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们为什么还需要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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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15.0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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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编者按】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鲁迅这样的“好的怀疑主义者”，十分难得而重要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别一种发展可能性。
　　文/新浪专栏 文化谭 钱理群
　　有一部电影叫《鲁迅》，我对这部电影的印象也很不错，能拍成这样，是很不容易了。在拍摄过程中，编剧和导演曾经征求过我的意见，因此我注意到编剧的一个陈述，强调鲁迅“兼有‘儿子’、‘丈夫’、‘父亲’、‘导师’、‘朋友’等几重身份”，整部电影也是围绕这五方面来展开的，着重从日常生活中来展现鲁迅情感的丰富，同学们看了电影以后，觉得亲切而感人，这说明电影是成功的，它有助于年轻一代走近鲁迅。但我可能受到鲁迅的影响，喜欢从另一面来看来想，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疑问：“今天我们花了这么大的人力、物力来拍这么一部大型彩色故事片，难道仅仅在于告诉今天的观众：鲁迅是一个好儿子，好丈夫，好父亲，好朋友吗？”这其实就内含我们今天所要讨论的问题：历史与现实生活中，我们中国并不缺少好儿子，好父亲，好丈夫------，但我们为什么需要鲁迅呢？这正是我们所要问的：鲁迅对于现代中国，对于我们民族的特殊的，仅仅属于他的，非他莫有的，意义和价值在哪里？
　　鲁迅油画像《永不休战》 汤小铭 图片来源于网络　　提出这样的问题，并不是无的放矢：因为在当下的思想文化界，鲁迅研究界就或隐或显地存在着一种倾向：在将“鲁迅凡俗化”的旗号下，消解或削弱鲁迅的精神意义和价值。这又显然与消解理想，消解精神的世俗化的时代思潮直接相关。
　　是的，鲁迅和我们一样：他不是神，是人，和我们一样的普通人。
　　但，鲁迅又和我们，和大多数中国人不一样：他是一个特别，因而稀有的人。因此，我们才需要他。
　　这样说，强调这一点，不是要重新把他奉为神，重新把他看作是“方向”，“主将”，“导师”。――这些说法，恰恰是掩盖了鲁迅真正特别之处。
　　鲁迅从来就不是任何一个现代思想文化运动的“主将”，无论是二十年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还是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学、文化运动，他都是既支持，参加，又投以怀疑的眼光。
　　鲁迅从来就不是，也从来没有成为“方向”，他任何时候(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不可能成为“方向”，因为他对任何构成“方向”的主流意识形态，以至“方向”本身，都持怀疑、批判的态度。
　　而且，鲁迅还向一切公理，公意，共见，定论------，提出质疑和挑战。――画家陈丹青按胡塞尔的定义：“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是个坏公民”，断定“不管哪个朝代”，鲁迅“恐怕都是坏公民”，这是确乎如此的：鲁迅就是一个“好的怀疑主义者”和“坏的公民”。
　　鲁迅也不是导师。从古代到现代，到当代，绝大多数的中国知识分子都有一个“导师”和“国师”情结，这可以说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一个传统。鲁迅是提出质疑和挑战的少数人之一。他在著名的《导师》一文里说，知识分子自命导师，那是自欺欺人，他提醒年轻人不要上当；但他又说，我并非将知识分子“一切抹杀；和他们随便谈谈，是可以的”。在我看来，他也这样看自己：他不是“导师”，今天我们读者，特别是年轻读者如果想到鲁迅那里去请他指路，那就找错了人，鲁迅早就说过，他自己还在寻路，何敢给别人指路？我们应该到鲁迅那里去听他“随便谈谈”，他的特别的思想会给我们以启迪。是“思想的启迪”，和我们一起“寻路”；而非“行动的指导”，给我们“指路”：这才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
　　而鲁迅思想的特别，就决定了他对我们的启迪是别的知识分子所不能替代的，是他独有的。
　　鲁迅思想的特别在哪里？同学们从我刚才连说的三个“不是”――不是“主将”，不是“方向”，不是“导师”，就可以看出，鲁迅在整个现代中国思想文化体系、话语结构中，始终处于边缘地位，始终是少数和异数。
　　他和以充当“导师”、“国师”为追求的知识分子的根本区别，就在于他从不看重(甚至藐视)社会、政治、思想、文化、学术的中心位置，他也不接受体制的收编，他愿意“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他就是要在体制外的批判中寻求相对的思想的独立与自由。――当然，他更深知，完全脱离体制的控制是不可能的，独立和自由极其有限，他甚至说，这是“伪自由”：他连自己的追求也是怀疑的。
　　而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讲“正统”、“道统”，同化力极强的文化结构与传统来说，这样的“好的怀疑主义者”，这样的体制外的，边缘的批判者，是十分难得而重要的；我们甚至可以说，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幸亏有了鲁迅，也许还有其他的另类，才形成某种张力，才留下了未被规范、收编的别一种发展可能性。
　　我们这里所说的“收编”，是一个广泛的概念，不只是指体制的收编，也指文化，例如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收编。这就说到了鲁迅的另一个特别之处：他的思想与文学是无以归类的；鲁迅因此专门写了一篇文章：《谈蝙蝠》，文章特意提到一则寓言：“鸟兽各开大会，蝙蝠到兽类去，因为他有翅子，兽类不收，到鸟类去，又因为它是四足，鸟类不纳，弄得他毫无立场”：鲁迅显然将他自己看作是中国思想文化界的“蝙蝠”。这是很能显示鲁迅的本质的：他和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存在着既“在”又“不在”的关系；他和古今中外一切思想文化体系，也同样存在着既“是”又“不是”的关系。他真正深入到了人类文明与中华民族文明的根柢，因此，他既能最大限度地吸取，“拿来”，又时时投以怀疑的眼光，保持清醒，既“进得去”(而我们许多人都只得其表，不得入门)，又“跳得出”(而我们一旦入门，就拜倒在地，被其收编)，始终坚守了思想的独立自主性，主体性。他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正是从根本上跳出了“非此即彼，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和“站队”意识，而对一切问题，都采取了更为复杂的分析态度，形成了他的思想和表达的缠绕性。这也就使他最易遭到误解与各方攻击，在现实生活中，他就不得不时时处在“横战”状态中。但这同时就使他的思想与文学具有了许多超越时代的未来因素，是同代人，甚至后几代人(他们常常拘于二元对立不能自拔)所不能理解，或只能片面理解，而要在历史的复杂性逐渐显露之后，才能为后来人所醒悟；或者说，当后来人面对更为复杂的现实时，鲁迅思想与文学的启示性才真正得以显示，并获得新的现实性：我们今天读鲁迅著作，总能感到他仍然生活在我们的现实中，其原因即在于此。
　　我们在这里已经讨论到了，鲁迅这样的中国现代思想文化中的少数，异数，这样的无以归类的“蝙蝠”，对今天的中国思想文化界，今天的中国读者的意义。
　　首先，它是一个检验：能否容忍鲁迅，是对当代，以及未来中国文化发展的宽容度、健康度的一个检验。而我们这里所发生的，却是人们争先恐后地以各种旗号(其中居然有“宽容”的旗号)给鲁迅横加各种罪名。尽管明知道这种不相容是鲁迅这样的另类的宿命，今天的新罪名不过是鲁迅早已预见的“老谱袭用”，但我仍然感到悲哀与忧虑，不是为鲁迅，而是为我们自己。
　　当然，任何时候，真正关注，以至接受鲁迅的，始终是少数：一个大家都接受的鲁迅，就不是鲁迅了。我曾在《与鲁迅相遇》里说过：“人在春风得意，自我感觉良好的时候，大概是很难接近鲁迅的，人倒霉了，陷入了生命的困境，充满了困惑，甚至感到绝望，这时就接近鲁迅了”。换一个角度说，当你对既成观念、思维，语言表达方式，深信不疑，或者成了习惯，即使读鲁迅作品，也会觉得别扭，本能地要批判他，拒绝他；但当你对自己听惯了的话，习惯了的常规，常态，定论，产生不满，有了怀疑，有了打破既定秩序，冲出几乎命定的环境，突破自己的内心欲求，那么，你对鲁迅那些特别的思想、表达，就会感到亲切，就能够从他那里得到启发。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意义：他是另一种存在，另一种声音，另一种思维，因而也就是另一种可能性。
　　而鲁迅同时又质疑他自己，也就是说，他的怀疑精神最终是指向自身的，这是他思想的彻底之处，特别之处，是其他知识分子很难达到的一个境界。因此，他不要求我们处处认同他，他的思想也处在流动、开放的过程中，这样，他自己就成为一个最好的辩驳对象。也就是说，鲁迅著作是要一边读，一边辩驳的：既和自己原有的固定的思维、观念辩驳，也和鲁迅辩驳，辩驳的过程，就是思考逐渐深入的过程：在鲁迅面前，你必须思考，而且是独立地思考。正是鲁迅，能够促使我们独立思考，激发我们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他不接受任何收编，他也从不试图收编我们；相反，他期待，并帮助我们成长为一个有自由思想的，独立创造的人――这就是鲁迅对我们的主要意义。
　　而我还想强调一点：我们今天所面临的，是一个矛盾重重，问题重重，空前复杂的中国与世界。我自己就多次发出感慨：我们已经失去了认识和把握外在世界的能力，而当下中国思想文化界又依然坚持处处要求“站队”的传统，这就使我这样的知识分子陷入了难以言说的困境，同时也就产生了要从根本上跳出“二元对立”模式的内在要求。我以为，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文化背景下，鲁迅的既“在”又“不在”，既“是”又“不是”的“毫无立场”的立场，对一切问题都采取更为复杂的缠绕的分析态度，就具有了一种特殊的意义。而鲁迅思想与文学的独立自主性，无以归类性，由此决定的他的思想与文学的超时代性，也就使得我们今天面对我们自己时代的问题，并试图寻求新的解决时，鲁迅的思想与文学或许是一个特别值得注意和重视的精神资源。
　　更难能可贵的是，鲁迅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将自己的思想追求变为实践的知识分子。他的前述边缘的，异类的，反体制的思想立场，注定了他在现实社会结构中，必然站在社会底层的“被侮辱和被损害者”这一边，为他们“悲哀、叫喊和战斗”：这正是鲁迅文学的本质。同时，他又怀着“立人”的理想，对一切方面，一切形式的对人的个体精神自由的侵犯，对人的奴役，进行永不休止的批判，因此，他是永远不满足现状的，因而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正是鲁迅思想的核心。鲁迅曾提出一个“真的知识阶级”的概念，其主要内涵就是以上所说的两个方面：永远站在底层平民这一边，是永远的批判者。这也是鲁迅的自我命名。这样的“真的知识阶级”的传统，在当下中国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这是我们今天需要鲁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
　　有人在贬低鲁迅的意义时，常常说鲁迅只有破坏，没有建设。他们根本不理解鲁迅思想本身，就是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建设性贡献，是二十世纪中国和东方思想文化遗产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而就具体操作的层面，在我看来，也很少有人像鲁迅这样为中国的文化建设和积累而沤心沥血：这自然是否定者视而不见的。鲁迅早就说过：“我已经确切的相信：将来的光明，必将证明我们不但是文艺上的遗产的保存者，而且也是开拓者和建设者”。鲁迅是把这样的信念化作日常生活具体行为的。早在二十年代，他就提倡“泥土”精神，提出“不要怕做小事业”。直到1936年去世之前，他还呼吁“中国正需要做苦工的人”。他自己就是文化事业上的“苦工”，仅1936年生命最后一段历程，他就以重病之身，编校了自己的杂文集《花边文学》、小说集《故事新编》，翻译《死魂灵》第二部，编辑出版亡友瞿秋白的《海上述林》，编印《〈城与年〉插图本》、《〈死魂灵〉百图》、《珂勒惠支版画选集》，还参与编辑《海燕》、《译文》等杂志。他的生命就是耗尽在这些点点滴滴的，具体琐细的小事情上，但他生命的意义，也就体现在这些在鲁迅看来对中国，对未来有意义的小事情上。这倒是显示了鲁迅“平常“的一面：鲁迅经常把他的工作，比做是“农夫耕田，泥匠打墙”，这正是表明了鲁迅精神本性上的平民性。这是鲁迅的平凡之处，也是他的伟大之处。在我们今天这个浮躁、浮华的，空谈的时代，或许我们正需要鲁迅这样的文化“苦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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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鲁迅到沉默的知识分子：这个时代是否需要“斗士”
<font size="2" color="#09-09-29 10:28:00&&来源：国际先驱导报&&
　　也许，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思考的是，究竟怎样才能使得富足的斗士与苦难的英雄携手并肩，温和的胡适与犀利的鲁迅并行不悖。　　在中小学即将秋季开学前夕，很多人发现，人民教育出版社新版的语文教材中，鲁迅的作品明显减少，《药》、《为了忘却的纪念》不见了，保留下来的只有《拿来主义》等3篇。与此同时，另外一个“斗士”李敖也陷入话语漩涡。上海一家报纸的标题火药味十足：《千刀万剐话李敖：从斗士到小丑》。 　　如果说从鲁迅到李敖，“斗士”由一种呐喊的苦痛沦为小丑的姿态，那么由李敖到今天日趋沉默的知识分子，我们看到的却是另一种疑惑：当知识分子连呐喊的姿态都一并省略时，这个时代是否还需要“斗士”？
“速朽”的鲁迅
　　事实上，此次教科书风波也许正应了80多年前鲁迅的期望。　　“他曾希望自己的文章和文章中所攻击的现实都能够速朽。”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这样告诉《国际先驱导报》。上世纪二十年代，最早知道自己的作品要被收录进语文课本的时候，鲁迅非常痛苦，他反对说：“我的文章是有毒的，不要放到教材里。”　　很显然，鲁迅愿望中的“速朽”有个前提，那就是，这个社会变得足够美好，美好到不需批判。　　如今，鲁迅的部分作品被拿出教材，却并不意味着这个社会已经足够美好。　　钱理群用“悲剧”来形容鲁迅作品在中学语文教材中的“被淡化”，这位几十年如一日致力于研究鲁迅的人文学者认为，鲁迅在中国，应当成为与莎士比亚、歌德享有同等待遇的人物。　　“今天的时代，假的虚伪的东西太多，需要鲁迅这样的人来直面。鲁迅就如湿地，在干燥少雨风沙中让我们呼吸顺畅。”孙郁如此形容鲁迅对于当今时代的巨大精神作用。　　但是，就是这样一个被时代迫切需要的人，现在却正被渐渐放弃。当鲁迅成为中小学校园里的“三怕”之一时(一怕文言文，二怕写作文，三怕周树人)，画家陈丹青所形容的“好玩”几乎成了与鲁迅距离最遥远的词汇。
“小丑”李敖
　　8月3日出版的《南方人物周刊》于台北专访李敖。记者问起身后之事，李敖玩世不恭：“遗体我会捐给台湾大学医院，千刀万剐。”随后，上海《东方早报》刊出评论，“李敖是旧时代的终结者，却不是新时代的开创者……他是专制时代最无畏的斗士，却是民主时代最普通的小丑。”作者羽戈对李敖个人进行的是“公正”到近乎苛刻的评判。　　有人说，鲁迅永远立于任何体制之外，而李敖则永远立于体制对面。鲁迅的批评对象不止于政治，更重要的是整个社会和渗入人心的文化传统。而李敖则属于另一种情况：他在不大可能遭到当局迫害的情况下而作激烈状的批评甚至谩骂，近乎哗众取宠。而在内地多数研究鲁迅的学者眼里，尽管“斗士”一词在鲁迅与李敖身上皆有延续，但是，与前者死于所爱的耶稣形象相比，李敖的小丑论并非妄言。　　羽戈在文章中还探讨了另外一个问题：这个时代需要怎样的斗士？“他们(李敖与韩寒)对社会之恶的批判从来都是不遗余力，同时他们的生活却极其舒适安乐……”这一观点引来的是当代知识分子更为激烈的反驳，“为什么要清贫悲怆？连自己都照顾不好的人，怎么指望他能兼济天下？”资深时事评论员熊培云反问。
沉默的公共知识分子
　　在公开场合，钱理群不止一次说到鲁迅身上最为珍贵的品质，三个“拒绝收编”――“拒绝被体制收编，拒绝被拿来的文化系统收编，拒绝收编任何人”。而这样的独立精神，在如今大多数甚为“活跃”的知识分子身上，早已消失殆尽。　　实际上，这个社会并非没有真正致力于推动进步的知识分子，但是他们不愿被人们称为“斗士”。“因为在今天斗士是一个姿态性超过思想性的词语，在这个时代，人们习惯于嘲讽英雄和蔑视一切。”《生活》杂志联合发行人许知远认为，如今整个社会都不提倡思想而倡导放纵和享乐，进而导致人们抗拒鲁迅与英雄斗士的存在。　　“过去20年是轻飘飘的20年。”许知远说，苏联解体后，意识形态的纷争终结、乌托邦情结消散，人类再没有遇到能影响自身存亡的重大事件，没有能引发人类深刻思考的重大课题，知识分子也越来越沉默，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日趋下降，“这是全球性问题，但我相信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会回潮。”
触摸时代的声带
　　在豆瓣网上，鲁迅小组的成员们以一种颇为严肃的态度抗衡轻慢的现代阅读，他们喜欢就某个词句进行毫不留情面地争辩，但在这句话面前保持一致，“爱鲁迅的，怕多是默然前行的人”。　　巧合的是，采访中找到钱理群教授，他已经很多年没有接受媒体采访并且以此为理由拒绝了本报记者。后来的交谈中，他说，之所以拒绝采访，是因为有些话说了太多遍，但仍然有同样的问题在提出。事实上，这是当今知识分子们所面临的困境中最为普遍的一种。　　正如我们试图去触摸一个真实的、可以尊崇也可以辩驳的鲁迅，我们在期盼的，同样是一个具有饱满时代价值的 “斗士”。也许，今天的知识分子所应该思考的是，在原本稀缺的思想资源里，究竟怎样才能使得富足的斗士与苦难的英雄携手并肩，温和的胡适与犀利的鲁迅并行不悖？摒弃历史语法，回到当下语境，无论斗士、批判者还是温和的知识分子，如何能够在捍卫法治精神、坚持自由原则的基础上，各兴主张？　　钱理群曾发表的《当代中学生和鲁迅》则带来某种更为年轻的希望，“如果看了这篇文章，你会很吃惊，因为当代中学生对鲁迅的了解，远远超过了我们的想像。他们懂得鲁迅，这就有希望。”
陈雪莲　杨梅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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