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四风”必须不断深入。反“四风”是一项长期任务，是一个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再发现再解决的过程，如果仅限于已经改正的问题，必然驻足不前，失去存在的意义。所以，反“四风”就是要勇于发现新问题、善于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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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报:对贪腐案件严查快办 提高腐败&死亡率& (1)
11:39:51 &中国军网 & &
&&&&原标题：在坚决减“”遏“增量”中推进反腐倡廉建设&&&&　　习主席在今年2月12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强调，用最坚决的态度减少腐败存量，用最果断的措施遏制腐败增量。这一重要论述既表明了我们党坚决铲除腐败的决心态度，也指明了开展反腐败斗争的高标准严要求。我们一定要用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统一思想和行动，认清形势任务，坚定意志信心，扎实有效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夺取这场攻坚战、持久战的决定性胜利。&&&&　　在领悟要义中增强行动自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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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反腐新思路初现“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
中央反腐新思路初现“当前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十八大召开后，经历了3个月的思考、座谈与调研，新一届中央领导层在反腐问题上的思路愈加清晰。舆论称，百日新局“开得不错”，展现了新气象和新气息，抓住了问题也抓住了民意需求。履新首日，日，习近平总书记即高调反腐，谈到“打铁还需自身硬”。不到一个月后的12月13日，中组部有关负责人证实，中央候补委员、四川省委副书记李春城涉嫌严重违纪，已被免职。此外，重庆北碚区原区委书记雷政富落马。重庆九龙坡区原区委书记彭智勇等10人被免职。而因作风问题，中央编译局前局长衣俊卿也自食其果。上月23日，在全体中央纪委委员、各省级纪委书记共170余人参加的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明确宣示，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之前，各级纪委多强调“三个更加注重”：更加注重治本、更加注重预防、更加注重制度建设。在这一背景下，王岐山“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的新提法显得颇为新颖。如何“治标”？习近平在此前一天的中央纪委全会上亲自作答。习近平强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媒体评论说：“尤其是提出‘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可谓切中腐败顽疾的要害。”这一思路已经践行在十八大召开后对于贪腐官员的查处上。据记者统计，十八大以来，各级党委政府及司法机关已经宣布了至少15名厅级以上干部落马、12名厅级以上干部免职的信息，其余级别官员数量更多。十八大以来中央六次反腐表态【日】 中共十八大报告指出：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日】 第十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委首次与中外记者见面会上，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表示：打铁还需自身硬。一些党员干部中发生的贪污腐败、脱离群众、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问题，必须下大气力解决。全党必须警醒起来。【日】 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课上，习近平强调：近年来我们党内发生的严重违纪违法案件，性质非常恶劣，政治影响极坏，令人触目惊心。【日】 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京召集8位在各自领域学有所长的专家学者参加座谈会。他强调：党的作风关乎人心向背，关乎党的生死存亡。信任不能代替监督。【日】 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强调：从严治党，惩治这一手决不能放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日】 在中央纪委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王岐山强调：要深刻认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和艰巨性。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六次表态 密集程度罕见，且用词严厉中共十八大刚刚过去3个月的时间，中央新领导层关于反腐倡廉工作的重要表态已经高达六次之多，密集程度罕见，且用词严厉。第一次当然是十八大报告。报告直言：“这个问题(反腐)解决不好，就会对党造成致命伤害，甚至亡党亡国。”此后，习近平和王岐山对于反腐的多次表态更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其中，“打铁还需自身硬”、“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踏石留印、抓铁有痕”、“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等形象化的表达更为民众所熟记，令人印象深刻。梳理这些重要宣示，其中的政治逻辑清晰可见。在反腐政治目标上，中央新领导层的意志很清晰，就是“三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了做到“三清”，首先需要的是明白当前反腐工作的国内外客观形势，对此，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一次集体学习的讲话中就指出：“近年来，一些国家因长期积累的矛盾导致民怨载道、社会动荡、政权垮台，其中贪污腐败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大量事实告诉我们，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为了应对这一客观形势，习近平表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他还强调：“对一切违反党纪国法的行为，都必须严惩不贷，决不能手软。”作为中共反腐工作的最高分管领导，王岐山甚至将未来一年的反腐节点一一跟下属数算。面对全体中央纪委委员和各省级纪委书记，王岐山说：“目前要盯住春节、两会，坚决刹住用公款搞相互走访、送礼、宴请、旅游等不正之风。接着抓好五一、十一，再抓元旦。以抓铁有痕的劲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抓下去，经常抓、长期抓，必见成效。”王岐山还表示，要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另外，“加强党的纯洁性建设”也在逐步落实，最近一次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专门研究了这一问题。习近平强调，少数党员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组织纪律不强，甚至思想蜕变、腐化堕落等等。这些问题影响着党员队伍的生机活力，影响着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削弱了党的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必须切实加以解决。专家分析 反腐侧重点经历几轮嬗变王岐山提出的“坚持标本兼治，当前要以治标为主，为治本赢得时间”这一新思路与王岐山任职北京市市长期间对于北京交通拥堵治理的思考具有高度一致性。在去年12月25日刊发的《求真务实 尽责奉献——— 记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王岐山》人物特稿中，新华社记者如此写道：“面对北京日益拥堵的交通，王岐山清醒地意识到，北京刚刚进入交通拥堵的历史时期，解决这一问题，要标本兼治，疏堵结合，当前以治标为主，治标是为治本赢得时间。”自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以来，“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惩防并举、注重预防”16字一直是我国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方针，并写入了中共十七大、十八大报告之中。新任中央纪委书记有关“当前要以治标为主”的表述是否意味着中共在反腐倡廉工作的基本方针上已经发生了改变呢？中央党校政法部教授林喆给予了否定的回答。林喆认为，所谓治本是指在制度上防治腐败，而治标是指惩治正在发生的、老百姓深恶痛绝的官员腐败案件，“治本是制度建设，但制度完善是一项长期的工作，在目前制度还不完善的条件下，只能先惩治已经暴露出来的腐败问题。“在治标的同时，也要注意治本的问题，反腐工作根本上还是要从制度上下工夫。”林喆注意到，十八大后，中央惩治腐败的力度在逐步加强。对于习近平“老虎”、“苍蝇”一起打的表述，林喆从历史角度考察后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反腐工作侧重点经历了几轮嬗变。“改革开放前期，反腐工作比较注意县处级、厅局级官员的惩处，涉及省部级官员的较少；等到北京、天津等地相继发生一些涉及省部级官员甚至中央政治局委员的案件后，反腐工作又侧重于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到了2008年、2009年时，各地爆发出不少‘蚁贪’时，反腐重点又转向了基层官员。”林喆说，“这一次习近平的表态意味着今后的反腐工作将不再区分官员的级别，一视同仁地予以打击，发现一件查处一件。”正如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所说：“有腐必反、有贪必肃，不断铲除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土壤，以实际成效取信于民。”一位地方纪委人士对记者表示，中央新领导层的提法是非常好的，“关键还是落实下去，从以往的实践来看，真正贯彻落实是最难的事情”。地方跟进试图踏准中央反腐节拍十八大后，地方党委政府试图踏准中央对于反腐倡廉工作的节拍，与中央保持一致。一个最典型的案例是，在中央改进工作作风八项规定发布后，各地都先后出台了落实八项规定的细则，并祭出了明察暗访、公开曝光、组织处理、纪律处分等多种处罚措施。各地报章上有关当地高档饭店门前冷冷清清的报道更是屡见不鲜，饭店业者抱怨不断。地方官员对于官员财产公开的积极表态则是呼应中央反腐倡廉工作的高声宣示。在去年11月份的中共十八大和今年1月份的地方两会上，官员财产公开毫无意外地成为热门议题，诸多出席的官员被频频问及对于该项制度的态度，他们的回答也毫无意外地是：“如果中央有要求，我愿意带头公开财产。”另外，传媒学者也捕捉到，去年以来，尤其是十八大后，地方政府在网络舆情的应对上改进不少。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张志安 (微博)注意到，从去年开始，地方政府开始更加重视网络舆情了，“事情一闹大，公权力部门就会马上介入，纳入到常规的组织程序里进行调查核实，然后再进行回应”。这一点在各地纪委表现得最为显著。张志安坦承，在应对网络舆情的过程中，各地政府也更懂得如何避免网络举报全面开花以至于全面失守的地步，于是也在研究更巧妙的策略。比如一定程度上鼓励纪委开设政务微博，并开放私信功能，接受大家实名举报。以重庆不雅视频事件为例，继对雷政富立案调查之后，1月24日晚，重庆官方又将该市10名官员、国企高管免职。这批被集体免职的厅局级官员，均涉及不雅视频。“只要当地政府对于涉嫌违纪违法官员迅速处理，不管这种处理是所谓断臂求生还是痛定思痛都是一种进步，应当予以肯定。”张志安说。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沈阳注意到，与之前相比，十八大之后，有关部门对某起网络举报事件启动调查的条件要宽松许多，“一旦转发量达到一定程度，一些网络名人和传统媒体一转，当地有关部门就会介入，事件就会得到很快的处理”。 据《东方早报》十八大后落马厅级以上官员姓名 落马前职务 落马(公布)时间吴永文 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13年1月郭 超 安徽省合肥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2013年1月赵建明 马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 2013年1月黄小虎 安徽军工集团董事长 2013年1月冯湘勇 广东省云浮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 2013年1月江捍平 深圳市卫生和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 2012年12月李亚力 山西省公安厅副厅长兼太原市公安局长 2012年12月汪建设 安徽省黄山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 2012年12月李春城 四川省委副书记 2012年12月梁道行 广东省深圳市原副市长 2012年12月王有明 山西省国土资源厅原副巡视员 2012年11月单增德 山东省农业厅副厅长 2012年11月陈弘平 广东省人大农村农业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2年11月吕英明 广东省国土资源厅副厅长 2012年11月雷政富 重庆市北碚区委书记 2012年11月十八大后被免职厅级以上官员姓名 被免职前职务 被免职(公布)时间彭智勇 重庆市九龙坡区委书记 2013年1月范明文 重庆市璧山县委书记 2013年1月韩树明 重庆市长寿区区长 2013年1月艾 东 重庆市石柱土家族自治县县长 2013年1月罗登友 重庆市交通局纪委书记、监察专员 2013年1月谢华骏 重庆机电控股(集团)公司董事长 2013年1月周天云 重庆市地产集团董事长 2013年1月何玉柏 重庆国际信托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3年1月罗 广 西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3年1月粟志光 重庆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2013年1月衣俊卿 中央编译局局长 2013年1月曲松枝 四川省成都市红十字会党组书记 2013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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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彻底点才对！
现在的官员不是这里垮了台就去那里上任，这里腐完了就去别的地方腐嘛!
& && &如果这个制度设计有缺憾，那么做官本来就是一个悲剧！中国人从来都是好了伤疤，忘了痛。例如薄熙来，他让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搞运动式的唱红打黑，他就怎么忘了他父亲在文革怎么挨整？母亲怎么惨死的呢？一个没有制度性保障的社会，每个人的命运随时都生活在不确定之中，我真的希望党国精英多多思考一下中国向何处去？我们应该怎么做？治病必须治本，治标只是延长痛苦而以！
& &一部法律或者制度的出台，国人不是想怎么去执行而是在研究怎么去规避，所以出台再多的法律和制度都是等于0。
查看完整版本:黄苇町：正确认识当前形势，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
来源：理论网&&&&作者：&&&& 16:01:00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央纪委二次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经常抓、长期抓，必须反对特权思想、特权现象，必须全党动手;决不允许“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决不允许有令不行、有禁不止，决不允许在贯彻执行中央决策部署上打折扣、做选择、搞变通;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让全党全体人民来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如何正确认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怎样建立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为什么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治腐?怎样通过反腐败为改革扫清障碍?针对以上热点问题，记者专访了《求是》杂志研究员、红旗出版社原副总编辑黄苇町教授。
　　正确认识当前党风廉政建设形势
　　记者：近些日子党内和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声音，担心在经济下行时，反腐败和纠风动作太大，会影响宏观经济稳定;还有人担心，由于腐败活动牵连的人太多，深查下去会影响政治稳定。您如何看待这两个问题?
　　黄苇町：从经济生活的表层，或者从一个短的经济周期来看，这种担心不能说是空穴来风。“八项规定”公布后，首先受到重大冲击的是豪华酒店、高档餐饮旅游业、高端烟酒和奢侈品销售。据中国旅游饭店业协会的数据，2013全国680家5星级酒店的全行业营业额同比下降25%左右，其中的餐饮、会议收入下降将近20%。但也使人们更清楚地认识到，过去这些行业的生意火爆，很大一部分是建立在畸型的公款消费之上的，是对属于全体纳税人的公共财富的虚耗。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能靠公款支撑起这些行业。因此，根本的办法还是通过落实“
八项规定”形成的倒逼机制，促使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市场化转型，把过去主要瞄准集团购买力转向社会购买力，努力拉动起中国老百姓的消费。现在很多五星级酒店由依靠会议消费和公款宴请转向接待旅游团队和婚宴。很多游客都反映，花同样的钱，吃住标准都提高了。还有几千元一瓶(斤)的高端烟酒茶降价促销，从100%的暴利降到30%甚至20%以下。凡是搞经济工作的人都知道，一般行业和企业能有20—30%的利润率已经非常难得了。因此，这才是这些暴利行业向正常市场的回归。而由公费看戏支撑起“半壁江山”的演出市场,随着企业赞助和政府采购的急剧减少，请“明星”走穴少了，票价也更加亲民。这一切都说明，短期的阵痛才能带来这些行业的长期健康发展，有利于转变发展方式。因此，如果从经济生活的深层或者一个长的经济周期看，这种暂时性困难，恰恰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推动改革的重要机遇。而与高端消费场所营业额下降相伴随的，是党政机关和国有企事业单位“三公支出”的急剧减少。2013年中央国家机关“三公”经费减少35%,31个省份本级公务接待费减少26%。与此同时，当年中央预算对民生的投入明显增加：教育支出增长9.3%，企业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10%，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13.9%。特别随着城乡医疗保障体系的全覆盖和大病报销标准的提高，医疗卫生支出增长27.1%。尽管这几减和几增的规模不同，并不能说后者之所得就是前者之所失，但公款高消费行业的萎缩和与民生关系密切的领域得到更多资金支持、更快发展，都会促使社会消费和分配结构更加合理化。
　　对于人们议论较多的干部不作为问题也要具体分析。首先，绝大多数党员干部是有作为的，否则就不可能在国际经济形势非常严峻的情况下，很多方面还是保持了良好的发展态势。但有些地方干部不作为的现象确实比过去多了。有人讲：过去有些党政机关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现在变成了门好进、脸好看，事不办。这里，有的人是因为现在不敢索贿受贿了，没好处了而不作为;有的人则是本身问题一大堆，不知哪天会被请进去，也没有心情作为。但他们过去都干了什么呢?有的是通过雁过拔毛、层层剥离建设资金，弄出一大堆豆腐渣工程;有的靠大拆大建创造GDP、出政绩。现在我们沿海地区城市，每建造100万平米新建筑，往往就要拆除30-40万平米的老建筑，被拆除的大多都在正常使用年限内甚至刚建不久的建筑。所以我国被人们称为“世界上最大的建筑浪费国”。他们现在不作为也比乱作为好。至于还有些担心瓜田李下讲不清楚，不敢涉足招商引资，不敢为建设项目开绿灯的人，在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后，随着权力运行的透明化，各项制度的规范化，以及随着对不作为者的问责淘汰机制和对廉洁从政干部的正向鼓励机制的形成，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很快改变了不作为的态度。而且，对于外商和国内的企业家来说，政府和官员的清正廉洁其实是最重要的投资环境。南亚很多国家比我们的劳动力价格要低得多，他们为什不去?有的原苏联东欧国家劳动者的文化素质全世界最高、自然资源也最丰富，为什么吸引的外资和我国不是一个数量级。就因为从海关腐败、警察腐败到税务腐败，使企业到了“不上供就寸步难行”的地步，有些狮子张大口的敲诈勒索，可以使他们的无形成本大到无法承受的地步。我国通过反腐纠风，投资环境改善了，外商投资和经营的积极性也必然会大增，在华欧洲商会就非常欢迎我们的反腐。而且，高压反腐产生的威慑力，使干部“不敢腐”的目标已基本达到。仅这一条，就能每年直接减少数千亿元的腐败和奢靡损失。这些都不是表面的统计数字能够反映的。王岐山指出，新一届中央上来还不到两年，不要着急，这种成竹在胸的乐观态度，正是基于这一系列判断之上的。
　　至于担心腐败活动牵连的人太多，深查下去会导致“人人自危”，从而影响政治稳定的说法，不仅有害，也与实际情况不符。即使不讲我们党内集中了中华民族绝大多数最优秀的人，不讲没有共产党人就没有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成就这两个最基本判断。有腐败动机的人要搞腐败也要满足另外两个条件，一个是有腐败机会，更重要的是要掌握公共权力。现在权力高度集中仍是我们领导体制的主要特点，在一个上百人的机关里，局处级干部很多，但在人财物上真正有支配权的人，也就那么几个人。因此我们已经查处的腐败案件来看，一把手经常要占到40%，绝大多数党员干部、包括领导干部并不具备腐败的“资格”。有的人跟着喝汤，有这样那样不廉洁行为的并不少见，但与以权谋私的腐败，毕竟是不同质的概念。当然，这些问题也不能小看，这也是我们党高度重视作风建设的一个重要原因。但也必须看到，很多领导干部还因不肯同流合污而受到排斥，成为腐败活动的直接受害者。一些贪官的落马就是直接源于其他领导干部和老同志的不断举报。至于一把手和要害岗位的领导干部，由于我们党在任用管理上更严格，甚至是精挑细选，也决定了他们的平均素质会更高，政治抱负会更大，有的禁不住权力的诱惑而失足，但“不想腐”的也会更多。这个基本事实，决定了腐败分子再多也是很少数，说我们的绝大多数领导干部是好的、比较好的绝不是套话。因此，当前的高压反腐，不仅得到广大党员群众的拥护，得到几百万公务员的拥护，也得到了各级领导干部包括绝大多数老同志的支持。实际上，一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落马后，因为一般群众对他了解不多，最高兴的是那些知道他种种劣迹的领导干部，因为他们看到正义终于得到伸张，这必将进一步增强我们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建立健全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记者：腐败的本质是权钱交易，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约监督，防止权力越界和失控，成为谋取部门和个人利益的工具，是反腐败的核心问题，您认为应该如何打造科学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
　　黄苇町：当腐败只是作为偶尔发生的个案存在时，可以从个人的道德品质上寻找原因，如果腐败不断地大面积发生，甚至出现前任官员被惩处，被精选出来的接任者又接二连三出事，这就不能仅归结于个人道德了。正反两方面的教训告诉我们，反复发生的问题要从规律上找原因，普遍发生的问题要从体制机制上找原因。王岐山讲，十八大以后首先要通过严厉查处腐败案件，通过治标来为治本赢得时间，最后落脚点还是在治本上。也就是要通过体制机制创新，使官员们从“不敢腐”变为“不能腐”、最后到“不想腐”。而我们党在推进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建立长效机制上，可以说是在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中取得成果最多、效果最好的。
　　我们党是在中国长期执政的党，各级党政干部是公权力的主要执掌者，现实的政治体制，决定了中国的反腐和纠风首先要依赖于党内程序的权威，以党内程序的制度化、规范化来塑造党内反腐制度。习近平在中纪委三次全会上强调，要强化党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统一领导。要求各级党委(党组)要切实担负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责任，纪委(纪检组)要承担监督责任。什么是主体责任?就是要明确各级党委是党风廉政建设的主体，各级党委特别是主要领导不抓党风廉政建设就是严重失职。这一要求是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的。因为，至今还有一些地方和部门的领导，认为自己的主要责任就是要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做出成绩，把反腐败工作看成只是纪委的事。甚至把二者对立起来，担心纪委“添乱”。大量事实证明，我们近些年来揭露和惩处的一些巨贪，多数在工作上都是精明强干甚至颇有建树的。他们的胆大、有魄力，既体现在工作上，也表现在贪腐上。特别在个别政治生态恶化的地方，是与非、罪和非罪的界限都被“从众心理”搞模糊了。因此，如果一个地方风不清、气不正，毁掉的不是一个干部，可能是一批干部、一片干部。因此，王岐山在十八届中纪委三次全会的工作报告中提出，对发生重大腐败案件和不正之风长期滋生蔓延的地方、部门和单位，要实行“一案双查”，既要追究当事人责任，又要追究相关领导责任。衡阳人大代表贿选窝案，不仅导致涉案者受到党纪国法处理。对此案负有领导责任的地方主官——时任衡阳市委书记、湖南省政协副主席的童名谦也因渎职被“双开”，最近还以渎职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使他成为十八大以来第一个因追责而落马还受到刑事追究的省部级干部。
　　十八届三中全会还要求，推动党的纪律检查工作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线索处置和案件查办在向同级党委报告的同时必须向上级纪委报告。全会提出了两个“为主”，即“查办腐败案件以上级纪委领导为主”和“各级纪委书记、副书记的提名和考察以上级纪委会同组织部门为主”，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这样，既坚持了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领导，坚持了党管干部的原则，又保证了纪委监督权的独立行使，有利于加大反腐败工作力度。但纪检监察权也是一种公权力，纪委权力大了，对纪委人员的监督工作也必须加强。在王岐山同志召集的一次专家座谈会上，他就对有的专家提出的“信任不能代替监督”这句话非常欣赏。现在一个领导干部被调查后，家属和有牵连的人员必然如热锅上的蚂蚁，通过各种途径找人了解案情、疏通关系。纪检干部也生活在社会上，成为被公关的对象，有的抹不开亲情或情面，出现帮助打探情况、甚至关说的现象都不奇怪。因此，对于监督权力很大的纪检监察干部也要进行监督。在今年3月的中纪委内设机构改革中，根据中央“打铁还需自身硬”的要求，新设了纪检监察干部监督室，被人们称为“纪委内部的纪委”。现在中纪委已通报了40多名违纪的纪检干部，其中四川和山西这两个腐败的重灾区带出来的最多。包括中纪委第四监察室主任魏建等正局级的一线办案官员。我们常说自己的刀不能削自己的把，现在在“中纪委自己的刀削自己的把”。这种反腐败不论涉及谁都一查到底的决心，对腐败活动产生了很大的震慑力。
　　记者：您认为抓好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最关键的环节是什么?
　　黄苇町：当然是要从领导制度上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新时期腐败活动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权力与资本高度结合，权力与市场紧密结合。因此，首先要减少政府对企业微观经济行为的过度干预，减少不必要的审批。行政审批制度的实质是政府的管制，它在市场经济不成熟的早期起到了维持正常市场秩序的作用，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这项职能依然过多地集中在政府手中，就会抑制市场活力，也容易产生腐败的寻租活动。从国家能源局一个副司长家里就可以搜出上亿的现金，发改委副主任刘铁男打一个招呼，他儿子的账户就可以进帐上千万，足以说明审批权腐败的能量有多大。新一届政府多次削减国务院各部门的行政审批事项，包括数以百计“含金量”很高的审批事项。李克强指出，这是削权，是自我革命，会很痛，甚至有割腕的感觉，但这是发展的需要，是人民的愿望，要“言出必行，说到做到”。不仅因为这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而且因为只有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介入，才能斩断权钱交易的链条。
　　习近平同志强调，要“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这是新一届党中央科学有效防止腐败的主要思路。大量事实证明，从严执纪固然可以遏制腐败，但腐败的实质是以权谋私，如果管不住权力，仅针对各种具体的以权谋私行为发禁令，必然堵不胜堵、防不胜防，迫使纪律越订越多、越订越琐细，而相比随着形势变化出现的各种花样翻新的以权谋私活动，永远慢半拍。因此，要从根本上铲除腐败滋生蔓延的土壤，管住权力是根本。管不住权力，即使老虎被打死了，武松又会变成老虎。因此，十八届三中全会以后，要进行的一个重要改革措施，就是要对一把手过于集中的权力进行适当的分解，包括一把手不直接管干部、财务和项目投资等。这既是对权力的制约，也是为了保护我们的重要领导干部，不要让一些居心叵测的人以为搞定了一把手就搞定了一切，从而把他当作可以用糖衣炮弹密集轰击、千方百计拉下水的对象。
　　习近平同志要求，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各项改革举措，也要体现惩治和预防腐败要求。过去我们的改革，单兵突进的多，成龙配套的少，改革发展的不平衡造成很多腐败机会。例如改革开放初期的生产资料价格“双轨制”，产生了很多“官倒”，而一些地方国企改制的匆忙推进，更造成了很多“经理人自肥”现象。习近平说，价格双轨制，肥了多少人?国企改制，又肥了多少人?等到制度规范了、法制健全了，已经有一批人钻空子暴富起来了。结果是“跑在前面的砍了尾巴，跟在后面的掉了脑袋”。因此，总书记说，今后的改革要同防范腐败同步考虑、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堵塞一切可能出现的腐败漏洞，才能保障改革健康顺利推进。如果推出一项改革，对可能出现的腐败机会还没有有效的防治措施，那就说明这项改革还不成熟，我们宁可晚一些再推出，这样才能保障改革健康顺利推进。
　　加强反腐败体制机制创新，也要突出顶层设计。包括改革党的组织制度、干部人事制度，才能创造干部廉洁从政大环境。过去专家学者谈让干部“不想腐”时，往往只从“高薪养廉”角度谈。现在看来不全面。首先，要选用那些既是能人、更是贤人，道德底线很高的干部，他们天然就不耻于做那些蝇营狗苟、以权谋私的事。其次，要通过加强教育，增强一般干部的宗旨意识。第三，就是要制定合理的待遇，不能让廉洁从政的干部吃亏，使他们能够凭着自己的合法收入过上和身份相称的比较体面的生活。应该说，这方面的制度建设还比较落后。现在干部的工资待遇、办公用房、用车等方面的新制度都在制定和实施之中。总之，一要节俭，二要实事求是，这样才能让干部更好地履行职责、为群众服务，这也是教育实践活动后期建章立制的一个重要原则。
　　依法治国必须坚持依法治腐
　　记者：您特别提到法治对反腐的作用，而在10月召开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将是我们党历史上第一个专题讨论加强法治建设、坚持依法治国问题的中央全会，会上还要作出一个专门决定，将依法治国确立为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根本方略。这也必将为反腐败斗争带来新格局和体制机制的新变化，您认为将会带来哪些新变化?
　　黄苇町：刚才我曾讲到，十八大之后，王岐山同志说过，反腐败的治标要为治本赢得时间。现在经历了一段大张旗鼓的治标之后，腐败蔓延的势头得到有效遏制，已经初步具备了向治本转变的条件。而在2013年初的十八届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就指出：“要善于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反对腐败，加强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反腐倡廉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让法律制度刚性运行”。这实际上是指明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化反腐的新路径。
　　第一，长期以来，中国式反腐的主要“路径”一般是先由同级纪委双规、调查取证、发现基本犯罪事实或线索后，经党内处理后再“移交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2013年以来，中纪委从法治反腐的角度，对反腐败有关部门的职能定位做了一定调整。只要查清主要犯罪事实或者有一件可定罪的事实，就将案件移送检察机关，由检察机关进行侦查和起诉。纪委不再负责案件的具体指挥协调工作，这是一条非常重要的改革。这样做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意义：
　　首先，有助于规范办案流程。现在，纪检监察部门要“两规”、“两指”一个干部，仅几班倒的监护工作，最少就要占用12个人以上，副省级城市以上尽管都是以武警战士为主，但遇到案情复杂的，两三个月下来办案人员的精力牵扯还是非常大的。而“两规”、“两指”对象，多数都已涉嫌贪污贿赂等刑事犯罪了，党内执纪部门做了很多执法部门的事，也存在着与现行《宪法》、《刑事诉讼法》等国家基本法律相冲突的问题。稍有不慎，出现安全事故，即可能导致纪检监察机关的形象受损。尽管在现实条件下，这个手段还不能取消，但要尽量缩短使用时间和范围。
　　其次，有利于发挥检察机关作为法定办案主体的作用。与纪委相比较，国家授予司法机关办理案件执法手段更多，例如像监听、跟踪、搜查这些手段，但是这些手段纪委不是都可以用的。在纪委调查期间，很容易因打草惊蛇、出现犯罪嫌疑人家属和同伙销毁证据、转移财产导致错失办案时机的情况。而且，法律对司法机关办案期限，如何调查取证的要求更规范，也有利于保护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益。现在中纪委查办的案件中，“两规”时间较长的都属于需要深挖的腐败窝案，主要是弄清还有那些党员领导干部违纪违法。属于个案的，一般都在较短的时间内移交给了检察机关，所以现在对反腐主力军的提法也有变化，不再只提纪委一家，而同时强调纪检监察机关和国家的检察机关都是反腐的主力军。
　　最后，有利于缩短纪委的战线，更好地发挥纪委的领导作用。纪检监察机关作为党和政府内部的监督机关，除了要抓党员领导干部腐败大案要案的查办外，还有一项不可替代的主要职能，就是搞好党内的纪律检查，如果分散了精力，容易忽视对违纪案件的查处。习总书记强调，要“坚持抓早抓小，对党员干部身上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纠正、早查处”，因为如果在作风问题上抓大放小，其实是抓了少数放过了多数，而不良风气对多数干部的腐蚀作用是很大的。我们这样做一是给干部提个醒，这个问题你不要踩线越界，越界了就会被处理。习总书记要求加大执纪检查力度，因为只要及时查处违纪违规行为，并且点名道姓的公开曝光，没有什么不良风气不能纠正。还有，我们常说要让干部“不敢腐”，干部敢不敢腐主要不是取决于惩罚有多重，而是取决于能不能把其威慑住。如果100个人违纪违法只揭露和惩处了四五个，惩罚再重也会有很多人有侥幸心理，如果100人违纪我们能及时处理七八十个，即使只是党纪政纪处置了，也能产生很大的威慑力。因为党员干部也是要面子的。如果被点名道姓地通报曝光，有的人会认为自己的脸皮已经被当众扒下来了，感到无地自容。而一些想在收买权力上投资的人，也会认为他的政治前途黯淡了，在他们的眼里，这个干部也就从“潜力股”变成了“垃圾股”，不在花那么大的投入去收买他了。这样反而可能挽救了这些有人格缺陷的干部，使他们不至于发展到产生惊天腐败大案的地步。
　　第二，推进司法体制改革，也是三中全会和即将召开的四中全会的重要内容。要坚持司法机关独立行使司法权的宪法原则。包括改革审判委员会制度，完善主审法官、合议庭办案责任制，让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必须明确，坚持党对司法工作的领导绝不是可以随便干预具体案件的审判。过去有些地方党委，在查处涉及人多面广的腐败串案窝案时，片面追求稳定,
强调缩小打击面,
甚至突破法律规定出台从宽政策。例如，在查处黑龙江韩桂芝、马德案时，曾决定贪污受贿5万元以下的主动自首退赃的可以免于追究，因为涉案人员较多、贪污受贿数额较轻，做这样一个特殊安排还情有可原。而到了2009年的茂名贪腐窝案，因为牵连到200多个县处级干部，当时也是为了避免产生太大的震荡，规定贪污受贿50万元以下的退赃交代后，可以不予追究，最终移交司法的官员只有20多名，从依法办案的角度讲，这样做是不行的。因为50万已经相当于一个处级干部几年的年薪，与一般群众的收入相比就更多了。中央巡视组发现后，今年4月高调复查茂名窝案，以政协主席为代表的很多人又被重新“两规”，这就体现了依法治腐的要求。
　　第三，过去在查处腐败案件时，有的地方存在两种倾向。一个是“选择性办案”。有的犯罪嫌疑人想靠揭发他人立功减刑或能免死时，办案人员就呵斥他“谈你自己的事，少扯其他的”。其实是怕他牵出更多领导干部来，使问题复杂化，以致长期不能结案。由于该查不查、该严不严、给予有些人法外照顾，就使反腐败的公正性受到很大损害。我们后来查出的一些腐败大案的主角，很多都是以前的漏网之鱼。现在要求“不管涉及谁都一查到底”，也是对过去一些地方办案思路的颠覆。二是“选择性定罪”。因为至今仍有很多地方在查处腐败案件时，只计算收受的现金和房产。把一般的收受礼金、礼品、招待旅游等，作为人情往来的“灰色收入”，未计入犯罪金额。其实从法律角度看，除了合法收入，就是非法收入，不存在所谓性质不清的“灰色收入”。不仅礼品、招待等变相行贿的金额要记入，价值较大的实物礼品也要折算成货币计入涉案金额，超过一定数额就要追究刑责，这在关于刑法的司法解释中早就有。但现在仍有很多干部认为，只要自己不收钱就没关系，这是一个很大的思想误区。
　　此外，在查处受贿犯罪时，对于行贿犯罪、“贿赂中介”、协助受贿的相关人员也要追究刑责。过去有的检察部门为了固定犯罪证据，促使这些人出庭作证，对后者的行贿行为承诺不起诉，这种做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因为行贿者处于弱势地位，经常作为被敲诈勒索的对象。但以福建的赖昌星案为标志，高价收买公共权力已经成为很多商人进攻性的经营手段。为什么现在一些资金密集型和权力密集型行业的领导职务容易成为高危岗位，就因为在糖衣炮弹的密集轰击下，一般人很难顶得住。现在检察机关也加大了对行贿犯罪的打击力度，2013年，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行贿犯罪5676人，但仅今年上半年，全国检察机关就立案侦查行贿犯罪4397人，同比上升37.6%。
　　第四，我们广大政法干警在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等方面做出了重大贡献，每年都有4000多名干警因公殉职，而留下的，是他们痛不欲生的年轻妻子和年幼儿女，以及“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双亲。因此，习总书记指出，我们的政法队伍主流是好的，是一支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能打硬仗、不怕牺牲的队伍，但也必须看到，政法战线反腐败斗争的形势，也和其他战线一样严峻。有的法官在审判案件时通过律师搞利益输送，办人情案、关系案、金钱案等枉法裁判，例如深圳中院的一个分管执行局的副院长，和女律师勾结，达到令人吃惊的地步。还有判决后有的司法人员通过私下交易对罪犯减刑、假释、保外就医;而对于一些没有受害者盯着的罪犯，有的权钱交易活动甚至到了胆大包天的地步。例如日，广东省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因受贿罪，被判10年刑，但就在法庭宣判当天，他竟然从法院直接回了家。这是因为他花了不到10万元钱，买通了看守所所长、医生等人违规获准“保外就医”。直至2011年初省检察院对这一违法的监外执行一案进行立案侦查，因此，习近平同志提出，要以最坚决的意志、最坚决的行动，扫除政法领域的腐败现象，坚决清除害群之马。
　　第五，中央还强调要“完善人权司法保障制度”，必须保障腐败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权利，要严格依法审理案件和处罚腐败犯罪分子,尊重当事人的尊严,确保程序和实体经得起事实、证据和法律的检验。现在公安部门刑讯逼供少了，但变相地刑讯逼供的现象仍然时有所见，如搞在审讯中搞车轮战、不准嫌疑人睡觉等，十八届三中全会后，高法宣布，凡通过冻饿晒烤等方式获得犯罪嫌疑人的供词，都属于要在审判中排除的非法证据。过去我们常说既不冤枉一个好人，也不放过一个坏人，过去重点是放在不放过坏人上，今后必须放在不冤枉好人上。甚至宁可放过了坏人，也绝不能冤枉好人。因为坏人总要做坏事，今天没抓住他，下次也会抓住。但如果冤枉好人，就可能影响他的一生甚至家属子女的生活。而且好人占绝大多数，如果好人可以被随便冤枉，那么大家都会没有安全感。因此，所以习近平总书记特别强调决不允许办冤假错案。对触犯刑律的我们也要慎用死刑和重刑，社会危害不大的可以判缓刑通过社会矫正来服刑。除了每月或每周要向司法所报到、外出要请假外，可以像一般人那些生活和工作。目前我国的社区服刑人员再犯罪率一直控制在0.2%左右的较低水平，说明这个做法是成功的。例如，最近在福州马尾，当一名被判缓刑的、50多岁的社区矫正人员发现一辆货车在山坡上往下溜，危及坡下百余名中学生的生命时，冒着车毁人伤的危险开着自己的车死死顶住了下溜的货车，他的行为受到人们的广泛赞扬。犯罪者并不一定永远是坏人，只是他突破了法律可以容许的界限，他们的合法权利也要得到保障。这才符合依法治国的要求。
　　反腐败为改革扫清障碍
　　记者：您在凤凰卫视“世纪大讲堂”节目中谈到“反腐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助推器”，您认为应如何理解反腐和深化改革的关系?
　　黄苇町：这个问题大家很关注，但不是几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我只想强调两点：
　　第一，腐败是改革面临的最大障碍之一。当前，以各种理由阻碍和抵制改革的，有的是因为思想观念保守怕变，有的因为是现行体制的既得利益群体，但改革最大的障碍，莫过于能够利用现行体制的弊端和漏洞来以权谋私、同时又掌握着重要权力的人。他们反对改革，绝不会讲是因为改革阻断了自己的财路，而是大讲党的利益、国家利益、群众利益，冠冕堂皇地和改革唱反调。其实在他们的心里，什么国家利益、社会正义，甚至老白姓的死活和党的生死存亡等，早都没有任何位置了。他们甚至打着改革的旗号来搞腐败。包括以“城乡一体化”为名侵犯农民利益，以改善城市形象为名，搞不正常的大拆大建，表面是为政绩，背后往往隐藏着惊人的权钱交易，没有什么比这更损害改革声誉了，如果指望这些贪官来领导改革，无异于缘木求鱼。显然，不拿下这些“老虎”和“苍蝇”，改革就会继续空转甚至被歪曲，不管什么样的“顶层设计”都无法推行。而在一些地方和领域，有些位高权重的腐败分子一落马，那些久拖不决的改革措施就能迅速推行，也说明这个道理。反腐越坚决，改革推进就越顺利。因此，中央反复要求，要把反腐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党的建设工作一起部署、一起检查、一起落实、一起考核。
　　第二，依法反腐才能保障改革的健康推进。现在也有一种说法，就是“把反腐败是深化改革的助推器”理解为当前要重点查处那些阻碍和反对改革的腐败官员，这是一种误导。中央强调要用法治思维和法制方式反对腐败，就要坚持
“有贪必肃”、“违法必究”，对腐败“零容忍”。因此，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改革者，只要有职务犯罪的嫌疑都要依法查处，该追究什么责任就追究什么责任。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法律面前没有例外”，任何人都没有豁免权。我们说反腐败具有扫清改革障碍的作用，那只是说它是坚持依法治国、依法反腐的副产品或客观效果。如果依据领导干部对改革的态度，搞“选择式反腐”，这还是“人治”的表现。即使初衷良好,
但从对权力的滥用来看，与触犯法律的腐败行为没有本质区别。
作者简介简介　　黄苇町，1947年生，1975年毕业于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现长春理工大学)。1982年调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红旗杂志做编辑工作，撰写思想评论。1985年起先后任红旗杂志社事业部主任，红旗出版社社务委员，副总编辑。现任求是杂志研究员。
编者按：坚决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是人民关注的重大政治问题。十八届中央纪委三次
编者按：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提出：要积极借鉴我国历史上优秀廉政文化，不断提高拒腐防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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