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青――以笔为戎文化遗产忠诚卫士
多年来丹青能自觉地全身心投入文化遗产保护，守望、传承文化遗产的工作中，与破坏文化遗产的违法行为作坚决的斗争，不顾个人花费大量的经济和生命安全，多方奔走用手中的笔去呐喊，保护祖国历史文化精粹。
丹青日出生于北京，知青十年，卖过苦力、当过工人，大学毕业后当过秘书、记者。现任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学研究院研究员、副院长。
二十余年来，作为中国文物界的守望者，丹青没有辜负罗哲文恩师对他的厚爱与培养，他一直坚守在文化保护的阵地上。他身体力行，用鲜活的事例感染周围的人们。
2001年开始，他主要关注祖国西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国文物报》连载他的文化大散文《龟兹如梦》，对新疆的石窟寺建筑及文化遗存作了多视觉的探索。2002年初，由他和罗哲文共同协助推出了杨嘉铭、赵心愚合著的大型文献《雪域骄子：岭o格萨的故乡》一书出版。日，他组织首届"中国古镇保护论坛"在浙江西塘召开：中国文物保护届的三老--罗哲文、郑孝燮、谢辰生--作了主题发言。
日至28日，由他组团与新疆大学非物质文化研究中心，《中国文物报》共同参与从新疆的库车、阿克苏、乌什、阿凡提、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哈什、塔什库尔干、洪旗拉普、再回到哈什，转道沙车、墨玉、和田、洛普、民丰、库尔勒、吐鲁番、乌鲁木齐等地共计行程9700多公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实地调研与考察，为新疆非物文化遗产的研究与保护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为当时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事业的起步作出了标志性的贡献。
2004年，他的文化大散文《丹巴美人谷》出版。在该书的序言中，著名文物保护专家谢辰生这样评价他--"作为一个散文家，多年来投身到文物保护战线上来，并做了实质性的行政事务工作，这在中国文物保护界是不多的。"
2006年4月，受谢辰生、郑孝燮、罗哲文三老的委托，他调查江苏某市大拆文物建筑的违法行为，并把调查情况如实汇报全国历史文化名城保护委员会主任委员周干峙同志，受到周干峙同志的高度重视并得到其支持。在郑孝燮、罗哲文、谢辰生给江苏主要领导和部门去书，呼吁无用的前提下，他在《中国文物报》第三版整版发表《延陵悲歌--历史文化名城**大拆之风狼烟再起》一文，产生一定社会反响。《南方周末》在引用该文章的基础上用四个版面讨论此案，全国有30多家新闻媒体、网站参与进来。在种种高压下，他始终没有妥协。
日，《中国文物报》刊登了其作品《守望与反思》。在2006年9月号的《中华遗产》上，他的专栏文章《常州被毁的无言悲歌》再次刊出，又一次受到媒体的关注。
日，新华社新疆频道发了他的《麦积山：面临的亵读与尴尬》专稿，此文受到中央高层领导的关注。天水市政府随即召集相关部门召开现场会，讨论解决文中反映的香积寺遗址和森林植被遭到人为破坏的问题。
2006年的冬天，他和罗哲文、谢辰生受中国文物学会的委派，协助南京军区进行文物建筑的普查和营区文物保护管理办法的制定。
这么多年来，有关保护文化遗产方面的文章、论文和以散文手法弘扬祖国历史文化的专著，数百万文字记载了他走过的人生之路。他的《情泊吐鲁番》第二部又将在年内出版。另一部专谈名镇保护的27万字大散文集《品味同里》也将出版。
华新民――北京胡同的保卫者
面对大规模的拆迁建设,以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勇气，十年如一日，为北京历史文化遗产的保护，努力着，抗争着。
面对大规模的拆迁建设, 她以一般人难以想象的毅力和勇气，十年如一日，投入到北京胡同保护工作中，当仁不让地成为工作中的主力与组织者。她以自己的行动实践着她对于北京胡同的热爱，并用温婉动人的笔触感染着北京胡同保护工作的后继者们，让更多的民众将目光投向北京胡同。
容貌上看起来完全是个金发碧眼的法国人的华新民，有一半中国血统，她的父亲华揽洪为北京市建筑设计院的前总工程师，母亲为法国人。她本人幼年在北京长大，说一口地道的北京话，童年记忆都跟胡同相关。90年代初回国时，她说:"有一天我突然发现，连推土机都开到城里来的，那是年开始旧城拆迁开发，到1997年就比较明显了。从1998年开始，我为胡同四处呼告，目睹了一片片完好的胡同区以城区改造的名义，在一夜之间消失。"
自1997年起，轰鸣的推土机和断壁残垣就使华新民把自己从一个专职母亲的角色蜕变成为一名古城保护者。在从事北京古城保护的几年中，华新民经常试图去保护一座座被打上"拆"字烙印的四合院，投书相关部门来阐述古城保护的必要性和重要性，还在各类媒体上撰文宣传北京这座千年古都的价值。同时，一有机会，她还向大家介绍有关私有财产保护的法律知识。
几年来，胡同的人们经常能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转悠的"老外"。华新民决心用这种最普通的交通工具来实现她的愿望。经过她的努力，新鲜胡同好几座完整的四合院被保留下来，西城文华胡同文昌胡同等一片胡同保留下来了，但她仍然痛心地说："已经拆得太多太多了，快拆完了。"
2003年，华新民和她的合作者摄影师金叶中，敲开北京东城、西城、崇文、宣武等区的57条胡同112个院落的大门，向居住在里面的人讲明自己的意图，抢在推土机前，把200余幅完整的四合院景象用镜头记录下来。随后，华新民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举办了"留住四合院??北京之魂"的摄影展，希望通过强烈的视觉效果，唤醒北京人关注四合院这一珍贵的文化历史产物。
几年来，华新民结识了很多同道中人，在她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认同她的观点，加入到古城保护的队伍中来。然而，在强大的地方利益驱动和支持它的雄厚的资本面前，民间的力量毕竟太弱了，但没有什么能够阻止华新民的最后的努力。薪火相传& 光荣绽放&&英雄的国测一大队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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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和平建设年代，是什么铸就了一支不怕苦、不怕死的钢铁队伍？
　　国测一大队的一位老同志说，“我们这些人学了一点知识，就想着在国家最需要的时候为国家作贡献。一群有热情、有理想的年轻人干上了大地测量工作，被派到最艰苦的高原、沙漠地区，交通、食宿都没有保障。各种意想不到的困难每天都会遇到。但是为了完成工作，必须克服困难，必须挑战自然、生理的极限。测绘工作要求精益求精，一点也马虎不得，必须拿出最好的状态和斗志，年复一年需要如此。那么多人牺牲了！但为了国家的利益，什么也影响不到他们的斗志。这靠什么支撑？就靠一种精神。”
　　国测一大队作为国家测绘局的一支野战军，其突出的战斗力表现在“干群一致和干部言传身教的模范作用”。在建设新中国的艰难历程中，国测一大队始终保持本色不改，继承光荣传统，不断发扬光大，铸造了“热爱祖国、忠诚事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精神丰碑。
　　刘永诺和“测绘三关”
　　在国测一大队的队史上，刘永诺的名字格外引人注目。他1962年参加工作，曾担任大队总工程师、副大队长、大队长等职。1987年5月，他荣获全国总工会颁发的“五一劳动奖章”；1989年9月，他又光荣地当选为全国先进工作者。
　　刘永诺为年轻一代作了很好的表率作用。他总结干好测绘工作要过三关。
　　第一关，是艰苦奋斗这一关。刚参加工作，他就到了甘肃河西走廊地区最西端的星星峡地区作业。那里一两百里的地方荒无人烟，且有狼群不时出没。刘永诺一个人拉了三峰骆驼到距离工区30里以外的地方驮水。往回走时已经是傍晚，刘永诺两手空空，他想此时万一碰上个狼，那就只有舍身饲狼了。他越想心里越害怕，似乎觉得周围有狼在盯着自己。刘永诺年轻胆小人却仔细。他在去的时候不时回头张望，并把路途上的标志一一记在心里，没有迷路的刘永诺安全地把水驮回了驻地。野外工作条件差，劳动强度大，刘永诺是一个刚出校门的文弱书生，河西走廊地区干燥的气候让他嘴唇干裂，常流鼻血。一天到晚挖坑，埋设测量标石，十个指头都肿得像小萝卜一样，握工具都困难。他咬牙坚持，虚心向老同志学习，渐渐地适应了艰苦的外业生活。
　　第二关，是思想感情关。他发现身边这些文化程度不高的老测绘队员，在操作技术、工作能力上完全可以当自己的老师，尤其是吃苦耐劳方面更是自己学习的榜样，刘永诺逐渐看惯了测绘队员豪放粗犷的性格，他逐渐改掉自己清高自傲的缺点，主动放下架子，和同志们的感情越来越融洽。
　　第三关是操作技术关。刘永诺发现自己在学校里学到的理论知识和生产实践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他开始多观察、多琢磨、多请教、多实践，理论联系实际，他深知自己从事的大地测量工作既是一项繁重的体力劳动，又是一项精密细致的高技术工作，观测要求快速、准确、真实；记录要求整齐、清洁、美观，看似容易，做起来难。刘永诺在基层多年实践中，练就了一身硬本领，增长了知识，锻炼了管理能力，为他后来担任国测一大队的总工和大队长积累了大量的经验。
　　“文革”期间，国家测绘局一度解散，不少人把专业书籍卖光了。刘永诺坚持复习专业知识，同时开始第二外语的学习，并注意到最新科技如计算机、数理统计等知识的学习。他学习劲头很足，三伏天也不下楼乘凉，早晚都抓得很紧。无论是在艰苦的生产第一线担任作业组组长时，还是在担任了总工程师、副大队长后，刘永诺总是一面勤奋工作，一面刻苦钻研业务，数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星期天他很少出门上街，就连晚上精彩的电视节目，他也很少看，抓紧点滴时间学习业务。
　　以身作则的优良队风
　　改革开放以来，国测一大队历任领导坚持做到吃苦在前、享乐在后，这种示范作用营造了优良的队风。
　　　　一
　　1980年冬，忽而风雪弥漫，忽而冰雹倾泻，只见五位身背测量仪器器材的人艰难跋涉在白雪皑皑的天山上。遇到悬崖陡壁，他们一个拽—个翻过去；遇到冰大坂，他们时而爬着走，时而跪着行；遇到没腰的厚雪，无法行走，有的同志干脆就滚过去。有的同志被雪埋住，大家齐心协力把他拉出来。裤子湿了，手脚冻僵了，大家互相搀扶，来回淌过寒冷刺骨的冰河。谁也不会想到，这五个人全是一大队的中队以上干部，平均年龄46岁，他们组成临时小组，在天山腹地施测重力。
　　解放前就参加革命工作的原大队党委书记焦风山，虽年过半百，仍和队员们一样，晚上把所有的衣被盖在身上，还冻得不能入睡。他们便把石块烧热，用纸包起来，放在被窝里取暖。他们就是这样，不用谁指挥，配合默契，因为大家都是干部，同时又都是普通的测绘队员，一样地吃苦流汗，—样地完成任务。经过—个多月的苦战，他们完成的任务相当于两个月的工作量，且质量全部优良。
　　改革开放春潮涌动，神州大地日新月异，但是在经济建设的澎湃大潮中，拜金主义、个人主义也曾一度膨胀。在这种条件下，国测一大队在国民经济建设的前沿冲锋陷阵，艰苦奋斗，无私奉献，英雄本色始终不改。上世纪80年代初，时任国测一大队党委书记的杨承忠一再强调国家测绘总局老局长陈外欧所说的话：“我们就要干在龙头，名列龙尾!”当时的大队长何汉屏说得更朴实：“全国亿万职工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做出很大贡献，他们中绝大多数都是默默无闻的。”
　　杨承忠和何汉屏都是50年代参加工作的老测绘队员，他们都历经艰难困苦。何汉屏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吃过苦的人，才会知道什么叫乐!”
　　他们是这么说的，更是这么做的。
　　有一年，要到新疆塔什库尔干地区作业，当时决定由党委书记杨承忠带领四个人打前站。不料，这时杨承忠的爱人患支气管扩张咯血，加上仅一岁多的孩子并发高烧，站都站不起来。怎么办，西安又无任何亲属，但为了工作，杨承忠稍做安排就出发了。狠心地留下重病的妻子和发高烧的孩子，这一走竟是大半年啊!家里的一切重担都交给了妻子，能挑不能挑，挑得起挑不起，都得挑。
　　何汉屏为人正派，在为大队购买汽车时，谢绝了售车单位付给他的一笔可观的回扣钱；相反，在购买国库券和公债时，他比谁都积极，因为只要有利国家的事，他都会很积极。
　　杨承忠和何汉屏在工作中坚持高标准，待遇上始终低标准。按规定，大队在完成任务指标后，领导干部可奖励3000多元，但他们从不取分文，全部交到队上用以弥补生产经费的不足。
　　1992年春，邓小平同志南巡讲话，东方风来，观念一新天地宽。为适应体制改革要求，围绕发展经济、开拓市场，把大队建成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大地测量队这一总体目标，国测一大队开始不断加快适应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步伐，在体制上，业务方向上，分配机制上，用工制度上，干部使用上，管理体系上，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国测一大队的主要负责同志赴广州、深圳、上海、江苏、宜昌、韩城、新疆等地广泛捕捉市场信息。时任大队长的刘永诺多次日夜兼程奔赴全国各地开拓市场。
　　市场机会主动找上门来了。先是杨承忠的同学从深圳打来电话，说是深圳某区有地形测量的任务，问他们有没有时间干。然后是中山市某区也想进行地形测量，找上门来希望他们去干。刘永诺和杨承忠喜出望外，赶紧组织队伍进行测量前期准备。
　　1992年10月，西安已经是初冬的天气。两支测量小分队分别由刘键和张全德带队南下，充当国测一大队走向市场的突击队。
　　1993年，国测一大队党委书记朱振坤分管对外开发工作，为开拓市场任务他连续三个春节都在外地度过。1994年冬天，赴新疆克拉玛依东面的准噶尔盆地腹地一个测区检查指导工作，条件异常艰苦，又遇上数十年未遇的大风雪寒流。朱振坤冒着夜晚气温零下35.5度的严寒和大家一道进行GPS B级网测量。半夜时分，他在送一个小组去新测站的途中，在崎岖颠簸的沙漠上，右脚大拇指被一个150公斤重的汽油桶砸中，趾骨骨折，疼痛难忍。但是他为了稳定职工情绪，简单包扎一下，硬是坚持工作到最后。20多天后他才走出沙漠，返回西安就医。回西安后，大队急需他去上海联系任务，他二话没说，忍着伤痛又奔赴上海。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国测一大队凭借自身的优良传统，艰苦奋斗，开拓创新，很快摆脱困境。
　　广阔的市场为国测一大队提供了英雄用武之地。
　　1995年春天，刚刚上任的大队长翟建全专程到天津新港，成功地承揽一大宗新的市场测绘任务。
　　1995年8月，翟建全又赶赴深圳，调研并看望在那里工作的队员。国测一大队在深圳进行测绘作业几年，一直租住房屋，条件差，不安全，一年要3万元的租金。1996年初，翟建全拍板29万元在深圳购买一套房子，建立办事处，改善职工的生活条件。其实，翟建全买这套房子还有更深远的想法：以深圳为基地，将国测一大队的测绘市场推向香港。
　　1996年夏天。翟建全带着陈杰辉背着笔记本电脑出现在汉中市，竞争“汉中城市规划图”的测绘任务。他们赶到时已经有十来家测绘单位驻扎在又热又湿的汉中小城准备竞争。聪明的翟建全还没有等竞标会开始，就把他们的测绘成果管理信息系统演示给汉中市建委主任看。那位建委主任一看，连声说：“我们需要的就是这个东西！这个项目就是你们干了。”
　　翟建全在天津、上海、深圳这些大城市中寻找任务，为了抢在第一时间向甲方投递材料，中午就在人家办公楼下啃几口干面包，时间一到赶紧上去。他说：“为的就是抓住第一信息，否则，这个任务就抓不住了。”
　　翟建全说：“过去苦，主要是同恶劣的自然环境搏斗；现在苦，还要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搏斗。面对两种苦，都需要同样的精神，那就是艰苦奋斗，乐于奉献!”
　　在市场经济中实现艰苦转型，就此，时任国测一大队党委书记的朱振坤说过一番精辟的话：“不是我们想吃苦，想过苦行僧一样的生活，而是特殊的工作性质决定了我们必须具有不怕牺牲、敢打硬仗的顽强斗志，否则无法保证完成任务。没有一点吃苦精神，没有一点拼搏精神，没有一点奉献精神，我们也无法在测绘市场上立住脚。”
　　1997年下半年，白贵霞接任国测一大队队长。上任伊始，为圆满完成国家赋予的地震监测任务，他深入到野外生产一线，在西藏羊八井、江孜等地，忍着剧烈的头痛一步一喘地爬上海拔5100米的山顶，现场了解职工的工作、生活情况。
　　为更好地服务国民经济各个行业、各个领域，对生产结构进行了调整，国测一大队成立特别项目合作部为服务西部大开发提供服务，成立了重力中队、基线中队，在广州和中山新设两个测量阵地，派人常年驻扎，广泛联系业务。在市场角逐中，队领导发挥带头作用。白贵霞北上天津，东去上海，南下广州、深圳等地，有时忍辱负重，知难而进，处处为客户着想。在深圳市精化大地水准面工程项目中，对方被白贵霞的认真精神所折服，将工程中最大的份额让国测一大队来承担。
　　国测一大队建队几十年来首次自己投资在院内新建大型建筑项目——建一栋科研教育综合楼。经过公开招标，反复讨论，确定工程施工方。在施工过程中，大到购买电梯，小至使用磁砖，白贵霞都派三路人马去了解市场价格、质量、样式，做到货比三家。这一举措，既保证了干部的清正廉洁，又为集体节省下大笔资金。当中标公司提出要宴请大队领导，白贵霞婉言谢绝，明确地说：“我们一切按合同办，搞好质量是第一位的，互不请客。”这家公司的领导说：这样的单位真少见，和他们合作感到踏实。
　　2002年岁末，岳建利被选拔担任国测一大队队长。这位年轻的博士志在以高科技为龙头，用优良的传统、先进的技术、一流的设备武装队伍，以更好地服务国家基础测绘工作；同时，不断改革创新，在经济大潮中成就一流品牌。
　　党委书记刘键从一开始就和他配合默契。队里几百号人的烦心事刘健全揽过来，这位干了30多测绘的老同志决意要为年轻人开辟一片良好的创业空间，打定主意要为他解除各种后顾之忧。
　　2004年，国测一大队受命承担2005珠峰高程复测，岳建利和有关同志提前一年开始研究准备，经过潜心研究、精心设计的珠峰高程复测施测方案，得到专家论证组的充分肯定。
　　2005年3月至5月期间，岳建利在珠峰测量第一线，多次召集有关技术人员，学习技术规范，组织模拟训练，并对每一个技术环节都进行反复研究，与大家仔细讨论，让每一位测量队员都能深刻领会到测量的工作流程和技术关键点，以确保最终测量成果的准确性。在珠峰的两个月时间里，岳建利从没离开过大本营。一般职工都会挤时间到100公里外的西藏定日县洗个澡、给家人打个电话。岳建利想着，珠峰地区气候异常，地形复杂，突发性的事件随时都会发生，因此，他必须坚守岗位，把关切和信心留给每一位职工，把责任和压力默默地承受着。有一次，珠峰5800米的西绒交会点遇到困难，岳建利经过一天的艰难跋涉，到达西绒点，和职工一起在大风大雪中奋战。白天，他和队员们用雪水维持体内的水分。煮一碗方便面是一件非常奢侈的事，但还要分着吃。晚上，他们睡在小帐篷里，身下是凹凸不平的积雪和石块，在极度缺氧、零下30多度的夜里，平躺着怕寒气渗背，侧躺着又伤害腿关节，几个夜晚不能入睡。直到5月24日凌晨1点多，登顶测量队员从峰顶下撤到大本营，岳建利亲眼看到仪器里的测量数据时，眼含泪水，心情难以言表。
　　国测一大队离退休党支部书记段学清回忆说，现任党委书记刘键从1975年进队，工作踏实，学习勤奋，成长至今也是水到渠成之功。刘键深知榜样的力量是一种无形的推动力量。他对自己，坚决做到清正廉洁，事事处处走在群众前面，要求党员、职工做到的，自己首先坚决做到，同时，也以同样的要求约束班子成员。为了联系外协任务，每年当中，他都要出差几次，同客户洽谈外协业务。为了及时了解职工工作的情况，他每年数次深入测区，与职工同吃同住同生产，同甘共苦。在共同生产中，及时掌握职工思想脉搏，把思想政治工作做到现场，做到职工心里。职工的心里话愿意对他讲，他的话，职工听得进。他以自己的模范带头作用，不仅赢得职工信任，也以自己的真诚，影响和带动了职工队伍，从而使思想政治工作更具说服力和感召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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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火相传世家风——走近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宋学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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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60年前抗击日寇宁死不降，在狼牙山上吓破敌胆、舍身忘死的一跳，到和平年代在平淡、委屈中坚守一个共产党员的本色，再到如今默默奉献在国企改革、科技推广和邮电事业等战线的儿女们，狼牙山五壮士之一宋学义和他的子女们留给这个时代的不仅仅是一段光辉的业绩、一个清白的家风、一种永恒的感动……
　　宋学义1918年出生于沁阳市王曲乡北孔村，21岁走上了革命道路。日，在河北省易县狼牙山战斗中，为了确保主力部队和群众安全转移，宋学义和战友们奋勇抗敌，纵身跳下万丈悬崖，用热血身躯演绎了一幕震惊中外的狼牙山五壮士的悲壮故事。获救后，宋学义与副班长葛振林被晋察冀军区四分区司令员杨成武授予模范青年称号。1943年，宋学义和河北省易县姑娘李桂荣结婚，1947年回到家乡沁阳市王曲乡北孔村。回乡后，宋学义先后任北孔村农会主席、党支部书记，沁阳县委委员，新乡地区革委会委员，省贫协委员等职务。他带领乡亲们斗地主、分田地、搞土改，挖沟排涝，打井修渠，积极投身于解放家乡、建设家乡的事业中去。1971年，宋学义病逝于郑州一五三医院，葬于沁阳市烈士陵园。
　　宋学义有两男六女，大女儿宋强一直在老家北孔村务农；长子宋大保1981年转业到洛阳一拖厂工作；二儿子宋福保转业后上大学，现任沁阳市科协副主席；二女儿宋小挺在济南军区某医院工作；三女儿宋小娥在沁阳市邮电部门工作；四女儿宋玉梅和五女儿宋玉琴是一对孪生姐妹，一同参军，又一同转业到洛阳一拖厂医院工作；最小的女儿宋保红转业后在洛阳一拖厂工作。
　　为了采访宋学义的家人，我们驱车赶到洛阳。在市区一套50平方米的单元楼里，我们见到了宋学义的妻子李桂荣。恰逢三女儿宋小娥一家三口从沁阳前来看望母亲，大家便坐在一起聊了起来。这位刚强的革命老妈妈陷入了对往事的回忆，仿佛印在脑海里的记忆已不能表达她对老伴的怀念，便让女儿从里屋的箱底取出了一张宋学义的14英寸照片。四女儿宋玉梅说，这是父亲1961年在山西太原工业区作英模报告时留的影。捧着这张人工着色的老照片，我们被照片上那43岁、胸前戴满勋章的壮士眉宇间透出的英气所折服，敬仰之情油然而生。
　　宋妈妈告诉我们，宋学义生前对子女们要求很严，从小教育他们生活低标准，政治高标准。他曾领着孩子们在沁河滩开荒种地，曾拒绝儿子宋大保让他出面把其调到机关工作的要求。宋妈妈又向我们讲起了宋学义教育孩子的一件小事。20世纪60年代，家里有一枝中央赠送的半自动步枪。有一次，生性顽皮的宋大保瞒着父母拿出去打鸟玩。在村边的菜地里，大保看到一只狼跑了进去，就躲在旁边等待，谁知他一枪打中的却是邻居养的一条狗。宋学义将受伤的狗包扎好，再三向邻居赔礼道歉，宋大保因此被父亲在大队部的屋里关了三天三夜。宋大保如今已是洛阳一拖厂配件公司的总经理，由于在家是老大，在众多兄弟姊妹中受父亲的教育和影响最深。他动情地对我们说：“父亲一辈子艰苦朴素，不论受什么苦、什么委屈，他都没有向组织提过要求。他住院期间，我回去看他，硬被他赶回了部队。父亲当年为中国革命作出了贡献，荣誉也应是父亲本人的，我们不能沾他的光。”
　　现任沁阳市科协副主席的宋福保是宋学义的二儿子，在这次“三个代表”学教活动中被派驻到沁阳市王占乡西渠沟村开展工作。我们见到他时，宋福保正和工作队的其他同志为村里的一个困难户收麦打场。他对我们说：“父亲把杨成武代表聂荣臻元帅向他授予的勋章压在箱底，并嘱咐家人不准对外说他是狼牙山五壮士之一。”他向我们讲了宋学义把政府专门为他制作的用来加固腰部的钢卡送给素不相识却患有同样腰疾的石匠。在这次“三个代表”驻村工作中，宋福保利用自己在科协工作的优势，经常为农民播放农科技术录像片，为群众提供致富信息。
　　在所有儿女中，最让宋妈妈牵肠挂肚的是三女儿宋小娥。今年45岁的宋小娥是沁阳市王占乡邮政所工人，两岁时因患小儿麻痹症，双腿残疾了。这个身残志坚的姑娘牢记父亲生前的教诲，用几倍于常人的代价发愤工作，连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如今，宋小娥不仅工作成绩突出，而且拥有了一段传奇式的爱情故事，被当地人传为佳话。1986年，正在黑龙江服役的解放军某部战士田才元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了宋小娥自强不息的事迹后，怀着对英雄的敬仰、对烈士后代的羡慕，毅然向宋小娥发出了一封求爱信。从此，鸿雁传书，两颗炽热的心紧紧连在了一起。日，田才元抱着比自己大10岁的宋小娥举行了热烈而简朴的婚礼。目前，一家三口幸福地生活在王占乡邮政所一间10多平方米的平房里，田才元也于1998年在政府的帮助下被安排到了乡计生办工作。闲暇之余，夫妻俩共同学写新闻报道，现在已是当地小有名气的秀才了。
　　如今，宋学义的第三代子女中又走出了4位共和国军人。其中一位从洛阳外国语学院毕业后成为驻济南某部副连职干部，还有一位于2000年9月考入广州一所军事学院。
　　宋学义的故事已经过去了60年，他去世也已经30年，但他的子女们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挚爱却永远不变。随着时间的流逝，笼罩在他们身上的光环将会暗淡，但不变的是烈士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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