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十一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
《文汇报》是一张在战火中诞生的报纸。1937年11月上海沦陷。一些报纸不愿接受敌方的新闻检查自动停刊。 一些有爱国心的报人于1938年1月在沦为“孤岛”的租界创办了《文汇报》。这张报纸旗帜鲜明地坚持抗日立场。出刊才半个月报社就挨了炸弹， 炸死一人，伤二人。到1939年5月终于被迫停刊。抗日胜利后复刊。1946年内战爆发， 《文汇报》即倾向于支持共产党方面，因而于1947年5月又被国民党当局勒令停刊， 到1949年上海解放之后才复刊。可是，到1956年4月，它又一次停刊了。
　　第一次停刊，是被迫；第二次停刊，是勒令；而这一次呢？却是“自动宣布停刊”的。
　　这一张很有特色很有读者的报纸为什么要“自动宣布停刊”呢？当时公开宣布的理由是，停刊之后，整个报社的工作人员都到北京去参加《教师报）的工作。那时教育部要模仿苏联，出版一张《教师报》，这一批有经验有才能的报人正好派上用场。教育部要办《教师报》，不去另外调集人员，却这样成建制地接办改组一张现成的报纸，想一想就知道这里面必有文章。事实上也确实是因为这时《文汇报》已经有一点办不下去了。
　　为什么会觉得办不下去了呢？徐铸成说了当时的情况：
　　　　“解放之初，我在北京是了解中央对过去的一些报纸是重视的，是希
　　望我们充分发挥积极作用的，但有些具体领导新闻工作的同志，却对我们
　　这些报纸采取歧视和排斥的态度，他们认为这样性质的报纸在某些社会主
　　义国家没有，我国也不应该有，因此他们对我们这些报纸一向采取改造和
　　逐步消灭的办法，特别在彭柏山当宣传部长的一个时期，我们《文汇报》
　　和《新民报》 被压得气都透不过来。 在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高压下，
　　《文汇报》几乎寿终正寝，幸亏中央发觉得早，才使《文汇报》又复刊了。
　　听说消灭《文汇报》改出《教师报》的方案，就是彭柏山提出的。”
　　　　“我名义是社长兼总编辑，严宝礼同志是副社长兼管理部主任，但是
　　实际上，说好听一点我们也只是可有可无的顾问，坦白说，我是长期以来
　　不看自己的报纸的，不是不关心，而是凭我三十年新闻工作的经验和良心，
　　我是不忍看这样满纸教条八股的报纸的，实际负责编辑工作的是一位党员
　　副总编辑，他从来没有做过新闻工作，文化程度似乎也不那么高明，但他
　　有一套本事，能够把通的文章改成不通，把所有的稿件改成教条八股。他
　　把上级的指示当作领导的秘本，不和群众商量，也不在编委会认真的讨论，
　　我们常常要像猜谜一样听他的说话，究竟是他自己的意见呢，还是市委的
　　意图？另一位名义是秘书实际掌握管理和人事大权的同志，也是气焰万丈，
　　善于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来树立自己的权威，因此，在一个长时期内，文汇
　　报内部不仅党群有矛盾，党内也有矛盾，墙内有墙，墙外有沟，一般干部
　　对报纸前途都没有信心，过一天算一天。”[1]
　　--------
　　[1] 徐铸成《“墙”是能够拆掉的》，载日《文汇报》。
　　这一位党员副总编辑1955年调来的时候，曾经很坦率地对人说：“我到文汇报来的使命，是改造和消灭《文汇报》。”[2]
　　--------
　　[2] 徐铸成《“阳谋”――1957年》，据《新华文摘》1989年第2期，第143页，以下引自该文者不再注明。
　　徐铸成在这里说的是彭柏山应对此事负责。到1989年说的却是，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认为上海的报纸太多，不便控制，主张《文汇报》停办[3] 。这两个看似不同的说法其实是可以调和的。柯庆施提出了消灭《文汇报》的任务，担任宣传部长的彭柏山就提出一个实现这任务的方案。上海是多了这张报，教育部正要人办张报。这样移花接木似乎是一个两全的主意。只是到了具体实施这方案的时候，彭柏山早已被列入胡风反革命集团而被打倒，不能再过问此事了。当年徐铸成只能以被打倒了的彭柏山为靶子，直到柯庆施死了并且被否定了之后，才能将责任归到他名下，这也反映出知识分子可悲的处境。
　　--------
　　[3] 徐铸成《“阳谋”――1957年》。
　　正当《文汇报》在上海停刊，《教师报》在北京出刊的时候，毛泽东提出了他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时候停掉这张联系了相当数量知识分子作者和读者的报纸真不是时候。为了推动百家争鸣，开辟发言之地，几乎是《文汇报》刚刚停刊就有人考虑它复刊的事了。复刊《文汇报》这主张，是毛泽东首先想到，或是别人想到向他建议，弄清楚这一点并不重要。总之这主张必定是他赞同的。
　　7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分管新闻工作的副部长张际春约见徐铸成、浦熙修，正式通知他们中央已经决定《文汇报》复刊，要他们立即写出《复刊后言论方针》和《复刊计划》两份方案，迅速送中共中央审批。当时徐铸成向张际春提出的一些要求，后来也得到了满足。例如在人员方面，他要求把已经在《人民日报》工作的钦本立还给《文汇报》，要求把一些原在《文汇报》工作过的得力的编辑记者从各处调回来，要求把那两位无法合作的仁兄调离《文汇报》，这些都做到了。
　　至于要写复刊后的编辑方针，徐铸成很费踌躇。他想，中央决定《文汇报》复刊，大概认为它与知识分子一向有联系，应以宣传“双百方针”为重点，但如何宣传，他心中无底，于是向《人民日报》总编辑邓拓讨教。邓拓说：
　　　　“我们已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分子鸣放，但知识分子看来还有顾虑，不
　　能畅所欲言。你们《文汇报》历来建立了知识分子的信任，你们要首先说
　　服知识分子抛开顾虑，想到什么，说什么。广大知识分子思想上的障碍消
　　除了，他们才能尽其所长，为社会主义建设尽其力量。我看这应是《文汇
　　报》复刊后主要言论方针。其次，我们被帝国主义封锁，也自己封锁多年，
　　你们应当多介绍各国科技文化发展的新情况，以扩大知识分子的眼界，有
　　利于他们研究提高水平。也要关心知识分子的生活，他们有什么困难，你
　　们可以反映。再如室内环境应如何合理布置，业余生活如知识分子喜欢种
　　花养鱼等等，你们不妨辟一个副刊，给知识分子介绍经验，谈谈这些问题。
　　应同时注意广大农村的知识分子问题，毛主席讲过：三大改造完成后，不
　　可避免地出现广大农村的文化高潮。过去《大公报》所载的旅行通讯，这
　　形式很受读者欢迎，你们不妨派一些记者深入各地农村采访。我一向反对
　　由各级党委介绍下去，到合作社找人谈。这样必然报喜不报忧，只谈好的，
　　不谈问题。你不妨直接派记者到基层了解情况，写出旅行通讯，这会有利
　　于得到真实的新闻，有利于文化高潮的到来。最后一点，我认为《文汇报》
　　也应注意国际宣传，目前，新华社和《人民日报》的影响还只能偏重苏联
　　和东欧国家，《文汇报》和《大公报》因为历史关系，更可以影响日本东
　　南亚及西欧各国， 在这方面《文汇报》 有不少有利条件，比如通过香港
　　《文汇报》多进口些最新的国际书刊，总之对这方面多发言，多报道，可
　　以弥补我们的不足。”[4]
　　--------
　　[4] 转引自徐铸成《“阳谋”――1957》。
　　徐铸成大体按照邓拓说的这些意见写了《文汇报言论方针计划》送给张际春。张当面详细看一遍，对徐说：“很好，很好，你们不必等中央批示，先照此计划，着手筹备复刊工作。”不久，中共中央也就批准了这个方案，批文中特别写明“要让徐铸成同志有职有权”。
　　10月1日，《文汇报》在上海复刊。从7月上旬开始具体谈论这事，到出报才花了两个多月，这样的速度和效率，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说是不多见的。这一方面说明徐铸成这些人是干事的人，特别是复刊《文汇报》这事使他们兴奋，激发出了极大的热情和干劲。更重要的因素，是中共中央迫切希望这张报纸复刊，把这事作为推行新方针的一项重大措施，因而给予种种便利，排除种种障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共产党的支持这一条，决不可能这么容易就办成一件事情的。
　　《文汇报》一复刊，徐铸成立刻使出了浑身的解数。这不但是他的事业，而且可说是他身体的一部分。他一定要办出一张他理想中的报纸来。后来他以颇为自得的心情回忆复刊一段时间的情况说：
　　　　“新复刊的《文汇报》力求革新，全面打破苏联式老框框。内容是贯
　　彻‘双百方针’为主，多姿多彩。除刊载各方面专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
　　之文章外，还连载了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老一代革命家朱德、魏文伯、
　　陈同生等同志的诗词，也特寄我报刊载。编排标题也有所革新，使读者喜
　　闻乐见，耳目一新。附页中有彩色版，主要为实行邓拓同志的建议，关心
　　知识分子的生活情趣，如书斋如何布置，如何绿化环境，如何提高情操等
　　等。极受读者欢迎。……我还接受邓拓同志的建议，派记者赴各地采访，
　　撰写旅行通讯，如派黄裳同志赴滇，宦邦显同志赴四川，金一毛同志赴浙
　　江等，都写出了极有内容，极精彩的报道，并就地组织了作家撰写作品，
　　受到广泛的欢迎。这就是后来指为我向各地放火的罪证，这是后话。”
　　这里说的安娜?斯特朗的回忆录，是她在苏共二十大以后写的一本新书《斯大林时代》，其中“巨大的疯狂”一章，写1936年至1938年斯大林对无辜者的大规模镇压。范长江看了这书，推荐给徐铸成翻译连载。那时中国还只有很少数人知道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内容。是《文汇报》上连载的这篇作品打开了人们的眼界，第一次让人们比较详细地知道苏联的肃反是怎么一回事。从而也引起读者思考1955年中国的肃反运动。说点火，这篇作品也起了点火作用的。
　　1956年底到1957年初，《文汇报》组织了“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发表了钟惦（署名朱煮竹）的《为了前进）、转载了《文艺报》的评论（电影的锣鼓》（也是钟惦执笔），还有一些别人的文章，尖锐地提出了电影业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刚发表了几篇文章，就受到猛烈的围攻，于是报纸只好发表了一些肯定电影工作几年来的成绩的文章。
　　1957年3月徐铸成应邀赴京参加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毛泽东在同新闻出版界代表的谈话中， 当面夸奖他： “你们的《文汇报》办得好。”同时毛泽东还肯定了《文汇报》关于电影的讨论。他说：“这次对电影的批评很有益，但是电影局开门不够，他们的文章有肯定一切的倾向，人家一批评，又把门关得死死的。现在的电影，我就不喜欢看，当然也有好的，不要否定一切。批评凡是合乎事实的，电影局必须接受，否则电影工作不能前进。你们报上发表的文章，第一个时期批评的多，第二时期肯定的多，现在可以组织文章把它们统一起来，好的肯定，不好的批评。电影局不理是不对的。这次争论暴露了问题，对电影局和写文章的人都有益处。”[5]
　　--------
　　[5] 《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第188页。
　　毛泽东这一次同新闻出版界代表谈话的情况，在前面第二章已经详细说过了。徐铸成听了这些谈话，兴奋，陶醉，产生了一种知遇之感。他决心把报纸办得好些，更好些，要办出一张使毛泽东更加中意的报纸来。于是，他向毛泽东请示：在宣传“双百方针”的时候，怎样才能既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又不犯修正主义错误。后者也就是后来说的资产阶级方向。这个错误，是徐铸成力图避免的。
　　刚刚参加过全国宣传工作会议， 3月下旬，徐铸成被安排为中国新闻工作者访苏代表团副团长， 在苏联访问了44天，于5月初回国。他一面访问，一面还是惦记着自己的报纸，事后他回忆说：“在莫斯科看到《文汇报》，认为有些标题太尖锐，火气太大，根据我多年从事新闻工作的经验，有些题材尖锐的新闻，标题应力求平淡；而内容一般的，标题则不妨打扮得突出些。这是编辑的一般常识，为什么《文汇报》这一段如此火上浇油，我很不安。到京的傍晚，我和钦本立同志通了长途电话；说了我的看法，问他为什么标题火气如此之大。他对我含糊答复，直到文化革命后，原文汇报参与编辑的同志告诉我，在那个时期，编辑部负责人几乎天天接到原‘市委一言堂’的指示，要《文汇报》加温再加温，原来也是‘引蛇出洞’――‘阳谋’的一个手法。”
　　访苏归来，在北京停留的时间里，徐铸成还去访问了邓拓。邓拓对他说：“你们出国后，《文汇报》在贯彻‘双百’方针及帮助我党整风方面干得很好，所以很受读者欢迎，听说发行数已经接近三十万了。”徐说：“有些标题太火辣辣了，我是不放心。”邓说：“这些是小毛病。”可见，邓拓这一位中共中央机关报的总编辑，对于这一段时间里《文汇报》的宣传方向是肯定的，有毛病也不过是小毛病。
　　第一个批评《文汇报》 宣传方向的是姚文元。6月10日的《文汇报》刊出了他的短文《录以备考》，对比了几家报纸对于同一新闻稿的不同处理。例如，毛泽东接见共青团代表时的讲话，《解放日报）和《人民日报》都作了十分突出十分醒目的处理，而《文汇报》呢？却缩小到简直使粗枝大叶的人找不到的地步，或者看了也觉得这是一条无足轻重的新闻。其全部地位，大约只有《解放日报》标题用的铅字二个铅字那么大。又例如，李维汉在民主人士座谈会结束时的讲话，姚文元注意到，《人民日报》是突出了“社会主义是长期共存的政治基础”作为标题，并且用“……总的说来，从各方面提出的批评和意见，有很多是正确的，应该认真地加以接受和处理；有相当一部分是错误的，还须要进一步加以研究和分析”作为副标题，而《文汇报》则以“中共诚恳欢迎监督和帮助”为标题，以“认为很多批评和意见有助于克服三大主义进一步加强和巩固共产党的核心领导作用”为副标题。姚文元说：“明眼人一见就可看出彼此着眼点是不同的。”他当然是个明眼人，从这里看出了“编排也有政治性，‘各取所需’即是。”
　　这篇文章正合了毛泽东的需要。他让《人民日报》转载了它，并且借这个由头，写了一篇《文汇报在一个时期内的资产阶级方向》，公开批评《文汇报》和《光明日报》。这篇署名为“人民日报编辑部”的文章认为：“这两个报纸的基本政治方向，却在一个短时期内，变成了资产阶级报纸的方向。这两个报纸在一个时间内利用‘百家争鸣’这个口号和共产党的整风运动，发表了大量表现资产阶级观点而并不准备批判的文章和带煽动性的报道，这是有报可查的。”毛还夸奖说：“姚文元的文章只是含蓄地指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看到了《文汇报》的一些人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向无产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这个明显的和有害的倾向，是一篇好文章。”这里，毛泽东对《文汇报》批评的分量应该说是够重的了。
　　徐铸成的反应，以为这同他个人的关系似乎并不很大。后来他回忆说：“我当时还很坦然，《文汇报》复刊言论方针是经中央审批的。……在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上毛主席亲口对我肯定并表扬了《文汇报》，可见一个时期是指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以后。 而这次会议刚刚闭幕， 我就到苏联去了四十四天， 回京到5月中旬，所谓‘大鸣大放’已经过去。回沪近5月下旬，到6月初这一号角吹起的时刻，我为赶写访苏见闻，尚未全面抓起工作，心想我有什么责任呢？我有什么可检查的呢？邓拓同志十分关心《文汇报》和我，在《人民日报》这篇社论发表前就电告我和钦本立同志采取主动，先自动检查。我怎样也不知道如何落笔，到深夜才勉强写成一篇社论，大意说：我们响应号召，展开了‘双百方针’的宣传，想不到引起读者这么大的响应。”
　　这样的检讨当然过不了关。毛泽东说：“《文汇报》在6月14日作了自我批评，承认自己犯了一些错误。作自我批评是好的，我们表示欢迎。但是我们认为《文汇报》的批评是不够的。这个不够，带着根本性质。就是说《文汇报》根本上没有自我批评。相反，它在14日社论中替自己的错误作了辩护。‘我们片面地错误地理解了党的鸣放政策，以为只要无条件地鼓励鸣放，就是帮助党进行整风；多登正面的意见或者对错误的意见进行反批评，就会影响鸣放’。是这样的吗？不是的。《文汇报》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向无产阶级举行了猖狂的进攻，和共产党的方针背道而驰。其方针是整垮共产党，造成天下大乱，以便取而代之，真是‘帮助整风’吗？假的，真正是一场欺骗。”又说：“《文汇报》是按照上述反动方针行事的， 它在6月14日却向人民进行欺骗，好像他是从善意出发的。《文汇报》说：‘而所以发生这些错误认识，是因为我们头脑中还残存着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错了，应改为‘充满着’。替反动派做了几个月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报纸的方向改成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向，即资产阶级的方向，残存着一点资产阶级思想，够用吗？”[6] 毛泽东的这些话，见于他为7月1日《人民日报》撰写的社论《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当批判》之中。这篇社论的意义远远不只批判一两张报纸，它是正式向以章伯钧罗隆基为主要代表的中国民主同盟简称“章罗同盟”宣战的檄文，是这一场反右派斗争中最重要的文献之一。
　　--------
　　[6]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6页，第437页。
　　在这一篇社论里，毛泽东将反右派斗争的策略中可以公开的部分作了概括的说明，并且称之为“阳谋”。毛说：“在一个期间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是错了吗？本报及一切党报，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个期间，执行了中共中央的指示，正是这样做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使人民看见，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些东西，以便动手歼灭这些丑类。就是说，共产党看出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这一场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让资产阶级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发动这一场战争，报纸在一个时期内，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资产阶级反动右派的猖狂进攻不予回击，一切整风的机关学校的党组织，对于这种猖狂进攻在一个时期内也一概不予回击，使群众看得清清楚楚，什么人的批评是善意的，什么人的所谓批评是恶意的，从而聚集力量，等待时机成熟，实行反击，有人说，这是阴谋。我们说，这是阳谋。因为事先告诉了敌人：牛鬼蛇神只有让它们出笼，才好歼灭他们，毒草只有让它们出土，才便于锄掉。”从这里也就可以知道，他提出香花和毒草的划分，并不是什么哲学范畴，而是实施阳谋的一项必不可少的准备。也可以知道，章伯钧罗隆基徐铸成辈事先就已经被看作是敌人了。
　　7月2日，《文汇报》发表了题为《向人民请罪》的社论，完全接受了《人民日报》社论的批评，承认《文汇报》这几个月中确确实实成了章罗联盟向无产阶级猖狂进攻的喉舌。 6月份的自我批评，是徐铸成写的，他写得很吃力，不知道如何落笔。这篇向人民请罪的社论就不必他费心了。已经另外有人执笔，而且还点了他的名：“章伯钧、罗隆基的锣鼓怎么敲，徐铸成、浦熙修就怎么唱。”社论还表示，《文汇报》正全心全意投入反右派斗争，用我们的笔，与右派决一死战，而且今后还要坚决与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和立场作不调和的不懈怠的斗争。 3日，《文汇报》又以《痛切改造自己》为题发表社论，表示文汇报的全体工作人员，决心通过这次反右派斗争，改造自己，坚定立场，改变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办好一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报纸。 2日和3日的《文汇报》 上，还连续发表了由该报编辑部署名的《我们的初步检查》，对前一时期发表的言论和版面的编排作了揭发和批判。
　　《文汇报》这篇连载两天的“初步检查”长一万多字，内容很多。例如关于电影问题的讨论，这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的时候毛泽东表示过赞许的，现在，却检查说：“去年年底和今年年初，我们组织了电影问题的讨论。在这个讨论中，我们大量刊登了一些抹煞解放以来电影事业成绩的文章，特别是刊登了朱煮竹所写的《为了前进》和转载了发表在《文艺报）上的《电影的锣鼓》。这两篇文章，将人民的电影事业描写得一团漆黑。在讨论期间和以后，有同志向本报提出意见，希望我们注意这种倾向。然而，忠言逆耳。编辑部没有重视。”
　　还检查了对罗隆基发言的处理。 3月18日罗在第二届全国政协第三次全体会议上发言，当天浦熙修主持的北京办事处以专电发来，第二天就以大字标题在第一版发出。罗的这篇题为《加强党与非党的知识分子的团结》的发言，本书第二章已经作介绍。现在《文汇报》作检查，以为其中“批评党员，不管批评得是否妥当，不等于反党，更不等于反革命”这些话是以煽动的口吻说的，是“为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开路”，而《文汇报》的这样处理，就是“积极支持了罗隆基的这种谬论”。
　　毛泽东写的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说了民盟和农工民主党“点火于基层”，于是《文汇报》的检查就包括这方面的内容，说：“这种唯恐天下不乱的错误做法，还表现在到处点火，进行煽动性的报道。”“点火的范围，不仅遍及全国各主要城市，而且还要点火到基层。”还举了一些报道方面的实例。例如柯庆施在市委宣传会议上说的目前基层暂时不整风，可是在报道的时候没有将这意思在标题上表示出来，却刊出了右派分子王造时《把放鸣的重点放到基层去》的发言。《检查》说，王的这一篇是“企图打乱整风步骤，主张在基层‘放火’的文章”。王造时这篇发言的要点，本书第五章已作过介绍了。看来他最犯忌讳的是这样一段话：“到今天为止，来自基层的呼声，还是稀少而微弱得可怜。我们难得听到成千上万的中小学教师和学生的呼声；我们也难得听到各机关小职员及各店铺小商人的意见；尤其是我们还难得听到干百万的工人和农民的心头话。今天我们可以摸出一个放鸣情况的规律，就是越到下面，越不敢放鸣，越不知道如何放鸣；越到乡村，越不敢放鸣，越不知道如何放鸣，也就是说：哪里最沉寂没有声音，哪里的官僚主义就可能是最弥漫。因此我认为：从中央到地方，从城市到乡村，我们应当把这放鸣运动及时推行到人民生活和生产各部门的基层单位上去。”
　　在这个问题上，《文汇报》的这篇检查还说：“除原已有记者或特约记者的北京、重庆、广州、南京、新疆等等地区之外，又派出了记者到杭州、镇江、扬州等地点火。编辑部还指示各地记者召开教师座谈会，向教育部‘提意见’，进行过不少歪曲事实的报道。而在每一个地方放火，差不多都和当地党委闹对立，把党委说成是‘高墙仍在’、‘缩手缩脚’，把当地的政治空气描写成‘似暖还寒’，没有‘春风’，‘密云不雨’，‘未揭盖子”等等。形成打击党的领导，制造紧张空气。”这些在外地记者的活动，《检查》说：“显著的例子之一，是本报记者所写的《流沙河谈〈草木篇〉》。《草木篇》是毒草，是向社会主义进攻的毒箭，这是尽人皆知的了。但在西南的本报记者站在流沙河的立场，写了访问记，颠倒是非，诬蔑别人‘侵犯人身自由’，致使一些不明真相的读者远道写信给四川文联的党组织提意见，弄得皂白不分。接着，记者还连续拍发多次有关四川文联讨论《草木篇》的专电，一再为流沙河的错误思想辩护。”
　　毛泽东撰写的这篇社论，不仅提出了“《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而且提出了他们之间的组织系统问题。社论说：“严重的是文汇报编辑部。这个编辑部是该报闹资产阶级方向期间挂帅印的，包袱沉重，不易解脱。帅上有帅，攻之者说有，辩之者说无；并且指名道姓，说是章罗同盟中的罗隆基。两帅之间还有一帅，就是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浦熙修，是一位能干的女将。人们说：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就是文汇报的这样一个民盟右派系统。”
　　《文汇报》的这篇检查也接受了这个批评，说：“浦熙修和罗隆基关系的密切是人所共知。当《文汇报》去年复刊前夕，罗隆基就约了浦熙修同去北戴河。《文汇报》复刊后，浦熙修在报纸工作中，就贯彻着罗隆基章伯钧的反动观点。浦熙修不是向党靠拢，而事事向罗隆基、章伯钧等右派野心分子请示，布置本报北京办事处的工作，她还经常在北京办事处进行‘传达’，现在检查证明，她所‘传达’的，不是党中央的指示，而是右派分子章伯钧、罗隆基的指示。这样，就使得北京办事处的编辑和记者，在执行工作的时候，被浦熙修引往错误的道路。有时候，罗隆基还直接对本报北京办事处发号施令，居然狂妄地申斥记者，说他们不该不将某新闻以专电拍发上海，其活动之猖狂，由此可见。”
　　浦熙修开始不接受这个批评。7月6日《人民日报》报道说：“在7月4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浦熙修拖延、抵赖、拒不交代罗隆基――浦熙修――文汇报编辑部这一民盟右派系统的真实情况，遭到了大家有力的抨击，在群情愤慨下，浦熙修说她将在明天‘老老实实地交代对人民的罪行’ 。”到7月10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她终于交代了罗隆基与《文汇报》的关系。她说：罗隆基曾经千方百计要我搞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不让我去学习和作其他报刊的工作。去年4月2日罗隆基从莫斯科给我来信，叫我在文汇报的人事安排上，“不必太老实，当争的应该争”。去年10月，《文汇报》复刊时，他又对我说，“《文汇报》是一张大有搞头的报纸，这应该是你一辈子的事业了，不必再埋怨我把你安排在文汇报办事处的工作岗位上。”罗隆基又指使他的亲信刘光华到文汇报办事处来工作，并且要重用刘。以后在整风期间，刘光华就到处点火。《文汇报》复刊时，原来想以中层知识分子为中心，兼顾大知识分子，罗隆基认为要多搞大知识分子，代表他们，多替他们说话。我们也听从了他的意见。所以，《文汇报》在复刊之初就贯彻了“章罗联盟”的“鸣放为主” 的方针。 罗隆基还要我们不要听党组的话。我们告诉他党组换了人，他说：“不管换人不换人，党组总是党组。”在工作中，我有事总是问他，我们每天总有电话来往。他常常在我的面前诽谤党员负责干部。正是这样，我才拒绝中宣部介绍党员来文汇报办事处工作。（7月11日《人民日报》）
　　罗隆基在全国人大一届四次会议上作的检讨，也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这些年来我对《文汇报》的创立和复刊是相当关切的，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这一方面由于十年来我同浦熙修的私人友谊，我希望她把她的事情做好，另一方面，我亦错误地认为在中国还应有社会上所谓的民间言论机关。因此我遇有机会就鼓励文汇报不要办成同《人民日报》一模一样的报纸。由于文汇报徐铸成一再向我发表埋怨党组的牢骚，我的确曾一再直接间接向文汇报负责人表示过，认为报馆不要过于迷信党组领导，有事到北京来反映。我与浦熙修是日常见面的，她亦经常向我征询有关文汇报的意见。通过她我向文汇报灌输了一些不健康不进步的意见，无形中使她的工作犯了右倾的错误。间接又使文汇报犯了错误。《文汇报》在今年三四月问是受人夸誉的报纸，今天为反右派斗争的对象，主要在整风时期文汇报犯了错误。这是今年五六月间的事情，今年5月间浦熙修到东北视察去了，等到她视察回来，我6月3号又出国了。 即使我真有利用文汇报，在整风期间，来扩大右派宣传，事实上这个时期亦无法利用的。我只说明事实，并非洗刷责任。文汇报的右倾，徐铸成、浦熙修两人自己的资产阶级思想已经承认他们的责任，但我以往劝文汇报不要迷信党组的荒谬主张， 我通过浦熙修经常灌输右派思想的影响是不能推卸责任的。 ”（7月16日《人民日报》 ）他承认了同文汇报有很深的关系，但是，对于毛泽东在社论里说的“文汇报在春季里执行民盟中央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方针”这一点，罗隆基排出日程表来为自己洗刷了。
　　《文汇报》的这篇《初步检查》中还提到：“徐铸成在本报复刊的时候，将两位党员负责同志赶走，作为他的‘拆墙经验’。对此，不仅津津乐道，还在上海宣传工作会议上作为发言内容； 还写成文章在报纸上刊出。 ”这里说的，就是那篇《“墙”是能够拆掉的》，本章前面已经介绍过了。现在已经到了秋后算账的时候，有冤报冤，有仇报仇。几个月前被“赶走”的两位仁兄也就可以出来讨还旧债了。在7月2日继续举行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据《人民日报》报道：“被徐铸成等从文汇报排挤出来，现在在教师报工作的共产党员张树人揭露章罗同盟和浦熙修把文汇报作为反党工具是由来已久的。”（7月4日《人民日报》）并举出了一些事例。因为不但有公愤还有私仇，发言者当然就有更高的热情了。
　　毛泽东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一文中是将《光明日报》与《文汇报》相提并论的。他批评的，其实也只是“一个时间内”即储安平任总编辑时期内的《光明日报》。在这以前，这张号称民主党派的报纸，并没有显现出与共产党党报不同的面貌。这样的报纸当然不会受到批评。而在6月8日储安平辞职之后，报纸又回到原来的路线上去了。所以7月1日发表的毛泽东撰写的社论就不再批评它，而说，“光明日报工作人员开了几次会议，严肃地批判了社长章伯钧、总编辑储安平的方向错误，这种批判态度明朗，立场根本转过来了，由章伯钧、储安平的反共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路线转到了革命的社会主义的路线。由此恢复了读者的信任，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储安平主持《光明日报》编辑工作的时间并不长，却是当年的一件大事。他是4月1日到职的，头3个星期，他只在编辑部“了解情况”。4月19日，中共中央统战部邀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协商决定，《光明日报》完全由民主党派独立自主来办，并撤销党组。储安平这个时候开始实际掌握编辑业务。据《光明日报》总编室主任高天揭发，储对这一决定的反应是：“这句话说的好，我倒要看看怎样让我独立自主，我要撞撞暗礁，担担风险，用我的肩膀扛扛斤两，看到什么时候会受到阻力。”有人问他：“宣传上的重要问题是不是要和中共中央宣传部联系？”他说：“我们民主党派报纸用不着。”（6月20日《人民日报》）后来，7月15日，以该报编辑部名义发表的《光明日报在章伯钧、储安平篡改政治方向期间所犯错误的检查》中，可以看到他这时间内所做的事没有一件不被认为是错的。
　　第一件错事。这篇《检查》说，储安平抓业务的第一步，就是派出记者到九大城市召开座谈会，处处点火，打乱整风步骤，煽动人民对党不满。《检查》说，九大城市座谈会是储安平亲自指挥的一个大规模的阴谋活动。他在章伯钧的支持下，既不同中共中央统战部联系，也没有向各民主党派中央请示，就作了布置。在记者出发前，储安平面授机宜，指示记者，要找有代表性的、素来有不满情绪而又敢于说话的人参加座谈，有一个记者曾经向储请示，如果有些人虽有代表性而“无事可鸣”，有些人虽“敢于鸣放”而却没有什么代表性又怎么办？储安平肯定地指示，邀请后者。这就充分表明了他是企图利用那些心怀不满的人，利用知识分子落后的一面来为“章罗联盟”的阴谋打先锋。这里，对储安平的意图可说是作了很深刻的分析。不过，这篇《检查》实际上还告诉了人们，储安平并不是一位真正享有权威的总编辑，他的“指示”是可听可不听的。《检查》说，例如复旦大学的王恒守，是上海第一个提出取消高等学校党委负责制、主张所谓“教授治校”的右派分子，储安平就指示驻上海记者一定要邀王恒守参加座谈，可是驻上海记者并没有接受这个指示。
　　又一件错事。5月4日那天发表了一篇纪念“五四”的社论。《检查》说，这篇题为《大胆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的社论，是“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进行煽动的一篇具有纲领性的文章”。为什么呢？《检查》说，“社论中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政策和‘五四运动’相提并论，显然是原则性的错误。‘五四运动’是反帝反封建的文化革命。‘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政策‘是人民内部的自由在文艺工作和科学工作领域中的表现’（陆定一）。一个是对敌人的革命运动，一个是人民内部的自由问题。而这篇社论却号召‘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把敌我的界限混淆了。”关于五四运动，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过，“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则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7] ，这是一个思想启蒙运动。“双百方针”的出发点，也是为了破除一种新的蒙昧，也可以看作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在这个意义上，说“双百方针”继承了五四传统似乎并没有错到哪里去。而在这篇《检查》的执笔者看来，在共产党执政之后，这“继承和发扬五四的文化革命运动的传统”竟是一个反动口号了。
　　--------
　　[7]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700页。
　　又一件错事。《检查》说，在这一段时期的许多新闻报道和座谈会发言中，把叫嚣民主党派不受重视、没有发挥作用以及民主人士有职无权等等，用显著的地位登在报上，企图在读者中造成“党天下”的印象。幸好《检查》的执笔者还没有说储安平造谣，因为它接着说，对于报道有些民主党派基层组织不受重视，发挥作用不够，以及对某些担任政府领导工作的非党人土的职权尊重不够，是有一定事实根据的。问题是夸大了这些个别现象，得出了普遍性的结论。
　　又一件错事。 《检查》说，是5月26日发表的《北大开辟“民主墙”》。这是储安平跑到北京大学看了大字报，回来就通知本报学校教育部立即报道的。总编室主任高天提出：这样报道一定会起煽动作用，扰乱整风步骤。储安平说：这我不管，是事实我就要发表！
　　诸如此类的错事，检查出了不少，这篇《检查》长达一万六千余字，摘引起来不胜其烦。这里再讲一件，即他任内反映在报纸版面上的最后一件错事。6月9日报纸上发表了民盟中央科学规划问题小组的《对于有关我国科学体制问题的几点意见》，也就是被郭沫若称之为“一个反社会主义的科学纲领”的，这已经是大错了。错上加错的是，同时还配发了短评。这篇题为《为互相监督开拓了新路》的短评认为，民盟的这个文件表明，“民主党派在协助共产党的整风运动中，不仅是揭露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而且经过调查研究之后，进一步提出建设性的意见，协助解决人民内部的矛盾和问题。同时，也可以看出：民主党派在参与国是，代表其成员的正当利益、合理要求以及体现相互监督等方面，丰富了新的内容，开拓了新的道路”。短评还从民主党派的工作方式方法来看这一文件。说：“过去，民主党派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也曾发表意见或提出建议，但很少是通过各级组织广泛征求意见，经过集中研究后提出的，显然，现在这一作法，在发挥组织作用上是大大提高了一步。”《检查》认为，“这是恶毒地挑拨了科学家和共产党的关系”。对于短评提出的民主党派作为一个组织来活动，来参与国是这一点，《检查》未作为分析批判，其实这是很触忌讳的一点。这《几点意见》和短评6月9日见报，前一天下午储安平已经辞去了总编辑职务，这应该是他签发的最后稿件。
　　对于储安平个人来说，比较起来，人们并不很注意他在《光明日报》的错误，而更注意6月1日他在统战部座谈会上关于“党天下”的发言。
　　6月7日，《光明日报》社内已贴出批评储安平的大字报。他说：“我当时还很迟钝，以为这只是个人意见问题。到了6月8日《人民日报》已登出对我的批评，我看情形不能再工作下去，不能不向章伯钧辞职，当时他同意留下了我的辞职信。”（7月8日《人民日报》）储辞职之后，即由总编室主任高天主持编辑部的工作，很快地，在毛泽东撰写的“七一”社论中，就承认它又“像一张社会主义的报纸了”。
　　11月 11日， 《光明日报》社务委员会邀请各民主党派中央负责人举行会议，一致决议撤销右派分子章伯钧的《光明日报》社社长职务和右派分子储安平的《光明日报》总编辑职务。任杨明轩为《光明日报》社社长，陈此生为副社长兼总编辑，穆欣、高天为副总编辑。这样，无产阶级就从资产阶级右派手中夺回了一块重要的新闻阵地。
　　毛泽东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还涉及了《新民报》。社论说：“新民报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它一发现自己犯了错误，就认真更正，表示了这张报纸的负责人和记者们对于人民事业的责任心，这个报纸在读者面前就开始有了主动。”社论还拿《新民报》将《文汇报》的军：“看来新民报的自我批判给文汇报出了一大堆难题，读者要问文汇报哪一天赶上新民报呢？”
　　说《新民报》 犯的错误比《文汇报》小，就是说并不是没有错误。例如，5月19日《新民报》关于民盟司法座谈会的报道，中间就有王造时说的中国现在是“人治”不是法治，有李国机说的”现在的审判员都可以随便立法，要怎样判就怎样判”，还有人说了“字都识不了几个的人就可以当审判员，审判员不会写判决书现在是一种普通现象” 等等。为了纠正这一错误报道，新民报编辑部在6月24日邀请上海一部分司法工作者举行座谈会， 逐一反驳5月19日报道中的意见。（7月2日《人民日报》）
　　又如，《新民报》5月20日发表杭州专电：《放、鸣风还没有吹到浙江》，说：“跟上海大放大鸣情况相反，浙江的鸣放，至今还没有多大动静。”“省委至今还没有明白表示支持争鸣。省委负责同志也没有出面主持会议，让党内外知识分子提意见。”21日发表《从葛岭瞻望杭州城的城墙》说：“浙江省委有些领导同志却伯看见矛盾的揭露，总是希望提意见的人越少越好，――这没有别的办法，只好少放或不放，不让人发言，有人提了意见，被粗暴的干部扣上大帽子。从最近省委宣传工作会议的召开到整风学习的展开，好像都还是无声无息地在进行，和中央关于整风指示中说的‘防止关门整风’的精神和全国宣传会议的方式，都有所差异。”后来，新民报编辑部主动检查，承认这“是两篇歪曲真象、夸张失实的报道”。这篇检查说，事实的真象是：“那次省委宣传工作会议上，开始大家对‘鸣’、‘放’不是完全没有顾虑的，可是后来经过学习，特别是听了周恩来总理讲话后，浙江省放、鸣的空气就开始活跃起来了。中共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省长沙文汉、副省长杨思一、省委宣传部长吕老先和各地、市委书记还按各业务系统分别召开了党内、外同志座谈会或各地区座谈会，虚心征求大家的意见。当时因为刚巧碰上伏老访问杭州，大家工作很忙，再加上周总理的报告基本上解决了大家的思想问题，大家都同意把发言放到即将召开的省政协一届三次会议上去。”（7月4日《人民日报》）从这个更正看来，报道中没有说明那些座谈会提意见少的原因：原来是正碰上伏罗希洛夫来访！这里附带提一下：这篇检查中同江华并列作为重视鸣放的领导人的沙文汉、杨思一不久之后都被划为右派分子，这里说他们“虚心征求大家意见”，被认为是支持右派分子向党进攻。《新民报》作检查的时候还是将这作为领导干部支持鸣放的事例，来证实原来说的“放、鸣风还没有吹到浙江”是错了。
　　在6月28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
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刘贯文批评了5月份《新民报》所载林放（新民报社长赵超构笔名）的几篇杂文，认为《没有圈圈》是说大鸣大放不应该有范围，而且反对划范围；《先锋何在》是说现在的新闻自由还不及过去的新闻自由；《土官僚》是主张打乱党的整风步骤，要求把整风推向基层。刘贯文说，如果说在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社会主义进攻时，《光明日报》、《文汇报》是在放火，《新民报》起码也早在为这些放火者煽风。（6月29日《人民日报》）
　　7月2日的新闻工作座谈会，赵超构检讨了《新民报》的错误。他说，《新民报》这次所犯的错误是严重的，是政治性的错误，不是平常的思想错误。主要是工人阶级立场不稳，爱憎不分明，不是喜工人阶级之所喜，怒工人阶级之所怒，因而使得一度批判过的资产阶级办报思想在脑子里复辟。一年来主要力量在搞技术工作，对政治思想关心很少，只求生动活泼，忽视报纸内容。强调报纸特点，削弱了报纸基本方向。一麻痹就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钻了空子。赵超构还检讨了他说过的“教条主义比机会主义更可怕”的错误，现在他认识了，教条主义是好心人把事办坏了，机会主义则是立场问题。他表示要接受教训，从思想上接受党的领导，并且用党的思想武装自己，加紧改造自己。（7月4日《人民日报》）他这检讨其实是经不起仔细分析的。你说你的错误是强调报纸特点，削弱了报纸基本方向。这岂不是说所要坚持的基本方向是同报纸特点相矛盾的吗？事实上也正是如此，强调报纸特点就是修正主义，而这种基本方向是只有抹煞报纸特点才能坚持的。
　　《新民报》作检讨过关的事，巴金在《随想录》里说起过。那时，赵超构跟巴金都是四川省代表，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时，住在前门饭店相邻的房间里。多年之后巴金回忆说：
　　　　“杂文家（指赵超构）当时的处境似乎更差一些。那几天他脸上不见
　　笑容，我也替他担心，却又不便问他有什么情况，在北京我看不到上海的
　　晚报，但是过两天我就听见了他的笑声。原来他得到暗示写了一篇自我检
　　讨的文章，连夜打长途电话到上海，在晚报上发表了。检讨得到谅解，态
　　度受到表扬，他也就放了心：过了关了。”[8]
　　--------
　　[8] 见《巴金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596页。
　　毛泽东6月14日批评《文汇报》 的文章中，说“其他有些报纸的一些编辑和记者也有这种情形”。例如《大公报》，就在7月5日刊出了编辑部关于几个错误报道的检查。一篇是《内蒙古采访扑空记》。内容是该报记者到内蒙古采访，要求组织一些单位负责人开座谈会，向国务院提意见，被内蒙古宣传部拒绝，会没有开成的事。这篇检查说，内蒙古宣传部不同意开这样的座谈会，是正当的措施，而这篇文章的写作和刊登，反映了在大公报内存在着的“无冕之王”思想。“你接见我，是新闻；你不接见我，也是新闻。”笔在我手里，爱怎么写就怎么写，以致产生了恶劣的影响。又如“六一”儿童节关于北海幼儿园的报道，同时还配发社论，提出了一个革命干部应当如何教育子女的问题，主张取消招收高级干部子女的特殊的学校和幼儿园，以为这是“拆墙填沟”的措施，希望一定办到。这篇检查说，这是主观的、片面的、不负责任的采访和言论，实际上起了“点火”和煽起人民不满的作用，是错误的。
　　大公报社社长王芸生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以自己30年出头的新闻工作经验，来否定所谓老报人的办报经验，他说，什么老报人，旧传统？在真理和大学问面前，应该作总的否定。剩下的一些东西，只是些零零碎碎的技术。（7月4日《人民日报》）
　　在反右派斗争中，《大公报》不仅有版面上的问题。一些《大公报》的老人，对于中央确定《大公报》以财经为主，同时进行国际宣传的全国性、政治性报纸的方针是不满的，他们希望恢复旧《大公报》。有些人贴出大字报要求让徐盈、彭子冈回来。在这一场斗争中，党组书记、总编辑袁毓明因为支持这种主张也被划为右派分子。不久以前的新闻工作座谈会上，他还同王芸生等人作了题为《怎样办一张社会主义报纸》的联合书面发言，检查了《大公报》报道中的一些错误。宣布袁毓明是右派分子的文章（9月15日《今日新闻》 ）中也无一字提及他同这些报道中出的问题有何关系，只写了他支持了企图复辟反动旧大公报的阴谋。副总编辑、在旧大公报干过二十多年的赵思源，旧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朱启平，以及萧离、顾国权等人，都被划成了右派分子，早已调离大公报的徐盈和彭子冈，也被划成了右派分子。
　　《中国青年报》也作了检查。一件事是“5月7日发表的本报摄影记者洪克同志写的《部长助理和摄影师》是一篇有很大片面性的报道”。这是关于“左叶事件”的第一篇文章。本书第五章所记陆诒的发言中已经提及这个事件，因为它轰动一时，这里稍微详细说一说。 那是在苏联伏罗希洛夫访问北京的时候，4月17日要去参观北京农业展览会。农业部部长助理左叶负责为国宾带路和维持秩序。当时中央新闻记录电影制片厂的摄影师拉开挡住了镜头的他，他生气了。据说，他说了“你重要还是我重要？你们给我滚出去”！又据说，当场就有好几个记者扯下记者证以示抗议。《中国青年报》发了洪克的文章以后，第二天《文汇报》又发表北京专电《新闻记者的苦闷》报道此事，同时配发社论《尊重新闻记者》，其中尖锐地提出：
　　　　“我们可以下这样一条定律：当一个政权反人民的时候，它是排斥记
　　者、怀疑记者的。国民党在重庆、南京的年代时常封锁新闻，设新闻检查
　　机构，甚至殴打、逮捕、处死新闻记者。记得采访‘国民参政会’新闻，
　　记者们也曾受过搜身以及参政员走大门、新闻记者走旁门的伤害人权的污
　　辱……
　　　　“我们人民政权是尊重新闻记者的。但是把新闻记者看作讨厌人，防
　　范而不是合作，卑视而不是尊重，种种旧作风还是存在的。这证明了人的
　　思想意识的改变确是落后于经济制度的改变，即上层建筑的改变落后于经
　　济基础的改变。
　　　　“八年以来，新闻记者们所遇见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也
　　是特别多的，因为这项行业是有特殊性：接触面广。这倒也是新闻工作者
　　应该不平则鸣的时候了。”
　　5月10日 《人民日报》 副刊上也有了此事的反应， 其中包括袁水拍的讽刺诗《官僚架子滚开》，梁汝怀的杂文《要学会尊重人》和方成的漫画。
　　到了反右派的斗争中， 对于这一事件必须有一个另外的说法了。7月13日新闻工作者协会在会长邓拓主持下开会调查和分析此事之后，宣布原来报道失实。左叶在会上检讨了自己当时态度急躁，说话的口气也不妥当。他承认他说了“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而不承认说了“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句话。在场的一些农业部人员也都证实，只听见他说了“你的工作重要，还是我的工作重要”的话，却没有听到“再挤就叫你们滚出去”这样的话。邓拓在会上说，我们不能孤立地来看这件事情。这件事情是被新闻界右派分子加以夸大渲染，借以发动反对人民、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领导的政治进攻的一个导火线，它的严重性就在这里。袁水拍在会上作了检讨，他说：我不经调查核对，就写了这篇实际上为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向党进攻加添火力的东西。我没有站稳无产阶级立场、党的立场，在风浪中有了动摇，做了一件损害党的利益的错事，我非常痛悔我所犯的错误。梁汝怀和方成也都作了检讨。 8月14日《人民日报》就此事发表社论《对新闻工作者的一个教训》，说“左叶事件”是右派进攻全国新闻界所使用的武器之一。当时的上海《文汇报》，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得最凶狠、最恶毒。社论提出，在目前的反右派斗争中，不但要用新闻这个工具来反对右派，而且要在新闻界内部揭露右派分子和批判右倾思想。
　　《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检查还提到了该报编委刘宾雁和记者陈伯鸿合写的通讯《上海在沉思中》 （载5月13日《中国青年报》），说这“是一篇对党对文化艺术领导恶毒污蔑、煽动向党进攻的反动文章。在这篇通讯中，把目前上海文化艺术界的状况，形容得甚至比国民党反动统治时期都不如”。究竟它是如何反动的，不妨看一看原文：
　　　　“在这号称中国话剧运动发源地的上海，一个人一年里买到一张话剧
　　票竟被认为是件大幸事，而唯一的话剧团体人民艺术剧院的演员们又闲得
　　发慌；许多中国与西方的文学名著无论新旧书店里都买不到，作家与翻译
　　家却又因出版社长期不印重版书而不满；反动统治时期上海是全国出人出
　　书出戏最多的所在，解放后反而有点萧条。”
　　　　“一个根本问题是党究竟应该怎样领导文学艺术？人们的指责是：过
　　去党的领导忽视文化艺术以及创作活动的特点。因而本能创造出繁荣创作
　　所必须的足够条件。作协、剧院变成机关，各种行政职位与送往迎来的活
　　动妨碍艺术家从事创作。某些领导机关把文化事业当作工商业来办，关心
　　最多的是财务计划而不是人民的文化需要或艺术本身。往往是外行的行政
　　干部在艺术问题上有着比艺术家更大的发言权……出版社的过分专业化与
　　集中造成它的垄断，编辑的疏忽可以埋没一个作家。”
　　　　“要领导，就需要了解。党的领导人应该有一定的文化兴趣与艺术素
　　养这个问题已提到日程上来。作曲家黎锦晖要求重新考虑他的《毛毛雨》、
　　《葡萄仙子》是否黄色歌曲，对这一问题表示意见自然更比指导一个工厂
　　的增产节约运动复杂得多。此间文艺界人土所以怀念陈毅同志，就因为他
　　曾广泛接触文艺界人士并给以各种无微不至的支持。没有一般的艺术兴趣
　　与素养，要关心或指导文艺显然是困难的。一位作家说，假如党市委委员
　　都看看小说，那就是作家荣幸的事了。”
　　　　“人们着重提出了过去缺乏艺术创作所不可或缺的自由空气问题。有
　　权有势的教条主义左右风云不可一世。电影界在《文汇报》讨论自己的问
　　题被怀疑为想造反，巴金的一篇小杂文引起满城风雨。即使艺术界与社会
　　舆论的态度完全相反，个别领导人也可以把一种意见或一部作品置于死地。
　　人们认为，今天所以不可能有一个二十多年前胆敢与周扬抗衡的鲁迅，乃
　　是由于一个作家与党委宣传部长的关系不同。”
　　　　“上海的放，仅仅是开始。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人还不肯说话，有人尽
　　管说了几次仍未畅所欲言，怕‘钓鱼’、怕汇报、怕检讨是主要顾虑，也
　　有人仍然怀疑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党内干部有的比党外人士顾虑还多。这
　　种沉默和另一种沉默是分不开的。人们注意着一些党内负责干部的动向，
　　现在的印象是：他们参加会，不说话，没表情，也不知打的是什么主意！
　　这种顾虑与过去党的领导某些反复无常表现是分不开的。去年的一放与秋
　　后的一收，以及今年3月中的一放一收，人们记忆犹新。”
　　《中国青年报》的这篇检查，从这篇通讯中摘录出一些字句，然后加以分析批判，说“这篇通讯形容党的领导干部是一群连小说都不看的、缺乏文化兴趣与艺术素养的人”，提到鲁迅抗衡周扬，是“明目张胆地煽动向党进攻、煽动推翻党对文艺的领导”，说有许多人还不肯说话，就是“这篇通讯对当时上海右派反动言论泛滥的状况犹嫌不足”，说一些负责干部不说话，就是“攻击党的领导没有向右派反动言论投降”。通讯中可以批判之处可说是都批到了。只是还剩下一条没有批判。那就是怀念陈毅。怀念前任的陈毅，就是开罪现任的柯庆施。这柯庆施，可是得罪不起的。这篇检查说：“在编发这篇通讯的时候，报社领导在当时是明确地认识到这是一株毒草，是有意让它放出去的。我们的错误是放出去之后，迟迟地甚至在反右派斗争开展很久以后，还未给予批判，使毒草没有得到及时的铲除。”这样一定要把事后诸葛亮说成未卜先知， 却有一个困难。因为，这5月13日见报的文章，发稿时间最晚也是12日，而据现在人们所知道的，通知将要转变风向的第一个文件，是5月14日发出的。本书第四章已经说过，像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书记邵荃麟，是5月18日晚上才被告知这个新精神的。很难相信这篇检查在这里说的是真话。不过如果把这看作对柯庆施的交代，说明发稿时即知道是毒草，却是可以理解的了。
　　刘宾雁不只是一位记者，更是一位作家。一年前他发表了报告文学作品《在桥梁工地上》、《本报内部消息》等等，抨击时弊，在读者中引起很大反响。在反右派斗争中，这些作品成了重点的批判的对象。这些在本书下一章里将要谈到。
　　最后说一下《人民日报》。前面说过，4月10日毛泽东严厉批评了《人民日报》，说最高国务会议和宣传工作会议已经开过一个多月了，共产党的报纸没有声音，而让非党的报纸抓住这面旗帜，非党报纸在起领导作用。《人民日报》“按兵不动”、“无动于衷”，多半是同中央的精神唱反调，邓拓是“死人办报”，“占着茅坑不拉屎”。也幸好是这样，到了反右派的时候，《人民日报》才没有什么大过错。当年邓拓的副手胡绩伟在多年之后回忆说：
　　　　“说邓拓对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新精神‘无动于衷’
　　吗？以后想起来，他是‘有动于衷’的，只是他比较我们更有远见，更了
　　解这位伟大领袖。他不仅看出毛主席这番话很快会变，而且还很可能潜伏
　　着一场‘引蛇出洞’的灾难。因而，他当时用自己的脑子进行了一些独立
　　思考。……他的政治经验比我们丰富，政治警觉性也高，他对毛主席的讲
　　话采取‘经过中央批准以后再宣传’的办法，而不是闻风而动，赶快紧跟，
　　是动了一番脑筋的。
　　　　“以后的事实证明，他的忧虑是完全正确的。紧接着毛主席的两个报
　　告而来的，是反右斗争；公开发表的《讲话》，对原来的讲话作了原则性
　　的修改。所以，邓拓可以称得上是对‘引蛇出洞’的‘阳谋’有预见的人
　　物之一。在反右斗争开展以后，他悄悄对我说：好歹《人民日报》没有像
　　《文汇报》、《光明日报》那样大鸣大放，不然，《人民日报》也会被打
　　成右派报纸，中央党报被打成右派报纸对中央也很不好；《人民日报》没
　　有大鸣大放，也挽救了社会上和报社内很多同志没有当右派。”[9]
　　--------
　　[9] 胡绩伟《报纸生涯五十年》。
　　尽管邓拓是这样的态度，人民日报社还是划出了29名右派分子，其中包括东方部主任蒋元椿，漫画家沈同衡，特别是几年前受到毛泽东赞许的两个“小人物”之一的蓝翎（杨建中）也在内。两位副总编辑杨刚和黄操良，都在反右派斗争中自杀身死。[10]
　　--------
　　[10] 见蓝翎《龙卷风》，上海远东出版社1995年版，第121～124页。
　　有远见的邓拓以他的沉着，保全了报纸，保全了报社的一批干部，却没有能够保全他自己。紧接在反右派斗争之后，大跃进来了。就在这“举国高潮浪接天”的时刻，毛泽东不再需要书生或者说死人去办他的报纸。1958年末，邓拓调任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离开了《人民日报》。几年之后死于非命。
　　毛泽东在批判《文汇报》的社论中还提到：“新闻记者协会开了两次会，一次否定，一次否定之否定，时间不过一个多月，反映了中国时局变化之速。会是开得好的，第一次黑云压城城欲摧，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近日开的第二次会，空气变了，右派仍然顽抗，多数人算是有了正确方向。”
　　第一次会是5月开的。 那时正是鸣放高潮，空气是批评缺点和错误。党内外一些新闻工作者在座谈会上提的意见不少。例如，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的莫如俭说，我国目前报纸的性质和作用是根据列宁1901年定义：“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者和集体的鼓动者，而且还是集体的组织者。”这个定义不完全适合我国目前情势了。因为一、1901年是革命前，阶级斗争很尖锐的时期。我国现阶段是和平建设时期，主要矛盾是人民内部的矛盾了。二、过去在解放区的时候，都是工农兵，现在读者包括知识分子，广大的小资产阶级还有民族资产阶级。他们有他们的要求和兴趣。除了指导性和鼓动性的题材外，还要有些别的。而目前我国报纸受那个定义的教条束缚，报纸只限于指导性思想性。因之不能满足他们，产生矛盾。
　　又如《人民航运报》记者赵琪，把当时占多数的报纸即共产党的党报称为“领导机关所有制的报纸”，认为它的特点是：一、公文指示多，二、教训口吻多，三、首长言行多，四、有些话不便于讲，五、有些话不敢讲，六、有些话不准讲。他把《文汇报》、《新民报》等等称为“人民群众所有制的报纸”，认为这种报纸新闻多，服务周到、新闻人物活动多，什么话都可以讲。赵琪认为，单纯代表领导机关意见而不为读者服务的机关报，它的生命已经危险了。
　　中国新闻社的郑白涛说，我们的国家里是没有新闻检查的。但即使没有新闻检查，主管部门的教条主义，认为这不能发，那也不能发，结果压死了很多新闻。而这些新闻却是客观的重大事件，而且是为社会所关心为人民所注意的。我们中国新闻界的单调、枯燥，是这些教条主义者造成的。一个主观主义、教条主义的官僚式的社长总编辑，比一个检查官吏妨碍新闻工作的发展。
　　新华通讯社的邹震说，新闻工作的鸣放问题，就是彻底实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和出版自由的问题。过去，这三大自由，被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给限制在极狭窄的范围里去。我们的自由被“三害”给剥夺了。我们要向三个主义索还被它蹂躏了的新闻自由。他还说，我觉得今天应该喊出“民主办社”和“民主办报”的口号来，使中国出现更多的非党的报纸和通讯社，出现更多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的或民营的报纸和通讯社。
　　《新民报》的邓季惺说，各级党报和其他机关报的资金来自国库，领导权则属于各级党委，在党委的直接领导下进行工作。由这一性质，决定着报纸的功能，主要还是从上而下传达政策方针，指导各个工作部门和人民群众在某一时期应该做什么和怎样做。至于下面不同阶层的群众的需要，读者的爱好就不能照顾得很周到了。如果要为百家争鸣提供更多的讲坛，为百花齐放提供更多的园地，为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利用报纸来进行监督，为广大群众反映他们的意见和要求，除了更加办好现有的几份非党报纸以外，我认为各地还应该多办几家集体所有制报纸。
　　《新民报》的陈铭德也指出了当时报纸的一些缺点，提出了办同人报的建议。（中国青年报》总编辑张黎群不赞成社会主义报纸指导工作的说法，认为现在的报纸是布告牌、留声机。
　　座谈会上诸如此类的一些发言，就是毛泽东说的黑云压城城欲摧，是摆出了反动的资产阶级新闻路线。不论用什么说法，主张新闻自由也好，主张办同人报也好，其目的都是为了摆脱共产党对报纸的领导。而不受控制的民间报纸，是同社会主义制度不能并存的。提出这种主张，是右派分子猖狂进攻的一个重要方面。
　　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从6月24日起举行的第二次新闻工作座谈会，空气变了。一些人作了自我批评。陈铭德说我忽视了社会主义报纸作为集体宣传者、鼓动者和集体的组织者的主要功能，又把几年来一些报纸的可以克服的非本质的缺点看成了本质的缺点，因而提出了办同人报纸的建议，这反映了我的浓厚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在开始反右派以来，我认识到这个错误。我现在声明撤回这一建议，同时我还要继续检查产生这一错误的思想根源。 （6月28日《人民日报》）邹震检讨说，他的思想原来就是非常反动的。
他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爬上过反动头子于斌办的南京《益世报》总编辑的位置，疯狂地反对苏联和中国共产党。大“鸣”大“放”以来，他认为反党的机会到了，积极要求参加新闻界座谈会，想在新闻界放一把火。邹震说，他那次发言是站在当年《益世报》总编辑那个立场上说话的。他所叫喊的要中宣部对报纸开放“绿灯”，实际上是要报纸对党随便谩骂，自由攻击；所谓民主办报、民主办社，就是想要党让出新闻阵地，由右派分子来占领；他把新华社的稿件描绘得一团糟，是想鼓励报纸不用新华社稿件，给新华社制造困难，以便他在社里放第二把火。 邹震还交代了他在新华社内部的一些反动言行， 并表示愿意悔改。（7月20日《新华社新闻稿》）
　　当然，也有右派分子的负隅顽抗。例如郑白涛说，社会主义下的报纸可以唱对台戏， 可以小骂大帮忙。 他认为我们报纸上的新闻都是“组织出来”的。他还说《人民日报》的社论全国报纸不必要转载，《纽约时报》的社论美国其他报纸就不转载。 他还说储安平派《光明日报》 记者到九个城市开座谈会不能算到处点火。（6月25日《人民日报》 ）顾执中在会上作了题为《新闻的阶级性、真实性、时间性、趣味性及其相互关系》的发言，据这篇报道说，他大量引用了加里宁、陆定一、胡乔木、周扬的言论以及《解放日报》的社论和新华社某一年关于工作的指示，但是尽量避免涉及自己最近发表的关于宪法、言论自由和新闻工作问题的种种言论。他在谈到阶级性时，他说《光明日报》前一时期的错误只是储安平模糊了报纸的阶级立场，采用旧的资产阶级的办报方法来办报，《文汇报》的错误主要是犯了编排技术第一忽视政治的毛病。（6月28日《人民日报》）
　　这第二次会上多数人的发言却是批判右派的。《人民日报》的沙英批判了莫如俭等的“列宁的办报原则过时了”的言论。沙英认为，列宁的报纸是集体的宣传者、鼓动者和组织者的原则不仅适合于革命时期也适合于建设时期。他说，我们今天正在建设社会主义，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还没有完成，我们必须用报纸对人民进行组织教育，使人民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而且报纸这个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利用别人就要利用，《光明日报》、《文汇报》的最近一个时期的情况就是如此。沙英说，我们根据列宁的原则和学习苏联的经验来办报，当然要结合我们国家的具体情况，不能教条的搬用，但立场、观点是不能变的。（6月25日《人民日报》）中国新闻社孙殿伟批判郑白涛，说郑在中国新闻社内就有许多反动的谬论，他同意章伯钧的言论，主张中国要实行两院制，主张办反对派的报纸。在章伯钧、章乃器、储安平等人的反党活动被揭露后，他仍然替他们辩护，说“党天下”的说法是对的，定息不是剥削，甚至不是不劳而获，而是和在银行里存款的利息一样。他认为目前报纸上对右派分子的驳斥是官僚主义、教条主义的作法。他主张办“同人通讯社”，不要共产党领导；中国新闻社的同志批评他，他说这是共产党的愚民政策的成功，并把这些人称作打手。中国新闻社的何耕新也批判说，郑白涛口头标榜新闻没有阶级性，但是他在工作中却非常有阶级性。章伯钧的所谓“政治设计院”的谬论提出后，他主张马上发消息。李康年的定息20年的建议他立刻编发了，李后来撤销这建议，他却不发。看到报纸反右派的言论他就唉声叹气，对反动作品《花丛小语》他就到处向人宣传。他所管的对外用的稿子几乎和资产阶级通讯杜记者写的一样，片面地说我们经济困难、原料不足。他对我们实际是大骂而不是小骂。他口称新闻要像语言一样普遍地为各阶级服务， 实际他却是坚持反社会主义观点。
（6月26日《人民日报》）北京大学新闻系的方汉奇批判顾执中，对于顾所说的宪法有的被彻底破坏，有的有名无实，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事实都没有得到保证的谬论进行了驳斥。方汉奇援引了很多历史上的材料，说明解放前中国新闻的历史，是一部记者之血的历史，曾有无数的新闻记者被杀害被监禁，无数的报刊被封闭。在旧中国只有一小撮的统治者有言论自由，绝大多数的人民是没有言论自由的。我们新中国的报刊是新型的报刊，它是为劳动人民服务的，每个劳动人民都可以通过报纸对政府的工作进行批评。 当然我们这里是没有反革命、地主的言论自由的。（6月28日《人民日报》）在座谈会上，有更多的人对徐铸成、浦熙修、储安平等人作了更多的批判，那是不用说的了。
　　毛泽东在《文汇报在一个时间内的资产阶级方向》中还说，“一些大学的一些新闻系教师也有这种情形”。这些教师中最有名的代表是复旦大学新闻系主任王中。他在1956年发表了《新闻学原理大纲》一书，在其中“报纸的性质”一节中有这样一些提法：
　　　　“报纸是上层建筑的一部分。可以为政治服务，但不是政治的本身。
　　报纸与法权在性质上不同：在一个国家内只能建立一种法权，报纸则多种
　　可并存，法权具有强制作用。报纸与政党不同，政党只存在于阶级社会，
　　在完成历史任务后即行消失，但在无阶级的社会里人类即有了解情况的需
　　要和行为，所以没有报纸只是因为条件不具备，在政党消灭后报纸仍应存
　　在。”
　　　　“就报纸刊载文字内容论，多数文字有阶级性（气象预报、自然变化、
　　自然科学知识等则没有阶级性），为一定阶级利益服务。就其为读者获得
　　的方式论，是任何人以至敌对的阶级均可以一定代价获得之商品，与情报、
　　内部文件不同，亦与标语、传单不同。”
　　　　“任何政党的机关报具有两重性，报纸产生于政党形成前，是政党运
　　用社会已存在定期出版物的工具作为政党的宣传工具。政党机关报：一方
　　面是受政党机关的意志约束，力求使报纸按政党的意志影响读者，另一方
　　面又保存了政党利用前的报纸性质――人们借以了解新闻的印刷商品，是
　　两个方面的相合的。‘办报卖’与‘买报看’两方面的结合。没有读者的
　　报纸则根本不能发生机关报的作用。”
　　　　“党报和一般报纸一样，获得报纸必付一定代价，通过买卖关系达到
　　宣传对象手中，与标语、喊话不同。”
　　在新闻工作座谈会上，王中说的，也就是这样一些意见。他说，有些业务部门不懂宣传原理、报纸的性质，一味的要求在报上给他本单位发工作指示。把报纸变成各机关的联合布告牌。他说，有些单位盲目“保密”，据新闻日报说，呢绒涨价，商店橱窗标价都改过了，主管部门还要保密，不让报纸报道。谈到党委对报纸的领导，王中说，党委很容易忽视报纸的特点，或者仍习惯于抗战时期和阶级斗争时期的作法，对新形势下报纸应起的作用认识不足。报社如按着党委的旧习惯去办报，便会造成报纸脱离群众。党委不仅是对报社要放手，而且要积极领导报社，使党报办成为群众所喜爱的读物。报纸，在党委看来是指导别人的工具。但是在读者看来，报纸是借以获得新闻和知识的出版物，读者花钱买报，我们要对得起人家的五分钱，如果赠阅的话，人家可能没有什么理由责备报纸。王中还提到《新民报》，他说，在过去， 《新民报》 的方针是指导文化工作，结果销数不足三万份，很难维持。“百家争鸣”后，就走丰富的文化生活的道路，就马上上涨，最高到20余万份，绝大部分是零售和个人订阅。 （现在因纸张困难， 压到十三四万份）上海都排队买《新民报》。王中提到，有人以为《新民报》的变化是值得新闻学的理论上加以研究的。（《新闻与出版》第17号）
　　王中的这些意见在会上遭到了批评。新闻工作者协会研究部长安岗批判说，这种新闻学观点在客观上同右派分子的进攻起了某种程度的策应作用，模糊了人民报纸的战斗方向。王中认为报纸同读者的关系是“五分钱”的关系，说什么报纸只是有商品的基础才能发生作用。还说什么报纸是“买后才有用”，说报纸要在买卖这一点上“适应社会需要”，并且说不注意报纸商品性的党报是“一片教条主义”、“寡妇脸”、“官报”。正是在这种观点上，王中就为上海《新民报》捧场。安岗说，我们的党报是人民的代言人，和人民绝不是买卖关系，王中等的这种修正主义的观点， 对人民新闻事业的危害性是很大的。（6月29日《人民日报》）邓拓批判说，王中是一个有纲领有行动的党内右派分子，他在人民革命刚刚打垮资产阶级的新闻阵地后不久，就捡起资产阶级反动新闻理论的武器，在新闻战线上为资产阶级保留，向党进攻。他在政治上和思想上早已背叛了党和人民。王中在向党进攻时，并且把持复旦大学新闻系作为他的阵地，以支持他的反动论点的复旦大学学生作为他的队伍。邓拓说，由于王中在反对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时，制造出来了一套取消新闻的党性和阶级性的资产阶级反动理论，从根本上否定了党对新闻事业的领导，并且到处贩卖他的谬论，为资产阶级分子张目，因此，王中向党进攻的性质，就要比一般的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更加严重，更加恶毒。邓拓说，王中现在已经面临着政治上完全毁灭自己的危险的边缘，如果他在回到上海后的继续交代中不能正视这一点，他就将彻底地自绝于人民。（8月13日《人民日报》）
　　当年，新闻界的许多右派分子都提出了办同人报纸的主张，也有一些人因为真想去办一张同人报纸而成了右派分子。
这里插说一件本书作者直接知道的事情。1957年整风期间，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谭震林到了湖南，他在湖南的一次讲话中提到每个省可以办两个报纸，一个党外办，唱对台戏。其实这并不是谭本人的意见，这是4月间上海局在杭州开会， 毛泽东在会上的插话，谭是在会上听来的。这话传到了民盟湖南省委秘书长杜迈之的耳朵里去了。尽管他并不知道毛泽东说过这意思，就是谭震林的意见，中央书记处书记也已经够权威了。1949年长沙刚解放时，民盟是有过一张《民主报》的，出刊不久即停刊。杜迈之听到谭震林说了这话，于是跃跃欲试，想重新办起一张报来，当时《新湖南报》有几个编辑记者也对此事表现了积极性，愿意同杜迈之合作。反右派斗争开始，这几个人就成了新湖南报社第一批右派分子。
　　一场反右派斗争下来，新闻界划了多少右派分子，这里有一份不完全的统计可供参考：
　　　　“据9月底的初步统计， 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汇报、大公报、新
　　闻日报、教师报、健康报以及北京、天津、河北、山西、湖南、广西等二
　　十二个省（市）和省辖市的党委机关报编辑部门，在报纸上进行了批判的
　　右派分子就达二百一十二人，其中有十二人已经窃据了报社总编辑的领导
　　职位，如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文汇报总编辑徐铸成、副总编辑浦熙修，
　　大公报总编辑袁毓明，新闻报副总编辑陆诒等等，都是新闻界十分恶毒的
　　大鲨鱼。”[11]
　　--------
　　[11] 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学习杂志社1958年版，第54页。
　　这212人是报纸上进行批判了的， 据7月9日中共中央的一项通知，在报上点名的右派骨干分子只要右派百分之十左右，其他百分之九十的右派骨干，则在所在单位点名批判， 不要登报。 倘若按照这个比例计算， 报上点名212人，应该是划了2120人左右。 再说，这一统计截至9月底为止，这时这一场斗争并没有结束。即以本书作者所在新湖南报社而言， 到9月底划出的右派分子才二十余人，还不到全部划出的右派的一半。到斗争结束时，全社划出的右派分子是54人。
　　不要以为新闻界的右派分子都有修正主义的新闻理论和资产阶级的办报路线，有一些不过是犯了“可恶罪”，被他的上级领导认为可恶而成为右派的。当时担任中共山东省委副书记、书记处书记的夏征农回忆说：“《大众日报》总编辑刘健曾在几次会上向省委一再提出批评意见，思想认识上有问题。反右一开始，省委即内定他为右派，要放到群众中去批斗。我认为，根据现有的材料不能定为右派，不要放到群众中批斗。后来刘健自杀了。除此之外，再加上其他一些个人偏见，就这样以反右派不力和同情右派的罪名撤了我的职。”[12]
　　--------
　　[12] 《夏征农谈他的文艺生涯及其他》，见《新文学史料》1990年第4期，第89～90页。
　　新闻界所划的右派分子，还不能不提到新华社国际部副主任李慎之。波匈事件发生，毛泽东派他的秘书林克去征求李慎之的意见。李说，苏联东欧出问题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没有在革命胜利后建立起一个民主的制度。谈到中国，他以为“我们的大民主太少，小民主太多”，人民群众没有多少议政参政的权利，这都是跟苏联模式学习的结果，现在苏联既然出了问题，中国也必须改弦更张，实行大民主，即人民对国家大政方针有讨论的权利与自由，以免重蹈苏联的覆辙。他所谓的小民主，是指那些为了调资定级、分房子、调工作之类的事情的无休止的争吵，以及上班迟到早退，办公拖拖拉拉这些现象，他认为这都是共产党太讲人情，不讲法制的结果，这是他所厌恶的。李慎之在这次谈话中发明的“大民主”和“小民主”这两个词，毛泽东按照自己的意思作了解释。他在1956年11月中共八届二中全会上说：“有几位司局长一级的知识分子干部，主张要大民主，说小民主不过瘾。他们要搞的‘大民主’，就是采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国会制度，学西方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那一套。他们这种主张缺乏马克思主义观点，缺乏阶级观点，是错误的。不过，大民主、小民主的讲法很形象化，我们就借用这个话。”[13]这里所引是经过整理正式发表的，原话是：“大民主就是要上大街，是对敌人的。我们不能搞大民主，只能搞小民主，搞小小民主。”毛并且认为这不仅是几个人的思想问题，而是一个思潮。当林克再次来找李慎之的时候，李声明：“我根本没有上大街的想法。我的大民主是对小民主而说的，而且正是因为敌人已经被打倒了，我们才可以搞大民主。”毛对这一声明的反应是：“他们主张的议会民主、新闻自由实际上与上大街没有什么不同。”
　　--------
　　[13] 《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3页。
　　到了反右派斗争中，李慎之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只是“定案材料”中没有写上“大民主”这一条。那上面的第一条罪状，是“企图利用内参影响中央”。把这件中央一再表示满意而且嘉奖过的工作也算作罪行了。[14]
　　--------
　　[14] 见李慎之《关于“大民主” 和“小民主”一段公案》，载《百年潮》双月刊，1997年第5期。
　　顺便讲一下出版界的反右派斗争。这里有一个不完全的统计数字：“就中央一级的出版社到1957年9月底止的统计，右派分子占工作人员总数的百分之六点二三，而担负领导工作的右派，就有三十个，例如人民出版社的曾彦修、通俗读物出版社蓝钰等，都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作了许多恶毒的攻击。”[15]
　　--------
　　[15] 迟蓼洲编写《1957年的春天》，第54页。
　　他们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作了些怎样的攻击呢？曾彦修在《人民日报》座谈会上说了这样一些话：
　　　　“我们长期看不出整个出版界的方向，只看到教条主义，盲目崇拜苏
　　联的情况存在好多年。很少谈到我们中国的文学……而只能看到把我国所
　　有的编辑、印刷、出版的制度一套彻底打垮，编辑只做些改标点、改阿拉
　　伯字等。解放后基本上停止了学术著作，而让苏联的小册子泛滥于市场。”
　　　　“体制问题不要老限制在现有一套，可以办同人出版社。”
　　　　“不能因纸张不够把几十个学报停刊，甚至可以少印马列主义。一些
　　专门刊物内容是不太丰富，但不应随便砍掉。把出版局砍掉中国不会亡，
　　把这些学报砍掉，中国没有科学，却要亡的。”
　　在文化部出版局召开的座谈会上，曾彦修又说了这样一些话：
　　　　“苏联的出版机构，组织制度要具体研究一下。我去了一趟苏联，觉
　　得他们的机构和制度是落后的，是一套束缚思想的、教条的东西。我们现
　　在在把自己的传统完全革掉了，而搬来一些不符合‘二百’方针的大一统
　　的作法。”
　　　　“我认为过去学习苏联是有偏的。可能有成绩。但表现在哪里？是不
　　是专业分工、出版、印刷、发行分家以及一些编辑人员注意技术小节等都
　　算成绩呢？我以为不是。反之，这些却妨碍了出版事业的发展。又如计划
　　发行算不算成绩呢。像现在这样一调查就是七、八十天，也不见得好。总
　　之我暂时还看不到具体表现出来的成绩，这方面的教条主义、公式主义很
　　厉害，如果说成绩，那也是‘缺点是主要的，成绩是次要的’。”“解放
　　后直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提出以前，我认为在出版方面没有方针，
　　也没有领导。纸张分配不算领导，如果我们向百货公司买纸，照样可以出
　　书。”
　　　　“解放后几年来，光出了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连环画，没有真正
　　的出过一些有分量的东西。似乎国家就是靠着这个来吃饭。过去出版局的
　　总结上的成绩也就是这些，对于我们的文化怎样、科学怎样？没有方针。
　　在反胡风后又突然更加紧缩了，如曾经说过古籍书只出皇帝的禁书，那还
　　出什么，只好关门。”
　　　　“去年局里搞了个十二年远景规划，召开会议讨论，我对这个计划很
　　有意见。因为其中第一要出马列主义，第二要出社会科学……而文艺、科
　　学技术都没有了。难道我们单靠一些教条主义的小册子就能立国吗？这种
　　草案使人没有发言的基础，也损害了领导威信。”
　　　　“出版工作去搞一些没有味道的事，也是不行的，如为了规定《毛选》
　　在全国同一天发行的组织工作花了不少力气，实在是无聊。”
　　　　“过去搞七、八年出版，结果出了不少三、四流的翻译书，反特小说。
　　著作出不了，而对外国人的胡说八道的小册子却浪费了不少纸张。”
　　　　“文化部个别领导同志的领导方式是文化太少，武化太多。我过去检
　　讨写得不多，来北京不到几个月就检讨了一次。因为出版了恽逸群的《蒋
　　党真相》，陈克寒打电话语气很不好听，金灿然也要检讨。一次不够，说
　　不深刻还要重新检讨，不知道根据是什么？难道是‘武化部’吗？”
　　在出版局座谈会上，曾彦修还谈到了他自己对双百方针的认识，可说是很深刻的反省：
　　　　“毛主席提出有百分之九十的高级干部反对或者不赞成‘二百’方针，
　　我起先想自己大概不是，因为我参加了不少座谈会，写了一些短文章来反
　　对教条主义，拥护百家争鸣。可是现在检查起来，一接触实际，总给‘人
　　民出版社’的牌子束缚着，不戴一顶马克思主义的帽子，没有马列词句外
　　衣，不能进人民出版社的门。所以，我只是形式上同意了，实际并未同意，
　　要划起来是在百分之九十以内的。我们当然不敢公开抗拒中央‘二百’政
　　策，但实际执行结果，由于水平低，而是属于百分之九十内的。”
　　事实上这并不是曾彦修一人的思想，相当数量的老干部也是这样一种心态。在主观上，感觉到自己是能够接受新方针的，可是多年的习惯，又使他只能在旧的革命轨道上运行。曾彦修能够看出这一点，并且把自己划入百分之九十之内，正是他的过人之处，他想得比一般人深。正是多数干部的这种思想状况，决定了当年试行新方针只能以失败告终，百家争鸣只能一变而为两家争鸣，再变而为反右派斗争。这样的角色只能演出这样的戏剧。
　　再说曾彦修，他当年不只是对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作了许多恶毒的攻击，他还说了一些更要命的意见。人民出版社内部的黑板报（！）发表他的答黑板报记者问，其中说了这样一些意见：
　　　　“我个人深深感到人社内部党群的界限和鸿沟达到了原来意想不到的
　　惊人程度。……最近一周感到沉重，内心也感到很痛苦。痛苦不是因为揭
　　发多，可怕；而是痛苦在于自己过去认识不够，没有想到支部在群众中这
　　样孤立，群众对支部已到敢怒而不敢言的程度；痛苦在于：我们进城八年
　　来，作为无产阶级政党的共产党，具体到社支部，原来和广大群众矛盾如
　　此之深！虽不是说‘民怨沸腾’，但已有些‘怨声载道’。”
　　　　“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未得政权以
　　前是革命的，批判的，对现状不满的，入党时是参加革命，抛弃名誉地位
　　享受。但执政以后部分同志特别是负一定领导责任的同志（包括我在内）
　　产生了保守主义（不是指一般工作保守），要把持政权，思想深处要保住
　　我自己相当地位和身份。……因为他已得到某种东西了，官方身份，统治
　　者一分子，生活职业有保障，有东西可保守了，这样就使得有些人不求进
　　步，不听取意见，暮气沉沉，（我自己也是一个）这种保守主义与宗派主
　　义分不开。从人社支部很多同志身上都看出来这些东西与共产主义革命家
　　不相容，广大群众是从同甘共苦，广阔胸襟，自我牺牲来要求我们党员，
　　广大党员没有做到，人社存在党员享受特权现象。再说一句，所有这些，
　　首先是对我自己说的。”
　　这种认为党处于执政地位时受到腐蚀的意见，曾彦修说过不只一次，他在世界知识出版社的一次座谈会上，引用了杜甫的“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一联诗来说明这意思。这可糟了。据黄秋耘说，“康生对‘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这两句诗特别反感，用红铅笔在《简报》上划上了杠杠，批示：‘单凭引用这两句话，曾彦修就该划成右派。’曾彦修的命运就此决定了”[16]。
　　--------
　　[16] 黄秋耘《风雨年华》，第179页。
　　曾彦修的这篇答黑板报记者问，还得罪了人民出版社出版部赵主任和行政处王副处长。黑板报记者问曾：你对有人提出停止赵、王二人学委一事意见如何？曾答：赵民愤很大，各方面揭露他专横主观很厉害，从这严重毛病看，他不当学委可以。王是使人怕（我知道陈原、范用等都怕他，我也有些怕），因为他会整人家。他作风不好，党内外有意见，是突出的。至于王当不当学委的事，曾彦修倒认为，作为长期支部书记行政处主任，他知道许多事，工作也需要他参加，他应在工作中改正错误，通过听取自己工作造成的矛盾边整边改。
　　到了反右派斗争中，首都出版界连日召开座谈会批判曾彦修。有人质问他：为什么要硬说解放以来没有出版什么有分量的学术著作，难道马列主义的经典著作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算不得有分量的学术著作吗？曾所谓有分量的学术著作是指的什么？有人分析说：曾彦修主张办“同人出版社”，就是不要党的领导，要恢复资本主义的所谓出版自由。（7月18日《人民日报》）
　　在人民出版社，也开会批判曾彦修。有人批判他的答黑板报记者问，说曾彦修有如匈牙利的纳吉，他说的“怨声载道”，“八年来相当大的一部分党员，沾染了肮脏的腐朽的东西” ， 就充分说明了他的“纳吉”身份。还批判了他引用的杜诗“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来骂党员腐化了这事。王、赵也都在批判会上积极发言。 （7月13日《人民日报》）如果说，在批斗会上的发言者中，有的只不过是奉命行事，不得不作出听党的话的姿态，那些曾彦修得罪过的人就不同了，这反右派斗争同时也是他自己的事情。
　　通俗读物出版社副总编辑蓝钰在文化部出版局召开的座谈会上，也攻击了从苏联学来的出版体制。他说：
　　　　“现在出版、印刷、发行三个环节是孤立起来的。出版和发行分家，
　　搞得矛盾百出，笑话百出。例如：书店营业员不了解书，一位支店营业员
　　自己爱拉胡琴，就进了一些拉胡琴的书，把《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
　　终结》一书进了不少，在一个县里像《怎样写博士论文》的书也进了等等。”
　　　　“出版与印刷的分家据说是为了印刷的统一。现在是否真的统一了吗？
　　没有。实际上文化部只有统几家直属出版社的本事，而非直属出版社大都
　　有自己的印刷厂，地方上问题也好解决，苦就苦在直属出版社的头上了，
　　印刷排不上队，出书很慢。”
　　蓝钰还对出版社专业分工表示了怀疑，以为有些作家的稿子就无处出了，各出版社踢皮球。他还以为，现在社会上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除掉国营而外，谁也不能搞出版社，如果不开个口子，矛盾始终解决不了，还要发生问题，不如让搞一些私营出版社。他还主张开放同人出版社。
　　他的这些意见，在首都出版界的座谈会上，在通俗读物出版社的座谈会上，都受到了批判。
　　出面批判出版界右派分子的最高级官员， 是文化部副部长陈克寒。 他发表了《出版工作必须实行计划化》一文，其中说：
　　　　“出版界的右派分子曾彦修、蓝钰、彭子冈等人，都竭力反对出版事
　　业实行社会主义的计划化。他们认为：计划化‘把个人的积极性限死了’；
　　‘选题计划根本不必要’。蓝钰故意把解放以后的出版工作描绘成‘矛盾
　　百出’、‘笑话百出’，并且把它归咎于出版事业的计划化。他们特别攻
　　击纸张的计划供应制度，提出所谓‘自由买卖’、‘自由出版’的荒谬主
　　张。”
　　　　“右派分子否定出版工作计划化，反对出版计划和选题计划，强调所
　　谓‘民主’‘自由’，提倡读者要什么出什么，其目的，是要否定党的领
　　导和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使出版工作处于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无政府
　　状态， 以便倾销资产阶级的私货，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10月9
　　日《人民日报》）
　　------------------
　　 倾情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