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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讲 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形成 学年第一学期
教 案 封 面教研室： 教学管理部 课程名称： 《中国古代史》 课程负责人： 任课教师：于宝航 教学年度： 2010 ―― 2011 学年第 1 学期2010 年 7 月 12 日Page １ of 38教 案 正 文课次 授课章节 授课方式及学时 演示法 2 学时 第十三讲 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形成 难点：完成统一的过程 学时安排 2 学时 重点巩固统一的民族政策。 13教学难点、重点 及学时分配教学方法：讲授 讨论题：清代加强边疆管理的措施是什么？ 思考题：清代完成统一的过程？教学后记备注授课方式：理论教学方法：演示法等Page ２ of 38教 案 正 文第十三讲 清代统一多民族国家之形成 第一节 清皇朝统一全国一 平定三藩之乱清军入关前，在明朝先进封建文明影响下，满族社会正处于从农奴制向封建制飞跃发展的阶段。这一剧烈深刻的社会变革，在统 治集团内部引起了革新与守旧两派力量之间的斗争。清初推行的一系列弊政遭遇到广大汉族人民强烈反抗，使两派之间的矛盾更加尖 锐。1661 年顺治帝福临死，年仅 8 岁的第三子玄烨即位，次年改元康熙。其时政务由素尼、遏必隆、苏克萨哈、鳌拜四辅政大臣掌管， 其中鳌拜握有实权。鳌拜等人系皇太极时的亲信旧臣，以他们为代表的一些满族权贵，早年追随太宗南征北讨功绩卓著；但平定天下Page ３ of 38之后，对治理国家，特别是对汉族地区高度发展的经济文化很不适应，凡事“率祖制，复旧章”①，其间虽然也革除了一些明朝腐败没落 的弊病，更多的则是顽固维护满族旧制和落后的生产方式。鏊拜还自恃功高权重，“凡事在家议定，然后施行”②，遇到皇帝不允所请时， 竟至攘臂上前，强奏累日，逼勒依允。鳌拜集团的专横跋扈、例行逆施，激起玄烨和新一代革新力量的强烈不满，也引起德高望重的 孝庄文太皇太后严重关切。于是，在太皇太后亲自策动和周密部署下，16 岁的玄烨表面上隐忍不露，虚与周旋，暗中却令心腹大臣皇 后之叔吏部恃郎索额图自请解任，效力左右，抓紧组织训练一支贴身可靠的羽林卫队。康熙八年（1669 年）五月的一天，玄烨率布库 （摔跤）少年，乘鳌拜上朝不备，一拥而上“倍而絷之”，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鳌拜心腹死党一网打尽。清除鳌拜之后，康熙掌握实 权，立即宣布永停圈地、平反冤狱，制止清政局倒退逆转，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有所缓和。在此基础上，清皇朝加快了统一多民族国 家的进程，先后平定三藩之乱、统一台湾、粉碎西北蒙古准噶尔部贵族勾结沙俄掀起的叛乱，基本上稳定疆域，实现了统一。 “三藩”，指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仲明的孙子耿精忠。吴、尚和耿仲明都是早期降清的明辽东边将。清廷依靠他 们入关南下攻打农民军和南明，分别留镇云南、广东、福建，拥有重兵，实力雄厚。“三藩”在政令、财经方面相对独立，“用人吏兵二 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③，每以“边疆未靖”向清廷“要挟军需”④，以至“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⑤他们对当地人民残酷压榨，而 且更多地体现了清初经济政策中消极的一面。吴三桂“圈地”、“逃人”搞得都很厉害，“勋庄棋布，管庄员役尽属豺狼，杀人夺货，毫无畏 忌”①。尚可喜之子尚之信“酗虐横于粤”，耿精忠“税敛暴于闽”，致使“百姓苦疲难堪”②。三藩专横跋扈，尾大不掉，尤其吴三桂“水陆冲要， 遍置私人；各省提镇，多其心腹；子为额驸，朝政纤悉，旦夕飞报”③，已成割据之势。康熙十二年（1673 年）三月，尚可喜请求归老Page ４ of 38辽东，以其子之信留镇广东。康熙以广东已经平定为理由，命令全藩撤退。吴三桂、耿精忠也被迫先后请求撤藩，以试探清廷的态度， 康熙认为“今日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④，断然决定全部撤回辽东。吴三桂果然以此为由，于同年十一月发动叛乱，耿、尚二藩 以及一些旧部汉将纷纷响应。叛军很快占据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湖南、四川、陕西数省，军事上一度占据优势。朝中甚至有人 提出退出关外，诛主张撤藩者向吴三桂谢罪。康熙不为所动，坚持武力平叛，经 8 年苦战，终于力挽狂澜，平定三藩之乱。这是因为 吴三桂的目的是要继续割据，世代保留政治、经济特权，维持残暴落后的统治，在久乱思定、全国政局缓和稳定之时，又兴兵作乱， 加重了人民负担，加上平日盘踞作恶，失道寡助。吴三桂也曾企图利用汉族人民的反清情绪扩大影响，但他自己负明降清、开关引敌、 追杀永历帝，劣迹昭著，由他来打“复明”的招牌，已不再有号召力。而清廷则以统一的政府，平定积恶甚多的地方叛乱，得到人民支持。 康熙利用这种形势，剿抚并用，分化瓦解，主要重用绿营赵良栋、张勇、李之芳、姚启圣、傅宏烈等汉族将领，于康熙二十年（1681 年）最终平定叛乱。平藩的性质体现了进步与落后、统一与分裂的斗争。平落后将三藩人马编入八旗，除一些地方弊政，减轻人民 负担，清除隐患，大大加强统一政权，为整顿边防、巩固疆域、恢复发展经济打下基础。二 统一台湾Page ５ of 38郑成功收复台湾后不久即病死，其子郑经坚持抗清，并鼓励开荒，种蔗制糖，开矿冶铁，发展生产，开展贸易，对开发台湾做出 一定贡献。但随着时日推移，国内满汉之间民族矛盾相对缓和，台湾逐渐失去郑成功时代作为抗清据点的积极意义。康熙二十年郑经 死后，统治集团内部争夺砍杀，政局混乱动荡。郑克u即位后己不再坚持抗清复明立场，向清廷提出“请照琉球、高丽等外国例，称臣 进贡”①。台湾问题已转化为割据独立、脱离祖国的性质。康熙断然拒绝郑氏集团的要求，指出：“台湾贼皆闽人，不得与琉球、高丽比”②。康熙二十二年（1683 年），清廷派施琅率兵攻打台湾时，已经完全成为统一性质的战争。台湾官兵渴望统一，施琅率军抵台时，“百姓壶浆，相继于路，海兵皆预制旗号以迎王师”③，纷纷起而响应。清廷攻占台湾后，曾有人主张迁民弃地而不设守，施琅上疏力争，指 出荷兰“时在垂涎，乘隙复踞，必窃窥内地，重以夹板船之精坚，海外无敌，沿海诸省断难晏然”，“弃之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隅， 事关封疆重大”④。康熙支持施琅的意见，正式设台湾府，下辖三县，隶属福建省，台、澎驻军 1 万镇守。清政府攻取台湾，有利于国 家的安定统一，有利于保卫主权、抗御外侵，有利于台湾经济开发、社会发展，具有深远历史意义。三 粉碎准噶尔贵族叛乱，奠定西北、西南疆域Page ６ of 38准噶尔部的崛起与噶尔丹叛乱明清之际，我国西北地区蒙古族分为漠南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和漠西厄鲁特蒙古三大部。漠南蒙 古又称内蒙古，早在皇太极时已归附清朝，建有蒙军八旗，成为清廷巩固全国统治倚重的力量。漠北喀尔喀蒙古又称外蒙古（明代称 鞑靼），内部分为扎萨克图、土谢图、车臣等三部，清太宗时也已和清廷保持通贡关系。漠西厄鲁特蒙古（明代称瓦刺）下分准噶尔、 和硕特、土尔扈特、图尔伯特四部，首领也都曾向清廷奉表入贡。其中游牧于伊犁一带的准噶尔部（蒙语左翼），处于较为落后发展 阶段，带有依厚氏族制残余，经常劫掠、奴役他族，17 世纪上半叶逐渐强大。康熙初年噶尔丹接任汗位后，更野心勃勃，相继吞并厄 鲁特诸部、 征服南疆回部， 从而占有整个新疆南北和青海， 拥有 60 多万户人口。 此后又把矛头转向漠北喀尔喀部， 而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年）俄罗斯戈洛文率 1900 多人至土谢图部楚库伯兴建立军事据点。噶尔丹在俄煽动下率 3 万骑兵攻占扎萨克图部后，又与俄军勾结， 夹攻土谢图部。喀尔喀数十万部众于康熙二十七年被逼南走，投靠清廷。康熙闻讯，立即采取措施把他们安置在内蒙古北部放牧，并 命噶尔丹退兵归还喀尔喀故地，但噶尔丹在俄罗斯支持下，有恃无恐，继续东进。康熙二十九年（1690 年），又以追击土谢图汗为名 进攻内蒙古，并扬言要联合俄国攻打北京，直接威胁清的统一和首都北京的安全。在这种情况下康熙亲征反击，开始了平定俄罗斯煽 动下准噶尔部贵族叛乱的战争。这场战争一直延续到乾隆年间，历时 68 年之久，直接关系到新疆、蒙古、西藏、青海等地的安定和统 一，意义十分重大。 平定噶尔丹叛乱，统一外蒙古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率军御驾亲征，于距京 700 里地的赤峰境内乌兰布通与噶尔丹遭遇。清军用 火炮击溃噶尔丹以 1 万多骆驼围成的“驼城”，大获全胜。次年康熙又至内蒙多伦泊举行影响深远的多伦会盟，协调内蒙科尔沁 49 旗和Page ７ of 38新附喀尔喀诸部之间的关系。喀尔喀部返回故地，编成左、中、右 3 路 34 旗，建立起统一的封建秩序，进一步密切内外蒙古与清廷的 关系，使噶尔丹更加孤立。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三十六年，康熙帝又两次亲征追击噶尔丹，噶尔丹势穷无计，仰药自杀。雍正、 乾隆朝，清廷又在科布多（今蒙古国吉尔格朗图）、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扎布哈朗特）派驻将军和参赞大臣，加强了对喀尔喀部外 蒙古地区的统治。 平定策妄阿拉布坦叛乱，统一西藏噶尔丹败亡后，其侄策妄阿拉布但继立，又在北疆纠集准噶尔部继续与清为敌，并于康熙五十 六年（1717 年）攻入西藏。早在唐朝，吐蕃与中原王朝已建立亲密关系，元代西藏正式归入中国版图。清顺治九年（1652 年），达 赖五世到北京参谒顺治帝，清廷颁赐金册金印，敕封他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康熙二十一年， 达赖五世去世，第巴（行政官）桑结秘不发丧，操纵西藏政权，勾结准噶尔部反清，并擅立仓央嘉错为达赖六世。其后青海各部不承 认仓央嘉错，另于宗喀巴降生的西宁地区立噶桑嘉错为达赖。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青海和硕特部拉藏汗率兵人藏杀桑结，清廷 遂委任拉藏汗管理西藏事务。康熙五十五年，策妄阿拉布坦进兵西藏，次年围攻拉萨，杀拉藏汗，大肆掠抢，西藏地区陷入一片混乱。 康熙五十七年，清廷派兵入藏平乱，五十九年击败策妄阿拉布坦军队，护送噶桑嘉错入藏坐床，敕封为达赖六世，“藏中大小头目及各 寺喇嘛俱欢迎恐后”①。清廷并任用拉藏汗旧部康济鼐、皮多鼐协助达赖和班禅分理前后藏政务，恢复西藏社会秩序，奠定了西南疆土。 雍正、乾隆年间，清廷又几次出兵入藏平定准噶尔部策动的叛乱，并击退廓尔喀（今尼泊尔）军队的入侵，在西藏设置驻藏大臣。清 廷还于乾隆五十八年（1793 年）和八世达赖、七世班禅共同议定关于西藏地方事务的二十九条章程，规定处理西藏地区行政、人事、Page ８ of 38财经，军事、外交等方面事宜的决定权，最终掌握在中央政府驻藏大臣手中。为了限制、打击地方分裂势力，防止大农奴主利用权势 操纵达赖、班禅及呼图克图（活佛）灵童转世，乾隆帝御赐金本巴瓶，供奉于大昭寺，确立“金瓶掣签”制。届时将若干名候选灵童姓名、 生日各写一签贮于瓶内，由驻藏大臣亲临监督诸喇嘛当众拈定，并经皇帝批准生效。清廷还采取措施，减免农牧民杂税差徭，取消农 奴主免役特权。驻藏大臣负责整顿藏兵组织，加强边防，每年五六月亲自巡视边界，处理边务。通过以上措施，清政府对西藏地区实 行有效管辖，密切了西藏和内地的联系，进一步使西藏成为祖国不可分割的领土。 平定罗卜藏丹津叛乱，控制青海雍正元年（1723 年），策妄阿拉布坦策动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反清，纠集 20 余万人攻 打西宁等地，雍正帝派年羹尧、岳钟琪率军平叛。次年二月清军大胜，罗卜藏丹津着妇人衣狼狈逃奔准噶尔。自此，青海完全置于清 朝统治之下。清廷改西宁卫为西宁府，设青海办事大臣，把青海地区的蒙古族编为 29 旗，对藏族则设土司管理，加强了对青海地区的 控制。 平定阿睦尔撒纳和回部大小和卓本叛乱，统一新疆准噶尔部上层贵族长期与清廷为敌，并勾结俄罗斯煽动西北各地反清，彻底战 胜准噶尔已成为清廷完成全国统一的关键。乾隆时，准噶尔在喀尔喀蒙古、西藏、青海等地的势力已基本被肃清，策妄阿拉布坦子噶 尔丹策零死后，准噶尔部又因争夺汗位发生内乱。清廷乘机于乾隆二十年（1755 年）春出兵一举攻占伊犁，但不久策妄阿拉布坦的外 孙阿睦尔撤纳降而复叛，再度挑起战争。乾隆二十二年清军再度攻打伊犁，最终平定准噶尔部叛乱。阿睦尔撒纳叛逃俄罗斯后患天花Page ９ of 38死，清政府强硬要求交回尸体。清军缴获的阿睦尔撒纳银经匣中藏有俄边防当局勾引他加入俄国国籍的密信，表明了准噶尔部贵族始 终勾结俄罗斯叛乱的性质。平准胜利后，清廷即在伊犁等地派驻将军、参赞、领队大臣，巩固对天山北路蒙古等族聚居地区的统治。 原来隶属于准噶尔的蒙古唐努乌梁海地区也并入清皇朝版图。紧接着，清军又展开了平定回部大小和卓木的战争。生活于天山南路的 回部维吾尔族人，清初时被准噶尔征服，回部首领及部分人民被迁至北疆，禁锢于伊犁地区种地输赋服徭役。乾隆二十年，清军平准 攻克伊犁后，将大和卓木（突厥语穆罕默德后裔的意思）布那敦送回南疆统帅旧部，其弟小和卓木霍集占随清军参加平叛，后霍集占 因参与了阿睦尔撒纳叛乱活动，作贼心虚，中途逃回南疆怂恿大和卓木叛乱反清，一时各部从者数十万。由于他们在各地“虐用其民， 厚敛淫刑”①，逐渐失掉当地人民的支持，士卒日益离散。乾隆二十四年（1759 年），在清军两路夹击下，叛军狼狈逃跑。维吾尔族首 领鄂对、霍吉斯等追上叛军后于阵前树旗招降，“降者蔽山而下，声如奔雷”，霍集占“手刃之不能止也”②。最后霍集占弟兄仅携妻小仆 从三四百人逃入巴达克山部，被当地部族擒杀。清廷平定天山南路后，于南疆喀什噶尔等地分驻参赞大臣、领队大臣、办事大臣，皆 统属于伊犁将军，结束了回部分裂混乱的局面，重新统一新疆，从而对促进维吾尔族发展和同中原地区的交流，以及遏制俄罗斯入侵、 巩固西北边疆起到重大作用。康、雍、乾时期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的战争，是清前期在巩固、加强统一多民族国家的斗争中历时最长、影响最大的斗争。这场斗争的胜利，使中央政 府在新疆、西藏、蒙古、青海地区建立起巩固的权力，有利于加强对边疆地区的统辖和开发，确保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被侵犯，使统一多民族国家空 前巩固、强大，基本上奠定了今天祖国的疆域。第二节 清前期的民族关系与民族政策Page １０ of 38一叙说以满族权贵为核心建立起来的清政权，在处理民族关系问题上的出发点、角度与以往有所不同。崛起于东北的满族本身是少数民 族，人数、力量有限，在确保满族贵族特殊利益前提下，特别注重协调各族、尤其是和蒙汉统治阶级之间的关系，这是关系到清政权 能否存在的重要国策。从中央政权的角度来看，清朝对广大汉族人民统治涉及到的问题已非一般民族关系问题所能涵盖；而对其它少 数民族则重点放在处理好与以蒙古族为主的西北少数民族之间的关系。为此清廷专设理藩院（原名蒙古衙门），与六部平级，负责处 理蒙古和其它少数民族事务。清前期在民族政策方面体现了恩威并用的特点。对于边疆地区少数民族贵族的分裂叛乱活动，清廷针锋 相对，坚决派军镇压。康熙中期开始平定俄罗斯煽动的准噶尔部贵族叛乱的战争，持续了将近 70 年之久，取得了重大胜利。在反复征 战追剿中，依靠暴力残酷屠杀的现象也十分严重。在西南地区推行“改土归流”时，对于抗拒的苗民亦曾实施毁寨屠杀，反映清前期民族 政策中具有强制、压迫的一面。凭借军事力量为后盾，清廷在边疆地区建立起严密的行政机构和边防制度，实行有效管辖。清廷还蓄 意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民族隔离和挑拨分裂政策，严禁蒙汉通婚，在回疆设回城和汉城，禁止回汉往来。在蒙古地区实行盟旗制，“众 建以分其力”，规定各旗之间互不统辖，不准互相越境放牧，以便分而治之。与此同时，清前期也十分重视笼络少数民族上层首领，实 行“因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①的怀柔政策。对愿意归附的少数民族首领，一般都承认和保留他们统治本民族的权利，减免其 赋税差谣，封赏世袭爵位和优厚俸禄。特别对蒙古贵族，不但授予亲王、郡王、贝勒、贝子等爵位，而且互通婚姻，皇室常取蒙古贵 族女儿为后妃、福晋，又以公主、格格下嫁蒙族子弟，通过联姻加强血缘联系，使蒙古王公与清廷同心协力，维护共同的政治、经济Page １１ of 38利益。清前期还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在承德建造避暑山庄，并在山庄外围修建十一座规模宏伟的喇嘛庙，每年指定蒙古王公轮 流至避暑山庄觐见皇帝，并陪同皇帝打猎习武，“俾蒙古未出痘生身者，皆得觐见、宴赏、赐■”，以体现“恩亦深而情亦联”②的特殊关系， 达到“合内外之心，成巩固之业”③的目的。清前期对少数民族地区如回疆、西藏、西南苗、彝等地，一般都实行减轻赋税等优惠政策， 并鼓励屯垦，发展贸易，促进经济文化交流。当时维吾尔、哈萨克、藏、苗、高山等少数民族首领都曾相继到避暑山庄朝觐皇帝，对 于加强中央与边疆少数民族联系起到积极作用。清廷还注意因俗而治，在蒙古、西藏大力提倡喇嘛教，所谓“国家宠幸黄僧，并非宗奉 其教，以祈福祥也。只以蒙古诸部敬信黄教已久，故以神道设教，藉仗其诚心归附，以障藩篱，正王制，所谓易其政不易其俗之道也”①。“优礼彼教”的目的，在于宠络民族感情，利用宗教首领的影响，使下层牧民诚心归附，“正以羁魔外藩”②。康熙皇帝曾对扈从诸臣表③示：“昔秦兴土木之工，修筑长城。我朝施恩于喀尔喀，使之防备朔方，较长城更为坚固。” 乾隆也夸耀用修庙会盟代替北筑长城的做 法“实良法美意，超越千古”④。应该说，清前期建筑在加强军事统辖，使其“感恩知畏”基础上的羁縻怀柔政策，体现出由外向内凝聚的向 心力，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还是比较成功的。自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之后，北方各族一直比较安定，各族经济文化联系进一步加强， 中央政府和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的关系更加密切，促进了边疆地区发展，统一多民族国家得到了空前巩固和发展。二 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管理的措施Page １２ of 381 稳定北疆明初经太祖多次派兵北讨和成祖 5 次亲征漠北，沉重打击了残元势力。洪武时期，设置大宁卫（热河宁城东北）、开平卫（内蒙 多伦西北）、东胜卫（内蒙呼和浩特附近），作为防御蒙古的据点，以后又逐渐形成九边重镇，并于沿边增修、加固长城。北疆局势 较为稳定。漠北蒙古鞑靼、瓦刺、兀良哈三部首领都曾遣使贡马，表示臣服，接受明朝政府管辖。其中兀良哈部与明廷关系最为密切， 太祖在其地设置朵颜、福余、泰宁三卫指挥使司，任用该部首领为指挥使。又封儿子朱权为宁王，镇守大宁，控制朵颜三卫。朱棣发 动“靖难之役”曾借兀良哈骑兵从战，称帝后撤宁王，将大宁地区交兀良哈管辖。此后蒙古诸部叛服无常，不过至仁、宣时期，北部边防 尚称平静，“未曾大举入寇，或有扰边者，不过朵颜之类，或猎或掠，多不过百余骑，少或数十骑而已” 。正统年间瓦刺部强盛，也先①于土木堡（今怀来县西南）大败 50 万明军。嘉靖年间鞑靼部兴起，俺答再度率兵进犯北京，于城外肆意掠抢，明军龟缩避战，酿成“庚 戌（1550 年）之变”。直至隆庆、万历年间，高拱、张居正推行边防新政，促成隆庆议和，北疆局势大为改观，“俺答率诸部受诏甚恭， 使使贡马”②，“事朝廷甚谨，部下卒有掠夺边氓者，必罚治之”③。从总体上看，有明一代漠北蒙古诸部和明廷大体保持臣属关系。中央 政府对北疆民族政权的统辖维持羁康的模式，尚不能实行强有力的有效管理。清前期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叛乱后，在当地全面推行盟旗Page １３ of 38制，大大加强对蒙占族地区的统治。全国蒙古族共设 19 盟、203 旗，其中内蒙 6 盟 49 旗，外蒙 4 盟 86 旗，青海及准喝尔 9 盟 61 旗。 盟长由理藩院委任蒙古王公贵族充任，监督本盟各旗军政事务，但无权直接发号施令。各旗首领札萨克已非领主身份，而是作为国家 行政官员，履行中央政府委派的职责，无独立处理政务的权力。对于曾抗拒清廷的察哈尔、归化城土默特、准噶尔和呼伦贝尔的某些 地区，则不设旗札萨克而设总管，加强管辖力度。清政府还在科布多（今蒙古国吉尔格朗图）设参赞大臣，在乌里雅苏台（今蒙古国 札布哈朗特）派驻定边左副将军，加强对外蒙古地区统治。在北部边境线上，自喀尔喀、杜尔伯特、呵尔泰乌梁海之北沿边一带，东 接呼伦贝尔，均设置军事哨所“卡伦”，由蒙古官兵驻守，定期巡边。库伦办事大臣全面负责北边防务，与定边左副将军及科布多参赞大 臣会同处理有关事宜。整个蒙古地区台站密布，驿路通畅。中央政府有效地实施了对北疆蒙古族地区强有力的直接统辖。2 巩固西北元末西北新疆嘉峪关外一带的维吾尔族、 蒙古族和回族等族归察哈台汗国统治。 洪武三年察哈台汗国灭亡， 形成分裂割据局面， “地 大者称国，小者只称地面”①。明初在西北地区对残元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后，太祖采取羁糜政策，对受招抚臣服于明初的“七十八部”予以Page １４ of 38册封，准其入贡贸易，“故西域之使，岁岁不绝”②。洪武、永乐年间，明政府在当地先后设置了赤斤蒙古、沙州、哈密、安定、曲先、 阿端、罕东、罕东左（与沙州卫先后同治一地）等卫。西北 7 卫辖区在甘肃嘉峪关西，西北至新疆巴尔库山，西边包括罗布泊，西南 尽有柴达木盆地。其中哈密卫地处西域冲要，永乐二年明廷封当地首领安克帖木儿为忠顺王。安克帖木儿被鬼力赤谋害后，明廷又把 已在明政府任职的安克帖木儿侄脱脱送回哈密袭爵。永乐四年设哈密卫后，“以其头目马哈麻火者等为指挥千百户等官”，同时又派官员 “周安为忠顺王长史，刘行为纪善”协助共同管理当地军政事宜③。忠顺王及哈密主要官员都由政府任命，成为明朝直辖的地方政权。明 政府把哈密当作统治西域的政治、经济、军事重镇，“令为西域之喉襟，以通诸番之消息，凡有入贡夷使方物，悉全至彼，译表以上”④， 以之“统领诸番，为西陲屏蔽”⑤。哈密 7 卫的设置，对于巩固西北边疆、加强和西北少数民族经济文化交流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清前 期平定准噶尔部贵族和回部大小和卓木叛乱后，进一步加强对西北地区的管辖。乾隆年间清廷设伊犁将军，总统天山南北军务民政， 于喀什噶尔等地分驻参赞大臣、办事大臣、领队大臣，派兵驻守。并在边境关口要道设置卡伦，定期巡逻会哨。清政府还把乌鲁木齐 改为迪化州，巴里坤改为镇西府，实行与内地相同的府州县制。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聚居地，则利用原有的伯克制，设阿奇木伯克等 官职，由朝廷统一派授，管理民政。在中央政府强有力的控制之下，清前期西北地区空前巩固安定，与内地保持紧密联系，进一步推 动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繁荣。Page １５ of 383 经营东北明初东北地区主要为女真族聚居地，分为建州女真、海西女真、野人女真三大部。洪武初年，明太祖设辽东都指挥使控制女真诸 部。永乐二年明成祖于黑龙江人海口特林设奴儿干卫，永乐七年升格为奴儿干都指挥使司，成为明政府管辖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等 地最高行政、军事机沟，下设 132 个卫。“于是海西女直、建州女直、野人女直诸酋长悉境来附”①。其中臣属明朝的建州卫与内地联系 更为密切。至万历时发展为 384 卫、24 所。统辖范围西起斡难河（鄂嫩河），北至外兴安岭，东抵大海，东北越海达库页岛（苦夷）。 都司以下各卫所官员一般由当地部族首领担任，明政府“选其酋及族目授以指挥、千百户、镇抚等职，俾仍旧俗，各统其属，以时朝贡”， 这些部族首领兼地方官员对于中央政府“有所征调，闻命即从，无敢违期”②。明政府直接派军队至奴儿干都司戍守，开辟东西两条驿站 线路连接辽东都司驿站，直抵京师和内地，确保传递文书、运送官军和贡赋通畅。自永乐七年至宣德七年（1432 年），明政府派大监 亦失哈以钦差大臣身份，康旺、王肇舟以封疆大吏身份多次前往奴儿干宣谕镇抚，“自海西抵奴儿干及海外苦夷诸民，赐男妇以衣服， 器用，给以谷米，宴以酒食。皆踊跃欢忻，无一人梗化不率者”①。亦失哈等还在特林建永宁寺，立《敕修永宁寺记》石碑，宣德七年亦 失哈十至奴儿干见永宁寺被毁，委官于次年重修，立《重建永宁寺记》石碑，详载明廷管理经营奴儿干都司始末，碑文用汉、蒙、女 真、藏四体文字书写。碑后题名的 100 多人中既有各级官员，也有汉、女真、蒙古等各族工匠。充分体现了奴儿干都司是明朝统一多Page １６ of 38民族国家的地方政权。明代东北边远地区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大大加强，促进了当地的开发。明后期女真、满族建立的后金、清地 方民族政权即于此肇兴，并取代明朝建立全国统治权。清朝对于满族故乡黑龙江流域的经营十分重视，皇太极时期统一黑龙江流域后 即在当地“设姓长、乡长，分户管辖”②，并将居民编入旗籍，俱令披甲，成为满族八旗的组成部分，谓之“新满洲”。清统一全国后曾对这 片崛起的故地实行封禁，修“柳条边”禁止汉人入内，但却未能阻止大批汉人涌入落户，官府“总以该流民等业已聚族相安，骤难驱逐为 词，仍予入册安插”③。清前期加强对东北地区管辖，在当地实行军府制，设奉天将军驻盛京（沈阳），吉林将军驻吉林乌喇，黑龙江将 军驻齐齐哈尔。又于呼伦贝尔、布特哈等衙门设总管，瑷珲、墨尔根、伯都讷、宁古塔、三姓设副都统。对于边远地区黑龙江下游、 库页岛等地未入旗籍的少数民族，则沿用当地旧制设乡长（喀喇达）和姓长（噶珊达）。清政府还在黑龙江两岸和额尔古纳河东侧广 设“卡伦”， 建立常规巡边制度， 加强对中俄边界的巡察防范。 东北地区的驿路台站系统也十分健全通畅， 把边疆与内地紧密地联为一体。 这一系列举措确保东北边疆稳定、安全，并得到前所未有的开发。4 加强对西藏的管辖Page １７ of 38西藏在元代正式划入中国版图，元亡后接受明朝管辖。洪武初，太祖派使至西藏招谕，宣布承认故元所授僧侣的封号，并要求当 地官员赴南京授职。洪武六年乌斯藏摄帝师喃加巴藏卜抵京受封为“炽盛佛宝国师”。明廷还对他提出的元朝所封 60 名官员，分别授予 指挥同知、佥事、宣慰使同知、副使、元帅、招讨、万户等官职。洪武四年至六年，政府陆续在西藏地区设置乌斯藏、朵甘卫指挥使 司及宣慰使司、招讨司、万户府、干户所等行政机构，颁给印信、官服。洪武七年又将乌斯藏、朵甘两卫升格为都指挥使司。此外朝 廷还在西藏确立僧官制度，于洪武、永乐时期先后封授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阐化王、辅教王、赞善王、护教王、阐教王 等 8“法王”，行使统辖地方职权，但法王没有任命下级僧官的权力，法王之下的西天佛子大国师、国师、禅师、都纲、喇嘛等各级僧官 均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永乐五年至十二年，明政府组织汉藏人民共同修筑从雅州（四川雅安）到乌斯藏的驿道，设置驿站，“使者往 还数万里”。“道路毕通” ，加强了西藏地区与内地的联系与交流。人清后，西藏继续接受中央政府统辖。康雍乾时期清廷几次派兵入藏①平定准噶尔部贵族策动的叛乱， 击退廓尔喀入侵。 雍正五年 （1727 年） 设置两名驻藏大臣， ， 直接监督西藏地方政府。 乾隆十五年 （1750 年）改革西藏地方行政体制，废除西藏郡王的封授，规定地方政府――噶厦由四名噶隆组成，分散事权，进一步提高驻藏大臣权力。 乾隆五十八年颁行 29 条《钦定西藏章程》后，更大大加强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统辖，更加密切了西藏与内地的关系。乾隆年间东印 度公司英国殖民者企图通过不丹侵藏，当时摄总政事的班禅六世明确表示，“西藏是中国的领土”，“应属中国” ，“若坚持对不丹进一步①侵扰，则将引起达赖及其臣民之反对”②。班禅六世并曾跋涉两万里至承德避暑山庄朝觐乾隆皇帝，体现了清前期西藏与朝廷之间的关系 愈趋紧密。Page １８ of 385 西南地区的土司制度与“改土归流” 西南地区云南、贵州、两广、湖广、四川等地，聚居着苗、瑶、壮、白、彝、傣等少数民族。其中一些偏远山区还滞留在奴隶制 甚至原始社会末期阶段。明初朱元璋在当地沿用元朝的土司制度，设置宣慰使、宣抚使、安抚使、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土判官 等官职，受明政府管辖，分别隶属于布政司、都司、行都司，但土官则多由各族首领世袭。此外朝廷还酌情在当地参用流官，即由朝 廷任命的非土著世袭的地方官。“或土或流，皆因其俗”③。对于发生起义或上官割据叛乱的地区，往往在平定之后废撤土司，改设流宫， 谓之“改土归流”。明政府还注意调动当地少数民族开山筑路设立驿站，建立起沟通中央和西南边疆畅通的政治、经济、军事动脉，对于 稳定边疆、加强民族团结、促进西南边疆地区的开发起到积极作用。但元明以来的土司制毕竟承认和保留了带有浓厚奴隶制、氏族制 残余色彩的社会形态，土司世袭也往往导致割据变乱。明廷在推行改土归流政策时，因遭到少数民族贵族首领反抗而不断出现反复。 沿用土司制度实际上是中央权力难以深入，不得已和地方妥协的产物。至清初，西南地区仍处于土流混杂的局面，一些辖地数百里、 拥兵数万、骄横一方的大土司，对土民“任意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①，向朝廷纳“钱粮不过三 百余两，取于下者百倍”。有的土司盘踞地方，竟至“膏腴四百里无人敢垦” 。土司之间也常仇杀火并、割据叛乱。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②当地社会发展和边疆的稳定。清前期随着中央集权统治力量增强和国力日盛，中央政府加快了改土归流的步伐。雍正初年，朝廷采纳 云贵总督鄂尔泰的建议，大规模推行改土归流。革除土司后，分别设置府、厅、州、县，实行和内地统一的政权体制。在推行改革的 过程中触犯了土司的既得利益，同时某些手段本身也带有民族压迫、强制的色彩，因而不断引起反抗。清廷采用“计擒为上，兵剿次之；Page １９ of 38令其自首为上，勒献次之”③的剿抚并用方针，至雍正九年，在云、贵、川、湘、桂广大地区已大体实现改土归流变革。改土归流过程 中虽然有民族压迫、屠杀的一面，但改流后实行的一系列措施，诸如编查户口、丈量土地、清理钱粮、开办学校、修筑道路、开荒屯 田、蠲免土司的暴敛杂差等，改革了落后的生产关系，并引进内地先进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技术和经验，对于改善西南少数民族地区 落后闭塞的面貌，促进当地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积极作用。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更加密切，统一多民族国家更加巩固、安定。 三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清前期经过长达一个世纪之久抵御外国入侵和平定割据分裂势力的斗争，建立起远比明朝疆域更 为辽阔的空前统一巩固的国家。清极盛时期乾隆年间中央政府辖有直隶、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甘肃、江苏、安徽、浙江、江西、 福建、湖北、湖南、四川、贵州、云南、广东、广西等 18 省，东北地区的盛京、吉林、黑龙江，以及内蒙古、外蒙古、青海蒙古、唐 努乌梁海、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幅员辽阔广大，西起巴尔喀什湖和葱岭，东至鄂霍次克海和库页岛，北抵漠北和外兴安岭， 西北包括唐努乌梁海，南有西沙和南沙群岛，东南到台湾诸岛屿，基本上奠定了今天的中国疆域版图。周边还有一些国家当时为清朝 的属国或朝贡国。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发展，有其多方面的内在依据。既表现在政治上明确归属、实现统一，军事上疆域稳定、边 防巩固，经济上内地与边疆相需相靠、联为一体；也体现于民族关系上融洽相处、密切交往，以及文化上相互交流和习俗心理上相容 认同。清前期在历代、特别是元明两代奠立的基础上，取消了国内独立、半独立的地方政权和民族政权，使全国各地有效地置于中央 政府各级行政机构管辖之下。在西北挫败了沙俄插手煽动的准噶尔贵族叛乱，并且在东北黑龙江流域和沙俄扩张势力直接较量，成功 地抵御了沙俄的入侵，建立起稳定的边防制度，确保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受侵犯。与此同时，清前期对边疆地区的开发取得重大进Page ２０ of 38展。乾隆年间东北农产品除供本地需用外还不断运入关内，仅齐齐哈尔、墨尔根、呼兰、黑龙江四城即有存粮 45 万石之多。新兴的吉 林乌喇、齐齐哈尔、宁古塔、伯都讷、三姓、墨尔根、瑷珲等“边外七镇”颇为繁华，呈现出“入烟稠密，货物客商，络绎不绝”①、“商业 夹街而居，市声颇嘈嘈”②的兴旺景象。蒙古地区，古北口外“各处皆有山东人，或行商，或力田，至数十万人之多”③，而已早在明后期 张家口一带便有“南京的罗缎铺、苏杭绸缎铺、潞州绸铺、泽州帕铺、临清的布帛铺、绒线铺、杂货铺，各行交易，铺沿长四五里许”①。 天山南北农业也颇发达，仅北疆乾隆中期兵屯、旗屯、遣屯加上民屯已达 56 万多亩。伊犁一带“内地之民争趋之，村落连属，烟火相 望。巷陌间羊马成群，皮角睾种觯碳址铡Ｖ寥缟苄酥啤⒗デ恢罚慧兄痢雹凇＜慈缧滦顺鞘写蚣拔阂脑哟Γ③ 藏必经之地，百货完备，商务称盛”，“常年贸易，不下数干金，俗以小成都名之” 。许多边远地区至明清时期才逐渐纳入全国统一的封建经济范围。封建时代民族、政权之间的从属关系往往是战争征服的结果，但光靠暴力也不能真正解决，而是和经济、文化的互相依 赖、联系、交流分不开的。康熙时喀尔喀蒙占在抗击沙俄入侵的关键时刻，因遭准噶尔部噶尔丹突然袭击而全军溃败。在蒙古上层首 领商议出路时，土谢图汗之弟哲布尊丹巴?呼图克图便称：“俄罗斯素不奉佛，俗尚不同我辈，异言异服，殊非久安之计。莫若全部内徙， 投诚大皇帝，可邀万年之福”④。明崇祯三年被准噶尔部逼迫转移到伏尔加河一带的土尔扈特部，于乾隆三十五年（1770 年）启程，跋 涉万余里，忍受巨大牺牲，历时 8 个月，全部返回祖国。该部抵达伊犁时“犹有男妇大小人口二十七八万”，“并献其先世所受永乐八年 汉篆敕封玉印一颗”⑤。这都表明，只有塞外游牧经济与中原江南商品经济千丝万缕般联结在一起，并出现“边人大都五分类夷”⑥和少数 民族“求再生当居中华”⑦这种趋同融合，才最终使辽阔边疆成为统一多民族国家牢不可分的组成部分。Page ２１ of 38第七节 反对外国侵略势力的斗争与中外文化交流一 反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斗争与清朝的闭关政策1 葡萄牙侵占澳门16 世纪初，随着葡萄牙、西班牙开辟新航路取得成功，处于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的西欧殖民势力迅速向东方扩张。最早到达中 国的是明朝称之为佛郎机的葡萄牙殖民者。明正德六年（1511 年）葡萄牙侵占马来半岛西南岸满刺加（今马六甲），控制住南洋海上 贸易通道，不断劫掠商船，并向广东沿海骚扰。正德十二年，葡萄牙派安特拉特率舰 8 艘和使者皮来资至广东屯门岛，要求前往广州， 遭明官吏拒绝后，竟“铳声如雷，以进贡为名”①，强行驶入广州。正德十五年，皮来资冒充满刺加“贡使”朝见武宗。不久，曾受明敕封的 原满刺加国王遣使入京，揭穿了葡萄牙的骗局，请求明廷救援。其时留据屯门岛的葡萄牙人“盖房树栅，恃火铳自固”，杀人抢船，掠买 良民，激起民愤，强烈要求“声罪致讨”②。明政府一面责令葡萄牙归还满刺加故土，同时将皮来资押赴广州监禁，处死其混入明宫廷的Page ２２ of 38翻译火者亚三，下令驱逐盘踞屯门岛的葡萄牙殖民者。正德十六年九月，广东海道副使汪f组织军民一举收复屯门岛。此后又将窜犯 至广东新会县西草湾的葡萄牙殖民者击溃，击毙 35 人，生擒 42 人，缴获战船两艘。葡萄牙于广东沿海受挫后，又转而骚扰福建、浙 江沿海。嘉靖二十七年（1548 年），明军于浙江宁波附近的双屿重创葡萄牙殖民势力，杀伤数百人，焚毁大小战舰 77 艘。武力侵犯 屡遭挫败后，葡萄牙改变手法，于嘉靖三十二年用欺骗贿赂手段买通广东海道副使汪柏，诡称商船遭遇风暴，获准于澳门搭棚栖息， 晾晒货物。后因地方官吏和朝廷腐败姑息，殖民者逐渐筑室聚众，扩展土地，并借口防御荷兰人入侵，公然建筑城墙、炮台，设置官 署，发展至“筑室千区”、“夷众万人”①。不过当时明政府对澳门仍“建城设官而县治之”，拥有完全主权。万历四十二年（1614 年），地 方政府还曾对当地葡萄矛人条具五事：禁止畜养倭奴、掠买人口、偷漏税饷、接买私货、擅自兴作。并将他们编入保甲，统一管理， 天启元年（1621 年）又强制撤毁葡萄牙人所筑青州城。葡萄牙人每年须按例缴纳地租银，明政府每年在澳门征收税银 2 万余两。尽管 明廷对澳门仍拥有主权，但这毕竟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首次在中国境内立足，成为殖民活动的据点。而且随着葡萄牙殖民势力日益坐 大，明政府难以控驭当地局势，伏下严重后患。2 西班牙、荷兰侵犯台湾和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Page ２３ of 38继葡萄牙之后，西班牙也将殖民侵略的触角伸向东方。嘉靖四十四年（1565 年）占据吕宋（菲律宾），以此为据点劫掠商船，迫 害华侨。万历二十六年（1598 年），西班牙菲律宾总督派船队进犯广东，在“虎跳门结屋，群居不去”，被明广东地方当局派兵焚毁聚 落，驱逐出境②。天启六年（1626 年），西班牙以荷兰侵占台湾破坏中菲贸易为借口，出兵攻占台湾北部鸡笼港（今基隆），继而又 于崇祯元年（1628 年）占领淡水。在此之前，荷兰殖民者已于天启四年侵占了台湾南部。荷兰是在 17 世纪初葡萄牙、西班牙势力渐 衰后崛兴的头等殖民主义强国，逐渐掌握东方海上霸权。起初荷兰想取代葡萄牙在澳门的地位，因葡萄牙早有准备，根深难拔，遂转 而移向澎湖、台湾。万历、天启年间，荷兰殖民者曾两度侵占澎湖，并以此为据点不断进犯厦门、鼓浪屿等地，均被明军击退。天启 四年，福建巡抚南居益派兵收复澎湖，生擒高文律等主将 12 人，残部逃窜至台湾南部。崇祯十五年（1642 年），荷兰击败西班牙， 完全占据台湾，建立殖民统治。荷兰还经常以台湾为据点袭扰大陆沿海地区，并派“大舟巨炮截我船于交州、吕宋之间，殆无虚岁，丝 棉货物悉为彼有”①，严重影响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发展、海上贸易和人民生计。荷兰残暴的殖民统治激起台湾人民强烈反抗。清顺治十四 年（1657 年）郭怀一领导的抗荷起义失败后，义军派代表携台湾地图渡过海峡，请求郑成功收复台湾。当时郑成功坚持抗清斗争已达 16 年之久，在清兵基本统一大陆的情况下，以厦门为据点的郑成功孤军难守，于是决计伸张民族大义，驱逐荷兰殖民音，收复故土， 并以台湾为根据地继续坚持抗清斗争。顺治十八年四月，郑成功率军 25000 人，战船数百艘，从金门科罗湾出发渡海东征。五月四日 攻克荷军重要战略据点赤嵌城。郑成功致书龟缩在台湾城（大员）的荷兰总督，指出：“台湾者，中国之土地也，久为贵国所踞，今余 既来索，则地当归我，珍瑶下急之物，悉听而归。”②荷军拒降后，郑成功急攻不下，于是改用长期围困的战略，陆续收复荷军在岛上的Page ２４ of 38其他据点，屡败海上援军。在围困 8 个月之后，于康熙元年（1662 年）一月二十五日重炮猛轰城外堡垒，逐步缩小包围圈，发起全面 进攻。二月一日荷兰总督揆一被迫签字投降，结束了荷兰侵略者在台湾 38 年的殖民统治。郑成功收复台湾的斗争，维护了领土主权， 使台湾重新回到祖国怀抱。收复台湾后，郑成功实行开放政策，大力发展海外贸易，促进当地经济繁荣，对台湾的开发和社会发展做 出了重要贡献。荷兰作为“17 世纪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其舰队总吨位约占当时世界总吨位 3/4 ，“他们走到哪里，哪里就变得一片荒 芜，人烟稀少”①，具有极大的侵略性和破坏性。郑成功收复台湾给了荷兰殖民势力以直接沉重的打击，有效地遏制了西方殖民主义进一 步向东扩张，保障了东南各省的安宁，捍卫了民族独立，并且对亚洲其他国家也间接起到保护作用，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3 清政府抵制英国等西方殖民势力的斗争与闭关政策17 世纪中叶以来，英、法、比利时、瑞典、美国等国家的殖民势力也相继侵入中国。它们纷纷在广州设立“商馆”，在商业贸易中 通常伴随着欺诈掠夺等侵略活动。进入 18 世纪，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老牌殖民主义势力逐渐衰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的英国取 得了海上霸主地位。早在明崇祯十年，英国武装商船即曾闯入广州，炮轰虎门。清初为了镇压、防范东南沿海抗清斗争，厉行海禁，Page ２５ of 38强迫沿海居民内迁，中外贸易与西方殖民势力的活动也随之受到遏制。康熙二十四年统一台湾后，开放海禁，中外贸易有较大发展。 但康熙皇帝对西方殖民势力始终存有戒心，指出：“海外如西洋等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国家承平日久，务需安不忘危”②。在 开关贸易的同时，于沿海各地增设炮台，对外国商船严加控制，指定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四地为通商口岸。18 世纪下半期，英 国产业革命后，使用大机器生产迅速提高生产率，在对清朝贸易中很快压倒其他西方国家。乾隆五十四年（1789 年），抵达黄浦港的 商船共 86 艘，其中英船 61 艘，占总数 71％。英国运来的商品主要是毛织品、金属、玻璃、钟表以及从印度转贩的棉花，在中国缺乏 广阔的市场；而中国的茶叶、生丝、大黄、陶瓷制品、土布却在欧洲市场十分畅销。清朝在 19 世纪初鸦片大量输入前，对外贸易一直 保持顺差。对华贸易使西方获得巨额利润，仅经营茶叶一项，即已成为英国政府的重要税源。但“西方人希求东方的货物，而又提供不 出多少商品来交换” ，只得动用大量硬通货作为支付手段，以至抵达广州的外船“所载货物无几，大半均属番银” 。为了倾销商品、输① ②出资本和掠夺中国财富，西方殖民者不断制造纠纷，挑起事端。乾隆二十二年（1757 年）清政府关闭漳州、宁波、台山三关，殖民者 无视清政府规定，仍多次违例北上，如道光十一年（1831 年）工科掌印给事中邵正笏上书皇帝指出的，“乃迩年以来，有英吉利贸易夷 人，自恃富强，动违禁令。而其余各国，遂亦相效尤，日形狂诞”③。乾隆五十七年（1792 年），英政府派马夏尔尼率使团谒见乾隆帝， 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要求：准许英国派人驻北京照管商务；允许英商在宁波、舟山、天津、广东等地自由通商；准许在北京建商馆贮 货发卖；在舟山附近占用一小岛供英商居住与贮货；拨广州附近一处地方供英商居住并准其自由出入；减免英商在广州、澳门内河运 货税额；免除英国人居住税并发给许可证；允许英国人在各省传教等。这一割让领土、开放口岸、减免关税的殖民主义无理要求，遭Page ２６ of 38到清政府严词拒绝。乾隆帝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所属。”并警告，如英船驶至浙 江、天津，欲求上岸交易。“定当立即驱逐出洋，未免尔国夷商在劳往返，勿谓言之不予也”④。英遣使中国失败后，多次派武装舰只闯 入中国洋面，以武力相威胁。嘉庆帝曾指令两广总督吉庆，“有犯必惩，切勿姑息，无隙莫扰，亦勿轻率”①。在外交、军事软硬两手均 未能得逞的情况下，为扭转贸易逆差，改变白银大量流向中国的局面，以英国为首的西方殖民者转而采用倾销鸦片的恶毒手段，以此 敲开中国的大门。英国率先于雍正五年向中国推销鸦片。清政府雍正七年、嘉庆元年（1796 年）、四年数次下令禁止贩卖、输入、种 植鸦片。英国仍以走私、行贿手段，肆无忌惮地大规模倾销。 19 世纪上半期，英国对华贸易中鸦片输入值己远远超过其他商品输入的总值。1837 年～1838 年度英国向华输出商品中仅鸦片一 项即超出中国全部输出商品 22.86 万镑。美国等其他西方殖民者以及俄国也都纷纷参与对华鸦片走私贸易。19 世纪 30 年代以后，清 政府因鸦片迅猛涌入而丧失出超地位，导致白银大量外流。其结果不但加剧清政府财政危机、增加人民负担、阻碍商品流通和社会生 产，而且“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②，严重摧残中国人身心健康。各级官吏中也有不少人因染此恶习而更 形腐败衰朽，甚至“军营战兵，多有吸食鸦片烟者，兵数员多，难于得力” ，如林则徐在道光十八年（1838 年）所指出的，“是使数十③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④。道光年间，清政府“塞源”、“遏流”加大查禁力度，仍然屡禁不止。鸦片贸易已经 成为殖民主义势力打开中国门户、奴役中国人民的重要侵略手段；中国人民禁绝鸦片的斗争，也因此而具有反抗侵略、悍卫民族生存 权利的伟大意义。道光十九年，湖广总督兼兵部尚书林则徐作为钦差大臣抵达广州整顿海防。查禁鸦片，清政府并颁发查禁鸦片章程Page ２７ of 3839 条。随着禁烟运动轰轰烈烈的展开，中国人民和西方殖民势力之间侵略与反侵略的斗争更趋激烈。一场关系到中国命运和历史发展 方向的战争，已经迫在眉睫、势不可免。 清政府在和西方各国交往中基本上采取了闭关政策。所谓闭关并非完全断绝往来，而主要表现在对贸易的严格限制。清前期自统 一台湾后逐渐放宽海禁，但针对西方殖民势力的非分之举，在开展外贸过程中制定了一系列防范限制措施。除限定在广州一口通商外， 还对进出口货物加以限制，军火、大米、豆麦、杂粮、铁器、生丝、绸缎、马匹、书籍等都在禁止出口之列。此外还实行行商制度， 即由政府批准的行商垄断外贸事宜，外商不得和官府直接交往，举凡进出口买卖货物、规定价格、外商纳税、乃至政府宣示通告、外 商上书陈情，均由行商居间办理。行商还受政府委托管束稽查外商的居住行止，如外商偷税漏税，则由行商负责赔偿。官府还先后颁 行《防夷五事》、《交易章程》，严格约束外商活动，诸如中国人不得向外商借款或受雇于外商，不得代外商打听商业行情；外国商 船停泊处，须派兵稽查；外商不得在澳门长期居住，不得乘坐轿舆，不得在广州过冬，居住在广州商馆的外商每月只准三次到附近花 地和海幢寺游览散步，每次限 10 人，平时不准擅自出入商馆等等。与此相应，对中国出海贸易的商船也有诸多限制，如装载货物不得 超过 500 石，每船只准带铁锅一口，每人只许带铁斧一把。船上所有人员须详细登记姓名、年貌、履历、籍贯，预先规定往返日期， 每人每日只准带米一升，并带余米一升等等。清政府实行闭关政策的根本原因，是受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结构的限制。如乾隆帝致英王 书所说：“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假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瓷器、丝巾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加 恩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余润”①。害怕引发沿海人民反清斗争、防止他们出海集聚力量抗清，也是实行闭关政策Page ２８ of 38的一个因素。此外也还有抵御、防范西方殖民势力颠覆、侵犯，保卫国家主权和统一的一面。这一政策本身是谬误与正当因素的混合 物。实行闭关政策的结果，确实延缓了西方殖民势力侵占、爪分中国的进程。殖民势力在清前期一二百年的时间里多方尝试而未能深 入得逞，多少与此有关。但总的来看，这一政策的影响还是消极有害的，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带来严重恶果。首先，对内作茧自缚，限 制了对外贸易和航海事业的发展，并因此而影响一些经济部门的发展，阻碍了资本主义因素的成长。其次，闭关政策限制中外文化交 流，妨碍了中国学习、掌握世界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而且对外来说，这种政策只是一种消极防御，并不能扭转中外力量对比， 从根本上抵挡住殖民势力侵略。相反，由于清皇朝脱离世界潮流，闭关自守，愚昧自大，严重阻碍中国发展，进一步导致闭塞、停滞、 倒退，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差距越拉越大，最终无法摆脱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二 清前期反对沙俄馒略的斗争17 世纪 40 年代，俄罗斯帝国在越过乌拉尔山脉、征服西伯利亚地区之后，把侵略矛头指向中国黑龙江流域。其时正值明清鼎革 之际，清军主力入关，无暇北顾，沙俄侵略军得以乘虚而入。其中一路，1643 年从雅库次克越外兴安岭向南推进，强占黑龙江流域雅Page ２９ of 38克萨等地；另一路，1644 年以叶尼塞斯克为基地越贝加尔湖向东南进犯，强占尼布楚等地。侵略者大肆劫掠，甚至杀人食肉。顺治时 期当地军民曾组织几次武力反击，其中顺治十五年（1658 年）在松花江口一带的战斗，击毙侵略军头子斯捷潘诺夫，打死、活捉 270 多名侵略者。顺治十七年，基本上肃清了黑龙江中下游沙俄侵略势力。但其残部仍盘踞在尼布楚，并于康熙四年（1665 年）重占雅克 萨，在两地构筑寨堡，奴役当地人民，不断向黑龙江中下游骚扰、扩张。清政府通过理藩院多次交涉，提出警告、抗议，均无结果。 康熙帝亲政后对此局势十分关注，指出：“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剪除，恐边 徼之民不获宁息”①。平定三藩之后，遂于康熙二十四年（1685 年）、二十五年两次发起雅克萨反击战。在沙俄军队遭受重创、守城士 兵只残存几十人、雅克萨城旦夕可下的情况下，沙俄被迫同意和谈。康熙二十八年，中俄双方于尼布楚正式谈判。鉴于当时西北地区 准噶尔部噶尔丹配合沙俄侵扰喀尔喀蒙古，割据叛乱势力十分猖獗，康熙帝指示谈判代表做出重大让步。而俄罗斯因军事上未能得逞， 加上远征克里米亚失败，战线过长，竭力想保持既得侵略权益，也不得不做出相应妥协。双方签订《中俄尼布楚条约》，规定两国东 段边界以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和额尔古纳河为分界线，从法律上肯定了黑龙江流域和乌苏里江流域广大地区属于中国领土，拆除俄 国在雅克萨和额尔古纳河南岸修筑的据点，撤出侵入的军队。清政府则放弃贝加尔湖以东至尼布楚一带领土。外兴安岭与乌第河之间 的地区暂行存放，留待后议。条约还规定两国商旅凡持有护照者可过界互市贸易，往来不禁。尼布楚条约签订后，中俄东段边境地区 相对稳定，两国人民和平交往，贸易得到较大发展。Page ３０ of 38沙俄在入侵黑龙江流域的同时，也派兵向喀尔喀蒙古地区扩张，一方面勾结支持准噶尔部叛乱首领噶尔丹，夹击打败喀尔喀蒙古， 迫使喀尔喀举族南迁，同时趁火打劫，占据中国北疆大片土地。康熙年间平定噶尔丹叛乱之后，喀尔喀蒙古重返家园，遏制了沙俄大 规模南侵扩张活动，但蚕食侵扰事件仍不断发生。清政府多次提出抗议并两度宣布停止中俄贸易。雍正三年，彼得一世死后，俄国才 派使团到北京谈判贸易和边界问题。雍正五年、六年，双方相继签订《布连斯奇条约》和《恰克图条约》，划定了中俄中段边界：以 恰克图和鄂尔怀图山之间的鄂博为两国边界起点，东至额尔古纳河，西至沙毕纳伊岭（即沙宾达巴哈），以南归中国，以北归俄国。 条约还规定了中俄在政治、经济、贸易、宗教等方面应遵循的相互关系。俄国通过这两个条约确认了前此侵占的中国北部蒙古地区的 大片领土权，把贝加尔湖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叶尼塞河上游地区一并划入俄国版图。此后中俄中段边界大体保持稳定，目前这段边 界大部分已成为蒙俄边界。 清前期在国内政权更迭未久、西北准噶尔部大规模叛乱的形势下，面对沙俄南侵威胁，通过军事抗击、外交谈判，签订了双边条 约。尽管清政府做出了重大让步，但同时也迫使俄罗斯帝国有所收敛和妥协、抵御住了沙俄的侵略扩张，使以后一个半世纪东北边境 基本安定；并因此换取沙俄在清军平定准噶尔部叛乱时大体保持中立，从而腾出力量集中解决准噶尔部叛乱问题，实现西北和北部边 疆稳定。因而清前期签订的中俄条约属于平等条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Page ３１ of 38三 与亚非各国的交往明初，朱元璋认为“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因而告诫子孙，不得“倚中国富 强，贪一时之战功，无故兴兵，杀伤人命”，将朝鲜、日本、安南、真腊、暹罗、占城，苏门答刺、爪哇、湓亨、白花、三佛齐、渤泥 等列为不征之国①。同时确立了“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自兴兵”的准则①。这种友好睦邻政策对于促进友好 往来起到积极作用。其中与朝鲜、安南、日本等近邻关系尤为密切。洪武二年，明廷受高丽国之请，封王颁为高丽国王，互派使节， 定期进行朝贡贸易。洪武二十五年（1392 年），李成桂称土，经明廷承认改国号为朝鲜，此后一直友好相处。明万历年间还曾出兵援 朝抗日，两国军队并肩作战，粉碎了丰臣秀吉企图占领朝鲜，并以朝鲜为跳板侵略中国的阴谋。洪武二年。明廷还曾封大越国王陈日 烃为安南国王。永乐初年安南内乱，明出兵平乱后于永乐五年（1407 年）在当地设置交n布政使司、都指挥使司、按察使司。后因迫 于人民不断反抗，于宣德二年（1427 年）放弃交趾，撤回各级统治机构。乾隆五十三年（1788 年），清廷也曾干涉安南内政，派兵 攻陷东京（今河内），后被阮文惠收复，恢复派使通好。两国人民之间则互有迁移，始终保持密切联系。这一时期与日本的关系较为 曲折。洪武初年双方即曾互派使节，建立邦交关系，后因胡惟庸涉嫌勾结日本谋逆，两国一度疏远，永乐时期又恢复友好关系，使臣 和商旅不断往来，日本常派留学生来中国学习，洪武二十四年明政府还曾任命日本留学生、国子监生滕佑寿为观察使。明中叶时的日Page ３２ of 38本，正处于封建割据的“战国时代”，一些征战失利的沿海诸侯经常组织武士、商人和浪人出海贸易劫掠，明成化以来实行海禁政策后， 贸易不通，更成为专恃武力行抢的海盗。此外中国沿海的海盗也与之合流，并勾结闽浙富豪奸商为乱。这些势力统称为倭寇，其中真 倭不过 3/10，从倭者竟有 7/10。尤其在嘉靖年间倭寇为患十分猖獗，多次在浙江、福建、广东一带骚扰沿海，并深入内地建立据点。 倭寇到处掠抢财物，屠杀人民，掠夺奴役人口，危害极大。至嘉靖末年，经戚继光、俞大猷等率领爱国军民反复追剿，方始平定，使 东南地区的社会生产和人民生命财产得到保障。除平倭战争外，清乾隆年间廓尔喀族统治下的尼泊尔曾两度入侵西藏，清廷派军在藏 族人民和达赖喇嘛支持下击败侵略者，并越过喜马拉雅山追击至加德满都附近的纳瓦科特，在廓尔喀统治者退回劫掠的财物、承诺永 不侵犯西藏后，撤兵返回西藏。乾隆中期缅甸两度入侵云贵边境地区，清廷也曾两次派兵侵入缅甸，并在缅境与缅议和。乾隆五十三 年，缅王遣使通好，清廷开关贸易，两国保持了长期和平友好关系。 洪武二十年（1387 年），中亚帖木儿帝国平定伊朗后，与明廷建立通贡关系。永乐年间帖木儿曾率军东征，中途病死。其孙哈里 继位后，恢复和发展与明朝的友好关系，联系中国和伊朗的中亚东西大道保持通畅。通过这条商路，中亚各国，包括埃及马木鲁克统 治下的麦加，和明朝建立起外交和贸易上的联系。永乐年间，至麦加朝圣的鲁迷（摩洛哥）人也曾组成使团经此路来中国访问。除了 这条西北陆路通道外，明永乐三年至宣德八年（1433 年），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①，联络海外各国，扩大政治影响；也为了清 除海盗、堵塞走私活动，保持海路通畅，控制与发展海外贡赐贸易，明政府派郑和率船队七次出海远航，“统率官校旗军数万人，乘目 舶百余艘”，所历“大小凡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余万里”②，航行于太平洋和印度洋的广大海域之间，南抵爪哇，西达赤道之南的非洲东岸，Page ３３ of 38北至波斯湾、红海及麦加。郑和远航行销各国的商品主要有丝、瓷器、绢、缎、印花布、铜铁器物、米谷等几十种货物。载回的货 物主要是香料、染料、药物及锡砂等矿产品，并有大量供皇室贵族享用的珍珠、玛瑞、宝石、犀角、象牙等奢侈用品。郑和“下西洋”①， 加强了中国同亚非各国的友好关系和贸易往来，一些国家的首脑、使臣及商人，纷纷随郑和船队，或在郑和返航后访问中国，建立邦 交，开展贸易，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影响，尤其对推动华侨移居南洋，促进南洋地区社会经济发展，有重大作用。 明清时期，中国和亚非各国总体上保持着和平交往的友好关系，促进了经济、文化交流。例如朝鲜将中国木活字印刷术发展为铜 活字，又传入中国，并输入中国大量纸张。明初还从朝鲜输入近 10 万头牛马，缓解了当时畜力不足的困难。中国则向朝鲜输出大量绢 布，并供给或赠予中药、白糖、牛角，以及火药、箭镞等军用物资。元末刊刻的《农桑辑要》以及植棉、棉纺技术也于此时传入朝鲜。 越南这一时期仍主要使用汉文，并沿用中国的学校、科举制度。朱棣自越南习得神机枪炮法后，特设神机营操练火器。著名的良种“占 城稻”、“安南稻”也都由越南传入后得到推广。这类经济、文化交流，对于双方社会经济发展都起到积极作用。但明清时期官方贸易采 取贡赐贸易的形式，毕竟有很大局限性。输入的商品多为香料、珍宝等奢侈品，对国计民生关系不大。即如郑和下西洋雨来输出的商 品，亦多采取官府督造或低价强征硬派的方式，造成大量手工工匠破产逃亡。以至成化年间兵部车驾郎中刘大夏谏阻明宪宗出使海外 时竟称：“三保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被时人视为一大“弊政”②。朝廷屡颁禁令，限制民 间出海贸易的政策。也妨碍了和南洋诸国的商业贸易，不能得到正常发展，对中国的社会生产未能起到更大的促进作用。Page ３４ of 38四 传教士来华与中西文化交流随着早期殖民主义炮舰相继侵扰中国沿海地区，西方传教士也接踵东来，用十字架配合坚船利炮扩展宗教势力，以“打破古老东方 的大门” 。其中影响最大的是耶稣会传教士意大利人利玛窦。利玛窦千万历十年（1582 年）抵澳门，后至广东以及江西、南京等地传①教。万历二十九年（1601 年）进京献上天主像、圣母像、十字架、万国地图、自呜钟、西洋琴等方物，得到明神宗接见，并获准在京 建堂布教。利玛窦注意采取适应中国习俗的传教方式，习用中国语言，改穿儒服，研读儒家典籍，努力用儒家经典阐释宣扬基督教教 义，并修改变通教规，不反对中国教徒祭天、祀祖、拜孔。同时还通过传授先进的西方科学知识提高威望、扩大影响。利玛窦因此取 得一些士大夫官僚信任，得到皇帝支持，传教活动取得很大成功。晚明来华的著名传教士还有意大利人熊三拔、艾儒略，日耳曼人汤 若望、西班牙人庞迪我、瑞士人邓玉函等。一些重臣名儒如徐光启、李之藻、杨廷筠、瞿太素、冯应京、李天经、孙元化、瞿式耜等 十余人，以及宫中太监庞天寿等人，甚至南明的永历帝及其皇后、太子都曾受洗人教。明末全国主要地区几乎都设有教堂，教徒达数 万人。入清后，汤若望等人沿用利玛窦的方式传教，继续得到清朝皇帝信任。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负责编修历法，先后被授 以大常寺少卿、通议大夫、通政使、光禄大夫，晋一品。顺治帝还亲笔为新建教堂题写“钦崇天道”匾额，表示支持。清初教徒人数增至Page ３５ of 3815 万人，康熙三年更多达 24.6 万人。但当时朝中仍有部分士大夫对传教士的活动持怀疑、警惕的态度，顺康之际杨光先著《辟邪论》、 《不得已》，指责传教士在各省遍布党羽，呼朋引类，煽惑百姓，并把 15 直省之山川形势、兵马、钱粮尽皆编成图籍，配合西方诸国 东侵。康熙三年又以潜谋造反、邪说惑众、历法荒谬三大罪状向礼部参劾汤若望等传教士，一度将在京和各省传教士拘捕监禁，不准 传教。杨光先接任钦天监监正后，却因推算历法不确而遭罢斥。钦天监教案平息后，康熙重用比利时人南怀仁、法兰西人白晋等传教 士编修历书、制造人炮、绘制地图，取得显著成效，天主教也因此得以重振。康熙皇帝还曾表示希望教皇能派更多精通天文、律吕、 算法、画工、内科、外科的传教士来华效力。这表明了康熙重视和欢迎西方先进科学技术的态度，但同时他并未放松对传教士的警惕， 始终对他们的活动予以严格监视。康熙末年，罗马教皇颁布禁约，不准中国教徒敬天、祭祖、祀孔。康熙帝当即表示：“奉旨谕众西洋 人，自今以后，若不遵利玛窦的规矩，断不准在中国住，必逐回去。”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又重申：“以后不必西洋人在中国行教。 禁止可也，免得多事”①。天主教终因罗马教廷一反利玛窦尊重中国礼俗和儒家学说的传教方式，无视中国习俗传统，杜绝知识分子科举 仕途，而在中国陷于绝境。雍正时，除规定留京效力的传教士外，其余各省教士俱安置澳门，令其附舶回国。后因“西洋人私赴各处传 教者日益众”，并在各地“绘图测镜，消息潜通”，甚至勾结地方官为非作歹②，清廷于乾隆五十年（1785 年）、嘉庆十六年（1811 年）， 又先后制定西洋入传教治罪条例，直至鸦片战争前，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日渐衰微。 从总体上看，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传教活动，企图从思想上征服中国人，充当西方殖民势力扩张开路的先锋。但在明清政府 的监督限制下，他们被迫改变传教政策，其中以利冯窦为代表的一些较为开明的传教士尚能遵守中国法纪、尊重传统礼俗，并未从事Page ３６ of 38有损于中国利益的活动，而且为了争得准许传教的机会，引进传播了不少西方先进的科学文化知识。在严格实行闭关政策的明清时期， 这些传教士客观上发挥了沟通中西文化交流的媒介和桥梁作用，做出一些有益的贡献。其中较为突出的如利玛窦与徐光启合作翻译欧 几里得 《几何原本》 卷， 6 系统介绍了欧洲平面几何的理论， 对陷于停顿的中国数学的发展， 起到有力的推进作用； 汤若望的 《远镜说》 ， 是传入中国的第一部西方光学著作，王征与邓玉函合译的《远西奇器图说》介绍了物理学中的重心、比重、杠杆、滑车等原理以及起 重、提重等简单机械构造，熊三拔的《泰西水法》则专论取水、蓄水等水利机械；汤若望与焦院现摹对蚩寺肌 （又名《火攻挈要》）， 详尽介绍炮台建筑、火炮铸造、子弹和地雷的制造技术，并教授使用方法；在地理学方面，利玛窦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介绍了世 界五大洲及划分寒温热带的知识，艾儒勒的《职方外纪》、庞迪我的《海外舆图全说》也介绍了世界地理的知识，冲击了中国传统的“天 园地方”观念；李之藻笔述利玛窦《乾坤体义》，并著《浑盖通宪图说》，介绍西方天文学知识，徐光启还聘请汤若望、罗雅各等人参 与修改历法，完成《崇祯新法算书》100 卷，纠正了《大统历》和《回回历》的乖误。尽管明清之际传教士介绍的西学并不包含哥白 尼、培根、伽利略等近代科学和思想，本身带有很大局限性，但反映 17 世纪初水平的西方天文历法、数学、物理学、地理学、兵器制 造等科学技术的传入，对于打开中国人的视野、唤醒和造就一批先进知识分子仍起到了积极作用，对中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思想 文化以及社会发展产生了一定影响。徐光启等先进知识分子曾提出“欲求超胜，必须会通”①的主张，表明他们接受传教士的影响，是立 足于通过博采众长融会贯通达到富国强兵赶超西方的目的。但当时的统治者仅留意历法、火器等局部科学技术，并非全方位吸收、改 造和应用， 因而限制了中国， 未能从这次“西学东渐”中得到更多启发、 产生更大的影响。 早期传教士在向中国传入西方科技文化的同时，Page ３７ of 38也把中国文化介绍到西方。不但四书五经等儒家经典被翻译成外文，介绍中国历史、地理、文学和探讨中国天文学、生物学、医学、 农学的著述，包括为学习汉语而编译的中文文法、文典也相继在欧洲刊印流传。18 世纪欧洲启蒙运动的思想家对中国古代优秀文化给 予高度评价，孟德斯鸠、霍尔巴哈、伏尔泰、波维尔、魁奈等启蒙学者都曾通过来华传教士的著译和报导，对中国的历史、思想、政 治制度进行深入研究，从中汲取丰富的营养和思想材料。中国儒家学说的自然观、道德观和政治理想，成为启蒙思想家批判基督教神 学的有力武器，在促进近代欧洲文明发展方面产生了深远影响。德国哲学家、科学家莱布尼兹早年就对中国文化产生浓厚兴趣，他通 过法国传教士鲍威特看到《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图》和《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图》后受启发创造出二进制计算数学。莱布尼兹在《中国近 况》的序言中甚至提出，“必须请中国派遣人员，前来教导我们关于自然神学的目的和实践，正如我们派遣教士到中国去传授上帝启示 的神学一样”，反映中西文化交流互补产生了深远影响。Page ３８ of 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