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开展2015届毕业生顶岗实习调查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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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5届毕业生顶岗实习调查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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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开展2015届毕业生顶岗实习调查的函
尊敬的领导：
您好！感谢您及贵单位一直以来对我校毕业生就业工作的大力支持。为了做好我校毕业生的顶岗实习工作，我们制定了《江门幼师2015届毕业生顶岗实习情况调查表》，请您对我校学生在贵单位进行顶岗实习的情况给予评价并提出宝贵意见。请务必如实填好并按时交回学校，此调查关系到学生能否顺利毕业。
此表格可在我校网站（）下载，填好后请您发送到下面的邮箱：或帮忙寄回我校招生办。
谢谢您的支持与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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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幼儿师范学校
二○一五年四月十日
联系地址：广东省江门市外海中华大道21号 &江门幼师招生就业办
联系电话：0750 - 3781775& 3783775&&& 邮编：529080
联系人：叶老师& &黄老师& 高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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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寻找家园读后感
寻找家园读后感这几天读高尔泰的《》，不蔓不枝的叙述，凝练、辞达、意厚，可谓风格独特。看了一半儿，给我的感触却很大，不说价值观受多少影响，对于人生的意义却有些许质疑和感慨。结合读过的2000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灵山》，郑念的《在上海》，那段历史那一个阴霾真真令人窒息，像鞭笞过的溅满血腥的烂布片儿，飘扬在瑟瑟朔风里。
“好文学是情人”，林语堂早就这样子说过。因其具备一定的文学性格修养，风格喜人，融入了作者自我怀抱。所以，看花不问凋零，饮酒不问浓淡，鲁鱼亥豕不以为意，要的是钟情的意趣儿。
文体峻洁，俗不伤雅，浓淡适宜，举重若轻是这部文集的特点。此文字没有占一代风流，掮百年余韵的浪漫风骚，所回忆的都是前尘往事，只娓娓道来，伸展些旧时光的灰暗落魄，虽然很逼仄，很伤很痛，可依然像窖藏的美酒，清芬甘冽。妙在这些文字能够真切感染人并产生深远的影响，半卷读罢已然有“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的感觉，这是作者为文技高一筹。因此，我认为散文的要旨大概就在这里。
年轻的梦，谁不想立身廊庙垂名于竹帛，谁肯与草木同朽营营役役?问题是你一旦被政治的绳索捆-绑，那么梦想就由不得你了。生存的尊严，人身的自由都要被政治绑架，不惟如此，还要瓦解你的意志，摧毁你的人格，直到你最后一点可怜的自尊踪影全无，精神消亡，你仍是脱不开政治色彩的问题分子。这便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所谓运动下知识分子苦难生存的状态。在作者的笔下，那梦魇般的二十年多少累累叠叠的疮疤依然血肉鲜红，不是为了忘却的纪念，是为了将那一段儿苦难记录。中国人惯于承受苦难，惯于忘却，却很难有作者这样的才华将苦难化为艺术。幸好作者是一位美学家画家兼哲学家，因而我们有幸得以更形象化地了解那段历史。
那真是个是非扭曲的时代，从父辈们的嘴里虽然了解点儿有关那时候的事情，也只是零星的个例。印象深的是我们这儿一位中学校长，以“特务”罪被人斗死了还被剖腹，说是肚子里藏着电台。再就是父亲无意中在墙上写了“刘少奇”三个字，就有人揭发欲扣上什么罪名，幸好有位敦厚的长者是个压事儿的主儿，俺的老父亲才得以幸免于难。是非曲直是政治玩弄的把戏，历史也就任人打扮无人理会。作者笔下的那个右派生活的年代，是沙漠，是泥潭，没有生机没有希望，精神的沦陷和无以挨尽的饥饿与死亡，连道路以目的信任也无从寻起。人人皆为友敌，人们被洗脑热情高涨，没有热情也要强颜欢笑做出样子来，这是多么可悲可叹又残酷的现实。
所以更深地理解陶渊明的桃花源精神，那是一种消极的精神，它与积极是多么相悖多么令人欲言又止。难得的是那时期的魏晋风骨已然形成一种意识状态，上升到文化的层面，自由和尊严足以嘲笑政体嘲笑上流社会，乃至于引领一种潮流，是灰尘斗乱车辙纵横的历史中一脉袭人的奇香。
看看高尔泰那个时期眼中的环境吧，“荒原上可见的淡咖啡色的水洼，白色的碱包，灰绿色的芦草，灰不溜秋的沙枣树，空气中弥漫的不死不活的赖兮兮的味儿。”五六年刚刚二十岁，因一篇闭门造车的《论美》阐述了生命的意义存在的价值，自言是不着边际的话，竟被打成右派，遣到荒漠一个叫“夹边沟农潮劳动改造。劳累饥苦，无涯的等待，被一点点吞噬了思维和意志的孤独……孟子说自己失掉了赤子之心，不是时代的观照，怎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人的精神健康都有个临界的“域值”，过大的压力超过这个范围就是失常，精神会崩溃，没有人权关的时代没有自由精神舒放的空间，只能感到的是“生命的脆弱，无机世界的强大”。我们看到了替他隐藏日记的给过他鼓励温暖的右派分子安兆俊，在那艰苦的环境中仍然没有失去生活的热望，他每天吃不饱没有力气，也要蘸着开水擦洗头脸，抢不到饭儿剩下汤汤水水，他也要找个地儿坐下一勺一勺人模人样的吃…..这样一个自我修持的人，“他是坐着死的。”还有惜衣服胜过爱惜自己的龙庆忠，反右运动中单位名额不够被凑数“凑”上去的，这是个歌颂生活很阳光的人，他以此来安慰远方的母亲，依然逃不脱随即翻检的命运，死去衣服几易其主。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爱摆架子找乐儿的上官锦文，拼死力干活不假颜色的饿死累死的郭永怀，饿得发慌电线杆般怠工的张元勤，积极响应组织号召说话正确得可怕的唐素琴…..这些右派分子，无一逃脱政治运动这头巨兽的吞噬，失去意义的生存，无休止的精神摧残，扛得住的苟延残喘，扛不住的就只有死去。我印象深刻的是每晚把裤子叠好放在枕头下，双双皮鞋擦得发亮，每天早晨在留声机上放一张舞曲唱片并配合韵律完成洗涮动作，脚步声清亮快速的教职工孙学文，他有满满三大箱书，他有划红线批注的习惯，而且见解不俗，他开朗无忧乐观的性格在紧张机械的生活中始终精力充沛，我们猜测这样一个人，如果他活着谁知道会为这个国家发挥多大的价值效应，他是被打成右派之时精神彻底崩溃跳-楼自杀的。
是谁说过的一句话“痛苦更为抒情，忧伤更为警醒”，这句话的语境适用于灵魂涅之后得以重生的回眸，你说不完整是痛苦还是悲悯。曾几何时灵魂在痉挛中尖叫，天地无声，希望在天门失火，迷茫、孤寂、悲怆如鹤唳，天天萦绕在心口和脑海，人的意识坠落在深渊中，鬼火粼粼可现，志士仁人理想的羽翼被剪灭，抛在那冷寂的戈壁。六二年高尔泰被解除劳动教养，来到敦煌莫高窟寻求一份糊口的职务，这使他逃脱了死亡的威胁，又一次与文化相亲，也算避世的一种选择。他来到敦煌东边的三危山，南边的无名乱山，和那些穿越时空的石头对语，“山阿寂寞，千载谁赏”，他相信那些石头“是凝固的火焰，是温柔的，千万年彼此相望，怀着爱情的苦痛。”他发现“接受这世间万物共同的宿命，是一份难得的睿智。”他爱上了这些石头，以它们为伙伴，他认为“它们是一种宗教、一种哲学、一种艺术，带着劫火的寒光，犷顽而纤柔。”
这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超脱，是阮籍的啸音和驾车而返，只是更为无声与强大。与人类比较起来，他更愿意以石头为知己。“天下蚩蚩，鸟惊雷骇”，世俗更为浇薄，人心更为险恶，到处是弄人，到处被人弄。他在接受上级的研究专题进行敦煌学研究之时，一个人于古墓里临摹，他感觉自己被活埋了，周围的古人都是活的，唯有他是死的。为了逃避孤独寂静，他翻出了夹边沟没被搜出的碎纸片的记录，并继续写起来，明知道是在玩火儿也顾不得了……他言道自己只是为了证明自己还活着。
艰难的无声的抗争，只为了灵魂清醒，不想把元神祭出去。仅仅四年好光阴，“文-化-大-革-命”开始，他的牛棚生涯也随之开始了。此时他已是“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生活在路上，也在自己心内……他的内心变得强大起来。
牛棚的日子里，他们被勒令为伟人像喷漆，被监工用喷枪头淋得满头满脸一层洗不掉的小白点儿，这时候的高尔泰用上衣包着头，从小孔隙看这些海内外知名的艺术家弯腰低头努力劳作的样子，像看西洋景儿。读这样的文字，你会感到荒凉无边。人不能自保，只有将心藏在暗角里，看一切“颠玄玄于道流”，无辜的是眼睛，抹黑的是。人世间命运的畸零随处可见，王侯将相草芥小民，当风行水上，同为一景。
“五七农潮进山开荒，抓捕黄羊有了狩猎经验之后，他说道：“通过抓捕黄羊，心也越冷越硬，原来变了野兽之后，生活会好起来…..”食草的毙命，食肉的内心没有怀刑之惧，居然能行得通，生活好起来……多么意味深长的五个字，你没有看到心灵深处燃透的灰烬，只觉着鼻子很酸，为了高尔泰，为了自己无数次扮演的食草动物无辜见怜......高尔泰是用泥污的肢体，带着创伤的灵魂，爬出那黑暗的隧道，因而他后来偷渡出国，更深的感喟“奴隶没有祖国，我早已无分天涯”。幸好他有赖以生存的绘画天赋，养家糊口，“与胡僧话落花”，桑榆晚景还堪安慰。
《寻找家园》是时代的缩影，政治挂帅的天空是灰色的，人影瞳瞳鬼火粼粼，瓦瓮之声甚嚣尘上，然而却是吾国几千年历史的重复，文人每每遭遇政治的戕害。也许高尔泰是顽固的石头，傲骨嶙峋，于这种大环境下的遭遇更为深刻。读他的散文便可以感觉蓝火在沙漠上流动，无序的噩梦和看不见的鬼手随时伺机而动。人性的卑劣处处可循，他是一个孤独的孩子，无意中卷进一个黑洞，心灵尚在悬崖呐喊，声音更为凄烈，因而他的家园是漂泊的，虚无的，他用一生去寻找。
政权的不稳固，才是国家罹难的根源。人人畏政猛于虎，想不卑微都难。高尔泰张贤亮们，是木秀于林的一大批良材，被时局扼杀，有的宁可枯萎有的宁可做庄子笔下的大而无用之才。人生的意义于他们就如同水中的鱼，冷暖自知了。
“昔年种柳，依依汉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高压下的失意，年华的蹉跎，生了老茧的心灵，是当时知识分子的普遍状态。从人文情怀去观察，我们国家总是被政治“打风吹去”，多灾多难病体缠绵，还遑论什么人文价值，民族精神。我很喜欢作者论述敦煌莫高窟壁画的一段文字，魏窟的飞扬流动，唐窟的恢弘华严，宋窟的清旷萧散….越往后，人物形象越猥琐，气象也不庄严，这令人产生一种消亡感，不止是我们的文化，还有我们的、人心……
忽然滚过心头一句很矫情的诗“春风豆蔻知多少，并作秋江一段愁。”编辑提醒:请注意查看“寻找家园读后感”一文是否有分页内容。原文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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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共中央军委确定的共和国36位军事家当中，有3位军事家既不是牺牲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也不是壮烈地倒在敌人的刑场上，而是被“左”倾路线的推行者---“自己人”所杀害。这3位军事家是曾中生、许继慎、段德昌，其中，曾中生、许继慎都是先后为张国焘所杀害。曾中生掌舵，鄂豫皖鼎盛曾中生，原名曾钟圣，1900年6月生于湖南省资兴县一个破落地主家庭。1922年，曾中生中学毕业后立志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自认为武力可以救国，便参加了沈鸿英的部队。由于他精明能干，有胆有识，不久，被提升为参谋。在沈鸿英部，曾中生虽然深得赏识，但他渐渐认识到靠军阀的队伍救民于水火显然是不可能的，便毅然离开沈部，去寻求新的救国之路。1924年秋，曾中生千里迢迢步行来到当时革命运动的中心---广州，1925年，他报考了黄埔军校，半年后转入第四期政治科大队第二队学习，同年底，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后，曾中生被派到第八军唐生智部任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组织科长。日，蒋介石叛变革命，曾中生奉党中央之命去上海坚持地下斗争。同年9月，被党派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8年5月，曾中生参加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同年冬回国。回国后，曾中生在周恩来领导下的中央军委机关工作，有机会看到毛泽东的《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和其他一些重要文件、报告，对毛泽东关于武装斗争、根据地建设的理论有了初步认识。1930年4月，曾中生被党派到南京市委先做组织工作，后任市委书记。因党组织遭到敌人空前的大破坏，曾中生被列为要犯而遭四处搜捕，在南京难以立足，便被党中央调往上海中央机关工作。1930年，党的六届三中全会后，曾中生作为中共中央特派员被派往鄂豫皖根据地，对根据地党、政、军实施全权领导。这时，由许继慎任军长、徐向前任副军长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军，尚不知道立三路线已被废止，还一个劲地由北向南进军，去攻打武汉外围之敌，以牵制敌对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曾中生认为，目前红一军的主要任务是巩固根据地和冲破敌人“围剿”，而不是远离根据地到武汉与敌作战，便派人去通知远在数百里之外的许继慎，要他率部回师北上，军、师级领导人到七里坪参加临时特委扩大会，听他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的决议。由于敌情突然变化，形势危急，根本无法举行原定的扩大会议，曾中生当机立断，派专人火速前往红一军，传达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关于停止组织全国总起义和进攻中心城市的决定，要红一军回师到商南地区与独立师会合，然后东进，恢复皖西根据地。1931年1月上旬，红一军奉命返回福田河与红十五军在商南长竹园会师，曾中生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命令，将两个军合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邝继勋任军长，余笃山任政委，徐向前任参谋长，曹大骏任政治部主任。全军共12500余人，下辖红十、红十一两个师，蔡申熙任第十师师长，许继慎任第十一师师长、红四军前委委员。早在1930年年底，蒋介石就确定了《豫鄂皖三省连界“剿匪”大纲》。这时，蒋介石调 集了近10万人的兵力，向鄂豫皖根据地推进，对红四军进行大规模的军事“围剿”。日，敌第三十四师师长岳维峻率部自孝感出发，8日抵达双桥镇，孤军深入，贪功冒进。曾中生决定吃掉该敌，他命许继慎的红十一师和蔡申熙的红十师，协同作战，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对进驻双桥镇的岳维峻师实施突然奔袭，四面猛攻。许继慎亲率红十一师主力首先楔入双桥镇，直捣敌人指挥中枢，敌顿时阵脚大乱。岳维峻率部向南逃窜，被红十师截击于澴水西岸，激战7个小时，敌第三十四师全部被歼，俘敌师长岳维峻以下官兵5000余人。曾中生领导和指挥鄂豫皖苏区军民胜利地打破了敌人第一次“围剿”，在欢庆的锣鼓声中，主持召开了中共鄂豫皖临时特委扩大会议，中共鄂豫皖特委和军事委员会在会上正式宣告成立，曾中生被推选为中共鄂豫皖特委书记和军委主席。曾中生根据实际情况，切实加强鄂豫皖边特委和军委工作，在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同时，加快根据地建设。短短几个月就创建了西起京汉线，东临沛河，南达黄陂、罗田北边，北至潢川、固始南部，东西长约300多里、南北宽约150余里，包括黄安、黄陂等25个县的全部或一部在内，拥有人口250万的仅次于中央苏区的全国第二大苏区。毫无疑问，鄂豫皖根据地这一时期所取得的这些成就，与曾中生的努力分不开。红四军军长邝继勋在日给党中央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特委和军委的革命业绩，特别提到“中生同志在此，实际工作的确有大踏步的进展”，给曾中生以很高的评价。张国焘取代曾中生，王明路线统治鄂豫皖日，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直接干预下，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召开，不是中央委员的王明进入政治局，取得了党中央的实际领导权，极力推行“左”倾冒险主义。新当选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以中央全权代表身份被派到鄂豫皖根据地，其任务是按照六届四中全会的要求,改造苏区的党和红军。3月上旬，张国焘在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负责人顾顺章护送下进入鄂豫皖根据地的光山县，会合了先于他一个多月到达皖西的另外两名中央代表---沈泽民和陈昌浩。5月12日，张国焘在新集（河南新县）召开中共鄂豫皖特委会议，宣布改组领导机构，撤销中共鄂豫皖特委，成立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和新的军事委员会，由他担任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曾中生任红四军政治委员。中共鄂豫皖中央分局的成立，标志着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开始统治鄂豫皖苏区。为了使红军和根据地实现“彻底转变”，张国焘极力推行“左”倾的“新政策”。6月28日，张国焘在新集主持召开了中央分局扩大会议，全盘否定在他走马上任之前鄂豫皖党和红军所取得的工作成就，无耻地吹嘘，只有他领导的“中央分局执行四中全会的路线，才使当地的工作又有了一个根本的转变”，提出当前主要任务是开展反对所谓“立三路线残余”、“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尤其是反对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反对调和路线及党内和平倾向”。批判坚持正确意见的红十二师师长兼鄂豫皖军委会皖西分会主席的许继慎，是这次会议的重要一幕。张国焘对许继慎采取突然袭击，片面夸大许继慎的某些缺点，无限上纲，甚至捕风捉影，歪曲事实，搞人身攻击，指责许继慎“在多方面保持军阀、土匪的习气”。张国焘为打击和排除异己，强化自己，在集中火力批判许继慎的同时，又煽动一些人斗争曾中生，指责曾中生对许继慎的错误“难逃纵容之责”，将斗争矛头直指曾中生。对于张国焘的无理指责，曾中生用大量事实予以驳斥。张国焘恼羞成怒，利用职权，发起对曾中生的围攻。最后，给曾中生扣上一顶“反对四中全会”的帽子，逼他做检查，交待问题。张国焘实行“左”倾冒险，曾中生竭力抵制1931年7月上旬，在河南商城县余家集，张国焘主持召开军委扩大会议，讨论红四军向外进攻的方向和兵力使用问题。张国焘在讲了一通国内外时局和鄂豫皖苏区面临的形势之后，语气陡然升高：“现在江西中央苏区正反第三次'围剿'，我们要把支援他们当作一项政治任务，用进攻和威胁大城市，以减轻他们的压力。所以，我决定红四军在一个月内打下英山，然后出潜山、太湖，进入安庆。打下安庆后再继续东进，围困、威逼南京，抄蒋介石的老窝！”张国焘这一番不切实际的高论，引发了又一次激烈的争论。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首先发表了反对意见，认为对中央苏区反“围剿”斗争的支援，不在于攻打中心城市，而主要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巩固和扩大根据地以牵制敌人。紧接着，许继慎站了起来，粗门大嗓道：“张主席，我觉得你刚才讲的作战计划跟立三路线攻打中心城市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照你那样去做，四军必然要吃亏。根据敌人兵力分布和我军后勤供应情况，我完全同意中生同志关于红军主力南下的意见。先打英山，收复蕲（春）、黄（梅）、广（济）地区，扩大苏区，使红军向南推进，这样可以达到威胁长江，策应江西的目的。请张主席考虑考虑我们的意见。”张国焘觉得自己的权威受到了无情的挑战，他瞥了一眼曾中生、许继慎，恶狠狠地反问了一句让人很费解的话：“考虑什么？嗯？考虑我们揭开了立三路线的面具，而来一个实际工作中的机会主义是吗？”红四军军长徐向前知道张国焘已一槌定音了，为了他那神圣的尊严，他绝不会收回“代表党”所发出的命令的。看到曾中生、许继慎脸呈不服之色，怕他们跟张国焘顶撞起来要吃大亏，便站起来打圆场道：“就按张主席的指示办，四军一定完成任务！”英山城改变作战方案，鸡鸣河群情激愤签申明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等军事领导人，被迫奉命率红四军主力东进，7月28日从商城南部新集出发，冒着炎热的酷暑，翻越连绵不断的大别山北麓，于7月30日晚进至英山城外。部队连夜作好了战斗准备，次日拂晓，发起攻击。激战一天，全歼守敌一个团，并缴获了敌人的一个军需仓库。占了英山城后，部队休息了两天。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余笃山、周维炯、刘英等军、师级领导人聚在一起开了个会，认真地分析了敌我态势，比较了两种作战方向的利弊。很显然，张国焘那个打下英山后，东出潜山，攻打安庆，威胁南京的作战计划，不是明智之举：第一，路程太远。从英山到安庆，中间要通过400多里白区，沿途有敌军把守，红军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依托，危险太大；第二，兵力有限。红四军出征的部队只6个团的兵力，留下一个团守英山，东进只有5个团，一路下去，敌众我寡，敌防我攻，免不了要减员，而且沿途还要留点兵力，这样还能有多少兵力去攻打安庆？又何况安庆战略地位重要，是敌人重兵设防重地。第三，对潜山、安庆一带的地形、民情、敌情都不熟悉……而南下蕲、黄、广地区，有利条件则很多。那里建立过苏维埃政权，群众基础好，离英山又近，才200里路，敌人兵力也空虚。经过一番认真研究，与会者一致决定改变张国焘所定的向东的作战方案。于是，红四军前委一面将意见向中央分局报告，一面不失时机地挥师南下。在曾中生、徐向前指挥下，仅一个月时间，就歼敌7个团，生俘敌5000余人，连克英山、浠水、广济、罗田等4座县城，开辟和恢复以英山为中心的英、罗、蕲、黄大片根据地，组建了800余人的一个团的地方武装，前锋威逼黄梅、武穴，震惊了九江、武汉之敌，牵制了原拟开往江西的敌军部分兵力，有力地策应了中央苏区的反“围剿”斗争。这一带比较富庶，部队除筹集了大量的粮食、布匹、武器等军需物资外，还收缴了20余斤黄金、800余斤白银、7万元大洋。那20斤黄金，曾中生、徐向前根据许继慎的建议，派专人送到上海，给党中央作为工作经费之用。红四军南下的胜利，本该表彰，然而张国焘却无视事实，连续派专人送两封信给曾中生、徐向前，指责他们擅自改变分局所定的东进计划是“抗拒分局指示”、“放弃援助中央根据地的任务”、“重复立三路线”等等。信的措词相当严厉：“接此命令后火速撤出战斗，不能有片刻停留。”张国焘深深感觉到曾中生、许继慎已成为他推行“进攻路线”的严重障碍，不由得在心中酝酿着如何扫清这障碍，建立和巩固他个人在鄂豫皖党政军中的统治办法。此时的红四军正在洗马畈与敌徐源泉第四十一师激战，其中许继慎指挥的红十二师业已围歼了敌丁治磐两个团，正在小青山对残敌作最后打击；红四军的另两个师也于达成庙、叶家花屋猛攻守敌，已将敌人围住。在这胜利在望的时刻，曾中生、徐向前不得不忍痛执行了中央分局和军委的命令，严令部队退出战场，使敌1个整团和3个团的残部轻易地逃脱了被歼的命运。参战的红军官兵，眼看着就要被全歼的敌人从自己的眼皮底下逃脱，没有一个人不愤怒而惊诧的。鉴于和张国焘的斗争的严重态势，曾中生、徐向前、许继慎联名向党中央写了报告，详细地陈述了与张国焘的争论，申明南下和东进的是非曲直，明确反对张国焘错误的军事路线，并再次强调了巩固原有根据地的重要意义。北返途中，许继慎等人认为，我们服从中央分局的命令，但不能接受分局的无端指责，积极提议召开干部大会充分讨论张国焘的来信，以辨明是非，确定红四军的行动方向。曾中生、徐向前也认为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一下。9月4日，部队行至英山县鸡鸣河镇驻扎下来，红四军前委在镇西一个缙绅的大院子里召开了全军支部书记、指导员以上干部和活动分子会议，总结南下以来的行动和讨论张国焘的来信。红四军政治委员曾中生主持了这次会议，他首先念了张国焘的两封来信。对红四军南下以来的行动和战绩，发表了自己的意见，对张国焘的无理指责表示激愤。接着让大家发言。身材魁梧的许继慎首先站了起来：“我们这次南下行动，我认为是十分正确的。当初我力主南下，现在我更认为应该南下，事实是明摆着的。对张国焘同志的指责，我表示坚决反对！”许继慎的发言一结束，余笃山、周维炯、姜镜堂等军、师级领导干部也不怕张国焘打击报复，一个个争相发言，慷慨激昂地驳斥张国焘的错误指责。最后，与会干部一致要求给中央分局和张国焘写一份反驳的申明书，并呈报中央军委。由曾中生起草的《向中央分局的申明书》，据实说明了部队东进的不利和南下作战的正确性，指出张国焘强令撤军的严重错误，逐条驳斥了张国焘的无理指责，陈述了红四军连以上干部的共同意见。许继慎带头在《申明书》上签名。曾中生被撤职，许继慎遭杀害张国焘看了飞马送来的《向中央分局的申明书》后十分恼恨，大发雷霆，宣布鸡鸣河会议是红四军中改组派的反党会议，认定“曾中生、许继慎竟到了公开反抗的地步”。张国焘当即召集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紧急联席会议。会议决定，立即在红四军内开展肃反工作，撤销曾中生红四军政治委员职务，由陈昌浩接任红四军政治委员，并派陈昌浩作为中央分局和军委会的全权代表，迅速前往红四军处理许继慎“投敌叛乱”事件。陈昌浩在一个警卫连的护卫下，星夜兼程，5天行军700里，于9月13日上午赶到刚刚奉命北返麻埠的红四军军部。陈昌浩一脸冷峻地将两份文件递给曾中生：“这是中央分局的命令，还有出席会议的几位常委共同签署的指示信。”曾中生看了两份文件，犹如遭电掣雷击，拿文件的手在微微抖动。徐向前从曾中生手上接过文件，迅速一瞧，只见一行毛笔字赫然在目：“曾中生同志调来分局另有任用，红四军政治委员一职由陈昌浩同志接任，希望陈到之时起即行移交不误。”经历了短暂而又难堪的沉默，曾中生很快地调整了自己的心绪，语调平和地对陈昌浩说：“我服从分局的决定，马上进行移交。”徐向前听到这里，霍地起身跨上一步，紧紧地握住曾中生的手，眼里噙着泪水，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曾中生望着徐向前温厚的面容，沉声道：“向前同志，希望你配合好昌浩同志的工作。”当日下午，刚刚接任红四军政治委员的陈昌浩就宣布立即逮捕平日跟许继慎关系比较密切的红二十八团团长潘皈佛、副团长丁超等。这仅仅是火力侦察。两天后，在商城县余子店，红十二师师长兼皖西军分会主席许继慎、副师长肖方跟红十师师长周维炯一道被陈昌浩下令五花大绑捆了起来。这时候，原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曾中生完全“靠边站”，军长徐向前只能过问军事，全军的“肃反”大权由陈昌浩紧紧抓在手里。对抓捕许继慎、周维炯等人的事，徐向前一点儿都不知道，事后，这位老成持重难得发火的军长不得不与陈昌浩大吵了一场。为了造声势，营造张国焘所设计的“革命的红色恐怖气氛”，张国焘亲自出马，在白崔园的火神庙，主持召开“公审”许继慎等人的大会。被酷刑折磨得遍体鳞伤的许继慎，被两名战士用担架抬进会场的审讯室。张国焘蛮横地拒绝许继慎的申辩，“公审”之后，便残忍地将许继慎秘密处死。同时遇害的还有红十师师长周维炯。1931年10上旬，张国焘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斗争曾中生，一口咬定曾中生在鸡鸣河召开党的活动分子会议是“动摇党在红军中的威信”、“反抗中央分局”、“纵容反革命分子活动”，将其调离部队考察。张国焘对曾中生的处理意见，得到以王明为首的“左”倾中央的支持。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在黄安七里坪成立，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12月，红四方面军取得了黄安战役胜利，黄安独立团被扩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独立师。在广大指战员的强烈要求下，张国焘派曾中生出任独立师师长。鉴于这支部队是地方上农民武装扩编起来的，新兵多，训练差，缺少武器，曾中生到职后全力抓部队的训练。在他的领导下，这支部队战斗力得到了迅速的提高，多次成功地配合主力红军作战。1932年1月，国民党反动派对鄂豫皖根据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由汉口北上的敌军第八十九师，乘红军主力围攻麻城的机会，侵入黄安高桥地区。曾中生指挥刚刚组建的独立师奋起迎战，战士们勇敢冲锋，大显身手，打得敌人狼狈逃窜，溃不成军。1932年10月初，红四方面军主力经英山、罗田再次西进。曾中生亲率两个团，在永家河与敌人搏斗，打垮了数倍敌人的进攻，在此战中，他臂部中弹受伤，医治未愈，便重返战场。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曾中生重建川陕1932年10月，由于张国焘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敌人乘机大举进攻，使皖西根据地丧失了六分之五。此时，张国焘被气势汹汹的敌人所吓倒，由“左”倾冒险变为右倾惧敌，完全失去了粉碎敌人“围剿”的信心，率领红四方面军漫无目的向西退却。日，在小河口举行的红四方面军师以上干部会上，曾中生从党的事业着想，毫不畏惧地对张国焘放弃鄂豫皖根据地，实行无目的无计划的退却的错误以及军阀主义、毫无民主的家长式领导作风，义正词严地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张国焘见自己处境孤立，为了缓和大家对他的不满情绪，耍两面派手法，表面上接受大家的意见，还宣布成立前敌委员会，以示加强集体领导，委任曾中生为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而背地里，张国焘却一直耿耿于怀，下决心要伺机除掉曾中生等人。1932年12月下旬，红四方面军出敌不意，迅速解放了通江、南江、巴江，开辟了川陕革命根据地。12月29日，川陕省临时革命委员会成立，邝继勋任主席。日，在通江召开了中共川陕省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正式成立川陕省委，曾中生当选为省委负责人。这段时间，曾中生积极地致力于根据地的政权建设，领导根据地开展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斗争。1933年2月中旬，蒋介石调集38个团近6万人的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围攻通南巴革命根据地，企图乘红军立足未稳之际，一举加以歼灭。为了粉碎敌人的“三路围攻”，曾中生积极协助总指挥徐向前分析敌情，制定作战方案。在具有决定意义的空山坝战斗中，红军采取迂回包围的战术，将孤军深入之敌分割包围于空山坝以南的余家湾、柳林坝地区。经三昼夜激战，全歼敌军7个团，击溃6个团，毙伤敌旅长以下官兵近5000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在这一大捷中，曾中生功不可没。1933年6月，红四方面军在南江县木门镇召开了军事会议，决定将红四方面军原有的4个师扩编为4个军，共4万余人。7月初，曾中生总结实战经验，写了《与川军作战要求》一文，仔细地分析了四川地区大小军阀的情况。文章简明扼要，通俗易懂，每一节的开头都是四字一句的形象生动的口诀。例如，叙述川军情况时写道：“编制甚老，兵器不好，系统混乱，战斗力小……爬山倒凶，收买冲锋，一气虽勇，再则无功；小奸小诈，不为不高，但不持久，且怕包抄。”关于红军的作战要诀，则概括为：“红军作战，群众力量，处处配合，声望大壮。”“乘敌矛盾，利敌冲突，各个击破，此为上着。”“敌情不明，不可妄图，敌情既明，先发制人。”“主力迂回，包抄背后，歼敌之效，此为最高”。文章笔墨虽不多，但却从本质上揭露了川军的弱点，并概括出红军能够战胜敌人的优势，读起来琅琅上口，颇受基层官兵喜爱。10月下旬，川东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宣汉的南坝场、普光寺，川东游击军被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到此为止，红四方面军辖有的5个军，很快发展到8万余人，在巴中市周围的12个县建立了红色政权，川陕革命根据地进入了全盛时期。这些成就，无一不凝聚着曾中生的心血！张国焘秋后算账，曾中生惨遭杀害这时，张国焘认为红四方面军已站稳了脚跟，决心除掉曾中生等心腹大患，便在红四方面军和地方党组织中发动所谓“反右”斗争。把在小河口会议上反对过他的一些领导干部诬打成“右派”、“反党分子”，实行疯狂的报复，曾中生首当其冲。一直支持曾中生的邝继勋（历任红四军、红六军、红二十五军军长、鄂豫皖军委副主席、川陕革命委员会主席）、余笃三（原红四军政委）等人先后被秘密杀害。同时，张国焘还将对其不满的中央代表廖承志软禁起来，妄图进一步孤立曾中生。8月初，张国焘公开给曾中生罗织罪名，撤销了曾中生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长职务。然后，将其逮捕关押，严刑拷打，强令他写所谓的“自首书”，交代小河口会议和在鄂豫皖时期所犯的“错误”，曾中生毫不屈服。由于曾中生影响很大，张国焘一时还不敢对他下手，遂将他长期监禁起来。牢狱中备受摧残的曾中生将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他回顾鄂豫皖红军反围剿和入川以来历次作战的经验，写出了一部《与“围剿赤军”作战要诀》的著名军事著作，为中国革命留下了一份宝贵的军事遗产。张国焘也不得不承认“本书甚有价值，红军干部应人人手执一本”。1933年10月初，该书被正式印成单行本，以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名义下发红军各部。1935年3月，红四方面军西渡嘉陵江。6月，红四方面军与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在懋功会师。一个站岗的小战士将这一个喜讯告诉被张国焘非法关押中的曾中生，曾中生激动万分，奋笔疾书，给党中央写了一封信，表达了继续为党工作的愿望并愿意接受中央的审查和处理。同时，他还直接向张国焘提出释放要求，允许他向中央汇报。当时，党中央有关领导也知道曾中生已被张国焘非法监禁，曾指名要见曾中生。张国焘害怕曾中生被释放后，向中央揭发他的一系列罪恶活动，就扣押了曾中生给中央的信件，拒绝他同中央领导直接见面的要求。张国焘觉得再留着曾中生迟早要出大问题，便于1935年8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让其心腹爪牙，用绳索活活将曾中生勒死。然后空放几枪，大喊大叫：“曾中生逃跑了！向敌人投降了！快追呀！”这些人还煞有介事地在山上搜来搜去。由于张国焘的封锁，党中央一直不知道曾中生被害的消息。在他被害半年后，已到陕北的党中央还电示张国焘一定要保全廖承志、曾中生两人的性命。曾中生遇害时年仅35岁，许继慎遇害时年仅30岁，正是干大事业的黄金岁月。他们短暂的一生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和人民军队的建设立下了不朽的功绩。在党中央、毛泽东的关怀下，曾中生、许继慎的冤案终于大白于天下。1945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中共中央为曾中生、许继慎、段德昌等被“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所冤杀的人平反昭雪，恢复了他们的党籍，肯定了他们一生的光辉业绩，并追认为革命烈士。历史终于做出了公正的评价，党和人民也将永远铭记他们。请注意：曾中生是35年8月遇害的！！
用老辈人的话说，这两位等你，你不去，亏欠了多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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