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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都是喵星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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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作者: 扬云飞
　　 近代的中国，不但对西方充满了各种奇怪的胡乱想象，对近在咫尺的日本同样也是如此。把日本的明治维新史，其实是比附中国的戊戌变法，在想象当中写了一遍。当然，始作俑者就是康某人，戊戌变法之前就在瞎写日本明治维新史，以此作为自己变法的依据。后来虽然失败了，但是他对明治维新历史的叙述，以及这种“叙述”的方法，却深深的影响了后世的中国学人。简单说，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一帮进步的，要求西化的，代表正义的底层武士们，推翻了腐朽的，保守的，落后的德川幕府，从此日本走上了充满光明的康庄大道。根本就是一场日本版的戊戌变法，“只不过”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这其实是纯粹的胡诌八扯。
　　 而后来中国的对日研究，普遍都是建立在这种胡诌八扯的基础之上。不但养活了大量靠比较“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来混饭吃的砖家叫兽，还经常煞有其事的弄一些新发明出来：兰学的作用啦，三百藩国试错体系啦，什么伊藤博文其实是穿越众，拿着公公知识分子们炮制的“农业-轻工-重工”的正确经济发展顺序原理，把日本振兴了起来。
　　 日本幕末的政治，其实是呈现一种与戊戌变法的政治格局相反的状态。幕府才是主张开国学习西方的一派，而倒幕的主力军，萨摩和长洲藩，其实都是攘夷排外的急先锋，换句话说，维新志士们其实不是狗奶众，而更像喝了狼奶长大的日本义和团。伊藤博文年轻的时候，伙同他人一把火烧了英国使馆的工地，还准备砍杀英国公使，后来被藩主阻止。至于他去英国留学一事，其实一共才去了一年，而且是为了完成他老师的遗愿，去当间谍，而不是朝圣去了。之后他出身的长洲藩，在马关架起大炮，无差别轰炸外国过往船只，导致多国联合舰队报复，将长洲炮台炸平了，而他的同门师兄弟，如高杉晋作，山县有朋等，都是炮击事件的参战者，后来被从炮台废墟的死人堆当中背了出去。萨摩藩同样离谱，代藩主岛津家久带队1000人，当街砍翻了几个英国人，一死两重伤，史称“生麦事件”。后来此事引发了英国军舰的报复炮击，萨摩藩的炮台与部分城市，工厂等均被摧毁。
　　 当然，那之后确实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一战下来，萨摩和英国居然结成了同盟，共同对付当时更加亲法的幕府。两藩瞎搞给各国带来的损失，却要由拼命阻止他们瞎搞的幕府承担，幕府为这事气不过去，直接气死了一个将军，真是一箩筐的杯具。当然，这里有一些日本国内和国际的因素。对英国来说，萨英战争是失败了，因为本来的作战目的是用武力威胁，但是不用真正动武就能获得赔偿，这是“恐吓外交”，“舰炮外交”的本质，但是作战目标没有达成，还死了分舰队司令（那老哥真点背，一共没有几个英国人被打死，一排乱炮把他和副手打死了）。但是对萨摩藩来说，和如此难以匹敌的对手硬抗，纯粹是“无谋”，而应该遵循战国武家的处事原则：抵挡不了的敌人，就要想办法成为他的盟军，这样才能牟取利益，积蓄力量。
　　 结果两家是一拍即合。英国本来以为“战胜”的萨摩藩会提出什么难以接受的条件，而萨摩却小心翼翼的表达了善意，即答应赔款，不过赔款找幕府要（十四代幕府将军吐血路过……），心怀鬼胎的两家一拍即合。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未来的新生明治政*府的外交第一课。
　　 倒幕的过程，顺利的一塌糊涂。固然部分是因为萨长联盟被中国的公公知识分子们加持了“全盘西化”的神光，但是原因并不那么简单，幕府方面其实并没有激烈抵抗就放弃了。明治维新的鲜血，都是在日后的十年多的时间里，逐渐流出的。突然成功的西南乡巴佬们进了江户（东京），应该如何治国是一片茫然的，倒是陆续把幕府过去制定的各种“开国”政策，拿出来执行。而当时真正懂和西方交往相处之道的，是“佐幕派”——原幕府方面的幕臣和翻译们，他们大多对明治新政*府很看不上眼。要么拒绝为新政*府服务（如福泽谕吉），要么干活的过程中给下点绊子，恶心一下这些乡巴佬。这时在倒幕当中没起到多少作用的伊藤博文时来运转了，因为外国政*府要求日本新政*府必须提拔一些可以直接交流的高级官员，而新政*府方面可信任的人极少，冒牌西洋通伊藤就粉墨登场了，获得了信任和重用。当然，作为一个有天赋的人，日后伊藤成为了货真价实的西洋通，不过那是后来的事情了。
　　这里再插几句，虽然今天大量中国的傻瓜们把日本近代化的成功归功于“西化”，但是实际情况与此相差十万八千里，最少也差五万四千里。幕府时代的武士们，都是接受中国的四书五经的教育，幕末维新志士们又多受日本化的儒学“水户学”的影响；倒幕主力之一的萨摩藩，实际掌握藩政的是下层武士团体“精忠组”，维新三杰之二的大久保利通和西乡隆盛都是这个组织出身。这个组织受“阳明学”影响颇深，倒幕成功后的维新时代，阳明学继续传播，很多日后有名的日本企业家都受此影响。
　　 当然，可千万别蹦出来一群人说日本明治维新是中国儒学的功劳，又或者蹦出另外一群人说这完全是YY，大久保利通读的是凯恩斯，而西乡隆盛则精通哈耶克，否则没法解释日本明治维新为何成功。这两种人同样是傻瓜，又或者是群氓。
　　 实际的情况是当时固然“西学”在日本形成了主导性的地位，但是学习和实践这些西学的人，大都是深受“汉学”教育出身的人，同时具备了两种背景，所以才能在实践当中渐渐的形成“和魂西才”，传统与引进的恰当嫁接，才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秘诀。不过至今国内还有大把傻瓜把“和魂西才”当做全盘西化的有力证据，可见选择性失明已经让人癫狂到汉字含义都分不清的地步了。同样，西学的传播和人们的接受有一个过程，而这时日本推行的普及教育，教师大都是过去的武士们担任，课堂上同时传授来自中国的汉学，来自西方的西学和日本武士道的一些内容。
　　 事实上，近代化、工业化从来就是一个漫长，痛苦而复杂过程，最主要的是，他这个积累过程还很昂贵。所以日本最早开始炼铁活动的藩，都为筹钱而绞尽脑汁，著名的口号“富国强兵”，就是这么出来的。以“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为指导方针的明治新政*府，从建立第一天起就面临财政危机，明治元年，政*府收入360万，支出3000万。之后财政就没有好过，为了筹钱，只能在日本国内刮骨熬油，农民们缴纳比幕府时代还要高昂的税金，武士们大多被扫地出门，一贫如洗，从零开始。为此全国爆发过无数次农民起义（一揆），以及多次大规模的武士集团抗争。都先后被镇压了，连作为倒幕主力的三大雄藩：萨摩、长州（外加一个佐贺）都分别被镇压过一次，土佐武士们本来打算造反，但是看萨摩被镇压后吓得不敢轻举妄动了。
　　 而国内现在讲到明治维新历史的时候，持续十年的，陆续爆发的农民起义基本闭口不谈，而造反的武士们一律归纳为反潮流的封建余孽。总是试图展现一幅诗情画意，清茶樱花的明治维新群景图，仿佛“立宪开议”，“全盘西化”两大法宝一旦祭起，就“横扫一切害人虫，全无敌”了。至于如何解释樱花武士们突然之间变为了食人藤，那就哑口无言了，或者把一切过错归咎为“半现代国家”的德国，害人虫俾斯麦毒害了伊藤等维新政治家云云.....
　　其实历史很多时候都很吊诡，很多事情都是偶然因素构成的。虽然有些人会念叨偶然都是必然的结果，不过个人身上的偶然要很久才能必然到大众身上，人们对偶然现象的认识太少了。
　　 明治四年十一月，岩仓使节团出发。名义上是向各个国家递交国书，顺便表达友好交流的愿望，当然其实心里的想法是幕府与各国签署的不平等条约快到期了，急切的希望签署新的平等条约。为什么急切？因为根据这些条约，日本没有关税自主权，而明治政*府是个穷光蛋政*府，想改约后以便收取关税充实财政。当然，还有一种说法，明治新政*府在国内刚刚干了一件大蠢事，就是“撤藩置县”，后来史学家们当然说这是日本扫荡地方割据，建立中央集权国家的必然之道。不过当时也是因为财政问题，明治新政*府没钱，惦记着各地藩主们应该有钱，所以对藩主们说：给你们点养老金，到东京当寓公吧，地方上我们负责了。结果除了岛津藩代藩主岛津家久外，大家都一声不吭的收拾行李上路了，本来明治政*府还很得意，以为自己很聪明。实际一调查才发现，靠，各地藩库里面老鼠都要饿死了，还欠了一屁股的债，欠武士们的俸禄，欠商人们的贷款。因此导致了明治政*府内部的大内讧，互相斗争很厉害，正好有需要派人去国外改约，顺便打发走一半的阁员，让他们以考察的名义离开，等一年后事情消停了在回来。
　　 偶然中的必然，必然中的偶然，日本因此走上了一条不同的道路，最少是极大的加速了步伐，也多少甩掉了一些迷茫。
　　 团长是岩仓具视，因此日后被称为“岩仓使节团”，成员43人，平均年龄32岁，正是充满活力的年轻人，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等均在其中。国内对日本的研究，一般而言，也对此次使节团的意义高度评价，羡慕之情，跃然于纸上。“始惊，次醉，终狂”，渲染也很多。不过一如既往的是选择性失明，就是说，继续把自己找出来的西方神器，扣在日本人头上，并且在想象当中把日本人的成功，当成自己未来的成功。
　　 我们其实可以看一下日本人自己对此的评论。比如日本评论家加藤周一，央视拍摄的《大国撅起》系列当中，谈到日本的时候也邀请了他，然后煞费苦心的剪裁，仿佛此人说的是日本明治维新成功得益于全盘西化，当然我认为也有可能是央视里面懂日语同时又研究过日本近代史的人不多，所以被该老鬼子骗了。
　　 但是这人在日本本国拍摄的纪录片当中，谈到明治维新强调了一点，就是“武士的本质”，武士的本质就是官僚，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管理国家，所以到了西方之后，看到类似的治国方法，他们会“恍然大悟”的说“原来如此”。就是说，本来就做类似的东西，碰到了更好的东西之后，不是一无所知的茫然，而是突然捅破了脑子当中的窗户纸。所以岩仓使节团的出访，并不是如同很多中国人描写的“朝圣”，而是“学习” ，如果不能分清这两者的区别，公公知识分子们会继续群氓下去。
　　 再有日本NHK拍摄的专门关于岩仓使节团的纪录片，也与中国的“日本”砖家们的视角不同，特意选取了如下场景：
　　1. 在美国使节团碰到的是国际外交的“残酷洗礼”，也就是说，期待改约的妄想彻底破灭了，改约要留待很久以后，大概30年以后了。
　　2. 在大英帝国，看到的是“工业大国的光与影”，就是说英国的强大建立在英国是“世界工厂”的基础上，而世界工厂的含义就是进口便宜原材料，出口制成品，赚取差价。但是即使如此，英国社会贫富差距严重，普通工人生活很差，社会治安恶化，不仅如此，使节团还碰上了金融诈骗犯，被骗了25000英镑（这事怎么看怎么像14代幕府将军死不瞑目，把萨摩藩该赔给英国人的钱又花了出去）；
　　3. 在小国比利时，嗯嗯，就是那个基本被中国的日本砖家们忽略掉的小国比利时。当时比利时为了换取国家独立，国民们上下一心，努力生产，生产什么呢？生产蕾丝制品和精美的玻璃制品这两种主打产品，出口赚钱后，赎买国家的主权回来，也用这种方法积累用于工业化的资金。这样使节团们很惊讶：
“这里让我们的感慨，比美英法三大国还要更深”，
“这就是和平中的战争啊（这句话确实很像武士们该说的话）”，
“在以国民自主为本的经济实力方面，虽是面对大国（的压力），也不足惧，虽是小国，也不得小看。”
“小国在大国夹缝中求生存的秘诀，就是自主精神”。
　　4. 在德国，一些中国人眼里明治维新当中最大的坏蛋，巫婆俾斯麦登场了。使节团到来的2年前，德国由一个分散的封建领主国刚刚完成统一，从全国总体来看，经济还是以农业为主，正在准备实施大规模的工业化，情况与日本有些类似。俾斯麦对来访的使节团传授了追赶西洋大国的秘诀——小国存续的方法——或者说是灌下了巫婆毒药：“大国只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遵守国际法，一旦发现自己的利益受损，就会立即付诸军事行动。在这样的国际社会中，小国要维护主权，也必须要依靠军事力量，因为只有各国力量对等，才能不被侵略，维护主权，才能形成公平公正的国际社会”当时刚刚加入国际社会的小国日本，也傻傻的认为，遵守国际法非常重要，因此对俾斯麦的现实主义外交理念刮目相看。
　　 明治六年日本使节团回国后，很快发动了一次政变，把留守内阁成员基本都扫地出门了。这时开始了某种有明确目标性的“维新”，而不是一次简单的聚众造反，之前西南雄藩们的工业化实践成果，富国强兵的产业，以及执行的人才被统合。日本开始在近代化的道路上加速奔跑了，政治学德国，精神学比利时，工业学英国，殖产兴业，其实就是抵制外资，赔钱也要自己发展工业；建立近代军备，并且时刻准备镇压国内的“坏蛋”，管你是交不起地税的农民还是净身出户的武士，敢造反一律干掉。“撼山易，撼政*府的决定难”！好一个“开议立宪，万机决于公论”的好政*府啊。
　　 外交改约的努力一直没有放弃，为了显示日本是个文明的国家，不惜在本来就没钱的背景下，耗费巨资建立“鹿鸣馆”，像西洋外交官们展示吃牛肉，跳西洋舞的日本官员（及夫人），在这同时，暗中积聚军力，为日后谈判强化软硬两手的筹码。一个领域一个领域的按部就班的模仿西方，产业链条一口一口的安排人进行系统研究，陆续建立相关机构。商人们在太平洋上四处奔波，推销质差价廉的日本货同时，还不忘替日本贫困家庭解决再就业问题——虽然都是贫困家庭的女子再就业。尽管如此，他们仍旧是日本人，内心深处的“和魂”在燃烧，燃烧的和魂，就是学习西才的原动力。在和魂当中包含的固有成分，受“欧风美雨”的浇灌，茁壮成长。
　　 学习西方——全盘西化——走近代化的康庄大路，这些事情说起来的时候，总是比做起来容易的多。学习什么？什么才是“西方”？如何学习？学习的目的是什么？学习后达成什么效果？是否有学习的条件？这些都是需要理性和复杂的思考的事物，对19世纪末以后的很多中国知识分子们来说，是个困难的事情，困难的事情做不到，拜神念咒则很容易，所以出来了一堆开头提到的“学者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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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帖来自：黄龙骑士团论坛 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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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作~膜拜中~~此文简直就是给那些整天喊全西化，必能统一全地球的人，一记响亮耳光~一定得转载~
怪不得西乡隆盛后来反了，《最后的武士》讲的就是这嘛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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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日两国社会变革同途殊归的原因是这样的
& &&&19世纪中叶，日中两国都是封建落后的国家，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殖民侵略的威胁。但到近代，这两个国家的发展命运竟是这样的不同：日本迅速地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中国则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总的说来，决定两国不同发展命运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从1853年美国叩关算起，经过短短十几年的时间，封建专制的幕府统治就被推翻了。这就为日本资本主义的顺利发展和维护国家的独立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而中国从1840年鸦片战争算起，经历了72年的漫长岁月，才在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推翻了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比日本晚了40多年，在这个期间，中国已经沦为半殖民地国家。在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势力的双重压迫下，资本主义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步履维艰，始终无法改变国家的落后状态。
近代时期日中两国的社会变革一成一败的原因是多面、多层次的、在不同时期起主要作用的因素也不尽相同。
就两国进行社会变革的内部条件而言，19世纪中叶在日中两国封建社会的内部，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都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中国的先进地区——江南和东南沿海一带同日本比较发达的畿内地区相比，其经济的发展是处于较高水平的，但就全国而言，在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因素和国内统一市场的发展等方面，中国是落后于日本的。这对日本实现向近代社会变革是一个相对有利的条件。
但更主要的还在于这两个国家的封建生产方式的坚固程度和内部结构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在社会变革时期它所形成的阻力也是完全不同的。19世纪中叶，在日本占统治地位的是幕藩领主的土地所有制，在中国则是地主的土地所有制。这两种土地所有制虽然都是封建性的，但前者禁止土地买卖，土地是“硬化了的私有财产”；后者却允许土地的自由买卖，土地具有很大的流动性。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领主制很容易解体，建立在它的基础之上的幕藩领主阶级的统治也会随之而发生动摇。地主制则不然，它具有很大的弹性和包容性，其生命力是很顽强的。因为在土地自由买卖的条件下，商人、高利贷者可以通过购买土地而转化为地主，这不仅缓和了土地权和货币权的矛盾，而且形成了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在经济上的三结合，结果地主制不仅没有被削弱，反而更巩固了。
在国家的政治体制方面，日中两国的差异是：(1)中国是封建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强大的中央政权可以动员全国的力量，镇压来自人民群众的反抗斗争。日本是封建的幕藩制国家，一方面存在着作为中央政权机构的幕府，因而具有集权政治体制的某些特征；另一方面全部国土又被分割为200多个藩国，保留了由领主在自己藩国内实行统治的政治格局。由于一些藩国，主要是外样大名统治的藩国和幕府长期对立，甚至发生公开对抗，这就为革新势力进行反对幕府的活动提供了方便条件。19世纪90年代中国戊戌维新失败后不久发表的《新党某君上日本政府、社会论中国政变》一文就指出：在日本由于存在着同幕府处于对立地位的藩国，使“志士有所凭藉”，这是倒幕运动能够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2)日本除实际上的全国最高统治者将军外，还存在着形式上的国家君主——天皇。不满于大权旁落的天皇及其小朝廷虽然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新恢复过去的统治地位，但社会上一旦出现反对幕府统治的政治势力，他们就可以利用这个政治工具为自己的夺权活动披上合法的外衣，并以天皇的名义来动员和团结社会上的各种势力。中国的皇帝则集“天地君亲师”于一身，是全国惟一的最高政治仅威。“天无二日，民无二王”。普天之下的万民，必须绝对服从和信奉皇帝一人，他不仅拥有绝对的统治权力，而且是一切权力的实际源泉。因此，在中国不存在可以用来对皇帝的统治地位进行公开挑战的其他权威。中国皇帝的统治地位，较之日本的幕府将军无疑具有更大的稳定性。(3)在选拔和任用官吏的制度方面，日本实行的是门阀制、世袭制，中国实行的则是科举选官制。日本的武士属封建的统治阶级，按门第的高低在武士内部又分为20余个等级。幕府和各藩政府的各种职务，均依武士的等级身份分配并可世袭。这种门阀制度，阻碍了封建的政权机构吸收新鲜血液，以增强自己的活力。同时，它也使一些门第较低而富有才干的下级武士因无缘获取较高的职务，产生强烈的不满情绪，并终于走上反对幕府统治的道路。中国实行的科举制却可以把全国各地区、各民族的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的代表人物，甚至一部分被统治阶级中的优秀分子吸收到中央政府来，这对于扩大政权的阶级基础，调整官僚机构以增强它的活力起到了一定作用。（4）清王朝既腐朽透顶，又冥顽不化，这对近代中国社会的变革也是一个很大的阻力。
正是由于日中两国旧的经济、政治体制存在着重大差异，因此两国的封建制度在调节社会矛盾的机制方面也有明显的区别。在日本由于领主制占统治地位并存在着森严的等级制度，因此富裕的农民和商人、高利贷者即使购买了土地，也不能成为合法的土地所有者，更不能因此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并跻身于统治等级的行列。而门阀制、世袭制又使被压迫等级以及统治等级的下层向上流动的渠道被堵塞了，他们无法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这种封闭式的社会结构，是同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以及阶级关系较少变化的状况相适应的。一旦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加快了，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因素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它就会因无法调节及由此而产生的各种予盾，特别是土地权和货币权的对立而陷于瓦解，并最终导致整个封建制度的崩溃。在地主制占统治地位的中国，土地可以自由买卖，“以末致富”的商人和“力农致富”的农民，都可以爬上地主阶级的阶梯。如前所述，科举制度又为中小地主乃至出身寒微的平民知识分子开辟了一条升官的道路。因此，中国封建社会在一定程度上是允许社会流动的，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特别是土地权和货币权的矛盾的社会机制。地主、商人和高利贷者是中国封建社会中的三个主要剥削集团，官僚则是它们在政治上的代表。在中国形成了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的“四位一体”。维护封建制度成为他们共同的根本利益。这就使中国封建社会的各种剥削集团和统治力量之间具有一种特殊的凝聚力。共同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把它们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很难从中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因此，中国的封建制度具有一种特殊的稳定性，它虽已十分腐朽，但依然能继续维持其反动统治，对近代中国的社会变革产生强大的阻力。
在文化传统及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方面，日中两国也有很大的差异。郭沫若在分析中日两国的近代社会变革一败一成的原因时认为，两国在固有文化的负担上的差异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指出：“中国固有文化的负担太重了，资本主义以前的文化，年代太久，至少有3000年，所以对过去的文化怀着一种憧憬，对新的文化发生抵触，往往视欧美为夷狄之邦。资本主义以前的中国文化诚然是光辉的，但就因为太有光辉，在变革时期便不免是一个很大的负担。”“日本虽有它的固有文化，有中国传来的文化，但过细地说起来，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特别是由于日本在历史上曾有过大规模吸收中国文化，以促进本国文化发展的经验，日本人把移植外来文化视为当然的事情，只要能够适应形势，任何需要的东西都可以从海外引进，既无顾虑也不以为耻。因此，当日本在19世纪中期开始面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能够以这些国家为榜样，顺利地实现了本国的社会变革，走上独立的资本主义发展道路。
通过对19世纪中叶以前日中两国的全面比较，可以得出如下的结论：
第一，由于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两国封建社会内部都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在19世纪中叶，这两个国家都还不具备进行资产阶级革命的充分的社会经济前提。只是由于遭到西方国家的殖民侵略，中日两国才被迫将“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的任务提上自己的历史议事日程。由于日本经济发展的普遍水平略高于中国，因此它实现近代化的条件也比中国更有利一些。
第二，为了实现近代化，必须首先变革国内的封建旧制度。中国是一个封建制度充分发展的国家，它的社会经济的内部结构比较坚固，并具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同时，中国的封建社会又是一种弹性的封建社会，具有较强的调节社会矛盾的机制。日本的情况则不然，同中国相比，日本封建制度的发展显然是不充分的，僵化的土地所有制和封闭式的社会结构，使它缺乏自我调节的能力。因此，对于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中国的封建旧制度所造成的阻力也显然要比日本大得多。
第三，在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尚不成熟的条件下，能否实现近代的社会变革，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是否能在旧的统治营垒中分化出一支革新的力量。在中国，由地主、商人、高利贷者和官僚结成的“四位一体”，同现存的经济和政治制度有着密切的利害关系，传统文化的核心——儒家的学说又是他们的共同思想准则。因此，在这个具有特殊凝聚力的统治营垒中是很难分化出与之相对抗的革新势力的。日本的情况则不然。商品经济的冲击，民族危机的出现和欧洲近代科学文化的影响，使日本在被迫开国后就形成了一支主张倒幕维新的革新势力，维护封建旧制度的幕府则陷于极端孤立的地位。这些就是导致近代时期中日两国不同命运的主要内部原因。
就进行社会变革的外部条件而言，19世纪中叶日中两国同样面临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入侵的威胁,并被迫签订了内容大体相似的不平等条约。开港通商后所带来的社会经济灾难,其严重的程度也相差无几。但相对来说,日本的处境是较为有利的,并曾受惠于中国。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由于当时中日两国的战略地位和战略价值不同,中国所遭到的殖民侵略的压力要比日本大得多，这就使日本处于相对有利的地位。美国的历史学家就曾经讲到幕末日本的幸运,他们说：“日本虽处于一种军事专制制度的统治下,在进行攻守战事的能力上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如果任何一个西方国家要来进攻,日本只有听其为所欲为。只是由于欧洲各国常常彼此攻伐,中国又是多年来一直扮演着阿塔兰塔的金苹果的角色,日本才得以长期幸免沦入狼狈之境。”加拿大学者诺曼也同样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免于沦为半殖民地的命运,是由于“英法在日本的阴谋所造成的僵持局面----但最重要的是英国的倾注全力于中国----给了日本一个极其必要的喘息机会,使它得以摆脱封建制度的束缚……确切地说,作为日本的盾牌以防范欧洲列强对于商业和殖民的贪婪,除去偶然的国际势力均衡而外,就是中国那个倦卧的老大帝国。同中国市场的吸引力和利润相比,日本无论是作为外国制造品的市场或是作为西方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其贡献都是微不足道的。”
第二，早在美国叩关前十余年,中国就在1840----1842年的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被迫同西方列强签订了第一批不平等条约。1856----1860年英法联合发动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进一步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这在日本引起了极大的震动,唤醒了一些先进人士的民族意识。他们把中国作为前车之鉴,决心要摆脱日本“开国”后的民族危机。例如,1862年高杉晋作来到上海后就深有感触地说：“上海虽属于中国,但实际上也可以说是英法属地。”“我国人民必须留神,决不能出现中国那样的情况。”
第三，中国人民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革命斗争,也在相当程度上直接牵制了欧美列强对日本的侵略行动,从而在客观上支援了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鸦片战争期间,广州城外三元里的广大群众曾奋起抗击英国侵略军。1851年,在中国又爆发了威震中外的太平天国运动。这虽然主要是一次反封建的农民战争,但也直接威胁到西方列强的在华利益，因此,它们便同清政府勾结起来共同镇压太平天国。在这种形势下,太平军英勇地担负起反对外国侵略者的任务,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西方殖民势力,也在客观上牵制了西方列强对日本的侵略和干涉。日本倒幕派领袖久坂玄瑞曾说道：“英法之所以未能随心所欲地对我国大动干戈,就是因为中国的太平军声威雷震所致。万一的万一，太平军屈服于英法,英法必将入寇我国。”这说明他已认识到中国的太平天国运动牵制英法等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对日本人民是个很大的支援。
第四，中国人民以及亚洲其他各国人民的反侵略斗争,也迫使西方殖民者汲取了某些政治上的教训，从而使他们对日本的人民起义和反幕势力采取了较为慎重的态度。英国驻日公使阿尔克科在给本国政府的一份报告中就曾说过：“我们对日本的纲领是必须慎重行事。这就是说，我们在中国已经从太平天国人民革命中吃过苦头……这一切必须铭刻在心。”因此，英法等西方列强在日本的倒幕运动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没有敢于公开地进行武装干涉，从而使日本的社会变革能够较为顺利的实现。
就日中两国社会变革的进程而言，日本的倒幕维新运动是一次由多种形式的斗争所推动的社会变革过程。在被迫开国后，由于各种矛盾的激化，以“改革世道”为目的的农民运动，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外国侵略者的攘夷运动，以雄藩大名为主导的“公武合体”运动以及为推翻幕府的专制统治而展开的倒幕运动，此伏彼起，终于结束了德川幕府长达200余年的封建统治。以明治天皇为首的新政权建立后，为了改变日本的落后状态，维护国家和民族的独立，一方面对封建的体制实行全面改革，另一方面又提出“殖产兴业”、“富国强兵”和“文明开化”三大政策，大力地推进了日本近代化事业的发展。鸦片战争后，中国人民和统治阶级中的部分爱国者和开明之士，为了挽救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几乎也做了与倒幕维新运动的诸因素大体上方向相同、方式和内容也很相似的努力。而这种努力的势头，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日本所达到的水平，从三元里的反英斗争到义和团运动，中国人民不断地进行反侵略的斗争，其规模和声势远远超过了幕末日本的攘夷运动。鸦片战争后在中国爆发的太平天国运动，就其持续时间之长、波及地区之广以及斗争纲领的内容和政权的建立等方面，也远远超过了幕末日本农民的反封建斗争。在中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虽然发展缓慢，但毕竟也在不停地向前推进。以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移植近代工业为主要内容的洋务运动，同日本明治政府的“殖产兴业”活动有许多相似之处。具有资产阶级改革性质的戊戌变法，在维新派的主观上是完全以日本的明治维新为楷模的。辛亥革命虽然比日本的倒幕运动大约晚了40余年，但在推翻旧的封建专制主义政权这个根本点上，两者是一致的。而且，在消灭帝制和建立共和国方面中国辛亥革命比起日本明治维新又向前跨出了一大步。
但是，日中两国社会变革进程的重大差异是：日本构成倒幕维新运动的多种形式的斗争，在幕末被迫开国后，利用西方殖民主义势力尚未全面渗入日本的有利时机，几乎同时兴起，形成一种“合力”，引起强大的“共振”，终于一举推翻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在中国，分散的努力却导致了同样的失败。太平天国运动虽然声势浩大，斗争的水平也很高，但是他们孤军奋战，面对的又是十分顽强的的反动势力。中国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戊戌维新运动的失败原因之一，就是因为它没有同人民群众的反封建斗争结合起来。此外，社会变革活动的“错位”，也是导致日中两国一成一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日本，各项资产阶级改革的措施，其中也包括建立近代工业的殖产兴业政策，都是在推翻旧政权后由具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新政权推行的，即先自下而上进行革命，然后再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而中国的洋务运动和戊戌维新运动都是在没有经过革命的情况下，依托旧政权进行的。因此，这两次改革运动均属于改良主义的变革，获得成功的可能性自然是很小的。1911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清王朝的专制统治，但这时中国已沦为半殖民地，严峻的国内形势和国际环境决定了它已无法像日本那样发展成为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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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知識了，好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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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船事件是什么时候？貌似对日本影响挺大的。
日本明治维新后，大力扩展军备，开始了侵略中国的步伐。说到这里，真是不得不提一下北洋水师~响当当的世界第六，亚洲第一，最后就这么没了。不过客观的说，开战的时候北洋水师的实力已经被日本海军超过了，只不过名义上还这么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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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得玩这代全战之前，有个网友说了句很经典的话：打赢了，死的是小日本，打输了，死的还是小日本，所以~~想玩就玩吧~别因为爱国情绪纠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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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口气看完了。很有深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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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种种的不满在西南战争中宣泄出来了，士族们迎来了他们想要的结局。。。
冷酷乃智者的仁慈
3DM死忠专属勋章
奥运会活动金牌数猜中者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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