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个佛的忿化身是四臂大黑天?_百度知道
哪个佛的忿化身是四臂大黑天?
黑天分几面几臂有什么不同三面六臂的大黑天是谁的忿身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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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修胜乐金刚为本尊者四臂摩诃迦拉，可驱除修法时之魔障。
此尊形象怖畏，每日必供；珍宝璎珞骨饰而为庄严，主臂双手持噶巴拉，雄姿焕发。
佛经中讲，为胜乐金刚之所化现，总摄一切诸佛之身、噶巴拉安作于莲花日轮狮子座上，手持弯月刀，一头四臂，眉发如焰，张口露牙卷舌，三目圆瞪；佛目摩诃迦哩（吉祥天母）一面二臂三目，英勇威猛、智慧；项挂如鲜血人头相之项链、口，内盛如人血相之甘露、事业，左手持三叉戟。右手持宝剑，红发冲霄，头戴五骷冠，身蓝黑色，为主修胜乐金刚密乘行者之护法神、意功德，全名为“吉祥依沽四臂大黑王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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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在）多罗羯帝（taragate：唵蜜止蜜止（micch micch印度教视之为毗瑟奴（梵Vis；良贲之仁王护国般若波罗蜜多经疏卷下一则以之为战神，降伏）舍婆隶（s&#47，大日经疏卷十以此天为毗卢遮那佛之化身;vare!n!u ）之化身，食人血肉，即降伏‘荼吉尼’之忿怒神，救度）娑婆诃，夜游林间。大黑天神法载其真言为，乃摩醯首罗（大自在天）之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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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传佛教的建寺文化（2）
○日本的与建筑文化日本﹙Japan﹚群岛位于亚洲大陆的东北方，南北狭长的群岛中，从南往北由四个大岛：九州、四国、本州、北海道，以及数千个小岛组成。领土面积有377,727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为12,628.1 万人。由于纬度相差十五度之多，因此气候相差明显，变化亦多。汉武帝曾动用武力扩充版图，在《汉书》〈东夷传〉记载：“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帝﹚换以印信。”西元1784 年，在南方博多湾的志贺岛，曾掘得“汉倭奴国王”金印一颗，足以证明。如今的“日本”已经变化成不同于中国传去的，为了因应各个时代的需要，日本佛教一直在转变中。中国佛教徒甚至露骨地说：“日本佛教是歪曲了中国佛教而堕落的佛教。”日本自己的学者也认为：“确实非常大胆地脱离传统正轨，而看来有些许堕落”，纯然是应付岛国人民的期待使然。南北朝梁武帝普通三年﹙西元 522 年﹚，继体天皇即位十六年，南梁人司马31达带一族归化日本，到大和国高市郡阪田原，结草堂供置佛像，礼拜甚恭，属佛教“私传”日本之始，当时日本人尚视佛为“他国神”，佛教是为“蕃教”；成书约于八世纪的《日本书记》说西元 552 年，南北朝梁元帝承圣元年，日本第二十九代钦明天皇十三年，佛教最初的“公传”传入日本，是百济国的圣明王﹙宋蒙王，穆永王之子﹚遣西部姬氏达率怒璃斯致契等上表劝进。百济圣明王有感于佛法是“诸法中最殊胜，难解难入，周公、孔子莫能知，此法能生无量福德，乃至成办无上菩提，譬如人怀随意宝，逐所须用尽依情，此妙法宝亦复然，祈愿依情无所乏。且夫远自天竺，爰洎三韩，依教奉持，无不尊敬。……”﹙最主要的是强调信仰教义最出色的佛教，便会“有求必应，所欠无缺”。﹚并进献金铜佛像、经论、幡盖等，除了法隆寺的国宝百济观音﹙PaekcheKannon﹚外，还有飞鸟寺﹙前身是法兴寺，后改称元兴寺﹚的遗迹佛像，及广隆寺的宝冠弥勒菩萨半跏思维像，完全是百济的特色。如是佛教便以最新文化的色彩被传入日本的。﹙另据奈良时代成书的《元兴寺伽兰缘起》则说佛教公传到日本是在西元538 年。﹚可知日本的佛教寺院最早建立于钦明天皇“飞鸟时代”，是为了安奉百济国献贡而来的释迦佛像，苏我稻目把向原氏的私宅改成寺院，称为向原寺，作为礼拜佛像并且祈愿的场所。可是在敏达天皇十四年﹙西元 585 年，岁次乙巳﹚以前，日本疫病再度流行﹙可能随百济传来的天花病﹚，人民死亡甚众，天皇亦病逝。被保守派臣子怪罪是佛是“瘟神”，佛教给日本带来了灾难，因此佛寺佛像被毁，出家人被禁，日本古代佛教史称为“乙巳法难”。隋文帝开皇六年﹙西元 586 年﹚，日本用明天皇听大臣苏我马子主张奉佛，仿效大陆国家之支持佛教流行，但仍受大连物部守屋和中臣胜海﹙世掌祭祀，主张仍应奉敬Kami 国神﹚的反对。次年，天皇逝，大臣苏我马子联合泊濑部皇子、竹田皇子、厩户皇子举兵杀物部氏等保守派，拥立可能会信佛的泊濑部皇子为崇峻天皇，可是崇峻天皇想摆脱苏我家族的控制，传曾搜集军备于宫中。却被苏我家族发觉，苏我家族再度展开攻击，杀掉崇峻天皇，拥立推古天皇﹙钦明天皇与其出身苏我家族的皇后所生得女儿﹚继位，从此苏我氏专擅朝政。在讨伐战争困难时，厩户皇子为祈祷胜利，许愿建四天王寺。苏我马子也发誓说：“凡诸天王、大神王等助卫于我，使获利益，愿当奉为诸天与大神王，起立寺塔，流通三宝。”于是在崇峻天皇元年时，苏我氏请来朝鲜人，仿高句丽的清岩里废寺格局建飞鸟寺﹙即法兴寺，也称元兴寺，在今奈良高市郡日香町﹚。而厩户皇子﹙用明天皇二子，死后谥号“圣德太子”Shotoku Taishi，后世还盛传他是南岳．慧思的转世。﹚果然在摄津建四天王寺，把物部氏的奴隶分出32一半作为寺奴，分出其田宅作为寺的田庄。推古天皇继位之元年﹙西元593 年﹚，圣德太子把四天王寺移建难波之荒陵。推古天皇二年，高句丽僧人惠慈、百济僧人慧聪来日，受到圣德太子的敬信，并从惠慈学习了二十年的佛法。日本从担任推古天皇摄政王的圣德太子开始，便把大乘佛教置于治国、教民的指导地位，并且派“遣隋使”出国学习。从其所拟的“十七条宪法”中可见到提倡“笃敬三宝”的政策，而且佛教的因果报应思想在当时特别流行。当时天皇及贵族通过造寺、塑像、颂经等向佛菩萨祈祷功德利益。日本建寺的动机及精神，诸如圣德太子所建的四天王寺或是圣武天皇所建的国分寺，无不是为了降伏佛敌或镇护国家为目的，也就是当作拥护国家的祈愿寺而建立的。除了“国寺”，其他公卿百官等所建立的私寺，也都是为了自己祈愿成就而建立。日本佛教的兴盛，首推圣德太子的大力提倡。隋大业三年﹙西元607 年﹚，圣德太子派遣使者小野妹子到隋都，有沙门十余人随行。《隋书?东夷传》记说：“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并沙门十人，来学佛法。”又，具北魏式样的法隆寺又名“法隆学问寺”始建于推古十五年﹙西元623年﹚，是圣德太子为了纪念用明天皇而兴建的。法隆寺曾于西元670 年失火烧毁，其后再度重建，如今为日本现存也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木构造建筑群。寺中的百济观音风格不同于日本的佛像造型，据学者考证是由唐地传入，或邀请造像师亲至日本造的。寺内供奉祈求圣德太子夫妻及其母后冥福的释迦三尊像，还有金堂与五重塔，都是古物，值得一看。日本一般把“推古天皇时代”称为“飞鸟时代”，而把“大化革新”至迁都奈良之间称为“白凤时代”。“大化革新”以后，逐渐确立了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属“奈良时代”之前期﹙西元645-710 年，时当唐太宗贞观至唐睿宗景云年间﹚的“白凤文化艺术”是受到初唐的影响，称为“唐样”﹙Tang rules﹚。天武天皇十三年﹙西元685 年﹚，命各地每家设佛龛，置佛像、佛经供养。此时期造寺、造像最多，以奈良现存的药师寺东塔为最有名，是天武天皇为祈皇后病愈而建的。古旧的东塔为木造，现塔为重建，看起来是六层塔，其实只是三层而已，因为是每层各有堂阶，富有律动产生的感觉。药师寺中著名的“佛足石”已有一千二百多年历史，是遣唐史黄文本实从普光寺的佛足石临摹出模型，带回日本仿造的，以后日本才盛行制造佛足石。当时盛行讲经，常讲《金光明最胜王经》、《仁王般若经》、《维摩经》、《无量寿经》。“奈良时代”的圣武天皇仿唐朝国家佛教的特色，也以佛教为国教，用来巩固政体。 “奈良时代”的佛教有所谓的“南都六宗”，即“三论宗”、“法相33宗”、“成实宗”、“俱舍宗”、“华严宗”和“律宗”。圣武天皇于天平十二年﹙西元740 年，唐开元二十八年﹚发愿，三年后开始在平城京﹙今之奈良Nara﹚原金钟寺的地方建国家大寺──“大倭国分金光明寺”﹙总国分寺﹚──东大寺﹙Todaiji﹚，高47 公尺，面宽70 余公尺，耗时十年才完成。并且在各地方行政区设“国分寺”，有比丘住持的为“金光明四大天王护国之寺﹙国分僧寺﹚”；比丘尼住持的称“法华灭罪之寺﹙国分尼寺﹚”。规定寺院每月八日必应转读《金光明最胜王经》，以祈四大天王之拥护，能得风调雨顺、五谷丰登、国泰民安；每至月半诵戒羯磨。寺院经常得到来自天皇、政府和贵族的施舍，包括土地、封户、奴婢及财物等等。初期国分寺的建造并不顺利，因为各地方政府在饥馑、疫病流行之后，财力不足，民力疲惫，进度缓慢。直到光仁天皇元年﹙西元770 年，唐代宗大历五年﹚，建寺的基本工作才告结束。实际上很多不是新建，而是旧寺再利用或改建。奈良时代有元明、圣武、孝谦三位天皇出家。所以，这古都一千多年来虽然因为战火的洗礼，如今仍保存有众多的寺庙与神社，充满浓厚的历史文化气氛。目前所称奈良古都的“南都七大寺”即东大寺、西大寺、大安寺﹙南大寺﹚、元兴寺﹙极乐坊﹚、兴福寺、药师寺、法隆寺。“国分寺”的建造都是渊源于中国，如元魏文成帝令诸州郡县各建一寺；隋文帝仁寿元年至四年，下令诸州建舍利塔111 所，盛行法仪为皇帝、皇室和臣民忏罪祈福；唐高宗时命天下诸州置寺观各一所；武则天依《大云经》做为“女主君临”，令各州建“大云寺”；唐中宗令各州建中兴寺；唐玄宗令各州建开元寺。也是强调佛教有镇国安邦的作用。当然，仿唐的日本东大寺也安奉了毗卢遮那佛的报身像，大佛高十五公尺以上，用掉铸铜七十三万九千余斤，黄金一万四千余两，白银一万二千余斤。孝谦天皇天平胜宝四年﹙西元752 年，唐天宝十一年﹚落成时，由太上皇圣武天皇﹙药师寺的景戒注解《日本灵异记》说他是胜德太子的转世﹚率文武百官莅临亲自主持。东大寺的完成是集合了南传、北传佛教之大成，铸造大佛的行基和尚是百济王的后裔；负责营建的国中连公麻吕是流亡日本的百济人后代；执行开光的是南印度婆罗门僧菩提昙那；法会的咒愿师是唐僧道璇；上奏佛乐的是越南占婆国的僧人佛哲负责。西元753 年，天平胜宝五年，被奉为日本律宗祖师的鉴真和尚到达日本九州。次年，鉴真到奈良，献上经论佛像等，并为圣武太上天皇、皇后、太子授戒。西元759 年，唐肃宗乾元二年，天平宝字三年，建唐招提寺，近代则成为律宗之总本山。34“奈良时代”后期的“天平文化艺术”是受到盛唐的影响，日本派出遣唐使带回唐朝的文化，被吸收融入成“大和文化”然后保留下来。平安时期的佛教宗派有“天台宗”和“真言宗”。“平安朝”弘仁十四年﹙西元823 年，唐穆宗长庆三年﹚正月，嵯峨天皇把位在京都的东寺﹙空海亦曾为奈良东大寺的别当﹚赐给空海﹙774-835 年﹚作为密教真言宗的根本道场，空海把从唐朝带回的佛舍利、曼荼罗、梵字真言、法具、论疏等都存放在此，后来仿唐长安青龙寺之例，天皇赐称此寺为“教王护国寺”，因空海以东寺为传法中心之故，称为日本真言宗之“东密”。此同时也赐比睿山一乘止观院“延历寺”之号。这时期为鉴真律师﹙688-763年﹚所兴建的唐招提寺的讲堂，就是平城京部分宫殿所改建的。平安末年平重衡放火烧掉奈良东大寺等，到“镰仓时期”由净土宗僧重源担任“劝进”，负责募财及组织工作，请来宋朝的工匠陈和卿设计，重新修建并重铸大佛。重建的东大寺即采用宋代佛寺流行所谓的“天竺样”，为现今世界上最大的木构造建筑物。恒武天皇即位，眼见政教弊害丛生，主要是各种政治社会及佛典的释义产生信仰上的不同，甚至冲突。为了刷新政风，终于延历十三年﹙西元749 年，唐天宝八年﹚迁都平安京﹙今之京都Kyoto﹚，仿唐朝之长安城建造。进入“平安朝”以后，为了扫除宗教的弊端，下令禁止国师增员，并且严格选拔，任期六年。唐贞元十一年﹙西元795 年﹚，更禁止官员、百姓将田宅、园地布施或出售给寺院，并改“国师”为“讲师”，诸国各置一人。主要目的是采取必要的手段，以断绝佛教与政治的关系，但是对纯正的佛教发展则大加庇护，佛教新人物辈出，最有名的是开创天台宗的最澄大师和真言宗的空海大师。“平安时代”﹙749-1192，时当唐天宝至宋绍熙年间﹚佛教的修行与一般庶民无缘，可以说只是贵族的佛教、阵护国家的佛教，这时期有平城、淳和、仁明天皇出家。而一般对日本佛教的分期，则以“平安时代”结束以前称为“古代佛教”，而且是属于祈祷的佛教。日本的佛教为了与本土的神道融合，以减少其两百多年来的长期的抗性。到了“奈良时代”末期便产生了“神佛习合、神悦佛法、神信佛法”的思想，认为无论神也好、佛也好，其本体是同一来源。神佛的分别，只不过是为了摄化众生、救济众生的方便而显现出来种种不同的形象罢了，神道信仰仍依附于佛教。所以，在观念上认为只要依靠神佛间的冥合和扶助，就能使国家得到守护，皇室才能巩固。为了配合这种思想，就在各处神社的境内盖了佛堂或僧院，并由僧侣来司掌社务。35当时所建的国家大寺也称“官的大寺”，因是历代天皇和皇室成员的“敕愿”建造的，也称“御愿寺”；属于私人的寺院，称为“定额寺”。为了让日本的神祇拥护佛法，神也接受佛法的供养。在神社中兴建佛寺，佛寺中也有神社，在“奈良时代”已经是很平常的地方信仰，这是“神宫寺”的源起。到了“平安时代，又发展出“佛本神从”的“本地垂迹说”，认为佛是神的本源或本体，地方神是佛，为了度化日本而垂迹示现或应机权现，认定了许多神为大菩萨，如多度大菩萨、八幡大菩萨；伊势宫的天照大神，更被认为是本地的大日如来。于是神社内的僧人﹙别当、社僧﹚经常在神前读经，举行法会，佛教便深深扎根于民间，并且和当地社会习惯融成一体。后来更融合了神佛互习思想以及祖先崇拜思想，大量建造家族祈愿的“氏寺”。以一般民众为对象，让庶民安奉祖先牌位的“菩提寺”或“香华寺”也在此期间出现，尤其“镰仓时代”之后，出现天台宗的“山王神道”、真言宗的“两部神道”，标志“本地垂迹说”，越来越多主张神佛同体论、佛主神从说。如后来天皇也授德川家康为“东照大权现”之号，更分不清楚是什么了。日本的寺院以其祈愿寺、神宫寺或菩提寺等不同的类别，所住僧侣的任务也各相异。其任务分成以祈愿为主、以社务为主、以檀务为主等等不同。平安朝以后，大寺通常在堂塔伽蓝之外，另盖子院或私房，作为僧侣们的生活处，而形成了“复合寺院”的规模。执掌神宫寺的僧侣干脆把自己的住房当作生养子女的家庭住所，并让亲生子女能继承寺院的住房以及个人的私财，如京都石清水八幡的护国寺、伊势太神宫的法乐寺。其他以私财所建立的菩提寺，如醍醐之安东寺、日野的法界寺等寺院，是属于“妻带寺”。“室町时代”以后，则修验道行者所住的寺院大多成为“妻带寺”。这时期的佛教并未转变为在家佛教，虽然仍保有出家的形势，可是内涵却已经完全的改变。“平安朝”初期，受到唐文化的影响，汉文字和汉文学十分盛行，更是天台宗与真言宗弘传的兴盛期。佛教在日本更加兴盛，信众把自宅直接当寺院使用，俗家和佛寺也就非常的类接。当时到处更出现了贵族把住家的正厅改造为佛寺的情形。如嵯峨天皇把离宫改成嵯峨大觉寺；仁明天皇迁移清凉殿为嘉祥寺；清原夏野把自宅当作京都太秦的法金刚院；把醍醐天皇外祖父宫弥益的旧邸改为京都山科的劝修寺。同时有些贵族选择山明水秀的胜地，兴建寺院式的别庄，得以一方面过著俗家生活，又可兼顾出家式修行的生活。如金阁寺、银阁寺无不都是兼顾出家、在家一体的寺院。36平安朝时代的佛教普遍密教化、贵族化，到藤原氏摄政以后，武士阶层崛起，领主庄园制不断发展，天皇形同虚设，从天皇到贵族都有惶惑感和危机感存在，每代天皇让位后出家的更多，如清和、阳成、宇多、醍醐、朱雀、村上、圆融、花山、一条、三条、后一条、后朱雀、后三条、白河、鸟羽、崇德、后白河、后鸟羽等，其中白河天皇出家后称“法皇”，设院继续听政掌权，鸟羽、后白河、后鸟羽也是如此。日本净土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日本的遣唐史终止于“平安时代”宽平六年﹙西元894 年﹚，当时以唐朝末期动乱和海上不安为理由，终止了“遣唐史”之举。平安中叶，武士思想抬头，许多浪人寄生在佛寺，产生了“僧兵”，僧侣为了信仰的不同，佛寺以僧兵为前锋，经常为争权夺利而相互斗争。当时随著僧兵作乱，而唐朝又有“会昌法难”，信徒以为人世的“末法时期”已经来到，而极思一个平和的净土。尤其西元1142年，宋绍兴十二年，康治元年，延历寺、圆城寺的僧众械斗，圆城寺僧众火烧延历寺；西元1163 年，金大定三年，长宽元年，延历寺僧众火烧圆城寺，更造成乱象及末法信仰的无奈。佛教“公传”入日本时，西方极乐世界的净土思想和经典也逐渐传入。北魏时期是以梵文意译的“无量寿佛”称号之，隋唐以后才以梵音的“阿弥陀佛”出现。故圣德太子死后，其妃橘夫人认为他“应生于天寿国之中”。后代的净土信仰者则联想认为“天寿国”即阿弥陀佛净土早期在日本的称号。其实日本净土思想的兴盛，则是在九世纪末的藤原时代以后，由于社会上充满绝望与不安，并随著对“末法”思想的焦急而到来的。日本净土信仰的兴起和以后净土宗的建立与天台宗有很密切的关系，天台宗的创始者智顗大师是提倡净土信仰的，而“入唐八家”之一的最澄﹙767-822﹚将净土信仰传入日本。净土思想原先是流行于中下阶的平民层，然后逐渐扩及于上流的贵族社会，贵族一面念佛求往生，一面沉缅于现世的物欲享受，社会上一度显得颓败极了。加上战乱频传，对被压迫的无知淳朴信众，的确是一大福音，并且念佛往生简易方便，净土的法门就越加兴盛﹙光是执持名号的嘴“念”，与现在部分的台湾佛教徒信仰情形有点类似﹚，气势高涨到十分的狂热。净土的法门大量宣传认为只要一心“念”佛，不管结婚食荤、无恶不作、多贪乐欲的一阐提﹙Icchantika，不相信佛法的人﹚，完全依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就可往生极乐世界﹙类似“带业往生”的宣导﹚。最澄的弟子圆仁﹙西元794-864年﹚入唐求法，曾到竹林寺，学到法照﹙生平不详，被称为善导后身。唐代宗永泰二年，西元766 年，创“五会念佛法”﹚鼓吹的不断“音乐性”“念”佛式的37“五会念佛法”。“五会念佛法”是受《大无量寿经》之启发：“以清风时发五会音声，微妙宫商，自然相和，皆悉念佛、念法、念僧。其闻音者得深法忍，住不退转至成佛道。”此法配上抑扬顿挫的五音曲调，按长短缓急不同的节拍颂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其“六时礼赞”亦伴之以哀婉动听的曲调，产生感人﹙性﹚的气氛，容易受到宫女们的喜爱。圆仁回国后第二年，即承和十五年﹙西元848 年，唐宣宗大中二年﹚，在比睿山建常行三昧堂，作为修持法照的“五会念佛法”之所，也有不少僧尼皈依。如京都平等院的凤凰堂，就极尽人智与财力，建造宛如极乐世界的豪华宝楼阁及宝池，让建筑物内外仿佛是极乐净土。因此，遭致以正统佛教自居的南都﹙兴福寺﹚北岭﹙延历寺﹚强烈的不满，向朝廷奏请，禁止念佛的举止。“镰仓时期”﹙Kamakura period， 年，时当宋绍熙至元顺帝元统年间﹚、“室町时代”﹙ 年，时当元顺帝元统至明穆宗隆庆年间﹚重要的有曹洞宗、临济宗，有些僧人为了打破旧有佛教的腐败、混乱和日益脱离民众的局面，提出有别于中国的新说，创立了新的宗派。对于“镰仓时期”到“室町时代”是为日本的“中世佛教”期，也是武士幕府政权的时期。镰仓是日本的第一个幕府“镰仓幕府”的发源地，也是佛教的重镇。公元1452 年，镰仓民众捐款兴建了一座青铜阿弥陀佛的坐像，总高十三点三五公尺，总重一百二十一吨，虽比东大寺的大佛略小了些，却是现今户外最大的大佛。此时期有源空﹙号法然，﹚创立“净土宗”，后来其弟子亲鸾﹙﹚创立“净土真宗”；一遍﹙﹚创立“时宗”；日莲﹙﹚创立“日莲宗”。而这些创立人都未曾留学中国，把已在日本广泛流传的汉译佛典和中国人的佛教著作，按照自己的理解，创立了新的宗派，这些宗派则具备了日本佛教鲜明的民族特色。此时期形成了天台宗的“山王神道”、真言宗的“两部神道”，律宗的复兴也产生了“南京律”与“北京律”，佛教更在统治者的支持下建立了“寺檀制度”，规定了寺院与信徒家庭间的隶属关系。而亲鸾则类似基督教的马丁路德公然带妻住寺，否定出家主义，其纯粹以信仰为主的立场，对后来的日本民族佛教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净土宗对于“无戒”之人，甚至说“恶人”念佛也可以往生或成佛，是具备了深入人性的洞察力，有著令人很难脱离的魅力。果然被日莲批判为邪法、恶法、38谤法，并说念佛者会下地狱。日莲把《法华经》﹙Lotus sutra﹚信仰称为正法，提倡口念“南无妙法莲华经”的唱题修行法。日莲曾上书幕府用强力禁止净土宗流行，书文写说：“念佛是无间地狱，禅宗是天魔所为，真言是亡国恶法，律宗是国贼妄说。”当然招怒了四大派，在文永八年﹙西元1271 年﹚被判斩罪，后减为流刑，流配佐渡。但三年后，自任为“上行菩萨”的日莲再度获赦而返回镰仓，结庐于身延的山中，后建为久远寺，成为法华信仰的中心道场。由于天台宗寺院拥有僧兵，明穆宗隆庆五年﹙西元1571 年﹚，元龟二年，无法容忍寺院拥兵与政府对抗，织田信长﹙西元 年﹚攻入比睿山，将寺院焚毁。十年后又杀高野山僧众1383 人。明万历十三年﹙西元1585 年﹚，丰臣秀吉﹙西元 年﹚烧毁根来寺，又攻入高野山，威慑当地僧众。德川幕府于迁都江户﹙今之东京Tokyo﹚后的“江户时代”﹙西元1645 年，清顺治二年以后﹚统治日本时则开始采取“锁国政策”﹙直到西元1853 年，清咸丰三年为止﹚，禁止日本船只出海贸易，禁止日本人与海外交往。原因是于西元1637 年日本爆发了以天主教为主的岛原农民起义，从此对宗教的限制也很严谨，为杜绝天主教的死灰复燃，将国民纳入佛教组织中，建立了“寺檀制度”，让寺院与檀家的关系制度化。僧侣具有“户籍公证”的特权，国民的生死婚迁，都必须在寺院取得证明。其主要目的则是为了控制民众，连日本学者就认为：那是“只用世俗权力无法完全贯彻其支配体制时，就利用宗教的力量。”当然寺院非常乐意执行这般政策。于是佛教陷入安定保守、缺乏进取、思想迟滞的堕落情形，诸籓还曾实行“废佛毁释”的命令。末代将军德川庆喜还政于明治天皇，明治元年﹙西元1868 年，清同治七年﹚，宣布“神佛判离”令，宣誓文：“此次王政复古，基于神武创业之始，改为诸事一新，“祭政一致”之制度。”恢复任命神祇官，神社与佛寺分家，禁用佛语称呼神号，禁供佛菩萨形像的神像，将长期的神佛分离开来，使神道成为国教，建立“神社制度”。明显“神为本地”，佛只是“垂迹示现”。在以天皇为首的极权统治体制之下，传统佛教为迎合统治者的需要也提倡忠皇爱国，宣传护国精神。日本真宗就有“王法为本”、禅宗有“兴禅护国”、真言宗与天台宗有“镇护国家”的观念，产生不少僧人对天皇制度的效忠拥护，以及对外战争的支持，并且争取了“僧侣参政权”。虽然在一片因战争利益而违背佛陀的教诲中，仍有少数反战的僧侣或信徒，可是前者不是被逐出僧团，或最终被捕下狱。日本佛教将织田信长、丰臣秀吉政权到明治元年，归为“近世佛教”；“明治维新”以后就是“近代佛教”。西元1868 年德川幕府被推翻后，日本便推行39“文明开化”政策，用西方资本主义文化改造日本。明治五年﹙西元1872 年，同治十一年﹚四月，解除僧侣不得食肉、带发、娶妻的官制，下令僧侣使用俗姓，将僧侣世俗化、在家化，用以宣传神政思想。最后却变成佛神纠缠不清，佛教走向形式化，几乎是麻痹的情形。佛教诸宗见佛教陷入困境，于是纷纷派学者前往先进国家考察，并批评政府之不智，并展开“护法活动”。明治八年四月，政府停止“神佛合同”之说教。同年五月，解散大教院，允许宣说佛法各宗教义。明治二十二年，颁布宪法，对信仰自由，赋与法律之规定。日本近代以后，各宗在组织上以本山为首，政府把委任住持及制定“宗制”、“寺法”等权交给各宗“管长”。明治时期有十二个宗派流行，其简况如下：﹙一﹚“法相宗”，以奈良的兴福寺为本山。﹙崇信《唯识三十论颂》﹚﹙二﹚“华严宗”，以奈良的东大寺为本山。﹙三﹚“天台宗”，以比睿山的延历寺为本山。﹙四﹚“真言宗”，以京都的东寺为本山。﹙五﹚“融通念佛宗”，以大阪的大念佛寺为总本山，下有四个中本山。﹙六﹚“净土宗”，以京都的知恩寺为总本山，下有四大本山。净土宗”西山派有四个总本山，“管长”轮流任职一年。﹙七﹚“临济宗”，有相国寺、建仁寺、南禅寺、妙心寺、天龙寺、建长寺、东福寺、大德寺、圆觉寺、永源寺十派，各设有“管长”。﹙八﹚“曹洞宗”，以福井县的永平寺和石川县的总持寺为两大本山，设有两位“贯首”，以一年为期轮流主持“管长”之职。﹙九﹚“真宗”，有本愿寺派、大谷派﹙东本愿寺派﹚、高田派、佛光寺派、兴正寺派、锦织寺派、毫摄寺派及专照寺、诚照寺、证诚寺三门徒派，共十派各设有“管长”。﹙十﹚“日莲宗”，以山梨县身延山久远寺为总本山。下又分十派，各设有“管长”。﹙十一﹚“时宗”，以藤译的清净光寺﹙游行寺﹚为本山，今尚存七派。﹙十二﹚“黄檗宗”，以京都宇治的万福寺为本山。西元1905 年才从“真言宗”独立出来的“律宗”，则以奈良的唐招提寺为本山。因此，近代日本佛教共有十三宗。目前则有七大系﹙净土、禅、真言、天台、日莲及其他﹚，内含270 个宗派。仿照中国洛阳城而建的京都，也称为洛阳。建于西元798 年，唐贞元十四年，位于京都东山境内的清水寺，因为寺中拥有一处清泉而得名，但是最有名的就是它的正殿，整座建筑构造都没有使用到一根钉子，寺前的木质阳台就建在断崖之40上，以数十公尺的长木将平台悬空支撑著，故以“清水舞台”闻名于世。京都有许多著名的寺庙，如三十三间堂、延历寺、东本院寺、西本院寺、东寺、万福寺。延历寺是天台宗的总本山；东寺是真言宗的总本山；万福寺是黄檗宗的总本山千年古都京都的金阁寺与银阁寺也颇负盛名。曾经出现在三岛由纪夫笔下的金阁寺﹙舍利殿﹚，是足利义满将军所建，虽然才只有五百多年的历史，却因此与日本的富士山﹙Mt.Fuji﹚和艺妓并列为日本的典型代表。金阁寺楼身贴有金箔，样式融合“唐样”、“武家”、“寝殿”三种风格，覆盖著宝塔塔刹屋顶，刹上装饰有凤凰。金阁寺前的“镜湖池”是最佳的赏枫地点，这里属于池泉回游式的经典庭园，池畔种有许多枫树，常做为猎取金光闪亮的金阁寺的最佳背景；银阁寺最有名的是枯山水庭园，以及象征中国西湖的“银沙滩”。庭园中央的“向月台”是白砂堆成圆锥形的小山丘，可以反射月光。还有一条两公里长的“哲学之道”，因为昔日哲学家西田几多郎经常在此散步、思考，是京都最适合散步的道路。○云南及古代南诏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现在的云南省住著二十六种民族，其中有中国古代西北一带迁移而来的的羌、氐族人，这些族人原居陕西、甘肃、青海、西康、四川、西藏一带，后来南迁到云南，以至于缅甸。吐蕃人及南诏国人就是属于这个种族的，云南古代的爨族﹙东爨是彝族﹚也就是“羌族”南移者。而“诏”字是古代“氐”族称“王”之词，《晋书?前秦符坚载记》：“坚强盛之时，国有童谣云“河水清复清，符诏死新城”。”《新唐书》之〈南诏传〉说其为“哀牢夷之后，乌蛮别种”，“乌蛮”即今之乌爨族，以裸儸为代表。氐、羌族移居云南一带，与操藏缅语的“彝族”和“白族”共融，所形成的南诏语言，就是唐代洱海地区的白蛮语和乌蛮语。西元七世纪中叶，于今云南的蒙舍诏本来是乌蛮六诏之一，位处最南边的巍山，故称为南诏。在细奴罗﹙西元649-674 年在位﹚的领导下开始壮大其势力。唐调露二年﹙西元680 年﹚，吐蕃向南扩张势力，南诏国部分地区一度臣服于吐蕃，经历吐蕃奴隶主114 年的统治。41开元十八年﹙西元730 年﹚，皮逻阁(老挝人称为坤博隆)在唐朝的支持下，兼并五诏﹙蒙隽诏、越析诏、浪穹诏、邆 诏、施浪诏﹚，灭道明国，统一洱海地区，自称“南诏王”，成立以大理地区为中心的“南诏大蒙国”。南诏与其余五诏族人的命名，都是“父子联名制”，细奴罗生罗盛，罗盛生盛罗皮，盛罗皮生皮罗阁，唐朝曾赐皮罗阁名为归义。唐天宝十一年﹙西元752 年﹚，南诏王阁罗风叛唐，并将唐朝势力逐出云南，转而归附吐蕃，接受吐蕃册封为“赞普钟南国大诏”，两者交好有四十二年，“藏传佛教”也于此期间进入南诏。贞元十年﹙西元794 年﹚，又转而连唐反吐蕃，夺取了神川都督地和昆明城。又南征茫蛮、黑齿等部落，拓并土南与泰国南奔一带的女王国接壤。于八世纪中至九世纪末，南诏国势强盛，版图北抵大渡河，与唐朝以一水之隔；西北与吐蕃为邻；东至今之贵州遵义和广西西部。老挝、越南、泰国与缅甸四国的北部，都曾被南诏征服，是当时中土西南边的一个大国，而且时时侵犯边境，为唐朝的心腹大患。目前位在昆明城西的圆通寺，就是南诏国兴盛期所建。圆通寺原名补陀罗寺，曾毁于兵燹，元大德五年﹙公元1301 年﹚重新整建。明清两朝亦进行不同规模的修葺，但目前所见的大都是清式建筑。唐朝入南诏的路线主要有“通安南道”、“通西川道”和“通黔中及邕州道”。唐文宗太和三年﹙西元829 年﹚，南诏国入侵成都，掠走匠人数万，从此南诏手工艺技术不输蜀中。唐昭宗天复二年﹙西元902 年﹚权臣郑氏弑杀南诏王舜化贞，成立“大长和国”，南诏亡国。但此后三十多年，内部斗争剧烈，前后分别成立有天兴国、义宁国。直到后晋天福元年﹙西元937 年﹚，白蛮贵族段思平篡位取得政权，建“大理国”﹙西元937-1094 年，时当后晋天福至宋哲宗绍圣年间﹚，后裔改为“后理国”﹙西元 年，时当宋哲宗绍圣至宋宝祐年间﹚，均曾自外于辽宋，为云南地区之一大国家。元代时大理国地区被划入版图，设置有云南行省辖区，于是取代了大理国。“大理国”段氏采取闭关自守，不求大作为，唯独在信仰佛教上唯诚唯敬，百姓柔顺，乐善好施，敬奉三宝是当时社会的风气。因此古人说：“大理﹙叶榆﹚三百六十寺，寺寺半夜皆钟鸣；伽兰殿阁三千堂，般若宫室八百处。”谈南诏国佛教，应该也谈及今天的云南佛教状况，云南自古有“妙香佛国”的美称，据说佛教约于西元七世纪时，传入位居中国西南的云南地区，佛教弘传十分兴盛，其四大宗派齐全，可分“梵文经典系”的佛教﹙阿吒力教，即阿嵯耶教、阿阇黎教，属印度密宗，称为“滇密”﹚、“汉文经典系”的佛教﹙汉传佛教，属“唐密”或称“汉密”﹚、“巴利文经典系”的佛教﹙南传上座部佛教﹚、“藏文经典系”的佛教﹙藏传佛教，属“藏密”﹚，这是很特殊的现象。42南诏的领域曾达今日缅甸的北部一带，据说最早进入南诏的佛教是“阿吒力教”，唐穆宗年间﹙西元821-824 年﹚，中印度阿阇黎师﹙Acarya，音为阿吒力，即规范师或导师﹚赞陀崛多﹙一作室利达多﹚由摩竭陀路经当时缅甸的骠国到达南诏，传播“阿吒力教”，受到南诏王细奴逻的崇敬，而尊为国师，并在鹤庆建元化寺，开五密坛场，施行密法。此时期正是大乘佛教与印度教相结合时期的第二阶段，为“中期正纯密”，或称“左道密教”，崇拜大神摩诃迦罗(Mahakala 大黑天，在印度教是湿婆神的别名，为湿婆再破坏世界时的黑暗形相，藏传佛教也崇奉此尊)，有高度组织化的咒术、仪轨，推崇儒教，兼融巫术，并融合了南诏的风俗、习俗，成为“阿吒力教”，适应云南的自然崇拜，为民众祈雨禳灾，发挥密法咒术的威力。他的弟子张子辰、罗逻倚等也由西印度到南诏，相继传布“阿吒力教”，时称“南诏七师”，即七位灌顶国师。直到近世“阿吒力教”仍传承不绝。元代元统甲戌年﹙西元1334 年﹚所立的《故正直恭谦和尚墓碑铭并序》刻有：“南诏归义王皮罗革之嫡男蒙阁皮，厌俗而剃。于时公卿子弟洎士民之俊秀，从之游者以千数，咸曰：王子仁人也！同日 □ □ 五百余人，举国追慕不已。诏曰：乾竺婆罗门僧，求佛而在家者。遂命以世禄，尚以贵属，号“师僧上首李畔富和尚”。戒行拔萃，为世宗匠，神功道尊，播在人口。”甚至建国三百多年间，历经二十二位的君王，就有十位出家为僧。也因为帝王的出家，佛寺自有雄厚的文化实力，于是僧人都受到民众的尊敬，傣语也称僧人为“康朗”，就是 知识份子的意思。“求佛而在家者”就是可以娶妻生子的在家阿吒力，可以传授后代，代不乏人。“师僧”即阿吒力轨范师、灌顶师。“上首”就是“首座”。也正因为阿吒力教是通过父子相传，兄弟相传，不著文字，具有极大的秘密性，这是“滇密”的特征之一。“阿吒力教”主要的经典是《金刚顶经》、《大日经》、《苏悉地经》。“阿吒力教”供奉的本尊之一是大自在天化身的“大黑天”神﹙Mahakala，摩诃迦罗﹚，却又是“唐密”和“藏密”熟悉的护法神之一，特别对大理、昆明地区彝族、白族、汉族佛教徒有很好亲切感，所以流传“大黑天”神的神话也很多。元代时“汉传佛教”在云南地区发展顺利，对“阿吒力教”产生排挤和融合，统治者甚至将“阿吒力教”视为邪教、“土僧”，迫使“阿吒力教”进入农村，但是“国灭教不灭”，最终演变成为云南地区的地方民族宗教，一种没有固定寺院，只在家中设坛作作法事的民间风俗信仰。但明朝时还专设“阿吒力僧刚43司”与以统理。不过，根据《续修马龙县志》记载，县东四十里龙鼎寺，“相传建自蜀汉，古刹中最久远”。《大理县志稿》记载，大理宏圣寺“相传为周阿育王建”；感通寺“东汉时建”。《南诏野史》有谓：南诏蒙氏为阿育王后裔，其实只是“君权神授”的玩弄手法，因蒙氏王室崇信佛教，便伪托为阿育王的后裔，用以取得民众的虔信。正如羌族后裔的吐蕃贵族，也宣称是印度王子之后，都是应宗教需要的谎言，与历史事实根本违背。《永昌府志》记载，保山县北三十五里卧佛寺，“建自汉时”。东汉时大理为永昌郡叶榆县，保山为永昌郡治所不韦县，马龙为益州郡同濑县。汉时川蜀往身毒道起至蜀郡﹙成都﹚，中途经隽郡﹙西昌﹚、益州郡﹙滇池东南﹚或永昌郡﹙保山﹚，南下进入缅甸，西至身毒。马龙龙鼎寺在滇池东北，大理宏圣寺在洱海西岸，保山卧佛寺在入缅之要冲上，这些寺都在蜀地往身毒道上。滇池、洱海为宜农地区，又处于进入富庶的蜀中的滇缅古道途径，方志说这些古寺创建于东汉蜀汉之际，似有可能，则云南佛教的传入，早在西元三世纪以前。目前云南迪庆藏族自治州及比邻西藏芒康等地，藏族居民盛行“藏传佛教”中的黄、红、白派教派，还有古老的黑本“仓巴教”和白本“顿巴教”；丽江县及维西一带的纳西族是信仰“藏传佛教”的噶举派﹙白教﹚黑帽派和红帽派；宁蒗县永宁及泸沽湖地区的摩梭人和普米族人信仰黄、白教为主，信花教的较少。原来土著信仰的宗教如纳西族的“东巴教”﹙“东巴”就是祭师﹚、摩梭人的“达巴教”、普米族的“汗归教”都被藏传佛教化，土主神、地方山神、湖神、泉水神也都被“藏传佛教”所吸收，所以现在云南的“藏传佛教”有当地浓郁的地方民族特色；但也可以反过来说，是“东巴教”学了“藏传佛教”，才保存了现今的特色。云南的“藏传佛教”与当地的土司有密切的关系，但当时尚未形成“政教合一”，而一直是相互依存的现象。寺庙没有太多的土地，没有农奴，上层僧侣的财产及权势也很有限。僧侣不担任土司政权下的官吏，所以保持著“政教分离，教不参政”的特色。元代至元十七年﹙西元1280 年﹚，元西台御史郭松年巡行云南三年，在《大理行记》写到：“……此邦之人，西去天竺为近，其俗多尚浮屠法，家无贫富，皆有佛堂，人不以老壮，手不释数珠。一岁之间，斋戒几半，绝不茹荤饮酒，至斋乃已。沿山寺宇极多，不可殚记。”明代谢肇浙在《滇略》卷四说：“叶榆﹙大理﹚以西接天竺国，故自唐宋以44来，崇奉释教，日甚一日。朔望则裹饭袖香，入寺礼佛饭僧。俗云：信三宝家，永为和合。”述律杰《重修大胜寺碑》记说：“古滇居民慕善，斋洁茹苦食淡，手捻菩提珠，口诵阿弥陀者，比比皆然。由其地连西竺，与佛国通，理势然也。”又有袁嘉谷在《滇南释教论》中盛赞大理国佛教：“真佛化之妙境，盘盘数千里，悠悠数百年。娑婆界中坤舆广大，历史陈述未见有实行佛化如此之深且久者也。”大理由于佛教兴盛，佛教建筑及造像艺术甚为发达。白族的寺庙建筑与民居关系密切，寺庙之立面外观、装饰和平面布局多与民居相似。因有此特殊的地方美感，故在《云南通志》中记说白族的建筑物成显出：“恬淡清习，肃然寂然之境，有以消人势利之心。故达人高士涉世既倦，往往有扥而逃匿。”大理地区的佛教寺院配置，与中土传统相同，中轴线多采南北坐向，置山门、前殿、正殿、法堂，或再加藏经阁，东西两侧为配殿﹙安排有伽蓝殿、三圣殿、药师殿、弥勒殿、观音殿、韦陀殿、金刚殿、开山堂、祖师堂等﹚，僧房、斋堂、方丈室、香积厨、职事室、茶堂安置在左侧；朝山香众之客堂、云会堂则在右侧。大理最完整的中原传统佛寺，现存仅有的是位于宾川县西北五十余公里鸡足山的祝圣寺，其规模宏大。该寺在三国蜀汉时便建有小庵，从唐至明代则发展成以寂光寺为主的八大寺、七十一丛林。清光绪年间，更扩展以祝圣寺为中心的三十六寺。文革浩劫让名山几乎不存，直到公元1979 年才陆续整修，新建之迦叶殿、观音殿，建筑装修都已白族化，墨彩敷色、门窗雕刻材料均为民居风格。云南信仰南传“上座部佛教”的地区，居住有傣族、布朗族、德昂族、阿昌族和部分的佤族，几乎“村村有佛寺”。佛寺的规模为大殿、僧舍、鼓房三部分，如果是“中心佛寺”以上的佛寺都设有布萨堂﹙诵戒堂﹚和藏经阁，较大的佛寺便建有佛舍利塔﹙或高僧骨灰及遗物塔﹚。“上座部佛教”和地方原始宗教的密切融合关系，可从佛寺大殿两侧或前面通常建有“底布拉”的神龛看出，“底布拉”神是一种灵魂转化的观念性神，是作为专供保护佛寺的神灵用的。在云南不论是群众的信仰或某种其他的仪式，都与原始宗教的神灵崇拜结合在一起，这种宽容性也一直是云南佛教的特色，而且“上座部佛教”还保存有“婆罗门教”的繁琐礼仪。通常“上座部佛教”的佛寺大殿都只供奉一尊释迦牟尼佛的塑像。西元1569 年，召片领刀应孟娶缅甸金莲公主为妻，公主即在景洪兴建缅寺，缅寺从此大兴。“上座部佛教”进入云南后，在德宏地区的缅寺建有佛殿、泼水亭、僧舍和塔，受到汉文化的信众需求，佛殿还加供观音菩萨像；西双版纳地区，佛寺里建有佛殿、经堂、僧舍和塔，也允许供奉女性的“水井神”塑像。45“上座部佛教”的佛寺建筑形式，大概可分为宫殿式、干栏式、干栏宫殿混合式三种形式。宫殿式佛寺一般建有大殿、僧舍、鼓房、围墙、山门；干栏式的建筑如民间的竹楼形式，较为简陋，大殿为一楼一底的两层建筑，殿堂设在上层，附设僧舍；干栏宫殿混合式的佛寺，呈现两者的特点，大殿也是上下层，下层中空，上层的殿堂内部陈设与宫殿式相同。傣族的寺院有佛殿、泼水亭、僧舍等，屋顶大多高耸，采用“歇山式”，在大面积的屋面上分作高低三段或五段处理，打破大屋顶的呆板形象，并在各条屋脊上成排布置火焰状和各种兽状的庄饰，让屋顶充满著丰富的气氛。迪庆州藏族寺院中的僧舍，一般都是依照当地民居的形式建造。如中甸和德钦等地多为“土掌式房”形式，维西等地则多为“干栏式”建筑。寺院中的大殿等主体结构，基本上是传统“碉房式”建筑形式；摩梭人、纳西族和普米族藏传佛教”寺院的建筑，主体结构都保持著藏族的风格，但不同于藏族地区“碉房式”建筑，而与汉族、白族地区的庙宇建筑形式相似，采用土木砖建造，更因受到汉族、白族、纳西族建筑艺术的影响，故体现出多民族的融合特典。在云南地区的寺院，有著多种文化交融的风格，各具特色，因此也证明无法定义什么是佛教建筑。“藏传佛教”寺院在云南藏族境内地区现有24 座，其中属于黄教格鲁派的有13 座，白教有7 座，红教有4 座。本章仅择代表性介绍如下：黄教格鲁派的“噶丹松赞林”是五世达赖赐名的，为藏族区“十三林”之一，后经清帝雍正定汉名为“归化寺”，建于清康熙十八年﹙西元1679 年﹚。位于云南中甸县城北四公里的归化寺，座落在佛屏山山麓，全寺仿拉萨布达拉宫的布局，沿坡层叠而上，占地约33 万平方公尺，“扎仓”和“吉康”两主寺耸立在高阜中央，八大“康村”﹙僧侣基层组织，学经之处﹚和“觉厦”、“西苏”两个事务机构及活佛的静室和数百间僧舍分布其间，成为藏式碉城式的建筑群，城垣设有瞭望台、哨楼、碉堡以御盗匪，有如一座庄园城堡。归化寺的主寺“扎仓”﹙佛学院﹚坐北向南，是五层建的藏式碉房建筑，为石木结构，屋顶覆镀金铜瓦，殿宇屋角有兽吻飞檐，是汉藏混合的造型。而寺中碉桶内壁廊的屏门、花窗，其雕刻艺术的技巧和表现方式，有著浓厚的白族与纳西族的建筑艺术特色。始建于清雍正七年﹙西元1745 年﹚的寿国寺，位在维西县康普乡岔枝行政村驻地西北的喇嘛寺自然村，因地名又被称为康普寺。先是为了拥护清朝首次派流官治理该县而取名寿国的，寺的藏名为“达吉林”。因被火焚毁，迁到现址重建于乾隆三十五年﹙西元1770 年﹚。主殿以汉族建筑风格为主体，容纳了藏族艺46术特色，由山门、正殿、侧殿组成一座四合院，占地2600 平方公尺。正殿以三重檐櫕尖顶覆盖，殿内供奉释迦牟尼佛、大宝法王和二宝法王，以及莲花生大士像。上世纪的电影名片“失落的地平线”中提及的“香格里拉”，据说就在云南省西北角落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盛产黄金的丙中洛区，它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驼蜂航线”经过的航线下。丙中洛乡的标标人说“以后再来”为“下格里拉”，藏语发音“甲格里拉”是说“佛教圣地”的意思，所以那里有一座“普化寺”，可能就是电影中所描述的“香巴拉宫”。普化寺建于清乾隆三十一年﹙西元1766年﹚，由白教的松娄喇嘛所兴建，原称“飞来寺”。有兴趣的读者不妨去参访，好圆一下影片中那诱人的美梦。○越南国的佛教与建筑文化《梁书》卷五十四〈诸夷列传〉四十八叙言说：“海南诸国，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大海洲上，相去近者三五千里，远者二三万里，其西与西域诸国接。汉元鼎中，遣伏波将军路博德开“百越”，置“日南”郡﹙今之中圻﹚。其徼外诸国，自武帝以来，皆朝贡。后汉桓帝世，大秦﹙罗马﹚、天竺﹙身毒﹚，皆由此道遣使贡献。及吴孙权时，遣宣化从事朱应、中郎康泰通焉。其所经及传闻，则有百数十国，因立记传。晋代通中国者改盖渺，故不载史官。及宋、齐，至者有十余国，始为之传。自梁革运，其奉正朔，修贡职，航海岁至，逾于前代矣。今采其风俗粗著者，缀为海南传云。”安南就是现在的“越南”﹙Vietnam﹚。“安南”﹙An Nam﹚原名“交趾”﹙GiaoChi，今之北圻﹚，很早称为“文郎国”﹙Van Lang﹚，是由“鸿庞王朝”﹙Hungdynasty﹚所建立的国家，又叫“交州”，秦时属“象郡”﹙今河内Hanoi﹚。秦始皇前后发了百万士卒征伐南越﹙Nam Viet﹚，必定有不少人流落这些地区。越族是中国南方的古老民族，居住在东南沿海和珠江流域一代，过著农耕和渔猎的生活。秦代伐越同时，也移徙了很多人使与百粤杂处，我们可以了解从秦汉以后，汉、越民族的血统是相互混杂的。秦末南海郡尉赵佗﹙Trieu Da，Chao Tuo﹚获知陈胜等作乱，豪杰叛秦相立，为防盗兵，聚兵自守，秦灭后，击并桂林、象郡，自立为南越武王。汉高祖定天下后，嘉许赵陀为中国劳苦功高，于十一年﹙西元前196 年﹚派遣陆贾立赵陀为南越王，正式又统领“南越”或“南粤”﹙越、粤两字是相通47的﹚，领地为原南海﹙广州﹚、桂林、及象郡。所以，至汉初时的“南服”又是为三个越族所建立的国家，即东瓯﹙浙江永嘉﹚、闵越和南越。可见自古以来浙江、福建和广东一带，汉、越民族血统交流混杂已经很长久了，其源远流长，实同一体。汉武帝元鼎六年﹙西元前111 年﹚，派伏波将军路博德为征讨“南越”叛相吕嘉，领大军平定“百越”﹙Bach Viet﹚，将之纳为版图，名为“交趾”部，下置南海、苍梧、郁林、河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崖、儋耳九郡，其中交趾﹙今河内﹚、九真﹙今义安﹚、日南﹙今广治﹚属今之越南领土。三国时代，吴国境内的山越曾与汉族共同开发了江南，越族人学到了汉族文化，而且汉人文化在此后影响交趾有一千年之久。直至，西元820 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所绘制的〈方阵图说〉中，尚设有安南﹙交州﹚都护府，管辖越南。唐末、五代十国以后，中原地区战乱分起，越南吴朝兴起，就脱离与中国的关系，自成一个国家。古代越南中部的占婆王国﹙Champa﹚并不是“越南族”人的国家，而是由拥有马来──玻里尼西亚传统，以及印度教文明的“占婆族”所建立的国家。不过，现在的“占婆族”仅剩下数万人，已成为越南的少数民族。西元192 年，正当汉朝政权瓦解之时，有“林邑”﹙古占婆国，即安南中圻﹚在扶南的帮助下建立帝国，其所占领土地，原为汉朝的象郡象林县，后来逐渐扩充到今之顺化﹙Hueh﹚一带，即今越南横山以南的中部和南部地区。以林邑作为扶南与汉朝间的缓冲地带，所以，有可能越南当时曾从已印度化的扶南传入佛教与“婆罗门教”﹙Brahman，梵﹚，两种宗教并立，也常常混合。在宁顺有碑文，记载一大臣，既建佛寺以祈福，又建大自在天王祠以积善。北魏太平真君七年﹙西元446 年﹚，宋元嘉二十二年，林邑侵犯中国边境，宋交州刺史檀和之领兵进讨，占领林邑京城荣轿，并将林邑置郡纳入版图。到了六世纪，占婆王国便脱离中国的统治，有了繁荣昌盛的时期。八世纪爪哇国曾侵略占婆，但是没有成功。西元1145 年，高棉人征服占婆王国，但两年后，一位新的占族王起而推翻高棉人，他的继承人则挥军入侵柬埔寨的吴哥。从十三世纪开始，占婆王国分别与高棉人、越南人、蒙古人展开战争。到了十五世纪，占婆王国终于瓦解，十七世纪时遭越南人合并，南圻就并入越南，越南文化从此便往南发展。唐朝末年，也就是西元938 年，越南“吴氏王朝”﹙Ngo dynasty，939-967﹚的吴权﹙Ngo Quyen﹚在白藤江﹙Bach Dang river﹚歼灭中国南汉的大舰队，才48如愿脱离，不再为汉族的籓属。西元939 年，越南独立成为“大越帝国”﹙DaiViet﹚，可惜吴权死后，国家陷入混乱局面。后来虽有势力强大的诸侯丁部领﹙DinhBo Linh﹚击败其他诸侯，建立大瞿越国﹙Dai Co Viet，968-979﹚自立为丁先皇帝﹙Dinh Tien Hoang De，发音与闽南音同﹚，可是仍然被侍卫刺杀而亡国。接著是黎桓自立为黎大行﹙Le Dai Hanh﹚皇帝，称为前黎朝﹙Tien Le dynasty，980-1009﹚，但却维持不久。西元1009 年开始，越南﹙Vietnam﹚出现三个大王朝──“李朝”﹙Ly dynasty，西元 年，时当宋真宗大中祥符至宋理宗宝庆年间﹚、“陈朝”﹙Trandynasty，西元 年，时当宋理宗宝庆至明惠帝建文年间﹚、“后黎朝”﹙Le dynasty 西元 年，时当明宣宗宣德至清乾隆年间﹚。西元1437 年，明朝册封黎季牦之子黎太宗﹙Le Thai Tong﹚元龙为安南国王，自此越南从中国籓属独立出来。越南安南国在这三大王朝的治理下维持了七百年的安定局面，虽说是独立，却也继续对中国称臣入贡。但是与中国仍有干戈相向，蒙古大军和明朝都曾入侵，却都被越南击退。越南语源自于澳亚﹙Austro-Asiatic﹚语系，又受到汉文、藏语、泰语的影响，要学越南语的发音并不容易，其基本音节有六种语调，意思完全不同，很容易发生混淆。西元1627 年，明天启七年，年仅二十七岁的法国青年耶稣会传教士罗德﹙Alexandre de Rhodes﹚，将越南使用千余年的汉字改成目前的通用罗马拼音字越南文国语﹙Quoc ngu，承继汉唐时代的语音，与今之闽南音同﹚。但是河内现今仍保存完好的文物，在著名的文庙﹙Van Mieu﹚庭园中一处天光井池旁，参天古木群下有著八十二块石龟所驼负的石碑上，刻记著从西元 年共1306 位进士的姓名、诗文及其学术上的成就，他们是研读文学、哲学、中国古文与越南历史，经过考试取得资格的。因此，我们深深了解北越人千百年来一直受到中国文化的影响。法国人在西元1915 年﹙顺化则是在1918年﹚，下令停止了越南的科举考试，并严格禁止中文的使用达七年之久。可是在越南的村落中，这些被法国人禁止的中文与古越文，仍然被使用至今。清嘉庆九年﹙西元1804 年﹚，清朝还正式赐予国号“越南”，直到清光绪十一年﹙西元1885 年﹚，清朝与法国签定天津条约，才放弃越南的宗主权，越南沦为法国的殖民地，国名被改为“南部越南交趾支那”﹙Southern Vietnam CochinChina﹚，为法属支那﹙柬、越、寮﹚之一员。因为曾受法国人的殖民教育，现在老一辈的越南人，还会说法语。而靠近中国地区的北越人，或许祖先来自百越，仍然听得懂闽南话或广东话。49西元1930 年胡志明在共产国际组织协助下，在香港创立越南共产党，西元1941 年在中国南部成立越南独立同盟﹙越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法军展开游击战。西元1945 年法军被日军解除武装，撤离河内，越南保大皇帝﹙BachDinh﹚宣布独立，但实权仍在日军手中，同年八月日本战败投降，越盟发动起义，保大皇帝逊位，胡志明再度宣布越南独立。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负责解除越南南方日军武装的英国，竟然支持法国卷土重来，所以爆发了第一次印度支那﹙Indochina﹚战争﹙﹚，后来法军在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役中败北，法军自越南全面撤退，经日内瓦协议﹙Geneva Accord﹚以北纬十七度为界线，将越南临时分为南北，北方由胡志明﹙Ho Chi Minh ﹚领导，称为北越；南方为吴廷琰﹙Ngo Dinh Diem﹚任总统的越南共和国。越南分为南北之后并不平静，北越屡次潜入南方宣传统一及游击战，导致美国派兵干涉，终致引起第二次的越南战争﹙Second Indochina War 越战， 年﹚。但因美国国内的反战声浪很高，西元1973 年美国与北越签下停战协定，美军自越南撤军。西元1975 年越战终止，北越共产党军队全面解放越南，次年，南北越正式统一，成立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并将首都迁往河内﹙Hanoi﹚，将西贡改名为胡志明市。目前全国领土面积有329,556 平方公里，总人口数约为7,756.2 万人﹙有说是7020 万﹚。后汉献帝兴平二年﹙西元 195 年﹚，著有《牟子理惑论》的仓捂学者牟子到交趾避难，据说此时越南佛教是由中国传入。故有学者杨曾文指出，西元二世纪末，大乘佛教从中土传入越南，在四、五世纪得到较大的传播。后从中土又传入“禅宗”、“净土宗”。从九世纪到十三世纪末，越南形成民族化的佛教宗派，属于禅宗系统的“无言通派”、“草堂派”和“竹林派”，并先后被“李朝”（西元 年）和“陈朝”（西元 年）定为国教。近代越南佛教是佛教与儒学和越南民族信仰相结合的宗教，有其独特的色彩。西元六世纪末，由中国学禅后又进入越南的印度僧人灭喜﹙毗尼多流支﹚在越南河东建了法云寺，成立灭喜禅派。“前黎朝”时的万行禅师是灭喜的第十二代弟子，万行禅师在“前黎朝”曾为国师，后来支持李公蕴﹙Ly Cong Uan﹚建立万春王朝﹙Van Xuan﹚的“李朝”，又曾度千余人为僧，所以“灭喜派”在李朝前期兴盛一时。西元820 年，唐宪宗元和十五年，唐僧人无言通在越南北部建立一座建初50寺。李朝太宗帝曾出家成为“无言通派”第七代禅师，作有一偈：“般若真无宗，人空我亦空，过现未来佛，法性本相同。”可见禅宗无言通派对李朝有很大的影响。西元十一世纪时，李太祖﹙Ly Thai To﹚来到大拉﹙Dai La﹚，忽然看到一条金龙从湖中升起，便决定将首都由华闾﹙Hoa Lu﹚迁至大拉，并将大拉改称升龙。中国禅宗高僧草堂﹙雪窦明﹚在升龙﹙河内﹚开国寺建立禅宗“草堂派”。当时越南皇帝李圣宗﹙Ly Thanh Ton﹚鉴于国内佛教教派众多，希望能够统一各派，把神权操控在手中。于是他看重草堂禅师，尊之为国师。陈朝仁宗﹙西元 年在位﹚好佛，禅位给太子，在元成宗大德三年﹙西元1299 年﹚，往安子山出家修行，自称“香云大头陀”，后南游占城，返越后又自号“竹林头陀调御觉皇”，又号“竹林大师”。他是越南自创禅宗派别“竹林派”的第一代祖师。有著越南民族特色的“竹林派”，宣扬“心即是佛，佛即是心”的禅宗思想；第二代祖慧宗禅师的一首禅诗曰：“迷去色空色，悟来色无空，色空迷悟者，一理古今同。”元成宗元贞元年﹙西元1295 年﹚，陈英宗遣使向中国求《大藏经》回国颁印，西元1299 年印《佛教法事》、《道场新教》颁行天下，“陈朝”佛教至此极为兴盛。后来也出现了莲宗派和观禅派等，除了奉行临济宗禅法以外，还主张禅净融合、禅教一致的思想。胡志明市﹙Ho Chi Minh City﹚旧名西贡﹙Saigon﹚，原是南越的首都，因受到法国人的苦心经营，有“东方小巴黎”之美称。胡志明市最古老的建筑物兴平郡觉林寺古迹，是中国明香季瑞龙居士创建，建筑的风味有点像台北的龙山寺。此建于十七世纪末的伽蓝寺﹙Gia Lam Pagoda﹚，曾在清光绪二十六年﹙西元1900 年﹚重修，寺内梁柱上有越南古文字刻成的镀金碑铭，墙上挂有历代高僧像，并有精美的菠罗木雕像。胡志明市内另有色彩最富丽堂皇的玉皇寺﹙Ngoc Hoa Pagoda﹚，大约在西元1892 年由广州的佛教徒所建立。建于西元1803 年的觉圆寺﹙Giac Vien Pagoda﹚，寺中保存有153 尊手工精美的雕像，里面有一顶珍贵华丽的轿子，是阮朝皇室赠送给创建高僧觉圆的。胡志明市最新也最大的佛寺永严寺暨佛学院﹙Vinh Nghiem Pagoda﹚，落成於越战期间西元1973 年，由于曾获得日本友谊协会的协助，此寺外观具有日式佛塔的特色，融合越南传统佛教建筑所建造的。寺之正殿供奉一尊大佛，另有一座七层佛塔，塔的每一层都供奉著一尊佛陀的雕像，此外还有日本曹洞宗寺庙捐51赠的钟楼。主塔后的三层灵骨塔则存放骨灰坛和牌位。胡志明市的堤岸区﹙Cho Lon﹚是中国城，有一座十七世纪末期建造的伽蓝寺﹙Chua Giac Lam﹚，是西贡最古老的建筑，也是一座祖传的寺庙，主殿内供奉著一尊尊雕工精美的镀金佛像，其他如判官、阎王与观音等神祇。位于胡志明市中心北方的麦提路﹙Mai Thi Luu﹚，有一座中西合璧的玉皇庙﹙Phuoc Hai Tu﹚，是在西元1909 年由中国佛教徒所建造的，是胡志明市色彩最鲜艳的寺庙。庙内供奉著主神玉皇大帝，右边则是十八支手的准提佛母。胡志明市东南约128 公里的半岛海滨头顿﹙Vung Tau﹚的中滩山坡上有一座卧佛寺﹙Niet Ban Tinh Xa﹚，内有水泥塑成十二公尺长的卧佛，卧佛脚底刻著佛陀的事迹。位於越南中部的顺化﹙Hueh﹚原为占婆王国所属的乌里州，直到元成宗大德十年﹙西元1306 年﹚，占、越联姻关系才并入越南的版图。而从西元年间一直是越南最后一个王朝“阮朝”的王都，目前大内皇城以及嗣德皇帝、启定皇定、明命皇帝、绍治、嘉隆的皇陵，都是值得一看的古迹。而第一位统治顺化的阮璜﹙Nguyen Hoang﹚于西元1601 年建立了天姥寺﹙Thien Mu Pagoda，Chua Thien Mu﹚，据说天姥寺的位置是龙脉之首，不仅地理风水好，而且风景视野最佳。天姥寺的入口台阶就设在香江河畔的山坡上，寺院正前有一座八角形的七层慈悲塔，高21.24 公尺，是以运自占婆的砖头所建造，“高塔映江”是本寺的美景之一。据说此塔曾造七尊佛像于其中，是分别代表佛陀的七种不同化身，塔内有一尊镀金的笑佛，及三尊细致优美的佛像，塔外有六尊守护神塑像捍卫著。天姥寺的主殿大雄宝殿建在花园内，里面第一间佛堂有一尊铜铸的弥勒菩萨像，殿后还有官﹙关﹚武祠﹙Quan Vo﹚与官﹙观﹚音寺﹙Quan Am﹚。此外，有一块大理石龟驮著的石碑，上面刻记著天姥寺宣扬越南佛教的贡献。顺化的寺庙建筑大多与自然环境配合，常建在树林茂密的山丘上，或建于水流缓和的江河边。建筑物上贴有金箔，或镶嵌贝壳和陶瓷，盖瓦、利用珐琅等技术，比较起来色彩丰富，更有求奇的特点。北部的河内﹙Hanoi﹚古称升龙﹙Thang Long﹚，是现今“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首都，也是北越最大的城市，东西文化兼具，城内有许多带著与中国样式很相似的传统建筑，还零落的散立了早期法国式的建筑。市北红河旁有一湖，湖边种满桃树，此湖叫西湖﹙Ho Tay、West Lake，Lake of Mists 古称“迷蒙湖”﹚，在其码头附近的小半岛上，有梁武帝大同十一年﹙西元545 年﹚，越南反抗中国人统治的民族英雄李贲﹙Ly Bon，可能是汉化的越南人﹚所建的古刹开国寺塔52﹙Khai Quoc Pagoda﹚，是十七世纪迁到现址的，并改名为卫国寺﹙Tran QuocPagoda，也称“镇国寺”﹚。卫国寺是越南历史最悠久的寺塔之一，塔里有一座西元1639 年，明崇祯十二年时竖立的石碑，记述著卫国寺悠久的历史。“李朝”圣宗时期建筑的寺庙通常是正方形布局，保存至今的有东京湾﹙Gulfof Tonkin﹚岸海港海防﹙Hai Phong﹚的祥隘寺，高九层；安子山华安寺﹙在今广宁省境内，越南最著名的古寺﹚；在河内有香海寺、招禅寺、石婆寺、独柱寺﹙又名“一柱庙”，建于莲花池中。﹚等。“李朝”的建筑风格都与中国同类建筑有相似之处，但也有越南民族的特点。越南的传统建筑，人民的长相较黑瘦外，其生活的习惯，有那种似曾相识的感觉，总令人有一股说不出的感伤，好像久远不曾见面的兄弟。○台湾的佛教与建筑文化汉传佛教徒聚会修行的地方—斋戒场所，今天在台湾﹙Taiwan﹚有以下不同的名称如︰寺（Buddhist temple）、禅寺（Ch`an temple）、禅堂（Meditation-hall）、精舍（a pure abode）、莲社（The White Lotus sect）、堂（court）、佛堂（Buddhist court）、庵（A thatched hut,shelter,a smalltemple）、兰若（Aranya,forest）、道场（platform）、讲堂（The preachinghall,lecture hall）、法院、禅苑（Ch`an park）、行苑、竹苑（bamboo park）、岩（cliff）、阁（A pavilion,chamber, council）。《台湾通史》指出郑成功之嗣子郑经“以承天府（今台南市）之内，尚无丛林，建弥陀寺于东安坊，延僧主之。”是有书记载台湾建佛寺之始。因为大陆移民潮的传入，属于“斋教”信仰的在家佛教流行于台湾。早期台湾寺庙建筑是继承中国南方的建筑传统，几乎是以寺庙作为部落的文化、经济中心。采用闽南的建寺方式，以中轴线布局兴建。所以，台湾的佛教建筑早期以中国南系的闽南建筑式样为多，被称为“南方庙”，装饰比较华丽，用色浓烈，对比鲜明，常见雕龙石柱及描绘或雕刻有民间忠孝节义的故事，是随著闽、粤移民的宗教信仰传入台湾。清光绪二十一年﹙西元1895 年﹚，台湾、澎湖被日军占领以后，日系佛教建筑也引进台湾。在日据时代的台湾建筑就有了三大系统：闽南传统式、日本东洋风式和西洋欧风式。光复后，纯佛教的“北方庙”是随著大陆新移民传过来的，其北方宫殿式的外观，则较为简洁、淳厚。目前台湾所管辖的领土有36,179 平方公里，人口有2,200-2,300 万人。53闽南传统式建筑是以主殿中轴为中心形成的三或四合院型制的寺庙群，可是重视木、石雕的精细表现，与中国北系建筑的重视彩绘比起来，显然还更花俏许多。其刻意追求细部繁复的雕琢，几乎到了无处不施雕、无处不上彩的地步。重建前的艋舺龙山寺前殿采用“单檐三川式”脊，正殿则采用一条龙式屋脊，缓缓的弧线两端燕尾起翘，脊上有龙凤抢珠、人物、花草装饰。前后殿之间以高墙回廊连结，采纵向扩建方式修建。日本东洋风建筑样式比较厚重，屋脊、垂脊均为平直，脊上无饰物，以黑瓦取代琉璃瓦，以歇山面向前，或为“唐博风”的正面。已拆除的善导寺原来的大殿就是一例，不知是海岛气候潮湿，或系属日本遗风，这种建筑自从国民党政府迁台以后，由于仇日的心态导向下，并未鼓励维修，任其颓败，至今几乎已难再见。也是在日据时代留下来的西洋欧风式建筑，以后里的毗卢禅寺、观音山的凌云禅寺为代表，采用钢筋水泥建材配砖砌墙修建。日据时代的日本崇仰欧风的心态很重，现今的总统府就是最大的欧风建筑。所以，在西元1927 年，昭和二年建筑的毗卢禅寺就见不到东方建筑的语汇，主殿前的五根圆柱柱头是希腊“爱奥尼亚柱式”﹙Ionic order﹚的装饰，为云状卷涡，但柱身无凹槽；凌云禅寺的旧法堂是二层的砖石砌造建筑，正面有西洋式山墙、回栏，方柱头是希腊“多利克柱式”﹙Doric order﹚的装饰，但柱身无凹槽，为样式厚重的圆柱；台中宝觉寺大殿回廊前之石柱下方上圆，柱头是希腊“哥林多柱式”﹙Corinthianorder﹚的装饰，以棕榈叶状做成，看来简洁典雅。其实，古犍陀罗地区的佛教建筑就是希腊建筑，仿佛时空又回到二千年前当时。根据江灿腾博士的研究调查，台湾佛教迟至日据时代才有“大法脉”的出现，“大法脉”是指佛教道场在佛法传承上，有法脉的源流和继承，同时也扩展根本道场之外的外围道场或布教区域。目前的台湾佛教有四大法脉包括：基隆月眉山的灵泉禅寺派；台北观音山的凌云禅寺派；苗栗大湖法云禅寺派；高雄大岗山的超峰寺派。大岗山法派的核心寺是超峰寺，为清朝乾隆年间的台湾知府蒋允焄所创建，初期并无大发展，直至日据时代以后，来自台南的僧侣周义敏林永定师徒，才将超峰寺经营成大岗山法派的大本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部以大岗山为军事要塞管制区，以超峰寺容易成为美军轰炸判读的目标为由，迫令大岗山僧尼下山。林永定门徒陈永达因此率僧尼，在山下另建新超峰寺。大岗山法派在历经近百年的发展，衍生出法智法师的旧超峰寺、能学法师的54新超峰寺、梁开吉的莲峰寺、开会法师的龙湖庵、开证法师系的宏法寺与义永寺、永隆法师系的高雄内惟龙泉寺、圆宗法师的田寮日月禅寺、开通法师的嘉义德源禅寺、圆融法师的屏东东山禅寺及天乙法师、心淳法师系的兴隆净寺。台北市忠孝东路上，离火车站十分钟路程的善导寺，建于民国十四年。中国佛教会也设立在此。近年新建的九层高慈恩大楼，就已经不是传统式的佛殿，像一座中国式的办公大楼。今年又将日式建筑样式的大雄宝殿拆除，另新建中。万华艋舺龙山寺，是二百多年前，有船夫挂遗一个“龙山寺观音佛祖”的香火袋在当地，因显出磷火般的火光，受到奉祀灵验后，参拜的人逐渐增多，最后才兴建庙宇的。介绍台湾地区的寺庙建筑很多，此栏仅约略提及她的特点，希望读者另行参阅其它相关书籍。台湾佛教早期以“佛道一寺”居多台湾在日据时代，受到日本人对神道与佛道不分的影响，也产生神佛共祀的寺庙。也曾经因为日本采取“皇民化”的政策，所以聪明的台民便将含有民族信仰的神祇供入佛寺。日本政府对殖民地的宗教政策，采取伪装宗教自由期、笼络台湾信仰期、逐渐消灭期。是故为了保存民间信仰，台湾佛教以“佛道一寺”居多。中国民间之所以接受神佛共祀的原因，源自宋徽宗宣和元年﹙西元1119年﹚，岁次己亥，徽宗赵杰受道士林灵素所惑，以不废佛教，则为中国礼义之害，乃改佛刹为宫观，称佛为“大觉金仙”，使著天尊之服，连带也使宋之译经院消失，并改称菩萨为“大士”、罗汉为“尊者”、和尚为“德”。又新立一“仙佛合宗”，后来造成佛、道﹙Daoism﹚不分，佛教成为民俗信仰，华丽而庸俗。宋朝以后，中国伦常礼教的观念日益加深，在信佛的闺女房里供奉一尊男性的菩萨，是十分不妥当的，女性观音自然成了妇女虔诚供奉的菩萨像了。台湾的寺庙大都是妇女在初一、十五去烧香祈求平安的地方，供奉有现女性身的观世音菩萨，就不觉稀奇了。但是称呼为观世音大士。这是受到宋朝佛道不分的影响。而且以“妈”的匿称称呼观世音菩萨为“观音妈”﹙Guanyin Ma﹚，将菩萨与林默娘成道后被帝王封的天上圣母——“妈祖婆”同视。妈祖婆的信仰是因为施琅攻打澎湖，受到妈祖的护佑，清朝对妈祖大加封赐。台湾热烈信仰妈祖的风俗，应归功于满清政府的鼓励。55“佛道一寺”的南华普门寺的启用西元2000 年9 月6 日，位于台湾花莲县的南华普门寺，在建造近六年后，以新兴完成东台湾最硕大的庙门，举行隆重的“开庙门”仪式，并接受各方善信的朝拜。台湾的佛道寺庙建筑，常因经费不足，只要主体建筑与庙门安装完成，便以传统“开庙门”仪式，昭告天下开始启用。如此善信的捐助也比较能够凝聚。台湾的寺庙不管佛道两教，都开有“三川”门，中门通常都不开启，只有重大节庆或有高官莅临，寺庙才会敞开中门，平时都开左右两门供进出。台湾传统道教的寺庙中门门神，常是唐太宗的大将秦琼与尉迟恭，以象征忠勇的历史人物为守门神。南华普门寺供奉的主神就是观世音大士，大门门神则请哼、哈两将守门，有别于传统道教。绿脸的哼将军抿著嘴唇，象征超脱人世，以冷眼看人间；红脸的哈将军虽看破俗事，但仍能笑颜以对。普门寺的左右两侧门，则以持利剑的“风”将军、斜抱琴器的“调”将军、持伞的“雨”将军、捧龙的“顺”将军四大护法守护，祈福人间风调雨顺。开庙门的仪式有请煞、洁净的施法诵经，一一驱赶潜藏在寺中的鬼邪。而最重要的是安奉龙神，以迎接象征祥瑞的龙神，同时驱除白虎星防止它在庙里作怪。最后由主持道士亲绘“九宫八卦”图符交与庙方，作为镇庙之用。○小结“像法”是各国大师们造成的，大师如果都说“正法”，“像法”就不会来临，也不会存在。自古以来帝王都把宗教视为教化人民成为“愚民”、“顺民”的工具，强力的加以干涉，不希望民众太聪明，只希望国民都是“顺民”，同时让每一个人都追求往生，就无暇质疑施政的无能，也可以用来模糊政绩的错败。佛教的理念太有智慧了，帝王当然会对禅宗等派别加以限制，似乎早期台湾的佛教也有如此的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