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三大召开：勾画中国发展路线图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 沈传亮
改革开放迈开大步后，很多理论问题有待于廓清。尽管在党的十二大开幕式上，邓小平提出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问题，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究竟立足于哪里？如何解释80年代出现的个体或私营经济？如何理解个体承包……这都需要理论上取得突破，需要一个比较清晰的发展路线图。
1986年9月的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在1987年第四季度举行中共十三大的决议。随后，中央组织了报告起草班子。起草小组于日就如何草拟政治报告的设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提出拟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的理论根据，系统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任务。着重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邓小平批示说，“这个设计好”。此后，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继续顺利进行。这为十三大召开作了准备。
日至11月1日，中共十三大在北京举行。出席大会的正式代表1936人，特邀代表61人，代表全国4600余万名党员。会议主要议程是：听取和审议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报告；听取和审议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报告；审议并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部分条文修正案》；选举第十三届中央委员会；选举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10月25日的开幕大会由邓小平主持。赵紫阳受十二届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向大会作了题为《沿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报告。报告分七个部分：一、历史性的成就和这次大会的任务；二、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党的基本路线；三、关于经济发展战略；四、关于经济体制改革；五、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六、在改革开放中加强党的建设；七、争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胜利。
11月1日，代表大会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出了中共十三届中央委员会、新一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大会以举手表决的方式，分别通过了《关于十二届中央委员会报告的决议》，《关于党章部分条文修正案的决议》，《关于中央顾问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和《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十三届一中全会于日在北京举行。全会选举产生中央政治局常委：赵紫阳、李鹏、乔石、胡启立、姚依林，赵紫阳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决定邓小平为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全会批准陈云为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乔石为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
从党的历史上看，党的十三大是一次重要大会，不仅总结了改革开放9年来的经验，还提出了奠定改革开放顺利进行的理论和路线。
第一，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和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十三大以初级阶段为立论基础，论述了中国共产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改革、建设的基本纲领，初步形成了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报告在分析中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国家经济实力有了巨大增长，教育科学文化事业有了相当发展的同时指出，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又是不完善、不成熟的社会主义，也就是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报告从我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实际情况、生产力状况、经济发展不平衡、普遍的科学文化水平、生产社会化和商品经济发展的程度，以及意识形态领域中旧思想和旧习惯的存在，说明了“今天仍然远没有超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报告指出：我国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是逐步摆脱贫穷、摆脱落后的阶段”，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根据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中共十三大制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长远指导方针是：必须集中力量进行现代化建设；必须坚持全面改革；必须坚持对外开放；必须以公有制为主体，大力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必须以安定团结为前提，努力建设民主政治；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中共十三大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是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路线的坚持和发展。改革开放多年的历史表明，这一条总路线靠得住。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第二，制定“三步走”经济发展战略。党的十三大确定了中国现代化建设“三步走”发展战略。这就是：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00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 “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指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三步走”发展战略，是我们党在总结国内外现代化发展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深刻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国情和时代特征，为实现中国的现代化规划的宏伟蓝图。 “三步走”发展战略目标的确定，解决了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一个关键问题，这是邓小平作出的重大贡献。
第三，提出了加快和深化改革的任务和目标。这次大会的主旋律是改革，经济改革要深化, 政治体制改革要出台。十三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文化体制的问题。大会提出, 通过改革要建立和发展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同时，大会依据初级阶段理论,进一步制定了进一步开放和搞活的基本方针和行动纲领。十三大把开放提到社会主义建设的必要条件、基本国策的高度，还就对外开放提出许多新概念，如第一次提出“全方位开放”，提出“开放格局”、“外向型经济”等新概念。十三大会议本身也第一次实行对外开放。党的代表大会公开地同意外国记者到现场采访, 不是几个人，而是500多人，这在党的历史上是第一次。新中国成立后1956年召开的中共八大, 当时只允许两个外国记者进行采访,也不能现场采访。十二大允许一些记者采访，但依然不能到现场采访。十三大的对外开放, 既是信心增强的表现, 也是国家开放的需要。
第四，提出了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报告指出，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两大改革的目的，都是为了在党的领导下和社会主义制度下更好地发展生产力。这一条应当成为我们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它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进一步贯彻和体现。明确这一点，有利于破除那种离开生产力来抽象谈论社会主义的历史唯心主义观点，从根本上同僵化的观点、自由化的观点划清了界限。这样，为什么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怎样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为什么要进行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的改革，怎样进行这些改革，得到了更加透彻的说明。经过长期理论与实践的迷误之后，重新阐明历史唯物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意义自然深远。广泛深入地宣传生产力标准的观点，使之深入人心，也必会变成推动改革和建设胜利前进的巨大物质力量。
第五，对加强党的建设进行了新探索。一是提出了党必须经得起执政和改革开放考验的重大课题。十三大根据党的地位的变化和改革开放带来的影响，集中分析了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要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强调“我们党处于执政地位，必须经得起执政的考验；我们党正在领导改革开放，也必须经得起改革开放的考验。这是新时期党的建设必须解决的最重大的课题。”二是提出靠改革和制度建设加强党的建设。大会报告明确提出了“党的自身建设也必须进行改革”、“切实加强党的制度建设”的新任务，要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
党的十三大在组织上的贡献是第一次扩大党内民主, 采用差额选举, 从下而上提名的方法来形成新的中央领导班子。这一做法促使新的领导班子向干部化、年轻化、知识化迈出坚实步伐, 有利于废除终身制。大会选举出的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285名，平均年龄55.2岁，比十二届中央委员当选时的平均年龄降低了3.9岁。十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大专以上学历的达209人，占总数的73.3％，比上届提高17.9％；有高级技术职称的专家57人，占总数的20％，比上届提高6％。
党的十三大是在改革开放迈出重大步伐、改革开放经验有待总结的重要关口召开的一次党代会。这次党代会不辱使命，勇于理论创新，系统地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完整地概括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三步走”的经济发展战略，从指导思想、历史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必要条件、总体布局、国际环境等方面，勾画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轮廓，为全党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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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上海市级机关选调公务员笔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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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共四个部分。
一、单项选择题（10分）。主要考基础知识，个人认为不算太难，但分值很低，一共10小题，每小题1分。
二、材料分析。
给定材料：关于养老的话题。先是介绍当前我国人口老年化速度加快，老年人所占比重迅速增加。再结合上海等地的数据，表明目前的独生子女家庭养老负担重。接着介绍目前社会上存在的机构养老、居家养老，以及介于养老院和居家养老之间的“托老所”模式，讲了各种模式的特点和存在的问题。
问题1：请分析一下各类养老模式的优缺点。
问题2：针对当前各种各样的养老需求，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才能满足？
三、材料分析。
给定材料：关于政策决策的开放化。以我国H市（应该就是上海市）的实践为例，介绍该市在政策制定过程中，在政策议题、制定过程、决策层次等方面不断努力探索，使得公众利益诉求得以比较好的表达。中间从不同方面举了许多实例，表明该市的确在政策决策的开放化方面采取了许多实质性措施，取得了良好的成效。
问题1：请分析该市政策决策开放化的内涵及基本特点。
问题2：尽管采取了开放化的决策方式，但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有效性还是比较低的。请问应该从哪些方面提升公民参与决策过程的有效性。
四、论述题
给定材料：共三段。第一段介绍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取得了巨大成就，“中国奇迹”备受世界瞩目。同时还存在着经济结构不合理、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贫富分化、官员腐败、群体性事件多发等问题。
第二段介绍全面深化改革号角吹响，但个别地区和部门改革踟蹰不前，知难而退。第三段讲改革的重大意义，号召一定要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全面深化改革。
要求：认真阅读材料，并以“突破障碍阻力，全面深化改革”为主题，写一篇1000字左右的文章，要求观点鲜明、逻辑清晰、论证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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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退出政治局常委后，原本酝酿的常委名单为7人——赵紫阳、万里、李鹏、乔石、姚依林、胡启立、田纪云，但最终的名单确却是7人变5人，万里、田纪云出局。这一切都源于姚依林的使坏，以万里不安分，有事就起哄，田纪云亲戚有问题，狙击两人入常。最终邓小平拍板，万里担任正国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不入常，田纪云仍然担任副国级的国务院副总理，只是排名升到第二，仅次于政治局常委、国务院第一副总理姚依林。
在姚依林的狙击下，万里虽未能跻身政治局常委，但仍出任正国级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
下面，讲讲十二大的具体准备工作。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起草政治报告，一是人事安排。政治报告的起草，耀邦在辞职以前就组织了一个班子。还未开始工作他就辞职了，工作也就停了下来。后来我就把他们召集起来，让鲍彤也参加进去作为牵头人，在我主持下开始工作。起草班子还是原来那些人，就加了鲍彤。
我于5月21日就如何草拟政治报告的设想给邓小平写了封信，提出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作为整个报告的理论根据。系统阐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任务。着重阐述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搞活。提出在新的实践中，必须进行创造性的理论探索。这个报告很快得到邓的批示，说这个设计好。由于以后的政治气氛越来越好，十三大政治报告的起草比较顺利。
在起草政治报告的问题上，我想主要讲一下“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法。不少人的印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是我在十三大的政治报告中提出的，其实不然。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就有了这样的话;“尽管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处于初级阶段”。胡耀邦在十二大报告中重申：“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目前还处在初级阶段”。但这两次的论述，对这一论断的含义内容，以及这一重要论断与我国各项政策的关系没有论及。而当时的重点在于强调以下观点：“毫无疑问，我国已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任何否认这一基本事实的观点，都是错误的。”所以这样一段话是指明，即使是初级阶段，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以后，我们就能够在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建设起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就是为了回答一部分人怀疑我国是不是社会主义，能不能搞社会主义的问题。
大家知道，1979年中央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有人在回顾反思过去我们党多年来左倾错误的时候，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即中国过去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革命胜利后，是不是有条件搞社会主义;是不是应该搞新民主主义，以及我们国家现在能不能称为社会主义?这个观点当时就受到中央的批评。这个论断主要是对这种思想而讲的。所以以上两次提到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字，并没有引起人们的重视。
后来到1986年9月，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中，提到了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允许公有制占主体的前提下，发展多种经济成分，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就是说，这一次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断和改革开放，和我们实行的政策联系起来了。但是，这个文件主要是讲精神文明建设，对其它问题也没有展开论述。在我的回忆中，上述三次提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文字时，并没有引起讨论，公布之后也没有引起注意，人们印象比较淡薄。
十三大政治报告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论述，之所以引起国内外强烈的反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是因为报告中把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论断，作为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基础。我自从1987年初组织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以来，就设想这个报告不仅要进一步提出改革开放的重大政策和措施，而且要为在我国之所以必须实行改革开放政策找出理论根据，并且加以阐述。自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大大地解放了社会生产力;大大地加速了各项建设事业;显著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极大增强了国家的实力，这是举世公认的事实。但实行改革开放的基本理论根据是什么，一直缺乏很有说服力的说明;一直是广大干部和各方面人们关心的。一方面他们对改革开放竭力拥护，积极实行;另一方面，心里并不踏实，担心将来又发生方向路线问题。所以对于改革开放的正确性，虽然在实践上已被证明，还必须在理论上作出有力的说明。
几年来实行这一套改革开放措施，说到底，就是对五十年代以来开始实行并日益强化的大一统的计划经济、单一的公有制、单一的按劳分配方式的否定和修正。几年来的改革实践进一步证明了，这种否定和修正的正确和必要;证明了过去在中国按传统社会主义原则，也就是苏联模式推行的那一套，是超越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产力性质的。这是一种左的失误。只有从这种越位的地方退回去，重新实行与社会经济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政策、措施，才能挽救中国。
这就是问题的实质。
但是，我们已经实行了三十多年的社会主义，对一直遵循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中国人民，究竟应该给个什么说法呢?一种说法是，中国社会主义搞早了，该退回去，重搞新民主主义;一种说法是，中国未经资本主义发展就搞社会主义，现在应当进行资本主义补课。这两种说法虽然不能说没有道理，但是必然会在理论上引起很大争论，很可能在思想上造成新的混乱。特别是这样的提法不可能得到通过，搞得不好会使改革开放事业遭到夭折，因此不能采取。
我在1987年春季考虑十三大报告时，很长一个时期就考虑这个问题如何回答。在思考过程中我越来越觉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提法最好。它既承认、肯定了我们已搞了几十年的社会主义的历史，同时由于它是个初级阶段，完全可以不受所谓传统社会主义原则的约束;可以大胆地调整超越历史的生产关系，从越位的地方退回去，实行适合我国社会经济水平和生产力发展需要的各种改革政策。尤其重要的是，它不是个新提法。如上所说，在十一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十二大已经毫无争论地、不知不觉地被接受下来了。现在只是把它作为从理论上阐述改革开放政策的依据，不会引起很大争论，容易得到通过。
我的这些想法第一次向外透露，大约是在1987年5月一次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我说：我们要重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论断，各项改革开放政策都可以从这一论断中得到解答。要以它作为改革开放政策的理论指导。十三大的政治报告要展开论述(大意)。这段话很可能就是在讨论我5月13日讲话稿时讲的。随后我正式布置给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小组;指出十三大政治报告，要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为理论依据。接着我就如何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给中央政治局常委及五人小组写了封信，就是前面我提到的给邓的那封信，信中突出了我的这个意见。邓小平、陈云、李先念都有批示或电话，对我的信表示同意。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三个问题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路线，或三中全会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并概括为口语化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是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时提出并写入报告的。摒弃以”阶级斗争为纲“，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就明确指出了。这以后在党的文件和领导人的讲话中，不断地重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也是1978年理论务虚会议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贯强调的。但过去没有把这三条联在一起，并作为党的路线的主要组成部分。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记得在1986年起草建设精神文明决议文件的时候，初稿上曾经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作为两个方面写的。当时给人这样的印象三中全会路线只是改革开放。我曾提出修改意见，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应该包括四个坚持在内。
最后在十二届六中全会时，我在小组召集人会上，又讲了同样意思的话。我说：总得要注意两个方面，一个是改革开放，一个是四项基本原则。不要注意了一方面，忽视了另一方面。这是我对于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方面内容--的一个初步的表述。当时还没有用”基本点“这个词。
我第一次正式提出三中全会的路线有两个基本点，两者互相联系，缺一不可，是在日过年团拜会上的讲话。这以前在日会见匈牙利党的领导人时也讲了相同的话。我在团拜会讲那些话的用意，是因为开展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人担心会不会改变三中全会的路线。为了解除这个顾虑，我讲三中全会路线本来就包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方面。
没有想到我在团拜会上关于两个基本点的讲话，很快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对，遭到一些思想僵化的人，某些比较保守的理论家的反对。他们说，不能把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作为两个基本点并提。四项基本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是一个政策、一个方法。前面已经说过，中宣部一个干部叫卢之超，大概是理论局长吧，竟然布置中央党校的教育长召开会议，研讨两个基本点的观点，意思就是要批。
这股风刮得不小。所以我不得不在5月13日召开的宣传、理论、新闻、党校会议上;此前还在中央书记处、五人小组讨论我这个讲话稿的会议上，对这种观点进行了批评。我说，我们现在讲的不是一般的社会主义路线，而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路线。四个坚持是基本原则，是治国之本;改革开放是总方针、总政策，都是制定政策的基础。如果说一个是纲，一个是目，实际上就是借反自由化来贬低改革开放的重要地位。如果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如果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只有四个坚持一个基本点，那么还有什么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呢?因为四个坚持从来就是我们的基本原则，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继承了这个原则，同时增加了改革开放的新内容。我的这次讲话重点是批判企图以四项原则是纲，改革开放是目，来压制、贬低改革开放。
经过我5月13日讲话，攻击两个基本点的论调有所收敛。经过上述这些曲折发展的过程，在十三大政治报告中才能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列在一起，作为基本路线的三个组成部分。至于概括为口语化的公式：“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这是鲍彤和写作班子起草文件时写上去的。这种口语化的概括，邓小平看了非常赞赏，多次说“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讲得好。
以上就是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首先和主要考虑的一个重要问题。
还有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体制改革问题，这方面我另外专门再谈，这里只说一句。尽管邓小平过去对中国领导体制的改革讲过一些很好的话，而且在1986年他还强调提出要搞政治体制改革。但在起草十三大政治报告的时候，他再三提醒、再三告诫我们，无论如何不能有三权分立的意思，甚至说连一点痕迹也不能有。在这一时期他接见外宾时也讲了一些话，说三权分立，互相制约，这种体制没有效率，办不成事。实在说十三大政治报告讲到政治体制改革有些新鲜的东西，与邓是没有什么关系的。而且他竭力限制和反对在政治报告中有议会政治、权力制约制衡的痕迹。几次把报告草稿送给他看，他都交代这样的话。事实上我们的报告中已经没有这些内容了，他还是要告诫。如果没有邓的干预，本来十三大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可能会写得更好些。
除政治报告以外，十三大筹备工作另一件大事就是人事安排。
早在耀邦辞职前，邓小平就指定了一个七人小组，负责提出十三大人事安排的方案。人事安排中工作量最大的，也是最关键的，就是几个老人的去留和新的政治局常委的组成。当时有不少人包括我在内，都主张邓仍留在常委里为好。因为邓不参加常委，在当时那么多老人还健在的情况下，常委很难具有权威性。所以我认为不管怎么样，既然邓在党内的决策地位不会改变，与其让他在常委外起这种作用，还不如在常委内起这种作用更为名正言顺。但邓坚持认为：如果陈云的中纪委第一书记、李先念的国家主席、彭真的人大委员长这种格局在十三大不改变，那就是一种倒退，就是国外所说的“保守派的胜利”。他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给人这样的印象。这是1987年3月邓同我一次谈话时说的。但要求他们退下去，邓自己就不好留在常委里。所以他提出，“一个人全退，三个人半退，即彭真全退，邓、陈、李半退”，也就是说，邓退出政治局常委，仍任军委主席;陈云改任顾问委员会主任;李先念改任政协主席。一个人保留实职，两个人担任虚职。一开始的时候，陈云、李先念、彭真都没有表示接受这一方案。邓就请薄一波在几位老人中间往来穿梭，几经周折，看来当时难度还是很大的。直到7月3日，陈云同薄一波谈话时才表了态，说他的工作服从组织安排。陈云一表态，其他人也就好说了。这样，这个方案才被勉强地接受下来。
接着，邓小平同薄一波、杨尚昆还讨论了这么一个问题：即三位老人退出常委以后，他们还管不管事?重大问题的决策，他们还参加不参加?他们如何议论我不清楚，但提出一个意见：今后常委只能有一个婆婆，不能有几个婆婆。这就是说，三位老人都退了，今后只有邓可以起这种常委的婆婆的作用。这个说法很形象了，今后邓的决策地位不变，是常委之上的婆婆，其他人不能这样。但从以后的情况看，有重大问题邓还是得同陈云、李先念商量(主要是陈云)。这件事薄一波是如何向陈云、李先念疏通的，我不知道。直到日，邓在家里召开五人小组会议，才把老人的去留正式定下来。
就在这个会议上薄一波提出，建议我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讲几句话，宣布今后重大问题仍要向小平同志请教，由小平拍板。当薄一波讲这番话时，邓表示，国际上只要明确了他(即邓小平)仍是决策者就放心了。因为国内外都把他退还是不退，看作是中国能否稳定的条件。所以后来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我讲了那么一段话，说重大事情还要向邓请教，请他拍板，就是因为这个会上定的决定。
十三大人事安排，既要仍然保持邓原有的作用，又不参加常委，以便其他三位老人也退下来，这个最为困难的问题就是这样解决的。
这次在邓家里召开的五人小组会议上，对新的政治局常委、国家主席、国务院总理、人大委员长的人选也正式定下来。关于政治局常委，开始提出七个人【1】，在此次五人小组会之前一直是这个方案。后来由于各方面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万里有时讲话不注意，得罪了些人，老人们对他意见比较多。据说在七人小组酝酿名单时，姚依林说过这么一段话：万里这个人，如果一旦有什么事，他是起哄的人，也就是说是不稳定因素。在七人小组开会时，姚依林又突然提出田纪云【2】有问题。说有人反映田安插了一个什么亲戚，而且这个亲戚有问题。于是薄一波在向五人小组的汇报会上说，七人小组不同意万里进常委，另外也提出田纪云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时间再去查清楚了。在这次五人小组会上，邓听了这些意见后就说，万里、田纪云不进常委了，常委名单由七人变为五人。
在这个会上我开始觉得姚依林这个人，平时给人感觉老实忠厚，貌似公正，实际上是工于心计、搞小动作的人。像田纪云这样的事，你早不说，晚不说，正在要作决定的时候，你提出来当然会搁置起来。在十二大选举中央委员的时候也发生过这样一件事，在选举前夕，突然有人写信说某候选人有问题。临时怎么查?只好放下。待把问题查清楚，什么事也没有，但选举已经过去了。所以姚依林排斥田纪云参加常委，这一手可以达到目的。以上就是常委由原定七人改为五人的过程。
就在这次会上，确定由杨尚昆任国家主席，邓提出要万里任人大委员长。万里谦虚地说，他不懂法律。邓说，可以学嘛，还可以找人帮。这件事定下来以后，邓怕万里当委员长有些人接受不了，因为对万里的意见比较多，还专门找万里谈了次话，要他分别到一些老人家里拜访，作些自我批评，取得谅解。万里这样做了。
关于总理人选问题，很长时期定不下来，主要是人们担心李鹏挑不起这个担子。因为他过去搞技术、搞电力，对经济接触比较少，特别是经济改革，完全没有接触。但是陈云、李先念都非常支持。也有过一种考虑，让姚依林搞，过渡两年。因为姚依林对经济比较熟，不少人对姚依林的印象不错。但邓没接受，一是说姚身体不好，二是说姚工作面、知识面比较窄，过去主要搞财贸工作。当时再找新人一下子也难，估计陈云、李先念也不接受。所以议来议去，就只好让李鹏来担任。由于李鹏对经济工作不熟，对经济改革完全没有什么接触，所以当时邓提出并确定，我当总书记后，仍要负责抓经济工作，并且仍然由我担任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邓还说过，李鹏形象不好，人家说他亲苏。因为他是留苏学生。有一次他访问欧洲，没有请示，也没有同任何人商量，顺访了苏联【3】，所以邓认为他形象不好，亲苏。要李当总理后表表态，消除人们的怀疑。
这里说一下，在酝酿总理人选时，是不是考虑过让万里来当总理?因为我任总理时，他是第二把手，是常务副总理。据我所知，在酝酿过程中没有提出过要万里接任总理。原因有两条，一是万里得罪人较多，首先七人小组就不会提出这个方案，七人小组里不少人对他印象不好;二是邓也不会提出他，因为他年纪大。邓一直主张我不做总理后，找一个年轻一些的人来当总理。
在筹备十二大时，人事小组由余秋里牵头，在耀邦领导下，有事首先向书记处请示汇报，耀邦直接抓，然后再到老人那里去。这次是由薄一波牵头，杨尚昆、王震、姚依林、宋任穷【4】、伍修权【5】、高扬参加的十三大人事小组，是邓小平直接领导的。在耀邦辞职前，邓没有过问过这件事;代行常委的五人小组成立后也没有过问过。这大概是由于这一次和十二大不同，因为涉及几位老人留退问题，所以邓把它直接抓在手里头，通过七人小组贯彻他的想法。
耀邦辞职后，由五人小组代行常委的职权，五人小组同七人小组似乎是平行的。五人小组代行常委职责，管日常工作;七人小组筹备十三大人事安排。七人小组甚至把中央平时的干部调动权也抓了过去，说是他们要考虑十三大人事安排，现在的干部调动、任命也与此有关。1987年因兴安岭森林大火林业部长被撤职【6】，要任命一个新的林业部长，但由于七人小组的干预没有办成。当时我出访在外，家里工作由万里主持。万里对此有意见，反映到邓小平那儿。于是在7月7日的五人小组会上，邓才宣布七人小组受五人小组领导;日常干部调动仍然由书记处和国务院负责，七人小组不要干预。薄一波在会上只好表示同意。实际上薄一波的手仍然伸得很长，经常要组织部长宋平向他汇报，他有什么意见就告诉宋平，要宋平去办。薄一波说，十三大人事安排需要对各省、市、各部领导人进行考察，因此组织部在研究干部调动时，要和他们商量。
在十三大召开前，他还通过宋平向我表示过一个意见：现在的七人小组，十三大以后最好还以某种形式保留下来，以便协助中央把干部工作搞好。本来七人小组是筹备十三大人事安排的，现在提出在十三大以后还要存在。很明显，就是要把干部管理长期控制在他们手里，我当然不能同意。我要宋平转告薄，还是按原来定下的，十三大以后七人小组就完成了任务。至于干部管理方面如何发挥老同志的作用，可以再议。薄的打算被我拒绝，对于他这样一个十分喜欢揽权的人来说，心里是很不愉快的。他在1988年积极从事反对我的活动，这大概是重要原因之一吧。
【1】这里的“七人”，指原来拟议中的政治局常委的七位人选，即：赵紫阳、万里，李鹏，乔石，姚依林，胡启立，田纪云。
【2】田纪云(1929-)：山东肥城人。曾任四川省省财政局局长。年任国务院副总理、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
【3】编者注：作者记忆有误。李鹏违反外事纪律，不是擅自决定访问苏联;而是擅自决定要随行的一位副部长，单方面推迟早已通过外交途经商定的访问某国的日程。
【4】宋任穷()：湖南浏阳人。年任中央组织部部长;曾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治局委员，中顾委副主任。
【5】伍修权()：湖北武汉人。年任外交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时任中顾委常委。
【6】日至6月2日，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发生100万公顷特大火灾。林业部长杨钟及副部长被撤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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