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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楼主站内我，联系方式。交给黄牛还不如交给4s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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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大之后各地开展的&不合格党员清退&工作中，最难把握的是&不合格&的标准问题。 （邝飚 CFP/图）
湖南溆浦将&欺行霸市、不讲诚信&列为不合格党员标准，深圳、东莞将违规上访党员列为不合格。
党员规模越来越大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很多岗位提拔干部必须是党员，导致机关党员越来越多。
中央提出&年均净增1.5%&的要求之后，各地相继减少了今年发展党员的数量。
一个共产党员仅仅是吸毒，既没有犯罪，也够不上纪委的立案标准，该如何处置？浙江桐乡的崇福镇东安村就发现了一个这样的党员，经过一系列程序后，这名党员被除名。
&这意味着党籍不再是保险箱。&日，浙江省桐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范忠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过去党员有明显的违法违纪才会被开除党籍，一般不遵守公德很难受到处理。但在桐乡，不赡养父母、不抚养子女、拉帮结派、组织煽动群众集体上访都可能被除名。该市2012年启动党员队伍&净化工程&以来，已有9名党员被劝退，20名党员被除名。
桐乡&净化工程&在2012年7月启动，当地官员没想到在不久后的十八大报告中，也提出了党员队伍&自我净化&问题。十八大第一次提出建立健全党员&能进能出&机制后，2013年2月，中办又在相关文件中要求&处置不合格党员&，解决党员&出口不畅&问题。
目前，浙江义乌、淳安、浦江等地在桐乡之后已试点&清退&工作。河南省正阳县已清退了23名党员，江苏涟水清退了13名党员，有1.3万名党员的江西分宜县清退了73名党员。此外，湖南、贵州、福建、广东、贵州、内蒙古、山东、河北、江苏、重庆等地都已启动试点工作。
南方周末记者看到的文件显示，处置不合格党员的目的是为了&优化党员结构&，实现这一目标的另一举措，是降低党员增速：未来10年，党员年增长率将控制在1.5%，而过去10年的最低年增长率是1.7%，最高的2012年是3.1%。
&政治风险太大了&
桐乡有人口67万，其中党员3.8万人，在清退党员这一行动上采取的步骤是&先试点再铺开&，试点地就选在市府所在的梧桐街道。
梧桐街道党委书记蒋南强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2012年3月，桐乡市委书记卢跃东在梧桐街道调研时听到一些说法，称有党员没有党员样子，觉悟比不上群众。之后，他要求在梧桐街道试点党员队伍&净化工程&。
蒋南强说，净化工程包括党员&进口&、&管理&和&出口&三个环节，现在关注点主要集中在&出口&，因为这太敏感了。
过去对党员进行评议时，也有不合格党员被开除，但都是一些硬伤如违反计划生育、参与赌博，好掌握。现在还要对&觉悟不高&、&形象不好&这些模糊概念进行界定，标准就难以把握。党章中对劝退、除名的规定也是模糊的，如&缺乏革命意志，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都没有具体规定。
&必须自己去摸索。&蒋南强说，他担心，如果标准制定出来后，按标准一个党员都不用清退，肯定不行；清退太多，那又说明平时党建工作没抓好。那段时间，他晚上睡不着觉，白天走路腿都发飘，觉得&政治风险太大&。
让蒋南强始终捏把汗的是，万一有党员听到风声要被清退，之前先来个主动退党，甚至几个人集体退党，那影响就太坏了。所幸这没有发生。
抱着&大不了不在梧桐干了&的想法，蒋南强向多方征求意见，确定了不合格党员的十大类行为，首当其冲的是抵制或不执行党的路线，经常散布不满言论，在群众中造成恶劣影响的；其次是&三不&（无正当理由连续6个月不参加组织生活，或不交党费，或不做组织分配的工作）；第三种是在国家和人民财产受到严重威胁时袖手旁观或临阵脱逃；第四是违反计划生育；第五是思想作风不正派、拉帮结派；第六是煽动群众集体上访闹事。
桐乡属经济活跃地区，根据当地现状，经常以伪劣商品骗取钱财、恶意拖欠国家、集体和民间资金的被列为第七类不合格，第八类是弄虚作假骗取荣誉和待遇，第九是参加宗教组织，第十是不赡养父母、不抚养子女、聚众赌博。
蒋南强说，一开始的方案中还将搭建违章建筑也列入党员不合格的标准，但考虑当地有不少违章建筑是历史形成的，如果把这也算不合格，可能对党员打击面太大，最终没有写入。
谁来认定不合格
梧桐街道的安乐村是试点村之一，该村有3250人，党员120人左右。按照程序，认定不合格党员要经过&四评一审&五个程序。
首先是党员自评。从日开始，除一些外出和年迈重病的，三天内共有114名党员参与了自评。结果是，114人无一人认为自己是&不合格&，都是&合格&、&优秀&。
接下是第二个环节&&群众测评。按要求，参与的群众代表不少于30名，安乐村共有46名村民代表，其中31个村民小组长，村党总支就通知了这31个人参加投票，实到30人。
陆美康是代表之一，他说村里有个姓张的村民，四五年没参加过组织生活，外出不归，不赡养父母，不抚养子女，还卖掉了住房和宅基地，他的孩子只能在绿化带上搭个违建临时栖身。所有代表都觉得此人没有责任感，影响恶劣，全票通过认为他不合格。还有一个76岁的老党员因阻挠村里建设农贸市场，群众评议的不合格率超过了80%。
按规定，群众评议不合格率超过30%，就要进入第三环节：党支部评议。如果党支部评议的不合格率超过50%，就进行&四评&的最后一评，全体党员大会评定。如果不合格率还超过50%，就进入&四评一审&的最后一环党委审定，由梧桐街道党委来最终认定是否属于不合格。
&最后一个街道党委审定环节，没有立马启动。&梧桐街道党委书记蒋南强说，地方要考虑稳定，别看一些党员平时无所谓，真要评他不合格，一下子清退他还接受不了。评议过程中，一些党员就有意见，说为什么原来不评现在评，其他乡镇不评就你要评。
这段时期，先是村干部找要被评为不合格的人谈话，然后街道又派人谈话，让他们心服口服。评定工作去年7月结束，但党委最终认定此二人为不合格党员拖到了去年10月。
对不合格党员有几种处理方式，态度好、问题不严重的，给予一年改正期，之后视效果决定是清除出党还是重新接纳。安乐村那个阻挠建设农贸市场的老党员最后被给予一年改正期。第二种是劝退，第三种是除名，不赡养老人的张某就被除名。
试点后，桐乡随后在全市展开了党员净化工程，3.8万名党员共有36425人参与测评，评出不合格党员230名，其中9名被劝退，20名被除名。
230人中，排在首位的是连续6个月不参加组织活动、不交党费的，共133人；其次是不遵守公德、不养父母、子女参与赌博的，共有49人；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经常散布不满言论的有15人；违法计划生育的有13人；其他几类不合格的人数都不足10人。
&地方领导都害怕党员退党&
作为试点街道负责人，梧桐街道党委书记蒋南强一直心怀忐忑。十八大开幕时，他早早守在电视机前看直播。当听到报告提出党员队伍要&自我净化&几个字时，他松了口气。
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再次要求强化党员管理，及时处置不合格党员。随后，中央办公厅日下发《关于加强新形势下发展党员和党员管理工作的意见》（简称中办4号文）。文件明确要求对&三不&党员要予以除名，对理想信念不坚定、不履行党员义务、不符合党员条件的党员，应对其教育限期改正，经教育仍无转变的应劝其退党，而对不退的要予以除名。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中，清退&不合格党员&由来已久，如井冈山时期、延安整风运动时期都发生过，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反、五反等运动多少也带有这个意味。
自1988年中组部发出《关于建立民主评议党员制度的意见》以来，中共基层党组织中普遍开展了处置不合格党员工作。1989年6月，在全国组织部长会议上中央领导指出：&发展党员要重视质量，千万不能单纯追求数量，滥竽充数的放在党内比放在党外更危险。&2001年建党80周年时，中组部宣布12年里将47.3万不合格党员处置出党。
但此后，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力度逐渐减弱。
中国社科院党建与党史研究室主任陈志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现在中央三令五申要求处置不合格党员，说明已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过去出口确实不畅，就拿退党来说，虽然党章规定党员有退党自由，但地方领导都害怕党员退党。由于&只进不出&，党组织代谢能力不足，必然危及执政党的执政能力。
中央今年明确了淘汰不合格党员的态度之后，国内多地已开始处置不合格党员，但无一不小心翼翼，多从试点开始。湖南确定了怀化为试点市，怀化又确定了溆浦和鹤城两个试点县。9月14日，溆浦县委组织部相关人士说，今年全县共评议出不合格党员22人，其中11人接受限期整改，4人劝退，7人除名。
目前，陕西城固、福州台江、湖北孝感、河北乐亭、重庆巴南、新疆昌吉等地已经清退了一些不合格党员。湖南张家界、贵州玉屏、江苏盐城、福建平和、广东清远等地已制定相关政策。
其实在十八大前，除浙江桐乡外，江苏苏州、山东寿光等地也进行过探索，但没形成气候。江苏涟水县2011年做过尝试，但由于种种原因淡化了。今年9月18日，涟水县委组织部党管科相关人员说，十八大召开后，今年对党员处置提上议事日程，江苏省出台了一系列文件，&大家再也不用担心了&。目前该县清退了13名不合格党员。
从各地试点情况看，标准不尽相同，&三不&、违法计划生育、封建迷信、不尊重路线方针都是共同标准。但不同地区为化解当地的实际问题，都有一些针对性的地方标准。例如，湖南溆浦将&欺行霸市，不讲诚信&列为不合格党员标准，深圳、东莞将违规上访列为不合格。外出打工者较多的江苏涟水县，留守妇女多，则将那些&有男女作风问题，扯又扯不清，法律也不好解决&的党员列为不合格。
被清退的党员以普通党员为主，少有干部。桐乡市委组织部副部长范忠伟解释，党员干部有违纪违法，一般都由纪委或司法机关依党纪国法处理了。
控制规模是大势所趋
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同时，中共中央还明确提出适度控制党员规模。今年2月24日下发的中办（4）号文提出，未来10年，全国党员数量年均净增1.5%左右。
中共十六大后，党员发展速度明显加快，每年净增长率不断增加，2003年比2002年增加了1.9%。此后10年，除2005年净增长率是1.7%，比2004年稍微降低，之后逐年上升。2012年的净增长率为10年最高，突破3%，达到3.1%。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成立后，在今年1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出处置不合格党员的同时，也提出了&适度控制党员规模。&从中央文件表述不难看出，处置不合格党员和控制规模都是优化党员结构的要求。
&出现那么多不合格党员，显然与党组织规模过大、发展过快有关。&中央党校党建部主任王长江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成了执政党后，党手里掌握了权力，一些人的入党意图已经改变，他是冲着权力而来的，打算利用权力捞好处。
陈志刚说，党员规模越来越大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很多岗位提拔干部必须是党员，导致机关党员越来越多，有的机关甚至90%都是党员，&实际很多岗位未必就一定要是党员&。现在公务员热，很多岗位要求是党员，造成高校学生党员也越来越多。
一个政党应该是什么样的规模，涉及科学性问题，不是越大越好，当然也不能太小。他认为共产党的规模目前显然是大了，控制规模是大势所趋。
在王长江看来，组织规模过大会带来很多问题，从组织学原理角度来说，一个政党必须能够在组织可控的范围内，动员起来速度快，而不是从神经主脑到神经末梢要经过很长时间。但现在有些领导人说&政令不出中南海&，就是控制力弱了。
党员规模问题早已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2010年，根据中央领导的批示，中组部委托中国社科院等7个单位专家进行了&党员队伍适度规模评判标准&的课题研究，陈志刚是成员之一。
陈志刚对南方周末记者说，虽然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党员数量占总人口6%，但绝对数量8000多万还是太大了。1980年以后，党员规模不断扩大，但党员人均接受的培训机会却不断减少，特别是普通党员更少，显然与发展速度过快、管理难以配套有关。
中央提出&年均净增1.5%&的要求之后，各地相继减少了今年发展党员的数量。根据公开资料，湖南省今年发展的党员数量将比去年降低28.3%，湖南省委组织部明确长沙市新发展的党员数量要比去年降低28.5%。浙江浦江县明确今年发展的党员比去年少240名。
过去发展党员的重点地区&&高校，也在缩减新党员数量。据计划，中国人民大学今年将发展大学生党员总数900名，比去年缩减127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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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梁 助理编辑 温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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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1994年实行分税制以来，地方政府越来越依赖中央的转移支付。图为2009年中央与地方财政收支及转移支付关系。 （何籽/图）
钱少了不行，地方支出解决不了；光给钱也不行，得让地方自个儿收，降低对中央的依赖。这两条必须都满足，中央只控制必要比例。
那是一场体现了政治智慧的改革
南方周末：作为参与了1994年分税制改革的人士，你如何评价那次改革？
许善达：1994年分税制改革，我认为是符合当时的实际的。当时谈不拢的事情，是靠政治智慧渡过难关的，最后的效果是非常好的。朱镕基同志的决策体现了政治智慧，这不是每个人都有的。
当时改革雷厉风行是逼得没办法。中央财政收20%多，地方财政70%多，中央已经没有钱了，中央财政依赖地方政府，当时的财政格局已经影响中国的政治经济体制了，不改不行。
党内先开了政治局会议，决议要改事实上的财政承包制为分税制。地方省委书记不能说不改，对方案有什么要求可以谈。最后的方案和最初的方案变化很大，基数变了，很多细节都变了，最后事情决定下来，都是镕基同志拍板。
当时为了分税制，工作团去了16个省。我去了15个，只有安徽省没去。到各个省去，介绍分税制方案，在税制改革（主要是在第二产业实行增值税）的基础上，保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基数，今后增值税的增量中央多拿。中央地方75∶25分成，中央增长的部分1∶0.3返还地方。把这些政策一个一个跟省里谈。
地方政府要考虑地方利益，中央政府拿增量它不反对，但是要考虑利益怎么能多一点。各个省份不一样，一个一个谈。比如新疆资源税归地方，但跟广东谈就没有资源税的问题。但有的省说，别75∶25了，五五分成或者直接给我&&这个就不行，全国统一增值税分成的比例。
南方周末：为了推行分税制，采取了怎样的改革策略？
许善达：比如保基数。财政部税务局和地方对账，看基数是不是保了，甚至还让一点，让他觉得占了好处。
存量给地方让了好处，但增量值才符合我们的目标。时间越长，增量的权重会越来越大，存量权重越来越小。增量框架设置得比存量合理，也就是说合理的部分越来越大，不合理的部分越来越小。
甚至在改革的过程中，也曾让不合理的部分更不合理，比如本来你拿多了我拿少了，但是为了让你同意增量的方案，我愿意在存量上让更多。付出这样的成本，换来增量的方案。
假以时日，合理部分成为主要部分。1992年的基数是2600亿，1993年的基数是3600亿。一年多让1000亿，对财政部来说是割肉。但增量的75%是中央的，这样算，就没问题了。
要降低地方对中央的依赖
南方周末：在这个框架下中国经济连续增长多年后，由此形成的财政结构有什么问题？怎样的结构比较合理？
许善达：1994年税制改革和分税制运行二十年了，非常成功。已为全世界公认。中央摆脱了对地方财政的依赖，逆转成地方需要依赖中央了。但现在地方对中央的依赖又太高了，支出的40%要中央给钱。省长要干什么事儿，花钱40%要等财政给钱，中央不及时给，这事儿就干不成了。我认为地方80%的收入自己收，20%依赖中央，这样的格局比较好。
地方依赖中央的比重高，对省长履职不方便。我觉得，收入占到他支出的80%左右比较合适。地方收100%甚至给中央交钱不行，中央还是要有给地方一定的转移支付，但比重不能太大，占地方支出的20%左右为宜。
自己收的钱如果能到80%，地方政府才能正常运行。比如1月份要干个重要事儿，即使中央转移支付没有到账，自己的收入也能调剂使用。
南方周末：地方40%以上的支出依赖于转移支付，有哪些问题？会怎么改革？
许善达：现在总的转移支付量太大，在总的转移支付之下，专项转移支付又太多。
这一点，中央已经明确了，要求财政部等有关部门研究现在的专项转移支付有多少，要把专项转移支付变成一般性转移支付。不要管他花钱干什么，只要说这个职能是你的，我把钱给你，你自己安排。
另外定下来的是中央要增加支出责任，但责任到多少得一项一项研究，这个还在研究。
南方周末：在支出责任与组织收入方面，目前存在哪些有待改革的地方？
许善达：中央地方支出责任在很多方面不规范。
一般来说，跨地域的事项要中央支出，比如江河治理、食品安全等。法院、检察院经费可以由中央支出，可以减少他们对地方政府的依赖。
在收入方面，相对而言，地方税种弹性比较大，自由裁量权运用的比较大。
现在经济增速放缓，为什么国税增长速度慢、地税增长快？原因之一是地税受省长、市长、县长的约束大。我需要钱，你想办法给我收。地税局在收钱上，打擦边球。比如说，企业所得税可以分季度预缴，但是缴多少呢？如果收入形势好，预缴少一点，要是收入形势不好了，预缴多一点，明年4月给企业退一点。这都是合法的，算是擦边球。但如何运用，空间是不一样的。
国税为什么增长得慢？跟增值税管理严格、不敢收过头税有关系。
国税局也是党领导的，但是属于中央，还是不一样。地方政府不能随便让国税局把增值税给改了。1990年代有的地方长官干预国税局实行统一的增值税，为了地方利益损害全国利益、中央利益和其他地方利益，被依法处理了。慢慢地，现在地方政府知道，增值税的政策，有问题可以向中央反映，地方还是少干预。
南方周末：很多人认为分税制的问题在于省以下没有落实分税制，你怎么看？
许善达：我不太赞成这个说法。
省以下就不要像中央和地方一样分税。县乡里有什么税可分呢？我国经济发展，越大的企业越往大城市走。把农业税、个体户的税、小企业税减了，乡里有多少大企业，还有多少税能收？越往下，按照税种划分收入的比重会越少。县里的开支要依赖省里的拨钱。绝大多数的乡，基本无税可分。只有极少数特别发达的乡，能够跟县里分。
我认为省以下实行完全的分税制，是不可能的，绝大部分省和市、市和县、县和乡都按照税种来划分收入，这是做不到的。不是没分好，是不可能分好。现在有一种建议，由省和市区、省和县直接分税，取消市和县分税制，简称&省财政直管县&。一些地方搞了很多年，似乎尚未被地方政府认可。另外有一种建议，取消乡一级财政，实行&乡财县管&。我认为全国绝大多数乡可以实行。
国外，县政府里的支出责任很小，比如发达国家社保体系是联邦政府的，和县没关系。中国的县的支出责任要大得多，比如农民看病的钱社保部分就得县里拨。所以县自己收那一点肯定不够，必须上面拨钱。&
图为现有19个税种中央与地方的征收机制。 （曾子颖/图）
让地方自己收钱
南方周末：有人提出了调整增值税分成比例的改革方案，你如何看待？它是否符合改革的方向？
许善达：调整增值税的分成比例这个方案不好。虽然给地方钱了，但这个钱不是地方政府征收的，因为增值税是国税局收的。如果75∶25改成五五分成，地方收入更多了，但这个钱还要依赖中央财政。
而且这一改，返还数都得改。不管怎么改，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的依赖程度没有减少。
收入是一回事，谁来收是一回事，这两个不是等价的。地方政府必须收到一定规模，转移支付的比重不能太大。
同样多的钱，不能光靠转移支付。你光给我钱不行，我得自个儿收。钱和谁来收，有关联，但是不能互相可替代。钱少了不行，我的支出解决不了；我自己组织收入太少了，都依赖中央也不行。这两条必须都满足。
财权里包括征税的权。以前讲财权和事权匹配，有问题，但只讲财力和事权匹配也不行。财力必须和一部分财权有一定的匹配，这才是分税制改革正常运行的原则。
南方周末：许多人认为营业税改增值税将是财税体制改革的突破口，你怎么看？接下来会如何改革？
许善达：营业税改增值税非常重要。抛开税制改革对经济的影响不说，就营改增对分税制的影响而言，如果没有配套措施，营改增会大大地加剧目前地方对中央财政依赖程度过高的问题。营改增的战略已经付诸实施，现在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解决分税制不得不改的问题。而最主要的是要减轻地方政府对中央的依赖程度。目前对于需要解决地方税体系中的主体税种问题已经形成共识。
营改增也不是一步到位的，也是分年的。现在营改增部分100%归地方，原来的增值税仍然实行75∶25分成。这种格局肯定不能长期维持。同一增值税，两种分成制度，当企业在资本市场上进行重组的时候，新企业增值税的分成比例如何确定？如果有制度允许的弹性空间，其结果一定是更多的增值税收入会纳入100%留给地方的制度，中央收入就会流失。
营业税改增值税和现行增值税实行统一分成，地方政府要承受收入损失，更加依赖中央财政了，和现在的方针（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央财政的依赖程度）相悖，现行分税制就必然不可持续。因此，必须在营改增并实行统一分成比例的同时建立地方税体系的主体税种。
地方税主体税种的方案建议很多，我建议把目前的消费税从生产环节转移到零售环节划归地方政府作主体税种，车辆购置税并入消费税。这个方案比较有效而且可行。从一些品目（比如汽车、摩托车）开始，让地方税务局在零售环节征收消费税。
现在虽然还有很多困难，地方税务局还是有能力在零售环节来收。
为什么消费税要由地方政府在零售环节征收？除了解决分税制所需要的地方税体系主体税种以外，还可以有三项改革红利：一是可以给地方政府下放征税的权力。因为零售环节已经退出产业链，在税目的确定、税率的调整上，地方政府作出一些中央授权范围内的调整，不影响其他地区和中央的收入。二是生产环节税收收入比重减少，而消费环节税收收入比重提高，可以减少地方对投资生产企业的刺激，而增加地方扩大消费的刺激。三是零售环节的消费税可以实行价外税，有利于压缩税务机关执法随意性，提高纳税人税收法治意识。这对整个税制和分税制运行很有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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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华 助理编辑 温翠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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