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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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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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从考古到史学研究之路――尹达先生百年诞辰纪念文集》，云南人民出版社，2007年12月
　　在历史学内，历史考据是一种必不可少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在史学理论与史学史的学科建设与学术探讨中，都应当从理论层次上对历史考据问题予以充分的关注和总结。中国历史学具有自古以来连续不断而异常兴旺的特点，因此总结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是研讨历史学方法论及思维路径的必要准备。前人对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已经作出不少研究，如陈垣先生从文献学方法上的论述、顾颉刚先生从古史辨伪角度的总结，均为精辟的开拓性创见，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本文拟在学术界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提出一些新的分析和新的总结，以供史界同仁商榷与讨论。
一、“历史考据学”的概念及其内容
　　凡研讨用一个概念表达的学术对象，必须确切地界定其内涵和外延，否则可能致使著述随意取舍、漫无鹄的，论者浑沌，读者迷茫。这种有意无意使论题范围模糊不清，浑沌说去的现象，在当今史学界并不少见，亟应克服。因此，这里有必要首先界定所要讨论的问题。
　　考据，其成熟的形式以及规范的方法，是要条举证据，以论断研究对象的真实状况。而考据之能够成“学”，则须在学界出现了数量较多、影响广泛的专门著述，实际上形成为一种相对独立的治学方式，并且具备一定程度的关于历史考据的学术理念。历史考据学就是在历史学之内，以历史考据的特定方法、专门著述为依托，并且形成特有学术理念乃至专门理论的分支学科。中国的历史考据，经历了虽有具体史实的考订，而尚不足以言“学”的长时期积累，逐步蔚成学者广泛认可和采纳的治学方向与治史作风，从配合修史著书的附属地位中相对地独立出来。在中国，这个过程是相当漫长的。考察这个漫长的发展进程，要从清理早期零散的历史考订开始，揭示其如何逐步演化为一类专门的学术，并且怎样地继续充实与完善。
　　历史考据就其内容而言，可以大致分为关于史实的考证和关于历史文献的考证，二者具有密切的联系。
　　所谓“史实的考证”，包括核查以断定历史事件，历史人物，以及历史上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社会文化等等一切历史的实际状况。以上各项均涉及到具体研究对象的时间、地点、具体情节，甚至整体上究竟是有是无，例如历史传说中的黄帝、被载入《明史》的李自成军内的重要人物李岩，都存在着需要考证是否真有其人的问题。
　　所谓“历史文献的考证”，包括对文字形式的所有史料之形成背景、名义真伪、内容情节、可信程度等等的考订判断，如《古文尚书》的真伪、《左传》的作者、《史记》的史料来源、《清实录》的可信度问题，皆曾经是学界考证、讨论的热点。
　　史实的考证在一般情况下需要应用历史文献中的资料，因此不仅必须利用历史文献方面的考证成果，而且在史实考证的进行中也往往需要对相关历史文献进行辨伪或考实，从而说明文献的是否可信。例如考证李岩其人是否真的存在，要追朔各种历史文献有关记载的源流、变化，特别是最早文献记载的是否严谨可信。对上古史事、礼仪、典制的考证，更无可避免地牵涉相关文献真伪、形成年代、资料来源的清理和考订。而对历史文献的考证，又必然涉及到相关历史阶段的史事、人物和社会背景，即需要运用史实考证的可信成果。可见史实的考据与历史文献的考据不是相互孤立的，在比较复杂的历史考据中，往往是错综交插进行，但就考证的具体目的来说，则有理清史实与判别文献的不同。
　　出土文物、出土文书及古代文化遗址，可以概称之历史遗存，是历史研究的另一类依据，同时也是考证、鉴定的对象。近代以来在西方学术文化的影响下，形成运用大量特殊技术手段和特殊知识的考古学，日益重要，蔚为大观。考古学其实是历史考据学的延伸，它仍然要应用一般的历史学知识，而撇开其特殊的技术手段与特殊的知识，文物与遗址的研究类似于史实的考证，出土文书的辨认与研究仍具有历史文献考证的性质。
　　在中国古代，历史考据是伴随经学的考据活动兴起的。旧时经学的考据，很大一部分今天可以归入历史史实考证或历史文献考证，但也有一部分不属于历史考据，如《诗经》中名物的考释。这样，考据学就不止于现今历史学一个领域之内，于是有笼统的“考据学”的概念。其实，考据的内容多属于历史的范围――文学方面的考据多为文学史范围，哲学方面的考据多为哲学史问题，以此可以类推。在文献考据上还有“辨伪学”的概念，从辨别真伪的对象来看，有许多书籍虽不属于史籍，但任何伪书的出现总归是历史的现象，辨伪的研究方法与立说依据也多可归结为历史学的范围。因此，“辨伪学”乃是历史考据的一个组成部分，历史考据是现今各个学科考据性治学活动中的根基和主干。
二、从先秦到隋唐五代的历史考据
　　从先秦到隋唐五代，历史考据活动作为撰著历史专书的附属，经历着方法上、实践上的漫长积累，而迟迟未能获得相对独立的学术地位，这是中国古代史学史上值得注意的问题。对此予以深入探讨，有助于加深对中国传统史学的全面认识。
&& （一） 先秦至西汉时期，历史考据的萌芽与初步发展
　　中国先秦时期至春秋时代，文化事业有了广泛地发展，历史事实的考述与历史文献的考信都呈现为萌发状态。最初，史实的考述尚多出于现实军政活动的直接应用，由于军政活动的某种需要，促使人们查阅历史文献和档案资料，找出历史依据，提出解决方法，这对于历史考据活动的产生和发展是一个很大的推动力。《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记载：是年（公元前634）齐国伐鲁，大兵压境，鲁国人展喜自称受鲁君指示来犒劳齐国军队。齐国君主问：我军来伐，鲁人怕不怕？展喜对曰：小人怕，君子则不然。齐君说：现在鲁人没粮食，田地上无青草（四月，青黄不接），依仗什么而不怕？展喜引述历史回答说：“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告之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桓公是以纠合诸侯而谋其不协，弥缝其阙而匡救其灾。”又称各国诸侯都说现今齐君即位，是沿袭齐桓公的政策，所以我们不作防守的准备。齐君于是退兵。这段故事当然是说明当时先王之命对春秋时期诸侯还有一定的限制作用，但作为鲁国展喜而言，他是引据历史，通过考述历史事实来说服齐国退兵。
　　《左传》定公四年（前506）记载周天子使刘文公召集十国诸侯会盟于召陵，在排列各国次序时欲使蔡居于卫国之前。卫国使臣详考周代宗族礼仪之制，特别是引据此前晋文公践土之盟时卫国排列于蔡之前的史实，终于使卫国在此次会盟中仍居蔡国之前。
　　直到今日，从政治、外交、军事上的现实需要来考查历史，仍然是常常发生的。因此，社会实际活动的需要往往是推动史实考述的重要因素，历史考据并非仅仅存在于纯学术领域之内。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了现实社会活动的需要来考述历史，如何树立尊重史实的理念。春秋时期，晋国发生赵穿举兵攻杀晋灵公事件，史官董狐于史册记载“赵盾弑其君”。据称孔子曾评论此事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赵宣子，古之良大夫也，为法受恶，惜也，越境乃免。”这段记载固然表现出如实记史乃是在当时礼法的制约之下实施，但“书法不隐”的“良史”观念已经突破周朝礼制的外壳，有利于造就中国优良的史学传统。随后，齐国史官不惧强权、不惜牺牲生命而记载“崔杼弑其君”事件，更强化了史家载笔忠于史实的理念。这对史学的发展，对历史考据的发展都具有积极的意义。
　　《论语?子张》记载孔子的学生子贡对史书记述商纣王的罪恶有所怀疑，认为“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尽归焉。”显然，将商纣王描述为恶贯满盈是周人政治上的需要，但子贡则表现出一种排开政治制约的考据意识，并且不讳言其对历史真相的见解。对传闻和记载的怀疑意识，是引发历史考据的契机之一。战国时期，这种怀疑精神有所扩展，孟子云：“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于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流漂杵也！”这里怀疑《周书》记载失实，带有一个确认周武王“至仁”、商纣王“至不仁”的前提，其局限性显而易见，但“尽信书，则不如无书”的命题，具有强大的震撼力，给后来的历史文献考据和历史考据提供了启发。
　　除官方之外，儒家是春秋与战国时期最重视记述历史的学派，这与儒家主张“法先王”的政治思想相联系。而主张“法后王”的法家，对历史问题的质疑也具有去伪征实的思想价值。例如韩非指出：孔子、墨子都称述尧、舜而所言歧异，尧舜不复生，谁能分清其真伪？认为“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弗能必而据之者，诬也。”韩非提出了必须经过“参验”的来确定事实，未经参验得以确认，则不能引为依据。这里的“参验”包含以理推测与事物之间对照的方法，其中倡导核定事实的思想，是与考据历史的理念相通的。
　　总之，先秦时期初步产生了考核史事、订正历史文献的意识，但尚未形成充分引用证据进行历史考证的学术活动，如果对史事有所辨析，大多仅仅靠推理性论断。《吕氏春秋》记述子夏读史书，见到有“晋师三豕涉河”文句，认为其中“三”当为“己”、“豕”当为“亥”，皆形近而讹，应为“晋师己亥涉河”。这被许多著书引为校勘学的事例，但却不是通过不同版本的校对来订误，而是应用历史知识与文字学知识，通过思考得出的判断，实际仍然是对历史文献的推理性考订。
　　战国时期频繁激烈的战争，对历史文献不能不造成损坏，春秋、战国时期的兼并战争之中，被灭掉之国的历史记录也得不到战胜之国的保护，甚至有意地将其毁弃。待至秦统一六国之后，则出现大规模的焚书活动。因此，秦汉之际，历史文献的残缺佚失已经极为严重。西汉兴起，统治者逐渐重视学术文化，而书籍、文献的残缺则导致许多疑难问题的出现，典籍的搜集、校对与考核工作也随之开展，学术的发展使经学、史学都出现了一定的考据活动。考据渐渐成为一些学者著书立说过程中应用的辅助手段。西汉时期对历史史事的考订，至司马迁撰写《史记》，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司马迁具有考核征实的史学意识，撰入《史记》历史事件，是经过核定或选择的，有时候司马迁还将考据活动略记于《史记》中，如《史记?周本纪》中称：“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迁徙于洛邑。”《史记?大宛列传》中称：“《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两千五百余里……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也。”他对许多史实还予以实地考察并且与文献、传闻相参照，弄明了许多模糊的说法，更正了不少讹传。大为提高了《史记》的可信性。《史记》记载的时代起于传说的黄帝，当时相关的文献甚多，司马迁说：“予曾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然而同类各书的记述出入甚大，“稽其历谍谱，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于是他放弃记载共和行政之前的年月，仅编辑帝王世系的《三代世表》，表现出历经考核后的严谨慎重态度。在《报任安书》中，司马迁自称《史记》的撰著乃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这里聚集史料之后的“考之行事”，毫无疑问就充满了治史的考订过程。
　　东汉班固著《汉书?艺文志》，采用小注的方式对许多图书的作者、时代作了判定，例如：“《黄帝君臣》十篇，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天乙》三篇，天乙谓汤，其言非汤时，皆依托也”，“《黄帝说》四十篇，迂诞，依托”，在刘向、刘歆校订图书的基础上作出判断，有的也略言其判断的理由，呈现为初级的文献辨伪形式。古文经学家郑玄、文字学家许慎、思想家王充，均有对史事和文献的考辩，如郑玄对《月令》的考证：“《月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钞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考辩的《月令》虽非史籍，但考订的证据则根于历史知识。经学家马融对当时流行的《尚书》中《泰誓》篇的辨伪，则达到了历史文献考据的精湛程度：
　　《泰誓》后得，案其文似若浅露。又云：“八百诸侯不召自来，不期同时，不谋同辞”；及“火复于上，至于王屋，流为雕。五至，以b俱来，举火”。神怪，得无在子所不语中乎！
又《春秋》引《泰誓》曰：“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国语》引《泰誓》曰：“朕梦协朕卜，袭于休祥，戎商必克”；《孟子》引《泰誓》曰：“我武惟扬，侵于之疆，取彼凶残，杀伐用张，于汤有光”；《孙卿》引《泰誓》曰：“独夫受”；《礼记》引《泰誓》曰：“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无罪，受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无良”。今文《泰誓》皆无此语。吾见书传多矣，所引《泰誓》而不在“泰誓”者甚多，弗复悉记，略举五事以明之，亦可知矣。
　　这项辨伪考证，逻辑严密，理据充足，首先从文句浅陋、又语神怪上指出其可疑，继而引据《春秋》、《孟子》、《国语》、《荀子》、《礼记》等先秦典籍，以多重证据判断该《泰誓》篇实为伪书，在考据方法上达到很高的水平，具备了历史考据的较成熟的形态。但两汉时期，似这样充分条举证据的历史考证为数甚少，远未形成治学气氛，也没有专门的历史考据著述出现。无论司马迁、班固还是王充、马融，其进行考据皆是为别的著述活动作辅助工作，具有随机、散碎的特点，没把历史考据当作独立的学术任务和学术目标。总体来看，截至两汉，考据方法在先秦时期的基础上得到初步发展，但是还不能看作历史考据学的产生。
　　（二）魏晋六朝时期在历史考据上的的探索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史书多样化发展的时期，私家撰史，特别是私家撰写近世史、当代史成为风气。史书种类剧增，形式多样，风格各异，学术质量相差悬殊，对史事的记载相互歧异，积累了很大的考核与梳理的空间。历史考据在学人多方向探求治学路径的气氛下，出现显著的跨越性进展。西晋时，从汲郡出土《竹书纪年》等多种先秦古籍，记载的史事与儒学典籍及《史记》等行世的书史出入极大，也刺激了人们对古史的考辩。
　　《晋书》卷八十二《司马彪传》载：“初，谯周以司马迁《史记》书周秦以上，或袼子锇偌抑裕蛔菡Ｖ苡谑亲鳌豆攀房肌范迤云揪傻湟跃狼ㄖ蟆１敫匆灾芪淳∩埔玻酢豆攀房肌分蟹舶俣挛坏保嗑荨都弛＜湍辍分澹嘈杏谑馈！
　　《古史考》其书久佚，但据现存遗文，在“袼子锇偌抑裕蛔菡狈矫姹取妒芳恰酚泄薏患埃蓑「障壬赋觯黑壑堋豆攀房肌贰肮闼巡┎桑远辔ぃ晃噬窕按挡诤未惩秤枰员嗳牍攀废低常压攀废低成纤葜领萑恕耍颂啤⑺我院蟊喙攀氛吖悴稍蛹倚∷等胧返幕捣缙！但是谯周既然“以纠迁之谬误”为宗旨，《古史考》必然包括大量历史考证性的内容。而广泛搜考历史资料，本身即具有考证的性能，至于抉择和判断的眼光、见识，则另当别论。司马彪“条《古史考》中凡百二十二事为不当，多据《汲冢纪年》之义”，则其著述应是历史考据性专著，可惜连书名也佚失不传。
　　据《隋书?经籍志》著录，晋刘宝撰有《汉书驳议》二卷，南朝姚察撰有《定汉书疑》二卷，虽然皆佚失不传，无考其详，但依书名判断，很可能是考史专书。东晋孙盛《异同评》是一部类似历史考据的著作，内容是比较不同的记载，加以鉴别，确立一种较为可信的说法。其中颇具精密的历史考证，例如对孙策遇刺事件的考证，对比了《三国志》、《江表传》、《九州春秋》的不同记述，指出《三国志》记述为孙策欲乘袁、曹官渡之战袭击许昌时遇刺，与同书记述的官渡之战时间冲突，而《江表传》记载为孙策进攻广陵之时，确有依据。《九州春秋》所记时间与事件，则已是孙策死后七年，“乖谬尤甚矣”。这种综合考析，将纷杂的记载层层剖析，引证资料予以辩正，显示了高超的考据方法。此书是孙盛撰写《魏阳秋》这部编年体史书的副产品，与七百年后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性质全同。因此，在两晋到南北朝众多史家对史书编纂多方向探讨的氛围下，有专门的历史考据性专著超前地出现。而也正因为问世超前，未引起广泛关注和护惜，终而佚失不存。
　　散存于其他各种著述冢的历史考证、文献辨伪，也从两汉时期的原有水平上有所提高，如裴松之《三国志注》有不少历史考据的内容，对于陈寿《三国志》记载官渡之战前曹操“兵不满万”，裴松之详细考察曹操军事力量的发展状况及当时会战的情节，提出了三条理据，令人信服地指出操兵决不如此之少。在考订蜀汉后主刘禅生年、身世与继帝位年纪时，裴松之引证《三国志?蜀志》的《后主传》、《二主妃子传》以及《诸葛亮集》等史料，梳理刘禅的经历，反驳鱼豢《魏略》将刘禅记述为早年因战乱与刘备离散，被人所买等等异说，指出这样竟使刘禅年龄增多十几岁，与所有可靠史料冲突，“以事相验，理不得然，此则《魏略》之妄说乃至二百余言，异也！”这些史事考证缜密、严谨，且很具逻辑思辨特色。颜之推《颜氏家训?书证》篇对各种史书作了辨伪性考据，如认为孔子作《春秋》，左丘明撰《左传》，皆存在着疑点，表现出很高的学识和求实精神。此外，郭璞《山海经注》、裴S《史记集解》等书都含有历史考据，郦道元《水经注》则多有历史地理的考证。刘杳对郑玄关于宗庙祭器形制的说法提出异议，随后，他的见解因实物出土而得到证实。所有这类事例，都表明魏晋六朝时期的历史考据，深度和广度皆有引人注目的发展。
　　（三）隋唐五代时期的历史考据
　　隋唐五代时期，历史考据方法承接魏晋六朝，但却主要作为其他著述撰写中的附带活动。隋朝历时较短，五代时期政权割据，学术文化皆逊于唐代。唐初官方令孔颖达等编辑《五经正义》，其中包括较多的历史考据，如指出《左传》后来有增Z，《谷梁传》是“汉初始作”等等。唐代司马贞《史记索隐》、张守节《史记正义》、颜师古《汉书注》等，均有不少历史考据性内容。所有这些，均未超出魏晋六朝的考据水平。
　　唐代历史考据水平的代表者当推史学家刘知和《春秋》学家啖助及其弟子赵匡。刘知著史学理论著作《史通》，其中《疑古》篇对上古史事进行了许多考辩，有些论断引《竹书纪年》为根据，如怀疑传说的尧、舜、禹禅让，认为所谓舜的“南巡”死于苍梧，乃是被禹流放，可见禹乃是夺取了舜的政权。这样的疑辩，连续提出十多项，将儒学的上古史体系大半颠覆，并且总结说：“推此而言，则远古之书，其妄甚矣。”其他如《汉书五行志错误》、《汉书五行志杂驳》等篇，也多有史事的考辩。他还撰有关于《孝经》、《易传》等等书籍文献的考订之文，今存于《全唐文》内。刘知的主要贡献在史学理论方面，所发议论惊世骇俗，在中国思想史上大放异彩，而同时具有历史考证上的成就，足见史识与理论思维，对于历史考据同样重要。
　　啖助、赵匡对《左传》的研究在经学、史学上都颇开生面，啖助指出《左传》成书历程是先为口传，后代学者系以年月并且加入许多杂乱素材而写就。这虽然仍很笼统，但在《左传》作者及成书年代上打开了坚冰。赵匡正是在此基础上使认识得出一大飞跃，明确指出《左传》非左丘明所撰，他批评说：“刘歆以为《春秋左氏传》是丘明所为……编之《七略》，班固因而不革，后世遂以为真。所谓传虚袭误，往而不返者也。”受啖、赵一派学术的影响，柳宗元对先秦诸子的考辩亦成就显著，影响久远。另外，隋裴矩《西域图志》、唐《元和郡县图志》等地理书，在地理考释上有一定意义。
　　唐代的历史考据，不能说比魏晋六朝毫无进步，考订疑及经传，意义颇大。但其意义主要在于思想观念方面，刘知以考辩辅助其理论论述，啖、赵诸人的学术也主要在于阐释经义，他们都没撰有历史考据性质的专书。整个隋唐五代，缺乏将考据视为相对独立学问的治学意识，因此盛唐文化虽多开新境，官方史学、私家史学均有重大发展，刘知的史学理论更是辉映千古，但没有出现历史考据性专著，是唐代在这一点上反而不及两晋六朝时期，致使历史考据学仍未能以相对独立的面貌产生。
三、中国历史考据学的成立和发展
　　（一）两宋时期中国历史考据学的成立
　　宋朝是中国学术文化的迅速发展的时期，经学、史学、文学皆出现了许多新的气象，理学的兴起，理论思维与思辨精神带来学术思想上的空前活跃。在经学和史学上，疑古精神发扬光大，司马光曾指出：“新进后生，……读易未识卦、爻，已谓十翼非孔子之言，读《礼》未知篇数，已谓《周官》非战国之书。”司马光的本意当然是对这种现象不满，希望予以纠正，但恰可从中可看出学界涌动着强烈的疑古思潮，这给考据学的发展以很大的推动力。
　　首先是辨伪活动的勃然发展，开其风者是欧阳修，他考辩著述宏富，涉及广泛，对《诗》、《书》、《礼》、《易》、《春秋》等经典及传注概有怀疑，或认为非圣人之作，或认为已经残损、颠倒，失其原貌。理学家程颐也认为《周礼》“讹缺甚多”，《礼记》中《儒行》、《经解》“非孔子之言”，“左传非丘明之作”。王安石、苏轼等学者也均有文献辨伪的考订著述，这些北宋的大学者带头，连儒学经典都可怀疑，酿成风气，影响深远，使宋代大量学者步入文献辨伪、史事考据、正误订疑的治学途径。即使对疑古风气不满的司马光，也撰有《疑孟》之文，对《孟子》中记述的史事，予以考辩否定
　　宋代对古文尚书的辨伪成绩最值得注意，西汉初有伏生所传二十八篇今文尚书，史称又有孔壁拆出的《古文尚书》，比今文多十六篇，西晋末年战乱中一起佚失。东晋初年梅赜进献《尚书》，其中包括古文在内，且有孔安国的《尚书传》。学术界并未疑其伪，唐代孔颖达等奉旨编撰《五经正义》即收入梅赜进献本的《尚书》及孔传，颁于学官，成为政府科举考试的依据。中唐以后，李汉等个别学人模模糊糊地感到《尚书》中杂有不可信的篇目，但未进行具体的辨伪考证。至宋朝才开始了具体辨伪研究。南宋初，吴е妒轳源罚岢隽斯盼纳惺椴豢尚诺奈侍猓蛭盼纳惺槲耐ㄗ炙常煌谙惹匚南椎奶卣鳎督裎纳惺椤吩蛭淖止虐履呀狻Ｖ祆湓谖У钠舴⑾拢游拇恰⑽姆纭⒗蠢确矫娑浴豆盼纳惺椤繁嫖薄＝裎墓虐履讯粒盼奈耐ㄗ炙常畏サゼ亲∧讯恋模考蛞渍呷绾稳徊患堑茫恐劣诳状熳尤衔啊渡惺椤肪龇强装补保蚱湮牟幌裎骱何姆纾医耙参藜窃乜芍ぁＵ獯蛑辛宋薄豆盼纳惺椤泛臀笨状囊Α
　　宋代出现了大量史考专著，这是历史考据发展上最重要进展。北宋有司马光的《资治通鉴考异》，仿东晋孙盛《异同评》，而开启著书、治史之流行新法。北宋吴缜著《新唐书纠缪》、《五代史记纂误》，专们针对欧阳修主修的两种史书，指摘、考辨其记载失实、失当之处。《新唐书纠缪》指出《新唐书》有八失，其中也有义例得失问题而不属于史实纠误，但全书大多仍是考其史实之误。《五代史记纂误》指出欧氏《新五代史》其彼此间抵牾舛误之处有两百多处。清代官修《四库全书总目》认为：“欧阳修《五代史》义存褒贬，而考证则往往疏舛……缜一一抉其缺误，无不疏通剖析，切中症结，故宋代颇推重之。”
　　而在吴缜之前，北宋即已兴起历史考证性质的专书，如余靖撰有《汉书刊误》，参修《通鉴》的刘著有《东汉刊误》、《西汉刊误》，这些著述主要内容是刊正误字、误句者，是以校勘之途入于文献考证。南宋时有吴仁杰《两汉刊误补遗》十卷，《四库全书总目》称其“引据赅洽，考证详晰，元元本本，务使明白无疑而后已”。清四库馆予以这样高的评价，在同类史籍的提要中颇为少见。
　　宋代史考专书与以历史考据为主体的史著大为兴旺，从隋唐五代的寥落荒原转变成MM田亩。由于考据意识深入史学领域，许多史著都经过充分稽考成书的，如宋高宗时邓名世《辨论谱说》、《古今姓氏书辨证》，前一书佚失而内容已经不详，但《玉海》评论为其“辨先儒言经传之失，考订明切。”王F《西汉决疑》有《失实》、《引古》、《异言》、《杂证》、《注释》五篇，除部分注释内容外，大部内容是考据性的。洪迈《容斋随笔》及后续各书，实际是以考述史事、考释文献为其核心内容，在考据方法上也十分成熟。此外，南宋陈大昌有《考古编》、叶大庆有《考古质疑》、史绳祖《学斋占毕》等等，皆是立足于考据而著述，有名的理学家魏了翁也撰写《古今考》，意欲考订汉代的典制。王应麟为宋末元初著名学者，学术根基定于宋代，著述丰硕，于历史考据创树尤多。《困学记闻》内有《考史》六卷，其中有专题历史考据之文《汉河渠考》、《历代田制考》、《历代漕运考》、《两汉崇儒考》等，他还著有《诗地理考》五卷、《汉书艺文志考证》十卷、《通鉴地理考》一百卷、《春秋三传会考》三十六卷、《通鉴地理通释》十六卷、《汉制考》四卷等多种考据专著，均达到很高的学术水平，可惜有些著述佚失，未能完全留存至今。王应麟可称为宋末考据学大家，为历史考据学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
　　南宋李心传《旧闻证误》是又一历史考辨专书，内容以北宋史事为多，亦下延于南宋，“凡所见私史小说，上至朝廷制度沿革，下及岁月之参差，名姓之错互，皆一一详征博引，以折衷其是非。大致如司马光之《通鉴考异》，而先列旧文，次为驳正，条分缕析，其体例则如《孔丛》之《诘墨》，其间决疑定舛，于史学深为有裨。”宋孝宗时李大性所著《典故辨疑》更值得注意，《宋史》卷三百九十五《李大性传》记载曰：“《典故辨疑》百篇，皆本朝故实，盖网罗百氏野史，订以《日历》、《实录》，核其正舛，率有据依。”《文献通考》录其自序称：“私史荐兴，说令I午，朱紫苗莠，混为一区，熙朝盛美，未免蒙翳。……臣大惧私史驳，或为正史之蠹，辄撷其事而正之。……独取熙朝美事，及名卿才大夫之卓之可称而其事为野史、语录所翳者，辩而明之，参其岁月，质其名氏、爵位而考证焉。其或传闻异词，难以示信，以意逆志，虽知其非而未有晓然依据，则姑置弗辩。其有所辩者，必得所证而后为之说焉。所辩凡两百条，厘为二十卷，名之曰《典故辩疑》”
　　　　总之，宋代是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出现了显著区别于前代的标志性的成就：第一，在疑古精神的影响下，历史文献的辨伪勃然兴盛。
　　第二，大量历史考据专书行世，构成历史考据学的学术规模，给后代的史学发展以不可磨灭的影响，令历史考据学得以确立而不再萎缩、后退。
　　第三，治史的考据意识增强，对历史考据初步出现理性的认识与概括，这是宋代历史考据能够成其为“学”的重要因素之一。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之独立作为一书，将考订成果相对地独立出来，是治史考据意识增强的体现。大量历史考据专书的撰写，巩固与光大了将考据作为一种专门学问的理念。而理性地认识与概括历史考据的原则及宗旨，可以北宋吴缜、南宋李大性的见解为代表。吴缜提出：“夫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实，二曰褒贬，三曰文采……至于事得其实矣，而褒贬、文采则缺焉，虽未能成书，犹不失为史之意。若乃事实不明，而徒以褒贬、文采为事，则是既不成书，而又失为史之意矣。”这段论述将“事得其实”置于史学的首位，即是历史考据的理论基础。上引李大性《典故辨疑序》称：“……其或传闻异词，难以示信，以意逆志，虽知其非而未有晓然依据，则姑置弗辨。其所辩者，必得所证而后为之说焉。”提出历史考据“必得所证而后为之说”，道出了历史考据方法论的基本原则，成熟、标准的历史考据，必须以征引确切证据为论断的根据。
　　这三点标志性成就，表明宋代的历史考据与此前相比发展到性质不同的阶段，即中国历史考据学正式形成与建立的阶段。从此，历史考据学具有持续发展的学术基础和社会机制，在一般的社会秩序下不再出现整体衰退的倾向。
　　（二）元明两代历史考据学的进展
　　元朝史学整体上不及宋代繁荣，但承接宋代余绪，仍出现不少专门的专著。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和《汉制考》两部专著，实际完成于元朝初年。宋魏了翁撰有《古今考》，但仅成一卷，未底于成。元朝方回则续纂其书，撰成《续古今考》三十七卷，本书依照魏氏体例，仅以《汉书》本纪的史文为线索，考证古代之典故、名物，如高祖斩蛇条下，则考剑，范增举玉i条下，则作玉佩考。这与魏了翁专考制度有别。胡三省《资治通鉴释文辨误》对南宋史荨锻臀摹酚枰圆嫡；普虺伞渡惺橥肌芬越馐汀渡惺椤肺咚鳎罢饕伤担钥妓拇锏湔拢嗉涓揭月鄱希奈瓯浮薄武祺《宝钞通考》是一特殊著述，考述元代纸币沿革变化与相关国计民生问题，可补《元史?食货志》之缺。马端临《文献通考》虽非专门历史考据之书，而在勾稽文献史料上功力甚大。元朝末年黄玫摹度账鹫始恰罚导适欠痔跄康目季葜觯端目馊樽苣俊烦破洹笆橹薪钥贾ぞ⑹贰⒆印⒓焱檬В浔媸肥颍染侗婢！萦燃魅罚鞘椴还鄱仗敢芏险咭病！弊苤季菅ё抗倘徊欢啵釉踔猎趴季葜榭晌讲痪缏疲薪恿怂未晒⑶页鱿帧侗Τ肌氛庋滦偷闹觥
　　明代学术表现丰富多彩，同时也驳杂冗滥，学人撰述书史，作多方向探求，各方面史书都有种类和数量上的大发展，许多现象类似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其中历史考据专书数量甚多，但学术精品较少，王世贞《史乘考误》，胡应麟《四部正讹》为其中姣姣者。历史考据在明代的发展，主要趋势不是承袭宋代言必有据的考证原则而进一步严谨精深，而是开辟一块新的境地，即撰写钩稽史料，以考述某一历史专题的著述。这类著述无论实际功力如何，往往在书名中就标识有“考”字。姑且随手从《明史艺文志》、《四库全书总目》、《中国古籍善本书目》等目录中抄略若干书名以示其概况：
　　历史地理与域外史地方面：张久复《皇舆考》，陆应阳《广舆考》，卢传印《职方考镜》，张燮《东西洋考》，李言恭《日本考》，茅瑞徵《东夷考略》，郭光复《倭情考略》等等。
　　社会文化与学术方面：王琏《历代经籍考》，凌瀚《古今群书类考》，程良儒《读书考定》，袁黄《群书备考》，周祈《名义考》，慎懋官《华夷花木鸟兽珍玩考》，耿随朝《名物类考》，瞿九思《孔庙礼乐考》，董其昌《学科考略》等等。
　　古今历代人物方面：戴庭槐《孔门源流考》，朱常E《古今宗藩懿行考》，冯从吾《元儒考略》，沈梦熊《历代相业考》，王兆云《皇明词林人物考》，俞宪《皇明进士登科考》，过庭训《本朝京省人物考》，顾祖训《状元图考》，李腾芳《宦寺考》等等。
　　历代政治、经济及典章制度方面：胡彦《茶马类考》，吴山《治河通考》，王宗沐《海运详考》，郑汝璧《功臣封爵考》，张朝瑞《皇明贡举考》，程敏政《宋纪受终考》，王在晋《历代山陵考》，王光鲁《历朝经济考》，王圻《谥法通考》，朱常沔《改元考》，王圻《东吴水利考》等等。
　　边防、军事方面：何镗《修攘通考》，魏焕《九边考》，茅瑞徵《万历三大征考》，颜季亭《国朝武功纪胜通考》，史继偕《皇明兵制考》，侯继高《全浙兵制考》，张雨《全陕边政考》等等。
　　以上所举，仅仅是同类之书的一小部分而已。其共同特点是勾稽史料而集中考述某一历史专题，且书名皆用“考”字。书名带有“考”字的著述，当然并不一定做到考据精深与史料周密，但是明代著述大量以“考”用于书名的现象，反映出考据之学被整个社会认可、尊崇，成为学术界内典雅、扎实与谨严的形象。尽管此类书史中有些仅仅是粗略纂辑之作，但同时也不乏具有历史考据的功力的著述。更重要的是：这是历史考据专著的一种新的体式，在宋代尚未产生，元代则仅有武祺的《宝钞通考》。明代大量此类史籍的涌现，造成一种声势，从而确立其占有历史考据学内的一席之地，拉近了历史考据专著与其他历史著述的距离。影响至于近代，近代许多著名学者的历史考据专著，如陈垣《元也里可温教考》等等，都采取了这种撰写方式。
　　明代社会伪书泛滥，同时辨伪之学也日益深化。著名文献学家胡应麟总结了八条辨伪方法，具有理论性的指导意义：1，覆之七略以观其源，2，核之群志以观其绪，3，核之并世之言以观其称，4，核之异世之言以观其述，5，核之文以观其体，6，核之事以观其时，7，核之撰者以观其，8，核之传者以观其人。文献辨伪是历史考据的一项组成部分，胡应麟的辨伪学理论对历史考据学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三）清代历史考据学的兴旺
　　清朝的考据学摒弃了明人轻率粗糙，承袭了明人多方向考史探讨的成果，从清初就呈现出考据学蓬勃发展的局面。顾炎武《日知录》中多有考史内容，为精湛的考据名著，对治学风气向追求切实、严谨、精深方向的转变作出了榜样。康熙年间，阎若璩《尚书古文疏证》以充分的证据考定《古文尚书》为伪书，大振考据学声威。胡渭《易图明辨》将围绕《周易》的所谓“太极”、“先天”、“后天”等图及“河图”、“洛书”之类予以总的清扫，揭发其不光彩的来源。同时，承接明朝开拓的考据园地，勾稽史料，汇为一考，弄清某一方面历史内容的专书仍大量涌现，如王世祯《国朝谥法考》、黄琳《纪元汇考》、黄宗羲《历代甲子考》、万斯同《历代宰辅汇考》等等。
　　至乾嘉时，历史考据著述随着整个考据学的兴盛也一起进入到了鼎盛时期。几乎所有学者无不考据，乾嘉时，涌现许多历史考据大家、名著，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崔述《考信录》等。再如梁玉绳《史记志疑》、《汉书人表考》、钱大昭《汉书辨疑》、沈钦韩《西汉书疏证》等等，亦为精致的史考之书。乾嘉之后，史考之书从未断线，一直发展。值得注意的是除了专书、笔记、记之外，专题史考论文则在清人文集中不可胜计，是历史考据学蓬勃发展的又一迹象。
　　清人在考据学上有了进一步的理论性认识，钱大昕等倡导治学的实事求是原则，认为“通儒之学，必自实事求是始”。王鸣盛则明确提出：“盖学问之道，求于虚不如求于实。议论褒贬，皆虚文耳。作史者之所记录，读史者之所考核，总期于能得其实而已矣，此外又何多求耶！”崔述《考信录》对史事记载致误得原因进行了比较全面得分析，又对历史考据得原则进行很有条理的总结，如“余为《考信录》，于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先儒，正欲平心以求一是也”。“今为《考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此类申述，具有历史考据学方法论的意义，为乾嘉考据学派理论上的重要建树。
　　乾嘉之后，主流学风逐步嬗变，但考据学经过乾嘉时期的兴盛辉煌，已经拥有继续存在和发展的内在力量，即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学科系统。晚清历史考据著述仍然层出不穷，何秋涛《朔方备乘》的核心内容，实际是由一系列专题考据组成，如《北徼界碑考》、《北徼条例考》、《俄罗斯馆考》、《北徼山脉考》、《北徼喀伦考》、《考订使俄罗斯行程录》……等等。直至清季，不乏具备很高学术水平的考据之作，如姚振宗《隋书经籍志考证》、洪钧《元史译文证补》等。也出现了孙诒让、王先谦、丁谦等等著名的历史考据学家。
　　在近代中国，由于民族危机的深重与社会矛盾的激烈，史学经世的传统更为光大，以致治史往往结合政治立场，甚至直接加入到某一政治派系。在这种局面下，历史考据学仍然取得辉煌的发展，原因是：第一，西方史学思潮的影响和西方史学方法的输入，给中国史学带来新的生机。史家思想、眼光、学术视野的开阔，导致对历史问题的新的发现。研究方法的更新，特别是西方考古学的传入，增加了历史考据的证据、素材与手段。第二，大量新史料的发现与发掘利用，特别是甲骨卜辞的出土、青铜器铭文的汇集、敦煌书卷和汉晋简牍的发现、清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为历史考据开辟了巨大的学术空间。在这样的条件下，投身历史考据的学者众多，成就显著，形成学界所谓的新历史考据学派。王国维、顾颉刚、陈垣以及郭沫若等几位史学家，分别取得近代历史考据学在各个方面的代表性成就。
　　王国维在学术上受西方思想与治学方法的很大影响，他运用甲骨卜辞与金文史料，对殷周历史的考证取得重大成就，并且总结出具有近代学术性质的考据方法，即“二重证据法”，其核心是将考古发掘资料与文献记载对照考订，是西方史学方法结合了中国实际条件的应用。王国维的史学成就，将中国上古史研究重新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意义巨大。
　　顾颉刚及其古史辨派从疑古的观念出发，提出“层垒地造成的中国古史”命题，应用多方面的学术知识，溯本求源进行历史文献的辨伪，将缺乏确切依据的上古传说排除于信史之外，颠覆以往“层垒地造成的”古史体系，为新史学的建设清扫基地，具有莫大的思想解放和学术启迪作用。这种疑古观念，是西方学术与日本近代史学影响下产生的。
　　陈垣在文献学的坚实基础上，建立其历史考据的宏伟大厦，其治学路径是传统考据学方法的发扬光大。他的代表性成名作《元也里可温教考》、《元西域人华化考》等等，皆为明代以来钩稽史料，考述某一历史专题的著述方式，但历史专题的选定，则反映了站在时代思想前沿的特色，非明清学者所能企及。
郭沫若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在辨识甲骨文、金文以及阐释其蕴含的历史内容方面，取得极其显著的成就。同样，对其他历史资料的解读也卓有过人的独到之处，证明了新思想方法的科学价值。其考据的成就，是他对于古代社会史研究的根基。另一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尹达，依照郭沫若的治史理路，依据考古学的造诣，考述中国原始社会新石器时代历史，取得令国际学界刮目相看的成果。
　　综上所述，自宋代历史考据学建立以来，历史考据持续发展，在历史学内蔚成一片林木苍翠、繁花似锦的园地，不仅学术价值有目共睹，其社会功能也得以积极发挥。
四、历史考据学的学术价值与地位
　　纵观中国历史考据学的发展历程，应当正确认识它在史学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考据为所有历史认识的根本基础。在历史研究中，任何深度的历史认识，都必须从史实出发，而历史考据起到判断史事是否真实的作用。如果缺乏这一基础，所有历史分析、历史理论均为空中楼阁，任何高谈阔论都不堪一击。
　　二、开拓历史研究新领域的先锋作用。现代历史学研究领域的开拓，无论是扩大时间范围、空间地区，还是探讨新的历时内容，都必须首先明了相应的人物、事件等基本史实，这就必须依据史料予以考订。因此对于整个史学界而言，新时段、新区域、新内容、新题材的历史研究，总是要以历史考据打头阵，不考订史实的基本状况，任何研究都无法着手进行。这是显明的道理。
　　三、更新历史认识的枢纽作用。在思想范式更新之际，历史认识也随之发生宏观和总体的转换，这不能单单视为新理论的作用，因为历史学具有以史实为基础的特殊性质。在宏观历史认识转化的关头，必然要进行新的历史考订，从而为新的历史观提供证据。近代维新派的历史观，是通过对中外历史的考述来发展和宣传，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日本变政考》是为典型之作。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建立和发展，得力于郭沫若等史学家的历史考述，解放后史学“五朵金花”的讨论，离不开对大量史实的考订。总之，历史考据在更新宏观历史认识的进程中，起到不可或缺的枢纽作用。
四、引领史学的发展走向强化学术性的途径。历史考据比史学研究的其它方式具有更多、更纯的学术性，较少受学术外因素的干扰。同时，历史考据又有引领整个史学强化其学术因素的作用。如清初官方在历史问题上本多禁忌，而考据学的兴盛则促使乾隆朝的后期承认其先祖受封于明朝，承认南京南明政权的历史地位。同时，官方纂修了《西域图志》等一批颇具学术价值的史书，考订与更正官修《明史》的不少讹误。大抵越全面、越深入的历史考据，越能够有效地排除对历史的有意隐瞒和曲解，使史学在强化学术性的道路上健康发展。这一点，是使历史考据学具有最可宝贵、最富于发展前途的价值。
（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六，《僖公二十六年》。（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年8月，后同）
（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十，《宣公二年》。
（晋）杜预《春秋左传集解》第十七，襄公二十五年。
《论语?子张》第十九。载（朱熹《论语集注》卷第十）
《孟子?尽心下》。（朱熹《论语集注》卷第十四）
《韩非子》卷十九，《显学》。
《史记》卷十三，《三代世表序》。
（唐）孔颖达《礼记正义?月令》引郑玄《三礼目录》。
& 唐）孔颖达《尚书正义?泰誓》马融《书序》。
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载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出版）
（清）严可钧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全晋文》卷六十四，中华书局1985年影印本第1842页。
《三国志?魏志》卷一，裴松之注。
《三国志?蜀志》卷三，裴松之注。
《梁书》卷五十，《文学下?刘杳传》。
《史通》卷十三，外篇《疑古》。
（唐）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一，《赵氏损益义》第五。
《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四十五，《论风俗子》。
参见顾颉刚：《崔东壁遗书序》，载顾颉刚编订《崔东壁遗书》卷首P.42～44，此处不备举。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六，史部“正史类二”。
《四库全书总目》卷四五，史部“正史类一”。
王应麟《玉海》卷四十，“艺文”。
载王应麟《困学纪闻》卷十六《考史》。
见《宋史》卷四三八《王应麟传》，《宋史》卷二0二《艺文志?春秋类》。
《四库全书总目》卷八八，史部“史评类”。
马端临《文献通考》卷二百，《经籍考》二十七史部“史评史抄类”
吴缜：《新唐书纠谬序》，载《新唐书纠谬》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杨翼骧《中国史学史资料编年》第三册（南开大学出版社1999年2月）引钱大昕《王伯厚年谱》，考订《通鉴地理通释》成书于元世祖至元十七年八月，《汉制考》成书于至元十八年五月。
《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二，经部“书类二”。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五，《卢氏群书拾遗序》。
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首，《自序》。
崔述：《考信录提要》卷上《释例》。载《崔东璧遗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6月）P.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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