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总娱乐在身边边对现在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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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结识的彭德怀
&&&&&&本期共收录文章17篇
  “你就叫我彭德怀好了” 中国论文网 /1/view-282478.htm     1949年兰州刚解放时,我先后在片肃省中苏友协和省文联工作9月,举行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我第一次见到了彭德怀总司令。兰州是甘肃省的省会,位于黄河岸边、皋兰山下,自然环境极为优美。可是多年来,这个城市在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下,人民遭受残酷压迫、无情掠夺,生活十分贫苦,文化非常落后。人民解放军解放了这座城市,人民的心情是像鲜花一样怒放,像海潮一般奔腾。   在举行欢迎人民解放军大会的这一天,天刚亮的时候,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聚到了开会的体育场,欢迎解放军。体育场是城郊的一个天然广场,没有经过大的修建。主席台在一个土坡上,前边用石块同着土垒起,两侧有用石块砌成的台阶。平时没有人在这里进行体育活动,只在春秋季节有学校来开运动会,场地很多处还长满了青草。   我来到会场时,台上台下都挤满了穿着军装的解放军和普通的群众,呈现出军民一家的景象。我走进人群,不禁想起以前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的年代,老百姓见着兵都躲着走,大官出外更是不得了,小汽车、摩托车、护兵、马弁前呼后拥。有的还要静街几小时,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军警林立,如临大敌。   我一边走,一边想着,一个人有意地碰了我一下,还问我:“你怎么这时才来?”我一看,是一个穿军衣的,原来是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同志。他一到兰州就去看过我,我们已经见过多次面了。他在苏联学习过,知道我也在苏联学习过,就把我当成老同学一样对待,一见面总是无拘无束,亲亲热热。我对他说:“到开会时间,不是还早么!我没有想到人们这样早就都来了。”他拉着我的手说:“你不是想要见彭总吗?他今天来了,正在台上。”   我们穿过人群走上了主席台。我看见一位50多岁、中等身材、穿着普通军装的人,正和一些人一边握手,一边谈着什么。他的两眼炯炯有神,神采奕奕,两边口角向上,含着微笑。我和甘泗淇同志挨到他的跟前。甘泗淇同志对他说:“这是我的一位老同学,也在苏联学习过。”甘泗淇说出了我的姓名,还对我说:“这就是你想要见的彭总。”我忙伸出手去,彭总用他有力的大手紧紧握住,又凝神看着我,我说:“彭总司令,您好!我来欢迎您。”   他松开了我的手,爽朗地笑了,说:“我叫彭德怀,你就叫我彭德怀好了,叫我老彭也可以。”   我听他这样说,感到他真谦虚,却不由得说:“岂敢!岂敢!”他很诚恳地说:“有什么不敢呢?我们都是同志嘛!”   他把“同志”两字说得那么亲切,动人心弦。我还想说些什么,这时有人拥上前来同他握手,我就和甘泗淇同志闪到一边,看着彭总热情地接待欢迎他的人们。   忽然,我看到有一个八九岁的男孩从人缝中挤出来,和彭总握手,还大声说:“彭伯伯,您好!”彭总握住他的小手,高兴地说:“小伢子,你也好!”听见的人都笑了,这个男孩也笑了。当时我把小伢子听成“小丫子”了,心里想:彭总怎把男孩子当成女孩子了?我同甘泗淇同志讲了。他说:“小伢子是他们湖南人的方言,就是小孩子的意思。”我这才明白了,也又学会了一句方言。   我们正谈论着,台上有人大声说:“同志们!要开会了,没有带主席团条子的人,请到台下去!”很多人听到后就陆续从两侧台阶走下去。我想起衣袋中有头两天接到的开会通知附带的红布条,就别在胸前。这时台上还有20多人,几把椅子,还有几条长凳。大家都让彭总坐在中间的椅子上,他百般不肯,就先坐在一条长凳子上,人们也就不再勉强。大家就坐以后,宣布正式开会,主持人讲了几句话,各界的代表致了欢迎词后,请彭总讲话,彭总就让兰州军区司令员张宗逊代表他讲。张宗逊司令员早有准备,拿着讲演稿念了起来,台上台下不断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当时我一边听,一边鼓掌,一边还看着彭总,眼前这个普普通通的人,就是参加过赫赫有名的平江起义、宁都会师、二万五千里长征、百团大战,打败日本鬼子,解放大西北,被毛泽东主席称赞过的“彭大将军”。如果不经人介绍,实在很难认出。   大会散后,我在返回途中还在想,彭总是那样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不居功,不自大,我把我所知道的古今中外名将都和他作了一番比较,更觉得彭总可亲可敬。   兰州解放后,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第一兵团和第二兵团继续前进,浩浩荡荡开往新疆,一半经过猩猩峡到哈密,一半还在河西走廊,新疆内部就起了变化,宣布起义,于是,新疆在10月末就和平解放了。      彭总让我当翻译      1950年春,我在兰州大学任俄语副教授,在中苏友好协会社会服务部任部长。一个星期天,我正和新组织起来的友好话剧团的团员们谈话,中共甘肃省委宣传部部长赵守攻同志来找我,说彭总有事要和我商谈,正在省委宣传部等我。于是,我们一同乘车去省委宣传部。   省委宣传部设在旧省机关东大院一座小楼上的一间大客厅里。赵守攻同志在这里办公,还在这里住宿。   我们上楼走进这个房间。彭总坐在一张办公桌旁,正和站在桌前的文艺处处长曲子真谈话。见我们进来,彭总便起身同我握手,让我和他坐在一条长沙发上。赵守攻同志给我们倒了两杯白开水,放在沙发前的茶几上,然后,他坐在另一个沙发上。这时曲子真同志走了。彭总对我说:“请你来是同你商量,帮助我做些工作。听甘泗淇同志说,你俄文学得很好,能说,能写,能译。在兰州大学教得也很好。我最近要到迪化去,那里有苏联的总领事馆,可能要会见那里的领事,要谈些问题,我不懂俄文,跟前又没有俄文翻译,这就要麻烦你去一次,不知你的意见如何,学校功课是否脱得开。”   我听他这样说,知道他是让我去给他做俄文翻译。我知道自己的俄文程度,对于笔译还行,口泽没有做过,也没有经验,尤其是要翻译有关外交问题,就更没有把握。于是就对彭总说:“关于俄文在笔译方面还勉强,口译我没有做过,也没有经验,恐怕不能胜任,尤其是口译关于外交问题,有了误译,就非同小可。”   彭总听我这样讲,就对赵守攻说:“我们这些年是尽打仗了,还没有想到准备个翻译干部,甘泗淇同志虽然在苏联学过俄文,总未用,早也就忘净了。不用说翻译,连看俄文书也看不懂。目前还能有谁可以胜任呢?”   听彭总这样讲,赵守攻说:“兰大还有个教授徐褐夫,据甘泗淇同志说,这个人也在苏联学习过,可是我问过徐褐夫,他说,他口头翻译也没有做过。我们想想还有谁呢?”   这时我想到了马文同志,就对彭总和赵守攻同志说:“我有个同学陈玉书,现在改名叫马文,是随解放军入城的。现在他在第三中学担任军代表。我知道他在苏联多年,俄文很好,笔译、口译都行,可否让他随彭总去一次?”
  彭总听我这样说,似乎想起来了,他说:“这个人我听说过,倒把他忘了。他是由苏联回来的,直接到了陕北。不止他一个人,还有不少人,都是他的同学,有男的,还有女的。我们可以找他谈谈。”   这时,中共甘肃省委书记张德生同一位我不认识的人走了进来,彭总让他们坐在一边,他们之间似有事要谈,我就站起来向彭总告辞,彭总送我到门口,告诉赵守攻同志用他的车送我回去。坐在车上,我为没有达到彭总的要求感到有些不安,很后悔不如答应了,即便有困难也应克服。   过了几天,马文同志到中苏友协来向我辞行。他说要随彭总去新疆工作一个时期,他的爱人韩静贞还在西安,可能要来兰州,希望我能对她给以照顾。没有多久,马文就同彭总到新疆去了。   后来听说,彭总回来时,把马文留在新疆工作,在文教厅任副厅长。韩静贞没来兰州,不知她是去了新疆,还是仍在西安。“十年动乱”后,我听外调人员说,马文后来回到西安任石油学院院长,“文化大革命”时,被“造反派”认为是彭总的亲信而被迫害致死。我曾想过,是他代替了我的工作,还代替了我牺牲。每一想起这些就不禁感慨。      “再建一座更大更好的大厦”      1950年夏,我担任兰州市中苏友好协会主席,我组织的友好剧团演出了几次话剧,得到观众的好评。第一野战军政治部交际处处长范明、副处长李林初在中苏友好协会也担任工作,他们看过几次,也认为剧团的演员演得很好。他们了解到中苏友好协会没有多少经费,运营困难,就想把友好剧团归到交际处去。经过会长甘泗淇、总干事赵守攻的同意,友好剧团就归到交际处去了。   交际处在兰州城外北山坡上西北大厦。西北大厦在解放前是招待高官富商、外宾游客的地方。两层楼房修建得雕梁画栋,富丽堂皇。一天晚上,这个剧团在大厦楼下礼堂排演节目,排到深夜才休息,他们在大厦楼下各个房间睡得正酣的时候,楼上顶棚突然着起大火,烧得楼瓦塌下,才将人们惊醒。大家一面抢救,一面向外搬运东西,等到消防车赶到时,整个大厦已经烧掉了一半,大家一起努力,才把大火扑灭。   第二天早上,我才知道西北大厦失火。当我走到现场时,大厦有几处地方还在冒着烟。有许多人,包括解放军战士在灰烬中翻找没有被完全烧坏的物品。一些抢救出来的家具和什物一堆一堆地堆积在大厦前边的空地上。人们匆匆忙忙,来来往往,静默无言。在一堆物品前边,范明和李林初两个处长站在那里,望着被烧得乌黑的楼壁,满脸愁容。当我走到他们跟前时,他们同我紧紧握手,一句话也没有说。我也想不起对他们说什么好。   这时一辆吉普车驶来,停在不远处。彭总司令从车里走下来,我们都迎上前去。范明和李林初敬了军礼,我不知该怎样表示,只是在他们近前望着他们。彭总没有停止脚步,只举了举右手,径直走向大厦的火场。   彭总走了几处,最后停下来,问范明和李林初:“失火原因查明了吗?”范明向彭总汇报说:“失火原因已经查明,是楼顶电线走火,据检查的人报告说是剧团排剧用电照明,电力过大,烧断保险盒内的铅丝,接上了铜丝造成的。已经把剧团的电工看管起来继续审查了。”最后他说:“主要是我和李林初负有责任,我们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应受处分。”   彭总听了范明的汇报,又听到请求处分,就似安慰又似遗憾地说:“这不是处分问题,是劳动人民的血汗建成的大厦,在我们管理下,把它烧掉了!我们应该痛心,对不起劳动人民!”   彭总这样说了,范明和李林初都不知说什么好。我想到这个剧团是我组织的,剧团的电工是我找的。虽然归了交际处,我也负有责任,于是,我对彭总说:“彭总,这个剧团最初是我组织的,电工是我用的,以后归给了交际处。主要是我有责任,要处分的话,只有我应受处分。”   彭总听我这样说完,马上说:“我不是说了么,不是处分的问题,是对不起劳动人民的问题。我们今后怎么办?我的意见是在这废墟上,再建一座更大更好的大厦,才对得起劳动人民,你们想过了没有?”   听彭总这样说,李林初的心这才落了地,脸上露出了笑容,他对彭总说,他哪想到这些,只是想不知要受什么重大处分,对于损失的东西感到难过。   彭总看了看火场,又看了看我们,说:“你们就不要再想什么了,就当我们在战斗时一炮把它打着了,你们都放心好了!”   彭总说完,坐上吉普车就走了。这时我才注意到我们附近站了不少人,吉普车什么时候开到跟前,我们根本没有发觉。范明和李林初脸上的愁容全消失了,我也如释重负般轻快了许多。   在这以前,常听人们说,彭总的脾气非常大,一发火就“日娘的”骂人,很多人对他都感到畏惧。可是这次我亲自看到,对这样重大的失火事件,他并没有发火,虽然他说了一句“日娘的”,也不是在骂人,而是一种口头习惯语。可见人们的传说不符合事实,都是误解或道听途说而已。      在西北文代会上      1950年9月,我任甘肃省文联主席,在西安参加西北文代大会期间,又见到了彭总。按照大会议程,9月24日邀请彭总莅会讲话。这天上午,会议已经开始,彭总一个人悄悄地走进了会场,谁也没有发觉。他走到主席台下主席团的席位,在我身旁的空位坐下,我才发现了他。   我要请他到主席台上去,他制止我不要惊动别人。在他座位那边坐的是豫剧演员常香玉,她看到彭总坐在身边,立刻站起来和彭总握手。这时,就喊:“彭总司令有人发现彭总来了!”   这一喊惊得全场的人都站了起来,望着彭总鼓掌。主席台上发言的人不讲了,也在鼓掌欢迎。大会执行主席柯仲平同志急忙从主席台下来,把站在人们中间鼓掌答谢的彭总请到主席台上坐下。人们才坐下继续开会。这是人们敬爱彭总的一个生动的场面,也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   在会场静下后,大会执行主席柯仲平宣布请彭总讲话,会场又响起了一片掌声。彭总没拿讲稿,但他的讲话很自然、诚恳。他说他代表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区向到会的代表们及一切西北文艺工作者致以崇高的敬礼。他说,西北文艺工作者在解放战争中及和平建设中,以卓越的智慧和艰苦的努力,教育群众,鼓舞战斗情绪,提高政治认识,对于解放大西北和建设大西北有过光辉的贡献。   他说,西北地区辽阔,物产丰富,民族众多,文化悠久,有远大的发展前途。过去由于反动统治的残酷剥削和压迫以及不断的破坏,大好河山被弄得荒凉残破,人民文学艺术也得不到发展,现在反动统治已经被推翻,文学艺术走上了康庄大道。现在西北各族人民要建设一个繁荣、富强和进步的新西北,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配合这种光荣而艰巨的任务,团结起来,坚持毛主席的文艺方向,开展西北文艺运
动,为建设新西北而奋斗。   他说,文学家、艺术家应是社会建设的工程师,应以精心的作品启示广大群众,摆脱旧的影响,建立新的认识,万众一心,为建设美满的将来,努力不息。他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熟悉他们的生活,体会他们的情感,学习他们的优秀语言,把整个身心浸润到所要表现的主题的核心去,创作大量为工农兵服务的作品,发展、提高祖国的新民主主义的文化。   他还希望文学艺术工作者提高理论水平,深入实际生活,钻研写作技巧,大家携起手来,互相尊重,互相学习,互相帮助,互相勉励,破除门户之见、文人相轻等封建旧习,不要搞庸俗的自由主义和市侩主义。最后,他希望所有新老文艺工作者都在为人民服务、为新民主主义服务的方针下,团结起来,努力学习,勤奋写作,为建设光芒万丈的新中国而奋斗!   彭总讲的这些问题深深地打动了大会听众的心灵,他的讲话不断引起阵阵热烈的掌声。我当时曾把他的讲话简记在一个本子上,常常学习体会,所以至今未忘。彭总讲完话,很谦虚地走下主席台,又坐在他坐过的座位上。他刚坐下,就有许多代表上前来,拿着本子请他题字、签名。直到宣布散会,他还没有签完。      与彭总的第五次会面      9月26日晚,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西北军区在西北局礼堂设宴招待西北文代大会全体代表,彭总参加了这次聚餐。   负责招待的干部有意把各省代表团团长、几位年老的代表、知名人士的席位名签和彭总的席位名签放在一个桌上。我记得除我以外有程伯仁、张季纯、马健翎、鲁直、郑伯奇、樊粹庭、范紫东、杨醉乡。   西北局礼堂是一个很大的礼堂,各族代表济济一堂,无限欢腾。大家就坐以后,彭总看见我坐在他的身旁,笑着对我说:“我们真是有缘,开会时坐在一起,现在聚餐又坐在一起。”我也笑着说:“我们这次是第五次见面了,不但有缘,而且还很有纪念的意义。”   我和彭总笑着说话,同桌的人也都笑着听。彭总对同桌的人恳切地说:“我现   在向各位提个请求,希望各位能够同意。这几天我的胃口不好,不能够多喝酒,只能敬代表们一杯酒,再不能多喝。”   说完,彭总端起一杯酒站起来,请大家干杯,大家也都站起来,把酒干了。   这时,我观察了彭总的面容,是有些病态,比在兰州会面时消瘦了,不过两眼还是那样炯炯有神,语音还是那样铿锵有力。过了一会儿,别的餐桌上的人都站起来,向彭总敬酒,彭总站起来,举起空的酒杯干杯。   我看到他几次干杯都是这样,同桌的人看了有的不禁抿着嘴笑。彭总看到了就很“严肃”地说:“这是我用的军事策略,希望大家保守秘密。”   几位年老者说,他用的是“空杯计”。他这种“空杯计”用了几次,竟被青海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识破了。她拿着一个酒瓶,给彭总斟满酒,就唱起藏族民歌,彭总如不喝干,她就不停地唱歌,彭总只得又喝了一杯。   大家知道彭总有胃病不能喝酒,再向他敬酒时,也就不勉强他干杯了。这次聚餐,人们都很尽兴,直到夜深才慢慢散去。我从这次见过彭总以后,再也没有机会见过他,这次同彭总聚餐也就成了一次“最后的晚餐”。   参加西北文代大会以后,我被调到青岛市的山东大学任教,参加青岛文联、青岛中苏友协工作,离开兰州,也离开了西北。1959年8月中央八届八中全会在庐山开过以后,再也没有彭总的消息。直到“十年动乱”时,才听说他被“造反派”由成都揪到北京,在1974年11月被迫害致死。1978年党中央给他彻底平了反。   这样一位有功于党,有功于国,有功于民,身经百战,忠贞不渝,驰名中外的彭大将军,竟然这样离开人世。每当回忆起同他几次见面的情景,我就不禁悲从中来;每当阅读《在彭总身边》和《最后的年月》等有关彭总的回忆文章时,就不禁潸然泪下。现在,我将几次同彭总会面的印象,如实地记载下来,以表达我对彭总由衷的崇敬和无限的缅怀。      (责编 卫清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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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德怀的故事(必须能突出他的品质!!!)400字左右
不要照相的那个和大黑骡子和开田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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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国分忧的彭老总彭德怀同志一向过着简朴的生活.他在中南居住期间,没有单独起伙,一直在食堂吃饭.有时剩点饭菜还嘱咐工作人员给他留着,下顿热热再吃,他的内衣破了,就补补在穿,很少买新的.平时上班穿的是军服,下班后换上便服和布鞋,只有参加外事活动时,才按规定穿礼服和皮鞋,回来马上拖掉保存好.由于省吃捡用,彭德怀每月的生活开支,只占工资的1/4,其余的不是存入银行,就是用于帮助别人。他不仅供养几个烈士子女和侄子、侄女上学,还经常救济烈士家属和战友。彭总说:“我给他们寄钱,帮助解决一点暂时的困难,也可以减轻政府的一点负担。”1954年,国家发行债券时,他将积蓄和当时的工资1000多元,全部买了公债。1955年,部队实行工资制后,一直生活在彭总生边的烈士彭刚,按规定应该享受烈士子女待遇:生活费由国家供给。一天他看到彭刚的学校寄来的通知后,立刻在上面批了“不要国家供给,由我负担 ”几个字,给学校退回了。那些年只要遇上能为国家减少卡制的事,彭总总是乐于去做。彭总就是这样,生活简朴,乐于助人,为国分忧。
彭德怀和他的大黑骡子 过草地是红军长征途中最为艰苦的一段历程。红军指挥员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向北挺进。走在前面的部队断粮了还可以挖野菜吃,走在后面的部队则连野菜也找不到。 彭德怀率领红三军团负责殿后。他眼见战士们一个个因饥饿而昏倒在地,便把目光盯在自己的大骡子上。这匹从江西出发时就跟随彭德怀的大骡子,一路上又驮粮食和器材,每天它背上都堆得像小山似的。有时彭德怀抚摸着大黑骡子念叨着:“你太辛苦了,连一点料都吃不上。”说着,就把自己的干粮分出一些,悄悄地塞进大黑骡子的嘴里,一直看着它吃完。 现在,草地上断粮了,彭德怀决定杀坐骑解决燃眉之急。他把饲养员喊了来,问道:“总共还有几头牲口?” “连你的大黑骡子还有6头。”老饲养员回答道。 “好,全集中起来,杀掉吃肉!”彭德怀的话就是命令。 “什么,杀掉?你不出草地啦?”老饲养员着急了。几个警卫员听后也急忙围拢过来,大声说:“军团长,大黑骡子可不能杀呀!” 彭德怀深请地望着拴在不远出的大黑骡子,平静地说:“部队现在连野菜也吃不上了,只有杀牲口解决吃的,或许能多一些人走出草地。” 老饲养员流者眼泪对彭德怀说:“可是你怎么走出草地?别的可以杀,大黑骡子一定要留下,它为革命立过功。” 彭德怀拍着老饲养员的肩膀说:“你们能走,我也能走。雪山不是已经走过来了吗?革命又算得了什么!大黑骡子是为革命立了功,这次就让它立最后一次大功吧!” “还是把大黑骡子留下来吧!”大家在请求。 彭德怀有些不耐烦了,他大声地对身边的警卫员说:“邱南辉,传我的命令,让方副官长负责杀骡子!” 6匹牲口集中到了一起。老饲养员拍者大黑骡子的脖子又在轻轻絮语:“大黑骡子呀,大黑骡子!委屈你了,你为革命立大功吧!” 彭德怀背过脸去。枪声没有响,谁也不愿意开枪。 20分钟过去了,没有谁下得了那个狠心。6匹牲口都好像预感到了什么,集体嘶叫了几声,又默默地低下了头。 20分钟过去了,仍然没有听到枪声。 “副官长,快开枪!你不向它们开枪,我就向你开枪!”彭德怀双手叉在要间怒吼道。 手提机枪的方副官长把6匹牲口向远处牵了牵,枪口对准了它们,大家都闭上了眼睛。 枪声响了。彭德怀向着斜倒下去的大黑骡子,缓缓地摘下军帽———这天晚上,草地篝火旁多了些生机。彭德怀推开警卫员端来的一碗肉汤,发火道:“我吃不下,端开!” 漫漫征程,再也见不到大黑骡子的身影了,它融进了北进的滚滚铁流,融进了宣传鼓动员的竹板声里:“声无御寒衣,肚内饥。晕倒了爬起来,跟上去,走到宿营地。”
由于敌人的军事围攻和经济封锁,八路军药品紧缺。警卫人员偶然遇到一些治疗肠胃病的药品时,总要赶紧设法买下,珍藏在身边,待彭德怀病痛时急用。
1940年夏季的一天,彭德怀得知远在黎城县西井村的老战友滕代远急性肠胃炎发作,病情十分严重。他马上通知卫生部派出最好的医生前往救治。由于放心不下,他还把自己珍藏的肠胃药全部带上,亲自前往探视。
彭德怀见滕代远脸色蜡黄,出现浮肿,十分焦急。他一面安慰滕代远安心治病,一面组织医疗力量努力诊治。
滕代远见彭德怀带了自己备用的珍贵药品亲自前来探视,心情格外激动,紧紧握着这位老战友的手道谢不止。
由于总部工作繁忙,彭德怀不能久留。临走时,他要把带来的药品全部留下。滕代远知道彭德怀也患有严重的肠胃病,身边离不了药品,就谢绝道:“彭总,我知道你的肚子也不好,这些药品你就拿回去吧,我已经不碍事了。”
彭德怀笑一笑,说:“眼下这种药很紧缺,还是给你留着吧!我的身体现在比你强,就是犯了病,我也有法子对付它。”说着,他把挣扎着想下床送行的滕代远按在床上,又把药品放在床头,然后两人依依握别。
由于来去匆匆,吃不好,睡不好,在回去的路上,彭德怀的胃病又犯了。开始的时候,他还能勉强骑在马上,使劲用手按着胃部坚持一阵,到后来,疼得脸上汗珠直冒。他实在支撑不住了,才在警卫员的再三苦劝下,在一个村子里下马休息。此时,正好有老乡经过,告诉他们村里有家药铺。于是,彭德怀在警卫员的搀扶下,来到药铺。卖药的掌柜经过仔细寻找,居然找到了几粒治疗胃病的西药片。这几片西药,使彭德怀的警卫员如获至宝,立即掏钱全部买下。
就在这时,恰巧有个老乡急匆匆走进药铺,说是家中有人害肠胃病,前来买药。药铺掌柜告诉他说刚刚已经都卖光了。买药的老乡很是失望,可又无可奈何。
彭德怀见那个老乡愁苦着脸正要离去,就叫住了他,然后对警卫员说:“把那些治肠胃病的药交给老乡用吧。”
警卫员一听急了:“那你的病怎么办?”
彭德怀十分严肃地说:“你没听见吗?他家有病人急需这种药,我们怎么能光顾自己不顾别人!”
那个老乡见这位军人主动让药,心里非常感激,拿到药片后千恩万谢地走了。警卫员气恼地哭丧着脸,蹲在一旁,一声不吭。
彭德怀看了看警卫员,过去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别生闷气了,去找点儿石灰来,有了石灰就可以治病了。”
在彭德怀的再三催促下,警卫员才去村里找来一小块干净的石灰。
彭德怀把石灰放进盛水的茶缸里,等水澄清后,把石灰水一口气喝了下去。喝罢,他哈哈一笑,说:“你们不要看不起石灰,其实,这东西还真有两下子呢。肠胃病发作时喝点石灰水,肚子就不太疼了。这就和民兵打鬼子一样,尽管日本鬼子看不起我们的民兵,可要是半路上突然跑出一伙‘土八路’来,真也会把他们吓一大跳呢!”
然而,石灰水并没有缓解彭德怀的病,他一路上仍然胃痛。待回到总部时,夜已经很深了。战友情深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与八路军总司令朱德这一对亲密的战友并肩战斗,配合默契,相互关心。太行山根据地的人们总是把他俩的名字联系在一起,亲切地称呼他们为“我们的朱、彭总副司令”!
1937年9月,八路军在东渡黄河挺进晋西北途中,路过太原,总部首长住进了太原八路军办事处。彭德怀眼见日军大举进犯,太原城内一片混乱,敌特奸细猖獗,国民党内派系斗争异常激烈的形势,十分担心朱德的安全。当晚,他专门召开了保卫会议,亲自查看了朱德的住房、院子的内外环境和办事处周围的状况。然后,又布置了双岗双哨。直到朱德多次催促让他回去睡觉,他才应付着和衣躺下。
每隔一个钟头,彭德怀就要起来走到院外检查岗哨,并亲自巡逻察看一番。秋露打湿了衣服,寒气侵袭着身体,他全然不顾。他把保卫朱德和总部领导同志的安全作为自己的神圣职责。当哨兵劝他放心去休息时,他严肃认真地说:“总司令年纪大了,在火车上一直没有好好休息,工作又那么紧张。只要保证了他和总部机关的安全,我自己少睡点也是不要紧的。白天行军,骑在马上还是可以补充睡觉嘛!”
总部进驻五台县南茹村后,正值深秋季节。北方天气早寒,彭德怀的胃病犯了,但他一直忍着疼痛指挥部队。
朱德知道这一情况后,直接找来管理生活的一位科长,让他关照炊事人员,把彭德怀的饭菜多煮一阵,把食盐炒一下,不要直接往饭里放生盐。朱德还向大家讲述了彭德怀在长征过草地时因为吃生青稞得下胃病的经过。
彭德怀一见专门给他做了病号饭,就生气地说:“这还行?总司令那么大年纪了还吃大锅饭,我怎么能搞特殊?”
管生活的同志向他作了解释后,彭德怀说:“盐可以热炒一下,但饭还是跟战士们一道吃!”
1939年夏季,总部移驻武乡县砖壁村。当时,这个村子在日军“九路围攻”中,许多房屋被烧毁了,老百姓居住十分紧张。总部重要机关都进驻在村东玉皇庙里。
彭德怀为安全起见,安排朱德住进村北一座安静隐蔽的新窑院,自己却住在庙内的一间小祠堂里。
朱德见彭德怀住的地方很不安全,一再劝说他也住进新窑院。
彭德怀谢绝道:“我住在这里便于招呼各科的工作,你住在老乡院子里安静些,好运筹抗战大事。”
秋天,总部搬到了王家峪村。当时,由于敌人的经济封锁,部队生活异常艰苦。总部首长和战士们一样,每天吃着黑豆,喝着高粱糊糊,穿着打满补丁的土布灰军衣。天一凉,彭德怀胃病总犯,朱德就特意让外出执行任务的警卫人员打来山鸡野味送给彭德怀煲汤喝。彭德怀得到山鸡野味后,总要问是否给朱德留下几只?如果未留,他就要给朱德送回一半来。
彭德怀不抽烟不喝酒,但因从小生长在南方茶乡,有喝茶的习惯,买不到茶叶时,就采集酸枣叶子代替茶叶泡着喝。一次,有人从外地给朱德买来一包红茶,朱德原封不动地送给了彭德怀,并关心地说:“给你一包真正的茶叶改善一下吧,总比喝酸枣叶子强吧。”彭德怀十分感动,他对这包茶叶特别珍惜,每次喝时,只放一小撮,还总要连续浸泡七八次。
有一次,彭德怀得了重感冒,发高烧,喉咙疼得吃不下饭,朱德得知后,亲自带着医生前去看他。听医生说需要白糖清热下火,朱德马上把自己仅有的一小包白糖送给了彭德怀,彭德怀深为感动。
平常的日子里,彭德怀每次外出回来,总要找人亲自过问朱德的饮食起居,吩咐朱德身边的工作人员好好照顾朱德。
1940年春暖花开之时,朱德计划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途经洛阳时接到党中央命令回了延安。因走得匆忙,他的一切衣物用具以及一些纪念品等未来得及带上,还均在八路军前方总部。
彭德怀为此特意派出了一支精悍的小部队,辗转绕道,把朱德的所需物品全部护送到延安。临行前,他还叮嘱说:“这些珍贵的纪念品是我军将士们在战场上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途中要加倍小心保护。”并说:“朱总的一财一物,哪怕是一本书、一支笔、一枚放大镜,也不能丢失损坏!”紧接着,彭德怀又用电台与沿途地区的军政领导进行了联系,让各部队协助接送。直到朱德从延安发来电报,说物品全部收到,彭德怀才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给彭德怀照相的故事 抗美援朝五次战役结束后,志愿军召开了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时为战地记者的张友林走进会议室,想给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彭德怀拍摄一个镜头。当举起相机对准他时,不料遭到彭老总的拒绝:“我彭德怀有什么好照的?不要突出我个人,你省下胶卷给志愿军战士照嘛!”张友林受到批评,委屈地走出会场。 会议中间休息时,志愿军副司令员陈赓走过来安慰他,接过相机说:“你别难过,我来帮你照。”彭老总见副司令员给他照相,虽然不好拒绝,但表情很严肃,总是绷着脸,最后也没照成。后来,张友林了解到,不少老摄影记者在给彭老总照相的时候都吃过“闭门羹”。 事隔不久,在志愿军政治部召开的一次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有的同志提出:“彭德怀同志是志愿军司令员,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渴望看到他在战场上的形象,中央宣传部门和中央一些报刊也叫我们提供材料和照片。”志愿军副政委甘泗淇将军向彭老总转达了这一意见,彭老总的态度才有所转变。 第二个走上台接受毛泽东颁发军衔和勋章的是彭德怀元帅。这个历来为中国革命出生入死敢作敢当的元帅,为创建新中国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彭德怀的骁勇善战,连战场上的敌人也不能否认。自从上了井冈山,“朱毛彭黄”“横扫千军如卷席”!长征时,彭德怀指挥三军团,掩护红军主力左冲右突,连续越过敌人三道防线,在关系红军生死存亡的湘江大战中,彭德怀亲自指挥两个团在前线作战,三天三夜没下火线,保证了党中央和毛主席安全渡江。遵义会议后,彭德怀按照毛泽东的运动战术,数渡赤水,率领红三军团,配合一军团,一举攻占天险娄山关,二进遵义城,出色完成长征中歼敌最多的一次战斗。毛泽东十分振奋,挥笔写下《忆秦峨·娄山关》词一首,以示纪念。的确,毛泽东从不掩饰他对彭德怀的赞赏与倚重。当红军击败追敌骑兵后,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时,毛泽东特为在此次战斗中起重大作用的彭德怀赋诗一首:“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留大将军!”毛泽东这首诗高度评价了彭德怀的骁勇善战和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随后,彭德怀又遵照毛泽东的指示指挥了直罗镇战役、东征战役、西山战役和山城堡战役,为陕北根据据地的巩固和国共统一战线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在抗日战争时期,彭德怀指挥的百团大战,历时3个月,给日军以重创,在抗日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毛泽东为之叫好,打电报给彭德怀说:“百团大战真是令人兴奋,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组织一两次?” 然而,在延安整风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期间,彭德怀受到了过火的批评,感到很恼火,委屈很大,他感到不满。在周恩来安排下,彭德怀来到毛泽东的窑洞里和毛泽东谈心。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平静地说:“咱们定个君子协定:第一,把话讲透;第二,可以骂娘;第三,各自检讨,不准记仇,不得影响工作。”“我先给你作检讨。”毛泽东胸怀大度,承担了自已在百团大战中的“过失”。 彭德怀听后,积在心里的不解及埋怨顿时消失了。他感激地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你还是了解我的,倒是我对你有误会,甚至有埋怨情绪,还要请你原谅,我是个粗人呀!” “不!你是一个有勇有谋、智勇双全的将领,在革命处在危难关头,你都是站在正确路线一边,这不仅是对我个人的支持,是帮助了革命。” 此言一出,两双大手紧紧握在一起,两双明眸相视,理解和信任尽在不言中。 朝鲜战争爆发,鸭绿江边起烽火。大军压境,“常胜将军”林彪称病拒出。毛泽东再次“钦定”“彭大将军”,临危受命,率领大军,保家卫国。毛泽东亲自把盏为之饯行:“老将出马喽!”并把爱子托给他。两双大手又一次紧握,毛泽东的信任的洪流注入他的周身。 从朝鲜回国后,彭德怀负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1954年又任国防部长,致力于人民军队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由于彭德怀几十年南征北战,士卒用命,出生入死,战功卓著,在这次授衔时,毛泽东亲点他为开国十大元帅次席,毛泽东亲自授予他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当彭德怀双手接过勋章时,他呶了呶嘴,好像要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 德怀的惊人之言 彭德怀的还有几个经典,足见性格的刚烈,说话的直率,作风的强悍(跋扈): 54年,彭德怀骂罗瑞卿萧华:“你们不要把总政的小姑娘往主席那送,给皇帝选妃子呢?” 对于刘周林等人高喊“毛主席万岁”,彭说:“人没有长生不老的,喊来喊去,他也活不过一百岁。” 51年,彭德怀当着总参的好几个二级部长的面对徐向前聂荣臻大骂:“只知道开会跳舞举杯喊万岁,工作一塌糊涂” 51年,朝鲜五次战役打得不好,原因在于彭德怀在部队后退时没安排掩护,毛和周都批评他的疏忽,:“工作不细致,口子张的太大”。彭不服气的说:“他总是说有这种可能,有那种可能,把所有可能都说了,所以他不会犯错误!”他还提出要打第六次战役,重夺汉城,被主席否定。 57年在军委会议上讽刺刘伯承:“有人对我说他还要搞黄埔军校!”(当时刘是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军队中的军级师级将领都要到该校学习)。 58年,军委会议上,主席说:“现在军队中有了问题,我要自己当家抓一抓了!”。彭顶嘴说:“原来一直也是你当家! 一天,彭德怀兴致勃勃地来到上甘岭阵地前沿视察,张友林闻讯后立即赶到阵地,见彭老总和战士们谈笑风生,表情轻松,他连忙取出相机准备拍照。彭老总一眼认出了自己批评过的张友林,笑着说:“哦,又是你这个小记者,今天你随便吧!”张友林抓住时机按下了快门,拍下了这张照片。 我与张友林共事多年,他提供了这张照片,这张照片的底片,现被收藏在军事博物馆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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