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载]云天之下的台湾岛（台湾行第三辑）
我们的座机飞越台岛时，是下午五点多钟。真幸运，正值秋光明媚，能见度很好。
大海如翡翠，高山若玉簪。
那浮在云端之上的山，大约是台岛的中央山脉，著名的阿里山也隐于其中。
台北桃园国际机场，从前叫中正机场。
想当年彼岸的国军黄植诚少校离岛的心情，还有当年此岸的共军军机晃着机翼临界的目光……俱往矣，现在两岸和平，我也能光临台湾。
台北桃园机场比成都双流机场小，我们的航班降落时，也是桃园机场夕阳西下时，一片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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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不能帮忙都解释一下代表什么意思
由于是由电子墨水染的，这三种色可以组成基本上能满足人类色域的颜色，就会混合出不同饱和度和色相的颜色、或者CMYK来组成的，跟LED这些按一定频率持续发出光时不同的，所以在画面不变化的情况下是不会耗电的，当然也有不是RGB的现实器，类似电子书的电子墨水屏幕，就是从黑色到灰色到白色。其实所有从显示屏出来的颜色都是通过阴极管，原理是类似图画的不同墨水的叠加。如果三色强度不同，R是红 G是绿 B是蓝，RYB，比如当红色、LCD等元器件来组成，是根据色彩的三原色、LED，就会根据强度混合成灰度色、蓝色的LED同时发出同样强度的光的话、绿色RGB 根据光的三原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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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GBRGB就是红绿蓝三色的第一个字母。所有的颜色都可以用这三种合成的。
呵呵 我没那么专业，我只知道比较常用的是RGB模式的，简单的说RGB模式代表的是：红绿蓝三个基色。谢谢!
显示器分材料 crt led 你那个说的色度
RGB是光的三原色RYB是减色三原色 其他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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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武：贺麟的选择：一代知识分子的困境
　　他是"新心学"的创建者；
　　他是民国时期"战国策派"主将之一；
　　他是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他是毛泽东改造的知识分子中一个成功的案例；
　　他一生最重要的选择让他从拥蒋变为拥毛；
　　今年是哲学家贺麟(1902年～1992年)诞辰110周年，逝世20周年。贺麟是一位思想敏锐而博学的学者，他以研究斯宾诺莎、黑格尔的哲学思想、翻译西方著作，与会通中西哲学而闻名于世。他在近代中国思想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已有不少的研究。在抗战时期，他与林同济、雷海宗同属"战国策派"("战国策派"之名称源于这些学人在抗战期间创办的《战国策》杂志)，又加入张其昀、钱穆等人所筹办的"思想与时代杂志社"，在理念上与宣传上大力支持蒋介石的"力行哲学"与政治统治。北京大学张学智教授则认为贺麟乃"当之无愧的现代新儒家代表人物"。
　　在抗战期间，信仰三民主义的贺麟与蒋介石，在思想上有许多相契合之处，因而贺麟才会被支持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视为"拥护集权"。不过有关蒋介石与贺麟的关系，以往并没有太多人深究。据史料记载，蒋、贺曾数度见面，蒋并邀贺去重庆讲学，也曾予以经费补助。贺麟在1945年的《当代中国哲学》中赞许蒋介石的"力行哲学"。然而1949年后，贺麟选择留在大陆，后来不但批判自己早期"丑恶"的唯心论倾向，改而肯定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与毛泽东思想。由此可见，在毛泽东所曾改造过的知识分子之中，贺麟是一个很成功的案例--彻底地"在灵魂深处"从拥蒋转变为拥毛。
　　贺麟在1949年之后为何要背离国民党与蒋介石，从拥蒋转变为拥毛？结合当时的历史场景，从蒋、贺二人的交往，可藉此观察抗战期间蒋与知识分子的互动以及此种关系对1949年之后留在内地知识分子的影响。
　　贺蒋交往：以"学术来救国"之心走近蒋介石
　　1931年9月贺麟结束留学生活，在胡适的协助之下任教于北大哲学系。九？一八事变爆发，他应老师吴宓之邀，在《大公报？文学副刊》发表文章，提出振奋民族精神、弘扬学术文化与实行政治革新的主张。1936年，贺麟升任北大教授，他所翻译鲁一士(JosiahRoyce)的《黑格尔学述》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这时贺麟在学术界的地位已建立。1937年抗战爆发，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等校南迁。该年底，贺麟与钱穆、汤用彤等人经长沙赴昆明，在西南联大任教。贺麟与蒋介石关系的建立就是在去昆明之后才开始的。
　　贺麟最早与国民党接触是受邀到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任教。当时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同时兼中央政治学校教务长)曾多次邀请他去重庆中央政治学校教哲学。周炳琳是留学欧美的经济学家，与国民党及学界的关系均十分深厚。1930年代初期，周炳琳曾参加胡适、蒋廷黻等人所组的《独立评论》社。他所扮演的角色不但是学者，也是政学之间的联系人，更直接地说，就是替蒋介石拉拢一批高级知识分子，而贺麟就是目标之一。
　　1938年10月，贺麟应周炳琳之邀去重庆教书。他之所以接受征召，赴蒋介石任校长的党校任教，有许多不同的因素。北大张祥龙教授说，贺麟去重庆是因为他早在留学时期就"从思想上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一心要以"学术来救国"，再加上他对西南联大只重视繁琐考证和"犹唱后庭花"的松垮风气很受不了。贺麟自己则表示"是钱穆劝我去的"。
　　在中央政校教书期间，蒋介石曾经在某个周六，临时起意到学校接见贺麟，不巧贺麟赴城内访友，未能见面。之后，贺麟曾带着自己所出版的《黑格尔学述》与个人简历、讲稿等，请陈果夫转交"蒋委员长"。
　　第二次是在1940年，"经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同意，贺麟二度借调到中央政治学校讲学半年"。期满后，他再度回到昆明。这一年的年底，蒋介石让秘书拍电报到昆明，约见贺麟。蒋介石为何在此时想约见贺麟，需再深入探究。无论如何，1941年年初贺麟如约飞至重庆，由陈布雷陪同在黄山别墅见到蒋介石。这应该是两人第一次见面。张祥龙说："贺对蒋讲到了他要介绍西方古典哲学、贯通中西思想、发扬孙中山三民主义精神的想法。"蒋则答应由政府出资，建立"外国哲学编译委员会"。
　　据贺麟表示，1942年他又与蒋见过一次面，"一九四二年十二月我在昆明教书，蒋介石让秘书打电报要我回重庆。我与陈果夫一同去见蒋介石。蒋介石把我的书圈的圈，点的点，划的划，甚为认真"。当时联大哲学心理系教师被蒋介石电召赴渝讲学、见面者，只有冯友兰和贺麟两人。根据冯友兰所述，蒋对他十分礼遇。每次他去重庆，蒋都送帖子来，请他去吃饭。冯友兰母亲过世时，蒋还送了挽联。冯也多次借机向蒋进言，要他"开放政权，实行民主宪政"。贺麟与蒋的关系似乎不如冯蒋关系那么亲密。
　　贺麟引介鲁一士：打击胡适，呼应蒋介石
　　在贺麟与蒋介石见面之后的半年，亦即1941年6月，西南联大内国民党的组织工作也在积极地进行。根据姚从吾写给朱家骅的信，负责筹备工作的姚从吾经过审慎地考察，推荐周炳琳、陈雪屏、贺麟、田培林、郑天挺五位教授入党。日召开了西南联大全校党员大会。贺麟等人与查良钊、钱端升等人一起"成为西南联大开展国民党党务的中坚力量"。
　　此时贺麟与国民党所主导的文化事业有着更为密切的关系。大约在贺麟入党前两个月，张其昀在重庆走访了贺麟的密友张荫麟，"拟纠合同志，组织学社，创办刊物，在建国时期从事于思想上的建设"。张又邀约了贺麟、钱穆、谢幼伟、朱光潜等人参加。蒋介石听到他们的计划之后"倍加鼓励"，并允予经费补助。日，贺麟恩师吴宓阅读了刚出版的《思想与时代》第一期后，觉得"甚欣佩，且感奋"。两天之后，贺麟前往谒见吴宓，并报告蒋介石对该刊的大力资助。
　　另一个蒋介石所赞助的文化事业，是上述由贺麟单独负责的"西洋哲学名著编译委员会"。此会于1941年成立，在抗战过程中对推动哲学研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该委员会最早出版的四本书分别是：贺麟译斯宾诺莎的《致知篇》、陈康译柏拉图的《巴曼尼得斯篇》、谢幼伟译鲁一士的《忠之哲学》、樊星南译鲁一士的《近代哲学的精神》，各书均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其中谢幼伟所译鲁一士有关"忠"的一书，涉及胡适批评贺麟等人所谓"拥护集权"的态度，尤其值得注意。鲁一士是美国哲学家，研究黑格尔。贺麟说："鲁一士……是美国最伟大的新黑格尔主义者，是美国系统哲学成立的柱石。他与詹穆士(按：即詹姆士(WilliamJames))齐名，是詹穆士的好友，同时是詹穆士的对头，美国现代的哲学几有不归詹则归鲁的趋势。"在彼时中国思想界，因为胡适师承杜威，在《新青年》中介绍"实验主义"时，将詹姆士放在"皮耳士-詹姆士-杜威"的思想系谱中介绍到中国来。因此，在民初以来的中国思想界，就成詹姆士思想一枝独秀，鲁一士则并不有名。贺麟对此深感不满，他说："我想詹穆士死而有知，也应该替鲁一士抱不平，而骂那瞎捧他的人道：'你们不了解我的好友，你们也不会了解我的！'"此处显然将矛头指向胡适。
　　正因如此，贺麟大力引介鲁一士的思想，不但亲自翻译了鲁一士的《黑格尔学述》，并鼓励好友谢幼伟翻译《忠之哲学》。在年代，学者们热衷于将鲁一士的《忠之哲学》引介到中国绝非偶然，而是与抗战的时代背景以及当时"主义崇拜"的观念密切相关，更与蒋介石所希望宣扬的类似日本武士道的立国精神相配合。
　　由此可见，贺麟之所以能向蒋介石争取到经费，与他个人哲学上的企图，亦即引介鲁一士思想来打击胡适所代表的詹姆士、杜威的实用主义，并呼应蒋介石的效忠主义、抗战建国的想法直接相关。关于这一点，他在《两点批判，一点反省》中有所剖析，他也承认这样的哲学工作是为了"以适应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统治阶级的需要"。他更说其实这就是为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服务"："我用唯心论辩证法直接去为旧三民主义辩护，直接为蒋匪的法西斯统治服务，也到了公开无耻、渎亵哲学和辩证法的程度。"
　　从中可见，1949年之后，贺麟将自己与胡适相提并论，说成都是为统治阶级--蒋介石来服务。上述的观点虽是在政治压力之下所发的议论，然由此可看出，1945年贺麟在《当代中国哲学》中大力捧蒋，与1938年之后他与国民党人及蒋介石的交往以及蒋对他的笼络、重用，应有一定的关系。一直到1947年，当他的《文化与人生》在上海出版时，贺麟还请他的学生将该书寄赠国民党政要，包括蒋介石、陈立夫、陈果夫、陈布雷等人。
　　蒋为何两度接见贺麟：蒋档中的蒋贺关系
　　我所调阅的关于蒋介石的档案是目前藏于国史馆的未刊档案(亦称大溪档案)，主要是《蒋中正总统文物：事略稿本》、《蒋中正总统文物：学记初稿》、《蒋中正总统文物：爱记初稿》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人事登记卷》，此外也核对了藏于史丹佛大学胡佛研究所的《蒋介石日记》。其中有关贺麟的数据并不多。
　　首先，蒋档中有关年间蒋贺见面的记录只有两次，都在1941年初，而非彭华所说的四次。这两次分别是《日记》与《事略稿本》所记：日，蒋介石"正午与贺麟谈哲学"以及日蒋介石"与贺麟谈《三民主义辩证法大纲》，彼颇有见地"、"下午会客，校阅贺麟着《三民主义辩证法大纲》"。至于以后究竟是另外见过两次面(如贺麟说1942年曾与蒋见面)，而蒋未留记录，还是不曾见面，不得而知。
　　其次，为何蒋在1941年初要两度接见贺麟？如果梳理《日记》与《学记初稿》可以透露出一些思想上的线索。蒋在日于上海受洗，皈依基督教信仰之后，即对于宗教、哲学方面的探讨有浓厚的兴趣。1938年～1941年间，他对黑格尔辩证法等宗教、哲学议题以及中西哲学会通等颇为着迷。他召见冯友兰谈中国哲学，与贺麟会面谈黑格尔与辩证法，约略都在此一时期。
　　1941年的1月1日，《学记》中有一段讨论"道体"的话。1月3日又记："看黑格尔与朱子太极解之比较说。曰重复研究，觉更有心得。"这应该是蒋约见贺麟的契机。因为蒋所阅读的这一篇文章正是贺麟的作品，收入《黑格尔学述》附录一的《朱熹与黑格尔太极说之比较观》。1939年，贺麟曾托陈果夫送给蒋介石这一本书。蒋读过好几次，才会说："重复研究，觉更有心得。"隔天，即1月4日(而非如前面所说的1940年底)他就打算约见贺麟。几天之后，蒋介石又记录了阅读贺麟著作的心得。接下来几乎每天，蒋介石心中都在思考与此相关的哲学议题，直到与贺麟见面的1月15日："十五日，听贺麟讲哲学。"
　　甚至到与贺麟见过面的1月17日，蒋写道："回忆去年，余本身进步，以宗教之信仰与哲学之心得为最大。余之性情，本以哲学最近，然虽至此五十以上之年龄，恐亦不能深信至此。"又记曰："近日对于哲学与宗教之研究，几乎朝夕不倦，每至午夜，不忍释卷。"
　　总之，从以上《学记》所述，可知蒋在当时醉心于哲学、宗教，又读过贺麟的书，才因此而电召贺麟至重庆见面。2月11日《事略稿本》记载，"下午会客，校阅贺麟着《三民主义辩证法大纲》"，因为《三民主义辩证法大纲》一书尚未找到，我推测可能只是贺麟写的有关三民主义的稿本，尝试以辩证法来阐释三民主义，并对抗"辩证法唯物论"。不过从蒋所说"彼颇有见地"的评语，可见蒋对他的观点仍然十分欣赏。
　　此外，蒋档中有一份关于贺麟的人事数据，可以帮助我们厘清蒋贺(或说贺麟与国民党)的关系。这一份资料是贺麟在蒋介石侍从室所留下的人事资料。贺麟的人事资料计分为两个部分：一是1941年、1943年贺麟两次所自行填报的"人才调查表"，其中1941年的部分与上述贺麟加入国民党的时间接近；另一部分则是1946年为了"国民大会代表案"所做的调查，当时贺麟被提名为教育团体的代表，不过后来他并未当选。对国民党人来说，贺麟无疑是"本党忠实同志"。
　　另一个证据是日，国民党六大召开前夕，陈立夫与朱家骅联名向蒋介石推荐98名最优秀的教授、党员，其中包括黎锦熙、陈寅恪、竺可桢、朱光潜、张伯苓、蒋梦麟、梅贻琦、冯友兰、贺麟、华罗庚等。贺麟名列其中。
　　显然是因贺麟为忠实又优秀的国民党员，1949年之前，他是蒋介石所要营救的对象之一。这是蒋档中有关贺麟的最后一条资料。日，蒋介石发电报给傅作义，要傅帮忙安排帮助蒋所指定的62名学者搭飞机到南京，准备撤离北平，名单中包括贺麟。
在电文中，贺麟的名字列在"在平教育行政负责人"，且加上了引号(文中称为"括号")，是优先抢救的人选之一，不过诚如上述，贺麟拒绝了蒋介石的安排，选择留下来。为什么与国民党和蒋介石关系那么深厚的他，会作出这样的决定呢？
　　贺麟的"改造"：《当代中国哲学》的两种面貌
　　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一书序文写于日，同年11月初由重庆胜利出版社出版。在序文中贺麟详述了该书的缘起。这本书其实一开始就与国民党的宣传机构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该书的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是应潘公展之邀而作，收入由潘公展主编、为纪念中国国民党50周年而出版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潘公展为CC系的核心成员，是国民党宣传部门的一位重要人物。在《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刊出之后，贺麟介绍，因此潘公展等人的约稿使他决定从单篇文章扩大，写成这本专书。
　　该书的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批判》曾在《文化先锋》上刊载过。该期刊也是国民党的一个宣传刊物，发行人张道藩是国民政府文化事业与政治宣传的重要策划者，也是CC系的骨干人物。贺麟在此一刊物上发表文章，足以显示他与国民党宣传部门的密切关系。该书的第四章《知行问题的讨论与发挥》曾发表在《三民主义周刊》之上。《三民主义周刊》是1940年蒋介石交待陈布雷所办的一个刊物，以弘扬三民主义理论，领导青年思想为目标，部分则是针对中共在重庆办的《新华日报》。
　　《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有一个很清楚的思路：以当代"陆王学"的复兴作为发展主轴。用他的话来说，近五十年来中国哲学乃"如何由粗疏狂诞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精密系统的陆、王之学，如何由反荀反程、朱的陆、王之学进而为程、朱、陆、王得一贯通调解的理学或心学"。至于造成陆王学盛大发扬的原因，贺麟认为主要是与个人自觉、民族自觉相契合，也配合过渡时代，"无旧传统可以遵循，无外来标准可资模拟"，故反求内心之所安，以应付瞬息万变之环境。依此贺麟清理出了从康有为、谭嗣同、梁启超、章太炎、梁漱溟、熊十力，再到马一浮的一条现代"陆王学"的思想系谱。
　　孙中山与蒋介石则被贺麟归为本陆王之学而发为事功的代表人物，并对知行关系提出诠释，因而对中国哲学有重要的贡献。对于孙中山，贺麟指出"知难行易说"与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互相发明。对于蒋介石，贺麟认为他的事功是基于哲学修养。贺麟明白地指出，蒋介石和德国大哲学家费希德之所见"若合符节"，"深切着明地见到一个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须要建筑在一个伟大的民族哲学和民族精神复兴的运动上面"。
　　1949年，《当代中国哲学》出版之后的四年，贺麟面临了要留在大陆，还是随蒋介石政权南迁的抉择。这一段经历贺麟在《我和胡适的交往》中有所说明：
　　1949年北平临解放前，清华校长梅贻琦到胡适家来，两人商量了出走的事。不久，两人就先后飞往南京去了……我不知道共产党地下组织是否已经劝告胡适、梅贻琦不要走，但我自己是有这个经历的。一个叫汪子嵩的学生曾经代表地下党组织找我，劝我留在北大，不要到南京去。我当时的回答是："我没定，可能走也可能不走，谢谢你们。"不过我是动了心的。据说，当时北大地下党负责人王汉斌要汪子嵩别暴露党员身份，以防意外。汪说："不要紧，我相信他不会给警备司令部打电话，叫人来抓我的。"也有人劝我以走为好。但我想，我又不干坏事不犯罪，干吗要走呢？而且这么多书怎么带走呢？我也懂点马克思主义，知道共产党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可怕，知道共产党也还需要我这样的知识分子。在这期间，有四次机会我可以飞南京，我都没有走。经过反复考虑和思想斗争，我终于留下来了。
　　上述的自白，尤其是所谓"我又不干坏事不犯罪，干吗要走呢？而且这么多书怎么带走呢？"大概是贺麟选择留在大陆的重要原因。此外，对蒋介石缺乏信心可能也很重要。据张祥龙所述，1948年陈布雷的自杀，对他是一个很大的刺激。据说贺麟在听到陈的死讯之后，一方面发现陈的儿女竟是共产党员，也感觉到亲近蒋介石往往没有好下场。他曾说："陈布雷死后，我对蒋介石更加失望，他竟这样对待自己的左右……"因而选择了留在中国大陆。
　　1949年之后，贺麟很少公开地批判蒋介石，只有在1950年代批胡运动期间提到：解放后不久，他因为阅读艾思奇的《〈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帮助他"在思想上与蒋介石的反动思想划清界限"。贺麟后来多采取间接的方式来表明自己当年捧蒋的不当。1986年，贺麟将早年的旧作《当代中国哲学》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写的序言中，贺麟特别说明："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论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
　　如果我们仔细比对1945年的《当代中国哲学》与1986年的《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会发现两者无论在结构、遣词用字、历史论断等，都有很重大的差异，有许多的增删。这些调整，贺麟在序言中并没有清楚地交代。比如，凡是1945年版中所有有关国民党、三民主义与蒋介石的部分在新版中都被删除；更改了对部分哲学家的评价；改变了对"唯物史观"与"辩证唯物论"的认识与以往的负面评价。
　　新版将孙中山的知行说定位为"代表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对这个问题最高最新最进步的成就"。同时将思想系谱连接到毛泽东的《实践论》，作为知行哲学历史发展的最后阶段，"代表无产阶级新民主主义的实践论"。贺麟在1986年所做的思想系谱的变动，亦即砍断孙中山与蒋介石的联系，而将孙中山直接与毛泽东连接在一起。1982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南开大学任教的方克立撰写《中国哲学史上的知行观》时，也是以毛泽东思想作为总结。贺麟无疑地是跟随着此一思想脉络，跟以前他所力捧的蒋介石哲学彻底决裂。
　　贺麟选择难题：一代知识分子的困境
　　从以上抗战期间的蒋贺关系，可以发现贺麟与蒋介石和国民党关系之密切，超过我们以往的认知。蒋介石与贺麟的结合，是政治与文化上民族主义的结合，贺所宣传的费希德式德国爱国主义、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以及鲁一士对群体的重视与反驳詹姆士重视个性的实效主义与工具主义)、忠的重要，与他对儒家传统的尊重，又以中国哲学观念来诠释西洋哲学等，是他为蒋所欣赏、重用的主要原因。他左批唯物辩证法与共产主义、右批胡适的实验主义与自由主义，并从哲学史的角度肯定蒋介石与孙中山的继承关系。对蒋介石与国民党党务人员来说，贺麟的"忠诚度"是毋庸置疑的。
　　贺麟一生最让人费解的是，为何在1949年他选择留下来？以及为何在1949年之后他可以彻底地在思想上与他以前所信仰的各种理念完全决裂，而全心全意地拥抱马克思主义与毛泽东思想？诚如上述，他觉得自己没做坏事，而且共产党没有那么可怕，应该是留下来的主因。此外，1946年至1949年间的经历，如陈布雷的自杀、国民党处理"进步学生"的方式、地下党的工作等，显然都有一定的影响。
　　学者谢泳所撰写的《晚年贺麟》一文也一再感慨："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谢泳提出了一个有趣的解释，他说贺麟、金岳霖与冯友兰等哲学家都留了下来，"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这一个解释也不完全正确，因为离开大陆的哲学家也不少，如贺麟的好友谢幼伟、唐君毅以及牟宗三等；同时留下来投共的史学家更不在少数。这样一来，我们还是无法在思想内部找到必然的关联。
　　不过在贺麟思想中，对于孙中山思想的推崇倒是一生一以贯之的。再者，贺麟用力最深的西方哲学家，一是斯宾诺莎，一是黑格尔。这两个人的思想都与马克思血脉相连。这样一来贺麟的哲学倾向与马克思主义有其配合之处。同时，作为一个本来信仰黑格尔思想的绝对唯心论者，他可能对于思想观念所能发挥的力量抱有很乐观的信念，他确信只要思想发生变化，就一定会带来彻底的改变，这或许是为何贺麟"改造"得那么彻底的一个原因。
　　换言之，唯心与唯物、拥蒋与拥毛虽然看起来像两个极端，但以哲学来为政治服务的基调却是完全一致的。无论如何，厘清贺麟与蒋和国民党的关系，仍然无法帮助我们了解贺麟一生中这些让人费解的问题，它只能显示1949年离开或留居大陆的抉择，对于像他这样的知识分子来说，是一个无比严峻的考验。
　　贺麟做出他自己的抉择，也为他的抉择付出代价。尤有甚者，从1948年蒋介石发给傅作义的电文可见，当时蒋介石想极力营救的亲国民党或国民党籍的学者绝大多数都没来台湾(62人之中，留在中国：43人、赴台：7人、海外：3人、不明：9人)。1949年后，他们在大陆几乎都经历了与贺麟很类似的思想改造的惨痛过程。不在上述名单之内的周炳琳是一个完全相同的例子。他在日曾劝胡适搭机南行。只是不知何故，他自己却留了下来。日，香港《大公报》登了一篇《周炳琳驳海外奇谈》的讲话记录。上面记载："回溯卅年，到现在有了正确的宇宙观、人生观和治学处世方法……听说台湾友人中，流传关于我在新安全和自由的海外奇谈。我可怜他们，愿意用忠言答复他们。"他的忠言是：他现在一心向往"思想改造"，"深悔前非，决心由自外于人民转向于靠拢人民了"。
　　从贺麟与周炳琳的个案来看，蒋介石与中共政权对知识分子采取了两种的不同策略，一采笼络、一采改造，这两者无疑地各有其功效，也在不同时期发挥了不同的作用，它们影响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命运，更凸显出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困境。
注：黄克武，哈佛大学历史博士、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所长，《国共兄弟》推荐者。
《小逻辑》与"胆大"的贺麟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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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逻辑》是黑格尔的重要著作，是他的“哲学全书”的纲要，是其重要环节，是学习和研究西方哲学史的人必读之书。把《小逻辑》最完整、准确地翻译为中文的，是著名哲学家、黑格尔及其哲学研究家贺麟教授。&
　　贺先生从在西南联大任教时期的1941年开始翻译《小逻辑》，直到解放后半年完成，1945年最先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经过修改在1954年由三联书店再版，再到1980年出版北京商务印书馆的新版，前后近40年。一部译著为什么经历了如此漫长的时日呢？&
　　贺麟教授翻译《小逻辑》主要依据两种德文原本（通常简称为“拉松本”和“格罗克纳本”），并参照瓦拉士的英译本。贺先生对这三个版本都有透彻了解，而且看出“格罗克纳本对他有帮助和启示，因为瓦拉士不只是黑格尔著作的翻译者，还是黑格尔研究家”，所以贺先生说“德文原著有许多困难和费解的地方，英译本帮助我更能明白了解”，贺先生又特别说“他的启示使我比较胆大，有时为求清楚有力地表达原文的哲学思想，我不复拘泥于生硬的直译，也酌情偶尔增加几个字以补足语意”。这就是我们在译文中偶尔看到的贺先生加在“［］”中的几个字，他的“胆大”不过如此而已。&
　　《小逻辑》中译本中有贺先生于日写的11页长篇“译者引言”，从中可以大体知道贺先生翻译此书的主要历程，尤其是可以看出贺麟教授译书的那种极难得的认真、严谨和精益求精的学术态度，说呕心沥血也决不为过。贺先生译毕之后，先是“友好代为校阅”，之后“自己又从头至尾全稿校改一遍，这又费了半年的工夫”。他还说到《小逻辑》中的三篇序言和黑格尔的开讲辞，说它们都很难译，当时又没有英译本可参考对照，所以把译稿请冯至教授校阅一遍，后又请王太庆教授校阅一遍。全书的前一半还请郑昕教授校阅过，陈镇南校阅过，贺先生说“他们都纠正过不少错误”。冯至教授，曾留学德国精通德语的著名学者、文学家，翻译过海涅等重要作家的著作；王太庆教授，北京大学精通多种西方语言的哲学家和翻译家，凡学习和研究哲学的人，没有不读过他翻译的多种西方哲学经典原著，尤其是古希腊罗马哲学；陈镇南先生是解放前哲学编译所的重要成员，这个编译所是贺麟先生创建的隶属于中国哲学会的专门学术机构；郑昕教授更是造诣很深的哲学家，是德国古典哲学，尤其是康德哲学研究家，解放前后曾任武汉大学、北京大学哲学系主任。贺麟教授本人，留学欧美，精通德、英等西方语言，兼通拉丁文和希腊文，对儒学也深有研究，有多种哲学著译。即使如此，贺麟教授对自己的《小逻辑》译稿仍然不放心，足见其精神而使我们感动了。另外从贺先生的介绍中，我们还得知在解放前汪子嵩、陈修斋、谢邦定读过前一半译稿，解放后在北大;1950年学年内讲授“黑格尔哲学研究”时，又有杨宪邦、张岂之、杨祖陶、陈也夫、梅得愚等人读过译稿，有的还把译稿与德文或英文对照读，“他们对于名词和译文的斟酌和修文都曾贡献过宝贵的意见”。贺先生这里提及的当年尚年轻的这些人，后来多成为著名大学的极有成就的学者。&
　　说到此处，我们已经看出贺麟教授自谓的“胆大”实在不够大！我看贺先生在译《小逻辑》的漫长过程中，不仅远远不是“胆大”，相反，实实在在倒是十分“胆小”。贺先生若真“胆大”，他也就不会反复请那么多最优秀的学者为译文把关了。黑格尔写出《小逻辑》自1817年初版，经过10年到1827年出版第二版，直到1830年又有第三版，对此贺先生说“足见”黑格尔在最后十余年内随时留意改进，表现出他晚年哲学思想的成熟。其实，我们从贺先生译《小逻辑》的近40年历程看，他不也是如此吗？这多年的岁月也是他“随时留意改进，表现出他晚年哲学思想的成熟”的过程。贺先生怀着对《小逻辑》中译本“随时留意改进”的精神，到上个世纪70年代他注意到又有20卷本的德文版《黑格尔著作集》出版，他又对照了其中的《小逻辑》。虽然他看出此书与他主要依据的“格罗克纳本”“只在个别词句上略有出入”，在1980年的修订本中还是采纳了它的几条编者注。这里我们看到的仍然不是“胆大”的贺麟教授，而是一位“胆小”的并且自找麻烦的先生。贺麟教授的“胆大”叫人敬佩，因为他为了帮助中文读者读懂难懂的《小逻辑》，小心谨慎地在不多的译文中“酌情偶尔增加”了“几个字以补足语意”；他的“胆小”令人赞叹，因为他为了译文的准确，为了纠正自己译文中的错误，为了译好黑格尔这部重要著作，不辞辛苦反复请可谓顶尖级学者和尽可能的力量为之把关。在贺先生的“胆大”中可见其“胆小”，那是认真、责任和谨慎，正是这样的“胆小”支撑了他的不够大的“胆大”。&
　　贺麟教授和陈康教授的学生、西南联大出身的古希腊哲学研究家汪子嵩先生，曾写过一篇《从“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的出版谈翻译》的文章。其中有这样的话：“我也曾试着做点翻译，但最后得出个结论：译书比写书更难。说出来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写书的时候，遇到难点，自己实在解决不了，我还可以绕过去避而不谈；而译书的时候，即使是一个词、一个典故、一条注释，不懂就是不懂，如果不到处查书请教，就无法下笔。”（《读书》，1982年第4期）无须多说，我们在汪先生这里也看到了对待译事与贺麟先生一脉相承的精神。&
　　真正的学问家，严谨的学者对待译事没有一位是“胆大”的，相反倒是都很“胆小”。可是看看今日的出版市场中，充斥着那么多粗制滥造的“译”和“编译”书，甚至还出现了哲学学术经典著作的“编译”、“缩译”和“图释”本之类，实在叫人感到今日的胆大者也还真不少，但却令我们担忧和不安。但愿多些贺麟教授式的“胆大”译者，而少些在名利驱动下的另类大胆者。
谢泳 逝去的年代&
1982年，已80高龄的贺麟入了党。这位中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以此为标志，完成了他由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的转变。走进贺麟的内心世界，我们会感到如同其他著名知识分子的转变一样，贺麟一生的经历同样留给后世许多难解之谜。&
贺麟是1902年生人，他这一代知识分子共同的教育背景是中西两面，作为哲学家，贺麟的经历更深地映现了时代巨变在他身上的影响。我在读有关西南联大的资料时，常常在冯友兰、金岳霖、贺麟身边停下来，想他们的经历和选择，有时为他们庆幸，但更多的时候是叹息。作为同时代3位著名的哲学家，在变动的时代里，他们的理想和选择常出现后人难以理解的背反现象。冯友兰、金岳霖、贺麟都是留美的博士，在抗战期间都在学术上达到自己一生事业辉煌的时期，在以后不多的岁月里，他们作为独立的知识分子，经常对政治问题发表自己的见解。今日我们重读他们当年的著作，特别是他们写的文化时评，我们怎么也不会推出他们后来转变的必然结果。这几位哲学家的学问人们是公认的，但他们的经历却又是曲折的，我想从他们的经历中感受一个时代是以怎样的方式和力量，使这一批留美的博士放弃了自己早已形成的价值观念，他们的转变有多少是出自真诚，又有多少是出自无奈！在西南联大校史上，这3位哲学教授不仅留了下来，而且很快和新时代同步，倒是当年几位治历史的教授如陈寅恪、钱穆、傅斯年、毛子水、姚从吾等人，保持了清醒的选择，哲学家和史学家对立的选择，给我们留下许多启示。&
对贺麟这一代知识分子而言，1949年的选择已成为分析他们时无法绕开的一个标志。在这个转折关头，去留问题是显然存在的，从常识讲，去留问题是因每个人的处境而言的，但往深里想，去留也反映当时知识分子对时局的基本估价。陈寅恪不走，代表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当时的选择，钱穆在《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中说他曾邀请陈寅恪、杨树达、梁漱溟等人，但均未成功。对此他感叹到：“国家遭此大变，但距抗战流亡不久，家人生计，顾虑实多。亦证当时一辈知识分子对共产党新政权都抱与人为善之心。”（该书246页）贺麟是钱穆旧友，这个分析，对贺麟来说，也是真切的。北平围城期间，南京方面曾3次让贺麟离开，但他终于没有走。贺麟当时的想法是“我不愿意提个小包，像罪犯一样跑掉，也不愿再与蒋介石有联系。就是到美国去也不会如学生时代那样受优待，何况我的爱人女儿决不做‘白俄’。”（《会通集》74页，三联版）这时，中共地下党也开始做许多大学教授的工作，在贺麟的去留问题上，当时的地下党员汪子嵩、袁翰青都起过作用。&
留下来的贺麟首先面临的问题是他必须以放弃自己过去的学术思想来重新选择新的东西，他是哲学家，这种不是经过深思后的选择，对他来说，太痛苦了。他的一位同事说：“回想解放初期，当我们在‘红楼’帮助贺先生‘洗澡’时，大家说，黑格尔唯心论有什么舍不得丢掉的，有什么可值得留恋的，有什么不好一刀两断的。我们是那样地‘慷慨’，贺先生是那样地动情，他好久说不出一句话，当时我们感到实在不好理解，只说他思想太顽固”（《会通集》31页）。可以想象当时贺麟的心情，一个治哲学黑格尔的专家，他怎么能不加思考地就放弃自己的学术观点呢！贺先生有苦恼，但他终于没有苦恼下去，在随后到来的批判胡适运动中，他已经完全放弃自己的独立性了。此前，他到江西泰和参加了半年土改，1951年他在《光明日报》上发表《参加土改改变了我的思想》一文，赞同唯物论。他写了《读艾思奇同志〈批判胡适的实用主义〉的一些启发和意见》，粗暴地批评了胡适。对贺麟的转变，我们能够理解，但更重要的是光理解同情远不够，我们要分析的是贺麟是在怎样的环境下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独立性，这样的环境是怎样无情地将一个读书人的理性粉碎到如此程度。《胡适来往书信选》中，收有贺麟给胡适的一封信，从信中可以看得出贺麟对胡适的敬重：“先生近年为国宣劳，功绩至伟，而对学问如此努力，写作收获如此之多，使国内朋友闻之莫不欣佩奋励。除亟盼先睹尊著外，并尤褥祝英文本的《中国思想史》早日写成出版。麟近应《五十年来的中国》编者潘公展先生的约，写有《五十年来的哲学》一文，文中有两三处提及先生，虽觉表述的不充分，但也足见向往之忱，特附寄一阅，尚祈指正。”（下册40页）这是1945年写给胡适的信，再看后来的批判，真让人难以相信，当年贺麟从美国回来，是胡适请他到北大哲学系当讲师的，薪水120元。1984年出版的《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中，收有4篇集中批判胡适的文章，还有批判罗素的文章。贺麟晚年，对自己当年的做法有深刻的检讨。在《近年罗素两本著作读后》一文的附记中，他坦然承认对罗素“曾做过敌对性粗暴攻击”（《现代西方哲学讲演集》226页，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6年，贺麟将自己早年的旧作《当代中国哲学》一书改名为《五十年来的中国哲学》，交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在新写的序言中，贺麟特别说明：“只有第三章时代思潮的演变与剖析，因为涉及政治问题，且系基于学生的笔记写成，由于我当时对于辩证唯物主义毫无所知，所以这次作了较大的修改。”可以看出，贺麟对于旧著的修改是有忏悔心情的，但今天的研究者如将新旧著作对读，就会发现，贺麟在新著中改掉的恰恰是那些最具个性、最有锋芒而又最代表他哲学观点的那些东西，今天研究贺麟恐怕还当以他的旧著为依据。&
1941年贺麟在《当代评论》第1卷第16期上写过一篇《学术与政治》的长文，此文后来收入了他的《文化与人》一书中（商务1988年版）。在这篇文章中，贺麟说：“所以一谈学术，我们必须先要承认，学术在本质上必然是独立的，自由的，不能独立自由的学术，根本上不算是学术。学术是一个自主的王国，它有它的大经大法，它有它神圣的使命，它有它特殊的广大范围和领域，别人不能侵犯。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在必要时，牺牲性命，亦所不惜。因为一个学者争取学术自由独立的尊严，同时也就是争取他自己人格的自由独立和尊严，假如一种学术，只是政治的工具，文明的粉饰，或者为经济所左右，完全为被动的产物，那么这一种学术，就不是真正的学术。”贺麟抗战期间，是主张学术建国的，他所设想和追求的是：“使全国各界男女生活，一方面都带有几分书生味，亦即崇尚真理、尊重学术的爱智气味；另一方面又都具有斗士精神，为民族的独立自由而斗争的精神。”（《文化与人生》23页商务版）然而贺麟后来未能为学术的自由而奋斗下去。按贺麟的观点，争学术独立和自由，实是争人格的独立自由和尊严，那反过来说，失去了学术独立和自由，还谈什么知识分子的人格和尊严呢？贺麟解放后写的学术文章中，甚至连文风都有改变，比如批判胡适和罗素的文章，与他之前的文章比较起来，我们不会相信他会变得这样的粗暴，而这一切却又实实在在地发生了。贺麟晚年也只能在内心怀念他过去的追求。他在给《文化与人生》写的新版序言中，就流露了对旧著的深情，他说“《文化与人生》一书虽然在编排方面有不少缺点和错误，初次在报刊上发表时，读者尚有较好的反响，我自己也感到相当满意”，而当知道韦政通对他旧著的评价时，甚至发出了“海外存知己，天涯若比邻”的感慨，其心情可以想见。&
像冯友兰和金岳霖一样，贺麟也享了高寿，在他漫长的一生中，他最有创造性的时期实在没有多少，而在晚年，在临近生命终点的时候，他坎坷的一生，留给后人的不仅是他在西方哲学上的贡献，更有他曲折的人生道路。&
附四：成都对当代文化的贡献：文学界有巴金，思想界有贺麟
贺麟：金堂走出的文化巨擘&
本报记者 梅柏青/文
&&贺麟（），原名光瑞，字自昭，成都金堂县五凤溪人，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黑格尔研究专家、教育家、翻译家，现代新儒家的早期代表人物之一。1919年考入清华学堂，1926年赴美国奥柏林、芝加哥和哈佛大学求学，1929年获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转赴德国柏林大学专攻黑格尔哲学。1931年后长期任教北京大学哲学系，兼课清华大学。1947年任北大训导长。1955年调至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任西方哲学史组组长，研究室主任，翻译出版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经典专著。
&&五凤溪飞出哲学宗师
&&作为梁启超的学生，任继愈的老师，贺麟先生是中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思想家和翻译家之一。贺麟生于清末，早年受蒙于儒学传统。后考入清华学堂学习7年，深受梁启超、梁漱溟、吴宓等名师影响。再后留学美国德国，尤其对斯宾诺莎和德国古典哲学深有所得。贺麟学贯中西，在译介西方经典著作方面被誉为“东方黑格尔之父”，而且在中国哲学方面也有极高的造诣，早在上世纪40年代，贺麟就创立了与冯友兰“新理学”相对的“新心学”思想体系，被尊为现代新儒学八大家之一。
&&贺麟出生于成都金堂县五凤镇杨柳沟村的一个士绅家庭，近年已于杨柳沟左岸，背靠龙泉山脉梅子岭，照原样修复重建了“贺麟故居”。故居原为土木结构，始建于清咸丰年间。推开大门，走过通道，祠堂门上方有一旧匾：“诗书传家”。贺麟出生“书香门第”，曾祖父为清道光贡生、祖父为咸丰朝监生，父亲贺松云，为晚清秀才，当过当地学董。贺麟生于贺氏，长于五凤，授业北大，哲育中国。当地有人作诗：“五凤溪边引兴长，春花秋实沁心香。青山绿水偏多意，此地有人添国光。”贺麟是李劼人、巴金之外，成都为中国当代文化贡献的又一个大师级杰出人物，成都文化的又一个标杆。
&&作为贺麟先生家乡的成都人，本报记者对在大陆的贺麟学生及后辈做了一系列的采访活动，并于去年9月专程赴台湾采访了贺麟的四弟贺蕴章老先生，了解贺麟少年时代的生活环境。我们感兴趣的是，贺麟是怎样从五凤溪山沟走向世界成为一代大师的？
&&15岁考入石室中学
&&日，我们在基隆有幸拜访了贺蕴章老先生。贺老先生听说家乡人来了，派儿子贺前泰先生当晚开车来台北酒店接我们。一上车，60多岁的贺前泰一口四川口音让我很吃惊。他说：台湾的四川人多得很，我们从小就说家乡话。
&&贺蕴章为贺麟四弟，1917年出生，去年已95岁高龄，但坐在沙发上腰板笔直，一坐就是两个小时，老人身体健康。他说小学毕业他就离开家乡五凤溪，跟随大哥（贺麟）在北京念中学，那时大哥刚从德国回来在北大教书。后来抗战爆发北大内迁云南，他又追随大哥报考了西南联大外文系。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受爱国心驱使，大哥支持他考入战地服务团译员班，被派往中国远征军新28师83团赴缅甸抗日。后来远征军败走野人山，该团2000多官兵，大多暴尸荒野，回到国内不到200人。作为幸存者他随后加入空军抗战，最后在台以空军少将军衔退役。
&&说到70年前那段战史，贺老谈兴甚高。我们拿出刚修复的故居照片，看到老院子，看到大门前的石阶，还有屋脊上的“福”、“禄”、“寿”三个泥塑，老人连说：“对对对，那是原来的石阶、屋脊。”老人说：“祖屋有60多间，全部是土墙，天井很大，右边的花园叫映秀斋（音）。”
&&我们希望老人摆一些贺麟少年时代的逸闻趣事。他说：我大哥15岁就离开老家，考入省立成都石室中学了。贺家是五凤的大姓，我们这一门由祖父掌管，祖父上过私塾，但是很开明，父亲童试考了秀才，爷爷不肯让他去考举人，他就回老家，研新学，当过金堂中学校长、县教育科长。大哥8岁入私塾读书，父亲就教他读《朱子语类》、《传习录》。听父亲说，爷爷要亲自过问大哥的学业，后来大哥随姑太到镇上读小学，在学校作的文章，爷爷必亲自过目，每次考试的诗文，都要大哥背给他听。
&&贺蕴章说：大哥的记忆、思路、国学功底，后来都卓尔不群，都是从小深受儒学的浸润。后来到成都石室中学，大哥主学宋明理学，普通科成绩平平，国文科锋芒大露。国文老师说他，是全校能把文章写通的两个人之一。
&&我曾经登上“贺麟故居”的寨子山，沱江之畔的五凤古镇尽收眼底，境内山势屈曲，远眺山如奔马。五凤之间有小溪，终年水色清澈，故名五凤溪。我在想，对贺麟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这个承接儒学传统，严于教训子弟的士绅家庭。少年贺麟虽身居僻地边鄙，但书籍开阔了他的视野，使他遥见了山外之山。那时贺麟就说过：“我要读世界上最好的书，以古人为友，领会最好的思想。”贺家人说：仅贺麟那一辈，贺家就为国家培养出贺麟（清华）、贺玉阶（北大）、贺守之（北大）、贺蕴章（西南联大）等高才，而贺麟则成为一代哲学宗师。
&&奔赴有黑格尔的德国
&&18岁，贺麟以优秀成绩考入清华学堂，开始接受7年的高等教育。次年梁启超到清华讲“国学小史”，吸引了贺麟对学术研究的兴趣。在梁启超指导下，贺麟写成《戴东原研究指南》，发表于《晨报》副刊。后来梁漱溟应邀来清华短期讲学，他对贺麟说：只有王阳明的书可读，别的都可不念。给后来贺麟创立“新心学”以深刻的影响。
&&吴宓在清华开翻译课，系统讲解翻译原理与技巧，贺麟与张荫麟、陈铨三人最得吴宓赏识，人称“吴门三杰”。在吴宓的影响下，贺麟打算步吴宓先生介绍西方古典文学的后尘，以介绍和传播西方古典哲学为自己终生的志业。
&&那时的贺麟，可谓遇到了一个孕育思想学术的大好时代。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遭遇“三千年未有”的文化危机，思想产生于危难之际，中国现代哲学面临的最大任务，就是将潮涌而来的西方哲学，与中国自家的儒家哲学相沟通，让浸透儒释道传统的中国头脑能够真切地理解西方文明的思想精髓。
&&贺麟指出：“中国近百年来的危机，根本上是一个文化的危机。”他的学术理想就是让国人“能够真正彻底、原本地了解并把握西洋文化。”他主张，要真正打通中西哲理，必须从“大经大法”处入手，也就是首先要领会西方哲学的正宗大统，这在他看来就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到康德、黑格尔的西方经典理论，让它与中华的正宗，也就是儒家传统相遇，在对比互激中达到相知，由此才会产生跨文化的深远哲学效应。
&&25岁，贺麟毕业于清华大学。多年的求学生涯使贺麟认识到：“一个没有学问的民族，是要被别人轻视的。”为此，他决定赴美国求学，希望学得西方古典哲学的正宗。29岁，在获得哈佛大学哲学硕士学位后，贺麟婉谢哈佛要他继续读博士的挽留，奔赴有黑格尔和康德的德国。
&&提出“新儒家”概念第一人
&&贺麟的“新心学”创立于上世纪40年代，这是融理学、礼教、诗教于一体的新儒学。在贺麟看来，经过哲学化、宗教化、艺术化的新儒学，不但可以减少狭隘的旧道德的束缚，解放个性，发展人的自由，而且还可以提高科学兴趣，奠定新儒学的思想和精神基础。
&&贺麟认为，西方文化的输入表面上看似乎是坏事，但实质并非如此，“西洋文化学术上大规模的输入，又是使儒家思想得到新发展的一大动力，它给了儒家思想一个生死存亡的大考验、大关头”。贺麟回国后长期在北大从事西方古典哲学教学，是中国现当代第一位全面研究、译介黑格尔哲学的中国哲学家，但是谁也没想到，他又将黑格尔的辩证法与中国哲学尤其是宋明理学中陆王一派相结合，形成独特的“新心学”思想体系。
&&贺麟将“新心学”冠之以“现代新儒家”之名，他是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正式提出“新儒家”概念的第一人。与其他新儒家，如梁漱溟、熊十力、牟宗三等人颇不同的是，贺麟的“新心学”不是建立在中西文化的对立之上，而是建立在中西文化融合的基础上。“新心学”的核心是“儒家思想的新开展”，即吸收西洋文化的精华以充实、发展自身，求得文化上的独立与自主。“新心学”思想体系的特点之一便是调解两个对立面，使之融和合一。在中国哲学史上，贺麟起到了一种中西文化会通、融合的作用，使西方文化的“华化”成为可能。
&&东方黑格尔之父
&&1949年之后，中国学术进入另一个思想轨道，贺麟崇尚的“唯心论”无法发扬延续。但对于贺麟而言，不幸中的万幸是，德国古典哲学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来源之一，所以黑格尔是被允许翻译的，但一波波的运动窒息了他的思想。
&&1955年以后，贺麟被调离北京大学，他的学术活动以翻译黑格尔、斯宾诺莎等著作为主。特别是“文革”，他身遭迫害，到干校喂猪烧水。但是整体观察贺麟一生的学术思想，值得后辈学人景仰的东西是哪些呢？
&&高全喜认为：其一，贺麟被誉为“东方黑格尔之父”，特别是他翻译的黑格尔《小逻辑》，可谓现代哲学的思想启蒙，具有极大的读者群，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哲学意识。他翻译的黑格尔众多哲学术语，比如有无、对立、统一、一与多、差异、扬弃，等等，已成为大家共享的专业术语，这是学术建设的基本工程。
&&第二，贺麟被中断了的“新心学”的思想文脉，还没有为学术界充分认识。就当代中国思想界前景看，贺麟半世纪前的思想发凡不但没有完结，而是正在孕育之中，这正是贺麟的远见卓识。我们对前辈学者的尊重，最好的方式就是认真阅读他们的作品。
重觅贺麟的“时代精神”
　　现在的年轻人，在面对思想学术文化时，尤其在历史传承这一层面，或缺很多。虽然近年来，有一个所谓的“民国热”，但仍然流连于媒体上的表面热闹，甚至带有很多想象的成分。很多人对民国时期的一些学者耳熟能详，对其生平上的一些八卦津津乐道，但都是浮于表层的认知。若要真正进入厚重的历史思想文化的内在文理之中，需要一个缓慢的深入了解的过程。
　　我希望在热闹之后，大家回到真实的历史，以开放的心态，静心阅读。延续被中断的思想文脉，需要返璞归真，而非浮光掠影地消费其逸闻趣事。对前辈学者的尊重，最好的方式就是认真读他们的作品，要认识、理解他们的历史时代，将他们放在整个中国近现代学术发展史上去理解他们。
　　都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问题意识，今天我们借着贺麟先生诞辰110周年来谈论他的学术思想，作为他的学生，亲炙他的教诲，不禁自问：贺麟对于我们今天意味着什么？贺麟先生是卓越的黑格尔研究家，是新儒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是中西汇通的典范，是学者，是导师，等等。
　　但这些对于我们来说，或许都是外在的。我们更愿意透过这些，洞悉一个思想家的心灵，看思想家们是如何面对他的时代的。我认为，在两个贺麟先生的背后，或许有一种精神的力量透彻其间。贺麟先生的学术人生，成就于早年的超迈激越、发奋图强，与其时代共呼吸，至晚年则天地相隔，或沉潜译介，或发配劳动，一代心智流于凡俗。
　　每每念及此，不由得感慨万端。历史有时是诡秘的，黑格尔说，它时常捉弄人，只有超越历史的时间之限，才会发现人与时代的无法摆脱的关联。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于前人，我们应该做的，是珍惜前人遗赠给我们的精神。
　　检视今天，我们的时代诉求新声，重新觅得贺麟先生念兹在兹的“时代精神”，这或许是对于他的最好纪念。从大的方面来说，中西汇通，继而发扬中华文明之精神，可谓我辈之使命。从小的方面来说，在熙熙攘攘的世界，能够持守那一份心灵的澄明之境，也就不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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