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个问题，在不同的语境和心态下讨论，人们的关注点往往不同，得到的结论也可能大相径庭。因此，在讨论“品牌的民族性”这个争议颇多的话题之前，我们有必要先梳理一下此时此地人们面对这个话题时的复杂语境和矛盾心态。
　　一个错综复杂的敏感话题
　　在当前的社会经济背景下，“品牌的民族性”不是一个简单的学术问题。它可以因为对国家经济安全的关注而成为严肃的政治问题，可以因为提升中国企业竞争力的诉求而成为重要的经济问题，可以因为对民族特色和中外交流的兴趣而成为深刻的文化问题，还可以因为对中国人历史记忆的唤醒而成为复杂的民族感情问题。可以说，这个话题背景复杂，内容复杂，讨论者的心情更复杂!
　　这个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在复杂的中外关系格局中展开。其一，中华民族在全面开放中和平崛起，在赢得越来越多的尊重的同时也引发不少的猜疑甚至敌意，如何在维护国家利益的同时塑造良好的国家品牌和国家形象?其二，中国企业在全球化过程中快速成长，力图争取更多话语权，同时也面对来自跨国企业的巨大竞争压力，如何“与狼共舞”，实现双赢?其三，中国百姓对以欧美文化为代表的外国文化接触越来越多，接纳程度越来越高，同时，对中国文化的自信和认同程度也在显著提升。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对中外品牌的态度正在发生微妙的变化。
　　这种格局下，人们在讨论“品牌的民族性”这个话题时，难免将商业逻辑、民族感情与国家利益交织在一起。而且，中国传统中的义利之争、面子情结，中国近代史上的“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都可能以不同的形式渗透到这个议题之中。在这样的语境下，有关品牌民族性的讨论，不仅是一个复杂的话题，而且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是一个很难让人们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的话题。
　　“品牌的民族性”之所以成为各界关注的热点，最直接的导火索是跨国公司对中国企业的兼并收购逐渐频繁，最直接的背景是后起的中国企业如何在全球化时代应对来自“超级品牌(megabrand)”的强大攻势。“超级品牌”是跨国企业经过几十年甚至数百年的历练而培育出来的全球性强势品牌，如可口可乐，IBM等。它们拥有世界范围的经营战略，拥有资金、人才、技术、等多方面的优势，与中小品牌的差距越来越大。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企业不断发展壮大，但是与超级品牌的差距仍然很大，在这样的品牌格局下，中国企业要建立自主品牌并进而把民族品牌推向世界，其难度可想而知。中国虽然是世界工厂，制造大国，但远远不是品牌强国，有影响力的品牌并不多。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自主品牌，却要卖给跨国公司，由此引发失望、伤心甚至愤怒的情绪，不难理解。
　　这种情绪，在汇源并购案的讨论中表现得非常强烈。在网络上，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
　　“不少人认为，汇源并购案产生这么大影响的主要原因，在于‘汇源’是一个在中国消费者眼中颇有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民族品牌，或者说是一个能够在未来若干年与外国知名饮料企业相抗衡的民族品牌。汇源被可口可乐并购以后，中国失去的不只是一个企业、一个品牌，而是中国企业在饮料行业的竞争力和地位。”
　　“一位资深的企业观察家以‘非常丢人、非常可惜’来形容他对此事的看法……所谓“丢人”，应是指汇源果汁没有坚持自己走下去，而是选择了一种出售给外资的方式，这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企业家的耻辱;所谓‘可惜’，则是指汇源已经拥有了较为强势的品牌价值，企业在走上坡路的时候却突然易主，实在遗憾。”
　　从这些很动感情的文字中，我们不难体会到人们的面子情结与救亡心态。很显然，人们已经不是在企业经营战略的层面上来讨论并购问题，一个民族品牌的起落已经被当作关系到国家形象和民族复兴的大事。从商业逻辑来说，跨国并购是很平常的事情，鸡蛋(产品)可以买卖，下蛋的母鸡(企业)也可以买卖;既然中国企业可以去收购IBM的PC业务，还有阿尔卡特和汤姆逊等等，那么，外国企业也同样可以收购中国企业，只要合理合法合算就可以了。但是，“卖企业”却碰到了中国人的情感痛处，不小心就激发了“割地赔款”、“丧权辱国”的历史记忆，此时，合理合法合算都不行，首要的标准是合情!救亡图存、重义轻利之类的“集体无意识”一旦被激发，人们就不算经济帐，而是要算政治帐，情感帐。只要是收购外国品牌，即使亏本，也可能被当作民族英雄，反之，只要是出售中国企业，不管赚多少，都可能被骂作“卖国贼”。在这样的情绪下，“超级品牌”被当作发达国家侵占中国经济的核武器，被它们收购就等于是缴械投降了，而自主品牌发展被解读为发奋图强的爱国行为，靠小米加步枪也要坚持到底。有这样的情绪基础，众多中国企业在广告宣传中真心或假意地高举民族大旗就不难理解。
　　凭心而论，这样的情绪有着血泪铸就的历史基础，每一个了解近代史的中国人都可能在特定条件下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但是，时代毕竟不同了，民族复兴绝对不是民族复仇，牢记历史是要牢记历史的教训，而不是牢记历史的仇恨，纠缠在历史的阴影里。“贵和尚中”的中华民族追求的是和平崛起，在国家强盛、民族复兴、企业发展包括自主品牌建设方面，我们都需要新的思维和新的行动。新思维的第一步，应该是改变简单的敌友之分的思维习惯，适应“竞合关系”的新格局。
从敌友之分到竞合关系
　　在思考中外关系的问题时，我们往往习惯于区分敌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在分清敌友之后，我们的对策似乎也很简单：爱憎分明，与敌人势不两立，对朋友亲如一家。当然，还有更高明的对策，诸如分化瓦解敌人，甚至化敌为友等等，但是，其前提仍然是敌友之分。这种分清敌友的思维习惯是人之常情，对从小接受“革命教育”的当代中国人更是根深蒂固。
　　可惜的是，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国家间关系和企业间关系都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不再是简单的敌人或朋友，相互之间既不可避免竞争，又必须在很多方面合作，这就是所谓的“竞合关系”，一种建立在相互竞争基础上的新型合作关系。处理“竞合关系”需要新的心智模式和行动策略，如果仍然遵循敌友之分的思维习惯，可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在“竞合关系”中，如果以敌对的方式竞争，结果只能是两败俱伤，甚至同归于尽;如果以亲友的方式真心相待，不分彼此，甚至“只求奉献，不求索取”，又难免利益受损，感情受伤。正是因为这种复杂微妙的“竞合关系”在国际政治、企业经营和社会事务等领域越来越普遍，博弈论才大行其道，“机制设计理论”也才成为显学。
　　“竞合关系”在中国早已不是新概念，在理性上，人们也不难接受这种新思维。但是，在情感上，在行为习惯上，能够落实新思维的人不多。在有关企业并购和民族品牌的讨论中，很多观点和情绪反应的背后，还有着敌友之分的明显痕迹。在全球化时代，只有改变心智模式，放弃简单的敌友之分，处理好国家之间、企业之间的“竞合关系”，才能培育适应时代需要的民族性品牌。心智模式的改变，可能让人们在思想上跳出山穷水复的困境，进入柳暗花明的新天地。对“机制设计理论”的学习和研究，可能是帮助我们改变心智模式的一个途径。
　　两种不同的品牌民族性
　　用“竞合关系”的思维来看待品牌民族性，我们首先需要区分两种不同的“民族品牌”。其一是产权意义上的民族性，即品牌在所有权上为某个民族的企业所拥有，至少是控股，我们不妨称之为自主品牌。例如，中外合资时经常强调中方要占51%的股份，以此来保证品牌的自主性。其二是文化意义上的民族性，即品牌具有某个民族的鲜明特色，成为该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我们不妨称之为民族品牌。例如，全聚德和同仁堂分别代表着中国的饮食文化和医药文化，无论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开分店，它们都是中国的民族品牌，而可口可乐和麦当劳是美国文化的标志物之一，即使将来某一天被其他国家的企业收购了，它们还是美国品牌。产权意义上的民族归属，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硬实力”，有钱就可以买来很多品牌。文化意义上的民族特色，则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软实力”，是文化精神的历史积淀，不是用钱可以换来的。
　　基于这两个方面，我们可以区分四类品牌，如上图所示。A类品牌是中国企业控股，同时富有中国文化特色;B类品牌是中国企业不控股，但是富有中国文化特色;C类品牌是中国企业控股，却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D类品牌是中国企业不控股，也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由于股份的大小和民族文化特色的强弱都可以是连续变量，我们可以将任何一个企业品牌放在上图的对应位置上。
　　区分四类品牌之后，我们可以比较具体地来讨论品牌民族性或自主品牌建设问题。总的来说，这四类品牌并没有简单的优劣之分，不同性质的品牌可以选择适合自己的发展目标。但是，作为一个有十三亿人口的大国，中国必须在一些关系到国计民生的行业中有自己的控股品牌(A类或C类)，作为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中国也应该有一系列体现中国文化精神的民族品牌(A类或B类)。那么，面对“超级品牌”一统天下的格局，中国企业能够保持核心品牌的控股权吗?面对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击，中国企业能够发展出兼具中国文化精神和时代特色的民族品牌吗?
　　答案应该是乐观的。一方面，中国经济持续高速成长，积累了较强的经济实力，国家能够确保在关键领域中的经济安全，而且，中国市场巨大，开放时间不长，不少“超级品牌”在中国还没有取得控制地位，中国自主品牌还有很大的生长空间。另一方面，中国文化价值观蕴涵着可以贡献给人类社会的宝贵财富，中国文化中的精华一定可以在与世界其它优秀文化的碰撞和交流中更加充实发展。
　　但是，经济实力的增强并不能够完全保证中国企业品牌的自主性，文化底蕴的存在也不能够自动促成中国企业品牌的民族性。在产权方面，跨国公司的“超级品牌”战略其实早已布局，中国企业在不少领域已经处于被动局面;在文化方面，跨国公司也在推行“本土化”策略，淡化异国色彩，增加与中国消费者的亲密感。在品牌发展战略上，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的差距仍然很大，建设自主品牌 / 民族品牌任重道远。
　　自主 / 民族品牌战略的三个层面
　　品牌战略不只是企业的事情，在今天的中国，它首先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问题。同时，消费者的品牌偏好也需要加以考虑。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把国家、企业和消费者三个不同层次的问题相混淆的现象。表现之一是国家有关管理部门缺位，把品牌战略都压到企业的头上，一些行业的自主品牌发育不良本来是国家产业政策和行业失误造成的，却归罪于企业的不作为。表现之二是把民族品牌成长的任务寄希望于消费者的爱国主义和民族情绪，鼓动狭隘的民族中心主义。我们认为，要发展自主品牌与民族品牌，国家要做好国家的事，企业要做好企业的事，消费者要做好消费者的事。
　　国家层面的品牌战略 强大的自主品牌和优秀的民族品牌，是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成分，而强大的国力和良好的国家形象是企业品牌成长的基础。国家层面的品牌战略首先要考虑国家经济安全，在关键领域保持足够的自主品牌。其次，国家需要为中国企业的品牌建设提供良好的制度基础、政策环境和各种配套支持。第三，国家可以运用在国际政治、经济、外交等各个方面的影响力，努力营造国际经济的新秩序，建立更加公正合理有效的世界品牌格局，为中国企业的品牌建设争取更好的国际空间。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家对民族品牌的扶持需要系统的战略部署，不能采取简单的行政手段，不能拔苗助长，也不能“温室培养”。
　　企业层面的品牌战略 在国家品牌战略和产业政策的框架下，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特点和发展阶段，比较灵活地选择自己的品牌成长道路。如上所述，A、B、C、D四类品牌并没有简单的优劣之分，对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并不需要所有企业都成为A类品牌，多元化的品牌格局可能更加健康。对单个企业来说，品牌的自主性和民族性只是品牌建设的一个方面，它们只有在对品牌成长具有促进作用时才是必不可少的。对于自觉承担自主品牌和民族品牌建设责任的企业，我们由衷地表示敬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要求所有中国企业都要去控股或体现民族特色。经验表明，企业如果不顾实际情况，刻意去打民族牌，很难真正塑造优秀品牌。
　　消费者层面的品牌偏好 对消费者而言，品牌的最基本价值在于稳定的质量和愉快的体验，买得放心，用得开心。消费者的民族情感和文化认同，是企业发展自主品牌和民族品牌的社会基础，但是，这种情感不能滥用，更不能鼓励或要求消费者牺牲自己的利益来支持所谓的民族品牌，排斥外国品牌。在全球化时代，吸收多元文化的营养是消费者的权益，而且，只有能够与其它优秀文化和谐共存的民族特色才有长久的生命力，因此，优秀的品牌会引导消费者平衡全球化视野、多元文化能力和民族感情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激发民族之间的歧视、对立与仇恨。
　　从文化“基因”来说，中华民族爱好和平，崇尚和谐，向往天下大同。从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来看，中华文明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钱穆先生指出，“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中国人常抱着一个‘天人合一’的大理想，觉得外面一切异样的新鲜的所见所值，都可融会协调，和凝为一。这是中国文化精神最主要的一个特性”。自古代儒家的仁爱，到今天的和谐社会建设与和平崛起，“贵和”的观念一脉相承。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在世人面前演绎了中国文化中和谐思想的现代版：“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的口号，主题歌中天下一家亲的期盼，都表明了中华民族的美好愿望。因此，中华文化的民族性本身就蕴涵着天下一家的世界性，如果我们要体现中国企业品牌的民族特色，这种和谐包容的精神，应该是最核心的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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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训超市& (5000多套光盘)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民族性特征。民族性是民.. - 平凡↘ωǒ的主页
任何民族文化都有其民族性特征。民族性是民族文化的根本特性,是本民族文化区别于其他民族文化的最本质的特征。民族文化：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包括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饮食、衣着、住宅、生产工具属于物质文化的内容；语言、文字、文学、科学、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和传统等属于精神文化的内容。民族文化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语言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民族文化的表现形式。如历史、文学（包括口头文学）、历法、医药、科学技术等，都是用一定的语言表现出来的。宗教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对精神文化的其他方面起着不同的作用。在早期的阶级社会中，宗教对文化的影响很大，波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在民族文化中的影响逐渐减弱。民族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剥削阶级的与被剥削阶级的两种文化，反映着两个对立阶级的利益、思想和世界观。在社会主义社会里，民族文化是具有社会主义内容和民族形式的新文化。传统文化是文明演化而汇集成的一种反映民族特质和风貌的民族文化，是民族历史上各种思想文化、观念形态的总体表征，是指居住在某地域内的所有民族及其祖先所创造的、为所有民族世世代代所继承发展的、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传统优良的文化。传统文化的四个显著特点：1，世代相传。中国的传统文化在某些短暂的历史时期内有所中断，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或多或少的有所改变，但是大体上没有中断过，总的来说变化不大。&　　2，民族特色。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中国特有的，与世界上其他民族文化不同。&　　3，历史悠久。有五千年的历史。&　　4，博大精深。“博大”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广度---丰富多彩，“精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度---高深莫测。&
电视节目2&&&19:27:42&121.18.71.*&举报&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特点和发展趋势
　　一、如何观察和研究当代世界的民族问题
　　如何观察和研究当代世界的民族问题，这是个方法论问题。关于什么是民族问题，江总书记在1992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上指出：“民族问题既包括民族自身的发展，又包括民族之间，民族与阶级、国家之间等方面的关系。”总书记对民族问题“一个发展、三个关系”的论述，是全面的、完整的、深刻的。这个科学论断适合国内的民族问题，也同样适合我们研究世界民族问题。
　　我认为，关于如何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有五个方面，即：从国际大环境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出发，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从我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新环境，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从国家发展战略的高度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高度来观察和研究中国的民族问题。这是观察和研究中国民族问题的方法论。
　　观察和研究当代世界的民族问题，也可以从以下5个方面来认识：
　　(一)从国际政治变化发展的大环境中观察和研究世界民族问题
当今世界的政治格局，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争霸的局面已经被打破，但是以美国为首的少数几个西方国家要主宰这个世界，要垄断这个世界，这是当今国际政治最重要的一个特点。不合理的国际政治格局，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是造成国家关系和民族关系紧张、矛盾、冲突的主要根源。正如江总书记指出的那样，“世界的治与乱，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建立什么样的国际关系”。
　　早在20世纪初的时候，革命导师列宁就指出，帝国主义是现代战争的根源。回顾二十世纪的世界历史进程，充分证明这个论断是正确的。
　　20世纪发生过两次世界大战，世界政治格局发生过三次重大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是一次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殖民地的非正义的战争，是帝国主义列强之间对殖民地的重新划分。其结果是“凡尔赛体系”——这一不平等的世界格局的形成。
　　“一战”及“凡尔赛体系”所造成的结果是：第一，战争完全改变了美国在世界上的地位，“一战”使其他参战的列强，不是削弱了，就是消失了。美国在世界上的主导作用开始显露；第二，这个体制对欧洲地图的重新绘制，是在许多当事国不能参加，或者是参加了也无权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不可能体现民族的因素和历史的因素。在列强支配下所划分的新建和重组的国家边界，给这些国家留下了诸多的“民族碎片”和无穷的隐患。据统计，战后欧洲共有1681万人脱离了民族母体而成为它国的少数民族。“凡尔赛体系”创建人之一劳合·乔治承认，在欧洲原来只有一个阿尔萨斯-洛林问题，新的边界确定之后，反而出现了几十个类似的问题。现在，在原苏联、东欧地区出现的尖锐复杂的民族问题，就是这个体系留下的恶果。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帝国主义发动的，是以非正义战争开始的，但战争的进程逐渐使正义战胜邪恶，最后以正义的胜利而结束。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世界格局发生重大变化。在国际政治格局上，随着苏联所控制地区的各个国家相继实现了共产党执政的局面，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政治对抗已经将欧洲分成东、西两个地缘政治区域。东西方冷战历史开始了。
　　两极格局给民族问题带来的影响是：一方面，广大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建立了一系列独立的民族国家。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的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另一方面，有些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被美苏的霸权争夺所掩盖；同时，两极格局还制造了一些新的民族问题，为以后民族问题埋下了很多隐患。因此两极格局被打破后，这些民族问题就一下子爆发出来，并且非常激烈、广泛和严重。
　　80年代末90年代初，冷战结束，两极格局被打破，世界出现多极化发展的趋向。国际形势的发展呈现出两种倾向。一是科技的迅速发展，经济向全球化方向发展，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更加强化，合作的倾向增强；同时，过去长期受到两霸压制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原有的束缚，在国际事务中可以更多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自主性增强了。二是苏联的解体和东欧剧变，打破了原有的平衡，使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实力、地位得到强化，加上美国经济连续几年的发展，经济实力也在增强，霸权主义膨胀。在国际关系中，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更加倾向于干涉别国的内部事务，甚至不惜使用武力，以实现其独霸世界的野心。在今后的一个时期内，国际事务中这两种倾向将长期并存，展开较量。
　　1985年，邓小平根据新的国际形势，明确指出，“发达国家欺侮落后国家的政治没有变”，列宁的理论没有过时，“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是战争的根源”的论点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对列宁主义国际政治理论的捍卫和发展。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世界和平是根本对立的。它们要称霸世界、主宰世界，替代或剥夺各国的主权，替代和剥夺他们作为主权国家在国际上应该享有的政治和经济地位及各种权利，企图建立一种世界任它宰割的“新秩序”。它们提出了自己并不遵守的所谓“民主”、“人权”等口号，要推行“全球民主化”，要去保护别国的“人权”，这是霸权主义的政治纲领、政治宣言。在经济上，它们利用其经济实力推行“经济一体化”，通过它们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经济控制和掠夺，有时还利用政治手段，进行经济敲诈。在军事上，进行疯狂的扩军备战，在政治和经济手段不起作用的情况下，不惜使用武力入侵主权国家。
　　我们还要看到，国家的阶级性，社会的意识形态在国际政治中的重要地位。阶级性、意识形态不同，对于民族问题的认识、看法和处理方式也不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国家观、平等观、人权观和民族观、宗教观是不一样的。资产阶级的民族国家观把民族国家看作单一的主体民族缔造和拥有的国家，主张国内其他民族要放弃自身的民族特征而同化于主体民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原则把非主体民族的成员作为独立的个人来看待，而无视他们的民族属性，因此仅仅侈谈他们的公民权利而拒绝承认他们的民族权利，诸如此类的观点，决定了他们在民族政策的制定上所能达到的最大的限度。
　　就世界而言，一定的意识形态也对民族问题产生很大的影响。所谓意识形态就是指在一定历史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思潮。联系到人们所谈论的民族问题，自近代以来与民族问题相关的主要政治思潮分别有种族主义、同化主义和多元文化主义等等。在种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许多国家对一些种族和民族进行隔离和歧视，有时甚至不惜进行残酷的屠杀。当年，纳粹德国屠杀犹太人、吉卜赛人，所依据的就是种族主义的理论。同化主义虽然比种族主义是一个进步，但实质上仍然是民族歧视，同样给后人留下了无法弥合的创伤。多元文化主义仍然与真正的民族平等有着很大的距离。
　　现在特别要警惕的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制造的一个新的霸权主义理论——“新干涉主义”，即“人权高于主权”，美国宣称“国家主权不如人权重要”，“我们不是为土地而战，而是为价值观念而战”，“必须对不干涉内政原则的重要方面加以限制”等等，这种理论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传统的“炮舰政策”的翻版。根据这种理论，他们可以对国际法进行粗暴的践踏，对伊拉克、南斯拉夫等主权国家公开进行武装干涉，对我国的内部事务进行指责。
　　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世界民族问题上，还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新情况，对此，只有站在邓小平理论的高度，站在国际政治的高度上，对复杂的世界民族问题，才能有清醒的政治头脑。
　　（二）从国际经济发展的新环境中观察和研究当代的世界民族问题
　　经济是一切社会问题的基础，民族问题也离不开这个基础。一个国外学者曾说过，政治上获得自由但经济上受奴役的人民终究会失去所有的自由，而经济上获得自由的人可以继续赢得政治上的独立。经济问题、利益问题是一个民族赖以存在、发展，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决定性因素。正因为如此，经济问题始终是影响世界民族问题的重要因素。
　　当代国际经济的最大特点是经济全球化或经济国际化。今天的全球化一方面表现在经济、科技和文化方面的先进性，将造福于人类，并为将来共产主义的实现提供丰厚的物质基础；它使落后国家和地区能够更多地接受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取得更多的资金和机遇，可以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缩短与先进国家的距离，具有社会进步的历史意义；另一方面，全球化对世界各国、各地区都是挑战与机遇并存。全球化是实力的竞争，发达国家在统一的国际市场中，在资源、资金、信息、人才等主要生产要素方面占有优势，是经济全球化的主导方面，因此在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条件下，南北之间的矛盾和磨擦点增加。
　　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占有了资金和技术的主导地位，这是近代以来国际经济力量对比的产物，但首先是帝国主义统治殖民地国家，进行经济剥削和掠夺的产物，包含着极大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性。因此，从另一个角度看，经济全球化也是西方新经济殖民主义向全球扩张的表现。这是在当代国际经济关系中最大的民族不平等，形成了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基本经济主线，是国际政治上的强权主义的经济基础。广大发展中国家尽管在政治上已经实现了解放和独立，但是剥削与反剥削，控制与反控制，垄断与反垄断，掠夺与反掠夺的斗争并没有结束，还在继续，而且会更激烈。总的来说，发展是硬道理，只有实现了经济上的发展和独立，才能取得平等和自由。
　　（三）从民族与宗教的紧密联系中观察和研究当代的世界民族问题
　　世界的民族问题和宗教问题历来就有着特殊的密切的关系。从民族方面看，目前全世界有2000多个民族，分布在20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宗教方面看，据统计，在全世界的60亿人口中，大约有48亿人信仰宗教。其中：基督教包括天主教有20多亿，伊斯兰教12亿，印度教8亿多，佛教3亿多。还有各种新的宗教不断出现。有30来个国家宣布伊斯兰教为国教。
　　民族与宗教的紧密关系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民族的宗教性与宗教的民族性问题。
民族的宗教性问题
　　自古以来，几乎找不到一个完全没有宗教信仰的民族。世界上2000多个民族，有的民族全民信仰一种宗教；有的民族其成员信仰几种宗教；有的民族部分成员信仰宗教。宗教以民族文化或者是民族亚文化的形式广泛存在于各民族社会生活中，以致在民族文化的区别的要素中，宗教往往是一个最显著的特征，它与民族心理素质、风俗习惯紧密相联。
　　民族与宗教的这种紧密的关系，使宗教自然会在各民族的政治生活及其对外关系中发挥其巨大的能量。在宗教共同体与民族共同体相一致的时候，它往往能促进全民族和国家内部的团结，在两者不一致的情况下，宗教又常常会影响民族的团结和国家的统一，触发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的纷争。特别是在一些经济社会不发达的国家和民族，这个问题显得更加明显。这是因为宗教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往往意味着一种无形而巨大的感染力、向心力和凝聚力，容易获得社会成员的普遍认同，可以鼓舞人们的政治热情和斗争勇气，成为民族斗争中一种特殊的精神动力。无论是巴尔干地区，还是高加索地区和中亚地区都是如此。
　　宗教的民族性问题
　　宗教的民族性是指它与民族的产生、发展和消亡的规律相适应的方面。恩格斯说；“古代的一切宗教都是自发的部落宗教和后来的民族宗教，它们从民族的社会政治条件中产生，并和它们一起生长。宗教的这些基础一旦遭到破坏，沿袭的社会形式、继承的政治结构和民族独立一旦遭到毁灭，那么与之相适应的宗教也就崩溃。”（《马恩全集》第19卷，333页）像现在的基督教、伊斯兰教和佛教这些超越个别民族和国家范围的世界宗教，都是建立在民族宗教的基础上，它们都是伴随着各个相应的帝国扩张而由民族宗教实现世界化的。宗教作为人类社会历史上的一种普遍而重要的社会文化现象，具有巨大的包容性。它包容着雕塑、绘画、建筑的几乎所有的艺术形式，也包含着各种传统的价值、观念及制度。尽管是同一种宗教，但是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民族，就会表现出不同的民族性，譬如，中国的佛教与日本、韩国和泰国的佛教就不同。再如，中国佛教就分为汉传佛教、藏传佛教和小乘（傣传）佛教，分别表现出了汉族、藏族和傣族等民族的文化特征。这就是宗教的民族性。
　　宗教与民族性的结合，有积极和消极的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殖民地人民和被压迫民族以宗教作为它们反抗殖民统治、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大旗；另一方面，宗教也往往成为挑起纠纷，引发事端的重要原因。
　　（四）从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当中观察和研究当代的世界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是社会总问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是在解决社会总问题的过程中解决民族问题。反过来，必须解决好民族问题，才能有利于解决社会总问题。这是一个辩证的关系。我认为需要总结两个方面的经验教训。
　　第一，认真总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衰史。
　　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垮台了，这和他们没有解决好民族问题有没有关系？为什么现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时期，这个低潮和解决民族问题有没有关系？需要认真、冷静的思考，这对于社会主义国家坚持马克思主义，解决好民族问题，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再兴起，并逐步形成新的高潮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二，&认真总结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对世界民族问题的重要影响。
许多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认为，在世界历史上，曾发生过三次大的民族主义浪潮。第一次民族主义浪潮是与上升时期的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的，反对封建主义，要求建立独立的民族国家和统一的国内市场。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是与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是亚非拉殖民地国家要求摆脱对宗主国政治、经济的依附关系，到20世纪70年代，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基本完成。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是在两极格局终结，和平与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国际形势下发生的。总的来说，第一次、第二次民族主义浪潮是革命的、进步的。那么，如何评价第三次民族主义浪潮？它的性质和国际社会的作用是什么？这需要很好的研究。这次民族主义浪潮有一个鲜明特点，就是民族意识、宗教意识、独立意识很强。
　　（五）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出发观察和研究当代的世界民族问题
　　民族问题作为普遍的、世界性的社会现象，历来是人们关注的问题，研究民族问题的理论、学术观点、政策主张多如牛毛，其著作可谓汗牛充栋。这些理论虽然不乏有些合理成份，但是，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性，从总体上说，直到马克思主义产生前，它们都没有科学地解释民族问题的本质，没有指明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
　　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以来，始终十分关注世界民族问题的发展进程。《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彻底解决资本主义社会民族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必须消灭现存的所有制关系，因为现存的所有制关系是造成一些民族剥削另一些民族的原因”,平等、团结是解决民族问题的基本原则。他们还根据不同的历史时期，对不同的民族问题提出并实施不同的主张。
　　列宁根据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观，结合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民族观，提出了解决民族问题的五条原则：（1）“决不容许对任何民族实行任何哪怕是极轻微的压迫，决不容许任何一个民族享有任何特权”；（2）“要求政治意义上的民族自决的自由，即分离的自由”；（3）“要求国内各民族绝对平等，并且要求无条件的保护一切少数民族的权利”；（4）“要求广泛的自治并实行区域自治，自治区域也应当根据民族特征来划分”；（5）大民族要以对自己的不平等来帮助少数民族实现事实上的平等。除了第二条适用于个别无产阶级国家外，其他内容原则上适用于一切无产阶级国家。
　　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构成了社会主义国家民族理论和政策的基本框架。同时它的一些重要观点也日益被世界的许多国家、特别是亚非拉殖民地国家和人民所接受。马列主义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体现了无产阶级的博大胸怀。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在解决民族问题方面，体现了三条原则：高度重视、实事求是、博大胸怀。1950年，中央访问团到少数民族地区访问之前，在如何对待过去历史上存在的民族剥削和民族压迫的问题时，毛主席、周总理说，你们这次到少数民族地区访问的时候，必须是以“赔礼道歉”和“还债心情”&到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我们既然接受了整个国家这个“家业”，还能不接受旧政权欠下的债务吗？老一辈革命家的生动比喻，充分体现了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胸怀和勇气。
　　由于民族问题的复杂性，与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紧密联系，我们在认识世界民族问题的时候，除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民族观外，也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其它部分。我们还必须坚持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及马克思主义关于宗教问题的理论等等，以指导我们的工作。
　　二、当代世界民族问题的表现特点及原因
　　当今世界充满着错综复杂的矛盾，但最主要、最基本的是以下几个矛盾：第一个是表现为相互激烈竞争的各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即西方国家之间的矛盾，叫西西矛盾；第二个是表现为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关系，即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的矛盾，叫南北矛盾；第三个是表现为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之间的矛盾，即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叫东西矛盾；还有一个矛盾就是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矛盾。世界民族问题贯穿于这几个矛盾过程的始终。我们要认识当代世界民族问题，必须要认识这个世界是民族的世界，不是民族消亡的世界，民族的世界充满着民族矛盾和民族问题。根据民族问题涉及的范围和影响的程度，我把世界民族问题分为以下三个层次：
　　（一）全球性的民族问题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推行强权政治、霸权主义，侵害其他主权国家的民族利益，引起世界人民反强权、反掠夺的斗争，这是当代全球性民族问题的主要矛盾和突出表现。
公元1500年是人类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此以前基本上是东方冲击西方，亚洲冲击欧洲；在此以后则是西方冲击东方，欧洲冲击世界。1500年左右，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新航路的开通，西欧主要民族开始了对外殖民扩张。至20世纪初叶，世界已经被帝国主义瓜分完毕，在全球范围内，世界的各民族被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两个部分。压迫民族与被压迫民族之间的关系，构成了本世纪初世界民族关系的主要内容，并对今天的世界民族问题仍存在重要的影响。
　　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后，新独立的亚非拉国家成为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进入20世纪90年代，两极格局终结，世界力量对比发生严重失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压力骤然加大。强权政治和霸权主义甚嚣尘上，发展中国家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斗争成为世界民族问题的主要表现形式。具体包括两方面：
　　一是东西矛盾影响世界民族问题。
　　东西矛盾的核心是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秩序，是世界和平问题。具体表现在民族问题上，是西方发达国家利用民族、宗教和领土问题推行霸权主义，由此构成了西方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在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人权观和价值观等方面的矛盾与对抗。对社会主义国家来讲，就是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的“西化”和“分化”。原苏联解体后，西方发达国家明显加强了对中亚、西亚、东欧地区的渗透、控制，不断挑起新的矛盾，甚至进行直接的武力干涉。而这些地区恰恰又是历史上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十分集中的热点地带。
　　1991年，在世界格局剧变的时候，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武装入侵伊拉克，关于这次战争的根本目的，一是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通过炫耀武力，企图独霸世界；另一个目的就是为争夺石油资源。1999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以科索沃问题为借口，打着维护“人权”的幌子，对南斯拉夫实行狂轰滥炸。在这两次战争中，西方国家企图重新霸占世界的本质暴露无遗。
　　二是南北矛盾影响民族问题。
　　南北矛盾是围绕着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展开的，其中的核心问题是贫困问题和发展问题。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掠夺和经济制裁，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经济落后和贫困的根源，是历史上列强侵略和殖民统治的继续，包含着极大的不公平和不平等性。西方国家凭借强大的经济势力，通过资本、技术等方面的优势，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和世界货币基金组织等各种形式，使用“经济制裁”等手段，最大限度地维护自身的利益。无论是在联合国通过的决议，还是美国国会的决议，这方面的例子比比皆是，既表现在双边关系中，也体现在多边关系中。为什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那么难，谈了13年，这里面的主要问题是西方国家的阻挠，他们不希望看到中国强大起来。美国对古巴、伊拉克、伊朗、南斯拉夫等国的制裁，给这些国家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也给这些国家的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
　　第五，经济全球化中的南北问题，是当代世界民族问题产生的国际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