒙古帝国军队残暴、邪恶的行为包括把妇女强奸以后杀死,把孕妇的肚子刨开、屠杀尚未出生的婴儿、把死人的头摆成金字塔炫耀、取乐[注4],无论男女老少一律处死。在中亚,成吉思汗发现一个妇女的肚子里有珠宝,就下令军队用刀抛开所有百姓人的肚子,检查有没有可以获取的财富[注3]。他们是一群十恶不赦的强盗。
  按照蒙古帝国时代阿拉学者伊本-阿-阿特尔(Ibn Al-Athir)的话说,“造成了自以来最大的灾难”,[注5]美国现代历史学家桑德斯也说:“作为人类种族灭绝屠杀的典型代表,这些蒙古人是自古assyrians以来最恶劣的屠夫。他们把许多国家民族完全斩尽杀绝、或者全部驱赶出家园。在屠杀上令人发指程度,一直到现代的纳粹都没有超越。”[注6]
在前俄国和前苏联,更是不乏对蒙古帝国屠杀罪行的强烈谴责。前苏联还有专门的纪念蒙古大屠杀博物馆。而在中国的蒙元专家把这些描写一律批判成为“回教地主阶级的诅咒”
“霸权主义者把弱小民族历史上的杰出人物也一一贬低否定,企图使之甘心屈居殖民他的奴仆地位。”[注1]等等。
  为什么国外对蒙古帝国的评论和中国大陆的描写差别如此之大?我带著这个疑问,花了大量业余时间,阅读了很多(当然远远不是全部)中外有关论文,得出结论是:“解放后中国主流的蒙元专家巧妙地隐瞒、扭曲历史,不断误导中国民众”。而且这种对历史的扭曲和欺骗不仅仅严重阻碍了今天的中国迅速步入世界先
进文明行列,而且,如果不能及时得到纠正,迟早将会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
  本文将引用各种所查阅的资料,详细论述中国控制了蒙元研究的主流职业历史学家如何隐瞒、扭曲历史。
他们的做法将产生了什么危害。
  第一、中国主流历史学家在通俗史书上对民众隐瞒了蒙元残暴屠杀、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性质、在中国屠杀的人数和占人口的比例。
  无数古代的原始记载显示,蒙古帝国并不是只在中亚、阿拉伯、欧洲和印度屠杀和种族灭绝。在中国各地的大屠杀和种族灭绝的规模和残暴程度并不逊色。蒙古人仅在中国北方金境内(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山西)屠杀汉、女真等民
族人口占总人口比例约90%[注7],其中忽必烈自己估计直接有一千八百万人(估计这是直接屠杀),焚烧房屋农田造成冻死、恶死,用死尸污染水源造成的疾病没有人能直接统计。西方国家的估计是三千万。这在中国专业书籍元朝史中也有相应的描述。北方大地被杀的千里无人烟,在加上强奸妇女、绑架奴隶,把平民驱赶填平在防御沟壕其凶狠、残暴程度,是世界上任何其他种族灭绝行为、包括臭名昭著的德国纳粹和日本军国主义,都不能相比的。
  除了中国北方90%汉族平民惨遭种族灭绝,蒙古帝国在四川进行大屠杀造成的灾难更是令人怵目惊心。网上学者愚人先生文章经过自己在各种原始文献的调查,在“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也对四川人口被屠杀作了估计[注8],整个四川在蒙古帝国屠杀前,最保守的估计也超过了1300万人口,屠杀后
竟然不满80万人口。
现举一例:四川四路,包括今陕西所属的大安军、兴元府、沔州、洋州、金州,甘肃所
属的天水军、西和州、阶州、成州、文州,其估计户数从战争前1175年的258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减至战后1290年的15.5万(估计数,包含上述陕甘两省地区),人口减少到1/15。
  中国古代各种原始记载尽管经过满清文字狱时代被有计划的销毁,即使在残留的记载中国,也处处可见蒙古人不分男女老幼一律杀光的各种暴行,表明蒙古人在中国屠杀各族人民和在阿拉伯、中亚、欧洲的行为丝毫没有分别[注9]。蒙古帝国在中国境内的种族灭绝,是历史上空前绝后的。受害者的人数,被作为世界
记录,放在《吉尼斯世界记录大全》(至少是)1985年版。
  然而在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所控制的大众通俗作品中上却根本看不到蒙古帝国残酷的种族灭绝行为。他们有意识地这种有史以来空前绝后暴行和普通的战乱混为一谈。模糊地说凡是战争都有死亡。所以蒙古帝国的杀人行为没有什么特别的[注1]。在中国关于蒙元历史的通俗历史作品中,充满了古人如果启用儒家治国,恢复科举,救济难民。在蒙元史论文中,也充满了元代如何促进科技进步[注10]。
难道在半个中国人口被屠杀了90%对中国没有什么恶劣影响?
  我不能说中国史家举出的蒙元“贡献”的例子不是事实。这就象是日本入侵中国除了屠杀等各种罪行以为,还抓劳改修建了铁路一样,是大规模罪行下的个别例外。如果将来的历史学家在描写日本侵占中国关东,不讲他们屠杀平民,强抓劳工,抢走粮食、强迫人吃混合面、造成大批民众饿死,
抓慰安妇和化学、生物武器实验,只讲他们兴办铁路、开设学校、医院、甚至某个日本人救活了中国人的性命,把招募汉奸说成是团结广大汉、蒙同胞,用这些个别事例来证明日本入侵中国促进了中国的进步,然后再说两句凡是战争都要死人,所以日本侵略者屠杀中国人没有什么特别,那么未来不明真相的的人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中国的蒙元史专家就是用这种方式作学问的。
  蒙古屠杀造成的是中国和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灾难,可是我们在中国有关的通俗历史书籍上很难发现这样的结论,包括部分和中国学者关系紧密的外国汉学著作也存在着欺骗和误导。剑桥中国史引用了最近人口研究结果,既宋代中国人口有至少一亿两千万、甚至更多。而元代只有5000万。那一半人口到哪里去了。剑桥中国史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因为他们对蒙元历史的结论,多出于中国蒙元史家材料,即蒙古人采用儒家治国、救济难民等等,也基本上不提蒙古人有屠杀的习惯。然后书籍作者提出这样的疑问,这么好的政权人口下降那么多了,一定是天灾。可是他们又没有发现有大规模的天灾疾病记载。所以对人口被消灭的原因就存疑。如果不是中国蒙元史家隐瞒了蒙古人的屠杀行为,这本来根本不成为问题。周良宵在其《忽必烈》一书中对蒙军残暴行为做了含糊其辞的定性描述,可是避口不谈蒙军屠杀造成的死亡人数、占人口的比例和人口严重下降的事实[注12]。也就是说中国读者无法同时接触到蒙古屠杀和人口下降一半以上的信息,也就无法了解其残暴程度远远超过历史上一般战乱。而中国蒙元史专家借此机会把世界上最大的人道灾难和一般性战乱混为一谈。也给某族民族主义者理直气壮的说“哪个朝代没有血腥、蒙古帝国不比其它政权残暴”的谎言提供了依据。
国外(部分)学者被中国蒙元史家误导。不仅剑桥中国史作者被误导,黄仁宇和一些台湾史家也有明显被误导的痕迹、和为蒙古帝国罪恶隐瞒的行径。[13]
  中国有个以蒙元史权威韩儒林(中国百科全书蒙元部分的主编,已去世)为首的学派,坚决主张蒙元促进了中国发展,他们绝大部分的论文和在所有大众能够接触到的通俗作品中,都是竭力为所谓的蒙元贡献找例子。对公众,他们根本不提蒙元军队杀了多数人,抢劫了多数财产。更有甚者,还批判伊斯兰史家记载蒙古人在中亚、西亚残暴的屠杀和抢劫行为,说那是反动统治阶级的偏见[1]。
  韩儒林在给同行定调子的发言中说:“元朝的统一,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使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这无论如何都是历史的进步。”[14]
把造成5千万以上中国人民死亡的政权说成是“结束了五百多年的民族纷争和血战”,是不折不扣的谎言。
蒙元的统治也根本没有提供任何安定的环境从事生产。蒙元政权为了试刀是否锋利,可以随便在街上抓人杀掉,他们把成千上万的汉族人民抓来作为奴隶,多次计划把汉人杀干净,把农田变为牧场,这是给“全国各族人民有可能在比较安定的环境中从事生产”吗?不是,这是对中国人民进行欺骗和愚弄。
  第二、中国蒙元史家刻意隐瞒、贬低宋代发展成就,并把宋代的成就归功于蒙元统治。把蒙元不断抢劫造成的南宋财政危机和通货膨胀,说成事南宋政权的腐朽和蒙元统治的理由。颠倒和野蛮和文明的性质。
  近代部分中外历史学家的研究表明,宋代时中国不仅是世界上最发达国家,而且发达程度远远超过其它文明地区。中国发展停滞以至於最终落后于西方文明,正是蒙古帝国的大屠杀、野蛮破坏、和残酷的奴役造成的大量人员、尤其是掌握先进技术的汉民族精英的死亡造成的。蒙元入侵初期,实行的是种族灭绝和彻底破坏的策略。中国北方被毁得千里无人烟。这在继资治通鉴里有明确记载的事实,在中国现代史家的通俗读物里是见不到的。
  蒙元政权攻打南宋时,遇到了在世界其它地区难以见到的顽强抵抗,事实上,蒙元军事力量虽强大,但没有取胜南宋的的把握,这迫使他们改变了野蛮的灭绝屠杀行为,改用相对文明的方式征战。征服的城市不再屠杀干净,也不再焚烧一光。而是启用当地投降的官员用原来的方式管理。这样,中国南方(长江流域和
广东福建沿海)地区免遭破坏。马可波罗在中国见到了仍然是世界首富的繁荣,这种繁荣是几白年来宋代人们创造积累的。蒙元只不过没有破坏干净,但他们除了疯狂搜刮财富,没有对繁荣有任何贡献。实际上,中国正在蒙元统治下走向衰退。
  然而,在掌握蒙元史编造原则的中国历史学家笔下,宋代是一个充满腐朽落后的时代,而蒙元是一个欣欣向荣、生气勃勃的新时代。马可波罗见到的繁荣,被他们当所蒙元英明统治的证据。蒙元专家的研究论文,只集中在为两个观点找例子,一是宋代皇室的腐败、软弱。二是蒙元时代的科学、文化、经济成就。他们所有举出蒙元时代的成就,都是汉族人们创造的。但他们都牵强附会归功于蒙元政权。而蒙元在在四川、中国北方屠刀下千里无人烟的惨剧,对他们的结论没有什么影响。最多轻描谈写,一笔带过说蒙元有部分破坏生产力行为,还不忘了交代一下这是个别现象。为了民族团结,不要在追究这种事。
  而宋代在这些中国专家笔下,则是充满统治阶级腐朽落后,阶级矛盾减弱的朝代。在中国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的文章列举一系列宋代腐败现象只后,他得出如下结论:“这样腐败的政权,任何民族都有权力推翻它而取而代之。所以蒙元当中国的主人是推倒历史前进的”。他的话让我范描写想起两次鸦片战争时清政
府的腐败,同理,是不是因为清政府腐败,那英国、俄国、日本等民族就有权力当中国的主人?否则阻碍历史发展?按照同意逻辑,是不是汉民族的管理者被别人找到腐败现象,任何其他民族都有权力象蒙元政权那样屠杀、奴役汉民族。这些历史学家所作所为,等於是在为另一次大规模屠杀汉族人民提供借口。
  事实是,蒙元所侵入世界上文明地区(不仅中国),不仅造成了文明发展的大倒退,伊斯兰和欧洲学者(尤其是俄国学者)详尽描述了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造成至今是有史历来最大的人道灾难。几千万甚至上亿贫民被屠杀。这种屠杀,不但没有促进当地文明发展,反而造成所有被蒙古掠夺过的地区发展的全面停滞。
我所读过的一本苏联历史书上清楚地论证道,俄国在蒙古人屠杀和占领后,人民痛苦地倒退到野蛮时代。万幸俄国受没有被破坏西方文明影响,逐渐恢复了国力,赶走了蒙古人。如果不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世界上失去了这唯一的文明源头。那我们今天也未必比在中世纪生活水平高。造成中国落后最主要的原因,正是北方游牧民族两千年以来不断的屠杀、破坏、征服奴役。这其中,蒙元政权是最恶劣例子。
  客观地说,中国明代以后的主流历史学家对宋的贬斥情有可原。尽管宋代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国家,但是由于宋的军事软弱,人民遭受被蒙古人屠杀、抢劫、奴役的巨大痛苦。而宋的繁荣并没有留给后人。所以明代以后中国史家倾向于研究宋的缺陷,忽略了宋的繁荣。更谈不上思考宋的繁荣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幸运的是,不受中国史学界控制的西方史家则没有这个偏见,西方国家后来的发展很多受益与宋代的发明创造。对宋的成就多有赞扬。(实际上西方学者受语言文化限制,只了解宋成就的很小部分)。但是,现代中国主流蒙元史家把宋代描写的一团漆黑,已经很难说是偏见引起。说元代因为蒙古人统治而比繁荣,是弥天大谎。根本不具备任何职业道德。
  中国在宋代已经有成熟的文化,高度发达的社会系统和福利制度。许多宝贵的经验到今天还被中国遗忘,却在西方国家却后来居上,从新发明和改善了这些文化传统。然而中国的主流历史学家却刻意隐瞒真相,使得很多这些关键的历史真相,尤其是宋代的辉煌成就,需要经过西方学者、或者向愚人先生这样有历史造诣的极少数非职业史家用业余时间通过互联网才能慢慢揭示。
  第三,中国史家隐瞒了蒙元和其它游牧民族野蛮、落后的本质和对文明地区的寄生关系。
  很多不同来源的历史原始资料都表明游牧民族,包括蒙古民族在没有接触到文明地区之前,生存手段低下,常常没有温饱,经常发生为了争夺食物,父子、兄弟自相残杀[注14]。老老幼病残遭到遗弃[注15]。由於不畜牧,而是游牧,草场快被破坏。游牧民为了生存,争夺草场,经常大规模自相残杀[注16]。游牧民族有种族灭绝的习惯,每战胜一个部落,就把对方男子全部杀光,把女子和幼儿掠夺为自己的奴隶。由於这种生存方式成活力很低,所以游牧民族经常到人口稠密地区掠夺人口,补充自己的来源。所以尽管蒙古和土儿其同祖同宗,但土耳其在欧洲、西亚、中亚地区掠夺白中国人口,成为白种人,而蒙古地区游牧民族掠夺中国和朝鲜等文明地区的人口,成为黄种人。阿尔泰民族群体原来的人种,已是难以解开的谜。
  远离农业地区的游牧民族从来没有什么成就。而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可以抢劫财富。由于依靠抢劫或者勒索得到的财富比自己靠原始游牧手段得到的财富多得多。使得靠近文明地区的游牧民族把它当作主要的生存手段。他们或者直接抢劫,或者利用抢劫做威胁,用少量物品(主要是马)强迫文明地区向他们输送衣物、铁器、食物、金银等来维持生活。而文明地区地区打内战时或者企图抵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时,经常找游牧民族部落做雇佣军。事实上这种雇佣和贸易造成了畸形强大的游牧民族。中国除了华夏文化还有其它出色的文化对中国发展有贡献,比如藏文明、高丽文明和维吾尔族的文明。但游牧民族偶然保护文明地区不受其它游牧民族抢劫,对文明发展没有任何贡献。恰恰相反,在没有长城保护的维吾尔地区由於长期被游牧民族破坏,使其落后于华夏文明,使中国发展失去了一个借鉴来源。实在是憾事。
  游牧民族是古代社会的寄生虫。为了对付游牧民族野蛮抢劫屠杀,文明地区必须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资源。成为沉重负担。成为文明地区衰落的原因之一(明代多少是被持续不断的蒙古人抢劫拖垮了)。文明地区一旦衰落,游牧民族就趁虚而入,大肆烧杀掠抢。历史上也的确有很多游牧民族,受华夏文明熏陶,接受了华
夏文明。只有在他们成为为华夏文明一员后,(成为汉族以后),才对中国发展做出贡献。这些民族融合的动力,是华夏文明创造财富的功劳,不是野蛮民族抢劫的功劳。中国史书却本末倒置。
  尽管游牧民族的野蛮生活方式在国外史书中常见,但在现代中国史书中却是基本绝迹的。
  第四,
中国史家把蒙元没有破坏干净的宋代华夏文明成就归功于蒙元。
  中国蒙元史家不厌恶其烦地描写蒙元政权如何兴修水利,救济难民,恢复农业,复兴科举,证明蒙元的英明统治。这真的是游牧民族带来的吗?蒙元在入住中国为食物或女人连父子、兄弟都可以残杀,连成吉思汗父亲死后,其孤儿寡母寡妇立刻被抛弃,任其自生子灭。这样残酷的习俗,怎么会一下成为英明的统治阶层?
  事实上,蒙元政权启用了汉族官员始于宋代遗留下来的方式管理,才有部分好的表现。蒙古人在中国以外地区没有这样做,是因为华夏文明创造的大量财富诱使他们放弃野蛮屠杀破坏。启用投降的汉族官员治理。这样他们自己也可以得到更多的财富。华夏文明没有被破坏的功劳,不用归功于蒙元。而应归功于创造财富的汉族人民。蒙元兴修水利、救济难民等行为是华夏文明的残余,而没有野蛮民族的任何贡献。中国宋代官府救济难民的次数规模远远高于蒙元,这在中国史家的材料中是无法见到的。没有蒙元,中国只有更繁荣,被蒙元破坏摧残后,中国文明倒退到一个低下的起点,而且从此迷失了文明的方向。(本人另有一文专门讨论这个问题)
  更重要的是,是因为南宋人民的英勇抵抗,才迫使蒙元接受文明的角色,今天中国史家在大肆吹捧铁木真、忽必烈的同时,取消文天祥等人的英雄称号,这无疑会迫使中国人民蔑视抵抗异族入侵时的民族英雄,强迫中国人民在异族残酷屠杀和种族灭绝时逆来顺受,甚至加入异族屠杀自己的同胞,其后果必然危害无穷。
  文明发展必须要通过积累才能完善。华夏文明通过无数次经验教训,已经懂得兴修水利和免除过分徭役都是必要的。只有文明发展到已经深度才能考虑全面。对於蒙元这种从野蛮落后背景出来的政权,就没有这样的智慧。他们在搜刮财富时没有节制。造成创造财富的民族生存困难。即使兴修水利,也根本不考虑民工的生命价值,结果引发了红巾起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巾军没有什么先进武器,组织也似一群乌合之众,却能够在蒙古军队统治的确横扫千里如入无人之境,蒙古军队却无力镇压。他们所在文明地区的屠杀奴役,使得没有人能够再为他们制造先进武器了。这是给那蒙元统治促进武器发展的说法一记耳光。蒙古人在接触文明地区前连炼铁都不会。借助文明地区武器才强大,一旦毁坏了文明地区,自己也就没有武器了。蒙元统治哪里象中国蒙元学派说的那么高明?
  第五,中国蒙元史家炮制了蒙元统治促进东西方交流、促进了民族融合的神话。
  中国蒙元史家经常说没有蒙元的统一,东西方就不能交流,世界就不能迅速发展。这是彻头彻尾的谎言。中国早在蒙元前就与世界文明地区大量交流。从农业品种到胡琴、椅子都是从世界文明地区传来。阿拉伯商人早在唐代就利用海运,把大量中国物品运送到西亚、欧洲。东西方交流根本不是从蒙元开始。唐宋代早已繁荣了。蒙元学家绞尽脑汁找例子,证实元代某些阿拉伯技术传入中国,难道没有蒙元,这些技术就不能传到中国了?
  蒙元真的促进东西方交流了吗?恰恰相反。蒙古等游牧部落在侵犯文明地区以前,就在丝绸之路上抢劫,结果割断了陆地丝绸之路。割裂东西方的联系。蒙元入主中国后,由於不断的屠杀抢劫,使得陆地丝绸之路各文明地区千里无人烟,连生产也没有,更谈不上什么交流。有人说蒙元把中国火药技术传到西方,这有一定的道理。但这样做的结果是造成了象突厥这样的野蛮部落强大。对阿拉伯、拜占庭等地巨大的破坏,从此落后在西方文明的后面。而火器发明鼻祖中国,也从此丧失了大部分发明创造的活力。
  中国主流蒙元史专家为了把东西方交流的功劳归在蒙元身上,就有意隐瞒和忽略了这样一些事实:中外海市贸易早两汉初步建立起来,在唐代得到就有了巨大的规模很大的发展。最迟在公元714年,朝廷在广州首次设立了市舶司,还建立了专供外商居住的番坊。鼎盛时每年有几十万外商来广州做生意。南宋偏安南方
以后,在半壁河山的窘境下,被称为“天子南库”的海市贸易为维持南宋的经济繁荣起了更大的作用。在南宋时期,泉州、广州都是最著名的对外通商口岸,与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保持著贸易往来。这些事实说明,没有蒙元政权,中国人民一直可以和外部世界有大量的接触和交往,难道东西方交流非要象那些蒙元专家所说的,需要靠蒙古帝国疯狂的屠杀和掠夺之后,才能促进吗?
  蒙元学家还另外制造了一个谎言:蒙古帝国征服中国后,疯狂掠夺中国人民的财富,由于财富不是自己生产的,他们毫不珍惜,用极为低廉的价格换取中东、欧洲的奢侈品。这样自然吸引了大量中东商人前来帮助蒙古帝国敲诈勒索中国人民。贸易量比起宋代有所提高。蒙元学家说这是促进了东西方交流,这类似于说小偷把偷窃、抢劫东西送到到市场销赃的促进了商品流通和生长发展一样。蒙元帝国的掠夺行为恶劣程度远远超过普通的强盗。在他们大量掠夺中国汉族人民财富出卖给外部国家,严重破坏了的生产基础,也破坏了生产者赖以生存的基础。中国的潮州以前就是历史上著名瓷器生产中心,在蒙元政权疯狂掠夺下从此衰落。
  蒙元促进民族融合更是谎言。即使不提众所周知的民族四分法。蒙元从西域征掉来波斯、阿拉伯等色目人来管理中国,是为了搜刮财富,绝不是为了民族融合。蒙元不但屠杀了大批各族平民,而且造成了激烈民族矛盾。蒙元统治结束后,中原汉人已牙还牙,有不少屠杀各地胡人报复。这绝不是华夏文明的传统。而是蒙元残暴逼迫的。
  蒙元政权的行为和英国人调印度人管理租界一样,如果蒙元算是民族融合。那没有屠杀多少中国人的英国帝国主要可要伟大得多了。在现代中国历史,每一
件英国帝国主义的罪恶都详细描述,有时甚至夸大其词。可英国帝国主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损失连一次游牧民族不成功的抢劫都不到,更不用说让五-六千万中国民众死于非命的蒙元政权了。
  民族融合本来只是不同的民族成员从相互不认同变成相互认同,从相互破坏斗争变成相互合作团结。蒙元政权不但没有使得中国各民族相互团结,反而更加相互仇恨。就象一个强盗一次抢劫得手,自明得意的认为以后只有杀人抢劫才能过好日子一样,从此中国北方游牧民族从羡慕华夏文明变成蔑视华夏文明,他们从此再没有把中国人民当成自己的同胞,而是当成自己的猎物,也从来没有把中国当成自己的家园,而是当作自己的猎场、抢劫的对象,随时准备和任何外来势力合作,掠夺剥削和奴役汉族人民,甚至对汉族人民进行种族灭绝。外蒙独立的时候,对几十万非蒙族的汉满居民进行种族清洗,内蒙的王公勾结日寇进贡中国军队,就是以所谓成吉思汗蒙古帝国的事迹鼓励自己的。把历史上种族灭绝行为编造成为民族融合,不仅仅是弥天大谎,而且为鼓励中国的败类日后外来势力屠杀欺压中国人民埋下祸根。
  所谓的蒙元政权民族融合造成了两个恶果,其一是中国人民虽然仍是一个国家共同生存,但不尊敬彼此的生命价值和尊严。社会也不再和睦。蒙元引发的伊斯兰教的传入使得回族和汉族充满矛盾,西北地区常因此有种族屠杀行为。这不是民族融合,而是民族解体的开始。今天的蒙元学家用谎言来加速这种解体。
  蒙元学派经常举例某些投降蒙元、攻打南宋的将军后来成为蒙元政权贵族,来说明蒙元没有民族欺压,相反促进了民族融合。我很奇怪,汪精卫等无数汉奸在日本占领时期手段有待远远比蒙元的汉奸高,难道这就可以说明日本在中国没有杀人,而是为了促进民族交流和融合来了。这真的是蒙元学家逻辑思维方式,还是他们故意误导中国民众?
  中国蒙元学派用促进民族团结的借口,公开地把种族灭绝奴役和压迫这些当作民族融和功劳,不仅仅不能促进中国个少数民族对中国的向心力,恰恰相反,他们在鼓励少数民族象蒙元政权那样为了自己的利益掠夺、欺压其他中国民族,鼓励少数民族的野心家勾结外来势力欺压中国人民,不断地向中国的少数民族暗示:中国人民的生命价值是不值钱的,是可以任意屠杀的,只有象蒙古帝国和满清那样屠杀中国人民,才能就会成为中国最被崇拜的英雄。
注释和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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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历史研究》: 1962-3月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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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ticle_Show.asp?ArticleID=280
[3] Ata-Malik Juvaini, et 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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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ld-Conquero》Manchester University P (June 19,
勒内格鲁塞
《草原帝国》蓝琪/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
[5] Ibn al-athir
原著译自 Edward G. Browne, A Literary History of Persi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02), Vol. II, pp.
[6] Sauders
数字引自尚铖主编《中国历史纲要》1955年1月版第273页。
《南宋末四川军民对蒙古的抵抗及其意义
》2003,文章尚未在印刷媒体发表,但是按照学术论文格式,引用大量可以查证的原始资料。网络版可见/Article_Show.asp?ArticleID=72
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
(第一辑),
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以掩饰蒙古屠杀和掠夺的罪行。今天在中国古籍中有关蒙古屠杀的资料大多数都残留散落在非官方编纂的史书中。下面是笔者收集的部分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记录。
[10]江晓原《元代华夏与伊斯兰天文学接触之若干问题》《传统文化与现代化》(1993年第6期)
[11]牟复礼(普林斯顿大学名誉教授)《剑桥中国史
--辽西夏金元史(异族王朝和边疆国家)》第9章
费正清主编,由于本书几乎没有关于蒙古帝国种族灭绝的描写(这种记录在国外有关的历史书籍中广泛地存在),而且故意对中国人口下降50%事实迷惑不解,笔者怀疑,《剑桥中国史》可能是故意而不是无意地参与了对待中国公众的欺骗行为。本文中关于扭曲蒙元历史的描述在书中同样存在,不过荒谬程度低于中国蒙元史专家,也没有用政治威胁的手段对待不同学术观点。
:《忽必烈》,吉林教育出版社1987年版
《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中国大历史》两书中有关蒙元部分对历史进行了彻底的歪曲,颠倒了黑白,完全不顾基本的历史事实。鉴于黄本人并非蒙元史专家,笔者怀疑他是受到费正清学派和中国蒙元史专家的误导。
事见《蒙古秘史》第二章载,
铁木真为了抢一条鱼,杀死了他的弟弟。类似事例在其他有关游牧民族记载中也经常见到。
据《蒙古秘史》第二章载,铁木真的父亲死后,其母亲因为部落不分给他家弱小肉吃而与部落首领发生争吵,结果部落将其孤儿寡母丢弃而去。
《元史ܦ本纪第一》铁木真祖先莫拿伦夫人看到幼儿挖草根充饥,就驱赶马车将小孩轧死,造成两个部落相互仇杀。死者众多。
[17]据《蒙古秘史》第四章,当蒙古部落和塔塔尔部落民仇杀之后,铁木真下令,把男子和车轮高度做对比,高于车轮的一律杀掉。女子分给部下强奸并作为性奴隶,死后还作为陪葬。这种类似类似于种族灭绝的习俗在其他民族关于蒙古军队的记载中也能看到,在匈牙利,蒙古人甚至把强奸后的妇女也给杀死。
[18]王钟翰主编
《中国民族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4年,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第一期1977年出版
[20]元史纲要编写组
《元史及北方民族史研究集刊》
第一期 1977年出版
[21]徐适瑞
《元代平民妇女婚姻生活考》《西南师范大学学报》29卷第2期
《穹庐集──元史及西北民族史研究》1982
年11月第一版
《静修文集》卷一七《孙善墓志》。
“河朔大乱几二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其存者,以户口计,千百不一余。”
(宋)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卷十九乙集
贞佑元年即,崇庆三年至宁元年也,十一月至二年春正月,凡破九十余郡所过无不残灭,两河山东数千里人民杀戮几尽、金帛子女牛羊马畜皆席卷而去、屋庐焚毁、城郭北墟矣。
宋阳枋,《字溪集。上宣谕余谯隐(余□)书》(四库全书珍本)):“蜀自辛卯以来,士夫军民死于兵者不知几百千万。远者未暇论,姑自近者言之。辛丑西州之祸,殆不忍言。汉嘉之屯,阵亡者众。江阳失险,泸、叙以往,穷幽极远,搜杀不遗。僵尸满野,良为寒心。”
《续资治通鉴。宋纪。一百六十三》载:“绍定四年(1231 AD)八月,蒙古拖雷分骑兵三万人入大散关,攻破凤州,径过华阳,屠洋州,攻武休,开生山,截焦崖,出武休东南,遂围兴元府,民散走死于沙窝者数十万。”。
《元史。李忽南吉传》:“三年(1266 AD),宋军陷大梁平山寨(今重庆梁平),平章赛典赤令忽兰吉领兵千余骑,掠其境,先以六百人觇之,闻寨中拥老携幼西去,追击之,斩首三百级。”
    这段文字记载有蒙军不分老幼的屠杀。
吴昌裔,《论救蜀四事疏》:(《名臣奏议。卷一百》)“迨至去冬(嘉熙三年)其祸甚惨。毁潼、遂。残梁、合。来道怀安,归击广安,而东川震矣。屠成都,焚眉州,蹂践邛、蜀、彭、汉、简、池、永康,而西州之人,十丧七、八矣。毒重庆,下涪陵,扫荡忠、万、云安、梁山、开、达,而夔峡之郡县仅存四、五矣。又虏所不到之地,悉遭讧溃之扰,民假为溃,溃假为鞑,而真鞑之兵往往借我军之衣装旗号,愚民耳目而卒屠之,盖虽荒郊绝岛之间,无一不被燎原沸鼎之毒也。”
元虞集,《道园学古录。眉州史氏程夫人墓志铭》(《四部丛刊》):“眉州青神史氏,有母曰程夫人者,。。。会国朝(元朝)以金始亡,将并力于宋。连兵于蜀,蜀人受祸惨甚,死伤迨尽,千百不存一二,谋出峡逃生。”
明杨慎《全蜀艺文志》辑明赵枋(左木水旁代)《史母程氏传》:“呜呼!余尝得《三卯录》读之,蜀民就死,率五十人为一聚,以刀悉刺之,乃积其尸,至莫(暮),疑不死,复刺之。(示旁,以下同)异孙尸积于下,暮刺者偶不及,尸血淋漓入异孙口,夜半始苏,匍匐入林,薄匿他所。后出蜀为枢密使。尝坦视人,未尝不泣下。贺靖权成都,录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
游牧民族种族灭绝和奴役其他民族作为奴隶的行为并非只限于蒙古帝国,这个习俗甚至延续到满清政权。满清政权曾大批掠夺汉族、朝鲜族百姓称为奴隶。并在多个地区进行大规模的种族灭绝。其中比较典型的是扬州大屠杀和在准葛尔的种族灭绝。
和蒙古同源的突厥在亚欧各地也经常有大规模的种族灭绝记录。希腊历史资料就有土耳其多次对希腊民族种族灭绝的记载。最近一次土耳其的种族灭绝行为发生在1914年在其领土上屠杀了140万亚美尼亚人。
清兵入关值得肯定吗?(
今年又是一个甲申年,屈指一算,距离清兵入关正好360年整。与此同时,&清史纂修工程&
也开始启动。日前,清史编纂委员会第一副主任马大正接受了某报记者的采访,他的一个最让人感到难以理解的观点是:清兵入关也是一件值得肯定的事。原话是这样的:&比如清兵入关,我们会站在17世纪40年代的立场,当时中国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这个统一确实有好处,它随后导致的康乾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是可圈可点的。&
在我看来,马先生的立场与其说是站在&站在17世纪40年代&,倒不如说是站在21世纪。因为清兵入关以后的种种好处,&站在17世纪40年代&是看不出来的,只有站在21世纪才能看的出来。&站在17世纪40年代&看到只是赤裸裸的侵略、征服、屠杀。明末时中国的人口为1亿左右,到清顺治时又进行了一次人口统计,全国人口只剩下1400万人了,锐减了80%多,其中大部分是在清兵入关之后遭到了屠杀。一个小小的扬州城,就被杀害了80万人。正因为如此惨烈,所以才有了袁崇焕、史可法。如果清兵入关值得肯定的话,那么我们又置袁、史二人于何地?他们难道是阻碍历史进步的跳梁小丑吗?
更糟糕的是,如果马先生的逻辑是成立的,那么以后我们在面临侵略,尤其是比我们发达的强敌侵略的时候,我们就会犹豫:抵抗,还是不抵抗?抵抗不仅会流血牺牲,而且还可能失去未来无限丰富的可能性,抵抗是不是很蠢啊?现在世界混乱的局面也&需要一个强大的政治核心来领导&,环顾全球,谁有资格充当这个&政治核心&呢?我们应该用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它呢?
就在和清兵入关大致同时,欧洲也发生了一次&入关&: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率军对荷兰进行征服。荷兰无力抵挡,但誓死不降。荷兰人挖开海堤,引大西洋淹没国土,宁将全部财产和家园毁灭,也绝不留给侵略者。随即登上舰船出海,漂流远洋,决不屈服。按照马先生的观点,荷兰人的行为是无法理解的,难道连&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的道理都不懂吗?做强大的法国的一个行省不是很好吗?但对荷兰人来说,不愿意被征服就是不愿意被征服,这是不能用&成本/收益&来计算的事。
我想,马先生的观点之所以能够大行其道,并且在&清史纂修工程&中占据主流(这从马先生在清史编纂委员会中显赫的地位可以看的出来),恐怕和我们这些年来实用主义太过强烈,工具理性压倒了价值理性的大环境有很大关系。价值理性即价值合理性,工具理性即目的合理性。从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为了目的的达成可以选择一切手段。工具理性过于横肆,我们就会得出一些很荒诞的结论:如果被征服可以带来一个&可圈可点&的&盛世&的话,那么被征服就是值得的,甚至是受欢迎的。
其实这种争论,早在上个世纪30年代就有过。当时有人以明末清初的几个著名汉奸吴三桂,耿精忠,尚可喜,洪承畴等无缘配享清朝的太庙为例,警告不能&吃里爬外,枪口向内&时,鲁迅先生就很不以为然,他在《&立此存照&(四)》一文中一锤定音:&因为卫国和经商不同,值得与否,并不是第一着也&。
要而言之,清史当然要修,但在修之前,对价值观进行一番清理,也是必不可少的工作,否则就容易谬种流传,贻害无穷。不知马先生以为然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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