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画《父亲》的背景
油画《父亲》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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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诞生的背景　　重庆电视台播出的《一路走来的父亲》，揭秘四川美术学院院长罗中立创作《父亲》的故事——二十年前一幅名为《父亲》的油画感动了整个中国，今天再看这幅画的背后. 　　 &&
&&农民是这个国家最大的主体，他们的命运实际上是这个民族和这个国家的命运。”罗中立说。《父亲》原型是大巴山一老农民罗中立出生于四川一个工人家庭，他承袭了父亲在美术方面的爱好。1964年，他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二年级时，他来到离家200多公里远的四川达县。罗中立说：“我们学校那个时候因为整个教学的方针就是为政治服务，为要生活，深入火热的工农兵群众当中去教学，学校在大巴山新村小学。”他至今还清楚的记得，三十多年前的那个夜晚，热情的村民里三层、外三层，将罗中立等来自大城市的学生们围在新村小学的空场里，村长喊着学生的名字，喊到一个就被一户村民领走。 　　罗中立那天被一个叫邓开选的老人领到了他家的土屋里，罗中立觉得那天的蛙鸣特别响，星星特别亮。他在那头吸烟，那个烟味让我到现在都闻不了烟味。我一直不吸烟，但是那个时候都非常喜欢，都闻惯了。”罗中立说。在一个十分陌生的环境里，罗中立很快与自己的房东大爷搞好了关系，夜里就和老人睡在一个床上，邓开选老人也就是后来油画《父亲》的创作原型。再到大巴山离《父亲》越来越近擅长用毛笔画连环画的罗中立确实有着同学羡慕的技术。 　　1968年于四川美术学院附中毕业后，罗中立又选择去达县，在达州钢铁厂当了一名钳工，后成为厂里专门画批判专栏的宣传干事，画过不少连环画，还为厂子里的宣传栏画过主席像。罗中立说：“那是一些很大的墙面的主席像，《毛主席去安源》啊，还有一些大的头像。”1977年9月，国家恢复高考。罗中立报考了四川美术学院。罗中立说：“我是一心想着考国画的心思过来的，但那一年刚好不考国画，没有国画招生，只有油画、版画、雕塑，我想以前画那个粉画，跟油画差不多，我就选了油画，反正四年下来，我还是干我的国画。”他只能躲在宿舍里画连环画，四年下来画了300多幅。难道罗中立真的就要在连环画中找到成就感吗，他离自己第一幅《父亲》有多远？这时，又一个机会出现了。 　　到了二年级的时候，学校开始研究生考试，罗中立就报考了国画研究生。专业考试排名第一，但他却没有考上，原因是他的古典文学不及格。国画系教授还说，幸好罗中立的古典文学不及格，不然就不会有后来的《父亲》了。没有考取研究生的罗中立只好回来继续画油画。这时第二届全国美术展览的消息传来，罗中立决定为自己的油画生涯作最后一搏，他又一次到大巴山寻找创作灵感，这时的他离《父亲》这件作品又近了。三到大巴山终于画出《我的父亲》在四川美术学院第二年，快到农历大年三十时，罗中立在路边公共厕所看到一个收粪的农民，这个场面触动了罗中立。“看到他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而且外面的天气阴雨绵绵，非常湿、非常冷，当时我看他还是很麻木的，完全不知道已经是大年三十这样一个感觉，所以当时一下子很震动，然后回去马上画了很多关于收粪农民这样一个场面。”他认为是又脏又臭的农民支撑着国家，农民才是支撑国家和民族的真正脊梁。 　　当时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的通知下来了。罗中立准备用《收粪的老人》创作一幅作品，他对朋友说要画一张大的大头像，原话是“像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说完后就大跳，又跳又舞很兴奋。正式创作以前，罗中立又回了一次大巴山，他把邓开选老人所有的照片能找的都找了出来，能画的都画了出来，然后把这些综合出来构成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期间差不多半年时间里，一稿一稿地变化着。等他从大巴山回到学校，画的题目也从《收粪的农民》变成了《我的父亲》。1980年夏天的四川美院，同学们都在为即将召开的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作准备，学院也非常支持，改变了以前过点熄灯的做法，宿舍的灯整夜不熄。加支圆珠笔表明是新社会的父亲当时有人看了《我的父亲》说，你这个是旧社会新社会，你这么搞也看不出来。于是提议加一支圆珠笔，这个圆珠笔放在耳朵上头。只有解放以后才有圆珠笔，旧社会解放前是没有圆珠笔。罗中立说：“加一个圆珠笔的话，就表示他是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一个农民，就不像现在苦巴巴看到一个旧社会的老头。我很快把这个圆珠笔画上去。 　　为了缩小这个圆珠笔视觉上的强度，所以我把透视画得特别大，基本上是正面透视的一支用竹杆套的那种带圆芯的笔，那个时代很常用的一个圆珠笔的形象。” 罗中立加上的这支圆珠笔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几乎不容易发现，可是就是这小小的一笔改动就决定了父亲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作品和罗中立的未来命运。农民形象的草图几经变化变成了一幅巨形图像，这件作品在最后时间终于通过了当时的四川省美协的审查，同意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取掉两个字引发对《父亲》的争论作品送到了北京，罗中立的心提到了更高。“各方面的一些压力，一些估计，对它都觉得挺悬。”　这是中国油画史上前所未有的一幅巨幅头像。看着眼前满是皱纹苍老的面孔，几乎所有的评委都被深深的的打动了。据说，这一天评委们在画像前站了很久，细细品味着画像的每一个细节。就在这时，评委吴冠中认为，作品表现的人物完全是我们上一代的父亲形象的一个概括，用“我的”太小了，应该把“我的”拿掉，就留“父亲”，就代表父亲那一代。尽管吴冠中的建议只是去掉了两个字，但这恰恰引发了新的争论，新中国成立以后，观众来投票《父亲》一举夺金奖日，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终于在中国美术馆拉开了序幕，参展作品543件。让人意想不到的是，罗中立的《父亲》再次成为观众瞩目的对象。由于评委们一开始就对参展作品存在不同的意见，所以如何给出每一件作品的公正评价也就成了难题。最后评委想出了一个好办法，把评判权交给观众，让他们来给作品打分投票。如此重要的全国性展览让观众来打分还是第一次，观众们会选择哪一幅画呢？当青年美展在北京广受关注的时候，罗中立正在达县陪伴着即将临产的妻子。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该画获得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放大表现老农的《父亲》已成为中国当代人像油画里程碑式的作品。作者罗中立（当时还是四川美院的一名学生）也由此被誉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画坛的一面旗帜。罗中立的油画《父亲》被中国美术馆收藏的价格为400多元。尽管美术馆收藏作品支付的仅仅是材料费，但对画家来说，作品被国家美术馆收藏是一种莫大的荣誉。 罗中立，1948年出生于重庆郊区，1968年从四川美院附中毕业后主动到大巴山农村生活10年。1980年，尚在四川美院学画的罗中立以一幅超级写实主义作品《父亲》而一举成名，该作品以纪念碑式的宏伟构图，饱含深情地刻画出了中国农民的典型形象，深深的打动了无数中国心。 1975年的除夕夜，罗中立在他家附近的厕所旁边，看到一位从早到晚一直叼着旱烟，麻木、呆滞守粪的中年农民。罗中立回忆当时：“一双牛羊般的眼睛却死死地盯着粪池。这时，我心里一阵猛烈的震动，同情、怜悯、感慨……一起狂乱地向我袭来，我要为他们喊叫！”后来，他画了守粪的农民，之后又画了一个当巴山老赤卫队员的农民，最后才画成现在这幅《我的父亲》，开始画的名字是“粒粒皆辛苦”，后改成《我的父亲》（又名《父亲》）。 作为《父亲》的“伯乐”，栗宪庭回忆说：“发现《父亲》其实很偶然。1980年，罗中立创作完油画《父亲》时还是四川美术学院的学生，当时这幅作品参加四川省青年美展，《美术》杂志社领导去参加了，带回来一些照片。我是《美术》杂志的责任编辑，有发稿权，在办公室看见《父亲》照片时，我跟罗中立并没有交往，之前只是刊发了他的女知青图等作品。但《父亲》让我特别震动，画的尺寸是用画伟人的规格，画里的农民父亲形象强调了真实的面貌，充满了人性关怀。虽然当时他还是个学生，我还是在1981年第1期《美术》杂志封面上选用了。”栗宪庭当时也是顶着压力刊发《父亲》的，但让他欣慰的是，《父亲》得到了中国青年美展很多评委的认同，随后《父亲》被评了一等奖。 当然，在那个年代，这幅画不可避免要受到非议。有些批评家说，《父亲》“污蔑了中国农民的形象”，“没有反映解放后中国农民的新变化”。于是，油画《父亲》在最后定稿时，就有了一处细节的修改。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在父亲的左耳上，夹了一支圆珠笔。据说，这样就体现了解放后的农民已经是有文化的农民了。把一切艺术品都贴上政治标签，是“文革”期间最为流行的艺术思想。在中国改革开放初期，这种有害的思想流毒还远未肃清，对油画《父亲》的影响也不能幸免，圆珠笔这个小小细节是那个时代抹不去的标记。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个细节深刻地诠释了油画《父亲》本身产生的历史，成了《父亲》的胎记。它深刻的思想内涵和外延意义比用文字来解释要好得多。 2005年，已是四川美院院长的罗中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曾经表示，要重画《父亲》。他说，“当时《父亲》的社会性更胜过艺术性。如果在20年之后的今天，让我再画《父亲》，我会更多的从绘画、艺术本身来构思，不会还是社会属性很多的那种东西”。 油画《父亲》所承载的东西是不可能重写重画的。《父亲》一旦诞生了，它就属于历史了。我赞同当年大胆推荐《父亲》的资深艺术批评家栗宪庭的观点，“重画《父亲》没有意义，即使是画一个当代农民父亲形象也无法超越当年的《父亲》”。我想，甚至连那个不伦不类的圆珠笔都不能修改。它可能是败笔，是政治符号。但它佐证了“文革”后，中国艺术在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走得如此艰辛；它让我们今人反省，不要走回头路，不要重演历史的笑剧。 如果能够帮助你解决问题,那么希望你点击“采纳”, 举手之劳,将鼓励我们继续解答其他QQ网友的问题.
是梵高的作品
以木工为题材，年轮与沧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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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中立和油画《父亲》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做学生时，他努力“逃离”油画，却以巨幅油画（《父亲》一夜成名，成为新时期享誉全国的艺术家；做老师时，他毫不犹豫地拒绝“当官”，却在50岁时被教职工民主推荐为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在61岁时被任命为中国当代艺术院院长。在个性鲜明的艺术界，他的沉着包容能为各方所接受，骨子里却有着强烈的反叛精神。每到一个新的城市，他都要在地标性建筑前“拿大顶”，用“颠倒过来的眼光”去观察，这是他保留至今的一个习惯。 中国论文网 /1/view-3944042.htm　　他的身上似乎纠结着各种矛盾，他却能一再穿越这些矛盾而获得成功。 　　他就是画家罗中立。 　　用《父亲》呼唤人性的回归 　　一身休闲装，留着重庆很流行的寸头。清瘦挺拔，面容平静，语调柔和。谈兴浓时特别爱笑，笑声低而清脆，显得有些克制。说完一段话后，会耐心地等着来访者完成记录。在这短暂的沉默中，总是细心地给茶杯中续水。 　　与脑海中预设的所有大师形象都有所不同，皮肤白皙的罗中立看起来更像一个活力进发而又有些安静的文艺青年。但这只是表象，罗中立对自己的评价是“感性”。看出记者笔下有些犹豫，他又特意补上一句：“艺术家都是比较感性的，我又是其中比较感性的人。” 　　“创作《父亲》，跟我小时候的生活有关。”罗中立说。那时的罗家在重庆市郊，有很多农村的亲戚。三年困难时期，农村的亲戚有人饿死，有人为了几十公斤玉米就把孩子卖到外地，还有一些亲戚为了活命跑到罗中立家，“大家分着喝一碗粥”。学校前面有一片桐麻树，树皮都被人剥掉吃了，那些树也死了。那时候，罗中立的书包里也常常装着桐麻树的树皮。这些记忆刻骨铭心，让罗中立心疼每一粒粮食。即使是现在参加大型宴会，他仍然会旁若无人地捡食自己掉在桌上的饭粒。 　　1964年，罗中立以第一名的成绩考入刚刚恢复招生的四川美术学院附中。在附中读二年级时，又响应“教学面向基层，为工农兵服务”的号召，来到离家200多公里的四川达县，在大巴山深处的一所村小学当美术教员。罗中立的房东叫邓开选，喜欢在床头抽旱烟。那时农村还没有通电，上完课、开完会，天黑就回到土屋里上床睡觉。罗中立和老头儿睡一张床，老头儿的烟杆很长，罗中立在这头给他点着，他斜躺在那头抽，一边抽一边聊天。当时的罗中立并没有想到，这位老人会成为他日后创作作品《父亲》的原型。 　　两年之后，中国的大地上掀起了一场规模空前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热潮。这一年，从附中毕业的罗中立响应时代号召，主动要求分配到四川达县，出于当时宣传形势的需要，成为达县钢铁厂里专门画大批判专栏的宣传干事。 　　1977年，在达县生活了10年的罗中立开始筹办婚事，此时四川美院恢复招生的消息传到了达县。刚刚结束“文化大革命”的中国百废待举。9月，教育部决定，恢复已经停止了十年的全国高等院校招生考试，规定凡是工人、农民、上山下乡及回乡知青、复员军人、干部和应届高中毕业生，均可报考，29岁的罗中立也参加了这一年的考试。 　　通过四川美院入学考试的罗中立，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他所在的77级油画班里，集中了来自各地的美术精英，大学二年级时全国美展的举办，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展示才能的机会。 　　看到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展览的通知后，罗中立再次去大巴山寻找灵感。大年三十的傍晚，他看到路边公共厕所前蹲着一个等着收粪的老农。那天阴雨绵绵，又湿又冷，老农却一动不动，表情麻木，似乎对举家团聚的传统佳节茫然不知。“真正支撑这个国家的，正是这些又苦又脏又累的农民！我看到农民真是苦到家了，感觉自己应该帮他们说句老实话。”沉淀在脑海中的印记，仿佛被这张木然的脸庞突然揭开。罗中立跑回去一口气画了一大堆构图，准备创作《收粪的老人》。他被自己的灵感刺激得难以自制，兴奋得一个劲儿地冲朋友大喊：“我要画一幅和毛主席像一样大的画！” 　　正式创作之前，罗中立又回了一趟大巴山，回到邓开选老人家，把他所有的照片都找出来，一遍遍地画。整整画了半年，逐渐勾勒出一个老年农民的形象。作品从（《收粪的农民》到手持军用水壶的（《生产队长》，最后定格为完全按领袖人物头像尺寸刻画的普通农民头像（《我的父亲》。“当时为了表现皮肤的粗糙，我还在油画颜料里加了些馒头渣儿，你要仔细看现在还能看出来。”罗中立笑着说。作品送北京参展前，他又听从别人的建议，在“父亲”的耳朵上加了一支圆珠笔。 　　“加一支圆珠笔的话，就表示他是一个新社会有文化的一个农民，就不像现在苦巴巴看到一个旧社会的老头。我很快把这支圆珠笔画上去。为了缩小这个圆珠笔视觉上的强度，所以我把透视画得特别大，基本上是正面透视的一支用竹杆套的那种带圆芯的笔，那个时代很常用的一个圆珠笔的形象。”罗中立加上的这支圆珠笔如果不仔细看的话几乎不容易发现，可是就是这小小的一笔改动就决定了《父亲》这一具有历史性的作品和罗中立的未来命运。农民形象的草图几经变化变成了一幅巨形图像，这件作品在最后时间终于通过了当时的四川省美协的审查，同意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术展览。作品送到北京后，又根据评委吴冠中的建议将作品名字改为《父亲》，作为对整整一代人集体形象的描述。 　　日，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在中国美术馆拉开序幕，《父亲》以超出第二名700多票的优势获得油画金奖。从广播里听到这条消息时，罗中立正在达县陪护即将临产的妻子。 　　作为一幅恰到好处地出现在从“文化大革命”结束到改革开放转折时期的作品，《父亲》几乎成为一个文化符号，不断被人们从各种层面阐释其重大意义。有人说，《父亲》的形象不是某一个农民的父亲，而是中国经历十年浩劫的八亿农民的父亲，也是当代中国农民的形象。也有人说，这个形象所体现的力量，是支撑我们整个民族、整个国家从过去走向未来的伟大力量。除了赞誉之词，也有人说罗中立丑化了农民，对于画面中老农头上的圆珠笔，则说罗中立向政治低头。 　　“30多年过去，对（《父亲》的解读也更多了，其实当时主要还是伤痕文化的代表作，是一个过来人对过去历史的反省，是呼唤家庭伦理的回归，呼唤人性的回归。用领袖像的尺寸画农民，就是要让神化的、扭曲的历史回归本来的轨迹。”罗中立说。在他看来，这幅作品的个人艺术成就还处于特定历史背景下重主题、重意识形态和政治表达的阶段。 　　30多年里，罗中立也改变了许多，唯一不变的是“大巴山”这个创作主题。他每年都去大巴山写生，去了还住在邓开选家。邓开选去世20多年了，他的孙子也有孩子了。几年前，邓家还没有彩电，一顶老麻布蚊帐，还是罗中立下乡时挂过的。那里的孩子还要到山里捡桐籽换钱买鞋，农民靠天吃饭的状况还没有多大改变。“大巴山确实太普通、太平凡了，可能很多人都觉得在那里没办法画，但我在大巴山很冲动。村子里的水塘、牯牛、草垛、猪圈、木梯，在我眼里就是一个个意象。”罗中立说，只有在那里画的草图才最有感觉，晚上在昏暗的灯光下创作，那种光线和氛围总能让“画体透亮”。 　　在罗中立看来，大巴山的农民就像沙漠中的骆驼，忍得气、挨得饿，那里的老人和小孩，都有一种类似骆驼的温良、漠然的眼神。他们的生存状态、行为方式有地域的味道，是中国农村的缩影。他希望用自己的画笔，为大巴山农民几十年的生活变迁留下一部原生态记录。 　　“我一直告诫自己： 　　你一定要保持状态” 　　《中国美术》将《父亲》作为1981年第1期的封面作品。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全国几乎所有报刊杂志都发表了《父亲》。有媒体称，《开国大典》、《毛主席去安源》、《父亲》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最重要的三件油画作品。 　　罗中立的成名作《父亲》频频出镜，但是艺术家本人对于《父亲》所呈现出的风格早已不再继续。谈及《父亲》时他说：“现在回头想想，当时最激动人心的是画的尺寸，这可以是一种观念的艺术，也开启了中国当代艺术。”这幅超级写实主义的油画，成为中国美术史上里程碑式的作品，也奠定了罗中立在中国美术界的知名度和不可动摇的位置。 　　然而，从罗中立身上却看不到巨大成功后的自得，他似乎总是奔波在“逃离”和寻找的路上。 　　1977年参加高考时，罗中立最想报考的是国画专业，但那一年四川美术学院只有油画、版画、雕塑三个专业招生。罗中立觉得以前在厂里画的粉画跟油画差不多，就选了油画系。大学头两年，罗中立每天坚持创作连环画，为“回归”国画作准备，两年间竟创作了两三百幅。大二时，学校允许本科生破格考研，罗中立欣喜若狂，当即报考国画专业研究生。专业考试排名第一的他，最后却因古典文学不及格失去了“回归国画”的机会。《父亲》获奖后，四川美术学院一位老教授说，这次阴差阳错“让川美国画系少了一位好老师，中国多了一位艺术大家”。 　　最早从获奖的喜悦中解脱出来的，是罗中立自己。1981年，罗中立用表现主义的绘画语言完成了自己的毕业创作《吹渣渣》。1982年第1期的《中国美术》，用《吹渣渣》作为封面作品。这是对罗中立艺术成就的高度肯定，也标志着他在一年内实现了从政治主题到绘画主题的成功转型。“《吹渣渣》更多地回到了绘画本体语言，从这幅作品之后，我的绘画风格才一路延续到今天。”罗中立说。 　　《吹渣渣》受米勒绘画艺术的影响很大。完成这幅作品后，罗中立得到了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公费出国留学的机会。两年期间，他游览了欧洲所有的大博物馆，参观和阅读了所有能找到的美术史上著名的原作原著。 　　罗中立给自己提了一个问题：一个来自中国的艺术家，应该用什么作品跟西方的艺术家进行交流？“最可行的途径，就是回到自己的本土，回到自己的文化，寻找具有中国精神的当代绘画的样式和语言。”他又回到了大巴山，回到了雕塑、石窟、石刻、年画等民间艺术和传统文化之中，寻找和提炼自己的绘画语言、风格和样式。在大巴山深处，罗中立创作了（《喂食》、《春雨》、（《巴山夜雨》、《雷雨》、《晚归》、《拥抱》、《过河》等“大巴山”系列作品。这些作品造型语言粗重，笔触参差错杂，还有桃红、粉绿等俗得不能再俗的色彩。作品中的人物，男人腰肢粗壮、女人乳房饱满，都无一例外充满着旺盛的生命力。在绘画素材方面，甚至选取了起夜撒尿等农村生活中最日常最不值得描绘的画面。“大巴山文化的底蕴很厚重，生活的悖理和存在的别扭，生命的强悍和习惯的荒唐，这些都构成了一幅山野味极浓但又十分古怪的民俗画。我用这些绘画语言，都是为了展示那种农民文化的本色。”罗中立说。在后期的画作中，罗中立反复描写大巴山农民的梳洗、恋爱、劳作、避雨、掌灯等场景，就是要表现在那样一种环境中人的最原始、最感人、最有生命力的东西。 　　“改革开放30年，每个行业都回到了自己的领域，按自己的标准和规律来发展。一首诗、一篇小说、一首歌、一部电影或者一幅画令整个社会为之震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罗中立认为，国内美术界必须回到自己的土壤和传统，不断提炼原创的绘画语言，才有可能发展出具有中国精神和中国气派的当代艺术。 　　寻找、提炼绘画语言的紧迫感，催生了罗中立对时间流失的负疚感。他曾经计划每十年办一次画展，被推上院长岗位后，行政工作千头万绪，眼看预定的画展临近，自己却没有时间创作，他甚至痛苦得躲进画室里流泪。罗中立勤奋得让人惊讶。一起出差的同事发现，罗中立从来不担心飞机晚点。他随身带着速写本，画他见到的人和事，画正在争论的同伴，一动笔就忘了时间。就任四川美术学院院长后，事多会多，哪怕忙到深夜，他也要去画室。有时实在忙得没有时间画画了，也要去画室“闻闻那个味道”。“当院长的损失是可以量化的，大画小画一起算，平均每年至少要损失50幅。最可怕的是少画了几百张画以后，状态就丢掉了。很多有才华的人下海时说，等我挣了钱再回来，其实回不来了。所以我一直告诫自己：你一定要保持状态。”罗中立说。 　　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说，罗中立笔下的农民都有一份真生活：有沉重劳作的苦，有合家围坐火塘的乐，有夫妻风雨同舟的爱，有老牛舐犊般殷深的情。这苦、乐、情、爱都有一种川味，一种麻辣辣的生活趣味。这种骨子里的表情被罗中立化为一种日常性的生动叙事，一种夸张的视觉捕捉和强化，一种罗中立式的精神承受。罗中立以他的温和与俏皮，画活了大巴山的生趣，以他的真情承受着中国农民浓厚和泼辣的气息。 　　“罗中立的艺术也可称为罗中立式的陷阱，因为他在最朴素、最自然、最本源甚至最土的农民形象、农民主题和艺术中最创造性的、最精神化的、越来越具有语言形式的纯粹感的两极之间找到了联系，他在用一种完全个性的方式讲述中国农民。”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说，人们现在要关心的并不是创作《父亲》的罗中立，而是一个不断自我超越、自我更新的罗中立。从这一点上说，“我们看到了一个全新的罗中立的世界”。（编辑　王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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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理咨询师的工作，让马健比一般的父亲，更有机会接触到形形色色的“问题小孩”和“问题父母”，了解这些“问题”产生的缘由始末，同时再对自己的家庭教育做出必要修正，让马健成为女儿眼中的好爸爸。马健告诉记者，与父母通常抱怨的“现在的孩子真不好管”相反，家庭教育中的大部分问题，其实是出在父母身上。 “家庭教育反映出了父母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他们也会在无意中把自己的童年、自己从父母那里受到的待遇，以同样的或者截然相反的方式反馈到孩子身上。可以说，家庭教育，就是父母人生的一次回炉。 ”
　　孩子对妈妈说“你去死吧”
　　无论在中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中国人普遍崇尚家庭教育，期待子女过上幸福的生活。要达到此目的，每个家庭各有各自的理念，指导思想不同，操作的方式也有不同。在我们的心理咨询工作中，许多成年人的“问题”，总能从其原生家庭中找到相应的原因。
　　单位举办联欢活动，孙女士看到同事们多才多艺的表现，就后悔当年听不进父母的话，学小提琴半途而废，现在无一技之长。她发誓自己有了孩子，决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一定要让孩子在才艺方面有不俗的表现。从孩子2岁始，她带着孩子学习跳舞、唱歌、乐器。 4岁时有机会开始表演，也竞争到了参演某儿童用品广告的机会。从此，孩子有了更多的表演机会。孙女士心花怒放，才刚刚几年的时间，她已经开始有收获了。但是最近遇到表演，孩子就脾气大发，在舞台上的表现也越来越不到位。孙女士不允许即将到手的业绩泡汤，在好心劝说无果的情况下，对心爱的孩子动了武力。没料到，这一招不仅无效，孩子的表现更糟糕了。以至于孩子说出了一些她无法接受的狠话：“去死吧！ ”“恨死你了！ ”
　　孙女士将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寄希望于孩子来实现。任何一项成绩的取得，都需要家长与孩子付出汗水。幼小的孩子今天的兴趣，也许明天就转变。到底孩子在某些方面有没有兴趣，还需要家长仔细观察。如果强行把自己的意愿加给孩子，即使孩子迫于恐惧而不得不为之，这种强迫在未来是否会给孩子造成更大的心理问题，也不得而知。
　　与孙女士相反的是张先生。经过多年艰苦努力，他一路直通车取得了博士学位，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当他为人父后，发誓不会像他的父母严格要求他一样去要求自己的孩子。他尊重孩子的天性，让孩子快乐地成长。当别的孩子已经开始“早教”时，他让孩子尽情地玩，即使考试成绩不理想，他也表示无所谓。在小学三四年级，孩子出现不及格也未引起他的重视。老师约他谈话时，他的理论与老师观点对立，张口闭口要给孩子最充分的自由空间。张先生的教育理念导致的结果是：几年后孩子成绩太差与高中无缘，过早地进入了社会。现在，孩子抱怨父亲为何当初放纵自己的行为。
　　一些高知群体中的家长，不乏持有张先生这样的教育观念。看似张先生拥有西化的教育理念，张口闭口谈给孩子最大的自由空间，允许孩子快乐成长。而事实上，他的教育方法仅仅停留在对父母教育方法的反抗上，是从一名 “被管理者”转化为 “不管者”。给孩子自由的空间并不意味着不引导和无规则；看似民主的家庭环境背后，隐藏着缺少责任感的父亲。
　　“棍棒”和“你真棒”之间的平衡
　　我们对孩子的教育由贬低、讥讽、指责、侮辱、谩骂、诋毁、拳脚相加、棍棒……走到另一端，即绝对欣赏、过度表扬、任意激励、无端夸奖、及时鼓励，并由此出现一些观点：好孩子是夸出来的、树起你的大拇指，告诉孩子 “你真棒！”。这些观点大有走极端之嫌。
　　记得一期《星光大道》节目，六位参加这台节目的业余歌手中只有一位小朋友，在这个没有年龄、性别、阅历限制的节目中，孩子自然而然地失去优势，第一轮就被刷了下来。孩子的心理难以承受，泪流满面。主持人走上台去圆场，问孩子还有什么话要对大家说，泪光盈盈的孩子，带着哭腔，坚定地大喊：“我是最棒的！ ”
　　这样的情景在许多场合时常发生，但败了就是败了，输了就是输了。表扬孩子时，要让他面对现实。家长说点实话未尝不可。如果一味地把“孩子，你是最棒的！ ”这种信念不停地传递给孩子，一旦他遇到挫折，会否定家长的教养方式；他也许会怀疑大人的真诚，他可能意识到父母的欺骗。孩子会自问：“既然父母一直说我是最棒的，为什么我败下阵来？为什么我前面还有别人？为什么我不是第一？ ”
　　所以建议表扬孩子时须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一，表扬那些在相应年龄段还没有固化下来养成习惯的良好行为。
　　我们可以表扬3岁孩子吃饭很干净，可以表扬6岁孩子帮妈妈洗碗，可以表扬小学生写作业认真、学习有效率，也可以表扬初中生有审美能力。但是如果我表扬上初中的女儿吃饭很干净，也许她会放下筷子转身走了，也许她会故意吃得满桌都是，这是一种逆反和无声的反抗。因为那样的表扬与她的年龄不吻合，与她的能力不匹配。
　　第二，表扬近期比较突出的、有变化的行为。如有的孩子习惯在做功课时拖拖拉拉，不讲效率。家长可采取一些奖惩措施，包括在某一定时间段内做完功课可以玩十分钟游戏或者看半小时电视等，除此之外加上口头的表扬和奖励，效果会更好。
　　第三，表扬要注意间断。凡是家长认为孩子良好的行为表扬之词脱口而出或者及时物质奖励的，容易导致孩子良好行为的目的是为了讨好家长，获取表扬或奖励。而一旦自己有意表现好了，却未得到期待的家长反馈，儿童将可能失去保持良好行为的主动性，也可能采取有意退回到不良行为的方法，引起家长的关注。而间断式表扬和激励，即：不是每次良好的行为都能获得表扬，在良好行为建立之前表扬的频率可高一些，随着习惯的养成，表扬的次数递减，最后的结果是在无人表扬的情况下，孩子依然可以保持良好习惯，不再依赖于外界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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