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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守止 “半哲”中
&&&&&&本期共收录文章20篇
　　一 中国论文网 /5/view-1775077.htm　　 　　天下之事没有比为人处世更复杂、更蹊跷的了。 　　上帝造了万物,平等地给予了共享的日月星辰、朝晖夕阳、风雨雷电、山河花木等仁慈恩典。但是,上帝又似乎给人类多了些偏爱,让这芸芸众生超越追求食物、安全和性的本能,提升到生命灵性的觉悟之中,能够创造灵动的音乐、唯美的书画、智慧的技能、严谨的秩序、深邃的思想和诡秘的宗教等。 　　生活在这个蔚蓝色的星球上,有了这份偏得,就整个人类来说,是非常幸运而又尊贵的;但是,就人类的个体而言,由此需要更加复杂地与他人相处、与自然相处、与自己相处,缘起缘灭,物我相离,身心为战,不能逃离困惑、惶恐,乃至绝望,徒生了许多来自外在与内在的痛苦。 　　于是乎,置身于这个世界,为人处世,就成了圣人与凡人都永远不敢说已经毕业的课程。 　　生活中,有些人的人生课业失败了就永远失败了,终其一生很难找到弥补的机会,永久地倒了下去;而有的人的人生课业,失败之后几乎每天都有弥补的希望,又很快重新站立了起来。其实,他们的失败并不是败给了谁,而是败给了他们某些习惯的思维方式,或者是性格中的某些习惯倾向。同样,他们的成功也渊源于此。 　　人,每次经历了成功与失败之后,精神上从未停止寻求新的出路,开始那永远的“第二次远航”。思维方式和性格倾向,是人生远航的“舵”,是生命风向的“标”。“舵盘”握得多准,远航的路就能走多远;“标杆”立得多直,生命的历程就能走得有多顺。 　　“准”与“直”的一个共同点,就是不偏、不斜。把握准与直,本质上是在把握度。生活中经常能听到这样一句话:“你还能有点数吗”?这儿的“数”指什么?是“度”。它是一种限制,一条准绳,或者说是一种行动或思想程度化的标准。不及或超过“度”,都会使事物变异、变质,失去原来的性质。凡事把握得恰如其分,是人生的最高境界;做事恰到好处,是人生的大学问。 　　在国外,有个“黄金分割点”的理论。其意是:一条线段的61.8%的位置,是最佳的点。物质层面上的距离与心理层面上的距离,皆系如此,概莫能外。 　　海之有潮汐,音之有节奏,天之有晴雨,时之有寒暑,日之有晦明。从宇宙开始出现混沌的时候起,似乎就有了阴阳两极。不论是白昼还是黑夜,也不论是春夏还是秋冬,我们似乎都能看到事物发展的两个极端。世间万事万物的两极之间都有一定的量度,只要处在适当位置,就会立足于不败之地。正如群星那样,始终保持相应的距离绕着太阳转,如果逼近太阳,那就反而无光了,甚至被毁灭。宇宙之规律无不基于此循环往复之理。人的立身处世也是富有曲线的,很多时候,我们没有绝对的胜利,也没有绝对的失败。 　　细究起来,这是一种哲学思想的凭依,是一种超越常人和世俗的角度打量事物的目光。在这个世界上,理想与空想、激情与煽情、献身与狂热、真诚与欺骗、信仰与空白、追求与失落、极端与平庸、躁动与盲目,时刻在两条平行线上交替弹奏,构成了一曲曲雄浑的乐章,一曲曲永恒的乐章。 　　登高凌绝,俯视尘寰,权衡相间,恰如其分,不偏不倚,不走极端。一个“半”字,道尽天地秘密,道尽了群族秘密,更是道尽了中国文化的秘密。 　　 　　二 　　 　　两千多年前,中国的先哲们对“半哲”进行了不懈的探索,有着许多清醒的认识。 　　老子认为:“道”标志着宇宙变化的有序性,即规律。这个世界并不是杂乱无章的,事物的运动变化遵循着各自的规律。规律的最大特征就是具有普遍性。那么,什么状态是事物最普遍的状态呢?中正之道就是最能代表事物本来面目的一种状态。常言所道的“物极则反”,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朱熹也曾说道:“中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平常也。”又说:“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其实,“半”字哲学,在中国传统文人那里,不仅有了理论上的升华,而且早已成了他们的人生态度和处世行为方式。 　　有一次,孔子的学生子夏问其师:“颜回的为人怎样?”孔子回:“颜回的仁义比我强。”子夏又问孔子:“子贡的为人怎么样?”孔子回答:“子贡的口才在我之上。”子夏接着问:“子路的为人怎么样?”孔子说:“子路的勇敢是我所不能。”子夏再问:“子张的为人怎么样?”孔子说:“子张的庄重是我所不及。”子夏越听越糊涂,便说:“既然他们都比你强,那么他们为什么都愿意拜你为师呢?”孔子说:“颜回仁义但不懂得变通;子贡口才好但不够谦虚;子路勇敢但不懂得退让;子张虽然庄重但与人和不来。他们为人的优点虽然是我不能及的,但是他们的缺点我是没有的,所以都愿意拜我为师,跟我学习。” 　　孔子之所以无愧为“万世先师”,就在于对事物认识的高明之处。从他与子夏的对话中,解读出这样的辩证逻辑: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优点,如果将这些优点无限地伸张和扩展,就反而成为了缺点。将自己的优点作用于修身、养性、陶情,都要把握好度,否则就会适得其反。 　　实质上,孔子阐述的是个“半哲”范畴内的问题。 　　湖南长沙岳麓山上有一半山亭,为半云庵旧址。据传原庵内有一烧火僧,曾作《半半诗》一首,对仗颇工、自然流畅,既写景,又抒情,为名山胜迹留下了趣谈。此诗境界的深邃和生活的趣味,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使用了这个“半”字。清代学者李密庵也有首《半半歌》,这首诗气韵贯通,文笔流畅,颂田园,写人伦,叙情趣,论时弊,读来令人耳目一新,最能表?“半哲”的悠然境界。经常读一读,再浮想联翩一下,觉得很有意思,耐人咀嚼。它是这么说的: 　　看破浮生过半, 　　半字受用无边。 　　半里岁月尽幽闲, 　　半里乾坤宽展。 　　半雅半粗器具, 　　半华半实庭院。 　　衾裳半素半新鲜, 　　饭食半丰半俭。 　　半城半乡村舍, 　　半山半水田院。 　　半耕半读半经商, 　　姻眷半民半官。 　　养子半能半拙。 　　娶妻半朴半贤。 　　半思后代与沧田, 　　一半积德行善。 　　学问半真半假, 　　修行半勤半懒。 　　心性半佛半神仙, 　　境界半圣半贤。 　　为人半圆半方, 　　名声半藏半显。 　　半智半慧半呆傻, 　　聪明只用一半。 　　饮酒半酣正好, 　　花开半吐偏妍。 　　百年苦乐半相参, 　　会占便宜只半。 　　一半还于天地, 　　一半留于人间。 　　半字玄机参一半, 　　乾坤掌握半边。 　　“半哲”思想并不是先人凭空想象出来的,理论上的集成,渊源于这四个方面:一是《周易》中居安思危、否极泰来、“穷变通久”的思想。二是老子《道德经》中安时处顺、清静无为的思想。三是《菜根谭》中“路留一步、味让三分”、“让名远害、归咎养德”、“天道忌盈、业不求满”、“盛极必衰、居安虑患”等教诲规劝。四是《中庸》中“极高明而道中庸”的“执中”与“度”。 　　 　　三 　　 　　自古以来,中国传统文人不仅对官场有着解不开的情结、挡不住的诱惑,而且非常善于总结归纳从政的经验教训。官箴书,就是中国封建政权训导官宦从政治国的官方典籍,其核心就是教人如何在官场上立足。它产生于战国,成熟于汉唐,发达于宋元,大盛于明清。其作者有皇帝、大臣,但更多的还是州县官员和幕僚。有机会翻翻清代的官箴书,发现就有500余种,包括训诫格言、公牍选编、州县官入门、幕学书、传记汇编、从政自传和统治艺术汇编等多种形式。
　　写了浩如烟海的官箴书,莫不是那些文人出身的官员天然有着“笔癖”?其实,这些复杂的官箴完全可以简单化。概而述之,那就是透彻其中,取乎其半,执两端而守其中,自会领悟其玄妙之处。世上之事最为复杂,也是最为简单的。古人不是说嘛:画到极处便是写,写到极处便是画。 　　当年,勾践复仇雪耻主要得益于两个人,一个是文仲,一个是范蠡。这两人皆兴邦治国之才,其能力谋略不相上下。但范蠡功成身退、见好就收,携美女西施出逃,泛舟太湖,成了一名富翁隐士。而文仲呢,痴情功名、恋权贪位、流连忘返,结果落了个横刀自刎。这是大家熟悉的故事,这里不再赘言了。 　　历史有时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样的悲剧在汉初的张良、韩信身上再次上演。张良久习黄老之术,深知才大逼人、功高震主之理。自从刘邦入主关中,天下初定,他便托辞多病,闭门不出。随着刘邦把皇位的渐次稳固,张良便从“帝者师”退居“帝者宾”,遵循着可有可无、时进时止的处事原则,最后明哲保身做了快活神仙。而韩信呢,却因居功自傲,做事张扬,不懂收敛,最后身死未央宫。 　　文仲、韩信两位在他们所处的年代里,可谓是“人精”了,要论带兵打仗的能耐,史上有几人能与其比肩、项背呢?可惜落到这个下场,实在是不该啊!看来,一个人要真正地吃透“半哲”,并不是那么容易的。这里关键是要有看破功名、激流勇退的勇气;要有适可而止、知足常乐的度量;要有忍受孤独与清寂的耐力。 　　有人先后深入研究过孔子、老子、庄子、陶渊明、武则天、苏东坡等人,并从这些人的人生经历中悟到了许多“只可意会不可 言传”的东西,其中最为重要的当首推他们守止的“半哲”。 　　大家都知道“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这副流传了500多年的著名楹联,出自明代翰林学士、《永乐大典》的总编纂解缙笔下。解缙才华横溢,满腹经纶,但为人过于坦率,嘴里就是把不住边。他曾经领导3千多人,用3年时间,完成了3亿7千多万字、卷帙达2万多的宏大类书《永乐大典》。朱元璋对此十分满意,惜才爱才之情溢于言表,曾经亲口对解缙说:“朕与你义如君臣,恩如父子,你对我有什么谏言应当言无不尽才是啊!”那时,在人格分裂的朱皇帝面前,不认真谏政,是对皇帝的不忠;而意见提得过多、过激,他也是绝对不愿听到的。 　　然而,此时的解缙竟然大冒傻气上万言书,历数朱元璋政令多变,经常除根剪蔓、随意滥杀;接受小人趋媚、而对贤者远避;所作决策常使贪婪者得计、廉洁者受刑;直接领导下的吏部无贤否之分,刑部无枉直之判等不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太祖一接奏折,龙颜不悦,当即拂袖而去。此时,这些手下自然心领神会,遂将解缙投入大狱。不久,朱元璋要锦衣卫的头目纪纲将近期监狱中的囚犯名单给他看看,当看到“解缙”两字,顺口说了句:“啊,解缙还活着呀!”纪纲顿时心领神会,等于拿到了解缙的死刑判决书。回到狱中,他将解缙用酒灌醉,扒光衣裳,拖到雪地里,活活冻死了。 　　耿直过度,虽有满腹经纶,但不懂“半智半慧半呆傻,聪明只用一半”之玄机的这位大总编,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被害死了。中国历史上,像解缙这样的忠臣义士,由于对皇帝过于相信而嘴里把不住边,最终落得不能善终的何止解缙一人呢?回望历史,看到了尸骨如山,血流成河。于理,他们没有错;于己,却活活屈死。理得守住,人得尚存,乃善之善者也。 　　“半”是“全”的必然结果,“全”过了头就会直接变成“空”。“全”与“空”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唯有当一个人处于一种“不空”、“不全”的状态,即“半”时,才能清醒地认识自己,才能冷静地审视世界,才能长期立于不败之地。说到底,范蠡、张良的成功是“半”的神话,而文仲、韩信、解缙的失败则是“全”的悲剧。“全”字有时就像一个漩涡,吞噬了多少美好的人生,吞噬了多少朴质的灵魂。 　　立身处世的规则,就是这样冷冰而又现实。只是泪水已经冲刷了太多的记忆。 　　我们每个人的运程不同,能量有大有小,所以每个人的“一半”有多有少,是不一样的。重要的是每个人应该知道自己的“一半”,知道自己有几斤几两,方能把握“半”的尺度。 　　 　　四 　　 　　通观数千年封建时代,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半哲”对官员为官从政来说,是一副清醒剂;对帝王治国安邦来说,也不失为一种大战略,一种大智慧。 　　在传统政治文化中,可以常常以这样的一个“半”的视角,去观照朝代更迭,社会兴衰。“半哲”何在?古时早有定论:刚柔兼济。 　　这里有两个将刚性与柔性治国方略都用到了极限的典型案例。 　　当年,秦国通过实施刚烈的法家思想,使这个小小的诸侯国迅速成为统一的王朝,逐渐走上了富国强兵道路。秦朝建立后,理应根据形势与任务的变化,对历尽战火创伤的黎民百姓采取怀柔的政策,尽量让他们休养生息。然而,当政者大概尝到了法家治国的甜头,还是将其用到了最大化。这样,从战乱中沿袭下来的这一治国方略,在和平环境里被无节制地运用,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奔驰出底线,“张”到了极限。于是,严刑峻法、残酷统治,制造无数的冤假错案,遍地皆是。结果呢,生活在严酷的高压之下和个人意志被强奸了的法律之中的老百姓,必然民不聊生、民怨沸腾,发出“天下苦秦久矣”的呐喊。这样,大泽乡揭竿而起,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是极度推崇“刚”性治国而惨遭人亡政息的典型。还有一个极度推崇“柔”性治世也同样搞得灰飞烟灭的朝代,那就是宋朝。 　　说起宋朝,那繁花似锦、无人不晓的词,或豪放爽朗,或婉约清丽,叫人不能移开目光。当年,赵匡胤一举拿下后周江山,南征北讨,兵权在握,终定山河。开国之初,太祖、太宗定下崇文贬武之国策,举农工商之业。一时间,国家似乎展露欣荣,气象若烟萝,教育、经学、科技、史学等处于世界的领先水平,一个文气典雅的国度诞生于柔风细雨之中。举世皆赞其文化造极之盛世,经济登峰之时代。不幸的是,赵宋集团消极地吸取中唐、五代的教训,着重于推行文官政治,实行崇文抑武,其军制是以牺牲军事效能,实质上是以束缚武将才能,降低武将地位和素质为代价的。 　　一个国家没有刚性的实力,没有刚性的标志,必然会影响了整个国民精神的提升。以柳永、李清照为旗帜的婉约派宋词,也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时兴起来的。很多官员和士人在烟花柳巷里亲热唱和,大部分的词诞生在笙歌艳舞、锦榻绣被之中。而柳永当时在圈内是个红得发紫的明星。歌妓们的心声是“不愿君王召,愿得柳七叫;不愿千黄金,愿得柳七心;不愿神仙见,愿识柳七面”。而柳永也是“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常常不知“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通过他们的作品,显然表明那时整个国家没有了英雄气。过于的文弱、阴柔,最后导致了像赵佶这样出色的词人、画家,从万乘至尊变为异国的阶下囚,在生命的尽头,只能是“愁牵心上虑,和泪写回书”了。虽是字字啼血,句句啼痕,不过是往事只堪哀,令后人禅立不语。 　　那么,我们再看看盛世的当政者是如何治国安邦的呢。 　　中华历史源远流长,大多朝代风云际会于时间的滚滚长河中。史籍公认的盛世,最为著名的就是四个: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康乾盛世。这些盛世虽然成因、形态、结局各一,但当时都有这样两个共同特征: 　　一个是,军力国势强盛,国家统一,疆域辽阔,周边没有相抗衡的力量,很有阳刚之气。汉朝开国之初,异姓诸侯王心怀叵测,匈奴部族频频攻逼;唐朝建基之始,中原群雄割据,边塞突厥犯境;清朝入关定鼎后,内有三藩、台湾之忧,外有沙俄之患。但是,开创盛世的这些英君明主,凭着强盛的国势军力,通过多种手段,分别平定了内乱,击溃或逼退了外敌,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些朝代在兴盛的过程中,疆土得到了开拓,朝野上下,大气磅礴,威武雄壮,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仅在亚洲,甚至世界范围内都没有真正的威胁,从而为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保障。
　　另一个是,文化繁荣,文明程度很高,“软实力”对周边地区有巨大的影响力。在国势强盛、国家富足的基础之上,这些朝代的文化俱臻繁荣。汉初以来,朝廷大力倡导搜集和整理图籍文献,使先秦百家之学在秦代焚书浩劫之后又趋复兴。汉武帝时设太学,置乐府,诞生了彪炳千古的《史记》。唐代贞观、开元之时,都城长安成为世界文化的中心,四方来朝,“国学之盛,近古未有”。那时,唐人吐纳百川,?铸古今,在科学、文学、艺术上都有卓越的创造,特别是璀璨绚丽的唐诗,充分体现了盛唐的风范。史载:“康、乾盛治,文教大昌”,《康熙字典》、《古今图书集成》、《四库全书》的编纂,经学、史学的兴盛,使清代学术取得了“超汉越宋”,集历代之大成的历史地位。一个民族的文化生命往往是体现在经典之中的。盛世之际所产生的这些文化成果,均对周边国家产生了巨大影响,往往被奉为样板,竞相学仿,热捧不住。 　　也许,历史上那些盛世的当政者们并非有意识地把“刚”与“柔”放在“半哲”中观照,但客观上是遵循了这一规律的。道无言,遵则昌,逆者亡。文武并举的治世思路和举措,直接带来的是社会安定,经济发展,国家富足,国力日益增长。西汉文景之际,据载:“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唐代贞观年间,经济由恢复而发展,到开元全盛之时,诗称“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清代乾隆时,农业、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均兴旺发达,财政收入之丰,达到了我国古代社会的最高水平,经济规模和总量居当时世界之最。直至1800年,中国仍然是世界经济的中心,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为世界其它地区望尘莫及。国家的安定富足,又为军力国势的强盛、文化的繁荣提供了基础,由此走上了文治武功、相得益彰的良性互动的轨道。 　　 　　五 　　 　　中国古代许多文学名著,可谓是说不尽、道不完的千古奇书。这里面,不仅有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多姿多彩地展示了各具个性的鲜活人物,还有扣人心弦、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让人浮想联翩的故事情节。那些作者存亡于一个个早已逝去的年代,但他们一直在凝视着热烈而冰冷的历史,凝视着严肃而又轻佻的现实众生。无论后人对他们的作品如何评说,但他们总感到欣慰的是,作品里所蕴含、贯穿、依附的很多让人终身受用、活学活用、遇事随用的深邃的立身之循,醒世之理,一直没有过时。 　　在民间,人们很喜欢《水浒传》一书。“水浒”中的人所体现的“义”是最光彩夺目的,也是读者和后人最值得深思的一个方面。遥想当年,梁山好汉们因义而聚在一起,因义而豪气干云,因义而肝脑涂地,因义而舍生忘死。同时,他们因义又个个成为悲剧人物。宋江在这其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孝义黑三郎”、“及时雨”、“呼保义”等绰号都说明了宋江名满天下,是英雄好汉们仰慕、追随的对象。英雄好汉们为了一个“义”字,对他趋之若骛,甘心左右。梁山英雄集会场所先称为“聚义厅”,后改为“忠义堂”,都离不开一个“义”字。 　　然而可悲的是,那些英雄好汉把这个“义”放到了至高无上的位置,结果在“愚义”的盅惑下,一步步走向招安,还相继征讨辽国、田虎、王庆和方腊。汗马功劳倒是立下了,但这并没有为梁山弟兄们带来好运。征讨方腊后,梁山好汉们更是死的死,伤的伤,走的走,最后只剩下了27个人。可恨的是,此时的宋江依然不忘“义”杀对他最忠的“义弟”李逵,只可怜以“义”聚首的梁山英雄们结局却如此凄惨。 　　呜呼哉!一个无义的社会必然是功利、涣散的,但绝对地讲义的社会,也必然是恐怖与残酷的。就像“全”的思想,反映出了人们追求完美、圆满的期待与追求;而“半”的思想,则是指导行动适可而止的方式、思路。 　　还有那部《三国演义》,是斗智斗谋的时代大画卷、大场面、大背景的艺术再现。的确,三国的历史,是韬略家左右命运的历史。在斗争激烈的战乱年代,谋与决的正确与否,直接影响到个人、集团、国家的生死存亡、成败祸福,因而人们对谋与决的重视程度,也就可想而知了。在三国时代,韬略大类有诱、迷、骄、误、挑、动、疲、间等法。谋决理论十分重视自身的实用价值,有着强烈的现实感、迫切感和使命感,而较少虚幻色彩。这种状态,我把其客观存在称作为一个计谋的社会。何进、董卓、吕布、袁绍、袁术、公孙瓒、刘表、刘彰、刘禅、孙皓等,均为无谋而败,误决而亡。相反,曹操、刘备、孙权等则因有谋而胜,善决而存。谋决理论中的实用性原则,促使运用者去建立庞大的智囊团,韬略家们正是在这个组织机构中发挥才干的。计谋,在乱世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魅力。 　　不过,立业方略,纵有千个万个,能够成为经典,靠的是两样:一是经济,二是人心。用现在时髦的话说,就是硬实力与软实力。 　　同样可悲的是,三国时代的那些将领谋士们,企图纯用计谋和外交手段统一天下,把“计”置于不恰当的位置,甚至当作治国安邦的无尽的宝藏、不竭的源泉,而无视人类的知识与尊重,使其受到重创,那就大错特错了。将计用到了极限,常常会反被计害。孙权给天下留下了“周郎妙计安天下,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笑柄;诸葛亮也给后人留下了“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凄凉浩叹。最终呢,三国争霸终归一,治国还需真。 　　我常想,如果水浒中的英雄和三国中的豪杰,在“义”与“计”的动作和不动作之间找到了一种完全的均衡,用“半哲”指导人生、指导事业,也许他们的结局不会如此,最起码这个结局来得会更晚一些。正如,孔子一生以四绝“勿意、勿必、勿固、勿我”要求自己。其中,“勿必”的意思是指对事情不能绝对肯定,也不能绝对否定,凡事不可走极端。翻开他老人家的著作,这个辨证思维思想非常明显地体现其中。所谓事无绝对,一分为二,才是正确的。 　　历史的烟云一一飘过,滚滚风尘的三国,梁山聚义的水浒,转眼之间成了“从前”。在惨烈的厮杀、争斗的血腥中的欢乐与艰辛已经过去,但历史湮没不了一切,留在世上的不仅仅是记忆,而且更是理念与教训。 　　 　　六 　　 　　也许有人认为,所谓的“半哲”思想,还不是中国历史上那些圆滑处世思想的翻版吗?哪里是贯通古今之理、明白人生之道的智慧呢?所谓的“度”,无非是言语得体,左右逢源,四面应酬,八面玲珑,送往迎来应付自如的吗? 　　否也!“半哲”应当是儒家的“入世”与道家的“出世”思想的中和,也即“有为”与“无为”的权衡相间。其意义在于告诫人们为人要谦卑、做事要不偏不倚,为而不争。相反,圆滑的人生态度,会让自己的人生变得空虚,变得痛苦,变得失去意义。 　　世人往往误“半哲”为圆滑,或以圆滑为“半哲”的内涵,殊不知两者差别极大。两者的本质区别在于:“半哲”是在冷静理智之下,有一颗火热真诚的心;圆滑是在貌似热情的外表之下,掩藏着一颗半冷不热的心,日久可辨。 　　这里有这样一首打油诗,也许能说明点儿问题: 　　“半哲”之人努力使自己有钱――圆滑之人只是想要有钱; 　　“半哲”之人思想远大――圆滑之人想得很小; 　　“半哲”之人专注机会――圆滑之人专注障碍; 　　“半哲”之人欣赏有钱人――圆滑之人嫉妒有钱人; 　　“半哲”之人喜欢与成功人交朋友――圆滑之人与不成功人交朋友; 　　“半哲”之人乐意宣传自己的价值观――圆滑之人害怕推销自己; 　　“半哲”之人奉行我大于问题――圆滑之人奉行问题大于我;
　　“半哲”之人根据劳动结果拿酬劳――圆滑之人根据劳动时间拿酬劳; 　　“半哲”之人鱼与熊掌两个都要――圆滑之人只要一个就够了; 　　“半哲”之人专注自己的资产――圆滑之人专注自己的收入; 　　“半哲”之人敢于合理冒险――圆滑之人害怕风险; 　　“半哲”之人谦卑中追求――圆滑之人自我满足中欣赏。 　　为什么两者之间有着如此之大的区别,是因为秉持“半哲”者,理智,冷静,客观,善于审时度势,不盲从,不轻信,不冲动,不感情用事,事事处处把握一个“度”字。圆滑者,光不溜秋,极靠不住,不能以诚待人,甚至颠倒黑白、混淆是非者有之;阳奉阴违、两面三刀者有之;有明枪也有暗箭;有心黑脸厚者的多端诡计,也有盈盈笑脸背后的许多陷阱。 　　“半”与“全”是一对矛盾,许多人在业内个个是英雄,只可惜对“全”与“半”的把握,显得“略输文采”、“稍逊风骚”了。古往今来,如果将“全”贯彻了生命的全部,那都会无一例外地陷入灾难的魔洞之中。占“半”还有半,这半就是余地,有余地就可以回旋。因为,天下之事,随时随地,每一分钟、每一秒钟都在变,宇宙物理在变、万物在变、人也在变;自己的思想在变、感情在变、身心都在变,没有不变的事物。我们想在一个不变的、固定的模式中,长时间地把某种优势、效能,或者是绝活、见解的作用发挥到极限,起到十全十美的效果,那是不太可能的。 　　 　　七 　　 　　生命的意义,无论对于信奉“半哲”的,还是持其他人生态度的,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人可以没有金钱,可以没有地位,但是不能没有生命意义,失去了意义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人生。 　　生活的表象多姿多彩,其内涵纷繁复杂,终究其一生,就是一种人生的管理,其中最大的是对自己欲望的管理。人生最大的痛苦,莫如说是欲求的痛苦。可以说,人生如果没有欲求,就没有生命,就没有希望,但并非你曾希望得到的,就一定能够如愿以偿。 　　上至庙堂,下至市井,“半哲”可以说无处不适,无往不通。人生就是在解决一个又一个的问题中前进的,解决问题必有努力,所有的努力都离不开一个度。 　　有位老干部,从政数十年,历经了仕途的大起大落,官场宦海的冷暧。退休之际,抚今追昔,盘算得失,不禁长叹不已,挥笔写下了这样一副对联:“官大官小没完没了;钱多钱少都有烦恼。” 　　横批为:见好就收。 　　此情此言催人泪,只是到了退位时。现在有相当一部分人把个人理想、追求定位在官职升迁上,把人生价值的实现,事业的成功,个人进步与官位升迁的高低等同起来。有的人千方百计谋“乌纱”,保“乌纱”,升“乌纱”,为一顶“乌纱”不惜费尽心机。一些原本很有才华的人,在“谋”的过程中,不择手段,丧尽天良。结果呢,他们升了还想升,不升便去争、去抢、去骗。在他们的眼里,满世界都是那些晃动着的五颜六色的“乌纱帽”。最后身败名裂,丢尽了人格,在别人的眼里,简直就是“怪物”。人一旦具有了这种追逐之心和贪婪之心,就会在犯罪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直到把自己送上不归路。 　　还有的人为了挣钱蓄财,在积聚钱财时往往被一种呈几何级数递增的心态所左右:当攒到1万元时,下一个目标是2万,攒到2万时目标变成了5万……当积聚到100万元时,下一个目标就绝不仅仅是150万,而是上千万,几千万,正可谓“欲壑难填”。此时的他们,金钱对其已经失去了基本的购买物品的货币作用,只剩下对其占有之后的满足感和盘算数额时的成就感。就像吸毒上瘾的人对毒品一样,欲罢不能,越陷越深。敛财成为了他们生活中唯一的追求,而且永远不会满足。 　　其实能够升官发财的,在整个社会中毕竟是少数者,绝大多数人是庸常者,过着庸常的生活。常人也有常人的活法,丰富多彩,雅俗不一。我有位不常谋面但见之促使我思考的朋友,每次见面总是听到他在抱怨人心不古,情如纸薄,茫茫人海,难觅一位真正的知心朋友。其实,并不是他在这个世上没有朋友,而是把朋友的知心理解得绝对化了。人是一个复杂的矛盾体,大家都有优点,也有不足。人与人哪能处处、事事、时时心心相印呢,即使是孪生兄弟、姐妹,也是不可能的。交友,也要把握分寸,交其适交,或情趣、或学识、或人格、或者是其他方面。生活中,与人交友,交其“半个朋友”,也许会成了很“铁”的朋友,长久的朋友,如果交得很全,交得很密,很有可能很快就不成朋友了,就像吹气球一样,用力过猛,就会炸了。 　　在人生的舞台上,守止“半哲”,并不是要我们主动放弃对更好、更美、更全的结果的追求,而应当建立在“并不完美”、“尚有缺憾”的心理基础上。当我们来到茫茫人世间,沉浸在纷繁复杂、光怪陆离的社会中,必然面临着许多战略选择,谁也不会意识到某种思维方式和习惯倾向正在暗中操纵着自己的命运。有许多个性很张扬的人,不懂得藏愚敛拙,不懂得把住两端,一直在授人以柄,不停地给自己制造麻烦。长此下去,无论在怎样的语境下,都很难找到生存、栖身之处。所以,当你处在顺境中行进时,或者置身逆境里准备退却时,都得守止“半哲”。就像苍穹浩渺,万世悠悠,月盈月亏,月升月落;日中则移,月满则亏。这既是一种鲜活的艺术思维和审美意识,也是万古之人生定律。 　　一个人不能没有追求“全”的决心和精神。倘若一旦放弃了“全”,那一切都会变得枯索无味,生命又回到了那个对食物、安全和性的本能之中,成为了一个无趣的过程。但也不能没有接受“半”的气度和胸怀。辩证处理好“半”与“全”的关系,是一个人走向辉煌的关键所在。 　　不过得记住:“半哲”不是一个技术概念,而是一个心灵概念。 　　 　　责任编辑:蒋建伟 　　插图:郑德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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