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密上将晋升之路：
日，两位军事主官：副总参谋长戚建国和沈阳军区司令员王教成，两位政治主官：沈阳军区政委褚益民、广州军区政委魏亮晋升上将军衔。这是中共十八大之后第三次晋升上将。
日，中共十八大结束不久，中央军委委员、二炮司令员魏凤和晋升上将。日，总政治部副主任吴昌德、总装备部政委王洪尧、军事科学院政委孙思敬、北京军区政委刘福连、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广州军区司令员徐粉林晋升上将。
与前两次晋升上将相比，此次晋升规模可谓“适中”，但因不乏破格之举，且凸显“东南风劲将星耀”，而格外令人瞩目。
上将是中国目前将级军官中最高级别的军衔称号。依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规定，中国军官军衔设置三等十级，即将官分上将、中将、少将，校官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尉官分上尉、中尉、少尉。军官军衔一般应当按照规定的期限逐级晋升。
依《条例》，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上将，并无悬念。
悬念在于，正大军区职军事、政治、后勤军官可授予上将或中将，但大校以上军衔晋级为选升，以军官所任职务、德才表现和对国防建设的贡献为依据。
所谓正大军区职将领，一般指副总参谋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总后勤部、总装备部政委，海军、空军、二炮政委，武警部队司令员、政委，大军区司令员、政委，国防大学校长、政委，军事科学院院长、政委等。
盘点近年的新晋上将不难发现，他们均是中央委员；此外一般还需满足晋升中将满四年、担任正大军区职满两年，并可能考虑军龄、履历及其他因素。不过这次晋升上将的结果显示，有的“惯例”似乎也并非不能打破。
盘点四将履历
军龄44年、今年62岁的戚建国，曾参加过老山作战。因中国多年无战事，他成为目前军中为数不多的具备实战经验的将领。此后，戚建国曾任第1集团军参谋长、第12集团军军长，并在2002年晋升少将军衔。
2005年，戚建国调入总参谋部，接替章沁生任作战部部长，开创了野战军军长任该部部长的先河。因为作战部是总参谋核心部门之一，级别为正军级，该部部长领导总参作战部全面工作，所以这种变化曾被视为“体现出总参作战部部长的角色逐渐由过去的‘参谋型’向‘指挥型’转变。”
2008年，戚建国接替转任空军副司令员的陈小工中将，升任总参谋长助理，从而成为副大军区职将领。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他成为“军队抗震救灾指挥组”办公室负责人之一。2010年7月，他晋升中将军衔。2012年10月，他升任副总参谋长，成为正大军区职将领，并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
与戚建国同龄的王教成，军龄比戚建国稍长一年，曾任第12集团军副军长，2000年晋升少将军衔。国庆50周年阅兵式上的车辆第7方队，即由该集团军的导弹发射车组成。
2000年后，王教成改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从而成为正军职将领。2005年夏，他接替改任总参作战部部长的戚建国，调任第12集团军军长。
2007年底，王教成接替到龄退役的林炳尧，转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并在2009年夏晋升中将军衔。2012年10月，王教成接替转任总装备部部长的张又侠，升任沈阳军区司令员，成为正大军区级将领，并当选十八届中央委员。
比戚建国小一岁的褚益民，军龄却比戚建国长一岁。他曾长期在兰州军区服役，2003年任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并晋升少将，成为正军职将领，2005年转任第47集团军政委。
2006年，褚益民开始首次跨大军区交流，“南下”至南京军区并升任政治部主任，成为副大军区职将领。2007年他当选十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并于2008年晋升中将。
2010年12月，褚益民第二次跨大军区交流“闯关东”至沈阳军区，接替到龄退役的黄献中上将，升任沈阳军区政委，从而成为正大军区职将领。2012年，他当选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今年61岁的魏亮，是新晋上将中履历最丰富者。他曾在南京、济南和广州三大军区，武警总部、总政治部等多岗位担任政治主官。
履历显示，魏亮曾任南京军区第12集团军政治部主任、副政委，2002年晋升少将，2004年任江西省军区政委。此后魏亮跨大军区交流至济南军区任第26集团军政委。
2009年，魏亮跨军兵种交流至武警部队任政治部主任（前任秦怀保中将退役），改授武警少将并成为副大军区级将领。2010年，魏亮出任总政治部主任助理（前任许耀元升任武警部队政委）并晋升中将。
2012年10月，魏亮接替担任总政治部主任的张阳，升任广州军区政委，由此跻身正大军区级将领之列，并当选第十八届中央委员。
盘点四位新晋上将履历可以发现，四人均晋升中将满四年，但担任正大军区职满两年者仅褚益民一人。戚建国、王教成、魏亮均在中共十八大前出任正大军区职，考虑到这一特殊时间节点，此次晋升上将显属“破格”之举。
另外，戚建国、王教成、魏亮均是南京军区成长起来的高级将领，褚益民也曾在南京军区任职。因此此次晋升上将，颇有“东南风劲将星耀”之感，这与以往流行的“东北风”、“西北风”有着明显不同。
随着这次晋升上将，截至2014年7月，自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来，中央军委共授予152名高级军官警官上将军衔警衔；自1955年首次实行军衔制和1988年恢复军衔制以来，已有208位高级军官警官获上将军衔警衔。
这次晋升上将也改变了现役上将的省籍图。据财新记者统计，总装备部副部长兼总装科技委主任李安东上将已届退休年龄，但目前并无官方消息确定其退役。此外，现役上将还有33人。
其中山东籍最多有7人，其次是河北6人，江苏、河南各4人，安徽、陕西各3人，辽宁、江西、湖南各2人，福建1人。
在上述现役上将中，最年轻的仍然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蔡英挺，他出生于1954年4月，现年60岁。
现役上将中，数人将在年内达到最高服役年限。因此中国现役上将的现有格局仍将在不远的将来发生变化。■
记者：苏横
第六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新华网公布的中美双方代表闭门会谈的一张现场照引发关注。
从照片来看，习近平一人独坐中间，而作为美方代表的克里则与刘延东分列习近平两旁。从照片上的花瓶布置也可看出，这并非照片角度问题，而确实是以习近平为中心就坐的次序。
按照外交礼节，作为奥巴马总统的特别代表，克里应当和习近平主席并坐中间位置，其他中美参会人员依官阶分坐两边。而且以往多次会谈都是如此安排。本次为何破例让习总居中背靠六面中美旗帜？这样是否有点不符合主客见面礼数？
习主席日理万机，当然不会注意到摆椅子这种小事。这种事情按规矩应该由中国外交部礼宾司搞定。那么礼宾司官员是出于何种考虑做出如此安排？是想体现习总核心权威，还是故意给美国佬难堪？还是说本来就应该这样摆布？
此事多有蹊跷，值得拿来探讨一番；而博主小龙鱼则认为并无不妥。理由是习近平本身并不参加会谈，作为中方最高领导人，习是作为“嘉宾”出席这次比较轻松，不太正式的“随意”交谈。倘若换个场合，中美全套人马去美国会谈，奥巴马也会被安排在和习近平一样的位置。
400余省级常委调动特点：京沪多高升.
日，原江西省委副书记尚勇调任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官至正部级。
现年57岁的尚勇，2008年由科技部副部长转任江西省纪委书记，2011年10月江西省委换届时获得连任。但在换届至今三年不到，尚勇的职务两次变动——2012年2月升任省委副书记，这次他“转战”中国科协。
2011年10月江西省委换届共产生了13名常委，到目前三年不到，已经有6人调离江西，加上原省委秘书长赵智勇被免职，常委更换过半。
常委“更换”频繁，并非江西独有。截至目前，31个省市区中，每个省区都有常委被调整，最多的是西藏、江西，各有7人不在本地担任常委，较少的有海南、甘肃、山东，各有1人被调离。
按惯例，全国党代会前，地方党委先换届。十八大前，31个省市区自2011年10月开始换届，到2012年6月结束，共产生常委404人，任期到目前刚至届中。
换届后，新的调整随即开始，原安徽省长王三运月连任安徽省委常委，当年12月12日就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原国家计生委主任李斌接替他，当了一年三个月的安徽省省长后，又回北京任国家卫计委主任。
据统计，截至日，本届404名省级常委中，已有103人不再担任本省常委，包括落马的海南省委常委、副省长谭力等7人，比例达25%。
另有60人虽然还在省内任常委，但分工已经调整，如从统战部长转任省委秘书长等。本届省级常委中，总计已有163人不再担任换届时的职务，比例超过40%。
超半数异地任职者获晋升 不再在本省担任常委的103人中，除了7人落马外，正常调整职务的有96人，其中有9人是“戎装”常委，87人是地方党政干部。
总体而言，这些常委职务调整的原因主要有退休、升职、平级调动三大类。9名戎装常委中退休、升职、平级调动各占3名。87名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地方党政领导中，退休的只有四川省长蒋巨峰，另有5人到龄后转任人大、政协副职。
87人中，半数以上都获得了升迁。从副部升正部的最多，共有20人。其中有10人通过“外调”实现升迁，另外10人就地提拔，其中8人从常委（或副书记）升任政协主席。
需要注意的是，从地方党委常委（副书记）转任政协、人大正职领导，并不意味着仕途终点站。如天津副书记何立峰升任政协主席一年之后，刚刚调任国家发改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
这些常委中，从正部级升为“副国”级的也不少，共有16人，去向包括中共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等。湖南省委书记周强就任最高法院院长后，入列“党和国家领导人”。晋升副国级的大多数都是省委书记，但宁夏是政府主席王正伟、西藏是人大常委会主任向巴平措获得升任。一般来说每省只有一人有升任机会，但广西自治区党委书记郭声琨升任国务委员的同时，政府主席马飚也升任全国政协副主席。
除了这36人获晋升，换届时以中央政治局委员身份兼任地方党委书记的张德江、俞正声、张高丽、汪洋，连任省（市）委书记不久就不再兼任地方职位，走向更高领导岗位。
上述40人晋升后，行政级别都有明显跨越。另有10多人职务变化后，在行政级别上没有明显跨越，仍保持原来的级别，但也可谓获得提拔，如正部级干部中，安徽省长王三运调任甘肃省委书记，山西省长王君调任内蒙古党委书记。
地方不同，机会不一样 87名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官员中，青海省委书记强卫调任江西省委书记，西藏组织部长尹明德调任天津组织部长，这类平级外调从级别、职务上看不出变化，但毕竟去了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
一般而言，“平调”后看不出明显“升迁”、“重用”迹象的，都是从地方调任中央部门领导，如宁夏党委书记张毅调任国资委主任，辽宁省委宣传部长张江调任社科院副院长等。
在不同省份之间“平调”者，获得“重用”相对较多，如北京市委常委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湖北省委常委兼襄阳市委书记范锐平调任四川省委组织部长。
但在不同省份间平调的，也有“降格”的，多是临近退休时的调整，且调入地经济相对发达。如今年1月，60岁的海南三亚市委书记姜斯宪调任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今年1月，59岁的福建省委宣传部长袁荣祥调任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浙江是袁荣祥老家，他在浙江一直工作到1999年才赴福建任职，此番退休前回故乡，多少有点叶落归根之意。
从被调整的常委们的去向看，副职们在不同地区任职获提拔、重用的几率不一样。例如离开北京市委常委会的4名常委中，吉林、鲁炜已升至正部，卫戍区司令员郑传福升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陈刚调任贵阳市委书记也属重用。
上海是2012年5月选举产生新一届常委会的，到目前已有6人常委离任。时任市委书记俞正声已升任全国政协主席，市委副书记殷一璀、宣传部长杨振武、组织部长李希已升任正部级。纪委书记杨晓渡调任中纪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丁薛祥调任中办副主任，显然获得了重用。
从调职情况看，发达地区的常委受提拔重用的几率更大，其提拔重用都是“外调”完成，不抢占本地资源。在经济发达的江苏、浙江，常委们也很少平级外调，要么外调获提拔，要么在本地退休。
但在中西部地区，常委们升任正部的途径，除了在本地升任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政协主席外，外调提拔的机会就小很多。如河南省委三名常委连维良、毛超峰、毛万春，外调后依然是副部级；湖南三名外调常委中，副书记梅克保任质检总局党组副书记兼副局长、长沙市委书记陈润儿任黑龙江省委副书记、宣传部长路建平任新华社副社长。
地区不同，不仅副职们获提拔、重用几率不一样，接替者来源也不一样。
在上海，6名常委离开后，有5个接替者在上海本地产生，只有纪委书记由审计署副审计长侯凯接任。福建5名常委离开后，有3名来自本地。江苏本届常委班子最稳定，今年6月蒋宏坤、杨新力离任常委职务后，从本省补充了一名常委，由副省长徐鸣担任。
相比之下，中西部省份常委出现空缺时，接替者“空降”的比例更大。
重庆到目前已有5名常委被调整，接替者中市委书记孙政才、副书记张国清、组织部长曾庆红都属“空降”。广西本届届中补充的4名常委中，包括书记彭清华在内的三人都是“空降兵”。河北本届届中补充的两名常委都是“空降”，安徽届中补充的3名常委也全部都是“空降”。
岗位不同，机会不一样 本轮地方党委换届后，有60名常委虽然还在省内任职，但分工已经调整。
60人中，浙江省长夏宝龙等9人从省长升任省委书记，山西省常务副省长李小鹏等7人从常委（副书记）升任省长，云南昆明市委书记仇和等8人升任省委副书记。此外，还有36名常委在省内平级“转岗”，如西藏自治区政府主席白玛赤林转任人大常委会主任后，同时保留副书记职务，浙江省常务副省长龚正转任杭州市委书记。
在升任或转任其他职务时，能看出不同岗位的常委，拥有的机会并不一样。
以本轮换届后的常委调整为例，能升省长的常委，主要是省委副书记、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纪委书记、组织部长能在省内升职的，多是人大常委会主任或政协主席，而担任省委秘书长、统战部长的常委，尚无一人直接升正部级。
本轮换届后，在省内平级“转岗”的36名省委常委中，秘书长、统战部长是“转岗主力”，有8名秘书长、4名统战部长转岗，新职务包括常务副省长、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等。但从其他由常委担任的职务转任秘书长、统战部长的很少，一般都是从副省长、地级市市委书记新晋升的常委才会担任这两个职务。
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转任常务副省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的比较多。而常务副省长、政法委书记、纪委书记一般不再转任由常委担任的职务，如果年龄允许，他们往往会升任副书记，组织部长、省会城市市委书记升任副书记的几率也比较大。本轮换届后，在省内升任副书记的8名常委中，有一人是常务副省长（辽宁的许卫国），3名组织部长，此外还有4名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
“调整频繁的问题不好解决” 在被调整的省级常委中，不算被查处的7人，共有156人职务属正常调整。
156人中，被调整时在之前的岗位工作超过5年的，有45人。在同一岗位上任职4到5年的有11人，3到4年的有22人，2到3年有32人，1到2年也是32人，另有14人在同一职务任职不到1年就被调整。
例如原浙江常务副省长蔡奇，去年11月才任常务副省长的，但只干了4个月，今年3月就被上调北京。调动最频繁的要数现任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他2011年5月从新乡市委书记调任郑州代市长，当年10月“转正”，两个月后又调任省委政法委书记，但也只待了两个月又调任郑州市委书记。
“官员调动太频繁，前几年在党内引起过重视。”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政治学者许耀桐说，但一直到现在都还处于“口头重视”阶段。
据记者观察，造成官员调动频繁、任期制难以落实的原因，与目前的官员任用体制，以及换届方式有关。
中国目前换届采取“自下而上”模式，基本遵循乡镇—县—市—省—中央逐次换届的顺序。这么做的原因是代表需要“逐级选举”，有必要自下而上。但在下级换届完成之后，上级换届要从下级提拔干部，导致下级不得不在届中调整干部。
例如，浙江省内各市在2012年2月和3月集中换届。人事调整完成后，浙江省委4月换届，温州市委书记陈德荣、衢州市委书记赵一德新晋省委常委。于是，温州、衢州两市立即进行常委调整，金华市委书记陈一新调任温州市委书记，刚刚完成换届的金华又进行常委调整。
但调整并没有结束。当年11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浙江省委书记赵洪祝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之后浙江省长夏宝龙接任省委书记，省委副书记李强接任省长。省委常委兼宁波市委书记王辉忠接任省委副书记，宁波市长刘奇接替王辉忠，填补了省委常委的空缺，刚当了4个月副省长的卢子跃又改任宁波市长，填补了宁波市委常委的空缺。
每次上面的变动，都会带来“自上而下”的连锁反应，造成了“越往下官员调动越频繁”。浙江共有11个市，本届常委会任期都未到一半，11个市的市委书记已经全部调离。本轮换届时，11个市产生了130名市委常委，但目前已有56人不再担任本市市委常委，比例达41%，远远高于省级常委25%不再担任本省常委的比例。
另外，由于缺乏真正意义上的选任制官员任期制，换届容易“以人为本”——官员很少提前退休，只要没到年龄，换届时就必须选上。像原四川省长蒋巨峰生于1948年10月，2012年省委换届时64岁。但他继续担任省委常委到2013年，年满65岁后才退休，四川常委班子只能届中调整。
再如原住建部部长姜伟新生于1949年，2013年政府换届时，64岁的他继续任职，直到今年6月退休。这又带来“连锁反应”，辽宁省长陈政高接任他的位置，陈留下的空缺由上海市委副书记李希接替，上海市委组织部长应勇接替李希。
对这种现象，许耀桐提出了一个“退而求其次”的办法：如果一把手在换届时快退休了，可以考虑换届时让他改任副职，享受正职的待遇，这样就避免了一把手退休时引起的连锁反应。
据观察，中国推行“干部交流”，无形中令干部调动更频繁。2013年初，湖南省委副书记梅克保离任后，安徽省委副书记孙金龙调到湖南接替梅克保，陕西省委组织部长李锦斌升任安徽省委副书记，之后河南省委常委、洛阳市委书记毛万春调任陕西组织部长。一个空缺带来了四个省委常委会的调整。
“目前还没有什么好办法能解决干部频繁调动问题。”许耀桐说。
（本文来源 & &南方周末）
大贪官是怎样洗钱的？（@刘军宁）
前日，央视一则《中国银行公然造假洗黑钱 外汇管制形同虚设》的报道引起舆论哗然，该报道称，“中国银行称他们可以为需要移民的客户无限额地换取外汇，并且还可以直接打到国外账户”，该业务深受准备移民或者有相关需求的客户欢迎，但是“按照我国外汇管理规定，每人每年最多只能换汇五万美元”。
很快，中国银行在官网发布声明，称央视报道中提及的“地下钱庄”和“洗黑钱”情况与事实不符，业务办法和操作流程均已事先向有关监管部门做了汇报。但随即称因部分措辞需斟酌将该声明删除。后中国银行重新发布声明，将原声明中“中央电视台”和“监管部门”字眼删除。
紧接着，该报道所多次引述的经济学家钟伟的声明在社交媒体上疯传，批评该报道对他的话“断章臆义”，“有违基本职业素养”。
一则报道，引发了多重讨论。然而，一个细节却在争议中被渐渐落下。中行的这项业务，“属于是广东分行牵头的业务，各地的中行只有经过广东分行才能做。”
因为广东不但是侨乡，也是改革开放前沿，跟香港一江之隔，资金跨境流出流入巨大，相关业务已经非常成熟，所以，试点开展人民币跨境业务理所当然，何况，在资本流动自由化日渐开放的今天，原有的外汇管制制度的确需要改进。
然而，报道中引述一个移民中介的话：“这笔钱哪来的，我们都能做。”，却让这个本来是创新的试点项目，因资金来源审核的疏漏而蒙上阴影。特别是在反腐日渐深入的时候，敏感的人们马上有疑问——“万一，贪官利用这个创新将资产转移海外怎么办？”
100亿“洗钱”谜案 在中国，任何事情，都要联系起来解读。
今年3月31日，原解放军总后勤部原副部长谷俊山涉嫌贪污、受贿、挪用公款、滥用职权犯罪案，军事检察院于军事法院提起公诉。两周后，据《南方都市报》报道，涉嫌前年洗黑钱达100亿（港元，下同）的大陆年轻女子赵丹娜，去年获准以巨额保释金3000万包管候讯，但赵丹娜本年初弃保潜逃。她的两名包管人—泛爱医院前主席、现荣誉顾问萧炎坤及其堂叔赵端诚，7日到香港荃湾法院应讯，向法庭解释不应充公他们保释金的理由，惟不获接纳。两人各100万元现金须被充公，并需于6月16日或以前缴付各400万元保释金。
这个神秘的大陆女子今年22岁，无业，涉嫌于2012年12月利用其香港中银户口清洗800万元黑钱，同时涉嫌在香港通过8个户口清洗100亿港元黑钱。赵丹娜的运作，被香港反洗黑钱部门盯上，2013年6月起被押，2013年12月以3000万港元现金保释，但“不准离港”以及“每天到警署报到”。今年1月，赵丹娜弃保潜逃，创近年香港弃保金额最高纪录。
放弃3000万港元，在重重关卡的陆港两地全身而退，无人知晓下落。此事在陆港两地引起猜测纷纷，甚至有传闻赵丹娜涉嫌给徐才厚家族洗钱，因为徐的妻子，恰好姓赵。
但萧炎坤表示赵丹娜丈夫家是内地私人地产发展商的负责人，赵丹娜19岁结婚，只是家庭主妇，因年幼无知，才遭人利用卷入洗黑钱案，“她根本无能力运作一百亿元”。
真相如何，有待两地司法部门给出解释。但根据报道，赵丹娜“利用其香港中银户口清洗800万元”。
香港作为世界连接中国的“窗口”，历来是大陆资本流出流向海外的桥头堡，不可否认的是，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贪腐所得。而贪官们利用香港的金融机构、商人向海外转移资产早已经是成熟“业务”。
日，经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曾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受贿罪被执行死刑。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高级干部中数额最大的受贿案件，也是新中国历史上因经济犯罪被处以极刑的职位最高的领导干部。
成克杰与情妇李平利用手中的权柄，聚敛起一笔财富，然后转移海外。他在洗钱时相信专业分工的优势，做的是一套国际通用的“标准动作”。
他的洗钱套路是：他与情妇李平将受贿所得4109万元交给了香港商人张静海，张再帮助其转款，为此成克杰付给张静海1150万元。洗钱的银行通常要收10%到15%的手续费，而对于成克杰这样的公职人员洗钱，按照惯例，银行由于承担更大风险，要另外加收25%左右的手续费。如此一来，成克杰的4000多万洗了半程，就变成了不到2000万。
其次，成克杰以李平的名义在香港注册一家空壳企业。这家公司纯属掩人耳目，但即使什么业务都不做，为了假戏真唱，不露马脚，还是需要伪造经营活动，请会计师做虚假账目，缴纳25%左右的企业所得税，40%的个人所得税。这样一来，近2000万资产又得缩水不少。最后，成克杰还得想办法把“洗白”的钱转到自己指定的账户上，整个洗钱过程才算大功告成。
手续繁琐，而且中间成本太高，贪官好不容易收集的民脂民膏，在转移海外时，反而被掮客们扒走了一半多，贪官狠，不如他们狠。所以，这种笨拙的洗钱方法，逐渐被更“高明”、“省钱”的手段所取代。
这，正是“赵丹娜”们利用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所做的。赵丹娜这次利用过中银香港的户口，事实上，作为国有银行中海外业务最早最大的银行，中行不是第一次栽在“洗钱”中。
2001年10月，中国银行在自查过程中发现，广东开平支行近5亿美元资金被盗，支行3任行长（许超凡、余振东和许国俊）相继失踪。调查发现，被盗资金大多通过在香港、澳门乃至拉斯维加斯成套路的洗钱程序，相当一部分已经耗损在途中，余款打入了许超凡等人在香港和加拿大的个人账户。
还是通过香港。
资本流动自由的香港，曾经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成为大陆贪官飞奔海外的跳板。
河南省漯河市原市委书记程三昌，59岁时被任命为河南省政府设在香港的“窗口公司”豫港公司的董事长。上任不过一年多，他轻而易举地转走了公司账上仅存的几百万港元，然后在2001年5月，从香港不辞而别，携巨款和情妇定居新西兰。事后有关部门的调查发现，程通过各种途径转往国外的资金在1000万元以上，早在主政漯河期间，就开始了资金的“乾坤大挪移”。
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2010年1月，中央纪委副书记李玉斌在中央纪委、监督部召开的新闻通气会上说，近30年来，外逃贪官数量为4000人，携走资金约500多亿美元。据说，这500亿美元，有八成以上流向美国。
到了今年6月28日，据《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财政部表示已经与中国政府草签了一份协议。根据这份中美签订的互惠协议，美国政府要求中国向美国提供美国公民金融账户信息，而作为回报，美国将中国公民美国账户信息提供给中国政府。
此举被视为中国政府的新“反腐利器”。因为有了中美海外公民账户互换协议，如果发现贪腐犯罪，就由美国给中国提供的账户名单信息直接清查，能很快掌握犯罪线索与犯罪事实。
当然，前提是监察部门能掌握官员的犯罪线索。其实早在2003年，中国人民银行就公布了《金融机构反洗钱规定》，并且，中国早就建立了已经“严得不能再严”的资本管制制度，但还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十年过去了，尽管政府一再强调“反洗钱”、“抓贪官裸官”甚至为此付出了资本跨境流动不方便的代价，但还是没能阻止资本在监管体系外流动的问题。“赵丹娜事件”再一次暴露了这些管制“管住了好人，却管不了坏人”的悖论，央视的报道更是将“资本管制—洗钱”、“普通移民—贪官外逃”的矛盾暴露在聚光灯下。
因为资本永不眠，管制只会抬高壁垒，但各方还是各取所需。有时候，很难区分哪个是好人，哪笔钱是“干净”的，总有人，能帮你把“案底洗白”。
有的官员在境外银行直接建有个人账户。一些中资公司在海外账户里持有的外汇，远远高于国家外汇管理部门所掌握的数额。各地在海外的不少“窗口公司”，实际上有的就是洗钱通道；某些国有企业的海外分支机构，已经演变为国内腐败团伙的洗钱中心。据有关部门统计，我国在美国的国有公司不少亏损，但其中有些公司的负责人及其亲属却在几年内成了富翁，成为“投资移民”。
国内企业一度掀起的对外投资热潮中，一些国企的老总假借对外投资、合资的名义，在境外投巨资，再通过各种渠道，将投资转变为私人财产，在海外置业，并且拿到了绿卡。
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普通的中产乃至小康家庭的人们，也在选择移民海外，也需要将资金安全地转到海外时，这股曾经的涓涓细流已经汇集成“滔滔江水”，相关的业务，应运而生不足为奇。“现在办移民的非常多，现在北京房价这么高，卖套房子就能移民了”。
当越来越多的平民开始寻求中介逃离一个国家，当一个国家的官员利用权力转移资产到海外时，这本身就是一个危险的信号。所以，无论中行的该项业务合法合规与否，其实都已经不再重要，信号才是警钟。
（本文来源 & 搜狐网）
& & 2014年“八一”前后惯例的解放军高级将领人事调整已密集展开。 继7月9日媒体披露成都军区、北京军区、兰州军区人事调整信息后，7月10日，兰州军区、南京军区，北洋舰队的人事调整信息对外公布。 & 兰州军区同日宣布青海、陕西两省军区政委易人 & 据青海新闻网7月10日消息，7月9日下午，青海省军区召开大会，宣布省军区领导班子调整命令。兰州军区副司令员许林平宣布中央军委命令，任命李宁为青海省军区政委，武玉德为陕西省军区政委。 武玉德少将1955年11月出生,山东诸城人，石家庄高级陆军指挥学校毕业，大学学历。 官方简历显示，武玉德1973年12月参加工作，曾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预备役干部处处长（副师职），干部部副部长、部长等职。
2004年，武玉德代理新疆军区步兵第11师政委，次年调入第21集团军，先后任政治部主任、副政委、纪委书记等职。 2010年12月，武玉德出任青海省军区政委，2012年5月入青海省委常委班子，成戎装常委。 此番武玉德调入陕西省军区，接替59岁的林淼鑫少将任政委，青海省委常委将面临补缺。青海省军区政委一职则由李宁少将接任。 李宁曾任兰州军区政治部干部部部长、新疆军区某机步师政委、第47集团军政治部主任等职，2012年12月转任第47集团军副政委。 & 南京军区新晋14名将军，2名副司令员1名副政委晋升中将 & 据南京军区机关报《人民前线》消息，7月4日下午，南京军区举行将官军衔仪式，司令员蔡英挺宣布中央军委命令，政委郑卫平主持仪式。 蔡英挺宣读了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军区14位军官晋升中将、少将军衔的命令。军区副司令员蒋谟祥、尤海涛，副政委王平由少将军衔晋升中将军衔；军区和部队11位军官由大校晋升少将（专业技术少将）军衔。
蒋谟祥1954年出生，湖北省松滋市人，曾任福建省军区参谋长、第1集团军军长等职。2013年1月后，蒋以南京军区副司令员身份见诸报端。 尤海涛1958年1月出生，河南信阳人，是原成都军区、广州军区司令员尤太忠之子。尤海涛曾任广州军区第42集团军副军长、军长等职。在2013年夏季高级将领调整中，跨大军区升任南京军区副司令员。 王平1955年4月出生，陕西清涧人。王平与蒋谟祥同出第1集团军，2006年12月由广州军区第16集团军副政委升任第1集团军政委。2012年12月，王平出任南京军区副政委。 & 北海舰队主官半年两易，副司令员袁誉柏获“扶正” & 时隔半年左右，北海舰队军事主官再易人。 据《解放军报》7月10日消息，7月8日至9日，土耳其海军司令博斯坦哲奥卢上将一行5人访问了北海舰队。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袁誉柏在舰队机关主持仪式。
这是袁誉柏首次以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身份亮相公开报道，显示原任副司令员的袁已获“扶正”，跃入副大军区级军官序列。
去年年底，济南军区原副司令员兼北海舰队司令员田中中将出任海军副司令员，其职务由时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邱延鹏接替。
袁誉柏少将1956年5月出生，湖北公安人，此前曾担任海军某基地司令员、北海舰队参谋长等职，2013年年中，转任北海舰队副司令员。此外，袁誉柏还是中国海军第十四批护航编队指挥员。
邱延鹏少将出生于1956年，28岁时就成为最年轻的驱逐舰副舰长，此后在多型驱逐舰、护卫舰上担任过舰长职务。2008年12月，邱任东海舰队副参谋长， 2011年7月提任东海舰队副司令员。
邱延鹏曾参加过上百次由全军、海军及舰队组织的演习任务。此外，还率领中国海军第一次走出国门参加海上多国联合军演，被称作“指挥外舰第一人”。
澎湃新闻记者 卢梦君 & &
来自美国全国房地产经纪人协会7月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海外买家用于在美国买房的每1美元中，就有24美分出自中国人。而中国人在截至3月的一年间，共计花费220亿美元在美国买房，环比增长72%，超过所有外国客户群体。
中国人去美国买房子这么火，真得可以大赚吗？或者真的可以投资移民吗？美国房子真的便宜吗？九哥来带你一探究竟。
1、赴美购房 7成人是亏的
在美国炒房的成本很高。首先，地产商在确认购房者本人入住后，才会办理产权出售手续。业主入住一段时间后才可以出租或再卖，一般是一至两年。而且，购房之后不允许让房屋空置，否则业主会被要求缴纳费用雇用公司管理。如果把房子委托给当地房地产管理公司出租，还要被收取至少3%的租金手续费。 某移民投资公司总经理总结认为：“到美国买楼的中国人，应该说赚的少，亏的多，七成亏了。”
2、在美国买房必须请律师 除了请中介，美国买房子必须请律师,光律师的各项收费加起来就有好几千美元。 另外,当地政府也要趁机收一笔钱,什么税务服务费、贷款税加起来,又是两三千美元。 有统计称，交易时，购房者需缴纳一次性的房产交易税、律师费、产权保险费、房屋估价费、房屋检查费和登记费等，一般累计占房价的3%至5%。
3、买房便宜养房难 美国真正恐怖的还是后续的房产税、房屋保险等一系列费用。有人形容这是无底洞。 例如仅仅一套30万美元的房屋，每年要缴税4000美元左右，管理费、维修费和其他杂费一年也要上千美元。 而且，购房之后不允许让房屋空置，否则业主会被要求缴纳费用雇用公司管理。如果把房子委托给当地房地产管理公司出租，还要被收取至少3%的租金手续费。
4、用投资房产移民也没那么容易
据《2012年中国购房者海外购房趋势报告》，43%的受调查者称移民是海外置业的主要目的。 许多中国买家也正是通过美国政府的EB-5投资移民项目购买房产，该项目被认为是拿到绿卡的快捷途径。在美国当投资移民一般要求投资人必须要亲自管理投资项目，并且还得直接创造10个就业机会。 买房和移民其实没有什么必然联系。而且，假如投资项目失败或者无法证明自己的项目直接或者间接提供了10个工作机会，绿卡也就和投资一起鸡飞蛋打了。
5、想用美国房地产市场洗钱，其实很难
美国法律对洗钱防范严厉，在美国买房洗钱有可能，但操作困难。 美国有严苛的反洗钱法。银行存取现金凡是金额一次超过一万是必须要报备FBI反洗钱调查组的。即便变通的“每天存取九千，连存数个月”这种擦边球也不行，这种大额度的现金转移，如果不能说清来源用途，被查到了一定会以洗钱罪名法办。前“台湾总统”陈水扁儿子陈致中就曾因洗钱罪，在纽约购买的豪华公寓被美国政府拍卖。
6、不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很多时候只能全款买房 来自NAR的数据表明，将近70%的中国买房者都是现金付款。 原因在于对于不在美国工作的外国人来说,除非在美国银行有巨额投资存款或用已有房屋做抵押贷款,否则只能用全款买房。
本文选自九个头条网
著名民间经济学者刘军洛近日在博客中发文指出：中国经济学家们就是一群骗子。一个人被一群骗子，骗第一次，那就当掏学费，而被同一群骗子骗第二次，那就是白痴。一个国家被一群骗子，骗第一次，也可以当掏学费，而被同一群骗子骗第二次，那就是亡国。
2008年底，中国推出了4万亿。当时，本人写了一篇文章《以楼市为增长点直接恶化企业劳动生产率与金融安全》，原文如下：
【在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当时的中央银行行长格林斯潘先生，猛力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美国技术股市场纳斯达克指数不停下降，而美国地产价格却大幅上升。这个现象当时是让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感到困惑。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美国经济特征不会出现像日本经济特征的1990年以后的通货紧缩。
（一）美元是全球基础货币，美元货币扩张，全球基础货币扩张；美元货币紧缩，全球基础货币紧缩。而日元是达不到这个能力。
（二）美国是一个高度移民与人口低龄化比较长期稳定的体系。而日本是稳步向高龄化社会进展的体系。所以，1930年美国经济的大萧条是当时全球“金本位”体系的重要产物。而现在的全球货币体系的功能，将会使美国很快摆脱目前的大衰退。
现在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会维持在一年以上的时间。随着全球的信贷市场的逐步修复，全球基础货币的扩张将大量展开。由于美欧是知识服务型体系。所以美欧经济在未来全球基础货币扩张中，美欧经济的通货膨胀问题将远滞后作为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制造业体系中国。所以，中国宏观经济未来问题会很快面对通货膨胀强劲复发与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中决择。所以为什么去年六、七月份本人谈中国股市会暴跌，中国楼市会大涨（主要是上海的较高端地产）。首先，去年中国经济问题是通货膨胀上升与大量中低收入家庭生活成本上升。这种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二种，第一种是：降低经济增长，冷却股市对消费的拉动；第二种是：消减政府支出成本向中低收入家庭转移，全力推进以内需为主战略发展。可见第二种经济政策的难度与勇气较大。
在去年六、七月份本人也谈了，在今年出口遭重挫，增长遭重挫中，我们宏观政策会选择以房地产增长为重要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当时本人也谈了，这种以房地产为增长的宏观政策的重要战略错误性。中国今天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重要下降。今天我们所有目标的本质是去解决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这样才能去战胜市场。首先，企业只有在获取利润的情况下才会去大力改善劳动生产率。所以，正确的目标是降低中国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中国企业土地成本，降低中国企业合并成本与鼓励私人资本进入知识服务型行业。这些目标能够实现的重要保证就是削减政府支出成本与建立大市场框架。
未来我们宏观问题将面对通货膨胀强劲复发与大量失业人口增加，而在这种大背景下，建立以房地产市场为主要增长点，再加上全球基础货币扩张的上升与美元的继续贬值，很容易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再次失控。而直接恶化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与中国金融体系整体安全。今天中国居民储蓄高达二十万亿人民币。今后中国通货膨胀的再次上升，必然会迫使部分储蓄去争取保值。如果我们宏观政策不鼓励资本市场繁荣，而鼓励房地产市场，那必然会为投机资本提供空间。中国老百姓是飞蛾。去年六、七月份本人怎么劝不要去投资中国股市，但在通货膨胀面前，他们只能去投中国股市。未来通货膨胀的猛烈复发与中国宏观政策的目标。到时怎么劝不要去投中国地产，中国老百姓也要同样像去年一样。所以建立正确的宏观目标，需要在远见上形成战略，防止中国出现像美国2000以后以股市下跌，楼市上涨的增长模式。防止出现人为降低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模式。
在2000年美国网络泡沫破灭后，美国当时的中央银行行长格林斯潘先生，猛力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结果美国技术股市场纳斯达克指数不停下降，而美国地产价格却大幅上升。这个现象当时是让许多美国经济学家感到困惑。这个问题的原因是美国经济特征不会出现像日本经济特征的1990年以后的通货紧缩:
（一）美元是全球基础货币，美元货币扩张，全球基础货币扩张；美元货币紧缩，全球基础货币紧缩。而日元是达不到这个能力。
（二）美国是一个高度移民与人口低龄化比较长期稳定的体系。而日本是稳步向高龄化社会进展的体系。
所以，1930年美国经济的大萧条是当时全球“金本位”体系的重要产物。而现在的全球货币体系的功能，将会使美国很快摆脱目前的大衰退。现在美国的宽松货币政策会维持在一年以上的时间。随着全球的信贷市场的逐步修复，全球基础货币的扩张将大量展开。由于美欧是知识服务型体系。所以美欧经济在未来全球基础货币扩张中，美欧经济的通货膨胀问题将远滞后作为劳动生产率较低的制造业体系中国。所以，中国宏观经济未来问题会很快面对通货膨胀强劲复发与失业人口大量增加中决择。所以为什么去年六、七月份本人谈中国股市会暴跌，中国楼市会大涨（主要是上海的较高端地产）。首先，去年中国经济问题是通货膨胀上升与大量中低收入家庭生活成本上升。这种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二种，第一种是：降低经济增长，冷却股市对消费的拉动；第二种是：消减政府支出成本向中低收入家庭转移，全力推进以内需为主战略发展。可见第二种经济政策的难度与勇气较大。
在去年六、七月份本人也谈了，在今年出口遭重挫，增长遭重挫中，我们宏观政策会选择以房地产增长为重要手段来解决经济问题。当时本人也谈了，这种以房地产为增长的宏观政策的重要战略错误性。中国今天的主要问题是中国企业全球竞争力重要下降。今天我们所有目标的本质是去解决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下降的问题。这样才能去战胜市场。首先，企业只有在获取利润的情况下才会去大力改善劳动生产率。所以，正确的目标是降低中国企业融资成本，降低中国企业土地成本，降低中国企业合并成本与鼓励私人资本进入知识服务型行业。这些目标能够实现的重要保证就是削减政府支出成本与建立大市场框架。未来我们宏观问题将面对通货膨胀强劲复发与大量失业人口增加，而在这种大背景下，建立以房地产市场为主要增长点，再加上全球基础货币扩张的上升与美元的继续贬值，很容易导致中国房地产市场再次失控。而直接恶化中国企业劳动生产率与中国金融体系整体安全。
今天中国居民储蓄高达二十万亿人民币。今后中国通货膨胀的再次上升，必然会迫使部分储蓄去争取保值。如果我们宏观政策不鼓励资本市场繁荣，而鼓励房地产市场，那必然会为投机资本提供空间。中国老百姓是飞蛾。去年六、七月份本人怎么劝不要去投资中国股市，但在通货膨胀面前，他们只能去投中国股市。未来通货膨胀的猛烈复发与中国宏观政策的目标。到时怎么劝不要去投中国地产，中国老百姓也要同样像去年一样。所以建立正确的宏观目标，需要在远见上形成战略，防止中国出现像美国2000年以后以股市下跌，楼市上涨的增长模式。防止出现人为降低中国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模式。】
上面这篇文章写于日。如今，中国大地上正活生生上演着这篇文章所写的一切。
而2009年3月，中国有经济学家指出——“4万亿投入还远远不够”；2009年3月，又指出——“4万亿投资救危亡 约束美元国际储备货币地位”。
2014年，美元的地位并没有向经济学家们所说的被中国2008年的4万亿给“约束了”。而是，中国2008年底的4万亿带给美元再辉煌的强大基础了。而2008年底的4万亿带给中国经济的大灾难大家都已经深有体会。却是，美国股市在中国4万亿的“约束下”创下了历史新高。
2014年，经济学家们开始推出——中国经济需要“微刺激”和GDP的低速度增长的战略。强烈反对中国经济再出台“强刺激”政策和高速度GDP增长的战略。
如果，在军事战争中，2008年底经济学家们的指挥，已经是让我们被美国军队给全军覆没了。幸好，这是一场金融战争，只是用中国人的生活成本来支付，而不是用生命来支付的。
现在，全世界都知道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在全面沽空中国经济。中国房地产只要一下跌，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就会疯狂的发动全面总攻击。而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微刺激”和GDP的低速度增长战略，正好天衣无缝的配合了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发动的全面总攻击。
年，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如果是“强刺激”政策和高速度GDP增长的战略，那么，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就将损失几十万亿美元财富。
但是，现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微刺激”和GDP的低速度增长，将让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轻松的赢取几十万亿美元财富。
中国经济学家们就是一群骗子。一个人被一群骗子，骗第一次，那就当掏学费，而被同一群骗子骗第二次，那就是白痴。一个国家被一群骗子，骗第一次，也可以当掏学费，而被同一群骗子骗第二次，那就是亡国。
现在，中国宏观经济政策正在按照某些经济学家的“微刺激”和GDP的低速度增长的战略，坚定不移的大踏步的前进着。所以，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将赢取几十万亿美元财富将不可改变。
未来，美国、日本和欧洲资本赢取的几十万亿美元的财富，必然是用所有中国人的生活成本来支付的。这次，所有中国人将用“大失业+大饥荒+大动荡”的结局，来支付这场战争的大失败。
吴敬琏 1954年毕业于复旦大学经济系。现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中欧国际工商学院教授，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国务院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改革》、《比较》杂志主编。
曾任国务院经济体制改革方案办公室副主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常委兼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年多次获得 “孙冶方经济科学奖”。2005年获首届 “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2011年被国际经济学会（IEA）授予荣誉会长称号。
全面深化改革决策的历史背景
在十八大前将近十年的时间，对于中国应该怎么往前走有着很激烈的讨论。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十八大做出了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
从上世纪后期开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了一种好事和坏事都十分突出的 “两头冒尖”现象。1992年初邓小平的南方谈话启动了新一轮经济改革。
1993年的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50条”）的行动纲领。从1994年开始一直延续到21世纪初，按照这个行动纲领展开的全面的经济改革，使中国能够在20世纪末期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起来。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促使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首先，改革解放了民间创新和创业的积极性和创造性。过去农民搞一点自留地被叫做“资本主义尾巴”，“跑单帮”做点小买卖叫做“投机倒把”的刑事犯罪，哪有什么创新才能发挥的余地呢？改革以后逐步地把束缚解开了。现在中国有3000多万家民营企业。这是多么大的创造力量！
其次，市场化打破了城乡隔绝的旧格局，使原来低效利用的生产资料得到更有效的利用。土地和劳动，这两个重要的生产要素在旧体制下是禁止自由流动的。
市场化改革把这种束缚解除了，就有大量的原来低效利用的农用土地和荒地成为城市住房用地和工商业用地，效率就大大提高了。新增城市土地面积比爱尔兰的全部国土面积还大。转移到城市非农产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有两亿多人，生产效率有了明显的提高。
上面这些因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增添了极大的动力，使我们能够保持30多年年均近10%的经济增长，使得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的经济体。此外，在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和减少贫困人口上也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改革开放的推进,使得我们朝向实现好几代中国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中国的梦想前进了一大步。
不过这只是中国故事的一个部分，这个故事还有另外一个部分。这就是中国改革在进入所谓 “深水区”以后，在21世纪初期出现了放缓的现象，特别是在与政府和国有经济相关的领域，遇到了很大的阻力。 2003年的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了 《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要求通过改革来消除生产力发展的 “体制性障碍”。这表明，改革尚未成功，不完善的体制要通过进一步的改革去完善。
总之，存在 “两头冒尖”现象的根源在于：一方面，经济改革取得了很大进展，市场开始在一些领域的资源配置中发挥作用，因此生产力获得了大解放；另一方面，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还没有完全实现，旧的命令经济体制的遗产还大量存在，政府和国有经济对整个经济和社会的强力干预和管控，妨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
体制缺陷的存在，导致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出现两个突出的问题。第一，由于 “体制性障碍”，使中国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增长到集约增长的转型变得步履维艰。
导致资源短缺、环境破坏、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问题变得日益严重，这不但使增长难于持续，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危机。第二，国家权力对经济活动干预和控制的加强，使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得以强化，贫富差距拉大。
这种双重体制有两种可能的发展前途：一种是进一步推进市场化、法治化和民主化改革，消除旧体制的遗产，建立一个在法治基础上的现代市场经济制度；另一种则是强化政府对经济社会的管控，在强势政府的主导下用海量投资支持GDP的高速增长。
这种做法尽管从中长期看成本很高且不可持续，但在短时期的确造成了能够振兴中国的假象，得到一些人的唱和，并被一些人曲解吹捧为值得全世界仿效的“中国模式”。
尤其是2008年发生全球金融危机后，有的发达国家政府对一些可能引起系统性危机的企业采取了暂时收归国有的办法，防止引起整个经济体系的崩溃。这本来是经济稳定以后就会退出的临时性做法，但一些人却借机宣传：连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像美国都开始学“中国模式”了！
全面深化改革的决策意义重大
十八大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因为只有全面深化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矛盾
到2010年前后，这种国家主义的思潮在某些场合变得相当强势。于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人们原来以为早已解决的问题重新被提出。正是在这个关键时刻，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
如果仔细观察中国社会，我们会发现2011年这一年社会思潮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最关键的是真理愈辩愈明。随着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驱动发展的政策所造成的后果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这样的经济发展是不可持续的。推进改革才是唯一的出路。
这样，在2011年以后推进改革的呼声日渐高涨，出现了官民之间形成新的改革共识的可能性。
在这种条件下召开的十八大，对“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做出了正确的回答，这就是要继续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以更大的政治勇气和智慧，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
十八大闭幕以后，对于其意义，主流传媒有各种解读。但我觉得重要的是明确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方向。
在经济改革方面，十八大要求“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关键在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以便“更大程度和更大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在政治改革方面，十八大重申了十五大、十六大和十七大的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制度化”，“实现国家各项工作的法治化”。显然，只有全面推进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和法治化、民主化的政治改革，才能解决当前面对的诸多社会矛盾。
改革怎样全面深化
宣布决心全面深化改革只是重启改革的第一步。问题还在于解决“改什么”和“怎么改”的问题，并且落实到制度的实际变革上
十八大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定，能不能落实，是决定中国的命运和未来的大事。怎样落实十八大的决定？
根据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两轮改革的经验来看，推进系统性改革要做三件事。第一，确定目标。80年代的时候叫做确定目标模式，现在的说法叫做“顶层设计”。第二，根据改革目标制定重点改革方案和改革的总体规划。第三，冲破阻力，克服障碍，把各项改革落到实处。
十八大已经明确了下一步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能够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的、比较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
现在的任务，是走出第二步:制定全面改革的总体规划。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要求，在今年“明确提出改革的总体方案、路线图和时间表”。
目前对于改革是不是要做总体规划，还是有不同意见的。例如有人认为，还是中国改革初期“摸着石头过河”的老办法最有效，不要由上面来规定，放手让下面去做就行了。
关于体制改革能不能设计、要不要设计的问题，上世纪80年代就曾经有过争论。当时一种说法是，改革跟过去国内革命战争一样，要点是发挥地方和群众的创造性，叫做“草鞋无样，边打边像”。
但问题是，现代市场经济是一个非常巨大、复杂且十分精巧的系统，不可能“边设计边施工”，必须要有一个框架性的设计，否则各个子系统之间无法互联对接和协同互动。
需要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的另外一个原因是，由于各基层、各单位在设计的时候往往从自己的工作方便和本位的利益方面去考虑，如果分头设计，最终很难形成一个能够良性互动的体系。所以需要一个超脱于局部利益的高层权威机构，在基层的创新的支持之下进行由上到下的规划，并监督这个规划的执行。
还有一种疑虑，是担心这种从上到下的改革设计，是否会抑制从下到上的创新。我想这种疑问应当引起充分注意。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这两件事应当结合起来进行。
中央直接掌握的顶层设计和总体规划，必须充分倾听民众的改革诉求和改革创意，也要从地方政府的主动探索中得到启发和取得经验。
比如上海为克服营业税重复征收的问题而进行的营业税改增值税（“营改增”）改革，在上海试点后不久就得到许多城市的响应和中央财税部门的支持，在更大范围推广开来。
还有从广东开始的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简化工商登记、清理行政审批等改革，也是基层创新纳入全国性规划的范例。
总体方案的设计
总体方案的设计，大致可以分为三步进行：根据目前存在的问题提出需要改革的项目，按照体制的领域列出改革的清单，以及制定“最小一揽子”配套改革方案
根据过去改革的经验，制定系统改革的总体规划需要进行以下工作：
第一步，是进行问题导向的研究。找出造成这些问题的体制性原因，列出需要改革的项目。
第二步，是按照体制的领域，列出各个体制领域，如财税体制、金融体制等的改革项目清单。
第三步，是梳理这个改革总清单，从中挑选出最为关键、彼此间关系又十分密切的一组改革项目，形成一个“最小一揽子”的配套改革方案。
关于问题导向的研究，这里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如何遏制腐败。
腐败的蔓延会造成“亡党亡国”的严重后果，已经提出了很久，但问题始终没有得到解决。我们首先要问，造成腐败猖獗的体制上的原因是什么。只有铲除体制原因才能够釜底抽薪，否则哪怕实行朱元璋式的严刑峻法，恐怕也只能是扬汤止沸，收效甚微。
其实早在1988年学术界已得出结论，根本的问题是在双重体制下，由于行政权力广泛地介入微观经济活动，存在着庞大的寻租活动的制度基础。如果想要遏制腐败，首先要从各个方面推进市场化的改革，削减政府干预经济和配置资源的权力，把这个制度基础给铲除掉。
第二个例子，如何缩小收入差别。
贫富差别扩大是当前另一个突出的社会问题。根据我的观察，我们过去对收入差别问题的认识有一个基本问题，即就分配谈分配。
贫富差别扩大认为是分配出了问题，首先用行政指令规定低收入职工的工资,然后用再分配的手段增加弱势群体的福利。但这种就分配谈分配的办法不但有副作用，而且不可持续。
根据经济学的原理，分配的结构首先是由于生产的结构决定的。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是靠投资驱动的，我国投资率已经高达40%多，这在全世界也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资本对劳动的比率不断提高，结果一定是资本收入（主要是政府和企业收入）的比重不断提高，劳动收入（包括专业劳动者收入）的比重不断降低。劳动收入的比重怎么才能提高呢？最根本的途径是使大量的“农民工”成为有知识、有技术的劳动者，专业人员有更多发挥才能的机会。
这样，他们在创造更大的附加价值的同时，收入也能够得到提高。这就要求各级政府更好地完成提供义务教育、职业培训等公共服务，培育良好的创新环境，促进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这就涉及到政府职能转变、财政体制改革等一系列改革。
解决了这些基础性的问题，再辅之以再分配的措施，劳动者收入过低和居民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才有望得到解决。
第三个例子，如何实现“新型城镇化”。
产业和人口向城市聚集能够产生巨大的效益，因此城市化是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重要推动力量。但由于土地产权制度、政府职能错位、等级制的城市体制等体制性缺陷，政府主导的城市化造成两方面的问题。
一个是它的建设成本太高。城市化的实质是人的城市化，因而正是人的集聚才产生了城市化的效益。但在我国，土地城市化比人口城市化的速度要高好几倍。城市建设投入很大，城市化的效益却出不来。
另外一个问题是建成的城市的营运效率太差。用“摊大饼”的方式极力扩大城市规模，导致城市居民的生活半径太大，交通拥堵，空气污染严重。必须通过改革解决目前存在的种种体制性缺陷，否则不管中央怎样号召进行“新型城镇化”，各地正在加速的还是老一套的旧型城市化。
像这样，从一个一个问题入手来寻找应当进行改革的项目，不仅是领导部门的事情，其实所有的公民都可以、也有责任参加有关问题的研讨。
对于“最小一揽子改革”，我个人的设想是：一个核心目标，四方面配套改革。这个核心目标应当是建立和完善竞争性的市场体系，而四项配套改革则包括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以及国有经济改革的正确定位和国有企业的公司化改革。
为实施总体改革做好准备
设计好总体方案固然不易，实施总体方案更是一场硬仗。因此，必须精心做好“开战”的各项准备工作
除了做好总体方案、路线图的设计外，还有两项准备工作特别值得注意：
一项是美国经济学家诺顿发表在《比较》辑刊上的文章提出的建议。他建议今年进行一些大众关心、能够很快启动，成效又具有可观察性的改革项目，以便为改革聚集人气。
我认为他的建议值得采纳。因为一方面，深化改革必然涉及原有利益格局的调整，而某些能够利用原有制度漏洞，靠权力发财致富的特殊既得利益者也会阻碍改革的推进。没有大众的支持就不可能打破障碍，推进改革。
另一方面，目前百姓对一些政府政策的信任不高，甚至有一种逆反心理，所以聚集人气很重要。最近出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就属于这一类型的先期改革。现在有些媒体把注意的重点集中在大部制、小部制的问题上。
在我看来，这并不是问题的重点。问题的重点是李克强总理讲的 “市场能办的多放给市场，社会可以做好的交给社会”。这次国务院机构和职能转变改革的一些措施，像清理审批项目、民间组织无主管登记就相当不错，都是很重要、能够得到社会欢迎的改革。
同时，要注意创造和维护较为宽松的宏观经济环境，使得系统化的改革能够顺利出台。1985年中央制定第七个五年计划的时候，吸收了世界顶尖的经济学家、金融家提出的意见，指出在改革的“初战阶段”，要注意使经济建设的安排，要有利于为改革创造一个适宜的宏观经济环境，使总供给和总需求之间的关系比较协调，不要急着上速度、上项目，一下子把总需求搞得过大，经济环境变得很紧，造成改革出台有很大的风险。这个意见对今天仍有现实意义。
在我看来，依靠强势政府、海量投资保持高速增长的做法早已走到了尽头。投入增长得很多，保增长的成效却愈来愈差。早在爆发全球金融危机前的2007年，中国经济已进入降速的下行通道。
2009年靠4万亿投资和10万亿贷款把GDP增长率拉升到8%以上，只维持了一年就再度下降。去年5月以后各地大上城建项目和 “造城运动”，GDP增长速度在第四季度提高了0.9个百分点，到今年一季度又重新下降。但为此投入的资金却大量增加。
开始的时候没有在银行信贷上表现出来，而是在银行的表外业务、影子银行、城投债的发行等社会融资增长上表现出来，使资产负债表中的杠杆率（负债率）不断攀升。到今年第一季度，这种信用扩张似乎已经传导到货币流通量上了。我担心，如果出现宏观经济环境恶化的情况，会给系统性改革带来困难。
设计好总体方案固然不易，实施总体方案更是一场硬仗。全面深化改革会遇到种种困难和障碍。我们必须以极大的勇气和智慧来克服这些困难和障碍，把改革推向前进。
这关系到所有中国人的根本利益。所以我们大家要支持和推动具有改革理念和追求的领导者把改革进行下去，并取得成功。
张维迎：因政府管得少中国经济才没有崩溃.
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
自1978年开启的中国经济改革对中国乃至世界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一方面，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及经济高速增长，普通民众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极大的改善，选择越来越多，自由也越来越多；中国经济总量在世界上的排名从改革前的第13位上升到现在的第2位，中国在国际社会的发言权越来越大，G2(两国集团)成为国际流行词汇，甚至有“全球领导力东移”的说法。
另一方面，伴随经济的高速增长，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也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尖锐，诸如收入分配不均、地区差异扩大、官场腐败严重、医疗和教育不公平、生态环境恶化，等等，使得人们的不满情绪不仅没有随生活条件的改善而减少，反而有所上升。
与这两种现象相对应，在如何评价过去的改革和指导未来的改革上，出现了两种我不认同的思潮：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
“中国模式论”者认为，中国的经济奇迹来自独特的“中国模式”，其基本特点是强大的政府干预和国有经济主导，完全不同于英美等西方发达国家所走过的道路，不同于“华盛顿共识”所主张的自由竞争和私有企业制度。
“改革失败论”者认为，中国当前的社会矛盾是市场化导致的，是企业家造成的，30多年市场化的改革政策基本上是错的。
中国模式论最初由一些海外研究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的学者提出，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得到一些国内学者特别是政府官员的信奉和追捧。“改革失败论”主要是国内一些左派学者的主张，在普通大众中也有不少附和者，甚至也得到个别相当级别的政府官员的认同。
在我看来，这两种思潮看起来不同，但本质是一样的：迷信政府的力量，不相信市场的逻辑；迷信政治家的高瞻远瞩，不相信企业家的深谋远虑；迷信权威，不相信自由；迷信“国情”和“特色”，不承认普适价值。他们都反对市场化导向的改革。
二者的不同在于：“改革失败论”者从否定过去的市场化改革开始，主张回到计划经济时代，甚至回到“文革”时代，由政府主导资源配置和收入分配，消灭私人企业家，由国有企业统治经济，或许外加一点空想的大众的“直接民主参与”；“中国模式论”者否定的是未来的市场化和民主化改革，主张固化现有体制和权力结构，依靠产业政策领导发展，用国有企业主导经济。至于他们的主张是基于认识问题还是利益问题，我不敢妄加评论，大概兼而有之吧！
这两种思潮表面上看都有一定的事实依据，但他们对事实的解释是错误的。是的，如果我们把中国与英美发达国家比较，最大的不同是，我们国家的政府对经济和社会事务干预多，国有企业的比重大，我们也没有建立起真正的民主和法治。
但如果因此就把过去30多年中国经济的高增长归结于政府干预和国有企业，如“中国模式论”所主张的那样，就不符合历史了。中国的改革从计划经济下的全能政府开始。
改革进程中我们之所以能有持续的经济高增长，是因为政府管得越来越少，国有企业的比重越来越小，而不是政府管得多和国有部门比重大。正是伴随着政府管制的放松，才有了市场价格，才出现了个体户、乡镇企业、私人企业、外资企业等非国有企业形态，中国经济才不仅没有崩溃，而且保持了较高的增长速度。
还应该指出，中国过去30多年的高增长主要依赖的是西方发达国家过去几百年所创造积累的技术和管理方式，这些技术和管理根本不可能在像中国这样高度政府干预和国有部门主导的经济体中创造出来。
政府高度干预和国有企业主导不仅不是中国经济奇迹的原因，恰恰相反，它们倒是“改革失败论”者所大肆渲染的中国社会重重矛盾和不公平现象的原因。
政府控制大量的资源和政府对经济的过分干预，是官商勾结的直接原因和官员腐败的主要温床，严重腐蚀了商业文化，破坏了市场的游戏规则。垄断性产业国有企业攫取的垄断利润使得国有部门职工的待遇远超出市场的公平水平，也是收入分配不公的重要原因。
如果我们能早点开放医疗市场，允许民间资本自由进入，而不是保持国有医院的垄断地位，“看病难、看病贵”的问题绝不会如此严重；如果允许民间自由办学校、办大学，中国的教育质量绝不会如此低；如果我们能树立宪法和法律的绝对权威，将政府的权力严格置于法律之下，绝不可能有那么多野蛮拆迁事件发生；如果农民真正拥有土地的所有权，绝不可能有那么多对农民土地的不公平掠夺；如果做企业是每个人的平等权利而不是政府以审批的形式赋予一部分人的特权，官商勾结绝不会如此普遍；如果公民有真正的选举权和言论出版自由，官员的腐败行为绝不可能如此肆无忌惮。
因此，无论是为了未来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还是为了解决我们面临的种种社会矛盾，建立真正的和谐社会，我们必须继续坚持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减少政府对资源的控制和对经济的干预，建立真正的法治社会和民主政治。
非常遗憾的是，在过去几年里，“中国模式论”和“改革失败论”这两种思潮并没有停留在文字和口头上，而是走向实践，严重影响了政府的政策导向，导致改革停滞，甚至倒退。
在过去几年里，改革的步伐被反改革的心态和政策所阻碍，一些传统计划经济的手段在宏观调控和产业政策的名义下复活，本已放开的价格又被重新管制起来，以“民进国退”为主线的所有制结构调整让位于“国进民退”，政府财政收入连续多年远超过国民经济和居民收入增长速度，政府投资开始挤压民间资本的生存空间，企业家的创业激情被移民热情所取代。
凡此种种，不仅给未来经济增长埋下了体制赤字，而且使得我们这个社会变得越来越不和谐。
本文为张维迎《什么改变中国》序言摘录
@茅于轼：计划经济错在哪？
普通人的想法，都认为计划比市场好。为什么呢？市场是乱哄哄的，没有人指导，每个人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它一定有盲目性。有计划多好，大家都奔着一个目标，那一定是最理想的。这个想法也不算错。但是问题在哪呢？当然是要一个好计划了，如果大家都跟着坏的计划干，那就糟了。你怎么知道计划是好的呀？这是大问题。
我反复反对的18亿亩耕地红线不许越过，道理也在这。你怎么知道18亿亩好呢，而17亿亩就不行吗？你能证明得了吗？证明不了的。如果你确实证明了，那我也很赞成，没法证明。只有市场自己去摸索，找出到底需要多少耕地。拿现在来讲，房价那么高，就是土地贵。土地为什么贵？土地供给不足。为什么供给不足呢？那条红线卡住了。现在粮价太低，国家要抬高粮价；房价太高，要压。土地应该拿来做开发地。不是多少亿亩，这是要资源配置。每块土地用得最好，人要用得最好。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物尽其用就包括土地要尽其用。
所以，相信计划经济的错误在哪呢？他认为，一定有一个好计划，恰好这一点是没有保证的。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判断这个计划是好还是坏，没有这个人。因此只有市场自己去试，到底需要多少耕地，市场会找出来这个数。所有的东西都这样，不光是耕地。我们要产多少煤炭，要生产多少电力，都有市场在那告诉你。东西缺了就会涨价，涨价就是不够了，你得生产。太多了落价，你要赔钱了就少生产。市场就这么解决问题的。
刚才我们讲为什么现在房价那么高，粮价那么低，土地不对头。土地用得不对头。所以说，计划是很骗人的东西。它骗在什么地方？你总以为计划好，哪知道计划往往是不好的。我们市场有盲目性，也会造成损失，但没有太大损失。
不但现在，永远会有人相信计划，将来还会有人相信计划。因为我们说它是非常有欺骗性的一个东西。市场有很多毛病，总觉得要有个计划纠正这些毛病。我们主张要回归到市场，这个也是经济学反复证明的一点。现在世界上发达国家都不搞计划，都搞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