审判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入执勤一线看 - 曲松县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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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判事业高度负责的态度以优异的成绩迎接中入执勤一线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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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袖优良作风故事集锦－－毛泽东篇
11:28:56 　　来源：&纪工委　　　　　　　　　　　　　　　
　&&&&毛泽东　　
1、给陕北公学的两件礼物　　
日，毛泽东同志在延安陕北公学第二期开学典礼大会上，向一千六百个陕公同学说：“今天陕北公学开学，我应当送点礼物。但是，我没有多少东西，只能给你们两件礼物。第一件，是坚定不移的政治方向。第二件，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　　
1937年“七七”事变前后，大批爱国青年为了挽救民族危亡，寻求革命真理，从全国各地和从海外来到延安。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同志对这批青年非常爱护，办了各种学校来培养教育他们。陕北公学就是继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之后，于1937年9月在延安成立的另一所培育抗战干部的新型大学。　　
后来，毛主席又给陕北公学题词如下：“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的远见。这些人充满着斗争精神和牺牲精神。这些人是胸怀坦白的、忠诚的、积极的、正直的。这些人不谋私利，唯一的为着民族与社会的解放。这些人不怕困难，在困难面前总是坚定的，勇敢向前的。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中国要有一大群这样的先锋分子，中国革命的任务就能够顺利地解决。”毛主席还亲自为陕北公学规定了“忠诚、团结、紧张、活泼”的良好校风。　　
1933年初，陕公第一期一千二百名同学毕业，相继随八路军奔赴敌后前线，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或到全国各地去发动、领导群众，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奋斗。同学们不断给延安母校来信汇报工作，或捐赠教育经费。毛主席知道了非常高兴。　　
同年春天，日寇的铁蹄侵入我中原大地，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武汉危急！我英勇的八路军深入敌后，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抗战，打击日本侵略者。全国人民仰望延安，到延安来的青年更多、更踊跃了。抗大、陕公都在扩大，陕公在筹备分校，以适应抗战局面开展的急需。　　
4月1日，延安陕公举行第二期开学典礼。这天，清凉山下，延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他们队伍整齐，歌声嘹亮，《义勇军进行曲》、《武装保卫山西》、《五月的鲜花》和抗大、陕公的校歌，此起彼伏，响彻云霄。人们在期待着一个重要时刻的到来。下午二时，毛主席和陈云、李富春等中央领导同志，在同学们一片欢腾和热烈的掌声中徐徐进入会场。　　
毛主席在热烈的掌声中走上讲台，以其风趣幽默的语言，深入浅出地发表了含意深刻的讲话。他说：“你们这样的一千五六百人，为什么不到别处去，而到这里来呢？”“这只有一个原因，就是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中央在这里。”　　
“那么共产党有什么妤处呢？你们为什么喜欢共产党？”“共产党为什么会被你们信仰，又被日本帝国主义和某些人讨厌呢？”毛主席指出，这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有他的特点，也就是人所不及的地方。”这特点就是：第一，有一个正确的政治方向，并且坚持这个方向，在现在就是“打到帝国主义，完成民主政治”，在民主政治建立以后，就要“升学”，升入“社会主义大学”，也就是“走社会主义的路”。第二，有一种作风，一种奋斗的作风，一种奋斗的习惯。毛泽东同志在列举鲁艺、抗大、陕公都有各自的作风以后说：“共产党也有它的作风，就是：艰苦奋斗！这是每一个共产党员，每一个革命家的作风。”　　
毛主席在向陕公同学赠送了两件“礼物”之后提出：“只要我们有一个一致的政治方向，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而且坚持这一方向和作风，就可能把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就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　　
毛主席讲话完了，全场掌声雷动，持续了四、五分钟，回音在山谷回荡着。陕北公学没有辜负党中央、毛主席的期望。在1937年9月至1939年9月的两年中，共培养六千多青年，使他们成为民族和社会解放的先锋分子。当时并从中发展了三千多名共产党员。40多年来，不少同志已经光荣牺牲了。留下的同志，经过长期的的革命锻炼，后来多数成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坚。　　
2、一串辣椒　　
在中央根据地，毛委员整天忙于工作，白天开会、批文件，晚上还要写东西。可是，他的伙食和战士一样，上午是清水煮白菜，下午还是清水煮青菜。伙食这样差，眼见毛委员瘦了许多。警卫员经常为此着急。一天，警卫员从炊事员那里打听到毛委员爱吃辣椒，如果有辣椒就能够多吃些饭。当时警卫员就埋怨：“这话你怎么不早说？”说着便跑步出去挨家挨户地看，后来终于看到一家老表的窗前，晒了几串红红的辣椒。一敲门，那家的主人便出来了。警卫员就开门见山地说：“我们首长爱吃辣椒，不知你的辣椒能不能给我一点？”那老表很痛快，伸手就摘了一串给警卫员。警卫员高兴地忘了向老表说句客气话，提起辣椒，一溜烟就跑回了伙房，帮着炊事员，三下五除二把一盘香喷喷的红辣椒炒出来了。　　
警卫员在碗里比往常多加了些饭，然后端上菜，乐呵呵地上楼给毛委员送去。毛委员正聚精会神地批阅文件，一见饭中多了一盘辣椒，便问：“吴吉清，哪里来的辣椒啊？”　　
“向老表要的。”　　
“要的？”毛委员站起来，背着手来回走了几步，接着说：“参军后，连长给你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了没有？”“没有。”吴吉清回答说。当时，他真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看到这情景，毛委员便和蔼地对吴吉清说：“吴吉清同志，这件事不能怪你．主要是我们对新战士宣传党的政策不够，教育还跟不上。一会儿告诉你们连长，叫司务长从我的伙食费里，把辣椒钱给老表送去，还要给人家道歉。另外，再告诉连长，下午的政治课，由我来给你们上。”　　
下午，战士们操练完，连长贺庆元迅速将队伍集合好，带到天主堂前的山墙下席地而坐，请毛委员上政治课。毛委员来到战士们面前，先摆摆手向大家打招呼，然后用亲切的语调，通俗生动的言辞，给战士们讲红军的革命纪律。他说，我们红军是工农子弟兵，是人民的武装。今天，我们要一面操练，准备打仗，消灭敌人；一面打土豪、筹款子；还要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的工作。在和群众接触中，我们要严格强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要反复学，牢牢记住，目的是为了贯彻到今后的革命中去。遵守红军铁的纪律，我们就无往而不胜！　　
毛委员讲话声音宏亮，特别有气势，而且风趣、幽默，有时引得大家禁不住笑起来。那生动的革命道理，讲到了战士们的心窝里　　
3、打扫厕所　　
1937年1月，中央机关从志丹县搬到延安后，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周副主席分别住在凤凰山下的两个院落里。　　
在毛主席院子大门外约20米处有个小厕所，由警卫班负责打扫。头天早晨值班员去打扫时，发现厕所干干净净的，开始警卫班并不在意。一连多天都是这样，大家心里很纳闷。一天早晨，班长郭文贤专门到厕所里察看，发现又有人打扫过了，扫帚的印子还十分清晰。是谁打扫的呢？大家估摸着，一时猜不出来。　　
这天早晨，天还没亮，警卫班就早早起床，先集中力量打扫院子，然后去大门外。　　
“班长，你看。”走在前边的一个战士突然转过身来对郭文贤说：“谁把厕所打扫完了。”　　
郭文贤急忙赶近前去，只听厕所里有刷刷的扫地声，继而听到人说话：“你到炉灶里掏些灰，用筐子挑来撒一撒。”啊！是毛主席和他的儿子岸英。郭班长知道，头天夜里主席窑洞里的灯熄得很晚，怎么能让他这么早又起来打扫卫生呢？”他上前劝主席回去再睡一会儿。　　
“我应该打扫，因为厕所我也用。”主席说着，又和警卫战士一起去扫其它地方。　　
后来，毛岸英同志告诉郭班长说，毛主席对他要求很严，不准他随便谈论党内机密，不准他对警卫战士耍态度或索要什么东西，每天要按时做功课。还教育他要热爱劳动，专门在院子里给他划了一块卫生区，要他每天负责打扫。主席早晨打扫厕所，也就带上岸英一起去，使他养成劳动习惯。有时主席实在太忙，就让岸英一人去打扫。所以每天早早就打扫干净了。　　
4、轿车怎么分　　
延安时期，有位华侨出于对共产党和毛主席的敬仰，给延安送来了两辆小轿车。在当时的延安，小轿车是稀罕物，怎么分配使用呢？管理部门决定分配一辆给毛主席使用。　　
可是，毛主席坚决不肯要。他找来管理部门的同志说：“分配汽车，一要考虑军事工作的需要；二要照顾年纪大的同志。”按照毛主席的意见，管理部门只得重新进行了分配：一辆给朱德同志使用；另一辆给当时延安的“五老”――徐特立、董必武、谢觉哉、林伯渠、吴玉章使用。　　
毛主席仍然骑马赶路。有一次，毛主席骑马时摔了一跤，胳膊受了伤。朱德同志和“五老”都提出要把车子让给他。毛主席还是不肯要，他说：“胳膊有伤不耽误两条腿走路嘛！”　　
5、“毛主席还在咱陕北”　　
1947年春，毛主席转战陕北时，率领党中央在陕北安塞县王家湾蒋为贤老汉的土窑洞里，住过57个日日夜夜。他不仅在生活上帮助蒋老汉，春耕生产中让中央机关干部战士帮忙，而且还帮助这位老房东了解国内新事和战局情况。五月的一天，毛主席在院内打开收音机，收听新华社广播电台播送蟠龙大捷和真武洞万人祝捷会的消息，他向房东蒋老汉微笑着点点头，让他坐过来一块听。蒋老汉见方盒里竟能发出动人的声响，稀罕得不得了。他半垂着脸，双手扶着膝盖左看右瞧，奇怪地问：“哎呀，这是个啥东西，里头咋还有人说话哩？”毛主席从山谷的回音，讲到空气的震动，又归结到电波，说得浅显易懂，蒋老汉越听越有趣，乐呵呵地说：“这里头还大有学问，我今天可长见识了，要不是首长住在这里，怕是我半路上摔一跤，拾起这个玩意，砸了烧火哩！”毛主席笑着说：“好了，以后拾到这个东西，你可别砸了烧喽！”老汉更觉得主席和蔼可亲，便把憋在心头的话倾吐出来，他说：“首长，延安是咱党中央、毛主席住的地方，你们咋舍得丢了？”　　
毛主席指着收音机亲切地回答：“你听，我们就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你把他的人消灭完了，不仅延安会光复，而且西安、北平、上海、南京统统都是我们的，今天暂时放弃延安的，就是为了明天解放整个中国。”说到这，毛主席微微停顿了一下，接着又说：“至于毛主席，他还在陕北，不打败胡宗南，他是不走了！”蒋老汉听了主席的话，仿佛一股暖流涌进心房，高兴地说：“毛主席还在咱陕北！”　　
直到中央机关从王家湾转移之后，王家湾人民才知道那位化名李得胜的首长就是大救星毛主席。在中央机关离开王家湾当天，国民党刘勘匪军就窜进村子，司令部恰恰设在毛主席住过的窑洞里。但是，群众对毛主席和党中央的情况守口如瓶，使敌人得不到任何情报。敌人抓住蒋老汉，严刑拷打，逼问毛主席的去向，老汉斩钉截铁地说：“你问毛主席吗？他在陕北！”说完任凭敌人惨打，只字也不漏。敌人无计可施，用刀砍掉他的两个指头，蒋老汉昏过去好几次，醒过来还是那句话：“毛主席在陕北！”等敌人走后，蒋老汉发现敌人丢下一份文件，他马上拾起送给了转战途中的毛主席。毛主席在转战征途中多次感慨地说：“陕北人民是真金子啊！”　　
6、清正廉洁率先垂范　　
毛泽东从来就反对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这种封建陋习，他任何时候也不会容许他的亲属因为他而洋洋得意，骄横乡里。作为一国领袖，他时刻记住“人民会说话的”，把自己置身在人民的监督之下，模范地遵守党的纪律，不谋私利。这从下面几件事可以看出毛泽东的态度。　　
一件事是李淑一的工作调动问题。建国初期，毛泽东与周恩来商量，成立了国家文史馆，以照顾安排德高望重、生活困难的名宿，使他们不仅有个领工资的地方，还可以享有很高的社会地位。时任长沙中学教员的李淑一托人找毛泽东，请他推荐自己去国家文史馆当研究员。李淑一及其爱人柳直荀，早年就与毛泽东和杨开慧是好友。后来，杨、柳二人为革命捐躯，毛为此写下著名的诗句：“我失骄杨君失柳”。然而，此事使毛泽东同志十分为难，他于日就这件事，写信给秘书田家英说：“李淑一女士，长沙柳直荀同志（烈士）的未亡人，教书为业，年长课繁，难乎为继。有人求我将她荐到文史馆为馆员，文史馆资格颇严，我荐了几人，没有录取，未便再荐。拟以我的稿费若干为助，解决这个问题。未知她本人愿意接受此种帮助否？她是杨开慧的亲密朋友，给以帮助也说得过去。请函询杨开智先生转询李淑一先生，请她表示意见。”　　
第二件事是关于杨开慧的哥哥杨开智的工作安排问题。湖南刚解放时，杨开智即写信给毛泽东，要求能在北京给他安排工作，并得到某一方面的“职位”。毛泽东收到信后，立即给妻兄修书一封：“希望你在湘听候湖南省委分配适合于你能力的工作，不要有任何奢望，不要来京。湖南省委派你什么工作就做什么工作，一切按正常规矩办理，不要使政府为难。” 　　
第三件事，是关于表兄弟文家的骄傲情绪问题。1954年初，毛泽东的表侄文炳璋由部队转业，回到了家乡，并担任了湘乡县石城乡武装部长之职。他到职后，听到了一些对文家成员的反映，便着手了解，发现确有一些人因为去北京见过毛主席而讲大话，有的人还很骄傲，不大听从地方干部的管理。文炳璋感到这是一种不正的风气，于是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汇报了棠佳阁文家中有人“不大服政府管理”的情况。毛泽东接到这封信后，觉得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于是，日，他给湘乡县石城乡党支部和乡政府写了一封长信。信中明确表态：“第一因为他们是劳动人民，又是我的亲戚，我是爱他们的。第二，因为我爱他们，我就希望他们进步，勤耕守法，参加互助合作组织，完全和众人一样，不能有任何特殊。如有落后所为，应受批评，不应因为他们是我的亲戚就不批评他们的缺点错误。”　　
毛泽东不仅对亲戚是这样“严”中有“爱”，而且对自己的儿女爱得更深，管得更严。毛泽东先后曾有过十个孩子，但长大成人了的只有岸英、岸青、李敏、李讷四个。毛泽东对儿女的爱，是人世间最美好的那种情爱。毛岸英是毛泽东的大儿子，毛泽东曾对他给予过厚望。在每次写给他的书信中，总是对他有着特别的严格要求。早在日，毛泽东在给岸英和岸青的信中，除鼓励他们要好好学习外，还特别提醒说：“人家恭维你抬举你，这有一样好处，就是鼓励你进步；但有一样坏处，就是易长自满之气，得意忘形，有不知脚踏实地、实事求是的危险。”毛泽东对岸英的严格要求，是建立在爱的基础上的，他希望他努力学习，好好成长。为了锤炼他，毛泽东先后要他下农村当农民，进工厂当工人，后又派他上了抗美援朝的战场。毛岸英在战场上牺牲后，毛泽东又劝说家人让他安眠在异国他乡。 　　
7、嫉恶如仇亲抓大案　　
在反腐倡廉问题上，凡是大案、要案，毛泽东都亲自去抓，而且一抓到底。只要是腐败分子，无论是谁。不问亲疏，他都铁面无私、严惩不贷。　　
在瑞金时期，毛泽东严惩了于都县一个集团贪污案。将贪污数额最大的县委军事部长等4人，公审之后，执行枪决，余者一律依法严办。延安时期，边区贸易局副局长肖玉壁，是个劳苦功高、体无完肤、身上有80多处伤疤的老红军。为给其治病，毛泽东在供给上给他以特别关照。但他出院之后，功高自傲，无视法纪，公然贪污大洋3000多元。案发后，毛泽东执法如山，严令枪决。肖犯一死，形势大变，陕甘宁边区政风明显好转。 　　
红军旅长黄克功，为恋爱而杀人。为整肃军纪，申张正义，爱将如命的毛泽东也不得不“挥泪斩马谡”。建国后，刘青山、张子善，都是30年代入党，年轻有为，前途无量的青年领导干部，但他们经不起执政之考验，双双成了大贪污犯。毛泽东怒不可遏，不顾劝阻，将他们公审后枪决，震动了全国，教育了全党。　　
日，毛主席的警卫员李银桥去香山接来了妻子韩桂馨。毛泽东特意在吃饭时让厨师多准备了几样炒菜，为韩桂馨“贺喜”。饭后闲谈中，毛泽东向韩桂馨详细询问了香山的一些情况，韩桂馨无意中说起一位领导干部在香山找了一处幽静的山坡，在给机关施工时顺便也为自己盖了一幢二层小楼，只是还没有住进去。毛泽东听了，脸色变得难看起来。第二天下午，李银桥在菊香书屋见到了那位在香山为自己盖房子的领导干部，坐在毛泽东会客室里的还有周恩来和聂荣臻。　　
毛泽东双手叉着腰站在那里上上下下打量着那个人，按捺不住心中的怒气，大吼道：“你的派头真不小呢！我看你和过去的帝王将相差不多了！”那位领导干部吓得头上直冒冷汗，垂着头不敢正视毛泽东。毛泽东背着手在房间里大步地来回走着，突然又向那人劈头喝问：“你这么干，还配当共产党的干部吗？老百姓要戳着我们脊梁骨骂呢！我早讲过进城以后不要学做李自成，你为什么装傻？”　　
那人低着头胆战心惊地说：“主席，我错了……”“你错了？当初盖房子不晓得错？”毛泽东越说越气，“我看你是明知故犯，仗着手中有点权，有意拆我们的台……”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狠吸一口。周恩来和聂荣臻在这种情况下也是面面相觑，谁也不便多讲一句话。　　
突然，毛泽东将仅吸了两口的烟使劲儿地掐灭，大手一挥，厉声喝道：“拉出去枪毙！”　　
李银桥一听吓了一大跳，周恩来和聂荣臻也被惊得从沙发上站起来。那人更是被吓得软了身子，摇摇晃晃地险些瘫倒了......　　
毛泽东又连说两句：“拉出去，拉出去毙了。”　　
李银桥看看周恩来和聂荣臻。周恩来和聂荣臻见状，不得不上前劝慰毛泽东暂息雷霆之怒，等将问题调查清楚后再作严肃处理。毛泽东依旧盛怒道：“我们共产党员是为人民服务的，不是来这里享受的，更不允许贪污腐化！这样下去，就成了李自成了！”　　
周恩来说：“主席讲得对！这件事需要调查清楚，按法律程序办……”聂荣臻说：“我们一定要严肃处理，绝不宽怠！”　　
那位干部也回过神来说：“我一定吸取教训……愿意接受党给我的任何处分……”　　
毛泽东这才余怒未消地对聂荣臻说：“那就交给你去办吧！”　　
8、未雨绸缪防患未然　　
300多年前的明末，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入北京，推翻了明王朝、建立了大顺朝。但他因经不起胜利与执政的考验，迅速骄傲起来，被迫退出北京，昙花一现的大顺朝也随之夭亡。李自成的失败，给后人留下了无限深思。1944年，适逢李自成失败300周年忌日，史学者郭沫若，满怀激情，以深邃的目光与犀利的文笔，在重庆公开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史学名著――《甲申三百年祭》，向世人揭示了一个极为惨痛的历史教训，即一切以革命为宗旨的阶级或集团，在胜利面前，千万不能骄傲的革命真理。《甲》文一出，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蒋介石对此大张挞伐。毛泽东对此却欢迎之至。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立即作了全文转载，同时发表了《防止骄傲自满》的社论，号召人们认真学习《申》文，深刻吸取历史教训。中共中央宣传部与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又联合下文，要求党员，“首先是高级领导同志，无论遇到何种有利形势与实际胜利，无论自己如何功在党国、德高望重，都必须保持清醒和学习的态度，千万不可冲昏头脑，忘乎所以，重蹈李自成的覆辙”。1948年底到1949年春的三大战役之后，蒋介石失败在即，艰苦卓绝的中国革命已胜利在望。在这新旧社会更替，中国历史即将发生转变的关键时刻，为了迎接胜利，毛泽东及时召开了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在对新中国的诞生作了全面安排之后，特在会上专门谈了防骄破满问题，并向全党及时提出了“两个务必”的反腐方针。在他的倡议下，会议又围绕不当李自成、拒腐防变这个崭新的课题，作了认真讨论，并作出了一系列防腐反腐的具体规定，从而为建国后的防腐反腐斗争，做了必要的思想准备。　　
9、毛泽东所喜欢和所讨厌的　　
毛泽东喜欢挑战，喜欢读书学习，喜欢游泳，喜欢京剧，这些内容人们都已了解。我再说一条：毛泽东喜欢雪。　　
毛泽东诗词中，我最喜欢的是《沁园春•雪》。这雪赋予了诗人伟大的灵感，抒发出磅礴千古的胸怀。生活中的毛泽东，本身就是一首“雪”的诗。艰苦、豪迈、冷峻、生动，多姿多彩。　　
1951年冬，北京落下了第一场雪。那时，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正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毛泽东工作一夜，批阅了大量的文件材料。天亮时，他放下笔，伸伸懒腰，搓搓脸，朝门口走去。开门跨出门坎一步，他便猛地立住脚，仿佛无意间闯入了一个美妙的童话世界。纷纷扬扬的落雪使他震惊激动。他睁大双眼，仰天凝视，目光从天空缓缓移向积雪的松柏、屋顶，最后又俯首凝视铺了白毡一般的庭院，久久一动不动。一名卫兵见毛泽东站在门里发愣，忙抓起扫帚匆匆去扫路。“不要扫！”毛泽东急切地喊，眉头皱起来。他发现铺砖路上的雪比别处的雪薄，大声说：“这路是你扫过的吗？”　　
卫兵连忙解释：“黎明时我已扫过两次，雪一直下，所以……”　　
“一次也不要扫，把扫帚扔了，她的伤口刚合上，你就忍心又割一刀？”　　
卫兵放下扫帚，怔怔望着铺砖的路上痕迹朦胧的“伤口”，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毛泽东走出廊檐，走下台阶。小心翼翼，步子迈得极慢极慢，像是怕惊醒一个甜美的梦。走出两步，他又停下来，回头看自己留在雪地上的脚印，目光里闪耀着孩子一般新奇惊喜的神色！这就是那位叱诧风云、改天换地的巨人？这就是那位刚刚毫不留情地处理掉刘青山、张子善的共产党领袖？他竟犹豫了，不忍心再向洁白无瑕的雪地上落下脚，把抬起的脚缩回来，重新落在原来留下的脚印里。他终究不忍心踏那雪，顺自己的脚印慢慢退回，注意不要扩大“伤口”，每一脚都落在原来的印痕中。　　
他不时回身望望自己的脚印，不时停在松柏旁欣赏枝桠上的积雪。他凝视片刻，忽然问：“银桥，你贪污了没有？”我稍微有些吃惊，怎么扯到这上面来了？“没有。”我坦然回答。　　
“那就好，你来的时候像这些雪，”毛泽东指点松枝上洁白耀眼的雪，说：“以后也要保持。反腐蚀，不要叫糖衣炮弹打中。不贪污，还要节约。比如给我洗衣服，领口、袖口擦擦肥皂，其他地方一捋一揉就行，不要用很多。家里的支出要有计划，吃饭不许超支，衣服不经我允许，不能做新的。”，毛泽东继续在雪地上走，继续问：“你喜欢雪吗？”“喜欢。”　　
“农民喜欢雪，瑞雪兆丰年。害虫不喜欢。一下雪，苍蝇就没有了。我也喜欢雪，我们都喜欢雪。”于是，我知道毛泽东对雪有特殊的感情。我吩咐下去，庭院里的雪以后不要再扫，留下来，供毛主席观赏。当雪失去新鲜，被来宾踏乱时，毛泽东才走入庭院的雪地，久久地踏雪，一定要踏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至于毛泽东讨厌什么，估计不同人会有许多不同回答。比如有的人可能说讨厌蒋介石，有的人会说最讨厌“一句顶一万句”和“大树特树”。我说毛泽东最讨厌钱。　　
毛泽东曾经同蒋介石握手，但是毛泽东从来不摸钱。毛泽东在延安不摸钱，转战陕北不摸钱，进城后更不去摸钱。　　
记得50年代，张瑞歧给毛泽东来信，说回家后遇到困难了，老张是陕北籍战士，转战陕北期间一直在警卫排。他年纪较大，把毛泽东护送到北京后，就解甲归田，娶妻生子了。毛泽东是很恋旧的，一见信立刻吩咐寄钱。　　
毛泽东经常从生活上关心身边的工作人员，我为他开列了经济支出表，专有一项就是帮助生活困难的同志。毛泽东支援同志的钱，若是从工资的结余存款中拿，就由我负责。若是从稿费中支出，就由秘书负责。　　
那次是由我从工资节余的存款中取出几百元，装入一个牛皮纸袋。因为毛泽东格外关心，所以装好钱我便将纸袋送毛泽东过目，以便他放心。　　
毛泽东正在看文件，见我递来牛皮纸袋，象接公文一样接过去，准备掏出来看。　　
“给老张的钱，主席过过目吧。”　　
我的话音未落，毛泽东神色有变，就象无意中抓了一只癞蛤蟆那么糟糕，一下子把牛皮纸袋扔开了。　　
“拿开！交待了你就办，谁叫你拿来的？”毛泽东皱起眉头搓手，好象指头脏污了，“我不摸钱，以后你要注意呢！”　　
不久，陕北时期的警卫战士李二亭转业后又从家乡来信叫苦，毛泽东马上吩咐寄钱。这一次我没再拿去让他过目。　　
1964年，我已经离开毛泽东去天津工作。那年夏天我去北京看望他老人家。毛泽东听说我家乡遭了灾，吩咐秘书从他稿费中支出一千元帮助我。秘书将钱装进牛皮纸袋放到了毛泽东的桌子上。　　
“你拿去，可以解决一些困难。”毛泽东远远比划手势。　　
“不行，主席，我不缺钱，我不能要。”我连连摇头。毛泽东多次帮助过我，我实在不好意思。　　
“怎么，你是要让我摸钱吗？”毛泽东作出抓那装有一千元钱牛皮纸袋的样子。　　
“不，不，我要，我自己拿。”我赶紧拿起了那装有一千元钱的牛皮纸袋。　　
毛泽东说：“这就对了。你还记得，我不摸钱，我就讨厌钱。”（李银桥）　　
10、酷爱读书，广收博览　　
毛泽东从幼年起，就勤奋好学，酷爱读书。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读书欲望愈来愈强烈。为了增长知识、开阔眼界，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他常常废寝忘食地阅读古今中外的各种书籍。后来，即使在最艰苦最紧张的革命战争环境里，他也总是不忘读书。到陕北以后，毛泽东通过各种渠道，尽一切可能，从国民党统治区购买各类书报。到了延安，他的书逐渐多起来了，并有专人替他管理。他的书起先放在离住处不远的一排平房里，后因日机轰炸，搬到一个很深的窑洞里，保护起来。毛泽东十分爱惜自己的书。有一次，他的一些书被别人搞散失了，他非常生气，这件事他一直没有忘记。1947年从延安撤退的时候，别的东西丢下了很多，但是他的书，除一部分在当地埋藏起来以外，大部分，特别是他加了批注的那些，经过千辛万苦，辗转千里，以后搬到了北京。这些书是毛泽东藏书中最宝贵的一部分，是研究毛泽东思想的珍贵资料。　　
全国解放后，毛泽东读书的条件好了，他提出，要把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的所有图书都给他配置起来。这个要求显然是难以实现的，后来实际上也没有做到。当时毛泽东的书总共还不到十个书架，经过十几年的建设，他的藏书已达几万册，建成了一个门类比较齐全、又适合毛泽东需要的个人藏书室。就个人藏书来说这不算少了，但仍不能满足毛泽东的需要，他还经常要秘书向一些图书馆替他借书。　　
毛泽东读书的范围十分广泛，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马列主义著作到西方资产阶级著作，从古代的到近代的，从中国的到外国的，包括哲学、经济学、政治、军事、文学、历史、地理、自然科学、技术科学等方面的书籍以及各种杂书。就哲学来说，不但读基本原理，也读中外哲学思想史，还读逻辑学、美学、宗教哲学等等。　　
1951年4月中旬的一天，毛泽东邀请周士钊和蒋竹如到中南海作客，曾对他们说：我很想请两三年假学习自然科学，可惜，可能不容许我有这样长的假期。毛泽东常常说，一个人的知识面要宽一些。1958年9月，张治中陪同他一起外出视察工作。有一天，在行进的列车中，毛泽东正在聚精会神地看一本冶金工业的书。张治中诧异地问他：你也要钻研科技的书？毛泽东说：是呀，人的知识面要宽些。毛泽东经常用这句话教育在他身边工作的同志，不论是做秘书工作的，做警卫工作的，还是做医护工作的。1957年他亲笔写信给他的秘书林克，要他“钻到看书看报看刊物中去，广收博览。”　　
毛泽东跟书籍可以说是形影不离。在他的卧室里，办公室里，游泳池休息室里，北京郊外住过的地方……都放着书。每次外出也带着书，在外地还要借一些书。杭州、上海、广州、武汉、成都、庐山等地图书馆，都留下了毛泽东借书的记载。　　
毛泽东有一个习惯，每到一个地方，必先做两方面的调查。一是向人做调查，询问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人民生活等现实情况；一是向书本做调查，了解当地的历史情况、地理沿革、文物掌故、风土人情以及古人写的有关当地的诗文。　　
1958年3月，毛泽东首次到成都，参加中央工作会议。3月4日下午，一到这个蜀汉古都，立即要来《四川省志》、《蜀本纪》、《华阳图志》阅读，以后，又要来《都江堰水利述要》、《灌县志》等地方志书籍，还在书上批、划、圈、点。会议期间，他亲自挑选唐、宋、明三朝诗人写的有关四川的一些诗词，连同《华阳图志》，一并印发给与会同志。3月8日他曾借阅楹联书十余种，其中有杜甫草堂的对联，还有孙髯翁作的昆明大观楼长达一百八十字的对联。毛泽东对这副长联甚为赞赏，他能背诵如流。清人梁章巨在《楹联丛话》中，认为此联“究未免冗长之讥也”，毛泽东颇不以为然。他在对此书的批语中写道：“从古未有，别创一格，此评不确。近人康有为于西湖作一联，仿此联而较短，颇可喜。”毛泽东生前多次到杭州，工作之余，常常借阅当地的地方志、当地古人的文集和诗集。例如，他借阅过宋朝林逋（和靖）的诗文集，明朝于谦的文集、传记和有关的小说。林和靖，就是那个隐居西湖，一生不做官，种梅养鹤，被人称为“梅妻鹪子”的诗人。于谦，爱国名将，做过明朝的兵部尚书。毛泽东在杭州还要过历代古人写的有关西湖的诗词。当时在杭州从事文史工作的叶遐修，收集了自唐至清咏西湖的诗二千多首，从中选出二百首，编成《西湖古诗集粹》，抄送毛泽东阅览。　　
毛泽东的读书习惯几乎渗透到他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或者探讨一个问题，或者参观了一个展览会，或者得悉科学技术上有什么新的重大发展，以至看了一出戏，往往都要查阅有关书籍，进一步研究和学习。1958年，刘少奇曾以唐朝诗人贺知章《回乡偶书》一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作为古代官吏禁带家属的例证。毛泽东觉得不妥。为查明此事，不仅翻阅了《全唐诗话》等书，还特地查阅了《旧唐书•列传》中的贺知章传，发现贺传中并无不带家属的记载。毛泽东随即写信给刘少奇，陈述自己的看法，并送去载有贺传的那本《旧唐书》。日，毛泽东与周培源、于广远谈哲学问题，在讲到“地动说”时，毛泽东说，宋朝辛弃疾写的一首词里说，当月亮从我们这里下去的时候，它照亮着别的地方。晋朝的张华在他的一首诗里写到“大仪斡运，天回地游”。随后要秘书找出载有两篇诗词的书给他。辛弃疾在《木兰花慢》词中有这样两句“可怜今昔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影东头？”意思是说，从我们这里西边沉下去的月亮，到什么地方去了？是不是另有一个人间，那里刚好见到月亮从东方升起呢？张华的两句是在他的《励志诗》里。毛泽东认为这些诗词里包含着“地圆”的意思。　　
毛泽东的学问很渊博，但他总觉得自己的知识不够，他碰到不懂的东西，或者读一些有关的通俗小册子，或者请教专家，或者查工具书。在读书学习上，毛泽东无止境地追求着，一步一步地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　　
四十七年前，毛泽东说过一段很精彩的话：有了学问，好比站在山上，可以看到很透很多的东西；没有学问，如在暗沟里走路，摸索不着，那会苦煞人。这或许是他的经验之谈吧！毛泽东所以能够站得高一些，看得远一些，战略眼光宽广一些，成为一个杰出的革命家、思想家、战略家，一个很重要的条件，就是有渊博的学问和丰富的知识。对于这一点，凡是与毛泽东作过长谈的人，包括外国的一些学者、记者和政界人士，都是表示钦佩的。　　
11、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毛泽东很重视工具书，秘书们也很注意为他收集这类图书，在他的藏书室里，各种辞书和地图等工具书是相当齐全的。他使用最多的是《辞海》、《辞源》、中国地图、世界地图和中国历史地图。　　
《辞海》、《辞源》是过去发行量最广、影响最大的两部辞书，但毛泽东对这两部书都不甚满意。1957年，他在北京见到《辞海》的主编舒新城时说：《辞海》我从二十年前使用到现在。在陕北打仗的时候也带着，后来就找不到了。现在这部书太老了，比较旧，希望修订一下。不久，在上海集中了大批有真才实学的人从事这项巨大的重编工作。1965年出版了试行本。新的《辞海》出版以后，毛泽东要身边工作的一位同志将它跟旧《辞海》一条一条对照，看看新《辞海》有什么优点，与旧《辞海》有什么不同。他对新《辞海》仍不甚满意，他说，有的条目写得太简单，有的条目应该有而没有。这些话，与其说是对新《辞海》的批评，不如说是反映了毛泽东强烈的求知欲望。新《辞海》后来几经曲折，终于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一九七九年重新修改出版。在重编《辞海》的同时，《辞源》也根据毛泽东的提议进行了修订。　　
在毛泽东的故居里，现在还保存着一部小字本的《辞源》，那是从延安带出来的。解放初期毛泽东一直使用这部《辞源》，里面有他圈、划的地方。当人们看到这一道道的笔迹，会深深为他的勤学精神所感动。这部书字太小，后来秘书给他买了一部大本的《辞海》，字稍大些，一直使用到晚年。　　
毛泽东提出编辑的另一种重要工具书是《中国历史地图集》。据谭其骧回忆，1954年冬，有一天毛泽东和吴晗谈起标点《资治通鉴》的事，讲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谭其骧说，解放前一些书局虽然出版过几种历史地图，但都失之过简，一般只画出一个朝代的几个大行政区，绝大多数历史地名在图上查不到。这种图只能适应中小学教学的需要，满足不了读《资治通鉴》之类史书的要求。吴晗想起清末民初杨守敬编绘的《历史舆地图》，一朝一册，凡见于诸史《地理志》的州县一般全部上图，正符合毛泽东提出的配合读史的需要。因此，他建议在标点《通鉴》的同时，也应把杨守敬编绘的地图予以改造，绘制出版。毛泽东赞许他的意见，改绘“杨图”的工作经吴晗推荐，由谭其骧负责。绘制《中国历史地图集》，是一项更为艰巨的工程，它也经历了曲折的道路，在1982年才开始正式出版。全书共八册，为研读中国史书提供了一部详尽的地图集。　　
12、“尽信书，则不如无书” 　　
毛泽东常引用孟子的一句话：“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这里说的书，是指《书经》。毛泽东把它推而广之，及于其他，就是说，不要迷信书本，读书不要盲从，要独立思考。他要求身边同他一起读书的同志，在看完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之后，总要提出自己的看法和理解。毛泽东在他写的大量读书批语中，提出了很多新颖的见解，作出自己的评价，有些见解和评价是相当精辟的。毛泽东认为，读书既要有大胆怀疑和寻根究底的勇气和意志，又要保护一切正确的东西，同做其他的事情一样，既要勇敢，也要谨慎。他不仅对待中国古书是这样，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著作也是这样。毛泽东对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评价是比较好的，但他在建议各级干部学习这本书的时候，强调要加以分析，哪些是正确的，哪些说得不正确或者不大正确，哪些是作者自己也不甚清楚的。毛泽东在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发表了大量评论性的意见，提出自己的许多观点。但他自己认为，这还只是跟着书走，了解他们的写法和观点。他认为，应当以一问题和论点为中心，收集一些材料，看看他们的论文，知道争论双方的意见或者更多方面的意见，作进一步的研究。他说，问题要弄清楚，至少要了解两方面的意见。　　
毛泽东的早年同学周士钊，在谈到毛泽东青年时代读书情况时，说毛泽东有“四多”的习惯，就是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这个“四多”正是反映了毛泽东酷爱读书而又不迷信书本，具有独立思考和追根究底的精神。　　
13、使读书占据工作以外的时间　　
毛泽东是一个读书不知疲倦的人。读书忘记睡觉，读书忘记吃饭，是常有的事。他曾经号召我们的干部，要养成看书的习惯，使看书占领工作以外的时间。他要求别人做的，自己首先做到了。　　
读者可能提这样一个问题：毛泽东每天管很多国家大事，哪有时间读那么多书？要知道，毛泽东的工作效率是很高的。读书的效率也是很高的。他有惊人的精力和惊人的记忆力，加上深厚的知识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所以读得快，记得牢，理解得深，毛泽东给人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不论读一本书，看一篇文章，还是同别人谈话，他能迅速而又准确地抓住要点，抓到问题的实质。在他身边工作的一些同志，感受更深。读者大概都读过《毛泽东选集》第四卷最末几篇评美国白皮书的文章。白皮书是日发表的，不到十天，于8月14日毛泽东就发表了他写的第一篇评白皮书的文章《丢掉幻想，准备斗争》，在一个多月的时间内连续发表四篇评论文章。他抓住并针对白皮书中的一些要害处，揭露了美国当时对华政策的帝国主义性质，批评了国内一部分人对美国的幻想，并对中国革命的发生和胜利的原因作了理论上的说明。有一次，他要看《拿破仑传》，跟他一起读的同志还没有看完，他却三本都看完了。毛泽东每天睡眠的时间很少，像工作起来常常昼夜不眠一样，读书也是如此。他几乎把一切工作之余可以利用的时间都用于读书了。　　
14、毛泽东学英语　　
毛泽东历来十分重视中国语言和外国语言的学习，并主张把学习本国语言和学习外国语言，学习现代汉语和学习古代汉语结合起来。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多次提倡干部学习外语。1958年1月在《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中，他建议在自愿的原则下，中央和省市的负责同志学一种外国文，争取在五年到十年的时间内达到中等程度。在1959年庐山会议初期，他重申了这一建议。在七十年代，他还提倡六十岁以下的同志要学习英语。　　
毛泽东在延安时期自学过英语。但是，由于当时严酷的战争环境，他的学习受到很大限制。全国解放以后，有了较好的学习条件和环境，学习英语成为他的一种爱好。　　
在学习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英译本时，毛泽东曾经遇到过不少困难。因为这些经典著作英译本的文字比一般政论文章的英文要艰深些，生字也多些。但是，毛泽东不畏困难。1959年1月，一位外宾问他学习英文的情况时，他说：在一字一字地学。若问我问题，我勉强答得上几个字。我要订五年计划，再学五年英文，那时可以看点政治、经济、哲学方面的文章。现在学了一半，看书不容易，好像走路一样，到处碰石头。他说：“决心学习，至死方休”，他还诙谐地说：“我活一天就要学习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见马克思的时候怎么办？”　　
毛泽东说话，湖南口音很重，有些英语单词发音不准。他就让秘书领读，他跟着读。有时，他自己再练习几遍，请秘书听他的发音是否合乎标准，并让秘书纠正他发音不准的地方，以便他掌握发音要领。　　
学英语离不开字典。毛泽东身边经常放着两部字典，一部英汉字典，一部汉英字典，备他经常查阅。每次到外地视察工作时，也都带着字典。　　
15、“谁搞的，谁要检查”　　
北平解放后，毛主席住在中南海的一座古式旧瓦房里，院子里高低不平的砖地，屋子里的窗户是用纸糊的，直到1956年后才安装了玻璃。1959年才准许整修房子，但嘱咐要节约，并不准扩大面积。他的办公室、会客室、卧室都很简单，后来还把卧室改为既能会客又能办公的地方。室内只摆一套沙发，一块地毯，一张木床板，一个不大的五斗橱。室内摆满了书籍、报刊、文件、资料，连床上也占了一半。　　
1960年秋，毛主席从外地视察回到北京，见室内重新布置了一套讲究的新家具，办公桌、座椅、沙发、床和衣橱，一色浅绿，大都裹着名贵的呢绒。毛主席环视一周，眉头皱了起来。还没坐下，就严肃地对警卫人员说：“谁搞的，谁要检查！原物送回，今后不准再办这样的事情。”　　
直到把原来的家具搬回，毛主席这才休息。　　
16、痛苦的泪水　　
毛主席是个感情丰富，并且从不掩饰自己情感的人，在他为理想奋斗的时候，警卫人员听到过他豪迈的笑声，也见过他淌下痛苦的泪水。　　
1957年12月份，中南海警卫部队战士马维同志探亲回家，不但写了调查报告，还带回一个窝窝头，又黑又硬，交给毛主席说：“我们家乡的农民生活还艰苦，他们就是吃这个窝窝头，我讲的是实话。”　　
毛主席接过窝窝头时，他的手有些抖，眼圈一下子就红了。他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在陕北，他就讲过：“我这个人平时不爱流泪，只有三种情况下流过眼泪：一是我听不得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受苦，我忍不住要掉泪；二是跟过我的通讯员，我舍不得他们离开；有的通讯员牺牲了，我难过得落泪。我这个人就是这样，骑过的马老了，死了，用过的钢笔旧了，都舍不得换掉……”　　
事实也是这样。有位警卫员见他第一次落泪是他看到病重的孩子，那孩子的母亲哭，他也跟着掉泪，命令医生尽全力去抢救。　　
这一次，他接过窝窝头，扳一块放嘴里，泪水立刻溢满眼眶。当他咽下那口粗糙的窝窝头时，豆大的泪珠便顺着脸颊淌落下来，鼻子也壅塞了。他一边哭，一边掰了窝窝头分给身边的工作人员：“吃，你们都吃一块，这是我们农民的口粮，这就是种粮的人吃的粮食啊……”　　
17、困难时期不吃肉　　
1960年，在我国遇到暂时困难的日子里，有一天，毛主席对警卫人员交待说：“我不吃猪肉和鸡，猪肉和鸡要出口换机器！”　　
一次，毛主席召集中央政治局的同志开会。到了深夜，警卫人员同其他服务人员商量，决定趁着开会，给中央领导同志做些包子，在包子里放点肉。　　
包子做好了，服务人员高高兴兴地给中央领导同志送了上去。可是没多久，却见周总理跑了出来，他小声地责备说：“主席说了不吃猪肉？怎么包子里放肉了？”　　
“主席几天没有吃肉了，今天开会，我们想让主席和政治局的同志一起吃点！”大家回答。　　
周总理听后，理解地点了点头，但又严肃地说：“以后没有主席的话，不要搞。”　　
后来，警卫员和秘书、大夫一起向毛主席说：“主席，您这样下去会把身体搞坏的。党和人民都需要您啊！”　　
毛主席深情地对大家说：“全国的老百姓都是这样，我一个人吃了不舒服啊！”　　
三年困难时期，毛主席不仅带头不吃猪肉和鸡，其他方面也都带头艰苦奋斗，连出差都自带行装。1961年，毛主席因公到无锡，自带的行装是一条4斤重的旧棉被，两条毛巾，两条半新的浴衣，一双磨得褪了色的皮拖鞋。第二天，服务员去取毛主席换下来的衣服洗涤，发现他的衬衣背上打着一条长长的补丁，领子、袖子也都补过。服务员忍不住悄悄问毛主席身边的工作人员，为什么不给主席添几件新衣服？毛主席的卫士长回答说：他们早给毛主席提过了，主席不同意，说一路上又不接见外宾，穿这个衣服不是很好吗？并说，现在国家有困难，棉布紧张。　　
18、“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　　
毛主席生活俭朴，随遇而安。衣服全是又旧又糟，补丁摞补丁，特别是衬衣衬裤，指头稍一用劲就能捅个洞。李讷的保姆韩阿姨没补过衣服，有一次，替毛主席补好了一件衣服，因针脚粗，江青取笑她，故意把她推到毛主席面前出丑，还喊“老板，你看呀，阿姨给你补的补丁……”毛主席正写得专心，听江青一喊，掀起了眼皮，目光忽然与阿姨含泪的两眼相遇了。他突然沉下脸，立刻一拍桌子：“你混！你要干什么？”江青一怔，松开了推阿姨的手。毛主席立起身，走到江青面前，指着她鼻子责骂：“你是改不了资产阶级作风！阿姨缝得怎么啦？我看就比你强！她是革命同志，是帮助我工作来的，你想干什么？你给我向她道款！”后来，江青向韩阿姨赔礼道歉。事后，毛主席说过：“江青这个人就是个人主义，出风头，爱表现，从来不会为别人着想……”　　
人民解放军发动了全国规模的进攻，形势明显好转，胜利在望，这时，江青也不知不觉起了一点变化。首先是吃饭有些讲究了，想吃鸡、吃鱼、吃肉，而且每天一定要吃到一点蔬菜才行，否则就按着心口窝说胃不舒服。她甚至对毛主席也挑剔起来。绕山绕水地说毛主席头发蓄得太长，不修边幅，吃东西太辣太咸，不懂饮食卫生，掉到桌子上的米粒、菜叶不该拾起来往嘴里送。　　
有次，毛主席连续工作了三昼夜，每昼夜只吃两餐素面或者片粥，是用茶缸子煮的。他吩咐卫士组组长李银桥：“馋了，你想办法弄碗红烧肉来，还要肥的，我补补脑。”江青知道了，皱起眉头说：“真是改不了的农民习气！你不要弄了，贺老总不是送来腊肉和鱼了吗？给老板做得有滋味些，什么不比那碗红烧肉强？”　　
吃饭时，毛主席见没有红烧肉，发了脾气，大声责问侍立一旁的李银桥：“怎么回事？交待了的事情为什么不办？是办不了还是不想办？啊？”江青不作声。李银桥受委屈后流泪了，事后，毛主席了解了缘由后，拍了桌子：“我就是农民的生活习惯，我本来就是农民的儿子！”　　
1962年李银桥、韩贵馨夫妇离开毛主席时，毛主席说：“银桥啊，你在我身边，地位很高，职务很低。我舍不得你走，但我还得为你的前途着想。到新的岗位要尊重领导，夹起尾巴做人……〃那次毛主席拉住李银桥，抚着他的背哭出了声，泪湿双颊，李银桥更是放声大哭。毛主席在中南海会客厅同他们全家合影，赠送他们一笔安家的钱，赠送了亲笔写的诗词。　　
临走前，毛主席要求他俩每年来看望他一次，并说：“我死后你们到我的坟前来看看。”他们按他说的话，每年去看望他一次。　　
19、亲自校对文稿　　
毛泽东同志的文稿中，有一些他亲笔写的关于文稿校对的更正启事。这类文字与毛泽东同志那些脍炙人口的论著比较起来，当然是次要一些。然而，它却反映了毛泽东同志在文稿的撰写方面严谨治学、一丝不苟的精神。　　
毛泽东同志提倡文章写好后，要“认真地加以删改”，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可是，作为一个对人民高度负责的作者，他并不把文稿的改定看作是写作的完成，还非常重视文稿付印时的校对。1938年，有一次他把一篇文章改定付印时，写信交代郭化若同志：“第一节最后修改毕，即可付印。校对须注意，你自己至少校一次。”并特别提出：“注意标点符号，不使弄错一个。”重要的文章，他不仅嘱托有关同志认真校对，还常常亲自反复校阅。日，《论持久战》一文印行之前，他亲自作了校对，并给出版科的同志写信说：“都校了，第三部分请再送来看一次。”“第一、第二部分请你们过细作最后校对，勿使有错。”日，他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稿修改稿付印时写信嘱咐徐冰同志：“请你们校第一、第二次，我校第三、第四次。”　　
毛泽东同志发观印行的自己起草或签发的文稿中有差错，哪怕是细小的差错，总是毫不含糊，严肃认真地更正。日，他为《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中的―个错字，专门写信告诉徐冰同志：“游击战争战略问题”一文，第七页，第二排，十二行，“集中兵力使用于某一重要方面”这一句，兵字是主字之误。他还郑重嘱咐：“如来得及改，请于印小册子时改一下为盼。”毛泽东同志尽管工作十分繁忙，还亲自替报刊、通讯社写更正启事。日延安《解放日报》登载的《论联合政府》，有几个错字。他立即以“本报”的名义写了一则更正启事，在5月3日登出。日北平《解放报》登载他的《五四运动》一文，多出四个字，脱漏两个字，他当天就为《解放报》编辑部写了“更正表”，一一更正过来，并附信说：“请专予登载为盼”。就在这同一天，新华社播发毛泽东同志和朱德同志签发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他发现了两个错字，即“当”字为“均”字 “村”字误为“民”字，第二天就为新华社写了更正启事，并提出：“以上两点务请各广播电台、各报纸予以更正。各人民解放军政治机关印发这个布告时，务请更正为盼。”　　
正由于毛泽东同志对待文稿的写作与校印工作精益求精，他的大量著述才能以那么精确、严谨、优美的面貌出现在我们面前。今天，重温他的那些含义深刻、语言生动的著名篇章，想起他亲自校对和写更正的事迹，我们每个从事写作和编辑工作的同志，该会得到多大的启示和教益！　　
20、毛泽东的遗产　　
毛泽东生前每月的工资所剩无几。除去家庭生活费用的开支外，毛的湖南老家不时有亲友来访，他们在京的花销，回去的路费，买土特产送行，给每位来京亲友做一身衣服，等等，都从毛泽东的工资中开支。李敏回忆说，五十年代，毛泽东每月都要抽空检查家庭的收支账，听管理人员报告全月各种用项。他一再叮嘱，不能超支。　　
除工资外，毛泽东拥有大笔稿费。在五十年代，稿费就达人民币一百万元。毛泽东把稿费全部交到中央特别会计室，由他们保管。特别会计室隶属中共中央办公厅。　　
毛泽东的稿费，都派了什么用场？稿费的一部份，用来给毛泽东买书。毛泽东极爱书，特别喜欢线装书。他晚年视力不行了，他看的书都要印成大字线装本。印书的钱，就从稿费中开支。　　
有一次，毛泽东决定用他的稿费印一批书，并给每个政治局委员发一套。后来，政治局的委员们觉得这样做不合适，怎能用毛泽东的私人稿费给大家印书呢？从此，政治局再没有用毛泽东的稿费印发过书籍。　　
毛泽东稿费的另一项用途是搞调查研究。毛泽东不时感叹：自己下去搞调查，人们只给他看好的，不给看坏的，他了解不到真实情况。他建议组织干部队，人员从基层的县、专区调来，一方面担任警卫任务，另一方面回去搞调查研究，调查结果直送毛泽东，他说：“这些人的路费由我来出。”他用稿费去支付调查费用。　　
毛泽东的稿费还曾用来退赔下面工作人员的多吃多占。六十年代初，毛泽东身边的个别工作人员下去时，随便收礼物，多吃多占。毛泽东知道后，一面进行整改，一面派人下去退赔。共退了两万多元。　　
毛泽东个人生活简朴。他的伙食补助费，是由中办负责开条，经毛泽东批准，从稿费中开支，由于工作关系，他常要留客人吃饭，除外宾外，他都是用稿费来招待客人。毛泽东请客，从来是四菜一汤，他自己点一个菜，请客人点一个菜，然后配两个素菜，一碗汤。　　
毛泽东的稿费，有时作了春节的礼金。毛泽东对早年支持帮助过他的人，念念不忘，在他年轻时，曾教过他语文的王季范老先生，还有他在北大当图书馆管理员时曾帮助过他的章士钊先生，每年过春节时，毛泽东都要送点钱作为年礼。　　
毛泽东的稿费，还用来给他的前妻贺子珍买药。贺子珍从苏联回国后经常生病，毛泽东派人四处打听治病的良药，买好给她送去。　　
毛泽东的稿费，他自己动用的，每年不到一万元。　　
在毛泽东晚年，江青曾伸手向他要过钱，毛泽东从稿费中批三万元给她，是由工作人员经办的。　　
在毛泽东去世后，有几年时间，没有任何人提起毛泽东的遗产问题。直到1981年，中共中央办公厅派人找李敏了解她的生活和要求。李敏说：“我没有什么奢求，如果可能，我只想要爸爸原来要给我的一份。”　　
这样，在1981年，李敏得到了中办送来的八千元现金，―台20英寸彩电，一台电冰箱。　　
与此同时，中办又给毛的另一个女儿李讷送去一台彩电和一台电冰箱。原来，早在1975年，毛泽东曾批给李讷八千元，毛岸青也得到同样的一份。　　
另据贺子珍自己说，1975年中办也曾给她送去了两万元。她用来买了一台彩电，一部高档的录音机，放在她的病房里使用。1984年贺子珍去世，上海市委老干部处交给李敏三千元，说这是贺子珍留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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