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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寒凉与温补学派的争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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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文档:论寒凉与温补学派的争鸣.PDF郭沫若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开创——读《十批判书》
郭沫若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开创——读《十批判书》
　　 刘大年先生在纪念郭沫若的学术座谈会上说：“郭沫若是业绩卓越，足以传之不朽的文学家、历史和考古学家，而首先是一位思想家、哲学家。”(1)
　　 这话是对郭沫若十分恰当的评价。郭沫若是我国有名的思想家。但是在这方面，目前学术界缺乏深入的研究；而对研究郭沫若关于中国古代思想史、哲学史的贡献，至今仍是薄弱环节。黄烈同志《郭沫若在史学上的贡献》一文中提出了“对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这两部内容十分丰富的书，作为专题进行研究”的任务。这是完全正确的。
　　 在这里，我想就《十批判书》来谈一谈郭沫若对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开创。
　　 首先我们谈一谈《十批判书》写作的时代背景和针对性问题。
　　 于立群同志在《化悲痛为力量》一文中指出：“一九七四年春，江青一伙又几次三番在大庭广众之中，当着周总理的面，侮辱郭沫若，胡说郭沫若‘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江青、张春桥甚至跑到家里，当面逼他写文章，承认他在抗战期间为揭露蒋介石反共卖国独裁统治，冒着生命危险写下的剧作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要他写文章骂秦始皇的那个宰相。”(2)在这里，对于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等关于中国思想史研究的著作被完全否定了。我们应当把这种历史的颠倒，重新颠倒过来。在打倒“四人帮”以后，对郭沫若的研究做出了很大的成绩。许多同志发表演说和论文，批判了“四人帮”对郭沫若的诬蔑和攻击，对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我们知道，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抗日战争期间在重庆赖家桥全家院子的白果树下写成的。郭沫若曾诙谐地说，他的《十批判书》应该叫《白果树下书》。抗战期间，郭沫若在国共合作的、由周恩来同志任副部长的政治部从事工作，任其下属的第三厅厅长。在第三厅里，集中了不少进步的知识分子。在一九三八年迁到重庆以后，第三厅的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又组成了“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工会”），仍由政治部管辖。郭沫若任“文工会”的主任委员。“文工会”主要是从事学术研究和宣传工作。当时周恩来同志对郭沫若有明确的指示，希望他“复活过去的研究生活，指导这一代青年，提倡起研究学习的精神，以充实自己，以丰富我们民族的文化”。(3)郭沫若根据这个指示，利用“文工会”搞了许多活跃学术的活动。他自己积极从事文学创作和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其中《十批判书》就是在这一时期的关于中国先秦思想史研究的著作。在郭沫若的带动下，“文工会”的一批进步学者在当时形成了浓厚的研究风气，出现了一批很有价值的学术著作。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里说：“以新史学的立场所写出的古代史或古代学说思想史之类，不断地有鸿篇巨制出现”。在当时的蒋管区重庆，出现这样的学术的繁荣是和郭沫若作为“文工会”主任委员的积极努力分不开的。
　　郭沫若在当时不仅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古代史，也研究古代思想史，他也是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的开拓者之一。他与杜国庠先生、侯外庐先生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家有着深厚的友谊。他们经常在一起切磋学术，从事抗战的宣传工作。侯先生曾说过，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和思想史的过程中，一直得到郭沫若多方面的帮助，郭沫若是一位使他“深受教益的老师”。(4)在重庆，杜国庠先生着重研究墨子和墨家学说。侯外庐先生那时在中苏友协，是《中苏文化》的主编。侯外庐先生很早就研究中国思想史，在193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社会与老子》一书，1944年出版了《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1945年又出版了《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史》。郭沫若、杜国庠、侯外庐研究中国思想史的著作，为我们用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思想史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今天我们纪念郭沫若，重新评价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同时也是对杜国庠、侯外庐等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史研究的开创者的纪念。
　　 在郭沫若写《十批判书》之前，胡适在学术界有一定的影响，他奉行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并以此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另一个有影响的学者是钱穆，他出版了《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他们对于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只停留在史料的排比和考订上。中国古代思想史的研究当时还处在资产阶级史学的阶段。郭沫若、杜国庠、侯外庐等一批思想史研究的著作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分析中国古代社会，从而进一步分析中国古代思想的。这就使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郭沫若在1936年就写了《驳〈说儒〉》来批判胡适。在抗战时期学术界有所谓的新儒家、新道家、新理学等等，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就是针对这些腐朽倒退的哲学思想进行斗争的产物。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里曾说，他到杜国庠那里去看见了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一书，他发现其中有不少问题，认为他的论据“实在是薄弱得可笑”。因此他专门作文批判了钱穆。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对秦始皇的批判，也是针对时弊的。他在《十批判书·后记》中说：“在写作中，便是十月二日，偶然在报上看见……有程憬《秦代政治之研究》一文，‘程文歌颂赢政，有意阿世，意见与余正反，毫无新鲜资料’。“因此，针对当时对“秦始皇”有意的逢迎，把蒋介石比为秦始皇来歌颂，郭沫若写了《吕不韦与秦王政的批判》。
　　 郭沫若在写《十批判书》期间，杜国庠先生看了郭沫若的部分稿子，对郭沫若的研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作诗赞场说：“殷契周金早擅场，井田新说自汪洋。庐瓜一样堪菹剥，批判依然是拓荒。”“拓荒”就是创新。我们知道，学术研究贵在创新。下面我们就来看一看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哪些方面有创新？
　　 首先是研究方法上的创新。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说：
　　 我的方法是把古代社会的发展清算了，探得了各家学术的立场和根源，以及各家之间互相关系，然后再定他们的评价。我并没有把他们孤立起来，用主观的见解去任意加以解释。
　　这样的研究方法是科学的。郭沫若说：“辩证唯物论给了我精神上的启蒙，我才认真明白了做人和做学问的意义。”(5)郭沫若写作《十批判书》所运用的方法，正是辩证唯物主义。因为郭沫若用了这样的科学方法，所以才能够把内容烦杂的先秦思想发展史清理出一条重要的线索，从而推动我国先秦思想史研究的革命化和科学化。
　　 第二是关于社会史研究方面的创新。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古代研究的自我批判》中总结了他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研究。如郭沫若自己所说：
　　 第一、我把井田制肯定了，由井田制如何转化而为庄园制，我也得到了很合理的阐明。第二、我从工商业方面来证明了和农业的蜕变有平行的现象，即是从事工商业者在春秋中叶都还是宫奴，继后才逐渐成为了都市的有产者。第三、《考工记》一书附带着得以考定了它的年代和国别，那是春秋年间齐国的官书。第四、详细地追求了士民阶层的分化，在这上面奠定了后来的封建政权的基础。这些都是比较重要的新的收获。(6)
　　第三是关于对孔子和先秦儒家的独特见解。他认为，孔子和先秦儒家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他把孔墨的基本立场进行了比较，认为：“在公家腐败，私门前进的时代，孔子是扶助私门而墨子是袒护公家的。”(7)又说：“我所见到的孔子是由奴隶社会变为封建社会的那个上行阶段中的前驱者。我是在这样的意义上‘袒护’他。”(8)郭沫若在评价儒家的时候，是以“人民本位”思想作为判断是非标准的。他说：“合乎这种道理的便是善，反之便是恶。我之所以比较推崇孔子和孟轲，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在各家中是比较富于人民本位的色彩。”(9)
　　郭沫若对儒家的评价是采取分析态度并非笼统而言的。他认为，“秦汉以后的儒者和秦汉以前的已经大不相同，而秦汉以前的儒者也各有派别。不加分析而笼统地反对或赞扬，那就是所谓主观主义或公式主义”。(10)
　　 在当时，郭沫若对孔子和先秦儒家的肯定，是与许多同志的意见不相同或者是相反的。他说：“我的对于孔子和墨子的见解，虽然遭受到了相当普遍的非难，但我却得到了更加坚定的一层自信。”(11)这里确实体现了郭沫若在学术上不怕违众的精神。对孔子和先秦儒家的评价，可以有各种不同的意见，就是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思想史，也往往会得出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论。郭沫若对于孔子和先秦儒家的肯定是有其理由的，他的意见是一家之言，是马克思主义的学术园地上百家争鸣的一家。学术问题往往是要经过长期的比较才能够作出结论。象“四人帮”在文革期间的批孔运动中对待孔子和郭沫若的那种搞法，是十分荒唐和卑鄙的。
　　 其实，郭沫若对孔子和先秦儒家的肯定评价，并非提倡要崇拜儒家。他说：“我所采取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在这个立场上我仿佛抬举了先秦儒家，因而也就有人读了我的书而大为儒家扶轮的，那可不是我的本意。先秦儒家在历史发展中曾经起过进步的作用是事实，但它的作用老早变质，它的时代也老早过去了。……在今天依然有人在怀抱着什么‘新儒家’的迷执，那可以说是恐龙的裔孙——晰蜴之伦的残梦。”(12)我认为郭沫若这样的观点，对于今天的学术研究也是有指导意义的。我们现在重新研究孔子及其儒家学说，对于“四人帮”强加给孔子的诬蔑不实之词当然应该推倒，但是，我们也要记住郭沫若在抗战时期所说的：“在我认为答复歪曲只有平正一途。我们不能因为世间上有一种歪曲流行，而另外还他一个相反的歪曲。矫枉不宜过正，矫枉而过正，那便有悖于实事求是的精神。敌对者不仅不能被你克服，而且你将要为敌对者所乘，把问题弄得更加纷挐的。”(13)过去“四人帮”搞批孔运动，今天我们纠正这种错误，也不能搞尊孔，把古人美化。正如张岱年先生所说：“尊孔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盲目反孔的时代也已经过去了。”我们的任务是对“孔子和儒学进行科学的考察，进行历史的辩证的分析，发扬孔学中的民主性的精华，反对其中的封建性的糟粕”。
　　 第四是对于子夏氏之儒的发现和对前期法家的肯定评价。郭沫若对于儒家的研究是很细致的，他认为，儒家派系很多，而儒家与各家也相互影响。这些观点都是实事求是的。郭沫若在研究儒家八派的时候，发现了子夏氏之儒。他发现《韩非子·显学篇》所讲的儒家八派没有子夏氏之儒。后来经过了一两年时间，郭老在清理前期法家时，发现前期法家“主要就是‘子夏氏之儒’”。他说：“法家多出于三晋，大体上是渊源于子夏的。韩非子的《显学篇》主旨是在骂儒墨，而韩非子是法家，当然不好骂自己的祖宗，故把‘子夏氏之儒’从儒家中剔出了。”(14)郭沫若这一观点是基本上符合历史事实的，这也是当时百家争鸣中各家各派相互影响的表现。所谓儒法绝对地斗争，那是“四人帮”对于历史事实的歪曲。其实，儒法之间是相互影响的。郭沫若认为，前期法家和儒家的子夏氏之儒是有师承关系的。这一发现，把历史上的真实揭露了。这对研究法家，提供了一条重要的线索。因此，他对先秦法家的研究也理出了头绪。他认为前期法家在社会变革里是处于积极改革地位的。如李悝、吴起、商鞅等前期法家，郭沫若给予了充分的肯定，他把法家划分为前期和后期。后期法家逐渐地转入了法术家。荀子在这里起了一定作用。但郭沫若对荀子的评价采取了慎重的态度，认为荀子还没有变为法术家，而真正的法术家是韩非。郭沫若对法术家的韩非是持批判态度的。我认为韩非总结了前期法家的法、术、势，而使法家的理论更加系统化，这在历史上应该给予一定程度的肯定。但是，韩非确实也发展了“术”，即统治者的权术、尔虞我诈、阴谋诡计之类。其手段之残酷，无所不用其极。这些东西，为以后封建统治者所继承，成为其统治人民和驾御群臣的方术。这里面包含了各种卑鄙无耻的手段。郭沫若对法术家的韩非进行批判是完全应该的。他区分前期和后期法家，是符合法家历史发展事实。地主阶级在尚未建立和巩固自己的政权的时候，他们有志于改革来建立和巩固其政权，一当这个目的达到之后，由于其剥削阶级本质所决定，他们要使用各种各样卑鄙的手段来维护其统治。从这些卑鄙手段和内部的勾心斗角，我们看到了地主阶级统治的反动一面。郭沫若对韩非的“术”的揭露和批判是正确的。同时，我们要看到，郭沫若也是针对国民党的残暴统治而发的。
　　 郭沫若对法家思想的研究，还有一个发现是对《管子》里的《法法》、《任法》、《明法》等篇的研究有新的看法。他认为这儿篇的“理论渊源于慎到，而为韩非所本”。“很明显地是慎到与韩非之间的桥梁”。又说：“《明法篇》别有《明法解》，逐句解释，如一经一传，分明是师弟之间所传授的讲义录，至少这一篇或许即是慎到在稷下学宫里的教本。”(15)这一发现，找到了法家思想发展的来龙去脉，找到了韩非思想的另一个来源。
　　 第五是对稷下学研究的开创。稷下学的研究在过去一直是薄弱环节，有关的著作和论文很少。在1930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受申著的《稷下学派之研究》一书。它虽然强调了要对稷下学派进行研究，但是，它只是一本小册子，篇幅很有限，涉及到的人物也不多，而且把稷下学看成是“周秦学派中的一个小派”，这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另外，1935年12月出版的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其中有《稷下通考》、《孟子不列稷下考》，但他只是在材料上作了一些考订工作，并没有系统的论述，而且也有错误之处。(16)
　　 郭沫若写了《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对稷下学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对稷下学宫的历史作用作了肯定的评价。“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17)他还认为，稷下之学“似乎是一种研究院的性质，和一般的庠序学校不同”。(18)金受申的《稷下学派之研究》把稷下学宫的各种不同学派都说为稷下学派，这种提法是不科学的。郭沫若对稷下学宫里的学派作了比较符合实际的分析。他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有名的稷下学士的派别。孟荀是儒家，邹衍邹奭是阴阳家，田骈、慎到、环渊、接子，还有宋鈃、尹文，都是道家，淳于髡‘其学无所主’是一位无所谓派，此外有确实可考的如倪说是倡导‘白马非马’的人，田巴服徂丘，议稷下，离坚白，合同异，当然都是名家者流。派别可以说是很复杂，或者也就是很自由，然而这里面没有墨家；而道家是占最大多数的。”(19)在这里，郭沫若认为稷下学宫是个百家争鸣的园地，只不过道家（黄老之学）占了优势而已。郭沫若还详细地把各家进行了分析批判，对于各学派产生的社会根源进行了科学的分析，把稷下学宫里复杂的学派进行了清理，找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和产生如此百家争鸣局面的原因，从而使得稷下学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为以后对稷下学的研究开辟了一条新路。
　　 郭沫若在稷下学研究上还有一个发现是关于《管子》的《心术》、《白心》、《内业》等篇出于宋鈃、尹文之手。这一发现是十分重要的。在写《十批判书》的同时，郭沫若就写了《宋鈃、尹文遗作考》，收入《青铜时代》一书。他提出了宋鈃、尹文是道家的调和派的论点。他说：“黄老学说之所以成派，是对于儒墨斗争的一种反映，在这儿，初期的道家可能有一种合理的动态，便是站在黄老的立场以调和儒墨。我们发觉了《心术》与《内业》是宋鈃、尹文的遗著，算又把这个‘失掉了的连环扣’找着了。”(20)这一发现对于稷下学甚至对先秦思想史的研究都是有重要意义的。正如杜国庠先生所说：“至此，我们已有可能把握这一先秦思想发展史的重要环节。现在，我们不但可以明白庄子的中心思想——‘道’这个观念的先验的形态，同时还可以明白后期儒家——孟荀两家——怎样地受了他们深刻的影响。”(21)
　　 这里要说明的是，关于《管子》的《心术》、《白心》、《内业》几篇，最早发现是宋鈃、尹文的著作，那是刘节先生。他的《〈管子〉中所见宋鈃一派学说》一文，是“一九四三年五月二十九日于渝州南岸旅次”，是“原《说文月刊》稿”。但是，在当时的条件下，郭沫若并不知道此事，他是单独发现《心术》、《白心》、《内业》等篇是宋鈃、尹文遗著的。杜国庠先生在《先秦诸子思想概要》一书中，对刘节、郭沫若关于宋鈃、尹文遗著的发现，这样写道：
　　 宋尹一派的学说，向来仅由《天下》篇简单的介绍，知道这一点梗概。近人刘节氏曾云《管子》《心术》上下及《白心》三篇出宋鈃或尹文之手（见罗根泽《管子探源》引）惜未见本人文字，不知其推论的详细理由。最近郭沫若先生也不谋而合的发现《心术》上下、《白心》及《内业》数篇为宋尹遗著，并证明《心术》下篇是《内业》篇的副本。
　　 这是符合当时真实情况的。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之后》中指出：“《管子》《心术》、《白心》二篇，近人刘节氏曾云‘出宋鈃，或尹文之手’，见罗根泽《管子探源》。”他说，这是“蒙杜守素兄指示”，特别“志此以示不敢掠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郭沫若对待这一问题上的谦虚和公正的态度。
　　 第六是关于名辩思潮对政权服务的分析。
　　 郭沫若在《十批判书·后记》中说：“游离了社会背景而专谈逻辑也是以前治周秦诸子的常态。就是新史家也未能免此。我是不满意这种办法的。无论是怎样的诡辞，必然有它的社会属性，一定要把它向社会还原，寻求得造此诡辞者的基本立场或用意，然后这一学说或诡辞的价值才能判断。不然，我们只好受着古人的愚弄，得不出他的真象的。”郭沫若的《名辩思潮的批判》正是本着上述的精神对先秦的名辩思潮进行分析批判的。他认为战国时期“名家”的产生是社会变革在意识形态上的反映。他指出：
　　 社会制度发生了变革，各种事物起了质变，一切的关系都动摇了起来，甚至天翻地覆了，于是旧有的称谓不能适应新的内容，而新的称谓也还纷纷尝试，没有得到一定的公认。在这儿便必然卷起新旧之争，即所谓“名实之相怨”。(22)
　　 所以他说：“一切都须得调整，因而在意识形态上的初步反映便必然有‘正名’的要求。故在战国时期有所谓‘名家’的产生，这件事本身也就足以证明在周秦之交，中国的社会史上有过一个划时代的变革。”(23)
　　 郭沫若认为，名辩思潮中那些观念游戏都不是无意义的空谈，而是为政权服务的。他说：“这样的观念游戏之所以产生，很明显地是由于新起的封建政权业已渐趋巩固，学者们面对着这个现实，或有心或无心，或积极或消极，都不免在替这项政权的基础增加它的巩固性。”(24)郭沫若对名辩思潮中最难使人理解的惠施、公孙龙的“诡辞”作了分析，他没有受这些“诡辞”的蒙蔽，而是透过这些“诡辞”，看到其真实的目的。他指出：“惠子是梁惠王的宰相，他站在统治者的地位而倡导‘山渊平，天地比’的思想，他所企图的目的，与其说是‘去尊’，要王长者与人民平等，倒反而是晓示人民无须与王长者争衡，从某种观点上说来，原是和王长者平等的。他这是积极地或许有意识地企图泯却下层的斗志。”(25)郭沫若认为，公孙龙的“诡辞”，都可以演绎为两种相反的社会意义。例如‘白马非马’可演绎为‘暴君非君’或‘暴人非人’，依前者则杀暴君非杀君，遂富有革命性，依后者则杀暴人非杀人，遂成为暴政的口实”。(26)郭沫若认为公孙龙“一生是做着上层的食客，在战国中叶以后，地主政权已经趋于巩固的阶段……他在这时候，在上层的卵翼下提出他的一些诡辞来，当然不能认为是前进态度的烟幕，而是应该认为反动言论的掩饰的”。(27)郭沫若还指出公孙龙“自己也时而透露着自己的立场，例如他说‘异则君臣争而两明’，‘两明而道丧’，虽然只是在用作比喻，比喻立辞不宜有矛盾，但在他的政治主张上分明表示着臣不能与君相争，争则天下丧乱。这把先秦的初期学者的革命意义完全否认了”。(28)
　　 郭沫若认为，不仅惠施、公孙龙是如此，就是“过着隐者生活的”庄子也是如此。他指出，庄子的“是非美恶不分的看法，或许是有意蔑视权威，但无心之间也消极地使人民安贫乐贱，同样足以泯却下层的斗志”。(29)所以郭沫若认为这就是楚王要聘庄子去做宰相的原因。
　　 郭沫若以上关于名辩思潮的“社会属性”的分析，批评了认为名家是“毫无政治意义的逻辑思想家”的说法。这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说明先秦思想史中的具体问题，在中国古代思想史研究上也是具有开创性的论点。
　　 综上所述，郭沫若的《十批判书》是一部好书。从中可以看出郭沫若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武器来探索中国古代社会史和思想史，在旧中国的学术领域的荆棘丛中，开辟出一条康庄大道的思想家和史学家。
　　（载《郭沫若研究》第4辑，中国郭沫若研究学会《郭沫若研究》编辑部编
　　 文化艺术出版社1988年4月北京第一版）
　　(1)《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2)上海师范学院中文系资料室、图书资料组编《郭沫若研究资料》。
　　(3)周恩来《我要说的话》，原载日重庆《新华日报》。
　　(4)引自叶桂生、刘茂林《五年来关于郭沫若史学的评论与研究》，《郭沫若研究》（学术座谈会专辑），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版。
　　(5)(6)《十批判书·后记》，《沫若文集》第15卷。
　　(7)(8)(9)(10)(11)《十批判书·后记》。
　　(12)《奴隶制时代·蜥蜴的残梦》，《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
　　(13)《十批判书·后记》。
　　(14)《奴隶制时代·蜥蜴的残梦》。
　　(15)《十批判书·后记之后》，《沫若文集》第15卷。
　　(16)钱穆《孟子不列稷下考》其结论就是错误的，详见拙作《孟子与稷下学宫的关系》，载《齐鲁学刊》1983年第3期。
　　(17)(18)(19)《十批判书·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沫若文集》第15卷。
　　(20)《青铜时代》，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
　　(21)杜国庠《先秦诸子思想概要》。
　　(22)(23)(24)(25)(26)(27)(28)(29)《十批判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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