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说南京有个地名,真假的啊?-55BBS 我爱购物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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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说南京有个地名,真假的啊?
有的,“螺丝转弯”位于新街口金鹰购物中心附近，是南京一条小巷的名字，名字怪怪的。小巷不长，却曲曲弯弯的，一眼望不到底，显得深深幽幽。走进“螺丝转弯”，常常如入螺壳，搞不清东南西北。明代南京学者顾起元的《客座赘语》说：“入石城门，往东大街折而北，路曲如环，俗名‘螺丝转弯’。或曰讹也，路曲处乃铁塔寺墙角，寺旧名‘罗寺’，此路值其隅角，故名‘罗寺转弯’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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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红楼梦》中使用了大量的隐语，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容。四大家族“贾、史、王、薛”的姓氏与《乌衣巷》一诗中的“旧时王谢”有谐音双关联系，曹雪芹用“旧时王谢”隐喻了源自南京的豪门贵族的历史命运。
　　正文部分《红楼梦》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它自问世流传起，就受到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喜爱。小说深刻的思想主题、鲜明的人物形象、丰富的文化内涵使无数读者及研究者为之倾倒，从而形成一门独特的学问――红学。书中大量隐语的使用，极大地丰富了作品的思想内容，也为人们准确解读作者的意旨提供了线索，对隐语的研究是红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笔者虽非专门研究者，但多年来亦时时翻阅，在翻阅中突发奇想，觉得书中的四大家族贾、史、王、薛与唐代诗人刘禹锡七绝《乌衣巷》中的“旧时王谢”似乎有些瓜葛。笔者将就此发表一些个人的见解，供大家研究探讨。
　　《红楼梦》被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它以主人公贾宝玉林黛玉的爱情悲剧为主要线索，真实再现了贾府中以及与贾府有关的不同身份不同遭遇的人物的悲剧性命运，揭露了封建社会的种种罪恶，提示了封建社会必然灭亡，封建贵族阶级必然倒台的历史规律。贾府是作者着力描写的封建大家族典型，宁荣二府由盛而衰反映了封建贵族阶级倒台的迹象。小说中的史、王、薛三家和贾家一样，都属于走向没落、崩溃的封建贵族阶级，它们和贾家有着盘根错节地联系。《红楼梦》第四回中说“四家皆连络有亲，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书中作者描写宁荣二府的盛衰荣辱，也多次提到其余三家。表现四大家族权势财富的“护官符”中说“：贾不贾，白玉为堂金作马。阿房宫，三百里，住不下金陵一个史。东海缺少白玉床，龙王来请金陵王。丰年好大‘雪’，珍珠如土金如铁。”可见在鼎盛时期，四大家族都如日中天，不分上下。写贾家败落的同时，作者也从侧面反映了其它几家的败落。交代了史家“嫌费用大，竞不用针线上的人，差不多的东西都是他们娘儿们动手”（第三十六回）；交代王家“自从王子腾死后，王子胜又是无能的人，任他胡为，已闹得六亲不和”（第一百一十回）；交代薛家“京都几处生意，渐亦销耗”（第四回）。
　　为了让读者更准确地把握四大家族的社会处境，从而深入认识其必然败亡的历史命运，作者在姓氏选择上进行了一番思索，借用唐代著名诗人刘禹锡《乌衣巷》一诗主旨，间接而隐晦地向读提供了一个重要信息。
　　让我们先来看这首诗歌。
　　乌衣巷
　　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本诗是刘禹锡最为得意的怀古名篇之一。开首两句用白描的手法勾画出夕阳残照中乌衣巷萧条败落的景象，从而渲染出一种寂寥惨淡的气氛，为后两句怀念往昔发出感慨奠定了基础。以前，这里是东晋开国元勋王导和谢安居住的地方，门前车马往来，十分繁荣昌盛。时过境迁，昔日的豪门大族已经衰败了，乌衣巷成了普通百姓居往的地方，当年栖息在厅堂檐檩上的燕子们，也只好在寻常人家落户了。全诗主旨在于通过乌衣巷的今昔对比，表达作者对历史变迁的无限感慨。
　　那么，《红楼梦》中的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与《乌衣巷》这首诗究竟有何联系呢？笔者认为，它们之间的联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贾、史、王、薛”与“旧时王谢”有读音及意义上的联系。
　　“贾”字的另一个读音为“gǔ”，古时“贾”指坐商。“贾”与“古”同音，古者“旧”也，“贾”与“旧”可以通过读音及意义间接地联系在一起。“史”与“时”谐音，“王”与“王”同音同字，它们之间的联系是显而易见的。“薛”与“谢”读音十分相近，联系“贾史王薛”与“旧时王谢”整体比较，完全要以看作是谐音双关。清代是训诂学（小学）发展的繁荣时期，古音学的发展为训诂学的整体进步奠定了基础。戴震提出“疑于义者以声求之”，段玉裁、王念孙发展了他的学说，提出了就古音以求古义的训诂原则。由此可见，清朝的读书人非常重视研究探讨语音与语义的联系，在这种情况下，适当运用谐音双关的方式向作品中注入一些出于种种原因不想或不便明说和隐藏信息，对于丰富作品的思想内容无疑具有很大的意义。曹雪芹就这样做了，《红楼梦》在许多地方都使用了隐语，这些隐语也大多数读者所解读，从而使这部优秀的文学名著在思想内容上显得更为博大精深。因此，联系全书大量使用隐语的特征，我们可以认为“贾史王薛”是“旧时王谢”的谐音。之所以作为全书重点描写的家族用“贾”而不用其它姓氏，很可能是因为百家姓中没有与“旧”读音相近且较为通俗的姓氏，只好用与旧有间接联系的“贾”。
　　二、“贾、史、王、薛”四大家族与诗中的“旧时王谢”同属没落的豪门贵族，他们有着相同的历史命运。
　　诗中的“旧时王谢”是东晋时期侨居江南的北方士族代表，他们是东晋政权的主要支柱。晋元帝建国后，王导居中执政，王敦在外掌兵，王家势力很大，当时有“王与（司），共天下”之说。晋孝武帝即位后。谢安开始执政，其弟谢石、其兄谢玄、其子谢琰都担任重要职务。无论是王家还是谢家，都曾经是权势赫赫的贵族大臣，但后来随着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和农民起义的冲击，都最终走向了衰败没落的结局。《红楼梦》中的四大家族也曾经盛极一时，然而，历史前进的浪潮滚滚向前，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已经到了崩溃的前夜，封建贵族阶层的处境不过是“百足之虫，死而不僵”罢了。曹雪芹作为一个“无材可去补苍天”的被挤出贵族阶层的没落贵族子弟，前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从而对封建贵族阶层的没落有着切身的感受。追忆往昔，对照今朝，就必然会产生一种时过境迁人世沧桑的感慨。在《红楼梦》中，这种感慨是贯穿全书的感情基调。比如在《好了歌》中说：“古今将相在何方，荒冢一堆草没了。”；在甄士隐为其所作的注解中叹息“陋室堂堂，当年笏满床；衰草枯杨，曾为歌舞场；”；在《飞鸟各投林》中指出“为官的，家业凋零；富贵的，金银散尽；”。正是因为有着上述的感受和体会，《乌衣巷》一诗所表达的深重历史感慨才能与曹雪芹在思想上产生强烈的共鸣，使他进而用诗中的“旧时王谢”隐喻作品中四大家族的历史命运。
　　三、书中的四大家族与“旧时王谢”都和南京有着密切的联系。
　　“贾史王薛”四大家族都“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他们虽然也居住在京城，但都来源于南京（旧称金陵）。《乌衣巷》一诗所涉及的地名及诗句中的“旧时王谢”也居住在南京。用以前居住在南京的豪门大族的遭际暗示书中根源于南京的四大家族的命运，应该说自然而然恰如其分。
　　这种事还是最好请教相关的专家和书籍，不是能一时半会搞定的，当然积累相关的经验是更重要的。
　　历代陶瓷款识的鉴定
　　陶瓷器上的款识，是指在器物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刻、划、印或书写表明年代、产地、堂名、人名、用途及吉祥语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在器底或器身有某种图案款识。由于款识的内容、格式、字体、书法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陶瓷器的断代、断定窑口和辨别真伪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鉴定的一个重要环节。
　　款识的类别
　　陶瓷器上的款识大致可分为六大类：纪年款、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图案款及其它特殊类款。
　　纪年款：纪年款是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一种款识。纪年款可分为两类：一种用当时帝王年号，称年号款，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等。另一种用天干与地支组合的，称干支纪年款，如“皇明天启年丙寅吉旦”、“乾隆丙午”等等。纪年款以官窑瓷器为多，但部分民窑亦有书写年款的。民窑纪年款字体较草率，远不及官窑规整。瓷器上用干支纪年款的以明清时期较多。
　　堂名款：指私人定烧瓷器的所刻、印、书写的自家堂号。内容包括堂名、斋名、轩名、府名、室名、殿名、楼名、阁名等等。堂名款明嘉靖时已见有，如“滋树堂”、“东书堂”等堂号，明代后期流行。入清以岳 各朝皆有，尤以康熙时盛行，如“中和堂”、“慎德堂”、“拙存斋”、“复香轩”等等。
　　人名款：指工匠或私人定烧陶瓷上所刻、印、书写的名字或别名。如三国时越窑青瓷上的“师袁宜作”，唐代长沙窑“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宋代磁州窑“张家造”瓷枕等等。明清时期多见，如“陈守贵造”、“天启元年米石隐造”、“春育主人珍藏”等等。
　　吉语款：指陶瓷器上所刻、印、书写的吉祥语，表示赞颂、祝福。晚明至清代最为流行，如“万福修同”、“富贵佳器”、“天下太平”、“福寿康宁”等等。也有只题一个字的，如“福”、“寿”等。
　　图案款：指陶瓷器上所刻、印、书画的纹祥图案记号，亦称“记号款”。图案款多数为民窑所用。明清两代最为流行，如八卦、太极图、八宝、海、兔、双鱼、灵芝等等。
　　其它特殊类款：还有一些不能归入以为类别的，如“茶”、“酒”、“琅〓”等字，统称为其它特殊类款。
　　款识的起源及其发展
　　远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发现一些刻划符号。如仰韶文化类型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已发现各种刻划符号270个。此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上海马桥、浙江良渚等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不少刻符；青海省乐都、甘肃省半山所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了彩画符号。这些刻或和彩画的符号是我国最早的文字雏形，也是我国陶瓷款识的滥觞。商周时代，瓦和陶器上的刻字，多数为编号，少数为人名。春秋战国时期的砖瓦、陶器上的刻符和文字，各地都有发现，逐渐增多。秦汉时期的陶器和砖瓦的文字非常丰富，所涉及的内容亦较前广泛。陶器上的文字绝大部分内容是反映陶手工业的情况，如器物的编号或记号(一、二、三……等)，制陶手工业的官署名(左司空、右司空、大水、北司等)、作坊名(安陆市亭、栎市、杜亭等)、陶工名(义渠、伙、成、苍等)，另外还有地名(宜阳、新城、蓝田等)、器物所有主名(北园吕氏缶、下贾王氏缶等)、器物置放地名(宫厩、大厩、丽山〓宫等)等等，在瓦当和顺上还开始出现一些吉祥语(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延年益寿昌等)，大凡后世的款识类别，此时大多已具备，开了中国陶瓷款识的先河。目前所见瓷器上最早的款识是浙江省鄞县出土的一件东汉青瓷双系盘口壶，底足刻有隶书“王尊”二字。带有纪年款铭的瓷器，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如南京赵士岗墓出土的一件越窑青虎子，其腹训刻划“赤鸟十四年(251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款铭，不但有纪年，并且有烧制地点、工匠名等内容。浙江省绍兴古墓出土的一件青瓷谷仓，顶部的龟碑正面刻划“永安三年(260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的款铭，内容包括纪年以及祝愿的吉祥语。南京清凉山吴墓还出土一件熊形油灯，上刻“甘露元年(265年)五月造”的款铭。这是三件十分难得的具有纪年款的器物，它为我们正确断代提供了标准器。其款识的共同特点是：釉下刻划，字体近草书。
　　西晋时烧制的一种青瓷扁壶，各地有不少出土，形制奇特，短颈，扁腹，广底，两侧各有系由于发现有的器物底部刻划有“先姑〓一枚”、“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者也”的款铭，才使我们知道，这种青瓷扁壶在当时称为“〓”。汉代文献上记载有一种罂，《汉书》颜师古注：“〓，长颈罂也”。但罂究竟是何物?长期以来不得而知。1972年南京化纤厂晋墓出土一件青瓷长颈鸡首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七字，由此使我们得知器的名称和器物属主的名字，原来这种长颈壶，即称为“罂”，与文献记载相符。
　　唐代陶瓷款识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在釉下用彩书写的款铭出现。从窑口来看，刻划者多数为越窑，用彩书写者以长沙窑为多。其内容不仅有纪年款、人名款、产地款，还有带有商品广告性质的款铭。字体绝大多数为草书，楷书少见。刻划与写的部位皆不固定。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有三行文字：“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847年)三月十四日清明故记之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改换。浙江嵊县出土的一件越窑青瓷罂，腹部刻划“元和拾肆年(819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值壹千文”17字，详细地标明了制作日期、器名、价值。浙江宁波出土的一件印花碗，碗内底有“大中二年”四字，则为内容单纯的纪年款。此外，还有刻划文字的青瓷墓志铭，内容有纪年、人名、事迹等等。
　　唐代长沙窑以彩书写款识，很多具有商品广告性质，这是长沙窑的一大发明，如“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卞家小口天下有名”、“言满天下无口过”等等。在外销器物上，还用阿拉伯文书写“真主最伟大”，以适应和迎合阿拉伯人民的需要。
　　唐代著名的邢窑白瓷中有刻“盈”、“翰林”字款，或书写“翰林”字款的产品，“盈”是宫廷内“大盈”库的简称，表时它们是官府的用品。此外，1978年浙江省临安发现了吴越王钱廖之父钱宽的墓葬，出土19件白瓷，多数底部有’官”或“新官”字样的刻款，这批晚唐时期的白瓷精巧细洁，不是一般的民间用瓷，款识的含义也清楚地告诉了人们。
　　五代越窑青瓷中也有刻“官”字款的器物发现，如浙江省临安五代墓出土的一件越窑双系瓶，腹部刻划“官”字款。
　　唐代至北宋河南瓷窑生产一种瓷忱，枕底往往刻有某家作坊制作的款铭，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瓷枕，枕底刻“杜家花枕”四字。传世品中还有刻“裴家花枕”四字的。宋代瓷器款识远较前代为多，铭文内容有作坊标记、工匠姓名、制作年月、唐诗宋词、吉祥语句、宫殿名称和宫廷用瓷专用款铭等等。总的特点是款识文字趋于简明，仍以刻划款为主，但书款逐渐增多，印款亦较前期增如。
　　清代瓷器款识辨伪：
　　康熙款字特点是挺拔清秀，所写“康”字下半部的“水”字，一般写成“〓”；“〓”字衣无上点。民国时仿康熙款甚多，但字体相似较少，大多相差甚远。康熙珐琅彩器，底款应为“康熙御制”料款，如书六字款则为膺品。
　　雍正款字似一人独写，故有特色，为历代仿写所不及。道光、咸丰和民国时仿雍正款颇多，但字体较大，笔划柔软无力，可以区分。
　　乾隆款识以篆书体为主，所写“乾”字，一般写作“〓”形，但也有不太规距而与之略有差异者，所以，在鉴别中不能一概而论。后世的仿款，光绪时字体粗大；民国时细弱无力。
　　还有一种后加款，也应注意。主要有以下两种方法：(1)在旧器或新器上加写加刻稀有年号，即现存陶瓷中款识少或无的时代，如宋代“绍熙”、明代“洪武”等，使人无法对照比较。(2)将旧款旋切下，再嵌于膺品底部。民国时最为流行，鉴定时要注意圈足底部胎釉的异常痕迹。
　　分辨材质：
　　看颜色：瓷器通常以瓷土为材质，，瓷土有分等级，瓷土高温还原烧结后呈白色，烧结温度越高，白度就越高，烧成白度越白，瓷土就越贵，烧制本就要相对增加。瓷器一般烧成温度通常会在1260度C以上。
　　陶器用陶土为材质，陶土含铁量较高，氧化烧所烧制之作品通常呈现米黄色还原
烧会呈现较深之颜色，依含铁量多寡而定，通常在土黄色～深咖啡色。
　　听声音：青轻敲击作品，如果发出清脆响亮的声音，烧成温度一定较高瓷化程度较好，作品品质也越好。
　　成型方式辨识：
　　一件作品有可能用不同之成型方式完成，用何种成型法在制作成本上占有很大关系，以下是制陶常见之成型方式，与如何判定之说明。
　　旋环机成型法：这种成型方式因为使用模具，所以制作出来的成 品大小几乎是一样的，因为用旋杯机制作，大部分所制作之陶瓷 种类有杯、碗、盘等。
　　注浆成型法：这种成型方式因为使用石膏模具，所以制作速度快 ，制作出来的成品大小也是一样的。在无法用旋坏机成型之陶瓷 作品就要用石膏模成型法来制作，大部分会用在制作如花瓶、动 物、人物等造型。
　　压模成型法：通常此成型法会运用在作品之粗坏的成型，之后在 加以表面处理整件作品，制作出的成品可由内部发现有会有压土 不平整的表面。
　　手拉环成型法：大部分花瓶制作会运用这种成型法，最大辨别之 处就是，大部在作品内部，会留有手拉纹路或修坏痕迹。
　　陶板成型法：这种成型法所制作出的作品通常会有平面及切面， 作品经常是方形或长方形。
　　手捏成型法：制作手捏壶会使用手捏成型法成型，完全以手工及 使用工具制作，制作时由作者自由变化，所以不会有两件相同的 作品。
　　泥条成型法：运用这种的成型法，造型上可多变化，制作出的作 品通常较经致，可畏慢工出细活。
　　手挤环成型法：较大型陶作品通常运用这种成型方式，通常辨别 这种方式可由外部或内部会留有手挤坏纹路或者拍打痕迹。
　　以作品环体颜色分辨烧成法：
　　还原烧：一般瓷土以高温还原烧结后坏体颜色呈现白色。陶土以 还原烧成后，因陶土含铁量较高，会呈现较深之颜色，依含铁量 多寡而定，坏体颜色通常会在土黄色～深咖啡色。
　　氧化烧：瓷土以氧化烧结后坏体颜色呈现米白色。陶土氧化烧所 烧制之作品胚体颜色通常呈现米黄色。
　　以作品釉色辨识烧成法：
　　需要用还原烧成的釉色：铜红、青瓷、钧窑。
　　大部分用氧化烧成的釉色：结晶釉。
　　其他釉色大致上以还原或氧化烧皆能烧成。
　　用以色料烧成的不在上述范围内。
陶瓷器上的款识，是指在器物的底部或其它部位，刻、划、印或书写表明年代、产地、堂名
、人名、用途及吉祥语等内容的文字，也有的在器底或器身有某种图案款识。由于款识的内容、
格式、字体、书法等各方面都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所以，它对陶瓷器的断代、断定窑口和辨别
真伪都有不可忽视的作用，是鉴定的一个重要环节。
款识的类别
陶瓷器上的款识大致可分为六大类：纪年款、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图案款及其它特殊类
纪年款：纪年款是标明瓷器烧造年代的一种款识。纪年款可分为两类：一种用当时帝王年号
，称年号款，如“大明宣德年制”、“大清康熙年制”等等。另一种用天干与地支组合的，
称干支纪年款，如“皇明天启年丙寅吉旦”、“乾隆丙午”等等。纪年款以官窑瓷器为多，
但部分民窑亦有书写年款的。民窑纪年款字体较草率，远不及官窑规整。瓷器上用干支纪年
款的以明清时期较多。
堂名款：指私人定烧瓷器的所刻、印、书写的自家堂号。内容包括堂名、斋名、轩名、府名
、室名、殿名、楼名、阁名等等。堂名款明嘉靖时已见有，如“滋树堂”、“东书堂”等堂号，
明代后期流行。入清以岳 各朝皆有，尤以康熙时盛行，如“中和堂”、“慎德堂”、
“拙存斋”、“复香轩”等等。
人名款：指工匠或私人定烧陶瓷上所刻、印、书写的名字或别名。如三国时越窑青瓷上的“
师袁宜作”，唐代长沙窑“郑家小口天下第一”，宋代磁州窑“张家造”瓷枕等等。明清时
期多见，如“陈守贵造”、“天启元年米石隐造”、“春育主人珍藏”等等。
吉语款：指陶瓷器上所刻、印、书写的吉祥语，表示赞颂、祝福。晚明至清代最为流行，如
“万福修同”、“富贵佳器”、“天下太平”、“福寿康宁”等等。也有只题一个字的，如
“福”、“寿”等。
图案款：指陶瓷器上所刻、印、书画的纹祥图案记号，亦称“记号款”。图案款多数为民窑
所用。明清两代最为流行，如八卦、太极图、八宝、海、兔、双鱼、灵芝等等。
其它特殊类款：还有一些不能归入以为类别的，如“茶”、“酒”、“琅〓”等字，统称为
其它特殊类款。
款识的起源及其发展
远在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上已发现一些刻划符号。如仰韶文化类型的西安半坡、临潼姜寨等遗
址出土的陶器上，已发现各种刻划符号270个。此外，山东龙山文化，以及上海马桥、浙江良渚等
遗址出土的陶器上，也发现不少刻符；青海省乐都、甘肃省半山所出土的陶器上还发现了彩画符
号。这些刻或和彩画的符号是我国最早的文字雏形，也是我国陶瓷款识的滥觞。商周时代，瓦和
陶器上的刻字，多数为编号，少数为人名。春秋战国时期的砖瓦、陶器上的刻符和文字，各地都
有发现，逐渐增多。秦汉时期的陶器和砖瓦的文字非常丰富，所涉及的内容亦较前广泛。陶器上
的文字绝大部分内容是反映陶手工业的情况，如器物的编号或记号(一、二、三……等)，制陶手
工业的官署名(左司空、右司空、大水、北司等)、作坊名(安陆市亭、栎市、杜亭等)、陶工名(义
渠、伙、成、苍等)，另外还有地名(宜阳、新城、蓝田等)、器物所有主名(北园吕氏缶、下贾王
氏缶等)、器物置放地名(宫厩、大厩、丽山〓宫等)等等，在瓦当和顺上还开始出现一些吉祥语
(千秋万岁、长乐未央延年益寿昌等)，大凡后世的款识类别，此时大多已具备，开了中国陶瓷款
识的先河。目前所见瓷器上最早的款识是浙江省鄞县出土的一件东汉青瓷双系盘口壶，底足刻有
隶书“王尊”二字。带有纪年款铭的瓷器，最早见于三国时期，如南京赵士岗墓出土的一件越窑
青虎子，其腹训刻划“赤鸟十四年(251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款铭，不但有纪年，并且有烧制地
点、工匠名等内容。浙江省绍兴古墓出土的一件青瓷谷仓，顶部的龟碑正面刻划“永安三年(260
年)时，富且洋(祥)，宜公卿，多子孙，寿命长，千意(亿)万岁未见英(殃)”的款铭，内容包括纪
年以及祝愿的吉祥语。南京清凉山吴墓还出土一件熊形油灯，上刻“甘露元年(265年)五月造”的
款铭。这是三件十分难得的具有纪年款的器物，它为我们正确断代提供了标准器。其款识的共同
特点是：釉下刻划，字体近草书。
西晋时烧制的一种青瓷扁壶，各地有不少出土，形制奇特，短颈，扁腹，广底，两侧各有系由
于发现有的器物底部刻划有“先姑〓一枚”、“紫(此)是会稽上虞范休可作〓者也”的款铭，才
使我们知道，这种青瓷扁壶在当时称为“〓”。汉代文献上记载有一种罂，《汉书》颜师古注：
“〓，长颈罂也”。但罂究竟是何物?长期以来不得而知。1972年南京化纤厂晋墓出土一件青瓷长
颈鸡首壶，底部刻“罂主姓黄名齐之”七字，由此使我们得知器的名称和器物属主的名字，原来
这种长颈壶，即称为“罂”，与文献记载相符。
唐代陶瓷款识仍以刻划为主，但已有在釉下用彩书写的款铭出现。从窑口来看，刻划者多数
为越窑，用彩书写者以长沙窑为多。其内容不仅有纪年款、人名款、产地款，还有带有商品广告
性质的款铭。字体绝大多数为草书，楷书少见。刻划与写的部位皆不固定。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越窑青瓷执壶，腹部刻划有三行文字：“会昌七年改为大中元年(847年)三
月十四日清明故记之耳”。这件器物的款识记录了当时年号的改换。浙江嵊县出土的一件越窑青
瓷罂，腹部刻划“元和拾肆年(819年)四月一日造此罂，价值壹千文”17字，详细地标明了制作日
期、器名、价值。浙江宁波出土的一件印花碗，碗内底有“大中二年”四字，则为内容单纯的纪
年款。此外，还有刻划文字的青瓷墓志铭，内容有纪年、人名、事迹等等。
唐代长沙窑以彩书写款识，很多具有商品广告性质，这是长沙窑的一大发明，如“郑家小口
天下第一”、“卞家小口天下有名”、“言满天下无口过”等等。在外销器物上，还用阿拉
伯文书写“真主最伟大”，以适应和迎合阿拉伯人民的需要。
唐代著名的邢窑白瓷中有刻“盈”、“翰林”字款，或书写“翰林”字款的产品，“盈”是
宫廷内“大盈”库的简称，表时它们是官府的用品。此外，1978年浙江省临安发现了吴越王钱廖
之父钱宽的墓葬，出土19件白瓷，多数底部有’官”或“新官”字样的刻款，这批晚唐时期的白
瓷精巧细洁，不是一般的民间用瓷，款识的含义也清楚地告诉了人们。
五代越窑青瓷中也有刻“官”字款的器物发现，如浙江省临安五代墓出土的一件越窑双系瓶
，腹部刻划“官”字款。
唐代至北宋河南瓷窑生产一种瓷忱，枕底往往刻有某家作坊制作的款铭，如上海博物馆收藏的
一件瓷枕，枕底刻“杜家花枕”四字。传世品中还有刻“裴家花枕”四字的。宋代瓷器款识远较
前代为多，铭文内容有作坊标记、工匠姓名、制作年月、唐诗宋词、吉祥语句、宫殿名称和宫廷
用瓷专用款铭等等。总的特点是款识文字趋于简明，仍以刻划款为主，但书款逐渐增多，印款亦
较前期增如。
以下是宋代瓷器主要款识内容
越窑，所见的纪年款基本上都是北宋的，年号有“太平戊寅”(978年)、“淳化二年”(991年)
、“熙宁四年”(1071年)等，这种四字纪年款与后代的同类款只已无多大差别。也有款识文字较
长的，如绍兴市文物管理委员会收集的一件北宋越窑粮罂瓶，腹壁划有“上虞窑匠人项霸造粮罂
瓶一个献上新化亡灵王七郎咸平元年七月廿日记”31字，说明它是北宋初(998年)上虞匠人项霸造
的一个“粮罂瓶”，内装粮食给王七郎的随葬品，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
定窑：定窑瓷器款识多达十数种。有刻“官”、“新官”字款，大多数是碗、盘，也有少量
的瓶、壶和罐。出土及传世品的定瓷中，有刻“尚食局”、“尚药局”款的，以“尚食局”为
多。字铭均刻于盘底，但早年流散国外的一件平底碗，碗外壁由右向左横刻“尚药局”三字。宋
代殿中省下设6个局，尚食局是管宫廷伙食的机构，沿药局是宫廷的医疗机构。带有“尚食局”款
的器物当是放食品的，带有“尚药局”款的当为放置药物所用。定窑瓷器中还有刻“五王府”
“〓定”以及与宫殿建筑有关的“奉华”、“德寿”、“慈福”等款铭的。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两
件定窑小杯，内用红彩书写“长寿酒”三字，十分少见。
钧窑：宋代钧窑器带款铭的很少，主要是刻一至十的数目字。从对钧窑窑址的发掘和研究中，
找到了数目字的确切用意，即数目字越小，器物越大。“一”是同类器物中最高或口径最大的，
“十”是最低或口径最小的。钧窑器中还有刻“奉华”，“省符”字款的。
汝窑：汝窑瓷器仅见两种款识。一为“奉华”，奉华堂是南宋高宗时德寿宫的配殿。另一种
款识刻一“蔡”字，刻“蔡”字款的无疑是物主的姓氏。
磁州窑：磁州窑瓷枕带作坊款最为流行，如“张家造”、“张家枕”、“张大家枕”、“张
家记”、“古相张家造”、“李家造”、“赵家造”、“王家枕”等等，以“张家造”字款为
多。此外，磁州窑系瓷器中，还见有“家国永安，赵家枕永记，熙宁四年”(1071)年字款瓷枕以
及用黑彩书写“醉乡酒海”、“清沽美酒”等字句的。
景德镇窑：宋代的景德镇，以生产青白瓷闻名，已有制作盒子的专门作坊，大都在底部印有
作坊主的姓氏。已发现的有十几种，如“蔡家合子记”、“许家合子记”、“张家合子记”、
“吴家合子记”、“段家合子记”、“段家子大”以及“程”、“徐”、“汪”、“朱”、
“蓝”诸姓。
龙泉窑：以碗心印阴文“河滨遗范或“金玉满堂”多见。德化窑：德化窑青白瓷盒子上有刻
“颐草堂先生雕造功夫”9字款的，“功夫”又作“工夫”，是宋代手工业中的习惯用语。
建窑：宋代盛行斗茶，建窑烧制的黑釉茶盏适于斗茶，因此一度为宫廷烧制供斗茶用的黑盏，
底足刻“供御”和“进〓”字款。此外，还见有临汝窑瓷器内印阳文“童”或阴文“吴”字，吉
州窑瓷器印有“吉”、“记”、“山”等字样的，表明作坊主或工匠的标记。宋代黑釉加金彩瓷
器上，还有书写“寿山福海”吉祥语的。名目繁多，不胜枚举。
辽瓷的款识，纪年款有“轧二年田”、“轧三艾廿一”等。“轧”和“艾”都是契丹文，分
别为汉文的“乾统”和“月”。乾统为辽帝耶律延禧的第一个年号，乾统二年即公元1102年。款
识中还见有“孙”、“徐”等汉人姓氏以及“官”字款。文字都是刻划在器物上的。
金代瓷器款识以墨书为多，也有刻划的，款 位置大多在器物的底足部。如南京博物院收藏的一
年白瓷瓶，底足上刻“时皇统元年(1141年)三月二日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黑花鸟纹
虎形瓷枕，枕底墨书“大定二年(1162年)六月六日□家造”；中国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白釉黑
花罐的罐腹墨书“佛光普渡大安二年(1210年)张泰造”。另外，还发现书有“泰和”、“正大”
等年款的金加彩器物。
元代的款识，刻、划者少见，大多是书写。以下是元瓷主要款识内容：
景德镇窑：英国达维特基金会收藏的一件青花云龙纹象耳瓶，其颈部青花书写“信州路玉山
县顺城乡德教里荆圹社，奉圣弟子张文进喜拾香炉、花瓶一付，祈保合家清吉，子女平安。至正
十一年(1351年)四月良辰谨记。星源祖殿，胡净一元帅打供。”这就是著名的“至正型”花瓶。
江西也发现一件青花釉里红盖罐，颈及肩部有“大元至元戊寅(1338年)六月壬寅吉置刘大宅凌氏
用”款铭。江西高安窑藏出土的元青花在器底及盖里以墨书书写“礼”、“乐”、“射”“御”
、“书”、“数”，将周礼中的六艺书于器上。元青花中还有书写“天下太平”、“寿”字的。
元代景德镇所产的卵白釉印花瓷，花卉间往往印有对称的“枢府”两字款。枢府即枢密院，是
当时掌管国家军事大事的机构。还有印“太禧”、“福禄”、“玉”等款的。“太禧”是元代专
掌祭祀的“太禧宗〓”的简称。
龙泉窑：元代龙泉窑瓷器上款识大量出现，多为印款，如“张”、“王”、“富”、“福”、
“寿”、“大吉”、“金玉满堂”、“项宅正窑”等等。大致可分为吉语和窑业主、工匠姓氏两
类。还发现“八思巴文”款识，八思巴文是元代颁行的统一文字。
磁州窑：元代磁州窑瓷器器腹上，常用墨书题写诗句，如元大都出土的一件白瓷罐，腹壁上
书写：“百草千花雨气新，今朝陌上尽如尘。黄州春色能于酒，醉杀西园歌舞人。”如此长篇诗
名装饰，是元代磁州窑的特殊风格。
随着中国制瓷业的发展，明清时期瓷器款识达到高潮，内容丰富，形式多样。
明清瓷器款识综述
明清时期，随着景德镇官窑的建立和发展，瓷器上的款识趋于系统化、规范化。民窑瓷器的
款识则多种多样，纷繁复杂。以下按朝代分而述之。
洪武：洪武一朝，未发现任何带年款的官窑器。民窑也极少见，仅见有青花书写“福”、“
寿”款者。此外，江西省玉山县发现“洪武七年二月二十七日造此”纪年款的青白瓷罐，款识刻
划在罐腹，系罕见的具有明确洪武年款的器物。
建文：未发现署年款的瓷器。
永乐：明清两代，在瓷器上书写帝王年号作为款识，始于永乐。款式仅见有“永乐年制”四
字篆书款一种，未见有楷书款。上海博物馆收藏一方明永乐时翰林学士沈度的端视，砚底刻“永
乐乙未秋翰林沈度识”十字篆文，经仔细比较，与瓷器上永乐款识字体相似。因此，永乐官款可
能由当时的翰林学士沈度书写后，再交工匠临摹写在瓷器上。永乐官器署款者不多，仅见有青
花、白釉、青釉及红釉等瓷器上。青花器物中写帝王年号款的只见于压手杯上；此外，早年流失
日本的一对永乐青花盖瓶，器身书“内府”二字，显系宫内用器。单色釉器，有刻款和印款两种
体式。民窑青花器上有书写“福”、“禄”、“寿”等字的。
宜德：宣德时期，帝王年号款激增，大多数为楷书，也有与永乐一脉相承的篆书款。款式仅见
有“大明宣德年制”和“宣德年制”两种。大多数是六字二行“大明宣德年制”楷书，“宣德年
制”四字款少见。刻款有楷有篆，以楷为主。未见有印款。款识外常围有单线圈、双线圈、长方
框及长方框外加双圈等，也有无框圈的。宣德瓷器落款位置比较随便，底足、口沿、耳部、柄
流、里心、器盖等处都有落款的，因此，曾有“宣德款识满器身”的说法。款识还见有“大德吉
祥场”、“敬权”等，民窑青花中见有“福”、“寿”等字款。
正统、景泰、天顺：正统、景泰二朝未见任何带年款的官窑器。正统一朝，迄今仅见民窑器
楷书“正统元年”和“正统捌年”款二例。景泰朝一件未见。天顺朝仅见四件：一件印“天顺年
造”款卵釉云凤纹瓷盘，为官窑器，现收藏于英国达维护特基金会。另两件书“天顺七年大同马
氏造”；一件书“天顺年”三字，三件器物都是青花三足筒炉。
成化：以青花楷书“大明成化年制”六字二行款为主，款识外，有的加双圈，有的加双方框
，也有无圈框的。官窑罐类，还有在底足写“天”字款的。民窑款识有写“大明成化年造”、
“大明年造”的。
弘治：以青花楷书“大明弘治年制”六字两行款为主。另有“弘治年制”四字篆款，多为刻
款。尚有以红彩写“弘治年制”和“上用”款的，亦系官窑器。民窑器有写干支年款的，如
“壬子年制”(弘治五年，1492年)。也有写“金玉满堂”、“长命富贵”等吉语款的。
正德：正德官款主要有“大明正德年制”六字楷款和“正德年制”四字楷款，其中以四字款
居多。有书写款，也有刻划款。除了用汉文外，此时亦有用阿拉伯文和红彩梵文书写的款识。民
窑器常见“正德年造”、大明年造”楷款，还有“长命富贵”、“天下太平”等吉语款。
嘉靖：嘉靖官款一般都在底足书写“大明嘉靖年制”六字两行楷款，并带有双圈；器口边书
写六字横款者少见，但大盘、大缸等的口沿处也见有。款式有青花、红彩、刻字涂金等数种，均
为楷书，未见篆书。款字的排列形式，有两行直款、单行横款，也有环形和十字形六字款的。民
窑器中有写“嘉靖制造”、“大明年造”年款的。出现堂名款，如“滋树堂”、“东书堂”等。
人名款激增，如“陈守贵造”、“邓奎自造”等等。吉语款也增多，如“富贵佳器”、“福寿康
宁”、“国泰民安”等等。另有写“金〓大蘸坛用”款的器物，系当时的道教用器。
隆庆：所见官窑年款都写“大明隆庆年造”六字两行楷款，“隆庆年造”四字两行款少见。
款外常围以双圈或方框。隆庆款识有青花和红彩两种，红彩款多用于彩器上。
万历：官款以“大明万历年制”六字两行楷款为主，四字两行款少见。有的款外带双圈，也
有不带圈的，或六字款呈环形。有青花和刻划款。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增多，如“徐〓庆
堂”、“纯思堂”、“程廷梓造”、“万福攸同”等等。
天启：官款以“大明天启年制”六字两行楷款为主，也有书“天启年制”的。民窑中书纪年
款的见有“天启元年”、“天启八年”、“天启三年唐氏制”以及“大明天启米石隐制”等等。
堂名款、吉语款有“竹石居”、“白玉堂”、“同乐佳器”、“仁波佳器”等等，还常见图案
款，如兔子、灵芝、方胜等等。
崇祯：崇祯时期署官款的器物少见，有“大明崇祯年制”及“崇祯丁丑”(崇祯十年，1637
年)等。民窑盛行堂名款、人名款、吉语款，如“翔凤堂”、“甲戊春孟赵府造用”、“富
贵佳器”等等。
在《辞海》中这样解释“避讳”:“封建社会对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避免写出或说出叫避讳。”在中国，避讳有悠久历史，《礼记?典礼》载曰:“名字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明文规定取名的避讳;后来，《左传》又加上“不以畜牲，不以器帛”的词条，正式宣言“六避”。可见，早在周代就已出现了避讳。
不过直到战国时，避讳还没有一整套制度。秦汉以降，大一统的政局形成并得到巩固，君主之尊无以复加，儒学在上层建筑中逐渐占有统治优势，避讳制度也日臻完备。五花八门的讳禁犹如网罗，兜揽了臣民的全部言论行为，稍有触犯，轻则遭谴，重则患祸，乃至灭家灭族。于是避讳之道自然而然地发达起来，成为所有人不可不懂的一门学问。
避讳有“国讳”、“家讳”、“圣讳”等三种形式。
一、国讳，即当朝皇帝和其七世以内祖先的名字。如秦始皇名“嬴政”，秦历中改“正月”为“端月”。溺器以前叫“虎子”，唐代避李渊祖父“李虎”的讳，一律改叫“马子”，现在马桶之称就是由此而来。宋朝的国讳尤其厉害，皇帝的七世祖以上的祖宗名字，都得避讳。
二、家讳，即父母祖先的名字。作为小辈，在日常言行或行文用字时要回避。司马迁的父亲叫“司马谈”，所以在《史记》里，跟他父亲名字相同的人一律改名，如“张孟谈”改为“张孟同”、“赵谈”改为“赵同”。
东晋桓玄初任太子洗马时，设宴款待来客，来客因酒冷而呼侍者温酒，桓玄因此哭泣，原来桓玄父名 “温”;南朝范晔，因父名“泰”，便推辞太子詹事这一官职，因“太”与“泰”同音，犯了家讳;杜甫母名海棠，因此不作咏海棠的诗;苏轼的祖父名“序”，所以苏轼碰到写“序”的地方，改成“引”字。
三、圣贤讳，就是圣贤的名字，主要指至圣孔子。孔子名“丘”，宋朝时读书读到“丘”字，要念成“某”字;清朝时，天下姓“丘”的，加耳字旁改姓“邱”，要读成“七”字。
在历代古籍中，避讳字的书写方法主要有三种:
一、改字法，即对避讳之字不用，另择他字代替。所改名称多种多样，如:
(一)避讳改姓。汉宣帝名“询”，荀、询同音，“荀”姓改姓“孙”，连他们的先人“荀卿”也被冠以“孙卿”;唐玄宗名“李隆基”，姬、基同音，“姬”姓都姓了“周”;唐武宗名“炎”，避及啖，“啖”姓改为“澹”。
(二)避讳改名。汉光武帝名“秀”，为避秀字讳，改“秀才”为“茂才”;东晋人为避晋文帝“司马昭” 讳，把“王昭君”改名“王明君”;唐太宗名“世民”，为避讳，“世”都改为“代”，“民”都改为“人”;神话传说中的“嫦娥”本作“稹保虮芩握孀 “赵恒”讳改称的。
(三)避讳改地名。汉文帝“刘恒”，因讳将“恒山县”改为“常山县”;南京本名“建业”，晋元帝司马睿建都建业时，因避晋愍帝“司马邺”讳，改名“建康”。
(四)避讳改物名。节气“惊蛰”，先秦时叫“启蛰”，为避汉景帝“刘启”的名讳而改;清初，为避康熙(玄烨)之讳，常与生地配伍的中药“玄参”改叫“元参”。
(五)避讳改国名。秦朝时置“钱唐”县，唐时便改为“钱塘”;唐朝曾置“明州”，到明朝时改为“宁波”。
二、空字法，即将应避讳之字，空而不书，或作“某”，或作“”，或直书“讳”字。《史记.孝文本纪》:“元年正月，‘子某最长，纯厚慈仁，请建以为太子。’”“某”即汉景帝刘启;唐人写《隋书》避李世民讳，将“王世充”、“徐世绩”分别写成了“王 充”，“徐 绩”，中空一字，不懂为讳之道者，常误抄成王充、徐绩。
三、缺笔法，即不写所避之字的最后一笔或中间一笔。
避讳还衍化出不少幽默故事，凭添了一些笑料。南宋钱良臣有一子喜爱读书，每读经史见有“良臣”两字时，因避讳就改读为“爹爹”。一次读《孟子》中“今之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两句，就改口道:“今之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一时传为笑谈。
古代常州每年元宵要大放花灯，太守田登因其名与“灯”字谐音，将元宵前夕的告示写成“本州岛照例放火三天”，从而留下了“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笑柄。
因避讳闹个笑话，算不上什么，避讳有时还事关个人的前程命运，甚至是身家性命。唐代诗人李贺才华横溢，但因其父名叫李晋肃，为避父讳而断绝了仕进之途，二十七岁便郁郁而终，韩愈为此事专撰《避讳》一文以伸其怨:“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避讳也有化腐朽为神奇的地方，人们利用它去辨别古书、文物的真伪，或敲定书籍版本的确切年代。
因为某个时代出版的书，没有避当代君主的圣讳或个人祖辈先人的私讳，则是伪作无疑。但署名隋朝王通的《六经》，书中避唐高祖“李渊”讳，将“戴渊”改为“戴若思”，隋人避唐人讳，显然是后人伪作;宋钦宗名“桓”，因桓、纨读音相近，宋代避“纨”字的讳。而宋代黄庭坚的书法《千字文》中的“纨”和“丸”避了讳，但黄庭坚没有活到宋钦宗时，可以肯定这就是一副品。
本文来源:中新网-华文报摘(摘自香港《大公报》)，作者:刘翠领，原题:《古往今来话“避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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