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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谈叜》及其民俗语汇和俗语词研究.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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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史通》、《文史通义》比较研究略论
发布日期：
&&&&&&& 内容提要& 《史通》和《文史通义》是中国古代史学评论的双璧，共同反映出历史编纂的理论自觉。刘、章二人都重视总结史学演进的经验和教训，以理论的创新推进著史实践的发展；二人都具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独到的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刘知处在断代史正史纂修的高峰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提出著述的范式，他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且颇具体系性。章学诚则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他洞察当时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之严重积弊，又发现晚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的优点正是救治之良方，主张大力改造纪传体，创立新的体裁，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 关键词& 《史通》 &《文史通义》& 历史编纂理论& 论史法 &论史义& &独断&之学& &别识心裁&
661721710702705708），专掌修史，迁秘书少监。前后任史职三十年。胸中长期积累许多郁闷，对于权臣监修国史制度的种种弊病观察深刻，满怀愤慨。《自叙》篇言：&虽任当其职，而吾道不行；见用于时，而美志不遂，郁怏孤愤，无以寄怀。必寝而不言，嘿而无述，又恐没世之后，谁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见其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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辩据明锐，视诸儒皆出其下，朝有论议辄豫。以抚卷涟洏,泪尽而继之以血也
文辞与老杜歌诗同其沉郁。
非直史家之杰而已。
当时载笔之士，其义不纯。思欲辨其指归，殚其体统。焉，有褒贬焉，有鉴诫焉，有讽刺焉。为贯穿者深矣，其为纲罗者密矣，其所商略者远矣，其所发明者多矣。荩谈经者恶闻、服杜之嗤，论史者憎言班、马之失。&&犹冀知音君子，时有观焉。尼父有云：&罪我者《春秋》，知我者《春秋》。&斯之谓也。&要严肃、郑重地拿起批判的尺度，评价一切；别
受嗤当代，良有以也。而语饶重出怠窥新录。&&可谓劳而无功，述者所宜深诫也。&&自东汉以后，作者相仍。
孙盛称《左氏春秋》书吴、楚则略，荀悦《汉纪》述匈奴则简，盖所以贱夷狄而贵诸夏也。案春秋之时，诸国错峙，关梁不通，史官所书，罕能周悉。异乎炎汉之世，四海之家，马迁乘传，求自古遗文，而州郡上计，皆先集太史，若斯之备也。况彼吴、楚者，僻居南裔，地隔江山，去彼鲁邦，尤为迂阔，丘明所录，安能备诸？且必以蛮夷而固略也，若驹支预于晋会，长狄埋于鲁门，葛卢之辨牛鸣，郯子之知鸟职，斯皆边隅小国，人品最微，犹复收其琐事，见于方册。安有主盟上国，势迫宗周，争长诸华，威陵强晋，而可遗之者哉？又荀氏著书，抄撮班史，其取事也，中外一概，夷夏皆均，非是独简胡乡，而偏详汉室。盛既疑丘明之摈吴、楚，遂诬仲豫之抑匈奴，可谓强奏庸音，持为足曲者也。
刘氏的批评，堪称取证确当，说理严密，辨驳有力。他指出，虽然春秋时期因列国分立、交通阻隔的限制，史官无法如统一时代那样全面掌握各地史料，但《左传》却明明做到对&夷狄&的活动多有记载，对于楚国北上中原、晋楚争霸等史事所述更详，孙盛竟称其&贱夷狄而贵诸夏&，可见所言毫无根据。而《汉纪》依据《汉书》所载，所秉承的恰恰是极其可贵的&中外一概，夷夏皆均&的客观态度和宽阔胸怀，足证孙盛之论纯属臆测。另一段对于葛洪称司马迁将伯夷居列传之首，是为了抒发其&善而无报&的感慨的说法，刘氏的批评同样切中要害，指出《史记》作为一部通史，稽考春秋以前人物有事迹可载者，唯有伯夷、叔齐二人，这正是按时间先后决定编纂次序的正确方法，岂可以表达个人激愤之情作穿凿的解释。《探赜》篇这两段评论之所以有重要价值，就在于成功地体现了在历史编纂学理论中如何运用实事求是、力戒主观臆断，根据记载客观历史的需要考察历史编纂方法的得失，重视史学演变的纵向联系，和对问题作辩证分析等原则进行分析、评价；而这类卓有见识的例证在《史通》各篇中所在多有，这就为中国史学批评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指示了正确的方向。
《史通》中有的篇章，骤看是讲很局部的问题，似乎不能引起别人注意，其实仔细分析，是很有理论价值的。如《覈才》篇论文才与史才不同。对史才的要求是：刊勒一家，弥纶一代（按，指一代大事，社会情状），使其始末圆备，表里无咎（按，指人物、事件和其他重要内容不互相歧异矛盾）。本篇具有针对性，因自南朝至唐代文尚俪体，造成世重文藻，词宗淫丽，这种浮华不实的文风必须扭转，刘知幾的言论反映了时代要求。故浦起龙评曰：&然其言已为退之、习之辈前导也。&
（三）倡导直笔精神，批评史馆监修制度的严重弊病
《直书》、《曲笔》是脍炙人口的篇章。刘知幾义正词严，论调史家要伸张正义，秉笔直书，使贼臣逆子，淫君乱主，恶名被于千载。主张为了直书其事，&宁为兰摧玉折，不作瓦砾长存&，冒险犯难，在所不惜。严厉斥责歪曲史实、文过饰非的做法，是&用舍由乎臆说，威福行乎笔端，斯乃作者之丑行，人伦所同疾也。&《直书》、《曲笔》两篇，一正一反，提倡什么，反对什么，态度鲜明。什么是直笔？《杂说》篇中作了扼要的解释：&夫所谓直笔者，不掩恶，不虚美，书之有益于褒贬，不书无损于劝诫。&凡是有关褒贬劝诫的史事，不管事主是谁，都应该据实直书。范文澜对此作了高度评价，说：&《史通》以直笔为评价古今史家的标准，凡是符合这个标准的，热烈表彰；不符合这个标准的，严厉批评，褒贬极为鲜明。这样，大大发扬了直笔的传统，对后世产生深远的影响。&刘知幾提倡直笔精神，贯穿于全书，包括外篇《史官建置》、《古今正史》中。故是《史通》的中心思想之一。
朝廷委任权臣监修国史，至唐初成为定制，酿成种种弊端，成为阻碍史学发展的严重问题。刘知幾在史馆前后二十余年，深有切身体会，故列举其弊病，指陈其危害，十分有力，是《史通》战斗性的重要体现。《忤时》总结监修制度&五不可&。其中有监修者多，处处掣肘、限制，&顷史官注记，多取禀监修，杨令公则云&必须直书&，宗尚书则云&宜多隐恶&。十羊九牧，其令难行；一国三公，适从何在？&又批评委于众手，互相推诿：&每欲记一事，载一言，皆阁笔相视，含毫不断。故头白可期，汗青无日。&《辨职》、《自叙》篇中也有事实确凿、言词激烈的批评，云：&大抵监史为难，&&&
刘知幾的批评，都是确有所指，是为了达到史馆修史不受权势者所左右，修成的国史不受歪曲，务存实录。可以说，他所论都是针对存在的弊病而发。而从史学发展的长河看，我们对于史馆监修，除看到其弊病外，又应看到积累当代史资料和为前朝修史的重要作用和巨大贡献。
（四）提出对儒家经典不应盲从
刘知幾主张对儒家经典应独立思考，勇于怀疑。主要集中于《疑古》、《惑经》两篇，当时是惊世骇俗之论，但具有超前性。放在唐代墨守经师注疏的环境中，刘知幾却勇于独立思考，进步意义更明显。
《疑古》篇直言，圣人所修儒家经典，并未做到完全符合直笔的标准，&是以美者因其美而美之，虽有其恶，不加毁也；恶者因其恶而恶之，虽有其美，不加誉也&。美者不见其恶，恶者不见其美；见其一面，掩盖其另一面，缺乏客观、公正的态度。刘知幾批评《春秋》&外为贤者，内为本国，事靡洪纤，动皆隐讳。斯乃周公之格言。然何必《春秋》，在于《六经》，亦皆如此。故观夫子之刊书也，夏桀让汤，武王斩纣，其事甚著，而芟夷不存。观夫子之定礼也，隐、闵非命，恶、视不终，而奋笔昌言，云&鲁无篡弑&。&&斯验世（浦起龙注：郭本作&世&，别本作&圣&。）人之饰智矜愚，爱憎由己者多矣。&又如，《尚书&虞书》美化尧时德义盛行，天下大治，&克明俊德&，但《论语》讲&舜举咎繇，不仁者远&，说明当时不仁甚多，证明《虞书》是铺张善治之词，不可据信。这类例子很多。又《惑经》篇提出《春秋》有&十二未喻&，&五虚美&。如云：&观夫子修《春秋》也，多为贤者讳。狄实灭卫，因桓耻而不书；河阳召王，成文美而称狩。斯则情兼向背，志怀彼我。苟书法其如是也，岂不使为人君者，靡惮宪章？虽玷白圭，无惭良史也乎！&又言：&盖君子以博闻多识为工，良史以实录直书为贵。而《春秋》记它国之事，必凭来者之辞；而来者所言，多非其实。或兵败而不以败告，君弑而不以弑称。&&皆承其所说而书，遂使真伪莫分，是非相乱。&
刘知幾&疑古&、&惑经&，不是否定儒家经典，而是发扬孔子&多闻阙疑&、&毋意，毋固，毋必，毋我&的朴素理性精神。他在《载文》篇中颂扬《春秋》&别是非，申黜陟&。又在《叙事》篇中赞美孔子所编《尚书》，所修《春秋》的典范作用：&昔圣人之述作也，上自《尧典》，下终获麟，是为属词比事之言，疏通知远之旨。子夏曰：&《书》之论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扬雄有云：&说事者莫辨乎《书》，说理者莫辨乎《春秋》。&然则意指深奥，诰训成义，微显阐幽，婉而成章，虽殊途异辙，亦各有差焉。谅以师范亿载，规模万古，为述者之冠冕，实后来之龟镜。&便为明证。
章学诚以纵贯的眼光分析了几千年史学的演变。他认为，史学是发展进化的。由《尚书》变为《春秋》的编年体，由编年体到纪传体，都是史学的重大进步：&《尚书》一变为左氏之《春秋》，《尚书》无成法而左氏有定例&；&左氏一变而为史迁之纪传，左氏依年月，而迁书分类例&。纪传体本是三代以后之良法，司马迁发凡起例，具有卓见绝识，纪表书传互相配合，足以&范围千古，牢笼百家&，具有很大的包容量。又因为司马迁对体例的运用能够灵活变通，不愧为撰述的典范。加上《汉书》、《后汉书》、《三国志》，都是&各有心裁家学&的上乘之作。降而《晋书》、《隋书》、《新唐书》等，&固不出于一手，人并效其能。&所以能够修成有价值的史书。后来的修史者墨守成规，不知根据需要变通，结果史才、史识、史学都反过来成为史例的奴隶，&斤斤如守科举之程式，如胥吏之簿书，繁不可删。&&纪传体之最敝者，如宋元之史，人杂体猥，不可究诘，或一事而数见，或一人而两传，人至千名，卷盈数百&，&溃败决裂，不可救挽，实为史学之河、淮、洪泽，逆河入海之会，于此而不为回狂障隳之功，则滔滔者何所底止！&以上论述集中见于《文史通义》《书教下》、《史学别录例议》、《答邵二云论修宋史书》等篇。这些论述，相当中肯地总结了中国史学演变的主要趋势。尤其是，章学诚指出由于后代修史窒息了史家的别识心裁，造成祸患无穷，更是打中了传统史学后期严重积弊的要害所在。
章学诚认为，要挽救后代修史这祥严重的弊病，就必须明确和贯彻史义对史事，史文的指导、统帅作用。正像迷路的人，为了找到正确方向，必须回到原来的出发点一样，章学诚要求返朴归真，回到对史学创始时期加以分析。如他所说：&经为解晦，当求无解之初；史为例拘，当求无例之始。&书中反复地以孔子修《春秋》为例，论证&义&对于史书的决定作用。在《答客问上》篇中，他以&史之大原本乎《春秋》，《春秋》之义昭乎笔削&为重要命题，分析&史义&的作用，不仅用来剪裁材料、删削文字，更重要的是&推明大道，通古今之变而成一家之言&，这样才能撰成一部有观点、有特色的史书。总之，强调&史义&即史家的观点、见识对于历史编纂具有统帅和灵魂的意义，这是章学诚在理论上的重要建树。
（三）提出历史编纂改革的方向
既然正史编纂的末流已到了&溃烂决裂&，酿成灾难的局面，章学诚是倡导&学术经世&、主张开创新局的学者，所以他要在剖析病根、洞悉积弊的基础上，探求历史编纂的新路。
首先，章学诚不但看到正史末流表明的史家创造才能反而成为史例奴隶的严重病态，而且独具见识地分析纪传体本身存在的问题、矛盾。对于历代相沿的纪传体应当如何认识？与章学诚同一时代的考史三大家著作中也都有涉及历代正史编纂的问题。钱大昕、王鸣盛论及正史的若干篇目在体例运用上的得失，赵翼书中涉及更多，对于历代正史编纂过程论述甚详，并对相关的正史（如《旧唐书》与《新唐书》），用比较的手法评论它们体例运用之优绌。赵翼尤盛赞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这是很重要的看法。不过，既然是&极则&，那么在总体格局上也就应当继续沿用，不应变动，只须在具体篇目上作些调整，&随时增损改换&。章学诚的着眼点同他们很不相同，他看准了问题的要害所在。一方面，他重视《史记》的伟大创造力，称其体裁&范围千古，牢笼百家&，是三代以后著史之良法。另一方面，他又中肯指出纪传体的重大缺陷是&类例易求而大势难贯&。这正抓住了关键之处。纂修史书是否成功，要特别重视能否反映出一代历史大势，这是章学诚总结历史演变而得出的真知灼见，也是具有近代意义的新认识。司马迁所写&本纪&，既记载了一代军政大事，显示出历史大势，又写出天子本人的性格、行事，如《秦始皇本纪》、《项羽本纪》、《高祖本纪》等都堪称达到这种成功的要求，此固然得力于其过人的史识、才能，同时也与古代的历史情势还不像后世那样复杂有关。而到了正史的末流，历史事件和趋势本来复杂，修史者难以驾驭，官修制度更严重限制史家表达独到见识，所以&本纪&部分便失去如《史记》中的纲领作用，成为如&胥吏之簿书&，只是刻板地罗列一些皇帝诏令、官吏任免、出兵打仗之类，根本无法显示一代历史之大势，使读者不得要领。如此观者茫然、人杂体猥、繁不可删的局面，已到了非革除不可的地步。
其次，能否找到救治的良策呢？章氏目光如炬，他发现并大力彰显纪事本末体在历史编纂的独特作用。纪事本末体虽然至明清甚为流行，以至形成了用它撰成的史书上自春秋下至明代自相连续的记载，但理论上的认识却大大落后于这种实际，史家何以热心于选择这种体裁？用它来写史优胜之处何在？对于历史编纂的全局有何作用？均未得到回答。章学诚则是第一个对这些重要问题作出深刻阐述的史家。他说：&按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非深知古今大体，天下经纶，不能网罗隐括，无遗无漏，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在袁氏初无其意，且其学亦未足与此，书亦不尽合于所称，故历代著录诸家，次其书于杂史，自属纂录之家便观览耳。但即其成法，沉思冥索，加以神明变化，则古史之原，隐然可见。书有作者甚浅而观者甚深，此类是也。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本一理耳。&章氏如此高度评价这种新体裁的优点，其出发点在于反映客观历史需要，在于救治历史编纂出现的严重弊病，故又言：&夫史为记事之书，事万变而不齐，史文屈曲而适如其事，则必因事命篇，不为常例所拘，而后能起讫自如，无一言之或遗而或溢也。此《尚书》之所以神明变化，不可方物。&
因此，他提出改革历史编纂的方向，总的主张是：&仍纪传之体而参本末之法&。并且提出过两种设想：一种是设立包含多种内容、具有多种功能的&传&，可用来记人，用来记事，用来代替书志；一种是采用&别录&，在全书前面标出一个时代最主要的事件，在每一事件之下将有关的篇注明。其主张，详见《书教》篇和《史学别录例议》。这是章学诚很大胆的设想，实是综合了他一生辨析体例的真知灼见。他将表面上似乎不相干的两大体裁打通了，让它们互相补充。既保留了纪传体范围广阔，兼备几种体裁，包容量大，可以反映社会各方面情状的优点；又发挥了纪事本末体线索清楚，起讫自如，记载方法随着历史事件的变化而伸缩变化的优点，而用来补救后期正史体例庞杂、历史大势难以贯通的弊病。因此是在史学发展上打开了一条新路。章学诚的见解，很符合近代史家探索的需要：既要求史书反映历史的主线清楚，又使它能囊括丰富的内容。20世纪初年章炳麟曾计划撰写《中国通史》，当时他已确立了资产阶级革命立场，撰写通史的目的，一是为了用进化论解释历史，二是为了振厉士气，鼓舞斗志。他苦于找不到可以表达这种进化论观点的通史体例，最后在章学诚的论述中得到很大的启发，认为他改革史书编撰的办法，是&大势所趋，不得不尔也&。还有与章炳麟同时尝试撰著《中国通史》的梁启超，和此后撰著《太平天国史》的罗尔纲先生，以及20世纪末发凡起例，主编完成《中国通史》浩大工程的白寿彝先生，这些著名史学家前后所做的理论探索和著述实践，恰恰证明章学诚提出的主张，正预示着中国历史编纂学内在逻辑发展之方向。
（四）区分古今著述为&撰述&、&记注&两大类，二者居于不同层次，但又互相补充。论述&圆而神&与&方以智&二者不可偏废。
古今著作浩如烟海，章学诚却独创性地直截了当区分为&撰述&与&记注&两大类，也即区分为两个不同的层次。他说：&撰述欲其圆而神，记注欲其方以智&，&记注欲往事之不忘，撰述欲来者之兴起，故记注藏往似智，而撰述知来拟神也。&&撰述&居于较高层次，它体现了高明的史识，抉择去取，灵活变通，对历史作出阐释，帮助人们预见未来。&记注&则居于较低层次，它的任务是汇集丰富的历史知识，有一定的体例，兼备各方面的记载。章学诚这种崭新的独创的分类法，突出地说明历史家的见识高低决定了史书不同的价值。同样体现这一指导思想，他在别的地方具体的提法略有不同。在《报黄大俞先生》一文中，他又用&著述&与&比类&对两大类加以概括，指出二者相辅相成，&本自相用而不相妨害&，&盖著述譬之韩信用兵，而比类譬之萧何转饷，二者固缺一不可。&其标准，同样以是否体现了&史义&、&史识&来衡量。章学诚认为史部著作中能称得上&史学&者是不多的，而更有意义和更加需要的正是&史学&。所以他曾一再强调区分&史学&与&史考&、&史选&、&史纂&之间的不同：&整齐排比，谓之&史纂&；参互搜讨，谓之&史考&，皆非史学。&只有贯串了&史义&&史识&作为指导，才能称为&史学&，否则，只能属于较低的层次。章学诚反复申述这一点，正是对忽视&史义&的&积学之士&和&能文之士&的严肃批评。因此其主张既有深刻的理论价值，又有突出的现实意义。
（五）哲学探索的创造性思维，决定章学诚历史编纂理论创新达到的高度。
历史编纂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其如何选择、如何运用，决定于历史学家对历史进程的看法和他找到的最能恰当地加以反映的方法，取决于其历史观和哲学观。&哲学是普照的光。&章学诚在哲学上有杰出的思想，因此在历史编纂上达到当时所能达到的高度。义理探索为考证学者所不屑为，章氏别创门径；对史学演进作纵贯分析，究其利病，提出救弊办法，也皆为他们所不屑为，章氏为此殚精竭虑，力求超越。考证学者不去探讨&道&；《原道》篇的价值，在当时几乎无人理解。实则其中的观点，是章氏创造力、洞察力的根源。《原道》篇论证了一系列在哲学上具有根本性意义的观点：（1）&道&不是圣人头脑中天生的，而是由客观时势的发展总结出来。&道者，非圣人智力之所能为，皆其事势自然，渐形渐著，不得以而出之&。（2）&道&是推动万事万物形成的客观法则，而不是万事万物的具体形式。反映客观趋势，即事物法则性的&道&，好比是车轮永远转动、向前发展，而具体的制度、事物，则好比车轮留下来的一段一段轨迹。&一阴一阳，往复循环者，犹车轮也；圣人创制，一似暑葛寒裘，犹轨之辙也。&（3）圣人不是&道&的化身，圣人只是对当时理势有正确的认识，历代儒者却因为错误地把圣人以及六经当作&道&的化身，所以忘记了总结理势新变化的责任。&夫道备于六经，义蕴之匿于前者，章句训诂足以发明之。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得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学者所担负的责任，就是根据理势的新变化，总结出适合当前社会生活和国家治理的新的&道&。&必有所需而后从而给之，有所郁而后从而宣之，有所弊而后从而救之。&章氏这些见解在当时讲出来，无疑是石破天惊之伟论，也是预示着时代觉醒行将到来的初露的曙光！大梁本《原道》篇中对一些关键字句作了删改，原因即怕章氏的观点招来俗士的非议。章氏对历史哲学探索的精髓是，&道&即治国办法、规律性的认识是社会实践的产物，必然要根据不同情况，发现社会有新的需要，便应创设新的制度、办法；发现原有的制度、办法有不适用的地方，就应加以改良；发现旧的制度、办法积弊严重，就应大胆革除。正是这种以实践观点为指导、力主大胆变革和创新的哲学思维，形成章氏前述在历史编纂理论上远远高出于同时代人的卓识！
关于《史通》、《文史通义》的比较，章学诚本人生前即讲过一段著名的话：
自信发凡起例，多为后世开山，而人乃拟吾于刘知幾。不知刘言史法，吾言史意；刘议馆局纂修，吾议一家著述。截然两途，不相入也。
章氏的&夫子自道&，确是讲到了关键之处。我们今天研究这一课题，除了重视他本人的见解外，还应当扩大视野，大大推进对其与刘知幾学术思想异同的认识。刘、章二人所面临的局面和关注的重点确不相同。刘知幾处在史书编纂尤其是纪传体正史纂修的高峰时期，他承担的主要使命是总结以往，即：对于众多的纂修成果，他的任务是进行总结和提出编纂的范式，分析、厘清体裁、体例的特点，评价编纂方法的得失；他所提出的范畴、命题内涵丰富，部伍严整，其论述颇具体系性的特点。章学诚处于正史末流在编纂上陷于困境阶段，其刻板罗列如胥吏之簿书，其冗繁芜杂不可究诘，他承担的主要任务是开出新路，即：大声疾呼正史编纂陷入严重积弊，史识、史学、史才都成为史例的奴隶，史家的别识心裁被窒息，反映客观历史、再现演进大势的要求根本无法实现；而救治这种积弊的办法，就是重视并吸收后出的纪事本末体因事命篇、恰当叙述史事的因果始终、起讫自如、灵活变化的优点，主张对纪传体大力加以改造，&化腐朽为神奇&，创立新的体裁。章氏揭示出传统史学后期历史编纂的内在逻辑发展方向，其论述具有深刻的哲理性和明显的超前性。
刘、章二人都是通过总结史学演变的经验教训，上升到理论层面加以阐发，证明中国史学具有重视理论创新以推进著史实践的优良传统；二人都有强烈的批判意识，都有哲学思想作指导，重&独断&之学，重&别识心裁&，成一家之言；刘知幾提出史家三长，章学诚予以继承，而又更加突出&史义&（即刘知幾的&史识&）的指导作用，贯穿到自己的全部著述中，又在刘知幾&犹须好是正直，善恶必书&观点的基础上，提出重视&史德&，要&尽其天而不益以人&，使史家自身修养的理论更完善：这些是两位古代杰出史学理论家的相同或相通之处，而并非&截然两途&，互不相关。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史学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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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枢&-&南朝陈大臣
家世显贵，赀产充积，而枢独居处，傍无交往，端坐一室，非公事未尝出游，荣利之怀淡如也。起家梁秘书郎，历太子舍人，轻车河东王主簿，安前邵陵王、中军宣城王二府。侯景之乱，枢往吴郡省父，因丁父忧。时四方扰乱，人求苟免，枢居丧以至孝闻。王僧辩平，镇京城，衣冠争往造请，枢独杜门静居，不求闻达。绍泰元年，征为给事黄门侍郎。未拜，除员外散骑常侍，兼侍中。二年，兼。其年出为吴兴太守。永定二年，征为。未至，改侍中，掌大选事。三年，迁都官尚书，掌选如故。&　　
枢博闻强识，明悉旧章。初，高祖长女先适陈留太守钱蒇，生子岊，主及岊并卒于梁世。高祖受命，唯公主追封。至是将葬，尚书主客请详议，欲加蒇驸马都尉，并赠岊官。枢议曰：“昔王姬下嫁，必适诸侯，同姓为主，闻于《公羊》之说，车服不系，显于诗人之篇。汉氏初兴，列侯尚主，自斯以后，素族。驸马都尉置由汉武，或以假诸功臣，或以加于戚属，是以魏曹植表驸马、奉车趣为一号。《齐职仪》曰，凡尚公主必拜驸马都尉，魏、晋以来，因为瞻准。盖以王姬之重，庶姓之轻，若不加其等级，宁可合卺而酳，所以假驸马之位，乃崇于皇女也。今公主早薨，伉俪已绝，既无礼数致疑，何须驸马之授？案杜预尚晋宣帝第二女，晋武践祚，而主已亡，泰始中追赠公主，元凯无复驸马之号。梁文帝女新安穆公主早薨，天监初王氏无之事。远近二例，足以据明。公主所生，既未及成人之礼，无劳此授，今宜追赠亭侯。”时以枢议为长。&　　
天嘉元年，守吏部尚书。三年，即真。寻领右军将军，又领丹阳尹，本官如故。五年，以葬父，拜表自解，诏赐绢布五十匹，钱十万，令葬讫停宅视郡事，服阕，还复本职。其满，解尹，加散骑常侍，将军、尚书并如故。是时，仆射虽参掌选事，铨衡汲引，并出于枢，其所举荐，多会上旨。谨慎周密，清白自居，文武职司，鲜有游其门者。废帝即位，迁尚书左仆射。光大元年卒，时年五十一。赠侍中、左光禄大夫，谥曰简懿。有集十卷行于世。
袁枢&-&南宋史学家
袁枢（）&&&&中国南宋史学家。字机仲。建州建安（今福建）人。初任判官、兴化军教授。乾道七年（1171），为礼部试官，出为严州教授。其后历任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权工部郎官兼吏部郎官、吏部员外郎、大理少卿，出知常德府、江陵府等职。喜读，苦其浩博，乃著42卷，因其文总括为239事，独立成篇，起讫了然，为中国第一部史学著作。创造纪事本末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兼有纪传、编年二者优点，使“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析”，对后世影响极大，明清两代多有仿作。
孝宗隆兴元年（一一六三）进士（明嘉靖《》卷一五）。乾道七年（一一七一）除太学录，出为严州教授。撰《通鉴纪事本末》成，以大宗正簿召，迁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官（《南宋馆阁续录》卷九）。淳熙九年（一一八二）迁军器少监（同上书），出提举江东常平茶盐，改知处州。入为大理少卿，因事。光宗绍熙元年（一一九○）知常德府。宁宗庆元元年（一一九五），知江陵府，寻罢，自是闲居十载。开禧元年卒，年七十五。《宋史》卷三八九有传。&　　
袁枢学识渊博，与当时学者、、有往来。历任温州判官、严州教授、太府丞兼国史院编修、大理少卿、工部侍郎兼国学祭酒、右文殿修撰、江陵知府等职。任国史院编修期间，负责修《宋史》之列传部份。北宋的子孙请托袁枢对章惇的传记多加文饰。袁氏驳斥，曰：“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　　
在严州任职期间，“乃自出新意，辑抄《通鉴》”、“区别门目，以类。每事各详起讫，自为标题，每篇各编年月，自为首尾”（《四库全书总目提要》）成就《通鉴纪事本末》一书。&　　
他的历史巨著《通鉴纪事本末》，全书四十二卷，始于〈三家分晋〉，终于〈周世宗之征淮南〉。书中文字全抄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原文。只是方式改易。取《通鉴》所记之事，区别门目，分类编排。专以记事为主，每一事详书始末，并自为标题，共记二百三十九事，另附录六十六事。开“纪事本末体”之先河。&　　
宋人杨万里曾评价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今读袁子此书，如生乎其时，亲见乎其事，使人喜，使人悲，使人鼓舞。未既，而继&之以叹且泣也”，更作《通鉴本末序》。朱熹看过袁枢的《通鉴纪事本末》有批评：“错综温公之书，乃国语之流”、“其部居门目，始终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章学诚称赞：“本末之为体也，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斯真《尚书》之遗也”。《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谓：“数千年事迹，经纬明晰，节目具详，一览了然，遂使纪传、编年贯通为一，实前古之未见。”袁枢以后采用这种体裁撰写历史者，所在多有。如：章冲《春秋左氏传事类始末》，《》；到了明清时际，纪事本末体大为流行，如冯琦、陈邦瞻的《》，张鉴的《》，李有棠的《辽史纪事本末》与《》，陈邦瞻的《》，以及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袁枢晚年喜读易，著有《易学索引》、《周易辩异》等书。&　　
开创以“事”为纲的本末体史书——《通鉴纪事本末》的作者是南宋的袁枢。&　　
《通鉴纪事本末》为中国第一部记事本末体史学著作。创造记事本末体这一新的写史体例。同的，司马光的编年体同为史学上的三大巨作。列为历史上的三大体裁，与司马迁，并驾齐驱。对中国历史的书写有极大的帮助。独立成篇。&　　
全书42卷，约200万字，上至战国，下至五代，总括了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自成一体，总记239事！按年代顺序编录，个事自立标题。&　　
《通鉴纪事本末》是袁枢在严州任教授时所撰，这时由于职掌清闲，可以从容论著。袁枢与朱熹、吕祖谦和杨万里是同时代人，这时的社会经济和学术文化都有一定的发展，但是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却处于比较紧张的状态，这一现实，对于抱有“爱君忧国之心，之志”的袁枢来说，只有像司马光那样，拿起史笔，来抒发自己的报国忧民之情。&　　
袁枢为人正直，对政治腐败，朋党互争，压制人才等丑恶社会现象是很不满的。当他为国史院编修官，分配负责撰修《宋史》列传时，北宋哲宗时“奸相”章敦的子孙，以同乡关系请袁枢对章敦传加以“文饰”时，然大怒说：“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世天下公议！”（《宋史·袁枢传》）当时宰相赵雄“总史事”，听到后即称赞他“无愧古良史”（同上）。&　　
当时现实政治的直接刺激，是袁枢编纂《通鉴纪事本末》的原因之一，给内外交困的赵宋封建政权提供安邦治国的药方。另一个原因，是为了解决读《资治通鉴》的困难。由于《通鉴》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实，取材宏富，但它只是每年记述，对于一件事情连续好几年的，它未能连贯记述，如果要了解其全貌，就要翻阅好几卷，读者很不方便。据说，《资治通鉴》修成后，司马光希望写作班子以外的有关人员再看一遍，但使他很失望，只有一个名叫王胜之的借去看了一遍，别的人面对这部巨著，有的只翻了几卷，有的只看了几页就不想再看了。由此可见，《通鉴》由于篇幅太大使人阅读困难。司马光本人也感觉到这一难处，他晚年时曾经想另写一部《资治通鉴举要历》，把《资治通&　　鉴》简化一番，但他老了，已力不从心，结果没有完成。&　　
袁枢根据《》记载的重要史实，以事件为中心，按照《通鉴》原来的年次，分类编辑，抄上原文，把司马光的史论也抄上，每事标以醒目的题目，而袁氏本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加上一句话。这样，共编集了239个事目，始于《三家分晋》，终于《世宗征淮南》，记述了1300多年的史事，共42卷。袁氏虽然只用了大约两年的时间编写《通鉴纪事本末》，但他熟读《通鉴》却花了不知多少年的时间。他不但要熟读《通鉴》，了解其全部内容，还要吃透司马光的史学见解。&　　
袁枢跟司马光一样，始终恪守“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的原则。因此他在编立标题，抄录史料时，对于灾异、符瑞、图谶、占卜、鬼怪等绝少加以采用，即使稍有涉及，也是作为起警戒作用而引用的。这种反对天命论神学，而重视社会现实的史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对于统治者袁枢是提出警告的，如袁枢在《武帝惑神怪》中抄录了“臣光曰”，批评了汉武帝“穷奢极欲，，内侈宫室，外事四夷，信惑神怪，巡游无度，使百姓疲敝，起为盗贼”。由此可见，袁枢是有自己的政治见解的，这正如朱熹所说的，袁枢“其部居门目，始终&　　离合之间，又皆曲有微意。”（《朱子大全》卷81）所谓“微意”，就是指袁枢的政治观点。袁枢把有关封建政治的主要问题，如杨万里（与袁枢同为太学官）所举的内容，“曰诸侯，曰大盗，曰女主，曰外戚，曰宦官，曰权臣，曰夷狄，曰藩镇”（《通鉴纪事本末叙》）之类，都作为全书的基本内容，使它成为当时及后世君臣的鉴戒。袁枢还十分重视汉族政权的恢复事业，对于“祖逖北伐”、“宋明帝北伐”等，大书特书，而对于进据中原及举兵南犯的少数民族上层统治分子，则视为“石勒寇河朔”，“赵魏乱中原”。当参知政事得到《通鉴纪事本末》一书时，立即推荐给。宋孝宗阅读时，赞叹地说：“治道尽在是矣。”（《宋史·袁枢传》）&　　
孝宗命令摹印十部，以赐太子和江上诸帅，命熟读之；还提升袁枢为大宗正簿。&　　
袁枢最大的贡献，是开创了以纪事为主的本末体，实现了史书编纂体的突破，从而出现了编年、纪传、纪事本末三足鼎立的体例。以“时”为中心的编年体和以“人”为中心的纪传体各有千秋，而检索不便则是它们的共同缺点。而袁枢创立的以“事”为中心的纪事本末体裁，却弥补了编年与纪传体的不足，因而丰富了史学内容，正如清代著名历史学家章学诚所评论的那样：“因事命篇，不为常格，……文省于纪传，事豁于编年，决断去取，体圆用神，……故曰：‘神奇化臭腐，而臭腐复化为神奇’。”（《文史通义·书教下》）章氏的评论是正确的，袁氏创立的纪事本末新体裁，的确是对中国&　　历史编纂学的一大贡献。&　　
虽然《通鉴纪事本末》原抄《资治通鉴》，但对《通鉴》的校勘却起了一定的作用。由于《通鉴》流传已久，传抄刻印，难免会有错误。所以我们读书时，可以把两书互相校勘。&　　
清代的张敦仁曾经用《通鉴纪事本末》大字本（即湖州版本；严州版本字小，又叫小字本），和明代万历年间杭州所刻《资治通鉴》元注本互校，校出异文3000多条，写成《资治通鉴刊本识误》3卷，后来章钰撰写《胡刻通鉴正文校宋记》时，把张敦仁校勘《资治通鉴》的异文而无别本资印证处，列为附录。1957年由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标点本《资治通鉴》，除了章钰书中重要校勘都收入本书做注文外，还选录了张敦仁书中的一些校勘做为注文。这就使标点本《资治通鉴》成为现有较好的一种版本。&　　
《通鉴纪事本末》也有它的缺点。首先表现在取材上，因《资治通鉴》本来就是一部政治史，关于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少。袁枢所取资料，不过是有关诸侯、“大盗”、女主、外戚、宦官、权臣、“夷狄”、藩镇之类，其他史事，多略而不书。这不能不是一个欠缺。另外，它囿于《资治通鉴》范围，多属照抄，没有自取的第一手材料。总之，《通鉴》有的，它不一定都有，《通鉴》没有的，它也没有。其次，《通鉴纪事本末》记述的事与事之间没有联系，对于整个历史不能勾划出一个发展的线索，因此，它只能记述了“治乱兴衰”的现象。&　　
还有，《通鉴纪事本末》具有明显的敌视农民起义和大汉族主义的思想。例如，对于农民起义，多称为某某之乱（如“黄巾之乱”）；汉族统治者和少数民族之间的战争，往往用“讨”、“平”一类的字样。&　　
《通鉴纪事本末》，宋本共42卷，明末张溥（字天如，江苏太仓人，复社领袖）曾就《通鉴纪事本末》各篇，写成史论若干篇，附在各篇之后。这两种版本，一种有论，一种无论，还是容易区分的。&　　
在袁枢的影响下，明、清两代许多学者仿照他的体例编纂了不少纪事本末体史书。例如：《绎史》、、《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明史纪事本末》，等等。&　　
袁枢编成此书后，800多年来，为历代史学家所重视称许。&　　
袁枢史才为世所推崇，其史德也令人景仰。他兼国史编修官分修国史传时，浦城章惇曾以同乡的情谊，命家人送阅自传，请为润饰，被袁枢严词拒绝，并说：“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后天下公议。”当时宰相赵雄总管史事，感叹说：“无负古良史矣”。&　　
乾道七年(1171年)为礼部试官，任太学录，他忠直地表奏治国三论：一论开言路以养，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三论士大夫多虚诞，幸荣利。孝宗命袁枢任大宗正主簿，并召他入殿面谈。袁枢知道孝宗常以诸葛亮论两汉盛衰一文中的“小人不可不去”之语为训。他便以这句话为中心，作深入阐述发挥。历述自汉武帝至唐文宗偏听，招致祸乱的史实，敬告孝宗提高警惕。调任太府丞时，又直言孝宗有宠任武士，厌薄儒生，猜疑大臣之心，想使近侍参与军国大事。孝宗感悟，对他说：“朕不至与此曹图事帷幄中。”&　　
袁枢在朝任职不畏权贵。任大理寺少卿时，有通州民高氏因产业一案，交大理院审理，殿中侍御史冷时光受贿包庇，袁枢公然揭发。同列官员都怕他招祸，而袁枢不加顾虑，大胆陈奏，孝宗根据奏本，立即罢免冷时光。所以有宋代以朝臣弹劾御史事例，自袁枢开始的说法。宋史评之为“临民则识治辨间，立朝则启沃忠谏，克尽乃职，为世师表”。&　　
袁枢任江陵知府，江陵在长江沿岸。如遇水灾，人民就要流离失所。江陵原有楚的故城，名“楚观”。袁枢审察地势后，决意移民，于是亲赴楚观规划，建筑民房，迁民安居，深为人民称颂。&　　
袁枢66岁时，因朱熹被劾为伪学，受到株连也被罢官，自此闲居10年，致力著作，到开禧元年(1263年)去世，享年75岁。著有《易传解义》、《童子问》及《辨异》等。宋史评为“临民则识治辨间，立朝则启沃忠谏，克尽乃职，为世师表”。&　　袁枢最大的功绩，在于开创了&“纪事本末体”先河，拓展了写史体例，对后世影响极深。&　　
在政治上，力主抗抗金，反对南宋政权的苟且偷安，关心民间疾苦。
《宋史·袁枢传》
　　字机仲，建之建安人。幼力学，尝以《修身为弓赋》试国子监，周必大、刘珙皆期以远器。试礼部，词赋第一人，调温州判官，教授兴化军。&　　
乾道七年，为礼部试官，就除太学录，轮对三疏，一论开言路以养忠孝之气，二论规恢复当图万全，三论士大夫多虚诞、侥荣利。张说自阁门以节钺签枢密，枢方与学省同僚共论之，上虽容纳而色不怡。枢退诣宰相，示以奏疏，且曰：“公不耻与哙等伍邪？”虞允文愧甚。枢即求外补，出为严州教授。&　　
枢常喜诵司马光《资治通鉴》，苦其浩博，乃区别其事而贯通之，号《通鉴纪事本末》。参知政事龚茂良得其书，奏于上，孝宗读而嘉叹，以赐东宫及分赐江上诸帅，且令熟读，曰：“治道尽在是矣。”&　　
他日，上问袁枢今何官，茂良以实对，上曰：“可与寺监簿。”于是以大宗正簿召登对，即因史书以言曰：“臣窃闻陛下尝读《通鉴》，屡有训词，见诸葛亮论两汉所以兴衰，有‘小人不可不去’之戒，大哉王言，垂法万世。”遂历陈往事，自汉武而下至唐文宗偏听奸佞，致于祸乱。且曰：“固有诈伪而似诚实，而似忠鲠者，苟陛下日与图事于帷幄中，进退天下士，臣恐必为朝廷累。”上顾谓曰：“朕不至与此曹图事帷幄中。”枢谢曰：“陛下之言及此，天下之福也。”&　　
迁太府丞。时士大夫颇有为党与者。枢奏曰：“人主有之心，则臣下有朋党之患。比年或谓陛下宠任武士，有厌薄儒生之心，猜疑大臣，亲信左右，内庭行庙堂之事，近侍参军国之谋。今虽总，专，而或壅蔽聪明，潜移威福。愿可否惟听于国人，毁誉不私于左右。”上方锐意北伐，示天下以所向。枢奏：“古之谋人国者，必示之以弱，苟陛下志复金仇，臣愿蓄威养锐，勿示其形。”复陈用宰执、台谏之术。&　　
时议者欲制宗室应举锁试之额，限岳祠，减臣僚荐举，定文武任子，严特奏之等，展之岁，缓科举之期，枢谓：“此皆近来从窄之论，人君惟天是则，不可行也。”遂抗疏劝上推广大以存国体。&　　
兼国史院编修官，分修国史传。章惇家以其同里，宛转请文饰其传，枢曰：“子厚为相，负国欺君。吾为史官，书法不隐，宁负乡人，不可负天下后世公议。”时相赵雄总史事，见之叹曰：“无愧古良史。”&　　
权工部郎官，累迁兼吏部郎官。两淮旱，命真、杨、庐、和四郡。归陈两淮形势，谓：“两淮坚固则长江可守，今徒知备江，不知保淮，置重兵于江南，委空城于淮上，非所以戒不虞。瓜洲新城，专为退保，金使过而指议，淮人闻而叹嗟。谁为陛下建此策也？”&　　
迁军器少监，除提举江东常平茶盐，改知处州，赴阙奏事。枢之使淮入对也，尝言：“朋党相附则大臣之权重，言路壅塞则人主之势孤。”时宰不悦。至是又言：“威权在下则主势弱，故大臣逐台谏以蔽人主之聪明；威权在上则主势强，故大臣结台谏以遏天下之公议。今朋党之旧尚在，台谏之官未正纪纲，言路将复荆榛矣。”&　　
除吏部员外郎，迁大理少卿。通州民高氏以产业事下大理，殿中侍御史冷世光纳厚赂之，其事以闻，人为危之。上怒，立罢世光，以朝臣劾御史，实自枢始。手诏权工部侍郎，仍兼国子祭酒。因论大理狱案请外，有予郡之命，既而贬两秩，寝前旨。光宗受禅，叙复元官，提举太平兴国宫、知常德府。&　　
宁宗登位，擢右文殿修撰、知江陵府。江陵濒大江，岁坏为巨浸，民无所托。楚故城楚观在焉，为室庐，徙民居之，以备不虞。种木数万，以为捍蔽，民德之。寻为台臣劾罢，提举太平兴国宫。自是三奉祠，力上请制，比之、陶令。开禧元年，卒，年七十五。&　　
自是闲居十载，作《易传解义》及《辩异》、《童子问》等书藏于家。
袁枢&-&明代画家
袁枢，号石■（字打不出来）
&中国明代书画家、收藏鉴赏家。字伯应，号环中，又号石■（■字打不出来，见左图），河南睢阳睢州（今睢县）人。以父兵部尚书袁可立荫官户部郎中，官至河南布政司右参政、大梁兵巡道。 　　崇祯乙亥（1635），袁枢为其父在睢州家里守孝，遇流民攻城，睢阳卫不堪一击而败。袁枢破家散财两千金募勇杀敌，擐甲登陴，倡先固守，力战七昼夜，至目生疮，睢州城得以保全。五十二年后的康熙三十六年春天，应睢州全城父老所请，由河南巡抚报呈清朝庭，特批明袁枢崇祀清朝乡贤祠。 　　袁枢貌俊伟，多大略。善骑射，有边才。明崇祯十一年，清军大举侵明，明将多畏缩，袁枢不避死，以户部郎中文职督饷于辽左军前，解朝廷庚癸之忧。“宽空一御寇，再御边”（王铎《袁石寓诗序》），秉父志一生抗清。清兵渡江陷金陵，袁枢绝食数日忧愤而死。“公闻国变，眦裂发怒，竭蹶中原，以需生聚，归节金陵。”（明《松青堂文选》） 　　其诗文韵致甚高，与钱谦益、刘理顺、方以智、王时敏、王铎等名士相唱和。钱谦益曾盛赞其“负文武大略，博雅好古，，可为大夫”。著有《袁伯应诗集》，清兴文字狱，诗稿遭禁毁。 　　山水画工巧，家富收藏。为华亭董其昌、孟津王铎所推重。所临僧巨然《》气韵冲胆，卓有古趣。张庚《国朝画征录》卷首为之列传。品丝弹竹，艺靡不工。赵震元称其为“一代巨公，三吴妙品”（《松青堂文选·为袁复开封太府》）。书法出入楮遂良、米芾之间。
王铎跋袁枢藏品《潇湘图》
& 　　袁枢为明末书画及收藏鉴赏大家，曾藏有董源《潇湘图》，上有袁枢跋一，钤“袁枢私印”、“袁枢之印”、“睢阳袁氏家藏图书记”、“明袁枢鉴赏书画印”等，自跋“崇祯十五年十一月得于董思白年伯家，原值加四帑焉”（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南宋拓本《》，为宋刻法帖精品，钤“明□台袁伯应家藏图书”，1995年经日本人捐献，今藏北京故宫博物院；《夏山图》中缝钤“袁枢收藏印记”（今藏上海博物馆）；巨然《萧翼赚兰亭图》钤“袁枢之印”（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层岩丛树图》钤“袁枢收藏印记”，上有王铎为袁枢所作跋语（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秋山图》上有王铎跋语，钤“袁枢明印”、“石寓收藏印信”等（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王维《》上有王铎为袁枢所作跋语(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及宋《淳化阁帖》（2003年上海博物馆以450万美元从美国回购收藏，见王铎《跋淳化阁帖》）。董其昌为袁枢之父袁可立所绘《》（今藏天津市艺术博物馆）、《大司马像》（今藏商丘），及王铎为其所写《》（今藏美国处）；王铎为袁枢所绘《》已收录在《中国古代书画图目》中，成为山东济南市博物馆的收藏精品。这些名画珍品都在海内外流传有序，其他流散天涯不为世所知者殊多。 　　袁枢与明末大家多有交往，与年伯董其昌的关系更是不同寻常。董其昌卒后，一生最喜爱的“四源堂”四幅名画多归袁枢。至今尚藏于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为董其昌早年作品，世所罕见，也是家藏旧物。董其昌在《袁伯应诗集序》中写道：“余与伯应尊公少司马（即袁可立）同举于兰阳陆先生之门”，袁枢与董其昌的关系源于董与其父是同年。 　　崇祯十六年（1643），袁枢奉旨榷浒墅关，“告竣，颂声塞途。（钱谦益《牧斋全集》）”。其间王铎曾在苏州袁枢家里避难数月，二人关系尤为密切，合作之笔为世人所重，流入海外者尤多。在苏州西部山区的摩崖石刻上，至今保留有“明崇祯十六年三月河南王铎书、袁枢题”的“仙砰”两个大字，是重要的旅游资源和书法珍品。查《王铎年谱》得知，是年“三月某夜，于江苏浒墅关同故友袁枢（寰中）相聚，为袁枢藏巨然《层峦丛树图》、董源《潇湘图》等图题跋。”王铎《拟山园选集》有《浒墅北发石寓舟中远送因以寄怀》等数首诗为睢阳袁枢而作。王铎为明天启二年进士，是年春天袁枢之父袁可立正任考官，当对王铎有提携师座之恩，袁可立的神道碑文就是王铎撰文书丹的，所以两人的交往当至少开始于这一时期。 　　袁枢有三子，赋诚、赋谌、赋諴。长子官广西南宁府新宁州知州，次子亦善藏，精鉴赏，安徽省博物馆的16幅《董其昌纪游册》上都留有其鉴赏印记。（长美 供稿）袁 枢
&&&&&&&&袁枢，字伯应，号环中，别号石寓，睢州人。父可立，明大司马，即万历中直言削籍，天启时忤璫再削籍者也。枢以荫官刑曹，终养在籍。崇祯末流寇犯境，枢破家资大劳。乡民御寇保城有功，南都起为睢阳道，归之任，未几复还南都，卒。 　　枢博学好古，精鉴赏，家富收藏，工书画，为华亭董宗伯，孟津王觉斯所推许。山水出入董、巨、子久间，光滑清寂，其 梅华道人所临巨然《萧翼赚兰亭图》，气韵冲胆，绰有古趣，今藏同里蒋郎中泰家，所写折枝花有白阳山人风致。余见先生遗墨及所藏旧迹，皆精雅，其风期略可想见。而郎中又为余述先生生平，遂景仰无已云。 　　白苎村桑者曰：黎君袁君皆前明人也，而向之辑谱者未之及。黎君虽为竹宅朱太史收入诗综，而不及其画。余以二君既不可入是编又恐或湮没，故附著之，以备后入采取焉。　　　　 　　&&&&&&&&&&&&&&&&&&&&&&&&&&&&&&&&&&&&&&&&&&&&&&&&&&&&&&&&&&&&&&&&&&&&&&&&&&&&&&&&&&&&&&&&&&&&&&&&&&&&&&&&&&&&&& （《国朝画征录·卷首》） 　　
&&&&&&&&&&&&&&&&&&&&&&&&&&&&&&&&& &前明分守河南大梁兵巡道布政司右参政兼按察司佥事石寓袁公葬墓志铭 　　&&&&&&&&&&&&&&&&&&&&&&&&&&&&&&&&&&&&&&&&&&&&&&&&&&&&&&&&&&&&&&&&&&& 清 田兰芳 　　康熙三十八年夏六月，楚雄别驾袁公嗣孙景朱踵门拜请，曰：“先曾大母卜於是年十月二十六日归窀穸。先生与余家世有连且交，朱本生大父尤笃，盖尝志两大父墓矣。先淑人行迹犹在，敢以圹中石累先生。先生无辞！”言已复再拜，曰：当葬时，正际鼎革，四方之乱未敉。之馀，遗老跧伏，吾家物力方形，柩返江南，两大公及时，铭故有阙。今当启祔，礼宜补作。祈并惠鸿文以图不朽。”余闻之，怃然。念公命世人豪，且大有造於桑梓，殁向六十年，袁氏故老几尽。顾以表扬之事遗之童弱，使得以操笔，撰次其生平，天下事宁可以逆计而意料也耶？ 　　先是，丁丑暮春，河南巡抚都御史李公以事久论定，允州人请，檄祀公於瞽宗。是日，列幕云属， 羊盛斋，竞献主前。其他奔谒俯伏去来参差者，至庭不能容；庙门以外咽巷，环视，叹未曾有。其扶杖之叟指以语夫少稚曰：“微公，宁有若辈於今日！追念公德当世世无忘也。”盖当崇祯乙亥，流贼迫州城，时承平久，人不知兵,屯军。列阵以待，未日中歼焉。遂围城而攻，州人大恐。公擐甲登陴，分给守者兵械，使得自卫以杀敌人。情稍安，乃辇金置城上，号於众曰：“能杀一渠者，予金百；杀骑卒者，半之；投石、发矢、搬甓运木者，准此为差。”越一二日，伤贼颇众。贼恚甚，大治攻具，肉薄以登。公视督攻者，注筒弩射之，一发而殪，则也。贼乃号泣，舁之去，气少沮。然旋退复进，报怨之师，誓逞其志而后已。公知势亟，周陴呼曰：“城危矣！我不惜破家，在围中各有死理，盍共戳力於死中求活也！”於是人人。乃缒壮者於城下拒贼，使不得近城，而老弱则丛炬以焚其梯，或热油以灌登者，即亦争投瓦石以击贼。呼噪之声动天地，城下死者如积。凡七昼夜，目不交睫，至眶生疮，痏气弥厉。贼度终不可克，始解去。是叟为童子时亲见，故感叹其德，娓娓为众言之。而捍灾又诚合於祭法，无惑乎歌飨神前，人心同然，至如尔日之盛也。 　　公之大节为人尊亲如此，故顺人心所欲，按状叙而铭之。公姓袁氏、讳枢，字伯应，一字环中，石寓号也，太子太保兵部尚书讳可立之子。母曰宋夫人，公实出於潘母。美仪观，多大略。年十二入州庠，见赏於督学何公应瑞，文章有声场屋间。二十五以尚书登莱劳荫入。时方多事，公抱壮志，尝叹曰：“大臣子不当与寒士以科目竞进！李文饶，韩持国，伊何人哉？”乃以任子就选。初授詹事府录事，历南京左军都督府都事，太仆寺丞，户部山西司主事。丁内外艰凡五年。仍补原官，升郎中。崇桢十五年，命榷浒墅关商税，随职各著劳效。十七年五月差满，例还部，移广东司。时危，疆需材，山东湖广重臣交疏请公，廷议授而复改者再。卒任公河南，俾分守大梁，治睢州。公，州人也。即第为署，人荣焉。无何，豫饷，巡抚越公其杰趣公，入请，即命亲往直、浙、闽、广督之。行至杭，而天兵已渡江矣。公返卧白下，阅两月，竟以疾卒。 　　公孝事二亲，所以奉之者诚尽而礼。缛丧所，生母尤能以哀动。嫡得伸罔极之报。父老往往。抚妹过於已女。其适孟氏者，在汴围侦候之使舍置。汴溃，访迎如苏，俾刘淑人躬调护之。临命犹以终身为虑焉。 　　性慷慨，侠烈慕义，急人之急。待以举火者，常数十族。文雅通博，为海内物望所归。喜宾客，座上无日不满。弈射，，以至商校古今，摩赏器物，公分部酬对，精神，人厌其意以去。盖公多至行，复能贯群艺，气韵尤足，倾入折冲，特其一枝，州人所以饮食必祭者，实在此。故著之独详。亦以见公得俎豆於孔庭者非诬也。 　　公生於万历二十八年十月十五日子时，卒於顺治二年九月初四日子时。元配任氏，由孺人例赠淑人。继刘氏，杞县，生有异质。父母卜其必贵。十七来归，即传家政。按亲族，御臧获，美肴酒，综出纳，无事不井井。其大者，则在事舅姑，，皆先公意而助所未逮。其孟氏姑身脱围城，饥赢殆不可济。淑人抚摩痛疴，调剂食饮，诚求如育婴儿，卒得无恙。公既殁，仍遵遗命，同居终身，且联婚媾焉。公前室之子赋诚令沁源，代民赋，破家犹不足，淑人自。且命已子赋谌鬻产以成其事。二事殊有古烈女风。淑人生於万历三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寅时，卒於康熙二十一年七月初六日亥时。 　　子三：赋诚，云南楚雄府通判，任出；赋谌，监生，刘出；皆能诗、工书，博雅有父风。赋谌尤蕴藉。赋諴庠生，侧室张氏出。女二、孙六。昌、山、远、定。昌生，皆早卒；侗、僩、伟、任，侗早卒，馀诸监生，任为諴后。僩三子：景周、景朱，景薜。景朱出继伯祖诚之子山即来乞铭者，附淑人而并求志。公行可谓得礼之意矣。景薜出继伯父侗。孙女二，元孙一，凤举周出。 　　为之铭曰：“吁嗟袁公，实命世雄。懋厥大德，艺靡不工。浩浩元化，开阖焉穷。惟向其利，乃云有功。乙亥寇来，围城而攻。压阵云黑，溅血堞红。佥曰必危，元龟。妇号儿啼，阖城忡忡。百万之人，命尽日中。公麾以肱，止曰无庸。辇金激众，指挥从容。群力竞奋，积尸齐墉。贼如败叶，纷披随风。命完，其乐融融。淑人之德，罔不公同。公而庙祀，人心之公。百年，一朝获通。此日南原，马鬣斯封。倾城往送，手植坟松。，千春郁葱。 　　&&&&&&&&&&&&&&&&&&&&&&&&&&&&&&&&&&&&&&&&&&&&&&&&&&&&&&&&&&&&&&&&&&&&&&&&&&&&&&&&&&&&&&&&&&&&&&&&&&&&&&&&&&&&&&&&&&& (清 田兰芳《轩文集》)
袁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