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仍然存在许多经济和社会鼠标回报率率高的投资机会,主要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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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毅夫:增长速度多高合适?
 & & 在市场经济改革以来的30多年中,中国的平均增长率高达9.8%——这是前所未有的高增长。但自2010年第一季度以来,中国的增长率一直在下降。2014年第三季度,经济增长率降到了相对较低的7.3%。2015年,将制定中国的“十三五”规划。我们将面临一个基本问题:增长目标定在多少?
  在制定一国GDP目标时,首先要明白经济的潜在增长率,即假设内部和外部条件有利、未来增长稳定性与可持续性不会受到威胁的情况下的最快扩张速度。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论证了经济增长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而今天,劳动生产率的改善要么来自技术创新,要么来自产业升级(将产能重新配置给更高附加值的新部门)。
  但位于创新前沿的发达国家处于劣势,要想从新技术中获益,它们就必须创造新技术。相反,发展中国家拥有“后发优势”,因为它们可以通过模仿、进口、综合和许可实现技术进步,成本和风险更低。过去150年中,发达经济体平均每年增长3%,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在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保持着7%甚至更高的年增长率。
  中国在经历了35年前所未有的经济增长之后,还剩下多少后发优势?我们需要考察其技术和产业发展水平与高收入国家的差距。考察这一差距的最佳办法是比较购买力平价(PPP)调整的人均收入。人均收入差距越大,后发优势和增长潜力也就越大。
  2008年,中国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五分之一略多。这一差距大致相当于1951年日本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在此之后的20年里,日本平均年增长率为9.2%;这一差距也大致等于1977年韩国和美国之间的差距,在此之后的20年里,韩国年增长率为7.6%。1967年的新加坡和1975年的中国台湾地区也有类似差距——此后也出现了类似的增长率。由此类推,在2008年后的20年里,中国的潜在增长率应在8%左右。
  但潜在增长率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它是否可以实现,取决于国内条件和国际环境。为了利用后发优势,中国必须深化改革,消除经济中残留的扭曲因素。与此同时,政府应该更主动地克服市场失灵——如外部性和协调问题——这些失灵是伴随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而来的不可避免的现象。
  中国有潜力通过内需——不仅是家庭消费——保持“鲁棒”(Robust,健壮和强壮)增长。中国不缺少投资机会,有充分的产业升级空间和足够的潜力改善城市基础设施、公共住房和环境管理。
  此外,中国的投资资源十分丰富。中央和地方政府债务总和还不到GDP的50%——以国际标准衡量属于低水平。与此同时,中国的私人储蓄相当于GDP的近50%,外汇储备高达4万亿美元。即使面临相对不利的外部条件,中国也可以在短期内依靠投资创造就业;而随着就业岗位数量的增加,消费也会水涨船高。
  但是,外部环境会更加令人沮丧。尽管发达国家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进行了强力干预,启动了大规模财政和货币刺激手段,但很多发达国家的结构缺陷仍没有解决。日本的“安倍经济学”收效甚微,欧洲央行正在步美国和日本的后尘,试图用量化宽松提振需求。
  美国的就业正在增加,但劳动力参与率仍然不高,经济也没有达到衰退后反弹通常可以达到的6%~7%。美国、欧洲和日本可能将经历持续低迷,抑制中国的出口增长。
  因此,中国的增长可能会低于每年8%的潜在增长率。在为下一个五年制定计划时,应该将增长目标定在7%~7.5%,并在此范围内根据国际气候变化调整。这一增长目标有助于稳定就业、降低金融风险、实现2020年收入翻番的目标。
  (作者为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新常态”下怎样的增速才合理
——访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副主任闫坤
& &&&当前,我国经济步入“新常态”,经济发展速度进入换挡期。30多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着高速发展,平均年增速达9.8%。如何看待放缓的经济增速?怎样的经济增速才算合理?哪些因素将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产生影响?如何适应经济“新常态”?
  增速放缓意味着什么
  从今年分季度GDP数据来看,在一季度“爬坡过坎”和二季度“温和改善”的基础上,三季度经济实现了“有质量的回落”,主要经济指标均处在合理区间,增速回落存在多重结构性约束,我国的结构调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记者:今年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7.3%,低于今年前两季度的增长速度。怎样看待放缓的经济增速?这样的经济增速意味着什么?
  闫坤:三季度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速低于前两季度。增速回落存在多重结构性约束:一是我国的全面深化改革面向产业结构、需求结构、供给结构等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二是第三季度世界经济低速增长,外部需求疲弱的外部环境;三是房地产业下滑对相关行业产生较大的下行压力。在这种复杂的结构性约束中,在定向调控没有较大动作的前提下,我国经济仍然保持了中高速增长的势头,说明我国的结构调整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从结构上看,前三季度,我国三次产业增加值之比为9∶44∶47,与2013年第三季度和今年第二季度的数据相比,这个数据变化不大,我国经济结构基本保持稳定。
  从投资的角度讲,今年1—9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增速相较1—8月份回落0.4个百分点。今年1—9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较二季度有所回落,但仍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势头,消费结构有所调整。
  前三季度,我国CPI和PPI出现显著回落,原因指向结构性失衡:一是去年价格上涨的翘尾因素;二是猪肉与鲜菜价格均同比回落;三是烟酒及用品等非食品价格下降;四是内需不足,企业销售下滑,企业库存加速增长,市场供大于求,价格下行;五是国际大宗商品价格下行对工业品价格的形成有较大压力。但在进出口上,前三季度的数据延续了我国今年进出口形势逐季好转的趋势,同时,贸易结构也得到了优化。具体表现是:一般贸易较加工贸易增长更快;与欧盟和美国的双边贸易增长均超过10%;中西部地区外贸出口保持较强动力,东部省市对外贸易所占比重回落;外商投资企业、民营企业进出口增长,国有企业进出口微降;传统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增长,贸易结构进一步优化。
  另外,居民的收入结构也有所优化。前三季度,我国农村居民收入增速快于城镇居民收入,有利于缩小收入差距,同时,可支配收入增长较快,实现了收入结构优化。但增幅同比回落,显示出当前经济增长乏力对居民收入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今年我国的就业面临比往年更加严峻的形势:经济增长面临巨大的下行压力,大学生毕业人数再创新高,农民工进城务工对就业需求和再就业需求较大。
  怎样的经济增速更合理
  目前我国正处于经济增速进入换挡期、结构调整面临阵痛期和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特殊时期。中长期来看,实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能够提供具有持续激励的经济体制和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从而促使社会纵向流动性加快,避免出现社会阶层的固化。
  记者:在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背景下,赋予经济发展一个适度的增速,其意义何在?合理增速的区间为多少?哪些因素将对“新常态”下的经济增速产生影响?
  闫坤:我们在测算我国经济“新常态”时期的合理增速目标时主要对我国资本存量、劳动力要素、全要素生产率三方面数据进行了相关的测算,通过生产函数的计算进而估算出在“十二五”时期,也就是2011年到2015年间,我国的平均潜在GDP增长率约为7.6%。在“十三五”时期的“新常态”下,即2016年—2020年,我国平均潜在GDP增长率将进一步下降到6.7%,但这个6.7%的数据是没有考虑其他影响得到的数据。
  对“新常态”经济增速的判断还要考虑我国实际情况的影响。在政治层面上,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从十八大目标的政治层面看,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时期之后,我国GDP平均增速6.5%以上就可以完成目标。
  从经济社会发展潜力来看,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设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2014年年初,我国发布了《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年)》。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我们通过测算认为,从目前经济社会发展的潜力看,建设新型城镇化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各项需求将使得“十三五”期间,我国GDP增速保持在6.4%附近。
  当前我国经济增长面临各种约束条件,比如债务压力和环境压力。综合而言,我国经济增速的“新常态”也将随着资源禀赋、环境要求、增长限制等因素的变化而变化。我们认为,我国经济增长“新常态”的合理经济增速将从2014年的7.5%左右,逐步降至年的6.0%~6.5%区间。
  怎样适应“新常态”
  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实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需要一个具有持续激励的经济体制和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从而促使社会纵向流动性加快,避免出现社会阶层的固化。
  记者:随着我国经济潜在增速的逐渐下降,全面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制度红利已变得更为迫切。怎样适应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常态”?具体到财政政策,又该作出怎样的选择?
  闫坤:加强宏观调控水平,保持“新常态”下经济的合理增速,为改革赢得时间。宏观调控作为熨平短期经济波动的重要手段,需要注意的最大问题是合理客观地看待经济增速中枢的缓慢下移,适应“新常态”下经济增速目标的调整,不缺位但更不越位。“新常态”时期的潜在增速将持续变化,当前的宏观调控应该首先认识各个阶段不同的潜在增速水平,并力图保持短期经济增速在这一水平波动。
  托底社会政策,大力改善民生。应该加快建立起新型城镇化配套的各项社会保障措施,增加对弱势人群的社会保障投入,加大对在职人员的技术培训,使得社会在经济增速总体中枢下移的“新常态”下保持稳定。具体而言,加快统一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的实施,加快落实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各项目标,加大对医疗、教育等社会公平体系的建设投入。“新常态”下,就业水平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因素,应该花大力气做好相关数据指标的监控,并做好相应的社会救助和保障措施。
  此外,相比过去十年,来自部门之间资源要素有效配置的技术进步效应正在减弱,未来的技术进步将更多地来自部门内部自身效率的提升,这就需要更多改革放权带来技术创新。建议进一步放开行政审批,降低行业准入门槛,加大国有企业改革力度,鼓励中小企业发展,加紧研究和实施各项政策,加快行业内部的兼并重组,化解产能过剩压力,提升行业效率。
  同时,随着我国经济步入中速运行的“新常态”,国家治理的思路需要适应“新常态”而做出战略调整。财政政策选择主要要把握几个要点:一是以经济增长“新常态”为前提;二是为长期制度建设做好铺垫;三是引领世界经济结构调整趋势。
  具体来说,税收的任务主要是进行结构调整取向的税制改革。财政事权的划分原则,要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为大前提,政府活动的宗旨是为市场服务,财政只为政府应尽的职责提供保障。明确中央和各级地方财政分别该做什么和不该做什么。此外,财政部门与非财政部门的事权划分,要改变某项事业支出与GDP或财政收入的规模或增速挂钩的做法,在部门预算和绩效评价的基础上,实现财政资金分配的供需平衡。
(记者 陈晨)
闫坤 刘陈杰: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新常态测算
建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各项需求,将使得年期间的我国GDP增速保持在7%附近。
作为近年来重要的经济术语,“新常态”(NewNormal)一词最先由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PIMCO的总裁埃尔多安提出。尽管在不同领域有不同含义,但“新常态”在宏观经济领域被西方舆论普遍形容为危机之后经济恢复之缓慢而痛苦的过程。实现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经济体,具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具有持续激励,又公开透明的监督机制,从而促使社会纵向流动性加快,避免出现社会阶层的固化。因此,化解经济发展中的种种不平衡,促进社会纵向流动,并不在于一时的经济增长得失,而在于如何适应经济增长新常态,如何测算适度的新常态增速,以及在这一稳健增速下进行的一系列制度改革。
我国GDP潜在增长率呈下降趋势
一般而言,经济体的潜在增速受到供给方面的因素影响。从增长核算方程来看,供给因素包括:劳动力、资本存量和全要素生产率。
在劳动参与率和自然失业率不变的前提下,劳动人口数量减少将直接降低中国未来的潜在增长率。我们根据15—59岁劳动人口的下降趋势,对投资增长率和全要素生产率做出合理假设之后,估计我国GDP未来的潜在增长率。关于增长方程资本存量、劳动力和全要素生产率的主要判断如下。
第一,投资平均增长率将趋于降低。因为经济再平衡的需要,资本回报率也趋于下降。
第二,15—59岁劳动年龄人口持续减少。根据人口方程的测算,年劳动年龄人口平均增长率为-0.28%。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TFP)缓慢下降。年平均每年TFP增长率约为2.9%,而年中国平均每年的TFP增长率约为3.2%。
根据上述对中国增长方程各部分的要素变化判断,我们估算,在“十二五”时期(),中国平均潜在GDP的增长率约为7.6%;“十三五”时期(),中国平均潜在GDP的增长率进一步下降到6.7%,其中,2020年我国GDP潜在增速将降至6.2%左右。
保持合适经济增速以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十八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确保到2020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宏伟目标”,“实现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里的翻番都是剔除通胀因素后的实际增长。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对GDP的要求看,因为年的GDP实际增速分别为9.3%、7.8%和7.7%,我们假设年的GDP增速分别为7.5%和7.2%。那么,为了实现在2020年实际GDP翻一番的目标,年期间的GDP平均增速为6.5%即可。GDP增速的新常态从目前的7.5%左右降至2020年的6.0%左右即可。
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对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的要求看,因为年的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速分别为 9.9%、10.2%和8.1%,我们假设年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实际增速分别为7.5%和7.2%。为了实现在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翻一番的目标,年期间的城乡居民人均实际收入平均增速为6.0%即可。
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存在带动作用
从需求层面看,我国目前正处于全面建设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的关键时期。我们主要从新型城镇化的角度,对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做综合考虑,对“十三五”期间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的GDP增速目标做定量测算。
通过运用面板数据的单位根检验和面板数据协整检验,我们发现,我国城镇化进程与经济发展水平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建立面板数据固定效应变系数模型,从弹性角度分析,我国城镇化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可以维持7.1%的GDP增长。
因此,建设新型城镇化过程中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等各项需求,将使得年期间的我国GDP增速保持在7%左右。考虑到随着时间推移,新型城镇化对经济增速带动作用的减弱,预计我国GDP增速的新常态将可能从目前的7.5%左右逐步降至2020年的6.5%左右。
制约经济增长的三大风险
我国目前正在经历经济增速换挡期、经济结构调整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三期叠加阶段。经济增长面临各项约束条件,如去杠杆化、产能过剩、房地产泡沫、地方政府债务、金融市场风险等。我们认为,制约经济增长的风险主要集中在三大领域: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部分产能过剩的周期性行业。
房地产和土地是金融系统重要的抵押品标的,并且很多地产公司通过信托产品或基金子公司的专项集合理财方式募集资金,其资产价格的剧烈波动将引发巨大的金融风险。同时,“土地财政”的模式使得地方实际可用财力的相当一部分受到土地价格的影响。因此,房地产领域是金融财政风险聚集的重点领域。
地方融资平台的预算软约束和政府隐性担保,使其对融资成本不敏感,发债规模迅速膨胀,特别是县乡等基层政府的债务问题更加值得关注。随着经济增速逐渐回落,而财政支出存在刚性,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将日益增强,一些地方融资平台可能面临资金链断裂,局部爆发债务风险的可能性在增加。
部分产能过剩的周期性行业多为国有企业,承担着解决就业的政策压力,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目前经营较为困难。一方面,国家财政与国有企业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果企业经营面临较大问题,财政可能需要进行救助,增加财政风险。另一方面,这些产能过剩行业的企业,大量通过信托、理财等影子银行系统融资,造成较大的金融风险。
总体而言,追赶型经济体从高速增长期过渡到中高速增长期,都将面临高企的融资成本与逐渐下降的资本回报率之间的矛盾。我们测算的2013年底中国名义资本回报率为9%,目前的综合融资成本在7%左右,二者已经日益接近。按照利率市场化的国际经验,预期我国无风险收益率在未来几年可能还将上升1—2个百分点,而名义资本回报率与经济潜在产出在未来几年却可能呈现逐渐下降的趋势。因此,如果没有显著的技术进步发生,我们将在3—4年后看到中国资本成本超越资本回报率,实际经济运行困难加剧,特别是部分低资本回报率和产能过剩行业所带来的财政金融风险,将显著上升。
参考日韩等经济结构转型成功的经济体,其经济增速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中高速增长阶段,GDP增速都下降了50%左右。其中,高污染、高耗能、低效率的部门逐渐萎缩,新兴消费、高科技、节能环保的行业取得长足的发展,并成为经济的主导产业。考虑我国目前房地产、地方融资平台和部分产能过剩行业的压力约束,并为新兴产业提供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我们认为,这一阶段的经济增速可能为过去高速增长期的50%—60%较为合适,即为5%—6%较为妥当。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税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厉以宁:预测值有利于经济回归到正常的途径
& &&&我们应该看到,在全世界主要的经济体当中,没有一个是把硬性的增长率指标当成奋斗目标的,现在都改成用预测值了。
  如果不改的话,仍然用增长率作为指标,对经济发展是不利的,而且对城镇化也是不利的。比如说定了增长率是百分之几(7%或者是8%),定了指标以后,从中央到各部委到各地方,都会紧紧记住增长指标是多少。这容易形成一种现象,既然宣布增长指标了,我就一定要完成它。这样的话,增长目标虽然可以完成,但是效果往往不好,没有充分体现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完成的过程当中还很可能造成强迫命令,以行政干预为主,甚至会出现新一轮的产能过剩,新一轮为实现增长目标而做出的在生态环保方面的牺牲。
  另外,将增长率指标定为经济增长目标,也不科学。因为经济形势在变,用一种硬性的指标作为增长争取达到的或者是必须达到的指标,我们的工作就会很被动,而且又会出现宏观经济增长的大摇大摆、大起大落、大升大降这样的现象。所以根据这样一种考虑,许多经济学家也包括我在内,一再呼吁要改用预测值作为目标。比如说,我们预测明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是多少,这就是预测。预测并不是一定要完成,但可以争取,形势变了,预测值也可以变,每个季度做调整,如果预测值太高了,就根据情况降低一些。这样做,才能主动而为,而不是被动应付,这样就不会造成很多损失。
  我们知道,路径依赖是经济学里的一个大问题。人走老路走惯了,走老路已经适应了,你让他走一条新路,他可能会说过去没有这么搞过,不能走。路径依赖对我们的经济是有影响的,要克服走老路的习惯。预测值是新的路径,也是世界上许多国家经济发展的需求。中国经济增长应当逐渐转入正常的轨道,预测值有利于经济回归到正常的途径上。比如说,中国经济增长率如果长期能保持6.5%-7%就不错了,这是全世界都少有的。
  到现在为止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领导干部一定要心中有数。问题是什么呢?要懂得,我们的实际增长率,比统计局实际公布的增长率要高。为什么呢?举几个例子说明。
  第一,农民盖房子,在中国从来是不计入GDP的。第二,农民义务劳动性地兴建一些公共设施,比如说在村里修桥、修路,在路边盖一个凉亭,或者说冬天在山区盖暖房(给走路的人烤火),这些都不计入GDP。第三,农村出来到城里当家庭保姆、月嫂和奶妈的,这些也不计入GDP。第四,个体工商户的营业值实际上肯定要比统计的多。
  有人说个体户的数量和缴纳的税在下降,这是不真实的。我国民营企业的产值已高达60%了,也就是说,国有企业的产值要少于民营企业。年终统计的时候,国有企业可能有虚报收入的情况,因为虚报可以增加自己的政绩,但是虚报也不会太多,虚报太多会露馅。但是民营企业不会多报,它能少报就少报。实际上是这样一种情况,民营企业的少报,远远超过了国有企业的多报。
  对这些情况心中有数了,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的实际增长率并没有下降。这样的话,在今后的城镇化建设中,我们可以少考虑些增长指标问题,多考虑解决好就业问题,能解决多少尽量解决多少。新农村建设,实事求是地讲,不要再追求浮夸之风,追求浮夸之风对我们城镇化是不利的。假如把经济增长指标改成预测值的话,相信我们的城镇化会走向健康发展的道路。
  (作者为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名誉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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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现如今做生意讲究回报率,投入若干钱要能收回若干倍,谁都愿回报率愈高愈好。虽然回报率和风险相联系,但是有眼光的商人,总是瞄准回报率最高的项目投资。这里跟大家聊聊,我国古代大商人吕不韦成功的一桩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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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做生意讲究回报率,投入若干钱要能收回若干倍,谁都愿回报率愈高愈好。虽然回报率和风险相联系,但是有眼光的商人,总是瞄准回报率最高的项目投资。这里跟大家聊聊,我国古代大商人吕不韦成功的一桩最高回报率的大投资:
吕不韦是战国时期韩国故都阳翟(也有说他是卫国濮阳人)——即今河南禹县——的大商人。他很会做生意,有商业头脑,是当时的巨富。他做的生意主要是珠宝黄金等贵重奢侈品,投入产出都很大,生意回报率一直很高,是暴利商人。他常在各地大都市奔走, 了解天下大事,很有见识。
这年,他来到了赵国的国都邯郸。为了生意方便,他把家室也安在了这里。
秦昭王四十年,秦国的太子死了。隔了两年,秦昭王立其次子安国君为太子。这个消息传到邯郸,吕不韦有了一个重大的想法 。
安国君有二十几个儿子,其中有一个名叫“异人”(就是后来的子楚),此时正在邯郸当“质子” (人质)——两国相交,为了取信起见,以一个王子或王孙,当作换取和平的“抵押品。一旦两国动起干戈, “抵押品”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各国都不会把太子或宠爱的王子、王孙,派到对方去当人质。 所以,异人(子楚)在秦国王室中的地位,可想而知。他的母亲名为夏姬,不 甚得宠。安国君儿子又多,更视庶出的异人(子楚)为无足轻重,因而把他遣派到赵国去当抵押品。偏偏那几年,秦赵失和,时有冲突。赵国迁怒到异人(子楚)身上,对 他不甚礼遇。异人(子楚)夫妇在邯郸的日子很难过。
此时别具只眼的吕不韦,却认为在境况清苦的异人(子楚)身上,可以大大投资。他 是到过关中的,了解秦国王室的情况。安国君最宠的是一个楚国美人,他被立为太 子后,这位“湘女”被立为正夫人,并有称号,叫做“华阳夫人”。可惜美中不足, 华阳夫人没有儿子。日后谁是安国君的继承人就不好说了,_______经营空间就在这里!
吕不韦以他巨富的身份和这位秦国人质很熟识,有钱人结交权贵容易,况且异人(子楚)是孤独的外乡人呢!当吕不韦发现异人(子楚)有经营空间后,便开始了对他的投资,首先当然要投入大量资金,供这位秦王室不待见的落难公子消费和玩乐。渐渐地吕不韦获得了对方的好感和信任,两人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有一次宴饮,吕不韦对穷愁潦倒的异人(子楚)说:“我有 办法能叫阁下光大门楣。”
异人(子楚)觉得他的话很好笑!自己在赵国虽不得意,倒底是王孙的身分,你吕不韦 只是个有钱的商人,除了帮我点钱财还能做什么呢?说这样的话也是安慰自己而已。所以并不在意,只心不在焉地说:“多谢,多谢!我光大不光大无所谓,能让我安全地活着回秦国就行啊!我倒祝你能光大门楣呀!”
“阁下不知道其中的缘故。”吕不韦胸有成竹,不慌不忙地说:“我要待阁下 得意了,我才能光大门楣。” 话中有深意,异人(子楚)另眼相看了,把他引入密室,屏绝从人,请教他这话从何而 起。
吕不韦说:“安国君转眼就要继承大位。我听说华阳夫人极其得宠,但是她没有儿子,将来要立太子,安国君一定会听从华阳夫人的意见。”
异人(子楚)深深点头,越发凝神倾听。
吕不韦又说:“你既不是长子,你和你母亲均不得宠,如何与你的二十几个兄弟竞争呢?”
“唉!”异人(子楚)叹口气,。。。。。。我困在邯郸,一筹莫展。”
“办法总会有的!吕不韦说,人在赵国不要紧,只要做好公共关系,多奉献亲长,交结宾客,人人 称道阁下之贤,不是就有希望了吗?”
一听这话,异人(子楚)大为兴奋,但马上又垂头丧气了!“做公共关系要钱要人,这都从哪里来?”
“这不是难事。”吕不韦拍着胸脯说:“我为阁下效劳。一切尽管放心!只请按我的计划行事就行了!”他心想,我有的就是钱,有钱就有人。有了人就好办了。
异人(子楚)很高兴,拍着他的肩膀,说:“吕先生,我一定照你的话办。有一天我做了秦王就等于你统治了秦国。”
谈定之后,吕不韦把他全部的现金全都拿了出来, 一分为二,一半送异人,一半留下来另有别用。估计吕不韦当时一半财产也不会是小数目,用当今货币计算可能也是几亿元资金吧!
异人(子楚)平空发了这么一笔大财,第一步就是把场面摆开来,服饰车马,焕然一新, 自然不在话下,最要紧的是重新买一所大房子,多用侍女、僮仆、庖丁,好结纳宾 客。 吕不韦的投资派上了用场,先要为异人制造“望之似人君”的条件,这一切是必不 可少的。
在这段时期,他自己也在默默准备。孤注一掷,花大价钱在邯 郸市场上搜购了不少奇物珍玩,只要东西好,价钱不论。备办好了这份重礼,满载 而南,经洛阳,过函谷,西入潼关。
到了秦国,吕不韦先求见华阳夫人的姊姊,自己介绍自己,说是异人(子楚)遣派的使 者,专诚来献礼物,请她转上华阳夫人,当然其中有一份是属于她的。
谈起异人(子楚),吕不韦为他大大夸张了一番,说他在赵国,声名极盛,四方宾客, 闻风求见的,不计其数。邯郸市上,人人都知道秦国的这位王孙最贤。
“但是,异人在赵国也有痛苦。常常提起华阳夫人,说待他最好。为了想念太 子和夫人,日夜饮泣,不知哪一年才能回国省亲?”
华阳夫人的姊姊,到了东宫,照本宣科,把吕不韦的话,照样说了给她妹妹华阳夫人听。 华阳夫人大为感动,再细细欣赏了吕不韦送来的奇物珍玩,爱不释手,这一下,甚 至于觉得欠了异人(子楚)好大一个情了!
后来,在闲谈时,华阳夫人问安国君:“你这二十几个王孙中,哪一个最贤?”
安国君从没想过这事,便问华阳夫人:“你看呢?”
“在邯郸的那一个!”
“你是说异人?”
“是的。我听得许多人说,异人在邯郸,声名极盛,宾至如归。真 是不辱我大国的体面。”
“噢!”安国君有些奇怪,“异人竟大有长进了?”
华阳夫人没有答他的话,面色凄楚,盈盈欲泪,“我福薄!”她说:“侍奉你至今,不曾生得儿子。你要容许我选一个,等你千秋以后,我的终生才有倚靠。”
“好,好!别伤心。”安国君急忙安慰她,“你尽管自己选。可是看中了异人?”
“异人天性纯孝,在邯郸日夜思念你我。你看,”华阳夫人指着系在腰带 上的羊脂玉的环佩说:“他在邯郸用度也不怎么宽裕,还省下钱来买东西给我。我 不选这么孝顺的儿子选哪个?”
听说异人(子楚)孝顺华阳夫人,安国君大为高兴。立即召东宫官属来办两件事,一件是 奏报秦王,以异人(子楚)立为华阳夫人所生的嫡子;另一件是备办刻有异人(子楚)名字的“玉符”, 远颁邯郸,作为凭信。
华阳夫人办了这件“夫死从子”的大事,十分兴奋。她手里私蓄甚多,本来无 处可用的,现在有了去路,特地召见吕不韦。当面把“玉符”和她赏赐爱子的珠宝 现金,交他带回邯郸——同时,吕不韦受命为异人(子楚)的“师傅”,负起辅导的重任。
各位看官,事情至此,吕不韦的投资第一步成功了,开始有回报了。但这仅仅是开始。还没收回成本呢!
吕不韦这时的身分,已非商人,而为秦国第三代王位继承人的师傅,他在邯郸不仅有豪宅有高档车马,还娶了好些姬妾,其中最艳丽而能歌善舞的一个,是当地“大亨” 的女儿赵姬(也有史料说她是吕不韦早年就相爱的女人),非常得宠,不久她怀了孕。
这天,异人(子楚)到吕不韦那里去喝酒, 一见赵姬惊羡她的美貌,借着酒盖脸,亲自捧觞到主人面前敬酒,要求吕不韦以此美人相赠。
吕不韦并不好色,不过此美人是心爱的赵姬,自然舍不得。 想到异人(子楚)得有今日,完全是自己的力量。他饮水不思源,居然夺人所爱,这真令人生气。吕不韦本可以师傅的身份,大大地教训他一番。 但他想到巨额投资刚有回报岂能半途而废?他已为异人(子楚)倾家荡产的投入,又 何惜此一妇人?吕不韦立即把满心不快慢慢收敛,叹口气说:“唉,。。请宽饮,回头我叫她跟你一起回府就是了。”
异人(子楚)喜不可当,再一次申述了他的诺言,一登王位,决不敢有负师傅恩德。
吕不韦告罪离席,把他的宠姬找了来,说明 经过。然后以极郑重的语气告诫她,千万不可说她已怀有身孕!他为她分析利害: 不说破,则生子为秦王,她就是太后;说破了,即使无杀身之祸,一旦色衰爱弛, 打入冷官要受一辈子的苦。
赵姬跟吕不韦耳濡目染,自然也是个厉害角色,心领神会了吕不韦的话, 辞别故主,高高兴兴地投入异人(子楚)的怀抱。说也奇怪,异人(子楚)不曾发觉她已怀孕,当她生下一子,十分高兴。这个孩子就是后来大名顶顶的秦始皇。秦王姓赢,异人(子楚)把这个儿子取名为赢政。
异人子楚把赵姬立为夫人,她生的这孩子便是嫡子,是王位合法继承人。
各位看官,吕不韦后边追加的这个投资(献出爱妃赵姬),回投也要初见成效了。
不久秦又发兵攻邯郸,赵国忍无可忍,决定要杀异人(子楚)泄愤。吕不韦得到消息,赶紧以六百斤黄金,贿赂关卡上的官吏,偷渡使异人(子楚)出境,逃回秦 国。回国以后的异人(子楚),第一件事就是去叩见华阳夫人。受了吕不韦之教,他穿了楚 国的服装去见母。华阳夫人喜不可言,为他改名“子楚”。这样过了六年,秦昭王驾 崩。安国君继位(即秦孝王),立华阳夫人为王后,子楚为太子。
再下一年的十月秦孝王逝去,子楚终于登上了王位。吕不韦的计划,全部实现。 子楚就是秦庄襄王,他即位后,尊华阳夫人后为华阳太后,生母夏姬为夏太后。吕 不韦做了丞相。封文信侯,“食河南洛阳十万户”——十万户农民所纳的赋税,都 归他所有。庄襄王对他言听计从,自不在话下,华阳太后、夏太后以及庄襄王后, 得有今日,亦都是他当初拥立之功,所以吕不韦在咸阳宫廷所受到的礼遇,在秦国 是前无古人的。
秦庄襄王(子楚)即位三年,一病而亡。赢政即位,这时才十三岁。国事都由太皇太后及 太后(赵姬)作主,于是吕不韦受到更上层楼的尊敬,以王命尊他为“相国”,号称“仲父”。不久,盛年寡居的太后(昔日的赵姬),难耐寂寞,重拾旧欢,以 重金封了左右宫人的嘴,不时密召吕不韦进宫幽会。
这一来,吕不韦等于成了秦国的实际统治者,大贵大富,光是家僮就有万人之 多。门客有三千人之多...至此,吕不韦自己是相父,儿子当了国王,老婆(赵姬)当太后,他不仅富可敌国,而且一家三口都有权有势,江山天下都是他的了!
各位看官,你说他这笔生意多少倍地回收了投资呢?
看来,投资于人回投率是最高的,现如今人们不异惜血本投入孩子的教育,其原因主要还是寄希望于孩子未来的发展。但是与其它投资一样,对人的投资同样有风险的,切不说如今教育泡沫太多,能不能收回成本也不好说;而且,人的变数太大,弄不好血本无归也是可能的呢!
吕不韦的投资很成功,可他晚年却也很悲惨,秦始皇虽说是他的儿子,但这小兔崽子翻脸不认爹,最后把吕不韦流放远方蜀地……那时的四川,是秦国流放罪犯的地方,成年后的秦王赢政觉得吕不韦访碍他的统治,不杀他也不能让他在身边碍事……
吕不韦心里有数,到此一步,去死不远,于是服毒自杀。他的门客悄悄把他葬 在洛阳的北芒山、送葬的却有数千人之多。赢政得知其事,下令查办,并且把他的 子孙撵到了当时的极边蛮瘴之地,就是现在云南保山县以北这个区域,其地在东汉 设县,县名就叫“不韦”。
史书对于吕不韦,多无好评。诚然,就政治而言,他本质上是个别具一格的投 机政客,他的最后失败是必然的。但就另一角度来看,不能不替他可惜。他的雄伟的魄力,独到的眼光,精确的市场 调查,与现代一般的大企业家相比较,毫不逊色。此外,他特别重视公共关系,并且在这方面的设计与执行,已近于 完美的程度。我们只看子楚由一个无足轻重的王孙,到安安稳稳接登大位,其间不 知要克服多少障碍?如果不是公共关系运用得法,即使能够达到目的,也免不了宫 廷喋血,有一场残酷的伦常剧变! 这样一位人物,如果生在今日,也不需使用那些卑鄙龌龊 的手法,一样能在企业界获得很大的成功。
至于他瞄准政治人物不惜血本投地入,以此经营自己的事业,从经济走上政治,这与其叫投资不如叫投机,在如今称为 ”寻租” ,钱权交易等,但吕不韦玩的很成功,他用商人的智慧选择了回报率最高的投资。只是政治风险太大,令他晚年结局很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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