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试题分析：A项是监察体制的职能，不是原因，所以排除A项。B项是监察的原因，但不是根本原因，封建社会的监察机构主要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是为了君主专制服务的。D项是古代监察体制目的，ABD三项内容实际效能是C项的具体表现，都是由专制制度本质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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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唐太宗曾对王珪说：“国家本置中书、门下以相检察，中书诏敕或有差失，则门下当行驳正。人心所见，互有不同……比来（近来）护己之短，遂成冤隙。或苟避私冤，知非不正，顺一人之颜情，为兆民之深患。”对唐太宗的话理解正确的是A．中书、门下之间在运作时存在不尽如人意之处B．中书与门下分工明确，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C．中书与门下相互制约，可抑制宰相权力的膨胀D．中书、门下之间易相互扯皮，降低行政效率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唐太宗李世民规定，谏官可以随宰相入朝议事，谏官事实上已进入了唐代中央政权的决策层。下列对此理解正确的是(& )A．唐初重视法律制度建设B．唐初明确划分官员职责C．唐初重视选官制度建设D．唐初注重监察制度建设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清徐栋《牧令书》记载：“天下真实紧要之官，只有二员，在内则宰相，在外则县令。”以具体史实论证这一观点确凿无误的是(　　)A．宰相制在秦代首次确定下来，负责管理全国军务B．元代三省的长官都是宰相，后期其权势大大削弱C．县官是普通百姓日常生活中能直接接触到的朝廷命官D．秦代县令对上承受中央命令，对下督责所属各郡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综合题
（14分）为了防止出现绝对的权力，古今中外都作了有益的探索。阅读材料，回答问题。材料一&中国古代的分权主要以君权与相权，决策权、执行权与监督权的划分为表现形式。……伯利克里时代的城邦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系统，已具备了近代国家所具有的行政、司法、监督等国家职能，并开始向分权的方向过渡。——张治平《关于分权与制衡问题的探讨》材料二& 1788年，美国联邦十三州的人民通过了近代世界史上第一部成文联邦宪法，它将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制衡理论作为宪法的核心，并对其进行创造性的发展，形成了特殊的“双重分权制衡”政府结构。——朱雄《论三权分立原则对美国政治体制的影响》材料三&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第十七条&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第十八条&一切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丛须效忠人民民主制度，服从宪法和法律，努力为人民服务。——1954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节选）（1）结合史实说明材料一关于古代中国与雅典“分权”的本质不同。（4分）（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第一部成文联邦宪法确立了怎样的“双重分权制衡”政府结构？这种政府结构有什么作用？（6分）（3）据材料三，概括指出1954年宪法为防止出现绝对的权力作了哪些规定？（4分）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有人认为：“汉朝早期，统治者试图在周朝松散的政治联盟和秦朝严格的中央专制间走一条中间路线。”材料中的“中间路线”是指A．郡国并行制度B．中朝制度C．刺史制度D．察举制度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据《史记》记载，汉文帝佞臣邓通曾对丞相申屠嘉礼仪怠慢，申屠嘉严斥邓通，并招其至丞相府，依律欲斩之，后文帝求情方才得免。这说明（　　）A．汉初礼仪制度至上，无人可以违背B．汉初丞相位望隆重，皇帝也礼让三分C．丞相中屠嘉专权，汉文帝大权旁落D．丞相申屠嘉刚直不阿，坚决维护法度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观察下面反映中西政治体制的图示，对中西政治体制异同点的分析最为准确的是：A．都是民主政体，不同的是首脑称号B．都体现了分权，不同的是权力的最终归属C．都体现了集权于国家元首，不同的是地方权力的分配D．都体现了制衡，不同的是元首的权力
科目：高中历史
来源：不详
题型：单选题
学者陈峰认为：“武将们在长期被轻视和防范的政治环境下，逐渐变成了循规蹈矩、怯懦无能、精神萎靡的群体。”这种历史现象在下列哪个朝代尤为明显A．汉代B．唐代C．宋代D．清代当前位置：&&正文
中国古代反腐：历史表明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是一条规律
为“清官”立传，写“清官”专史，是我国史书的一大特色和优良传统。图为宋代费枢撰写的《良吏传》，堪称一部“清官”通史。此外，二十四史中的《循吏传》《良吏传》《良能传》也记述了许多良吏。在中国古代历史上，腐败是一种多发社会现象，危害至深。新建王朝鉴于前代人亡政息的历史教训和本王朝长治久安的需要，与腐败进行斗争，腐败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解或遏制，甚至出现短暂的太平盛世。在与腐败做斗争的过程中，历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富的反腐倡廉文化遗产，其中既有一些值得我们认真批判、总结、继承和合理利用的成功经验，也有许多因反腐不力，腐败滋生蔓延，以致亡国的历史教训。古代历史表明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是一条规律《周易?既济》爻辞说：“君子以思患而豫(预)防之”，说的是君子总是想着可能要发生的祸害，事先做出有效的防范。从治国安邦的角度看，腐败就是国家之大患，应时常预防和治理。虽然每个王朝灭亡的具体原因很复杂，但都与腐败有着密切联系。中国古代历史发展表明，腐败导致人亡政息是一条亘古不变的历史规律。“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私有制出现后，腐败就有了产生的条件和土壤。在一定意义上说，腐败是与私有制伴生的政治现象和社会现象。尧、舜、禹时期虽然还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国家，但大禹对于日益滋长的贪赃腐败感到忧虑，命令狱官长皋陶制定刑法，将贪赃行为定为墨罪，加以惩处。周公是一位有着深刻历史意识的政治家，夏、商亡于政治腐败，周公看得很清楚，反复强调“我不可不监(鉴)于有夏，亦不可不监(鉴)于有殷”。在对夏、商因腐败而亡国历史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周朝对贪腐进行有效防治，官吏仗势为恶、行贿受贿、接受他人财物并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者都要“阅实其罪”。禹、汤、文王、武王对贪腐防治结合，有效遏制了贪腐，一时官风清明，河清海晏，被后世颂称为名王圣主。孔子对夏、商、周三代英明君王当政的好时代十分向往，感慨地说：“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唐太宗开门纳谏，集思广益，群言畅达，在一定程度上将权力置于阳光下，君明则臣直，腐败的细菌不易滋长，成就了贞观盛世。明太祖朱元璋认为“吏治之弊莫甚于贪墨”，若任其蔓延，足以毁灭政权，必须采取非常手段予以遏制。他恩威并用，铁腕反腐，查处了空印案、郭桓案等一批贪腐大案、窝案，甚至不惜律外用刑，对贪腐者族诛、凌迟，据说朱元璋对贪腐者实行剥皮实草的酷刑。朱元璋高调反腐，铁腕治贪，虽然有律外用刑和违反人道之举，但对官吏贪腐起到了极大威慑作用，一定程度上扭转了元末以来贪污腐败之风，出现了有名的洪武之治。与此相反，有些王朝统治者奢靡无度，君昏臣贪，反腐不力，腐败之风蔓延，社会正气不张，以致人亡政息。“千里来做官，只为吃和穿”，“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就是中国古代吏治腐败的形象写照。夏桀“乃大昏淫”，把夏王朝推到历史终点。商纣王荒淫暴虐，“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最终身死国灭。主张“人生欢乐富贵几何时”的南朝萧梁时期太守鱼弘曾大言不惭地说，他做官所到之地要做到“四颈，即“水中鱼鳖尽，山中獐鹿尽，田中米谷尽，村里庶民颈。萧梁有这样贪得无厌而又不知羞耻的官吏主政地方，吏治腐败不堪，结果就是王朝易姓，江山易色。元朝末期，无名氏作小令《正宫?醉太平》对元朝末年的腐败进行揭露和讽刺，“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正是元末腐败得不到有效治理，是非颠倒，世事混浊，人民用自己的双手埋葬了腐败的元王朝。惩于事后、防于事前、防惩并举的反腐倡廉思路和方法反腐与倡廉，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反腐必须倡廉，倡廉的基础是切实的反腐。历代王朝在与腐败斗争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了惩于事后、防于事前、防惩并举的反腐思路。在中国古代林林总总反腐倡廉的具体措施中，如下四个方面对于当下反对腐败有较好的启示意义。其一，正人先正己，养廉先养心。在私有观念还存在的社会里，每个人都有欲求，都有人性的弱点和阴暗面。如果人的欲求得不到有效约束并超过合理的界限，腐败就容易滋生。治腐先治心，公共权力的掌握者只有扎好心灵篱笆，树立正确的人生态度，才能淡泊名利，抵御诱惑，廉洁奉公，勤政为民。中国古代思想家、政治家提出了许多治腐心、养廉心的思想认识，也摸索出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法。如儒家把人生目标定位于成仁成圣，主张官吏要正身修己，仁民爱物，这些人生观、价值观通过学校教育和相关考试制度浸润到人们的心中，起到了很好的防贪拒腐的作用，中国古代一些清官廉吏，如东汉的杨震、明代的海瑞都是儒家文化的忠实信奉者和践行者。宋代吕本中撰写《官箴》，强调“为官之法”，惟有清、慎、勤。包拯以遗训的方式为子孙立下规矩，“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殁之后，不得葬于大茔之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周公把商纣王作为反面教材，规劝周武王、周成王要敬畏天命，要立君王之德，不可贪图安逸，弃德任刑，这些教育内容都保留在《尚书》中的《多士》、《无逸》、《多方》等篇章中。其二，表彰廉吏，斥责贪官。在中国古代社会潜规则盛行，要做一名清官廉吏确实不容易，压力很大，要抵御金钱美色的诱惑，要排除大大小小权力的干预，要摆脱复杂人情世故的羁绊。为官清正廉洁，就意味着要失去许多物质利益，甚至可能失去权力，失去朋友，失去亲情。从中国古代倡廉的历史实际看，表彰清官廉吏，不让“老实人”吃亏，不失为倡廉行廉的有效办法。司马迁《史记》设立《循吏列传》以后，历代正史大多设有《循吏传》《良吏传》，宋代费枢专门撰著《廉吏传》，让“以不贪为宝”的子罕、“一钱太守”刘宠、“二不尚书”范景文等廉吏彪炳史册。历代封建统治者也都注意褒扬“廉吏”、“循吏”，通过增秩、升迁和死后追赠追谥等方式，树立廉吏的形象，通过廉吏的言行表率作用给予社会正能量，弘扬正气，荡涤官场歪风邪气。汉代南阳太守召信臣节俭清廉，为民兴利，人称“召父”。蜀郡太守文翁兴办学校，勤政为民，政声显著。汉哀帝下诏为文翁立祠，又命郡二千石官员奉祀召信臣坟冢。诸葛亮一生鞠躬尽瘁，死后追赠“武穆侯”印绶，谥为“忠武侯”。与表彰廉吏相对应的，是对贪官污吏进行无情的谴责和鞭挞。我国历史上早期称贪污为墨罪，也称赃罪，“贪以败官为墨”，贪腐在人们的心目中就是污黑不净。《诗经》对那些居官行贪，或凭借政治地位和权势攫取各种非法利益的贪人用“败类”予以贬斥，表明人们对于贪腐的憎恨和厌恶。明清时期文学家更是把百姓对贪腐的憎恨融入小说、戏曲、笔记之中，嬉笑怒骂。清廉光荣，贪腐可耻，表廉吏，斥贪官，一褒一贬，让清廉者名垂史册，将贪腐者钉上历史耻辱柱，善恶彰显，是非明辨，引导人心向善。其三，立制反腐，巡察地方。官吏的道德自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防腐败，但这种软性约束弹性很大，效率因人而异，因时而异。中国古代政治家们也领悟到，只有依靠较完备的法制，才能保证行政机构的有效运行，有效遏制腐败和处置腐败。所以，无论是皋陶之刑、《禹刑》，还是《秦律》、《唐律》对贪腐都有明确的惩罚规定。在防治腐败的制度中，最有创新意义的，一是察举、考试任官制度，二是刺史巡察郡县制度。防治腐败首先要把好官吏的入口，选出贤能的好官，建立一套良好的官嘲准入”制度。什么样的官是好官?一是有“德”，二是尚“清”，即廉洁。为了选到高素质官员，在先秦时即出现了“察举”制度，面向社会公开推荐官员。这种察举手段，民间叫“举贤”。两汉时期，察举贤良方正已成为官员的重要来源之一。为了防止“察举”中有违规行为，先秦时的秦国就规定，如果所推荐的官员“不善”，推荐人也要治罪，在汉代则叫“连坐”，即举贤者要负终身连带责任。曹魏时期的九品中正制、隋唐开始的科举取士制，都是古代为了选拔到“好官”而采取的手段。其次，对官吏进行有效监督，形成权力的制衡。汉武帝设立十三部(州)刺史，刺史受命于皇帝，代皇帝定期巡察地方，以“六条问事”，主要巡察地方二千石等高官的腐败行为。刺史虽然只有六百石，但能监察二千石的地方守相，行政级别虽低，但任重职大。刺史巡察郡县，对于整肃吏治，发现和震慑腐败，笼络民心都起到了很大作用。其四，铁腕治贪，形成威慑。在中国古代，遏制腐败的一个手段就是重典反腐，甚至运用严刑酷法惩贪。夏朝时定了“昏、墨、贼、杀”之刑，贪墨之官是要掉脑袋的。商朝凡是收受贿赂的贪官都被列在淫风中之“货”罪，要处以墨刑，即在贪官的额上或脸上刺字，以示羞辱。西周把官吏营私枉法、贪污受贿等列为“五过之疵”。汉代重用一批铁面无私的循吏，对贪腐者进行定向打击。北魏规定“枉法十匹，罪之以死”，仅太和八年被处死的贪官就达40多人。明朝更是重典治贪的典型。在《大明律》《大诰》之外，朱元璋组织人员编写了《醒贪简要录》，规定：“官吏贪赃六十两以上者，枭首示众，并处以剥皮之刑。”朱元璋反腐惩贪的决心大，力度强，措施有力，对于贪腐者确实起到了强烈震慑作用。中国古代在与腐败斗争过程中没有解决的三个问题中国古代廉政教育一直常抓，反腐利剑时时高悬，腐败亡国的警钟长鸣，但是，历朝历代仍然是贪官如蚁，清官廉吏寥若晨星，因腐败而人亡政息的历史悲剧不断上演，中国历史发展陷入腐败――亡国――再腐败――再亡国的历史怪圈。在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下，反腐过程中有三个主要问题难以解决。第一，对权力约束和监督的疲软问题。虽然中国古代有许多约束权力和监督权力运行的制度，但在君主专制制度下，这些制度对权力的约束力有限。史官记言记事，把君主言行昭诸史册以及君权神授、敬天保民的观念，虽然对至高无上的君权形成了一定的约束，但这种约束力是建立在君王有较强烈道德自律意识的基础上，属于软约束，不是法律和制度的刚性约束，这种软性约束力十分有限。而各级官吏的权力受命于君，君明则臣直，君昏则臣奸，对官吏权力的约束系于明君圣主，缺乏人民和社会对于官吏权力的约束和监督机制，权力在封建专制的体制内封闭运行，腐败成为一种多发的社会现象就不难理解了。第二，潜规则对于法律和制度的异化和效率消解问题。中国古代文化重血缘关系和亲情友情，法律观念、契约精神和规则意识相对薄弱，潜规则盛行，在亲情、友情和利益导向下，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人们善于把反对腐败、倡行廉政的相关法律规定和制度的执行效率悄然消解得无影无踪。汉代察举孝子廉吏，强调以德举人。但在社会现实层面，察举孝廉竟然成为一些投机分子获得功名利禄的工具，出现了“举秀才，不知书，举孝廉，父别居”的尴尬局面。曹魏政权为了选拔优秀人才，实行九品中正制，以德、才举人，把好官吏入口关，若仅仅从文本看，九品中正制的确是善制善政。但是，负责选举人才的中正官选人唯亲，造就了中国历史上“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庶族”的门阀社会。第三，官吏知行背离、行不由衷的问题。儒家是中国古代社会主流思想，绝大部分官吏都是饱读经书，口称圣贤之士。儒家的仁义礼智，仁民爱物的基本思想对于中国古代的各级官吏而言并不陌生，甚至是熟读于心。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张贴在许多官吏厅堂的显要位置。翻开史册，贪赃腐败而致身败名裂的前车之鉴历历在目。令人诧异的是，历史上一些贪腐之徒恰恰就是这些满腹经纶的儒生。清代和|出生在一个并不富裕的武官家庭，从小受到较好的教育，十来岁时被选入咸安宫官学，接受儒学经典和满、汉、蒙古文字教育。但和坤贪得无厌，卖官、受贿、结党营私。要说和|不明事理，难以令人信服，但是他口中说的是圣贤之书，做的却是城狐社鼠之为。身陷囹圄的和|在《上元夜狱中对月》的诗中写下了“百年原是梦，廿载枉劳神”的句子，流露出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悔恨。只有真正解决好官吏知行背离，说一套做一套的问题，才能把反腐倡廉落到实处。唐太宗“谈心式”的廉政教育唐太宗善于深入官吏的心里，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他曾语重心长地对臣下说：“人有明珠，莫不贵重，若以弹雀，岂非可惜?况人之性命甚于明珠，见金钱财帛不惧刑网，径即受纳，乃是不惜性命。明珠是身外之物，尚不可弹雀，何况性命之重，乃以博财物耶?”唐太宗告诫大臣，贪婪的人其实不懂得爱财，不懂得贪财的危害。他说：“若受人财贿，不过数万。一朝彰露，禄秩削夺，此岂是解爱财物?规小得而大失者也。昔公仪休性嗜鱼，而不受人鱼，其鱼长存。且为主贪，必丧其国;为臣贪，必亡其身。”唐太宗“谈心式”的廉政教育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古代历史上清官举隅“以不贪为宝”的子罕宋国有人得到了一块玉，献给司城子罕，子罕不受。献玉者说：“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说：“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其宝也。不若各有其宝”。一个“各有其宝”的推辞，让保廉者保全操守，令送玉者心悦诚服。“一钱太守”刘宠东汉刘宠曾任会稽太守，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且清廉俭朴。在他离任时，当地百姓凑了一批金银相赠。刘宠虽坚拒不收，却又不忍令父老乡亲过于失望，只好拿一文钱作为纪念，故被时人誉为“一钱太守”。百姓还修了“一钱太守庙”来纪念这位清官。“悬鱼太守”羊续东汉时，羊续曾多次任庐江太守，从不请托受贿、以权谋私。其府丞焦俭为人也很正派，有一天，他见羊续生活太清苦，便给他送了一条活鲤鱼来。面对这条“礼鱼”，羊续左右为难。无奈之下只好暂且收下。但等焦俭一走，他就让下人把鱼挂在庭檐下，再也不去碰它。这件事传开之后，府吏们为羊续的高风亮节所折服，也都不敢礼贿他了。因此当地老百姓都敬称其为“悬鱼太守”。“五代清郎”袁律修隋朝袁律修一生经历了北魏、东魏、北齐、北周、隋5个朝代，官至尚书郎、太常少卿。为官50余载，却两袖清风，连升酒薄礼也不收，人们皆呼他为“五代清郎”。“二不尚书”范景文明代的范景文历任兵部侍郎、工部尚书、内阁大学士等职。他位高权重，很多人来求他办事。为杜绝纷至沓来的亲朋好友求他，范景文特地在府门上写下6个大字：“不受嘱，不受辣，故被百姓美称为“二不尚书”。“三汤道台”汤斌清代著名清官汤斌，为官多年，崇尚简约，两袖清风，他在担任陕西潼关道台期间，廉洁自律，居家简朴，一日三餐不离清水豆腐汤，加之他为政清明，百姓安居乐业，于是有了汤斌“为政清白像豆腐汤，生活简朴像黄连汤，于世道人心则像人参汤”的说法，“三汤道台”的雅号就此广为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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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人口问题是导致中国朝代更迭的主要原因
文章提交者：雨后的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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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原是网友
在主帖第19楼的回复，因发言内容真实精彩，
由设为独立主帖。
人口问题是导致中国古代朝代更迭的主要原因。说起中国古代朝代的更迭，人们大多会提到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治国无能、土地兼并、官吏的贪污腐败、天灾人祸等等因素。实际上，真正导致朝代更迭的是人口因素，其他的因素只是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可以作以下分析：中国古代每一个朝代大都是经过大规模后建立的，从秦开始，到西汉，到，经历魏晋，再到唐宋，经元到明清，莫不是如此。因此，每一个朝代建立的初期，因为都是经历了大规模战争，死伤惨重，人口数量普遍较少。在开国伊始，大都采取了与民生息的政策，加上中国人有多子多福，喜欢生育的习惯（由于没有节育措施，即便不想多生也没办法），人口增长的速度很快。但可耕地的增加数却远远跟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中国古代从没有向外扩张的传统，即使也是打了就撤，更没有实行大规模的对外殖民），人均占有耕地的数量越来越少，人均可支配的粮食数量自然呈下降的趋势，即便风调雨顺，老百姓的生活水平也是呈下降趋势。当这种趋势达到一定的极限，社会矛盾就越积越多，一旦遇上天灾人祸，饥民、流民便大量产生，这是社会的极不安定因素。如果有人在此时振臂高呼，喊出一二个有诱惑力的口号，大规模的就此爆发，再加上统治阶级内部有强势人物趁机而起，那么改朝换代就成为一种必然。具体到，《明会典》卷19《户口总数》记载：洪武26年（1393年）全国人口为60，545，812；弘治4年（1491年）为53，281，158；万历6年（1578年）为60，629，856。人口数量变化不大，所以这段时间，无论皇帝多么无能，都没有出什么大乱子。而根据葛剑雄《中国人口史纲》：明朝晚期官方纳税人口（壮年男丁，不计妇孺老幼）5600万（为逃税，有瞒报）。考虑妇孺老幼，剔除无妻光棍，至少1.6亿。加上“小冰河期”导致农业减产，饥民、流民大量产生，李自成、张献忠等人揭竿而起，直接动摇了明朝的统治基础，满洲人只不过是正好下山摘到了一个大西瓜罢了。那么，如果玉米、土豆、红薯等高产作物大量普及，明朝还会灭亡吗？答案是必须的，非灭亡不可。因为，从理论上讲，如果不加控制的话，人口的增长是无限的，玉米、土豆、红薯等高产作物大量普及最好的结果也只是将明朝灭亡的时间往后推迟一点罢了。实际上，当今全球也面临一个人口高速增长和可耕地数量有限的问题。联合国统计数据表明，截止到日，全球人口已达70亿。为了养活这70亿人口（照目前增长速度，每隔12年还将增加10亿），人类不断向大自然索取各种资源，森林、草地被大面积改造成农田，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全球气候异常，温室效应致使南北极冰川融化......实在不敢想象为了争夺生存资源和生存空间而爆发的第三次世界大战结果会是怎么样。从这个意义上说，在全球范围内实行计划生育的确是刻不容缓了。本文内容为我个人原创作品，申请原创加分转载请注明出自铁血tiexue.net, 本贴地址: http://bbs.tiexue.net/post_.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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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有道理。但是，也正是中国的人口众多，才使得中华文明经历了那么多的磨难后依然没有断绝......挺矛盾的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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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白了还是土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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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是引用ak70
在第2楼的发言：朝代的灭亡，尤其是那些曾经强大的朝代，一定是统治阶级内部出了问题。而“治国无能”才是主因。因为这些朝代都创造过辉煌。可你想过没有，”辉煌“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了，那相应的政策，法令，体制也都要随之调整。而中国古代社会在客观和主观上都缺乏调整的条件。
在客观上，要调整就要对社会现状有相对准确的把握。很明显，中国古代政府长期缺乏有效的社会和经济调查体系。比如唐朝，唐朝对人口的控制一直很成问题，总是有大量的“逃户”（当然“逃户”本身就说明当时的税赋制度已经开始落后了）。......这不就是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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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代的灭亡，尤其是那些曾经强大的朝代，一定是统治阶级内部出了问题。而“治国无能”才是主因。因为这些朝代都创造过辉煌。可你想过没有，”辉煌“意味着什么？它意味着社会经济的大发展。社会经济发展了，那相应的政策，法令，体制也都要随之调整。而中国古代社会在客观和主观上都缺乏调整的条件。在客观上，要调整就要对社会现状有相对准确的把握。很明显，中国古代政府长期缺乏有效的社会和经济调查体系。比如唐朝，唐朝对人口的控制一直很成问题，总是有大量的“逃户”（当然“逃户”本身就说明当时的税赋制度已经开始落后了）。明朝也有毛病，那就是对商业和海外贸易控制不力。当时的商业已经很发达了，但明朝的政府却很少从中受益，弄得国家税收还是有农民承担。其实大家都明白，一旦商品经济得到发展，那农业产值在整个社会产值中的比例必然下降，而下降的结果就是农业的收入降低（粮食产量也许会很高，但赚不了多少钱）。这种情况下还要加重农民负担，那农民自然会破产了。主观的因素就是老生常谈了。什么骄奢淫逸，什么贪污腐败，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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