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版: 人物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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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动乱之中，哈医大的一百多亩土地被实力部门无理抢占了。学校为维护自己的利益，在校园边修上了围墙。一个大雨滂沱的日子，占用校园的部门竟派一个干部模样的人，指挥着推土机推倒了医大二院的南围墙。于校长只身打着雨伞赶到现场。　　他大声地说：“先生，这块土地是医大的，不能占用！”　　那人回答：“我是同志，不是先生。我在执行上级命令！”　　于校长用更大的声音对他说：“这不是同志的行为！你应该立即停止！”　　那人不理睬。推土机突突地驶过来。　　于维汉就站在推土机前，他没有后退半步！　　雨越来越急，伞也挡不住，雨水打在他的脸上又流了下来。　　这个事件的亲历者，当时的哈医大党委书记程锡绎给我介绍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他说，我们哈尔滨医科大学有两个源头，一是1926年9月由伍连德创办的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于1938年改名为哈尔滨医科大学；另一个是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茶柳镇创办的中国工农红军卫生学校，后来随红军长征到达延安，发展成中国医科大学。抗战胜利后，中国医科大学迁到东北，组建了四个分校，一、二分校在黑龙江省鹤岗附近的兴山。东北解放后，把这两个分校和伍连德创办的哈尔滨医学专门学校合并成哈尔滨医科大学。1949年新校舍安排在哈尔滨太平区的文庙一带。后来建设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时，陈庚大将看中了那块地方，经周总理亲自协调，市里又为哈医大确定了哈尔滨西郊的一片荒地，在这里盖了校本部和医大二院，当时还预留了一百多亩地。在“文革”的混乱之际，那个有实权的单位抢占了医大的土地。于校长上任后，就面临这场旷日持久的土地纠纷。我们和他一起毫不退让地开展了收回失地之战。　　那是1983年春天的事，那个实力部门派了十几台大铲车突突的开来，然后就把我们的院墙推倒了。我第一次看到于维汉这样气愤，他站立在推土机前，和那个负责人据理力争。我闻讯也领着没上课的100多名学生赶到现场声援于校长。　　这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据于维汉回忆：“当天晚上，我和二院的一位副院长搭火车去了沈阳，翌日下午约见了中央地方病领导小组组长李德生司令员。见面后，他听取了我关于土地纠纷的意见，马上找来杨副司令员（他刚由哈尔滨的驻军调来），对他说：‘你快把这件事解决好。’10分钟后，杨副司令员说打完电话，要求当地方面退还土地，修复围墙。李司令还说：‘大家一块吃顿饭，晚上你们就回去吧!’”当时，于维汉还担任着楚雄考察的总指挥，他是抽空回来处理学校的老大难问题的。而楚雄少儿克山病的防治是党中央交给李德生司令员和中央地方病领导小组的一个任务，于维汉接受他的命令，担负了这一重任。他没有让李司令失望。本来约定在完成任务后，李司令要为他们庆功，请他们喝茅台酒，没想到这酒提前喝了，却因为这件不愉快的事。对此于校长很不安，他说这酒本来应该我请，可李司令员没有答应。　　如果没有李德生司令员的支持，如果没有于校长和李司令在长期的地方病防治工作方面建立的友谊，这个问题是难以解决的。当时我们面临的困难决不止土地纠纷，每一件解决起来都相当困难，一方面因为“文革”中把已有的秩序打乱了，一方面“文革”中把人的思想和道德搞乱了。要重新建立秩序和制度，又重新凝聚人心，于校长和当时的哈医大领导班子，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于校长最大的特点是敢于负责，敢于担当。再大的困难他也不会退让，再麻烦的事情他也身体力行。后来于维汉曾对在任的校长杨宝峰说：“当好校长无非是两个字：‘管’和‘理’。管，就是不怕得罪人，敢作敢为，一切照章办事，谁也不能特殊。理，就是理顺关系，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建立团结和谐的校园文化。”　　程锡绎书记说，于维汉担任副校长时主管科研工作，当时全国科学大会刚刚开过，在那次大会上他被评为全国先进科技工作者，他主持的关于克山病的防治和研究的多个项目在大会上受到表彰。他以此为契机，重点抓好学校科研的基础建设。一是他提出了学校科技发展的8年规划，确定重点科研项目，如心血管、肿瘤等方面的常见慢性疾病的研究和克山病、大骨节病、碘缺乏等地方病的防治研究。还有加强基础医学的研究，加强中西医结合的研究，特别是开展公共卫生学的研究，在这方面处于全国前沿水平。在临床医学方面，我们可能不如发达地区，但在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方面，我们有明显的优势。一直到现在，哈医大在公共卫生学研究和地方病的研究仍然在全国处于前沿地位，在这方面于维汉老校长和一大批老专家有突出的贡献。　　第二是整顿了科研机构。当时，省医学科学院和哈医大并列，机构很乱，形不成合力。经于维汉的努力，省医学科学院并入哈医大，下设8个研究所，原来的400个编制都归哈医大统一使用。财力和人力的集中，使哈医大的科研工作上了新的台阶，逐渐使心脏移植、肿瘤防治、地方病防治和食品卫生等方面研究进入全国领先行列。因为有了这样的基础，1987年，国家才有可能把中国地方病研究中心设在哈医大。可以说，没有于维汉当年的工作，没有全国科技大会后哈医大涌现出了像于维汉这样一批大师级的人物，哈医大是不可能有如今这样的地位的。　　“名牌大学的标志不是高楼成片的大学城，而是代表国际一流科研水平的大师群体。这就是于维汉和哈医大密不可分的关系，给我们的启示。”在哈医大当了七年校党委副书记、十二年党委书记的程锡绎有这样的体会。他说，我是1948年在兴山开始学医的，1949年到哈医大时，于维汉给我们讲过内科学，应该说，我也是他的学生。虽然我多年搞政治工作，但我认为大学就应该“专家治校”。在于维汉担任校长之前，基本都是资深的老革命、老干部担任学校领导的。他们给学校带来的革命传统，曾经在创业初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要建设中国一流的集教学、科研和医疗为一体的现代化大学就要靠一流的医学专家了。于维汉担任校长这是历史的必然，时代的要求。他虽然任职时间不长，但开了一个好头，是哈医大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机。　　他还说，专家当校长要面临两个方面的压力，一方面是传统的观念，你当医生行当学者行，当校长行不行？另一方面的压力来自同为专家的人，你当校长，还不如我当，我可能比你还行。后来的事实证明，当时于维汉当校长，是被两方面的多数人接受的。他克服重重困难，在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中，显示了自己的才干，也经受住了历史的考验。我想，在怀念于维汉先生的时候，我们在总结他在研究防治克山病的经验的同时，也应总结于校长的办学经验，这对哈医大未来的发展是大有好处的。　　退休的副校长李玉堃说，我是受于老师的影响才考哈医大的；如果没有于先生的一句话，也没有我后来的人生；最后能和于先生一个班子共事，是我一生的荣幸。　　当年我读初中二年级，从《黑龙江日报》上看到《我们的教授》这一长篇报道，里面讲了于维汉防治克山病的故事，让我非常感动。当时我就立志考医大，将来当于维汉那样的人民的好医生！可进校后检查身体时，我被怀疑有风湿性心脏病，面临退学的危险。当时，我提出让于维汉教授给我会诊一下，如果他说我真有病，我就是退学了，也没什么遗憾。结果于老师排除了对我心脏病的怀疑。我真正成了医大的学生。第一次听于老师的报告是在8号大教室，他一进门，我们全场起立，使劲地鼓掌。他真有风度，一身西装，满头卷发，说起话来文采飞扬，又富有哲理。记得他讲到用洋地黄治疗慢型克山病时说，洋地黄是一种毒性很大的药，如果使用过量就要致死人命，而你用到适当剂量就能治好病。这就是“无限风光在险峰”！关健看你能不能掌握一个度。学医的学生，也要学理论，学各种知识。你的知识越丰富，你的本事也就越大。　　从此后，我成了于老师的“粉丝”，不仅学他做学问、做人和做事，连他科学的生活方式，包括穿着打扮都学他。留校工作后，我又成了他的“忘年交”。和他在一起无所不谈，而每一次和他接触，都有知识和修养的收获。说起于维汉对哈医大的贡献，李玉堃认为，是于维汉打开了哈医大通向世界的大门！他说，我们哈医大主要是红军卫校的老传统，虽然有许多接受日本教育的老师，但到解放后完全与日本断绝联系，在50年代只与前苏联有业务往来，到了60年代也停止了，可以说哈医大“文革”前思想观念和医学技术都比较落后。八十年代初，于老师第一次出国到日本，不仅在当地，也在学校刮起了一股“于旋风”，这之后他利用在日本的人脉关系，采取请进来、送出去的办法，使我们推开了遥望世界的窗子，日本等发达国家医学的进步和发展，激发了我们走向世界的信心和勇气。李玉堃说，后来成了哈医大教学、科研和医疗骨干的这些人，都是于老师通过各种关系送出去研修、读研究生、参加学术活动的。回来后，我们如虎添翼，在工作和学术上都更上一层楼了。在培养和使用人才方面，在全国的医学院校中，于维汉也颇受赞誉。在这一点上，巴德年院士，也颇有同感。他说，我在于校长手下当副校长时，他是全力放手的，对我的锻炼很大。　　曾和于维汉在一个班子当过副校长的王孝铭教授，是一位著名的病理生理学专家。他曾于1956年到1959年在苏联留过学。他说，过去哈医大受苏联影响很大，中国改革开放后，我们一看过去的一套不行了，已经太落后了。这时各家医学院校都争取机会，向国外开放。于维汉首先利用他的关系，建立我们和日本医学界的联系。在日本，他从南跑到北，帮助哈医大与十几所医学院建立了姊妹学校关系，然后互派学者。日本来哈医大的人自费，而我们派的人，由他们负担费用，而且两厢情愿。在交流中，我们又通过日本的关系，又与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国家的医学院校建立了友好关系。这些年，我们哈医大与国外的联系越来越多，学术开放，人才流动，追赶世界最新的技术，让哈医大名扬天下。于维汉是哈医大走向世界的开拓者。　　哈医大党委办公室主任李晓敏是哈医大院里长大的孩子，她说于大爷（院里的孩子都这样称呼他）关心着大院里的每一个人，无论你是教授还普通工人，都是他的亲人，他都给你关怀。当年我父亲1964年到克山县搞“社教”时得了心脏病，当时以为得了克山病，全家人都很害怕。于大爷给他诊断，否定了克山病的说法。后来父亲从北安地方病研究所调回来，参加了于大爷组织的楚雄考察。我父亲是主张病毒学说的，于大爷常找我父亲探讨问题，他们亦师亦友，关系紧密。父亲发病时，他全力抢救，以后又活了十年。平时，在路上于大爷见到我都要问：“孩子，你爸爸妈妈最近怎么样？”父亲去世后，于大爷第一时间写来的悼唁信，我一直保存着：　　“晓敏并令堂大人：　　惊悉绍贤教授驾鹤西去，不胜悲痛。特唁哀悼！　　绍贤教授，生也辉煌，毓秀钟英，诲人不倦；去也壮烈，龙门虎将，光前裕后。死者休矣，生者哀也。　　呜呼哀哉！一代师表，悄然千古。一亿思念，一断肠；众人顶忧，众哭君。　　遗族节哀应变，重整家门，完成教授未尽事业，是为至盼。　　呜呼哀哉尚飨。　　绍贤教授安息。　　于维汉谨率全家哀挽。　　二00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没想到一周以后，于维汉在浴室跌倒，从此他一病不起。这封对老同事的致哀信，竟是他的绝笔。　　1992年于维汉（右一）教授带领医护人员查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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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铸利剑 终身斗瘟神 ［2］－中国工程院士、哈医大名誉校长于维汉教授50年智斗生活习惯病
140303终斗&&&&&&&（共青团中央《中华儿女》高级记者）&&&&&&&&&&&&&&&&&&&&&&&&&作为采访大会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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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入人：宫晓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