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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校历史课外兴趣小组在探究“儒家思想的演变”的过程中，整理了下列相关信息，你认为其中错误的是&&
A ．孟子主张施行“仁政”，提出“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B ．汉朝董仲舒倡导的儒学的核心是“天人感应”“君权神授”&&C ．儒学在宋代发展为理学，朱熹是理学集大成者&&D ．明朝李贽主张儒学经典为“万世之至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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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某校历史课外兴趣小组在探究“儒家思想的演变”的过程中，整理了下..”主要考查你对&&孔子和早期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程朱理学&&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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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和早期儒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程朱理学
孔子和早期儒学：
春秋战国时期儒家思想的特点：
1、儒家思想较为具体，带有浓厚的理想化色彩；2、大多是关于思想修养方面的道德规范和政治理想方面的治国原则；3、孟子“仁政”、“民贵君轻”主张使儒家思想开始与政治相结合，但因脱离现实政治而遭到新兴地主阶级的冷遇。 &春秋——孔子：&主张和贡献：& 1、核心：是“仁”，“已所不欲，勿施于人”。& 2、政治思想：主张“克己复礼”，维护周朝的礼乐制度——保守部分；主张“为政以德”，反对苛政和任意刑杀，包含民本思想。& 3、教育思想：兴办私学，主张“有教无类”，打破了贵族垄断文化教育的局面。&
战国——孟旬：&1、孟子：& ①发展了仁，提出了“仁政”&&②民本思想：提出民贵君轻。&③伦理观：性善论&2、荀子：& ①施政用“仁义”和“王道”，“以德服人”&②民本思想：君舟民水&③伦理观：性恶论&④制天命而用之& 历史地位：经过孟子、荀子对儒学的总结与改造，儒家思想成为诸子百家中的蔚然大宗。
儒家思想的形成：春秋晚期，孔子提出“仁”的学说，创立了儒家学派。战国时期，孟子、荀子对儒家思想加以总结和改造，又吸收了一些其他学派的积极合理成分，使儒学体系更加完整，儒家思想更能适应社会的需要。战国后期，儒学发展成为诸子百家中的大宗。秦始皇实施焚书坑儒，在对先秦思想文化进行粗暴否定的同时，也使儒学的发展因此进入了低潮。至汉代，随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文化体制的建立，太学建立，儒学获得了官方地位。儒家思想形成的社会背景：孔子创立儒家学派的社会因素相当复杂，与春秋时代的社会变革、鲁国的文化传统有着密切的关系。春秋末期，由于铁器和牛耕的出现，生产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为封建生产关系的产生提供了物质条件。原来为周天子所有的“公田”，逐渐转化为诸侯贵族的“私田”。政治上，平民与贵族，奴隶与奴隶主，新兴封建势力与奴隶主贵族，以及奴隶主贵族内部的矛盾激化了，诸侯争霸兼并土地的战争日益频繁，奴隶的逃亡与暴动连绵不绝，王权衰落，各国诸侯贵族势力大大削弱。新兴封建势力日益兴起。在思想意识和文化上，“学在官府”的局面逐渐被打破。孔子首倡“有教无类”，广收弟子，宣讲儒家思想，出现当时影响最大的私学。孔子把西周以来奴隶主贵族的文化思想，改造成为以“仁”为核心的社会政治、伦理道德和文化教育的儒学，从而创立了儒家学派。同时，儒家学派诞生于鲁国，也与鲁国特定文化环境有着密切的关系。鲁国是周代开国天子武王之弟周公旦的封地。周公在西周王朝长期执政，这种特殊的政治地位，使鲁国成为了西周时代三大文化中心之一（另两大文化中心为周王室和商朝的故地宋国）。春秋时代，鲁国在文化上仍旧保留着最多的周文化传统，以致到春秋末期还享有“周礼尽在鲁”的名声。这种文化传统对孔子有很大影响，为他创立早期的儒学思想体系提供了条件。
&孔子提出“仁”的学说：“仁”字最早见于《尚书·金滕》：“予仁若考（我的才能和美德同先父一样）。”这个“仁”指的是才能和美德。后来的政治家讲“仁”，则指的是人际的伦理关系。孔子对仁作了充分的阐发，把它提高到伦理哲学的最高点，形成为一种系统的儒家学说。孔子所讲的“仁”，含义十分宽泛，“仁者爱人”“克己复礼为仁”则是其最主要的两个内容。孔子强调，仁既是人的内在心理感情和自觉道德意识，也是最高的道德标准。仁者应该“泛爱众”“亲亲”“能爱人、能恶人”，为此必须做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卫灵公》），“博施于民而能济众”（《论语·雍也》）。孔子所讲的“仁”是普遍的爱，它在阶级社会里，是不存在的。不过，孔子讲“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劳动者身份地位的变化，这是思想发展史上的飞跃。孔子所讲的“仁”，又是同“礼”联系在一起的。他说：“克己复礼为仁。”只有克制自己，使自己的行为符合于周礼的规范，做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论语·颜渊》），才算有了仁德，这反映了他对当时新兴地主阶级僭越周礼行为的不满。在上述伦理观念的基础上，孔子针对春秋时弊，要求体察民情，减轻剥削，主张“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择可劳而劳之”（《论语·尧曰》），“薄赋敛”（《说苑·理政》）；反对暴政虐民，斥责“苛政猛于虎”（《礼记·檀弓》），主张行德政，省刑罚。后来，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仁”的学说，形成“仁政”学说和重民思想。
儒家学派：儒家学派是崇奉孔子学说的学派。《汉书·艺文志》列为“九流”之一。“儒”在古代，是指从巫分化出来的，专门为贵族人家祭祖事神、办理丧事的知识分子。孔子以后，儒的含义发生了变化，指的是以孔子为宗师的儒家学派。儒家学说的内容，主要是“祖述尧舜，宪章（效法）文武”，崇尚“礼乐”和“仁义”，提倡“忠恕”和不偏不倚的“中庸之道”。政治上主张“德治”（礼治）和“仁政”，重视道德伦理教育。战国时，“儒分为八”，重要的有孟子和荀子两派。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各个时期的儒家总是适应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从孔子学说中演绎出各种应时的儒家学说来。如两汉有以董仲舒和刘歆等为代表的今古文经学及谶纬之学；魏晋有王弼、何晏以老庄思想解释儒经的玄学；唐代有韩愈为排斥佛学的儒家“道统”说；宋明有兼取佛道思想的理学；清代前期有汉学、宋学之争，清代中叶以后有今文经学与古文经学之争；至五四运动前后，儒家学说随着封建社会的没落，才逐渐丧失其作为正统思想的地位。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提出：
（1）提出者：董仲舒& （2）特点：把诸子百家中的道家、法家和阴阳五行家的一些思想糅合到儒家思想中，加以改造，形成了新的儒学体系。& （3）思想主张：& ①提出“春秋大一统”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主张——中央集权需要。&②提出“君权神授”的政治思想和“天人合一”“天人感应”学说——加强君权需要。&③进一步发挥儒家的仁政思想，主张限田、薄敛、省役——针对土地兼并现实。④提出“三纲五常”——为人处世标准， 提倡孝道。（4）影响：董仲舒的思想主张，深受汉武帝的赏识。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并付诸实行。程朱理学：
广义的理学泛指以讨论天道性命问题为中心的整个哲学思潮；狭义理学专指程朱学派（广义的理学包括以陆九渊、王守仁为代表的心学。本文的理学特指程朱理学）。理学肇始于北宋的周敦颐，奠基于程颢、程颐，完成于南宋的朱熹。朱熹集前人之大成，建立了理学体系。他把太极之理作为哲学的最高范畴，提出了系统的格物致知说和知行学说，建立了完整的人性学说和有关修养方法的学说。 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的比较：
1、相同点： ①思想来源：同属儒学范畴，都是在儒学基础上吸纳融合佛学、道教而发展起来的。 ②思想主张：都强调意识（理或心）第一，物质第二，都属于唯心主义；都是高调的道德主义。 ③思想实质：都是以儒家的纲常伦纪来约束社会，遏制人的自然欲求。 ④根本目的：都要求人们克服私欲，以“仁”的思想规范个人行为，从而维护社会秩序。 ⑤地位：都是儒学发展的重要阶段，是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重大成就，是宋明理学的突出代表（广义的理学包括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等）。 ⑥影响：促进了思辨哲学的发展，是人类历史上的一大进步；重视主观意志，注重气节品德，讲求以理统情、自我节制、发奋立志，强调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对塑造中华民族严格的道德品性起了积极作用。在强化封建礼教、维护宗法等方面，压制人的自然欲望，有消极作用。 2、不同点： ①宇宙构成：程朱理学认为世界的本原是外在的“理”，“理”在人心之外，主张“即物而穷理”，是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认为世界本原是内在的“心”，认为“心即理”，主张“宇宙便是吾心”、“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是主观唯心主义。 ②认识论：程朱理学主张只有深刻探究万物，以外在的天理为行为规范，才能真正得到其中的“理”。心学则认为人天生具有良知，天理就在自己心中，不需要通过世界外物或者咬文嚼字埋首经书，只要通过内心的自修自省，克服私欲，就能回复良知，成为圣贤。 ③方法论：程朱理学偏重于外在工夫，主张“格物致知”（格物，接触事物；致知，获得知识），即通过对外物的考察来启发内心潜在的良知。陆王心学则偏于内在工夫，主张“致良知”和“知行合一”，认为良知是存在于人心中的天理（但良知容易被私欲侵蚀），所以要努力加强道德修养，用良知支配自己的行为实践，去掉人欲，以恢复良知。（程朱理学和陆王心学最大的差异在于求“理”的方法不同。） ④为学程序：理学主张首先通过接触世间万事万物，在体会到各种知识的基础上加深对“理”的体验，最终贯通明“理”，程朱理学重经验，近于归纳法。心学则主张先发现本心，而后博览，近于演绎法。朱熹认为陆学“心即理”太简易，陆九渊认为朱学“格物致知”过于繁琐。 ⑤作用和影响：理学要求个人修养要以敬畏天理为准则，才能达到圣贤之道；当人的私欲与天理冲突时，要“存天理，灭人欲”。心学重视个体的主动作用，具有一定的思想解放作用。程朱理学是南宋及明清时期的统治思想，影响海内外；陆王心学影响不及程朱理学。 程朱理学：1、概念：&北宋时期：“理”，既是指自然的普遍法则，也是指人类社会的当然原则。&2、主要思想：①二程理学（北宋）& A、“天理”是宇宙万物的本原，万物只有一个天理，先有理后有物。——核心思想&B、“天理”和伦理道德直接联系起来。& & & C、主张通过“格物致知”的方法去把握“理”。&②朱子学——朱熹，理学的集大成者&&&& A、天理与三纲五常的紧密联系“存天理，灭人欲”& B“格物格致”深化：“物”的概念指天理、人伦、圣言和世故。“格物致知”的目的在于明道德之善，而不是求科学之真。（支离）& 3、影响：①南宋以后成为官方哲学，有力地维护了封建专制统治。&②朱熹编著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后世科举考试的教科书。③学术思想流传海外，在朝鲜、日本甚至形成了“朱子学”学派。
“格物致知”的认识论：“二程”提出了“格物致知”的认识论。所谓“格”，用二程的话来说，就是“格犹穷也”，即深刻探究、穷尽。“物”就是万物的本原，朱熹进一步将“物”确定为天理、人伦、圣言、世故。“致”就是求得、获取的意思，“理”就是事务的本质，他们眼里的“天理”。如何格物呢？就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朱熹认为，要贯通，必须花工夫，格一物，理会一事都要穷尽，由近及远，由浅而深，由粗到精。　　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而进。 所谓“格物致知”就是花工夫，讲方法，深刻探究万事万物的本质，以掌握天下之理，达到对普遍天理的认识，并且进而认识人伦世故、道德文章，以明道德之善。显然，“格物致知”包括认识的方法和认识的目的两层。就认识目的而言，程朱的“格物致知”是有局限的，我们还必须求科学之真。就认识的方法而言，对我们的启发还是颇多的：学习要脚踏实地，深入探究，“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成四节次第，重重而入，层层而进”，以达融会贯通。 二程及其主要思想： 程颢（），字伯淳，私谥明道先生。程颐（），字正叔，因居临伊川，后人称为伊川先生。两人为亲兄弟，河南洛阳人。二程，以理学家周敦颐为师，在总结了先秦关于理和道的观念，以及宋初以来思想家关于理的论述的基础上，进一步把“理”抽象为宇宙的本体，作为哲学最高范畴提出来，构建了一个以理为最高本体的唯心论体系。二程哲学核心是“天理”或“理”。他们认为“理”不仅总摄天地万物，而且存在于一切事物之中。“理”是万物本原和人类社会的最高准则。认为在人类社会中，封建制度和与之相适应的伦理纲常，也是天理的表现，不可违背。在认识论上，二程的“格物致知”并不是指认识客观事物的法则，而是要在人的内心恢复“天理”。二程把《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抬高到和六经相同的地位。二程的学说后来为朱熹所继承和发展，世称程朱理学，并在封建社会后期长期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封建统治者的主流思想。
朱熹及其理学思想：朱熹（），宋明理学的集大成者，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字元晦，又字仲晦，号晦翁，最后号遁翁。祖籍徽州婺源（今属江西）。一生的主要活动为讲学授徒，著书立说。朱熹的著作堪称浩瀚，是中国历史上著作最多的思想家之一。主要著作有《四书集注》《近思录》（与吕祖谦合编）《小学》《童蒙须知》《资治通鉴纲目》等，后人整理汇编有《朱子语类大全》（140卷）《朱文公文集》（100卷）朱熹为二程的四传弟子（理学大师李侗的学生），他继承和发展了二程的理学思想，建构起了一套严密的理学思想体系，“理”或“天理”是朱熹理学思想的最高哲学范畴。朱熹认为“理”是宇宙天地万物的本原。也是人类社会最高的道德伦理原则。朱熹一生致力于宣扬理学，所建立的庞大而又精深的新理学思想体系，回答了当时所能回答的一系列问题，从而使儒学真正摆脱几百年来佛教与道教的冲击，重新恢复了权威和信心。从元代开始，朱子学成为中国的官方哲学，它在政治和思想文化领域都占有重要地位，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它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而且还传播到国外，尤其是东亚诸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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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大学语文民贵君轻《孟子》第三段体现儒家的什么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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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贵君轻”是中国古代最精彩的思想命题之一,其核心理念是:在政治权力本原的意义上,民众比君主更重要。正是对这个命题的深入研究,使我认识到一个更精彩的“立君为民”命题。儒、道、墨、法等重要学派普遍认同这个命题,其中法家的理论贡献尤为突出。孟子提出的“民贵君轻”思想是社会政治思想。意为从天下国家的立场来看，民是基础，是根本珐袱粹惶诔耗达同惮括，民比君更加重要。是孟子仁政学说的核心。孟子的政治哲学带着很强的民权意味。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意思是说，百姓最重要，代表国家的土神和谷神的重要性要低于百姓，而国君的重要性最低。因此，得到百姓拥戴的人能做天子，得到天子信任的人能做诸侯国的国君，得到诸侯国国君信任的人能做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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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重民、利民、从民等思想,这些思想对后世影响深远。毛泽东群众路线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践紧密结合的产物,是对儒家民本思想的积极扬弃和综合创新。研究和探讨毛泽东群众路线对儒家民本思想的扬弃,可以凸现群众路线在当代中国社会的重要价值。
【关键词】:毛泽东;群众路线;儒家;民本
儒家的民本思想对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影响颇深。孟子“民贵君轻”的震古铄今之论和荀子水舟之喻的千古名言为历代开明政治家所推崇。唐太宗李世民深知“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他曾经对大臣说:“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1]孟子认为君主不可独自享乐,强调与民同乐,他告诫君主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2] 。宋代大文豪范仲淹发挥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3]。儒家的民本思想强调民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基础地位,主张重民、利民、从民,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毛泽东的群众路线充分汲取了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民本思想的精华,批判继承和积极扬弃是其科学性和创造性的源泉。
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民众是立国之本,主张重民。春秋以前,天命神权的思想占主导地位。春秋时期,人们关于天命神权的意识越来越淡化,总体趋势是由近鬼神转向近人事。春秋末期的孔子十分推崇周代的社会制度,认为周代政治清明、国泰民安,不像春秋时期诸候之间征伐不断,搞得国家分崩离析、民不聊生;也不像春秋时期的社会生活制度毫无章法可言,可谓“礼崩乐坏”,社会秩序混乱不堪。孔子说如果让他当政,他一定要推行和实现周代那种政治清明、文化昌盛、民风纯正的“仁政”制度,让人民安居乐业。他说：“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4]在对鬼神的态度上,孔子虽然没有否定神的存在,甚至还认为人要敬鬼神,但经过周文化洗礼的他并不认为神灵至高无上,而是认为人比神重要得多。比如说,当子路问孔子如何服事鬼神时,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5]113由此可见,孔子已将人的地位置于神灵之上,而对神灵基本上采取“存而不论”的态度。这样,孔子的言说中心就放在了“人”上。孔子的核心思想是“仁”,仁者,人也。孔子还进而论述了“仁”和“礼”的关系“, 仁”是“礼”的根据“, 礼”是“仁”的表现。他认为“: 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6]孔子提出,“仁”的标准是“恭、宽、信、敏、惠”“, 恭则不悔,宽则得众,信则人任焉,敏则有功,惠则足以使人。”[4]孔子“仁”的思想推及社会,“博施于民而能济众”[7],即为外王,亦即“德政礼治”。孔子还提出“政者正也”[6],他反对厚敛、攻伐和独裁,要求统治者正己以正天下。孔子作为周礼的继承者,一生都致力于在礼崩乐坏的春秋时期重建礼乐制度,以期恢复和谐有序的社会状态。应该说,孔子以“仁”为旗帜的德治方案的出现,是当时政治生活中的一大创见。但是,孔子关于“仁”的说教和带有改良性质的德治措施,都不是为了改变君尊民卑的旧秩序,相反是为了使这种秩序得到进一步巩固。简言之,孔子的重民思想更多体现于重民轻神,而在君民关系上孔子只限于提出君依赖民,民制约君的关系,在这个意义上肯定民的地位和作用。但即便如此,孔子“仁”的学说毕竟开启了儒家重民思想的源头。孟子“继孔子以往,开儒家之来”,明确提出先有人民而后有国家,有了国家方有君主。他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诸侯危社稷则变置。牺牲既成,粢盛既洁,祭祀以时,然而旱干水溢,则变置社稷。”[8]他告诫统治者“政在得民”,得民心者才能得天下,如能“保民而王”,其政权统治就一定牢不可破。孟子“民贵君轻”的思想颠覆了长期以来君民关系的排序,对儒家重民思想作了极大的发挥。儒家另一位重要代表人物荀子,非常赞同孟子“民贵君轻”的主张,也认为没有人民就没有国家和君主。他强调君主一定要重民,提出“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9]荀子的论见深刻揭示了民的地位、性质和作用, 堪称先秦儒家重民思想的最高表现形态。
毛泽东认为,历史活动是人民群众的事业,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正是人民群众的活动,而不是哪一个个人的活动,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规律和历史发展的趋势,决定历史发展的方向和历史的结局。人民群众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决定力量,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一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包含两层含义:其一,人民群众是社会财富的创造者。这里所说的“社会财富”,既包括物质财富,也包括精神财富。其二,人民群众是实现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毛泽东认为“,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这种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10]625他还指出,“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认为无产阶级的事业只能依靠人民群众”[11]370-371 。因而,承认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成为我们党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石。毛泽东在他的著作中对此有过一系列精辟的论述,下面择其要点作一简要概述。1927年3月,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集中体现了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放手发动群众和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的革命思想。1929年12月,毛泽东起草《古田会议决议》时,特别针对党内流行的单纯军事观点,强调了群众路线的重要性,他指出:单纯军事观点的来源之一就是“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我们党应该认识到,“红军的打仗,不是单纯地为了打仗而打仗,而是为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如果红军脱离群众,就有可能“象国民党军队所走的军阀主义的道路一样”。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他进一步提出:“人民, 只有人民, 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12]1031毛泽东充分重视人民群众作为历史创造者的巨大力量,认识到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主体,是推动人类社会前进的动力,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力量之源。
从“君舟民水”到“群众—领导—群众”,我们可以看出毛泽东的群众路线与儒家重民思想有一种内在的关联。但我们也必须看到,二者存在着根本的区别。儒家的重民思想是明君贤臣自我反省、追求治国安邦的理论武器,其目的在于维护封建专制统治和保持社会稳定。可以明确指认,重民不过是存社稷、固君位、达邦宁的手段,民众仅仅是一种值得重视和利用的政治资源,重民仅仅被统治者视为“驭民”“、治民”之术。另外,从逻辑上看“, 君舟民水”的比喻也正说明他们从未真正地把民众视为国家的主体,他们心目中的主体是君主政治,民众不过是载体,是为主体服务的工具。而群众路线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创造性地运用于党的全部工作中,把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同党的领导方法和工作方法统一起来而形成的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坚决相信和依靠人民群众,尊重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者地位,这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也是群众路线区别于儒家重民思想的根本所在。
在中国思想史上,利民思想的渊源很早,《尚书》里就有“裕民”、“惠民”的观点。“利”和“富”在《易经》中早已广泛使用。“富”指财货,而“利”除了指物质利益外,还包括婚姻、祭礼、政治等事宜,但更多的时候是指经济活动。儒家民本思想在继承以往的基础上,对利民作了较为系统的阐发。孔子将利民视为治国安邦的根本,提出“足食”和“富而教”的观点,认为只有人民生活富裕,才进而实行礼、乐等教育。孔子还主张先富民而后富国,因为如果“百姓不足,君孰与足?”[6] 孔子还提出了“惠民”而不“费民”的思想。孔子认为:“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 择可劳而劳之, 又谁怨?”[13]据《孔子家语贤君》记载:“哀公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之急者,莫大乎使民富且寿也。公曰:为之奈何? 孔子曰: 省力役,薄赋敛,则民富矣。”另外《, 国语鲁语下》记载孔子谈论“敛从其薄”,说“出稷禾、秉刍、缶米,不是过也,先王以为足。”这里所说的“稷”、“秉”、“缶”均非计量单位,而是意指政府的薄敛。孟子对孔子的利民思想作了进一步的发挥。孟子主张发展生产和人民减负,认为“易其田畴,薄其税敛,民可使富也”。[8]孟子甚至主张人人都应当拥有一定数量的财产(田宅和家产) ,使之可以“养父母”和“蓄妻子”。孟子还专门设计了一种“制民之产”的土地经济制度。这种土地经济制度是按照“井田制”的方式将土地划分成一个个方块,分配给农民,让农民在自己的土地上耕种、植桑、养蓄、纺织等,以保障民众安居乐业和国家长治久安。孟子认为民有恒产方有恒心,没有私有财产的人很难安于清贫,这对政治统治不利。当然也有例外,孟子认为像知识分子之类的人即使没有财产也能做到安贫乐道、安分守己。他说:“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18]荀子也非常强调“利民”,他说:“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之利也。不爱而用之,不如爱而后用之之功也。利而后利之,不如利而不利者之利也。爱而后用之,不如爱而不用者之功也。利而不利也,爱而不用也者,取天下者也。利而后利之,爱而后用之,保社稷者也。不利而利之,不爱而用之,危国家者也。”[15]荀子进而认为:“不富无以养民情,不教无以理民性。故家五亩宅、百亩田,务其业,而勿夺其时,所以富之也。立大学,设庠序,修六礼,明七教,所以道之也。诗曰:‘饮之食之,教之诲之。’王事具矣。”[16]可见,“利民”是荀子王道政治的重要治理目标之一,民富方可进一步教化。
毛泽东明确指出物质利益的主体是人民群众,共产党人必须要把坚持物质利益的人民性作为根本出发点。我们党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群众谋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唯一宗旨。我们党的工作方法、决策和措施,只有真正地反映人民群众的意志和要求、切实地维护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才能在群众中得到贯彻执行。因此,毛泽东强调“, 一切为群众的工作都要从群众的需要和利益出发, 而不是从任何良好的个人愿望出发。”[17]1131毛泽东进而将给人民群众以物质利益提高到党的路线的高度来认识。党的事业就是群众的事业,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政治路线和工作路线。毛泽东在《必须给人民看得见的物质福利》一文中指出:“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只有给人民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们才能取得人民的拥护。由此出发,毛泽东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政策措施。他先后提出“发展经济、保障供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等方针政策,努力减轻人民负担,有效保障人民群众的物质利益,并强调通过发展生产来实现人民看得见的物质利益。他特别强调固本开源,在严厉批评那种离开发展经济而单纯在财政收支上打主意的错误思想的同时,又尖锐批评那种不注意帮助人民群众发展生产只注意向人民索取钱财的错误作风。即便是在物质条件相当艰苦的战争年代,毛泽东也多次告诫全党,决不能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竭泽而渔。毛泽东的一系列精辟论见始终强调物质利益的人民性,无论是发展生产还是人民减负都是为了保障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
儒家利民思想认为那些没有自己财产的人是不会长久地安于清贫而不失操守的。他们可能表现得很不安份,产生私邪之念,到处流浪,容易犯罪作恶,给社会稳定带来隐患。即使政府把这些人统统绳之以法,但这样的人多了,毕竟不是清明政治所要求的。无疑,儒家所主张的利民终究是为维护封建统治服务的。从唯物史观来看,儒家的利民思想也不可能真正得以实现。因为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是以阶级剥削为前提的,利民思想与封建剥削制度是根本对立的,这就决定了利民思想必然只是一种根本无法实现的政治空话。两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生态,其实就是对这种利民思想的无情嘲弄和粗暴践踏。而坚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是毛泽东群众路线的根本出发点,也是群众路线区别于儒家利民思想的根本标志。毛泽东认为,共产党人的行为准则和价值追求就是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他在党的七大政治报告中指出:党除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外,没有任何自身特殊的利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团体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现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最终要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论联合政府》中,毛泽东明确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结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这些论述充分表明了我们党的阶级性质、政治宗旨和历史使命,从而将儒家利民思想升华为共产党人新利民观。
西周政治家周公最先提出“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和“民之所欲,天必从之”的从民思想。儒家民本思想更是非常重视民众的意愿,认为民意不可违,顺民意即是顺天命。这种从民思想的理论基点在于既然民众是国家之本,那么爱本安本就必须得民心、顺民意。为了得民心,儒家创始人孔子告诫统治者:“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19]统治者对民众实行德政,民众自然就像群星朝北斗那样爱戴统治者。孔子一贯反对用武力来征服的方式,认为那样不可能真正获得民众的拥护。孔子从“仁”出发,提出了一些顺民意的政策措施,主要是无为和节用。但孔子所提出的无为绝不是放任自流和不加约束,而是强调要休养生息。孔子非常厌恶战争,他认为最不得民心的事就是为了统治者的贪欲而发动战争,因为战争使社会混乱生灵涂炭。同时,统治者要对自己的奢侈欲望加以节制。为了行德政,孔子提出了“举贤才”的政治主张。《论语》记载仲弓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孔子认为还必须考虑到民意,“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孟子对从民有非常精辟的论见,他指出决策者不可妄自决断,而一定要倾听民众意见:“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 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后察之;见贤焉,然后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后察之;见不可焉,然后去之。左右皆曰可杀,勿听;诸大夫皆曰可杀,勿听;国人皆曰可杀,然后察之; 见可杀焉,然后杀之。”[2]尊重民意,强调察举,是孟子继孔子之后重要的政治理念。汉代王符在《潜天论遏利》中指出:“帝以天为制,天以民为心。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后汉书王常传》中也写道:“夫民所怨者,天所去也;民所思者,天所与也。举大事者必当下顺民心,上合天意,功乃可成。”儒家认为执政者心中必须要有民众,治国之道最重要在于从民。黄宗羲继承儒家“从民”观,力主君臣“同议可否”,接纳“四方上书言利弊者”,使“凡事无不达”。黄宗羲认为,“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19]黄宗羲这一名论将从民思想推上一个新的高度。
毛泽东继承和发展儒家的从民思想,提出了人民民主。早在1939年5月,毛泽东在《青年运动的方向》的讲演中就提出了“建立人民民主主义制度”的设想。此后不久,他在《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中进一步提出,新中国应当“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1945年7月,毛泽东在回答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黄炎培关于中国共产党能否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时的提问时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够跳出这个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20]609-610后来,毛泽东在《论人民民主专政》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文中对人民民主思想进行了系统的阐述。毛泽东指出,政府只是基于人民的委托才获得权力,这种权力必须接受人民的监督,领导者只有代表人民群众,向人民群众负责,正确行使这一权力,才能实现社会进步和大多数人的幸福。群众路线作为科学的领导方法,是人民民主思想的集中体现。“从群众中来”是讲一切科学的方法,都是从人民群众当中总结、提炼出来的。毛泽东认为“, 智慧都是从群众那里来的。”因此,毛泽东特别强调广大党员和干部要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我们的政策和工作方法要善于集中群众的智慧和经验,这是我们党不断取得成就的力量源泉。“到群众中去”是讲一切
科学的方法,只有经过群众实践操作,才能获得最佳效果。毛泽东在《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指出:“在我们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且,群众路线并不是经过一次历程就能达到最终的正确领导,它的整个过程是一个内容不断深化的循环过程,其中的每一环都体现了对人民群众首创精神的确认和深化。
儒家从民思想中的“民”,是指封建专制统治下的老百姓,是被统治者。儒家主张从民意、顺民心,旨在保障君主决策的民众基础,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持和巩固封建专制制度。在一定程度上说,儒家所言的从民只是从君主的视角居高临下地看待民意,在谈论尊重民意的背后,预设了有不尊重民意的权力。事实上《 论语》中就有“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民斯为下”等诸多愚民、卑民的观点。即使是具有悲天悯人情怀的孟子, 也同样认为“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于人”[21] 。他并没有承认也不会真正承认民众是国家的根本,从民不过是开明君主的统治策略。在民众应有的政治权利问题上,儒家虽然也提出给予民众一定的参政议政权,但即便是这点权利的给予也必然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的,而决不是为了人民的权益。而且,这种有限的参政议政权还必须依赖“明君”、“清官”的恩赐,同时,敢于异议的“臣”和“民”的生命财产权还随时面临被剥夺的危险。所以,儒家的从民思想“徒言民为邦本,政在养民,而政之所从出,其权力乃在人民以外”[10]20-21 。而毛泽东认为“国家主权在民”,人民民主不是单纯的“从民”,而是真正赋予人民群众以各项民主权利,动员和组织最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监督政府,从而建立和实现最广泛的民主。在人民民主制度下,公民的各项政治权利都有确实保障。人民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形式和途径,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和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等政治制度就是公民参政议政的有效途径。毛泽东一再强调,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我们党的各项方针政策都是在执行群众路线,广泛征求党内外群众意见的基础上制定的。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群众路线虽承袭了儒家的从民精神,但群众路线的理论前提是人民当家作主,这与儒家的从民思想存在重要的异质性。
儒家的民本思想重视民众在国家和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作用,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民众的权益,有其积极合理的意义。但它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如何保持王朝政权的巩固和长治久安,维护封建的剥削制度,其局限性又是非常明显的。即便如此,作为优秀传统文化典型代表的儒家民本思想,为我们党群众路线的创立提供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丰富养料。毛泽东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能实现。”[10]534毛泽东群众路线正是立足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实践,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武器,对儒家民本思想进行了批判继承和积极扬弃,从而具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体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唯物史观的真正坚持和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群众路线使儒家民本思想的优秀内涵释放时代的光焰,使“以民为本”这一古老的价值原则重新闪烁光彩,对于当前我国经济社会科学发展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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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孟子滕文公上[O] .
Mao Zedong’s Ma s s Line Take s an Objec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Confucianists’People - Oriented Thought
MIAO De - yang
(Department of Philosophy , Nanjing University , Nanjing 210093 , China)
Abstract :The essential contents of the Confucianists’people - oriented thought include the thoughts of attaching
more attention to people , being favorable to people and being yielding to people. These thoughts have profoundly influ2
enced the later generations. Mao Zedong’s mass line , actively taking an objective attitude towards and comprehensive2
ly innovating the Confucianists’people - oriented thought , is the result of closely combiningMarxismwith the concrete
practices of Chinese revolution and construction drive. Thus , studying and discussing how Mao Zedong’s mass line
takes an objective attitude towards the Confucianists’people - oriented thought may highlight the important value of
mass line in contemporary Chinese society.
Key words :Mao Z the C people - oriented th
(缪德阳 原载：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5月)
上一条：儒家“乐教”思想及其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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