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童小说《河岸》解析

苏童《河岸》发表 自称不敢写知识分子女性_读书频道_新浪网
苏童《河岸》发表 自称不敢写知识分子女性
  沉寂三年之后,苏童在最近一期的《收获》杂志上发表了最新长篇小说《河岸》。近日,这部长达20万字的小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而英文版也将于年底在英国推出。日前,本报记者对苏童进行了独家专访。小说中,库文轩妻子审问丈夫“乱搞”情史的笔记被儿子库东亮窃取,而库东亮暗恋小说唯一女主角慧仙的日记被公之于众。这两个情节,让人很容易联想起“艳照门事件”――同样与性有关,同样是偷窥,同样是意外泄密。
  与田震“同病相怜”
  苏童告诉记者,他最初的文学启蒙,与小时候的一场大病有关,而最直接的影响则来自喜欢文学的姐姐。
  9岁时,苏童得了很严重的肾炎,并引发了血液病,腿上长满了紫癫,在家休学一年。苏童解释道:“就是最近风传歌手田震得的那种病。”幸运的是,在两位老中医的诊治下,苏童喝了一年中药之后,病完全好了。“所以,我对中医很有感情。我还记得这两个老中医的姓名和容貌――一个姓陆,一个姓畀;一个很帅,一个很干瘦。直到现在,我看所有医生都觉得不对劲,总是拿他们与那两个中医做比较,觉得他们面目可憎。”
  在家养病的苏童,因为寂寞,患上了很严重的“文字饥渴症”。每天,苏童喝完药后,最大的乐趣就是跑到房子的走廊上,看糊在墙上的报纸,有些报纸糊倒了,他就倒着头看。当时,苏童的姐姐正读高中。经常会带一些“文革”前被充公的禁书回来看,如《红与黑》、《复活》等。这些书成了苏童排解寂寞最好的良方。
  找叶延滨“走后门”
  1980年,苏童考入了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那时候,舒婷、北岛等“朦胧派”诗人风头正劲。苏童最初的文学创作也是写诗。他透露,自己第一次发表诗歌,是在现任《诗刊》总编辑叶延滨那里“走后门”得来的。“我们‘80届’的大学生,尤其中文系学生,如果不写诗是很羞耻的。那时,我每天都写诗,然后寄出去企图发表,但真的很难。”在屡次投稿石沉大海之后,苏童突发奇想,将诗稿直接寄给了当时在《星星诗刊》当编辑的叶延滨。“他给我发了一组诗。那一期《星星诗刊》出来后,我在同学中威风得不得了!”
  苏童坦承自己写诗不行,后来余华他们笑话他的一个方法,就是当着他的面朗诵他早年的诗歌。1983年,苏童的小说处女作《第八个是铜像》发表《青春》杂志上。虽然,苏童现在觉得这篇小说“太难看了,从不把它收到集子里”,但他由此踏上了小说创作之路。
  “以为张艺谋会邀请我”
  自从中篇小说《妻妾成群》被张艺谋改编成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苏童的小说一直是影视导演的心头好,最近,他的作品《妇女生活》还被搬上了话剧舞台。当年张艺谋拍《红高粱》时,作家莫言亦参与其中;而《大红灯笼高高挂》拍摄时,剧组和片场中并未见苏童的身影。对此,苏童说:“开始,我自以为张艺谋他们会邀请我,结果他们丝毫没有这个意思。从这开始,我只卖版权,从来不参与影视剧的改编。后来,我觉得不参与太好了。写小说只用对自己负责,而编剧要对太多人负责――导演啊、监制啊,甚至某个女演员。”
  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之后,一夜之间,苏童的读者呈爆发式增长。在苏童看来,小说改编成电影对他来说是好事。虽然,与小说原著对照,也有个别电影改编得完全不对,但苏童对此抱着一种宽容态度:“我把小说的电影版权卖给你,只是一次商业交易而已,其中不必夹杂那么多情感因素。这正如我是卖棉纱的,最后布纺成什么样子,跟我关系不大。”
  对于小说改编成影视剧,苏童称自己是抱着守株待兔的心态:“你不能骑着猎枪去找兔子,这样只会被猎枪打伤自己的脚。一些人问我在写作时是不是想过要为电影改编提供便利,这完全是瞎掰,问这话的人他自己一定不写小说。一个作家自以为要写出符合电影剧本的小说,那几乎是不可能的。你是作家,他是导演,你必须清楚,你迎合不到。”
  苏童擅长写女性,《妻妾成群》、《米》、《妇女生活》、《碧奴》构成了苏童的女性四部曲。不管走到哪儿,苏童的女性文学粉丝总是很多,甚至有人笑称:苏童是作家中的“妇联主任”。然而,苏童却说:“我并不觉得自己写女性很出色,更谈不上懂女人。因为不了解,有一类女性我从不敢写,那就是知识分子女性。”
  《河岸》在一桩“历史谜案”中展开,主要讲述了烈士邓少香的后代库文轩在“文革”时代,因其烈属的头衔遭到诸多质疑,在被指作风有问题后剪断了自己的阴茎。为了让离开河岸的父亲能与奶奶的纪念碑永远在一起,库文轩的儿子库东亮把象征历史光荣的烈士纪念碑背到了船上。在岸上人的讨伐声中,库文轩投河自尽……成长的烦恼与历史的荒诞不经,形成了库东亮的残酷青春与灰色记忆。(驻上海记者 吴红林)
(编辑:张佳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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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支持Flash苏童:《河岸》是离我最远的小说 
  记者:《河岸》中的性描写你自己说是相对艰难的,为什么?对今天的作家来说,这已经不是一个问题。
  苏童:坦率地说,在《河岸》里,在“文革”那个年代,“性”真的是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这是小说的重要目的和主题,我必须得写。强烈压制性,从道德借口出发,以性问题出发把一个人搞臭,在那个时代随处可见。
  我真的觉得性问题是人生中间的大问题,性处境是人生中间的大处境。那么,性对人性的挤压,有时候你在生活当中能够意识到。我想我说的是这种挤压,看得见与看不见的性对人生的挤压。好多年前我也说过,“性”为什么不好写,因为“性”有色情的成分,谁都不愿意做色情的写作,所以它的难度就在于这个尺寸和度的把握,几乎是你再聪明的作家也有可能误入歧途。所以我说它的难,其实就在于这个尺寸和分寸的把握上。
  文学的时代过去了
  记者:有人说,文学的时代过去了,你同意这样的说法吗?
  苏童:我从来不相信这个说法,因为文学的生产力这么多年来并没有低下去,只是因为现在人的生活节奏加快了,人活得越来越累,没时间看书。有时间看书的时候,都愿意去轻松,去娱乐,也娱乐化了。
  记者:你关心图书市场吗?它会对你起作用吗?
  苏童:根本不起作用。我一直认为市场永远是一个谜,不是我故意把它神秘化,最不好分析的就是市场,所以这个意义上我反对去猜市场,去做市场,因为是做不起来的,永远是一个意外。
  我自己亲身的经历也是,我在90年代卖得最好的书,谁也想不到是《苏童文集》,是我所有的书中卖得最好的。江苏文艺出版社当时为什么会替我出版中集呢?是他们以为自己了解市场,他们想要拿我的《武则天》(会拍电影),说我们给你出一套文集,别人不会给你出的。最后拿到市场上,他们谁也想不到,我自己也想不到,《苏童文集》卖得好,那个《武则天》只卖了3万册。
  记者:《河岸》是部以男人为主角的小说,你以前的小说里的很出彩,你怎么看你“女性专家”这个称号?
  苏童:因为《妻妾成群》、《红粉》那组小说,几乎把我搞成女性专家了,而我一方面觉得这个很荣耀,一方面负担也很重。所以我觉得,我也不知道是幸运呢,还是不幸。说到苏童的作品,很多人觉得他就是写女人的。写女性的这些作品在我的所有作品当中,它只是一个系列,就像所有的驳船船队,它只是一条船,却遮掩了整个一支船队,别的船都看不见了。这让我多少有些失重和遗憾。说实话,写作本身有遗憾,写作的传播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也多少有遗憾。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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