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变法和明治维新，都是由皇帝带领的一个政治集团酝酿施行的。在中国，康有为、梁启超等知识界精英们，拥簇着一个光绪皇帝，在政坛上兴云布雨。在日本，则是以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西乡隆盛等改革派武士精英把明治天皇隆重推到历史的前台，以实现强国抱负。然而两个集团的实际地位作用，却有天壤之别。光绪集团闭门造车，进行的是一场纸上谈兵的变革，明治政府则除旧布新，进行的是一场催枯拉朽的革命。　　王晓秋先生在《近代中日启示录》中比较中国戊戌维新与日本明治维新的研究中指出，日本明治维新的骨干“大多参加过地方上的藩政改革，久经风浪锻炼，具有斗争经验和政治才干。如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伊藤博文等人，都是一批富于谋略，精明强干的政治家、军事家”。而“中国维新派的骨干却基本上是一批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书生，大多饱读诗书，有才学热情，却往往缺乏运筹帷幄的雄才大略。”　　简言之，光绪阵营以康、梁为代表的维新党人，是一伙缺少实际政治经验的书生，“迂”中带“狂”；而明治阵营以伊藤博文为先锋的改革人士，既“深”且“博”。 光绪集团和明治领导集团的见识不同，实力悬殊，致使中日两国的变法南辕北辙，云泥之别。　　戊戌变法开始时，光绪27岁。这个岁数，正是富于理想，激情洋溢，要干一番事业的好时光；也是血气方刚、容易冲动、固执己见，富有逆反心理的年龄段。甲午战争对光绪帝来说是一场恶梦，使他蒙受奇耻大辱，他不甘做傀儡皇帝，更不堪设想做亡国之君。熟悉光绪帝的德龄女士，对甲午战争后光绪帝的心境有这样的记载：“光绪为想挽救他的国家，使他在国际上得到一个较好的地位。——至少是他心里所想往的那种地位，——几乎连饮食睡眠也忘掉了，他恨不能立刻就使他的国家一跃而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应该说，变法给光绪提供了一个情绪的突破口——只有变法，才能在公私两方面给光绪提供反叛慈禧的契机。　　然而百日维新之始，士大夫习惯将围在慈禧太后身边的大臣称为“老母班”，而将光绪周围的变法者们称为“孩儿班”，流露出对他们“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不信任感。这种社会心理状况，对变法的成败无疑直接具有影响。因为资历在中国政坛,不仅是个号召力问题，更是个信誉与信任度的问题。就实际政治操作来说，缺乏资历往往也代表缺乏政治经验。戊戌维新的领导人物只是一批知识界精英，作为学者和思想家、宣传家，他们才华横溢，几乎每人都有极深的学术造诣，有的人还是学界泰斗。不幸的是，他们中没有产生一位真正的政治家、军事家、实干家。　　光绪身边的变法集团在政治上的幼稚，集中体现在康有为身上。而康有为的不成熟，则体现在他的“狂”之一字上，极端固执是其集中表现。这对于一个政治家来说是致命的缺陷，导致他目光狭隘、行事偏激，也注定了他不能从善如流，把握时机，领导维新变法绕过重重暗礁走向胜利。他既敢于挺身而出又难以驾驭大局、既自命孤高又幼稚天真。在风起云涌的大变革中，他做事过于理想，不善权变通融，不是勉为其难，就是自不量力。　　托身明主、展才济世，从来都是中国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只不过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康有为从光绪忧国忧民、开明求变的表现中，似乎拨云见日，寻觅到了士大夫们祖祖辈辈渴盼至极的明君贤王。康本人11岁即丧父，与母亲和幼弟相依为命，穷得“不能出游，不能购书，乃至无笔墨。”（康有为：《自编年谱》）他也许做梦也想不到，有一天居然能步入深宫红墙之内，直接得到皇帝的九重恩宠。对于这样百年不遇的圣君，他万般信赖。年光过尽，功名未立，书生老去，机会方来，他焉能不放手一搏？他再不屑于像洋务那样搞点滴改良，更不屑于投靠地方督抚以幕僚终老。蛟龙出海，猛虎下山，他一出手就是大手笔大气魄，难怪乎见过他的人说他“慑力胜人”。　　然而 ，他不是法国的拿破仑，手中无一兵一卒，却幻想走极端路线“诛禄围园”，发动宫廷政变，废除太后，捕杀大臣，效仿二十四史中“扶皇帝登午门”，“于万军之中，取上将首级”那一套程式。殊不知这在精明干练、深谙宫廷阴谋的慈禧眼中，他无异于是一个舞台戏文看得太多的土乡绅；他不是德国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却在初得光绪的一点赏识之后便踌躇满志，不广结盟友，却打草惊蛇，四面树敌，杀气腾腾地直接向反对变法的军机大臣荣禄公开挑畔：“杀二三品以上阻挠新法大臣一二人，则新法行矣。”试想荣禄何许人也？他是慈禧最依重的心腹重臣，官场老手，手握雄兵，且能容你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书生这般威胁，矛盾焉有不激化之理？北宋王安石以其尊崇无比的宰相地位，和无懈可击的道德声望，敢于石破天惊地喊出“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最终仍然归于惨败，遑论康有为一个工程部科长（工部主事）？
　　可惜，患有这种改革狂热幼稚病的还不止康有为一人。康有为好歹还属于渐进型，而到他弟子谭嗣同那里，渐进已经不足以改变中国的面貌。变法，迟早一天是连皇帝的脑袋也要砍的。在急躁愤激的情绪之下，谭嗣同喊出：“誓杀尽天下君主，使流血满地球”，又说：“中国能闹到新旧两党流血遍地，方有复兴之望。”这些显然都不是明智之语。他们摆出你死我活的架势，也许是为了震慑顽固派的嚣张气焰。但这种情绪化的言论虽然非常痛快，却缺乏改革家应有的冷静和理性，无可避免地引出社会动荡的负面影响。　　先秦时韩非子早有预言：“左右为社鼠，用事者为猛狗，则术不行矣。”堂弟康广仁对康有为的缺陷看得十分清楚：　　“伯兄（康有为）规模太广，志气太锐，包揽太多，同志太孤，举行太大，当此排者、忌者、挤者、谤者，盈渠塞巷。而上又无权，安能有成？弟私窃深忧之！”　　梁启超则直接评价其尊师：“吾以为谓之政治家，不如谓之教育家。谓之实行者，不如谓之理想者。”而同为变法领袖的梁启超虽然才华横溢，胆力和韧力还不如其师。 　　这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悲剧宿命。他们虽有献身精神，但疏于政务，黯于世事，对政治斗争的残酷性缺乏足够的认识和必要准备。在一个古老封建的国度里，仅仅是搬搬椅子挪个座位，都要流血死人，而要靠文人的一纸改革理想，想实现什么大同世界，实在是痴人说梦。但这就是一伙天真和真诚得同时让人不忍批评的人。他们手里只有一支笔，但老是觉得可以“一支笔横扫千军”。他们只有一颗心，却老是拍着胸膛，说“胸中自有雄兵百万”。“炕灰未冷山东乱，刘项原来不读书”，这样血与火的历史一次次重演，从来也没把他们教育得聪明一些。“杀几个一品大员”等于“变法”——真的，康有为怎么会以这样的姿态在森森紫禁城中第一次亮相呢？他根本没有刀，却在刀枪丛林中操“刀”上场。而且这么快就把自己心里的“刀”亮给了敌手，他究竟所恃何物?　　改革是一项巨大而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会遇到旧势力千万百计的反对和阻挠。因此，改革者不仅需要有理想热情、有献身精神，更需要智慧谋略、洞察能力，最大限度地争取同盟者，减小改革阻力。政坛没有给谁设立道德法庭，政治家只讲共同利益，不能过多地拘泥于个人道德。在封闭保守泥沙俱下的晚清帝国进行这样一场千年未有的大变革，幻想改革阵营里全部是心心相映一呼百应的同志好友，是天真幼稚而且十分有害的想法。维新派的政治选择固然需要考虑道德因素，人心向背，但更重要的是看力量对比，是把握权力的杠杆，影响有影响力的人站到自己一边。只要是对变法的事业有利，可以与魔鬼打交道，同曾经是敌人的一方结成联盟。　　可惜，康有为们没有积极争取各种可能争取的力量，哪怕是暂时的同盟者。他们的本钱和实力，与日本的维新派们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当时大清朝新旧力量对比极为悬殊，维新派一无兵二无钱三无地盘，但对于民众的力量却十分轻视，甚至加以敌视。对起义的群众不但不予同情支持，反斥之为“乱民”、“会匪”，主张镇压。他们缺乏强大的政治后盾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但当强学会成立，象李鸿章这样在晚清政局中举足轻重的人主动示好，提出捐银两千时，却被维新派以其签订《马关条约》声名不佳为由断然拒绝，从而使李鸿章属下的淮系军人也拂手而去（聂士成在强学会成立之初也曾捐银相助，后来却与康梁形同水火，政变后即卖力地追捕梁启超）。待到康梁与张之洞闹翻，地方督抚大员可依靠者已屈指可数，实际已成孤家寡人，形影相吊。其实，在维新派同顽固派的斗争中，李鸿章和洋务派分至少可以起到缓冲矛盾、甚至牵制削弱顽固派作用的，如果拉住了他们，就会使大多数袖手旁观的官僚群体保持中立，使维新运动具有更大的声势和群众基础。反之，就会使大多数官僚跟在顽固派后边少见多怪，蜀犬吠日。可是维新派没有看到这一点。与日本明治维新强大而庞杂的同盟军相反，中国的维新队伍随着变法的深入而七零八落，四处走散。　　即使在对待顽固派的魁首西太后的问题上，近年来学者们也另有看法。他们认为把谁奉为变法领袖，本来对维新派来说是无所谓的。从政治策略上讲理应抓住那个最有实力、最有可能推行变法的人。慈禧固然贪恋权力，但一开始时她对变法也未曾反对，也希望通过改革来走出困境。她反对的只是变法危及清政府统治和动摇自己的权力。当时维新派如果对她善加诱导，巧妙拉拢，那么在中国实行政治改革是顺理成章的事。在变法过程中，礼部主事王照就提出应该审时度势，走太后路线，“以变法之名归诸太后，则皇上之志可伸，顽固党失其倚赖矣。”但是康梁等人不能客观对待慈禧与光绪的关系，实行了所谓的“尊帝讨逆”的策略，将慈禧排斥在变法之外，扩大了打击对象，犯了盲动主义的错误，这才引起她的反扑。　　我对此论不敢完全苟同，以西太后之识见能力，指望她能深入彻底地推行变法恐怕是与虎谋皮，清未新政的偷梁换柱无疾而终即可验证。但维新派如果能洞悉西太后的用心，让她名正言顺地保住或分享权力，不致于因变革潮起而失落生疑，那么这个功利至极的女人或者不至于那么急迫地要扼杀变法。　　变法失败后，梁启超痛定思痛，对中日维新的不同结果有比较接近实际的总结。他认为日本天皇有萨长土诸强藩的军队可作依赖，“故王宫得其维持，而志士有所凭籍”，而中国的维新派“一身毫无凭籍，惟有引颈就戮而已。”明治维新的政权确实是由枪杆子打出来的。维新派对幕府的致命一击是在1868年的“戊辰战争”中。在伏见、鸟羽日本近代史上空前绝后的决战中，倒幕军以死伤3500余人的代价，换取幕府军死伤4700余人，取得决定性胜利。而这些战争的军饷以及明治政府的财政，主要依赖三井、岛田、小野等大商业资本的借贷，明治政府军所到之处，大商人都缴纳了所谓“御用全”。正如从事日本近代史研究的加拿大著名学者诺曼所说：“明治维新政治领导权掌握在下级武士之手，而经济推动力则是三井、住友、鸿池、小野和安田之流的大商人日益增长的财力。”　　日本维新派不仅团结了以天皇为首的公卿贵族等不满幕府专权的势力，而且早在60年代中期就已率先取得长州、萨摩两藩的政权，并组织了近代化的“骑兵队”。使长州、萨摩两藩成为开展讨幕活动的大本营和根据地。而更关键的是，日本维新派的通达权变、灵活机转，及时有效地巩固了自己的联盟。明治维新在倒幕之始，维新阵营里不仅有精通西学的知识分子，也有手握雄兵的封建藩主。即使是维新的核心力量，也分成“尊王攘夷”和“开国派”，就连号称“明治维新三杰”的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西乡隆盛政见也不尽相同，西乡就是一个相当顽固的攘夷主义者。但这些人尽管面目各异、主张不同，却在倒幕的前提下暂时搁置分歧而团结起来。日本著名历史学家井上清说：“武士、地主、商人们的改革势力，在攘夷这个反动口号之下开始有全国性的结合，而最保守的势力，却又在承认开国的进步和开明的外观之下设法维持自己，这真是进步与反动势力的奇妙结合与对立。”（井上清：《日本现代史》）这种“奇妙”而又荒唐的联合，在当时却取得了巨大的实效，推翻了幕府统治，把日本引向了近代化。　　光绪推进变法的心情实在是太急迫了，连老谋深算谨言慎行的袁世凯看也对他所用非人的缺点洞若观火，苦心劝谏道：　　“古今各国变法非易，非有内变，即有外患。请忍耐待时，步步经理。如操之太急，必生流弊。且变法尤在得人，必须有真正明达时务老成持重如张之洞者，赞襄主持，方可仰答圣意。至新进诸臣，固不乏明达猛勇之士，但阅历太浅，办事不能慎密。倘有疏误，累及皇上，关系极重，总求十分留意，天下幸甚。”　　可惜，“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当年血气方刚的康梁一派对此置若罔闻。好冲动的书生康有为与好冲动的光绪皇帝结合在一起，结果可想而知。　　自信心固然为一领袖所不可无，但若过于自信，则必损害于信用，流于幻想，以至于自欺。康有为过份自信也使他作出欠缺考虑的判断。在他的变法方案里，曾有一个秘密的迁都计划。在他看来，北京实在是太保守，“旗人环拥，旧党弥塞，下至市侩吏胥，中则琐例繁札，种种皆亡国之具”，“非迁都避之无易种新邑，不能维新也”。因此，光绪皇帝只要带一些人，逃到上海去，很多问题就可以迎刃解决。他的主张越来越激烈，难怪旧党会觉得他是在挟天子以令诸侯，是在毁大清朝的根基，而光绪皇帝在他的指挥下，也越来越手足无措。他在晚年自己也承认，过去的一些看法由于未深思熟虑而欠周详。民国二年，他就在一篇文章中后悔当年奏请皇上在变法中易服一事，认为感情用事最不可靠。　　康有为的性格使变法成功的希望更加渺茫。不过我们可以反问一个问题，假如康有为不那样感情用事，不那样超凡自信，他能够发动这一场变法运动吗？　　在大清王朝如此保守、僵固的文化氛围中，正是康有为那种“六经皆我注脚，群山皆我仆从”的自信，和他那“如大海潮，如狮子吼”的声音，才能给这个“士风极坏，惟利禄是慕”的社会以当头棒喝，才能冲破这个民族长期闭塞专制形成的精神萎缩与文化惰性。然而，这种宗教家似的救世情怀，却在现世中具有“两面刃”的特点，以致于他不能以世俗的理性与求实的态度，来冷静面对如此复杂的现实问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人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梁启超说康有为“ 出世太早”。他超越时人, 而不适宜于现时。他的理想是如此高远, 以致“动辄得咎, 举国皆敌”，这也是为什么梁启超说他“大刀阔斧, 开辟事业”而又“自今未有一成者”的原因。　　变法失败后，一位英国外交官一针见血指出, 康有为“极富于幻想”,“很不适宜作一个动乱时代的领导者”。因为“在目前中国的情况下，他的建议不是被忽视，便是惹起反抗。”由这样一个理想家、“宗教家”来充任中国改革决策与实践的大任, 既是这个时代与文化的自然结果, 也恰恰是这场变法运动的不幸。　　然而尽管一开始就深得光绪信任，康有为却并未能一步登天，揽得实权。他以六品小吏的身份破格接受光绪召见，这种前所未有的旷古奇遇使他心潮澎湃，热血沸腾，谁知召见后仅仅得了一个不伦不类的总理衙门上行走六品衔的小官，连梁启超都百思不得其解。　　康梁并非优秀的行政人才，这一点光绪通过摸底想必也是清楚的。另一个因素光绪是在慈禧那如芒在背的目光下开始这场变革的。他不得不时时留心她的表情。他不但不敢把康有为这样树大招风的人引自身边，破格提拔，对其他维新人士也不敢给予过多实权。　　而几乎就在维新派鸣锣开唱的同时，慈禧使出了杀手锏：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必须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就意味着朝廷用人大权依然牢牢把控在她手中。红顶子在握，任由一帮维新人士如何折腾，也不过是她手中牵着的风筝。操纵了用人大权，就既能笼络上层官僚，又可防止光绪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权力中心。紧接着她任命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曾对慈禧太后说：“以皇上任用匪党（指维新派），难保日久不生变乱。京津咫尺，以北洋军可资镇制。”　　至此，光绪实际上只能处理一般的朝廷事务了。大太后与小皇帝的中央政治架构已然严重失衡，变法注定从开始就举步维艰。中国实行变法的祖宗商秧曾说“处君位而令不行，则危。”光绪和康梁一派，原想互相依靠，结果互相都没有实力让对方依靠。慈禧一记重权，就能光绪集团打压殆尽。　　钱穆先生在其名著《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中一针见血指出了康有为的致命错误：　　 “康有为的理论，也不能说他全不对。他说一个国家只要能立宪，皇帝有无是有无紧要的……但康有为只知道皇帝无害于立宪，却不知道满洲皇帝的后面是一个部族政权在撑腰。部族政权是绝不容有所谓立宪的。”　　清代的所有制度的创立，都是从满洲人“部族政权”的私心出发，是要保“大清”而不是“保中国”。谁要反其道而行之，必然碰得头破血流。　　光绪和维新派们兵马未动，已先输一着，更兼贪大求全，操之过急，反而加速了失败的命运。改革的结果，应该是双赢，多赢，至少不能在短期内使社会弹簧压力过剧而断裂。而维新派在自己的力量还没有能控制局势以前，剥夺了太多人的利益。仅废除八股文一项，就使读书人恨入骨髓，因为这等于把他们全体活埋。北京的大街小巷愤怒充塞，象煮沸的开水。而开国会、设制度局、精减机构撤销六部则使一些老臣的职权被剥夺，又没有安排措施，他们当然坚决反对，官员士大夫阶层像被挑了剿的蚂蚁一样，惊恐失措，骇叫奔走，乱成一团。一位美国学者认为，这项“对闲散职位的全力攻击”致使“许多原本对光绪皇帝的变法处之泰然的官吏”突然改变其态度。这些被目为“守旧”的官员，打着维护祖宗之法的旗号，到慈禧而前去痛哭告状，如丧考妣。随着改革措施越来越多，有更多的守旧大臣及内务府诸人，跪在慈禧面前乞其禁止改革。“西后笑而不言，有涕泣固请者，西后笑且骂日：‘汝管此闲事何为乎？岂我之见事，犹不及汝耶?” 实际上，她一直采取以退为进、后发制人的策略，等到变法“出乱子”、引起“众怒”，再出来收拾局面。她的宠臣荣禄深谙其心，也对这些人说：“姑俟其乱闹数月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乎?”　　康梁一派的误区在于，变革者所要求变革的强度，是与他们危机感的强度成正比，而不是与现实环境对这种变革的承受条件成正比。人们注意的仅仅是改革相对于危机的“必要性”，而不是改革相对于客观环境的“可行性”。9月21日，康有为在政变后也承认，“当前的危机”是由于光绪在行政改革中操之过急所致，虽然这项改革是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一步。（香港《中国邮报》，日）　　当时守旧党的势力远比维新党强大百倍以上，顽固派的宰相徐桐，竟连从洋楼前走过都不肯，坚持“宁可亡国，也不改革”，他们誓言：“宁把国家送给友邦，也不交与家奴（汉人）”。而维新党人不知避其锋锐，韬光养晦，一味急进蛮干，使身处一线的光绪日益遇到更多的阻力，“上扼于西后，下扼于顽臣”。甲午战争后，光绪在朝中的支持者相继被慈禧除去：志锐被发遣、文廷式遭革职、翁同龢被逐出宫……当决战关头逼近，两派人马短刀相接时，维新派已是穷途末路。由于缺乏成熟的阶级力量的支持，找不到一只救生之筏，只能一厢情愿地把袁世凯当作“诺亚方舟”。秘泄事败，只能或瀛台被禁，或京华喋血，徒唤奈何。　　台湾的张秉铎先生一语中的：　　“康梁变法，多超越政治常轨。其本身位卑职小，又不足以号召，令人悦服，当不克灵活运转于朝野。加以政令太骤，所变过速，旧势力非难阻梗，其事不成，可以想见也。”　　外国人古德里奇于1911年发表看法：　　“康有为不是一个政治家，实是光绪皇帝以及全中国的不幸。假如康氏的谨慎能像他的热情那样，他也许能在十三年前展开维新，早就带来了‘未来的中国’……但是他的热情误了他自己以及他的皇上。”　　与康同时代的严复也一样热心变法，但他对康有为的批评却是最严厉的。1922年，他责备康梁的鲁莽是导致清廷倾覆的原因，假如他们有点耐心，等到慈禧太后死去，使光绪皇帝拥有一定的权威，再逐渐变革，则结果将完全不同。　　大浪淘沙，风云际会。天地同在，机遇同在。中日两国维新变法的悲喜殊途，非关天时，实由人力。不管上述这些看法是否过于苛责偏面，都无法掩盖中国维新派与日本维新派在实际才干上的巨大差距。　　翻开一部日本明治维新的历史，主导改革的武士阶层可谓英才辈出，群星灿烂。他们以对上影响天皇、对下动员全民的积极姿态，把明治维新变成了一场全民族的革命。这是一个需要巨人并产生了巨人的时代，他们在关键时刻引领日本校正航向，乘风破浪地勇往直前。　　“闻学而后入政，未闻以政学者也”。这是明治集团与光绪集团在政治操作上的本质区别。日本没有科举制度，治学求知不是为了升官发财，学而优则仕，因而不少人能够注重学以致用。而且日本的维新志士，大多是职业军人出身，以修文练武为业，自幼接受斯巴达式的严格军事训练，特殊的职业和生存条件，使他们养成了履及剑及、不尚哲理的性格，养成瞬息之间把握时机的决断能力。他们在推翻封建幕府的“开港倒幕”、“王政复古”斗争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建立了崇高的威信，涌现了一大批有眼光、有胆识、有谋略的优秀人材。他们目光远大、学识广博、知行合一，远非光绪集团那些来自书斋的改良派们可比。比如明治倚重的“维新三杰”都是极具胆略和丰富实践的政治家，制定了“富国强兵”、“殖产兴业”、“文明开化”的立国目标和基本方针。　　明治维新伊始，踏出国门使改革派的眼光见识，天地一别。著名的岩仓使团在德国访问期间，刚刚完成国家统一的铁血宰相俾斯麦在宴会上对他们说，如今世界各国，虽然都说要以礼仪相交，但那毕竟是表面文章，背地里实际上是以大欺小，以强凌弱。使团副团长大久保利通感同身受，对这种强权政治说心悦诚服，决心做日本的俾斯麦。同时他醉心于德国的发展模式，那就是要由国家来主导工业发展。回国后，意志坚毅的大久保受命于危难之际。这位掌握了明治政府实权的铁腕人物，带领日本只争朝夕地进行现代化急行军。按照他的殖产兴业计划，政府直接从西方拿来了法国式的缫丝厂、德国式的矿山冶炼厂、英国式的军工厂。此外还大力扶持民间企业，今天著名的三菱公司就是其中之一。　　后来，强硬的大久保被反对派刺杀，接过他接力棒的伊藤博文更加卓绝超群，堪称一代雄才。他在制定帝国宪法、发展资本主义、推进文明开化中的巨大作用，用日本人的话说：“足以遮敝维新以后明治年间的一切政治、文化史，明治年间的日本的一切进步的设施，可以说均由他创始完成。”他是明治政府中倡导“欧化政策”的中坚人物，力图使日本“脱亚入欧”。他“喜好洋风”，甚至带领大臣举行化妆舞会，自己装扮成威尼斯商人，一时闹得满城风雨。与康梁一派主修儒学对西学只知皮毛相比，明治政府的主要官员大多数都曾经留学或考察过欧美，是经验丰富且足踏实地的实干家。如1885年12月组成的首届伊藤内阁，文相森有礼憎留学英美，是日本著名启蒙思想家，上相井上馨是“欧化政策”的首倡者，藏相松方正义是日本新产业政策的制定人。而日本“近代实业界日本之父”涩泽荣王一更是弃官从商，以身作则，改变传统儒学重义轻利的思想，以及鄙视商人的旧风气，毕生不懈地提倡“论语加算盘”的“义利两全”思想，参与创建了500多家企业。这种“异体同心”的领导集团使明治政府的政治主张顺利施行，一大批百科全书似的优秀人才脱颖而出。而更加重要的前提是，明治维新之前，失败的幕府政权丢掉了自己的政权机构，而天皇本身又没有全国行政机构，这样日本的维新派就可以完全按照自己的设想建立一个政府班底，而不用担心旧势力的反抗与阻碍。　　在中国，即使是立志图强的维新志士，对西方新知识、新文化的了解也非常有限，除严复在英国留学2年外，其他人都没有亲身感悟西方文明的阅历，对西方世界的了解都很肤浅。而与中国的封建官僚吟诗作赋、明哲保身相反，由于日本武士肩负征战卫国的职责，长年刀马征伐，多与武器、战术有很深的联系，不能不考虑用兵作战的各种实际问题，不能不考虑如何富国强兵。他们先天具有亲近先进科学的文化性格，对先进技术特别是军事技术怀有十分浓厚的兴趣，对自然科学也十分关心。但他们在学习过程中遇到的困难和障碍之多，令人难以想象：书籍的稀少、正统儒学的偏见、当局的迫害甚至排外狂者的暗杀，诸如此类不一而足。1771年，日本学者前野良泽翻译荷兰文的德国解剖学著作，由于语言障碍和此书实在深奥难懂，只好边学边译，往往要为一句文字捉摸很长时间。他花了整整两天时间，绞尽脑汁才搞明白“眉是长在眼睛上方的毛”。当葡萄牙人“带来了火枪”，人们就“怀着感激的心情虔诚迎接”（英国史学家萨索姆），日本的知识分子甚至全身心地参与到西式武器的研制中，枪支和火药的制作方法传入日本仅十二三年，日本全国已有万支步枪。书生研究杀人利器，而且“枪支泛滥”，这在全面禁止民间持有武器的中国是不可思议的。　　“三思方举步，百折不回头”，日本的维新派有着武士身上那种强烈的冒险精神、牺牲精神和进取精神。他们不但奋发图强、刻苦学习西方文明，而且还为革命不屈不挠、置自己生死于度外。“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中国的文天祥成为日本的敬拜偶像和武士道的精神源泉，成为明治维新的精神力量之一。不少日本志士还模仿文天祥，各自作了《正气歌》，高唱着奔赴沙场。为了日本的振兴，有不少人曾多次被捕、坐牢和流放，还有不少人甚至牺牲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闭关锁国仇视西方的幕府黑手步步紧逼追捕迫害之下，佐久间象山，渡边华山、高野长英、吉川松阴等有胆识的人物，颠沛流离，极端痛苦，但他们依然以一颗志士学者对祖国和人民的赤诚之心翻译传播西方学说，直至付出生命的代价。　　中日这种文化源头的差别，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中国的士大夫阶层向来以“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抱君王”的迂阔无能受人嘲笑。高衫晋作1862年访问上海以后，就大为感叹中国知识分子醉于空言，不尚实学：“浮文空诗何足当，目无一丁字兵卒”。而日本的“武士道”精神主张“身心合一”，“认为知识本是不应该作为目的去探求，应该作为获得睿智的一种手段去探求。因此，那些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人，便被看作只是一架能够遵照要求吟出诗歌、名句的方便机器。”（新渡户造作：《武士道》）因此，如果说“日本武士是具有理想的理论家，还不如说他们是彻头彻尾的实行家”。（林景渊：《武士道与日本传统精神》）“亲身体感”使武士们形成了注重实际，躬身践履的品格。到19世纪后半期，躁动不安的武士阶层成了旧制度的送葬人和新社会的助产士。明治政府成立之前，甘冒犯禁之罪出洋考察或出国留学的人，是武士；挥刀跃马、亲冒矢石与坚船利炮的西方入侵者打仗的，是武士；明治政府成立后，宣传自由民权，介绍西方科技的，是武士。执掌朝政，稳定而迅速推进近代化的，也是武士。可以说武士阶级无论是在自身的精神价值观上，还是在历史地位、现实表现上都具备了推动日本现代化发展的特征。　　康有为的一位弟子曾说“戊戌为康氏一生悲剧，亦为一生之喜剧。”康有为在历史的大舞台上刚刚下场，却被民间艺人很快搬上真正的戏台。1922年的某一天，康有为在杭州忽见剧场上演《光绪皇帝痛史》，急购票入观。在舞台上看到演员们扮演的自己，康有为唏嘘良久，赋诗两首，其一为：　　电灯楼阁闹梨园，笳鼓喧天万众繁。　　谁识当年场上客，今霄在座痛无言。　　大幕落下，不知他为何而“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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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王龙，1976年生，现为成都军区《西南军事文学》编辑，四川省作协会员。曾在《十月》、《青年作家》、《人民日报》《解放军报》、《中华散文》、等刊物发表作品多篇，多次获全国、全军文学大赛奖励，其“中西著名历史人物对比分析”系列随笔被《新华文摘》、《读者》、《青年文摘》、《领导文萃》、《作家文摘》等刊物多次转载。　　　　　　　　　　　　通联地址：成都市北较场成都军区宣传部《西南军事文学》编辑部　　　　邮 编：610011　　　　电 话：028—（办） 028—（家）　　　　　　　　　　
　　当时中日两国基本国情不同，日本是一个由封建军事贵族统治的国家，明治维新需要打倒封建军事贵族建立中央集权的现代国家。中国是由满洲贵族和汉族士大夫官僚地主阶级统治的封建专制主义大帝国，戊戌变法的目标是什么？含混不清，那能够成功？！
　　好长，光绪集团搞不过明治集团，是不是因为明治的老母死得早？　　呵呵，开个玩笑~ 　　　　煮酒论史 QQ群 ：3668247欢迎你到群里来 青梅煮酒
　　仅仅是操之过急吗？我觉得还有是变法一开始就是闭门造车，没有能够得到更多群体的支持。实际上的变法时改外不改内，自然成功不了了。
　　日本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中国是满洲贵族的殖民地　　　　　　　　当时没有中华民族的概念，至少满洲贵族自己没有，否则就没有什么“保中国不保大清”之类的问题了　　　　　　　　拿现在官方宣传来硬套100多年前的时空背景，不断挖所谓“中华文化”的劣根性，刻意淡化甚至抹杀满人统治的决定性因素，最后都得不到合理的解释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民族主义横行全世界的时代，一个有历史原罪的异族政权即便表面成功立宪，又能维持几天？　　　　　日本明治维新时期，三杰+版本龙马+盛海洲等人都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幕府200年的沉淀。江户幕府虽然长期禁止和荷兰以外的西洋贸易，但并没有对内限制文明和思想的发展，更没有搞迁界禁海文字狱这样奴化人民的政策。兰学和阳明学在江户幕府的发展，世界第二的识字率，这些先天条件是同时代的满清所无法比拟的。　　　　　　　　更重要的是，日本有一个能凝聚民族主义的天皇，在这面有充分号召力的旗帜下，大刀阔斧搞改革的阻力小很多。而光绪呢？且不论他搞维新的真实目的如何（个人倾向于是向慈禧夺权的手段，真正掌权后不会交出权力，看看他反驳康有为关于自由剪辫子的奏折就知道了），他的号召力就没法和天皇比。一边扼杀民族主义一边搞立宪，一面维护满族不被边缘化一边说要开议会，这种缘木求鱼的结果就是皇族内阁，要不是武昌炮响，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根本成立不了　　　　　　　　退一步说，即便满清真的立宪，在当时全球性的民族主义浪潮前也必然倒台。主体民族数量比满族多，实力更强的奥匈帝国和奥斯曼帝国都在这股浪潮下瓦解了，满清凭什么例外？中国走君宪道路的可能性，事实上早在满清入关的那一刻就宣告破灭了　　
　　个人认为中国当时走不了改良道路的原因可以归结为四个字：满族女人...
　　我觉的满清这个杂族 完全没有起任何作用　　虽然电视书籍上 经常看到吹嘘满族统治怎样怎样 　　但我内心一直排斥这个时期　　大辫子
空洞的眼神
奴才化　　唉
泱泱大国被他们这帮畜生搞成这样　　历史不能被假设 　　但我总喜欢假设没有李自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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