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晴士大夫之族阶层包含哪些派别维新派属于士大夫之族阶层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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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体重合。晚清政治与文化实际上亦是近代政治与文化。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其定义有人作过大略统计,约 161 种。从广义来说,凡是人类创造的都可以说是文化。从狭义来说,一定的文化是指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文化,从儒家思想来解释,文是文德,化是教化。文,甲骨文为 wqu ■■■,为花纹、图样,类似新石器时代中原地区彩陶器上所绘的一种编织花纹的图案,这就是经过人为艺术加工的意思。化,教行也,物纵横无隔阂,引导人向善。文化是经过教育而获得的东西。英文文化为 culture,这个字来源于拉丁文,原义是耕耘,在自然界劳作,从中取得收获物。这个字还有练习、居住、留意、敬神、教养的意思。法文的文化有训练、修练的意思。还有一个词 civilization,原为文化,和文明混用,后译为文明,有文雅、城市、政治的意思,文明是文化发展较高的阶段。所以,文化不是人类的遗传的本能行为,而是人类有意识地用行动改造环境的学问和方式,文化是超脱动物的一切,是人类力量的体(来源:淘豆网[/p-7180005.html])现,是人类存在的方式,人类历史就是文化史。英国著名人类学家对文化下过一个定义:“所谓文化或文明乃是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习惯及其他人类作为社会成员而获得的种种能力、习性在内的一种复合的整体。”①这一定义所包含的意义是:(一)强调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和掌握的东西,它和人的本能的生物学遗传或先天行动方式区别开来;(二)文化的社会性,不是单指个人的,有承前启后的作用;(三)文化不是简单的、孤立的要素的堆砌物,而是诸要素复杂的纵横交错的统一的总体。20 世纪初,西方学者认为文化是群体的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这是一切人群可观察的特色,也是不同社会相区别的模型,不论是文明人和野蛮人都有自己的文化,只要是人群生活的表现。中国近代学者梁启超说:“文化者,人类心能所开释出来之有价值的共业也。”②胡适说:“文化是一种文明所形成的生活的方式。”③梁漱溟说:“文化是生活的样法。”④综合来说:文化就是社会的生活方式,是创造,是民族精神。文化是人类适应自然的方式,文化的结构有三层面说。外层,物的层面,即对象化(来源:淘豆网[/p-7180005.html])了的劳动;中层,是心物结合的部分,包括自然和社会理论,社会组织制度;内层为核心层即心的部分,即文化心理状态,包括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审美趣味、道德情操、宗教情绪、民族性格等。文化是指一个民族或国家长期积累下来的精神财富,包括语言、社会风气、道德规范等。本书稿所讲的文化,着重是思想、理论等,而不是更广泛意义的文化。文化既是一个复合的整体,它的形态,有时代性,每个时代有它自己的文化形态;又具有民族性,每一个民族的居民在长期的共同生活中形成了一种文化,因此,文化带有连续性、传承性,是带有稳定的性质。①《原始文化》,《多维视野中的文化理论》,第 98 页。②《什么是文化》,《饮冰室合集》文集,第 14 册,中华书局 1936 年,第 97 页。③《我们对于西洋近代文明的态度》,《胡适文存》第 3 集,东亚图书馆民国 11 年,第 1 卷。④《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第 3 章,商务印书馆 1987 年。但是,文化又不是一成不变的。人们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化。它本身有一个演化的过程。而且民族和民族、国家和国家之间(来源:淘豆网[/p-7180005.html])的交往接触,互相之间会发生影响,文化形态在民族交往中和其他地区的其他文化相接触中会发生交融的过程。随着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一方面,自然经济遭到破坏,中国本身产生了资本主义,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的变动,人们的思想发生了剧烈的变动。西方文化的输入,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一部分中国人看到西方文化有某些长处,主张向它学习。另一部分中国人则竭力维护传统文化,抵制西方文化,形成东西方文化的撞击和冲突。又有一部分中国人认为中西文化有它相同的部分,或者说可以融合,试图将东西方文化相交融。一方面,西方的科学技术、政治制度、哲学社会科学学说输入中国,另一方面,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需要作出重新认识,重新估价。中国近代民族文化由于中西文化的冲突和交融,由于新旧思想的斗争和更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是政治影响着文化。文化形态本身,哲学、史学、文学的观念也发生着变化,甚至文学形式,如小说、戏剧、诗歌、散文也发生着极大的变化。它们由古典的传统样式发展为近代的样式,为近代政治服务。文化形态适应着政治在(来源:淘豆网[/p-7180005.html])起变化,它既根植于中华民族的悠久历史传统之中,又浸染着世界现代思潮的薰习而加以改变,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状态。中国幅员辽阔,山川阻隔,加上封建自然经济影响,一省内有几种方言,各地民性、民俗各不相同,形成了地域文化。春秋战国时期,儒、法、道三家各是齐鲁文化、三晋文化、荆楚文化。宋朝理学分濂、关、洛、闽四派,也是按地域来分的。明朝王阳明的王学分浙中、江右、泰州、南中、闽粤、北方、楚中等派别。地域文化有延续性、传承性。近代西学东渐,地域文化又发生了变异。按地域可分巴蜀、湖湘、江浙、闽粤、燕京等地区。京剧分京派、海派,经学、史学、诗词各有派别,亦多以地区来划分。近代交通发达,信息传播迅速,商品经济发达,又使各地域文化有相互影响、相互融合的趋势。文化的载体是人,人有各个阶层,因所接受的文化程度不同,形成雅、俗文化。封建社会等级森严,雅俗分得较严,随着近代社会世俗化发展,通俗文化受到广大群众的喜爱,发展很快。雅俗文化相互影响,互相渗透,呈现一种奇异的格调。新旧文化思想的冲突和更替,中西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各地区(来源:淘豆网[/p-7180005.html])文化的对峙和交流以及雅俗文化的分野和渗透,构成了晚清文化绚丽多彩的图景。文化和政治的关系十分密切,政治影响着文化。但是,文化又有相对的独立性,有它自身的特点和规律。对待文化要采取分析的态度,不能绝对化、简单化。例如传统文化是封建社会长期形成的,不等于传统文化全是封建文化,全是反动、落后、愚昧的,应当抛弃。传统文化,以儒家思想为主流,最高统治者帝王利用它来进行统治,不等于说儒家思想全是糟粕。儒家思想中仍有精华,具有人民性的东西。何况传统文化除了儒学外还包含极丰富的内容。又如西方文化即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也不能简单地说资本主义优于封建主义,因此资本主义文化也优于封建文化,要求全盘西化,全部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中国。这种结论也是犯了简单化绝对化的毛病。西方文化有精华,也有糟粕,各民族各国家文化极不相同,我们要经过细致的消化过程,吸取其有益部分,排除其有害的部分,形成自己特有的新的民族文化。本书介绍清朝的儒家思想统治和清朝的文化系统结构,这是一个概貌。一言以蔽之:旧学笼罩。嘉庆道光年间地主阶级改(来源:淘豆网[/p-7180005.html])革派的改革思想,龚自珍、魏源为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是对正统文化的一种逆向文化,他们的思想闪耀着明亮的光辉,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咸丰同治年间是地主阶级经世派的经世思潮,代表人物是曾国藩、王闿运。他们的思想是正统文化的延续和传承。同治光绪年间是洋务派和早期维新派的洋务思潮。早期维新派以王韬、马建忠、郑观应、陈炽为代表,他们的思想进步性强。洋务派代表人物为张之洞,他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使新学与旧学达到了初步妥协,保守性强,是正统文化的复兴和延续。从甲午到戊戌是维新派的维新思潮,代表人物有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他们突破封建保守思想,引导人们进入新的境地。康有为主张中西会通论,在儒学中塞进了西方政治思想的内容,即“援西入儒”。谭嗣同是猛勇无畏的殉道者,他的哲学思想糅合中西,融会佛儒,相当庞杂。杨文会是佛教的弘道者,他的思想在晚清有较大的影响。严复是西学的播火者,他着重翻译社会科学方面的书籍,林纾的翻译偏重于西欧的文学作品。他们两人所运用的文字语言是桐城派的古文,呈现出思想内容新颖和表现形式(来源:淘豆网[/p-7180005.html])陈旧的矛盾。梁启超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他传播西学,掀起了文体、史学、小说、诗歌革命。文体他创造了半文半白的新闻体,后来,报刊上又兴起白话文。史学他主张用进化论贯串研究历史,夏曾佑以此思想撰写了中国古代史。小说他论述其社会功能,随后出现了一批社会谴责小说。诗歌他主张“铸冶新思想入旧风格”,其杰出代表为黄遵宪。旧诗仍以陈三立、沈曾植的江西诗派为主,旧词则以谭献、朱孝臧、况周颐为代表。辛亥革命时期,革命派的革命思潮勃兴,这一思潮也反映到文化的各个领域。诗歌方面出现了革命团体南社,代表人物为柳亚子。他的诗有浓厚的反满情绪,是革命的号角,他对江西诗派的诗表现了强烈的不满。戏剧方面,京剧吸取了各剧种的长处,在内容和表演技巧上不断革新,涌现出像谭鑫培和王瑶卿那样的表演艺术家。京剧还不断上演反映现实生活的时装剧和西方剧目。中国话剧刚刚开始,以欧阳予倩和李叔同为代表。章太炎是资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和学者,在文化上他主张保存国粹,用发扬中华传统文化的精华来宣传爱国主义,从而提高人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王国维(来源:淘豆网[/p-7180005.html])在史学和美学理论方面有深邃的研究。鲁迅早期的思想比较注意国民性改造的问题。总的来说,晚清文化思潮处在一个新旧杂糅、酝酿变革的时期,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近代中国文化思潮才掀起了巨浪,呈现出崭新的格局。桑咸之,浙江上虞人,1931 年 12 月生。195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1956 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1995 年 4 月去世。去世前为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副博士生导师。主要著作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合著)、《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合著),并发表《论康有为的儒学和近代化》等论文。序王汝丰桑咸之教授的遗著《晚清政治与文化》即将付梓了!这是一位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文化史领域数十年勤奋耕耘,执著探索和追求的赤诚学者心血的结晶。咸之生前多么盼望他的这一成果能够问世,以回报他毕生从事的教育事业。然而,猝发的心脏病,使咸之早早离去,成为终身之憾。当我从咸之的几位高足处得知书稿已送交出版社的消息时,心里不觉怦然一动,百感交集,一时竟不知是喜,是悲;是惋惜(来源:淘豆网[/p-7180005.html]),还是欣慰。咸之 1953 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历史系本科。同年到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攻读中共党史专业。我们是同届不同专业的研究生,三载同窗,从此相识。1956 年,咸之毕业后留校任教,两年后,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史学家何干之教授在人民大学倡建中国近现代政治思想史教研室。从此,咸之便追随他所敬仰的这位老前辈,锲而不舍地献身于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直至去世,整整 37 度春秋。咸之为人谦逊厚道,治学严谨,教学工作和学术研究工作都卓有成绩。他撰写或参与主编的主要著述有《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从空想到科学——中国社会主义思想发展的历史考察》等,还发表了不少有关思想文化史的学术论文。晚清政治与文化,是咸之新开的课程。记得 1989 年一天上午,我在校园路遇刚刚下课回家的咸之同志。他说正在给本科同学讲授这门新课,当时题为中国近代政治与文化,并随手送了我一本打印的教学大纲。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课题,我们便在路边就这个题目谈了起来。我为他的思路所吸引,建议他改题为晚清政治与文化,在讲(来源:淘豆网[/p-7180005.html])课基础上,写成专著,提供给《清史研究丛书》。之后不久,我就将这份大纲送交丛书编委会的王俊义同志。当时,编委会正在编制选题计划,咸之此题亦列入其中。1990 年 2 月,咸之突患心肌梗塞住进海淀医院。病情严重,经抢救才得以转危为安。他在医院住了很长时间,写书的事停了下来。1991 年 2 月,我收到咸之病后给我的一封信,看到他那清秀飘逸的字迹,倍感亲切,十分高兴。他在信中谈及写书的事说:昔曾讲晚清政治与文化课,意欲写成一书,承你对我的鼓励,我也雄心勃勃,跃跃欲试。可惜一场大病,乃至辍笔。何日重新写来,尚不可知,心中惦念,在医院中成诗五首,出院回家,续成共十六首,录下赠给老兄,请欣赏把玩,不吝指教批评。只要微躯尚存,大脑健全,一待有机会,仍想完成宿愿,将此工程竣成。我翻开录赠的诗十六首,跃入眼前的第一首,竟是《&晚清政治与文化&序》:欲为近代设坐标,思想轨迹细画描;欧风美雨渗中土,新旧嬗递起狂飚。雅俗纷呈态各殊,南北对峙异格调;湘蜀浙粤诸家出,论坛文苑领风骚。此下,便是以近代思想文化名家“定庵”、“滌生”、“南海”、“任公”、“又陵”、“左庵”、“观堂”(王国维)、“亚子”、“仁山”(杨文会)、“迅翁”、“实庵”(陈独秀)、“欧阳翁”(予倩)、“琴南”、“曼殊”、“太炎”为题的十五首。现都已附于书中。咸之学识广博,很有才华,我常向他问学讨教,但我并不知道他长于诗。诗十六首是我第一次读他的诗,自然分外欣喜。可是我又不懂诗,尤其是旧体诗。但是诗的平实清新和真挚的感情,我是深深感觉到了的。“诗言志”,其中可见其志向,见其见识,见其治学的根柢。更令我为之一震的是,一个大病初愈的人,竟如此执著于对学术的探求,若非对事业怀有炽热的追求和忠诚的责任感,是绝不会如此“痴情”的。当时,我以为如信中所述,咸之一时是不会再执笔写书的。清史研究丛书此时也因经费困难,不得不压缩选题。《晚清政治与文化》又与早先选定的另一同类选题相重,因而暂时搁置起来。1992 年 12 月,咸之又一次因心脏病住了医院。1993 年 1 月 18 日,他出院不久,又给我寄来一信说:“住院前已完成 23 万多字,全书计十章,已完成九章,本来计划到年底,第十章 3 万多字亦能完成,不料病了,只好为山九仞,功亏一篑,搁置起来”。这封信令我又一次受到震动。原以为他会停止写书计划的,何曾想到他竟以病弱之躯,“发奋执笔”(信中语),完成了十分之九的书稿。这需要何等坚韧的毅力啊!也许,咸之太不重视自己的健康了。然而,在我们身边,许许多多皓首教学与研究的中国知识分子,又何不是如此默默无闻甘于献身事业,忘我地置身于“拼搏”之中,直至生命的最后一息。咸之有一首诗这样写道:户外朔风撼古槐,幽香水仙簇簇开。诗由闲适自然出,学从困勉锤炼来。休纵春光隙间过,留得青山总有柴。推石峰顶永不歇,成败毁誉岂能猜。“推石峰顶”出自西西弗的神话故事。据说,诸神罚西西弗推石上山顶,巨石不断从山上滚下,他重新把巨石推上山顶,一遍又一遍,永不停歇。这也许就是咸之的自况。在完成《晚清政治与文化》书稿的过程中,他经受了病痛的磨难,却仍然不断推石上山。他推的也许不是西西弗所推的那样的巨石,但他奋力在推,不停地推,多么可亲可敬的精神啊!1994 年 6 月 25 日,我收到咸之的第三封信。他说:“三年以来,因心肌梗塞,大病缠身,几经努力,将晚清政治与文化课讲三遍,书稿写成,经你和胡先生审阅,力争出版,不巧,遇到困难,未能付梓”。他知道当今出书太难,心里既期盼又很坦然,特别提了一句:“书稿出版,从长计议,急躁不得,待机再说。”在此之前,咸之已经将未完成的最后一章完成,他曾将前九章书稿交我一读,又送请胡绳武教授提意见。绳武同志是咸之很尊敬的大学本科时的老师,80 年代受聘到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执教,因而有缘又与咸之同校共事,师生而兼师友,情谊甚深。我和胡老师先已读过九章,继而又通读全部书稿,前后两遍,我们几乎都是一口气读下来的。这是因为,晚清政治与文化,是研究中国近代历史文化变化发展不可或缺的课题。政治与文化,都是一定社会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二者虽然各有其自身特质的规定性,然而又有着极为紧密甚至不可分的联系。在中国近代社会历史急剧变化发展的每一阶段上,政治风云的激烈变幻,中西文化的尖锐碰撞和冲突,新旧文化的矛盾和嬗递,政治与文化的这种急剧变化发展以及相互的联系和相互的影响,都因时代的特点而显得十分突出。而以往的研究中,常常重此略彼,或是重彼略此,未能专门地全面地加以探索。咸之此题,立意在此,不能不引起我们极大的兴趣,一读不能释手。此外,咸之的文笔本来就很流畅,加之他对思想文化史研究的积累很丰实,又熟悉近代历史文化掌故,深入浅出,有不少独到的见解,读来很吸引人,是一本颇值一读的好书。书稿虽然完成了,但此时清史研究丛书经费仍极困难,选题计划已经改变,书稿出版几乎完全陷于停顿。但直至咸之去世前,出版的事也还断断续续仍在进行,虽然都未能落实,咸之和不少热心的师友仍都抱有希望。不料,1995 年 4 月 9 日清晨,咸之又一次突然心肌梗塞,竟至不起,安详地永离“静园”的书斋而去,我们为失去这位辛勤的园丁和益友而哽咽。现在,咸之的书稿终于要出版问世了。这要感谢咸之的几位硕士研究生黄小玲、陈日发、王世理、周亚权、阎润渔、杨国华等同志,是他们在咸之去世之后,多方奔走,甚至自己筹集出版所需费用,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支持下,才能使咸之的宿愿得以实现。这是他们对老师真情的回报和纪念,我为他们的诚挚深情深深感动。他们要我为书稿写序,我惶愧不敢当此,然而又义不可却,想到咸之为撰写此书给我的三封信,正是咸之最后五年学术探索历程的记录,展现了咸之生前顽强地“推石上山”,对学术兢兢业业,执著追求的精神。我把这种精神作为对自己的激励,于是写了如上的话,表达我的哀思、敬意和怀念。1996 年 1 月 26 日于北京西苑第一章 清朝的文化系统结构满族贵族入关,赶走了李自成,进入北京,建立了封建统治。明朝经过明末农民战争的急风暴雨,李自成打进北京,明亡,南明维持了一阵子,又亡了。王夫之称其为天崩地解的时代。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斗争,满族贵族和汉族的民族斗争接连不断,终于,清王朝站稳了脚跟,清兵入关,征服南方,闯关屠城,剪发留辫,血腥镇压。等到全国平定后,便考虑用什么思想做统治思想,清朝皇帝考虑仍用儒家思想,这表示满族贵族与汉族统治者在文化这一点上有共识,儒学适合于统治人民,而且可以解除汉族知识分子的恐惧心理,有助于社会秩序的稳定。清朝是满族贵族和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专政,需要吸收汉族封建士大夫来为其皇室效力。吴伟业(梅村)、钱谦益(牧斋)降清。吴为国子监祭酒,钱为礼部尚书,招这些人来做官,对稳定清朝统治有好处。但吴、钱内心很矛盾,被斥为降臣,史书列入贰臣传,至死惭愧。而有人保持气节,不投降,不为清朝的官,江苏昆山顾炎武、浙江余姚黄宗羲、湖南衡阳王夫之,顾是经学家,黄是史学家,王为哲学家,他们学问好,有名望,坚持抗清,隐居不出。清朝便想一些办法。一、尊崇孔子,提倡读经。二、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三、聘请士林学子,开馆修明史。四、编纂大部头类书,将一大批学者集中京都,钻研学术,保存文化。这些措施产生了一定的效果。经书,是指封建专制政府法定的古代儒家典籍。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和统治阶级的需要设五经、九经、十三经。易经、书经、礼经、诗经、春秋为五经。礼分仪礼、周礼、礼记。春秋为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谷梁传,加上孝经、尔雅、论语、孟子共十三经。经书是专制政府进行文化教育思想统治的工具,也是专制政府培养提拔统治人才的主要准绳,知识分子读着它,只能理解,不能怀疑。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一书中解释的内容,也只能背熟记住,不能怀疑,更不能发挥自己的见解。这种思维方式和学习方法使人思想僵化,狭窄,经书成为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康乾盛世,政治稳定,经济繁荣,而文化上则大兴文字狱,帝王存在着一种猜忌心理,害怕士大夫知识分子反满情绪的潜在滋长,于是捕风捉影,无限上纲,罗织罪状大加惩罚,使知识分子噤若寒蝉,恐惧万分,造成一种压抑心理,只好远离现实政治,埋头于故纸堆中。晚清文化结构系统的形成和这一特定的政治背景密切相关。第一节 理学理学是义理之学,又叫宋明理学。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大盛,清朝是恢复宋代的程朱理学,故又称宋学。王阳明心学是理学的一个流派,讲即心是理,理不用外求,返观内心便行,其极端便变成“束书不观,游谈无根”,发展到民间,成为“狂禅”,“满街都是圣人”,“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如李贽。有的学者没有什么真实的学问,欺名盗世,空谈心性。明亡,顾炎武总结明代的历史经验教训,认为空谈心性,整天置四海穷困不言而专讲危微精一是要亡国的。因此,他讲“舍经学无理学”,学术上要务实,提倡实学。一是贵创,读书要贵于创新,勤奋读书,学识广博,考证,不要抄袭古人,模仿古人,要有自己的见解。二是博证,博赡贯通,有根有据。三是致用,经书的学习要和时务结合起来,通经致用。顾炎武还有抗清的思想。后来清朝的学者将其博证一点加以发挥,形成考据学,而致用一点被淹没,未得到发展,直到晚清,通经致用思想才逐渐提倡,至于排满反清思想更成为潜流,直到革命派才又将它提起。清初,反王学成为主流,清朝皇帝选中了朱熹的理学,用它来统一人们思想。康熙为《朱子全书》作序,说朱熹理学裨益政治,是内圣外王之学,又说:“朕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下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内外一家。”1朱熹的牌位进入孔庙大殿列于十哲之次。满族贵族子弟也学习汉族语言文字、儒家经典以及书法,接受儒学文化。这里皇帝的着眼点是以理学统一全国思想,使各民族思想上有共识,使之有凝聚力。皇帝在上面提倡,社会上便形成风气。当时著名的理学学者有陆陇其、张履祥、陆世仪、王懋竑,名臣兼名儒有汤斌、李光地、魏裔介、魏象枢、张伯行、熊赐履、张玉书等人。陆陇其()字稼书,浙江平湖人,康熙进士,当过知县和御史,耿直而淡恬,推崇朱熹的理学为正宗,极力排斥王阳明的心学,由于他尊朱黜王的宣传,被后来的理学家推崇为清初理学传道的首要人物。张履祥()字考夫,浙江桐乡人,所居曰杨园里,故学者称杨园先生。陆世仪()字道威,号桴亭,江苏太仓人。他们都生于明万历三十九年,明亡后没有做官。张伯行()字孝先,号敬庵,河南仪封人。康熙进士,累官礼部尚书,辑有《正谊堂全书》。陆、张、陆、张四人,被后来的理学家推崇为清初理学传道者。首先,这批学者反对讲学。他们认为明朝讲学太盛行,结果成为清谈,误国。陆世仪说:“天下无讲学之人,此世道之衰;天下皆讲学之人,亦世道之衰也。”②张履祥说:“近见时流讲学之风,始于浮滥,终于溃败,平日所深恶也。”①他们认为讲学聚众易闹事,便提倡著书,如纪昀也如此。其次,讲稼稿。他们主张一边读书,一边耕种田地,进可以做官,退可以务农,有农业、家园作为基础,能吃得苦,甘于过朴素贫困生活,才能做堂堂正正的人。张履祥说:“学者舍稼穑外别无治生之道,能稼穑则无求于人而廉耻立,知稼穑之艰难,则不敢妄取于人而礼让兴。”他又说:“人知作家计须苦吃苦挣,不知读书学问与夫立身行己,俱不可不苦吃苦挣。”②所谓吃得菜根,百事可做。第三,这些学者讲道德品行,行为拘谨,值得人敬佩,有些名臣还有政绩。但有的学者便学问不多,做事能力差,他们只背诵朱子的话,以博得帝王的欢心。更差的便是一批“乡愿”,甚至是空谈性理的假道学了。第二节 汉学汉学是考据之学。清朝恢复东汉考据学,故称汉学。汉学从经学派别上讲是古文经学,从研究方法上又称朴学。朝廷崇尚程朱理学,学术界知识分子则钻研考据学,造成清朝学术思想1①《朱子全书·序》,《朱子全书》卷首。②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7 册,第 99 页。①《饮冰室合集》第 17 册,第 96 页。②《饮冰室合集》,第 97、96 页。极兴盛的局面。汉学的兴盛,原因是多方面的。一,学者认为理学偏重讲道德修养,伦理哲学,没有什么可以发挥的,而汉学包括音韵、训诂、考据、校勘等学问,其中大有用武之地。二,承平日久,城市经济发达繁荣,社会生活安定,创造了一个安静读书的客观环境。龚自珍得到一本康熙年间的旧本制举之文,感慨得很,写了一首诗:“红日柴门一丈开,不须逾济与逾淮,家家饭熟书还熟,羡杀承平为秀才。”③说明那时的气氛很适宜于做学问。三,清朝康、雍、乾三朝大兴文字狱,康熙朝戴名世南山集案,雍正朝吕留良、曾静案,查嗣庭案;乾隆朝胡中藻案、沈德潜诗案等等,都遭到杀头、流放、家属没籍、开棺戮尸等种种惩罚,吓得知识分子噤若寒蝉,不敢议政,只好埋头于故纸堆中,从事汉学,诠释故训,究索名物,这样与世无患,与人无争,找到了一个逃避现实政治的避风港。四,江浙皖一带出版业蓬勃发展,有钱的淮商,出资刊刻学者的书籍,给考证工作提供了良好的印行条件。五,当时还有一些身居要职的学者如毕沅、阮元等人的奖掖提倡,聘请学者修纂大型书籍,对促进汉学研究起了积极作用。这些学者出现在乾隆、嘉庆两朝,称乾嘉学派。汉学分为两派:一为吴派,另一为皖派。吴派的代表人物是惠栋。惠栋()字定宇,江苏吴县人。惠氏世代传经,书香门第,祖父惠周惕,父亲惠士奇是康熙进士,著名学者,家中藏书丰富。他在这样的环境里,饱读经书,日夜讲诵。中秀才后,考举人未中,便没有做官,闭门读书,钻研经术,著作有《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他对易学尤为精通。他的治学方法,从研究古文字入手,重视音韵训诂,以求经书的原义。他认为汉代学者都是学有师承的,训诂由经师口授,古字古训,非经师不能辨,而魏晋以后,治经者随便用俗字代古字,使经书的原意尽失。所以他便从文字音训以求义理,在语言文字的研究方面下了极大的功夫。这是一种科学的、严谨的方法,使经籍的研究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惠栋推崇汉学,便尊信和固守汉儒的经说,甚至是“凡古必真,凡汉皆好”。其实,汉儒解经并不都是正确的,完全株守汉学,在学理上没有新的、更精辟的见解,这实是惠栋汉学的局限性。吴派还有江声、余萧客、王鸣盛、钱大昕、孙星衍、洪亮吉等人。王鸣盛()字凤喈,别号西庄,江苏阳湖人。他继承惠栋的学风,信古尊汉,述而不作,著《尚书后案》专门发挥东汉郑玄一家之说,东汉其他的经说都放在次要地位。他还以治经的方法治史,著有《十七史商榷》一书,对史迹、职官、制度都有校勘和考证。钱大昕()字晓征,一字辛楣,号竹汀,江苏嘉定人。淹贯经史,博通群书,他精通经学、史学、天文、历算、音韵、训诂、金石、词章等,有《潜研堂集》,其中《二十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元史艺文志》尤为有名。他对音韵学研究造诣很深,发现古音无轻唇音、舌上音等,对历史学的研究也颇有成就,《二十二史考异》一书对浩繁的正史作了系统和详细的考证,清代学者对此书极其推崇,评价很高。①皖派的代表人物是戴震。戴震()字东原,安徽休宁人。出③《吴市得旧本制举之文,忽然有感,书其端》,《龚自珍全集》下册,中华书局 1959 年,第 457 页。①这样一类的书还有赵翼编著的《二十二史札记》,连同上述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清代学者推钱书为最高,王、赵次之。参见《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饮冰室合集》专集第 17 册,第 291—292 页。播放器加载中,请稍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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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大体重合。晚清政治与文化实际上亦是近代政治与文化。什么是文化?众说纷纭,其定义有人作过大略统计,约 161 种。从广义来说,凡是人类创造的都可以说是文化。从狭义来说,一定的文化是指一定的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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