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林昌（昆明铁路公安局，云南 昆明 650011）近年来，随着“一带一路”倡议和云南省桥头堡战略的推进实施，云南省加快了省内、国际铁路运输大通道建设，积极建设“八入滇、四出境”高速铁路网，有效推动了云南省与周边地区的交流。但伴随铁路快速发展，“金三角”地区毒贩利用铁路运输高速便捷条件贩运毒品的企图也日趋明显，铁路公安在承担保卫铁路运输生产安全和旅客生命财产安全、维护铁路治安重大责任的同时，面临的禁毒斗争形势异常严峻。置身禁毒斗争前沿的昆明铁路公安局，充分发挥区位优势，不断探索，铸就了具有铁路公安特色的站车查缉和专案侦查两大品牌，自1998年建局以来共侦破毒品案件26800余起、抓获犯罪嫌疑人27300余名、缴获各类毒品6.7吨、摧毁贩毒团伙1200余个，为全国铁路公安禁毒工作做出了积极贡献。笔者拟就昆明铁路公安局的做法作一总结和提炼，以期对新时期铁路公安打击毒品犯罪提供一些借鉴。一、利用铁路实施毒品违法犯罪的原因和规律（一）利用铁路实施毒品违法犯罪的原因相比航空运输的高额费用和公路运输的多点盘查，贩毒分子利用铁路（高铁）运输毒品实施犯罪具有独特的原因和明显的特点：一是火车票便宜，跨省贩毒团伙雇用马仔运毒成本低。二是铁路日均客流较大，运毒马仔容易夹杂在人流中蒙混过关。三是铁路旅客列车定时定点，幕后“老板”便于对毒品和马仔进行“跟踪监控”，有效监测马仔是否被抓获、毒品是否被拦截。四是方便人体运毒，舒适的乘车环境有利于体内藏毒人掩护毒品。（二）铁路涉毒违法犯罪的规律在藏毒手法上，主要是利用人体藏毒、车辆伪装夹带及物流渠道贩运毒品。在站车查缉实战中，常见的人体藏毒主要有体外藏毒和体内藏毒以及利用随身携带的衣服及行李物品伪装夹带毒品。例如，将毒品捆绑在腋下、胯部、脚底等部位；将毒品溶于液体后伪装携带；将毒品藏匿在镂空的字典或者挖空的各类物体内。在运输方式上，一是通过乘坐旅客列车运输毒品；二是利用铁路货运渠道，借助物流运输毒品；三是将毒品用磁铁吸附在列车车体隐匿部位，待列车到达目的地车站，再伺机取回毒品。在运毒数量上，呈现“量少次数多”的特点。受运输方式和藏毒方式的影响，每名旅客携带的数量在300克至2000克不等，多数是500克左右。在交易方式上，随着物流寄递、电子支付等新业态的出现，贩运毒团伙大多不再“一手交钱一手交货”，而是采取毒品毒资分离、网络支付、遥控指挥、空中交易、人质抵押等多种隐蔽方式进行毒品交易。二、利用铁路实施毒品违法犯罪的形势分析按照中长期建设规划，云南省正重点建设“八入滇、四出境”高速铁路网。“八入滇”铁路网络促成了国内部分省份与云南省的联通，“四出境”铁路网络联通了云南省与周边各个国家和地区。以邻国缅甸为例，缅甸是我国西南地区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和通往印度洋的出海要道，是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合作的重要参与国、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的重要参与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沿线国家［1］。泛亚铁路规划网络建成以后，将促进中国、老挝、缅甸、泰国等国家的互联互通，构成泛亚铁路交通运输大格局和大湄公河次区域经济圈。然而，便捷的交通在方便周边国家经济交往的同时，也给禁毒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一）利用高铁运输毒品更加快捷随着云南省高速铁路网络的持续建设，靠近缅甸、越南、老挝的25个云南边境县（市）将被逐渐纳入临边铁路规划网，“金三角”地区毒品将会借助铁路通道运输到省外城市。省内沪昆、南昆等铁路已成为运输毒品的常选路线，在建及运行的大瑞（大理至瑞丽）、玉磨（玉溪至磨憨）等铁路线路皆途经毒品重灾地区，大临（大理至临沧）、弥蒙（弥勒至蒙自）等铁路则将边境州市一线连通，为瑞丽、磨憨等国家级口岸与境外的运输往来提供了便利。首先，大瑞铁路连接国家级口岸瑞丽，从瑞丽出国后连接至缅甸娇漂港口；玉磨铁路途经毒品生产国缅甸和老挝。中老泰铁路通道直接将缅甸、老挝、泰国融合在一起，连接国家级口岸磨憨，这是我国唯一的陆路口岸，从禁毒实际来看，堵住磨憨卡点，就卡住了毒品运输环节的咽喉要道。其次，从各个边境国家渗透的毒品极易利用铁路运输到内地。大临铁路南下延伸至普洱后与玉磨铁路相通；芒市—临沧—普洱—蒙自—文山—百色沿边铁路也容易被贩毒分子利用。（二）铁路途经地毒情形势依然严峻省内毒情较为严重的地区主要有：德宏州境内的瑞丽市、芒市、陇川县等地，保山市、大理市、临沧市、普洱市、西双版纳州、文山州、昭通市等地。结合现有铁路分布和近几年查获的利用铁路运输毒品来看，当前及未来几年禁毒形势依然严峻。1.利用既有线路运输毒品现状易被贩毒分子利用的既有铁路主要有：一是广大线。该线路主要途经临沧、德宏、保山、大理等“西线”城市，毒品主要来自缅甸北部以及果敢自治区，贩毒分子从缅甸密支那、腊戍经由云南保山、德宏瑞丽等边境进入，先将毒品从边境运入高黎贡山后转至境内城市，避开公路查缉，再乘客车或租车进入大理、楚雄等地，最后选择铁路直达省外城市。二是成昆线和广昆线。贩毒分子从西线或南线进入楚雄后，北上利用成昆铁路运输到四川省攀枝花市、西昌市，东向主要是昆广铁路，毒品主要运输至昆明，再中转分运至全国各地。三是南昆线和沪昆线。境内外毒品避开云南省诸多查缉站点运输到昆明后，借道沪昆铁路和南昆铁路转运至湖北、武汉、河南等地。2.利用规划及在建线路运毒趋势分析一是泛亚铁路西线，即中缅铁路通道（大瑞铁路），从边境瑞丽市，途经芒市、龙陵、保山到达大理，属于境内毒品的西线源头。二是泛亚铁路北线，即缅甸至南亚铁路通道，保山（芒市）—猴桥铁路直接将国内铁路与缅甸密支那、孟加拉湾、印度雷波贯通。该地区的毒品主要从缅甸克钦邦入境。三是泛亚铁路中线，即中老泰铁路通道（玉磨铁路），途经城市主要是边境磨憨口岸、勐腊、景洪、普洱、玉溪等地。该地区的毒品主要由缅甸佤邦和老挝北部地区入境。该条铁路线路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枢纽工程，于2021年12月通车，线路途经车站的禁毒工作任重道远。四是泛亚铁路东线，即中越铁路通道（昆河铁路），途经主要城市有河口、屏边、蒙自、开远等地。毒品主要由越南方向入境，通过文山州马关县、红河州河口县进入省内，境外主要集中在越南新马街县和勐康县。三、新时期铁路公安打击毒品犯罪面临的困难在国家禁毒斗争中，铁路公安始终坚持“守土有责、守土尽责”，作出了特殊的贡献。但是，作为维护云南省境内铁路线路安全的昆明铁路公安局，在打击毒品犯罪工作中也存在瓶颈和困难。（一）铁路公安缉毒阵地控制面临的困难昆明铁路公安在打击毒品犯罪斗争中，立足站、车、场、线阵地，严密把守云南禁毒“第三道防线”，创造性地发挥着积极作用，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存在着一些现实问题。一是旅客携带毒品查缉存在困难。云南省铁路日均到发旅客约20万人次，大批量地开展公开查缉，容易引起旅客滞留。少数火车站没有便携式X光机，靠传统的盘查方式无法快速进行体内藏毒排查。在如此庞大的客流群体中开展毒品公开查缉，犹如“大海捞针”，工作量较大。二是物流运输毒品查验存在困难。云南省铁路货运主要依托货场、集装箱、专用线、中铁快运等，运输货物量多体大，零货散货收揽渠道多样，一旦在众多货物中伪装藏匿夹带毒品，查验难度较大。虽然各物流揽收点都落实物流查验“三个100%”要求，但难免会出现“漏网之鱼”。三是易制毒化学品查缉存在困难。铁路货运在承担边境及境外货物运输的同时，也承担工业、农业货物及日用货物运输任务，贩毒集团经常利用铁路运输易制毒化学品至边境临沧市、瑞丽市、保山市等地，铁路公安禁毒部门查缉易制毒化学品主要面临辨认识别难、两头延伸打击难以及查处后的存储管理难等问题。（二）铁路公安禁毒信息化建设存在的瓶颈昆明铁路公安局近年来运用并大力推广信息化缉毒模式，即依托铁路实名制建设成果，铁路公安机关强化情报信息研判，全面提升情报导查能力，在打击列车运输毒品的同时，案源得到补充，研判效能日渐攀升，但也存在以下问题。一是信息化建设规划与实战需求衔接不严密。首先，信息化建设和应用总体规划需进一步加强，新科技的引入和应用目前相对滞后，铁路公安现有平台和系统尚不能完全满足工作需要，已建成的平台和系统间还未实现无缝对接。其次，全国各铁路公安局信息化建设标准不统一，信息采集的项点及要求各有不同，各系统采集内容交叉重叠，系统间数据对接贯通困难，不利于全国信息化一体化建设。二是信息化人才培养和作用发挥不明显。首先，部分民警认为毒品查缉仅是传统的定点定时人工手检、开包搜查，对信息化查缉较陌生。其次，部分民警对电脑操作不熟练，各系统查询平台运用不顺畅，信息化查缉要领掌握不全。最后，信息化研判缺乏系统性，将自认为是涉毒重点人员的信息反复研判，缺乏系统和共享观念，导致重复建立数据库，大量囤积无效信息，无法实现精准全面打击。三是禁毒情报搜集与共享存在的瓶颈。首先，铁路公安在境外及临边地区物建特情难度较大。目前使用较多的关系主要有专案特情、情报特情、境外特情、工作关系等，但铁路线路点多线长，铁路公安机关对特情的培养与使用中存在培养难、使用难、管理难等问题。其次，情报壁垒和信息孤岛始终难以逾越。虽然各方都在呼吁消除情报壁垒，实现情报共享，但在现实工作中，共享情报信息还缺乏诸多协调与引导机制。最后，在开展新冠肺炎疫情斗争和云南省打击跨境违法犯罪的双重挤压下，涉毒违法犯罪分子的空间流通被阻断，依托身份证件及人员流动形成的各种信息研判方式不再能够满足实战需求。（三）铁路公安禁毒合成作战遇到的难题随着联合打击侦查理念的逐步深入，禁毒实战急需形成集研判、配侦、指令、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力量，但在基础建设、工作机制、资源整合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未能充分发挥情报引领、服务实战的作用，制约着铁路公安机关警务模式转型升级以及人民群众安全感满意度的提升。一是资源整合不充分，信息支撑不明显。路地公安机关业务条块分割导致了信息资源呈现碎片化、原始化的状态，大量资源闲置浪费，系统间信息对接存在障碍，批量比对、即时提取、智能检索、数据分析等功能便捷性不足，基础信息、社会信息数据池支撑实战应用的力度不够，服务实战的效果不明显。二是合成效果不显著，能力仍需提升。局、处两级机关组建“合成作战中心”后，选定的情报研判民警都是各警种、部门的业务能手，侦查经验丰富，但合成作战中心运行中存在警种间合成不紧密、运转不高效、没有找准定位等问题，忽视了单兵作战与合成作战能力的叠加训练，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合成作战中心的发展。三是跨区协作不紧密，联动效能不显著。毒品犯罪跨区域性质很明显，需要经常性开展异地侦查、跨区经营，受跨区跨省案件管辖及侦查技术要求的限制，铁路公安禁毒部门开展跨区域延伸侦查往往“力不从心”，与地方公安禁毒部门的横向协作联动及铁路公安各局之间的纵向合作配合，都需要从机制上进行深度探索。四、新时期铁路公安打击毒品犯罪的对策随着国家高速铁路的大规模建设，利用高速铁路贩运毒品的趋势越发严峻，打击毒品犯罪任重道远。作为全国打击毒品犯罪的一支劲旅，昆明铁路公安立足主战场、发挥主力军作用，在实践中积极探索打击毒品犯罪新对策。（一）加强站车查堵，筑牢毒品查缉阵地坚持立足站、车、场、线阵地开展毒品查缉，牢固控制车站、列车、货场、线路阵地，实现毒品查缉网格化布控、立体化布局的综合查缉态势。一是筑牢缉毒车站阵地。结合各时期铁路客流特点，采取公开查缉和信息化缉毒相结合的方式，以火车站安检口为中心，科学布置警力，将查缉战线辐射到售票厅、候车区、列车站台等部位，织牢严密查缉网络，提高查缉覆盖率。二是严格管控旅客运毒。认真总结各时段、各车次查获的毒品来源、中转、流向，分析毒贩身份及毒品流通趋势信息，汇总各时期在车站、列车查获的运输毒品案件，归纳、分析案件中毒贩在贩毒活动中的行为轨迹、藏毒手法等内容，从中找出藏运毒品的手段、规律，不断摸索查缉对策、找准毒品查缉重点，形成毒情形势分析，通报各车站派出所。三是加强铁路货场物流运毒查缉。针对利用铁路物流运输毒品、易制毒化学品的情况，坚持打管结合、双向查缉、警企融合，最大限度地遏制利用铁路运输制毒物品的势头。结合货物运输中的矛盾点，展开情报分析研判，评估涉毒物品风险。（二）加强禁毒信息化建设，增强精准打击能力牢固树立“信息主导警务”理念，把情报工作置于基础性、先导性位置，发挥情报信息在预测预警、引导打击、预防和打击违法犯罪中的关键性作用［2］。全面加强禁毒信息化建设，提高信息化建用水平，为信息导查、导侦提供有力支撑，实现“血汗禁毒向科技禁毒转变”。一是创新信息化技战术的应用，开发行之有效的研判系统。以实名制、实货制信息为基础，建立实名制信息查询预警系统，与公安内部在逃人员、涉毒人员及地方情报、警综等各类信息平台无缝链接，适时碰撞，预警核查。因地制宜地研发具有铁路公安特色的情报信息研判系统，将航空活动轨迹、住宿轨迹、车辆轨迹等智能轨迹查询与铁路旅客实名制轨迹进行合并分析、整合研判。特别要发挥“国家禁毒大数据云南中心铁路查缉应用分中心”的平台优势，研发各类子系统、小项目。二是组建专业化情报研判队伍，开启禁毒智库工程建设。坚持情报导查、情报导侦，完善局、处、所（队）“三级情报研判体系”建设，开展“网上作战·云上打击”专项行动，根据不同来源的情报信息，依托信息情报系统，运用铁路实名制信息、公安综合信息、社会信息以及互联网信息等，对分散、孤立的各类嫌疑对象、重点线索等缉毒情报信息开展综合分析研判，从中发现重点涉毒对象，进一步提升查缉工作实效性和针对性，实现精确查缉。同时，发挥泛亚铁路和临边铁路地缘优势，积极物建工作关系，为禁毒工作奠定扎实的人力情报基础。三是强化禁毒顶层设计，健全禁毒情报共享机制。依托国家禁毒大数据云南分中心平台，积极融入各警种、各行业（如邮政、航空、物流等）禁毒情报收集、分析；建立顺畅的情报信息交流渠道，定期或不定期地进行各警种、行业间的毒品情报交流，打破传统的行业和警种界限，破除信息壁垒，实现情报信息交流、共享。（三）加强禁毒联动合成，提升延伸打击能力以精品专案为引领，以大要专案为主攻，加强合成作战与跨区协作，实现专案侦查效益最大化。一是树立长期经营意识。在获取线索后，培养专案意识、经营意识，牢固树立“小案做大、大案做精”理念，围绕点滴线索，穿线成网、立体攻坚。二是强化合成作战。面对复杂多变的斗争形势，合成作战、多点突破是铁路公安机关打击毒品犯罪的有效手段。完善刑侦、禁毒、技侦、网侦、技术、警犬“六位一体”同步上案、联合攻坚机制，强化警种合成和手段合成。三是强化区域联动。坚持打击犯罪全国一盘棋思想，深化全国各铁路公安局的纵向联动与各省路地公安机关的横向联合，根据案件延伸需要，适时争取全国各路地公安机关的技术支撑，全链条打击涉毒违法犯罪，全面构建立体化作战格局。四是深化全面融入。在铁路公安体制改革的大背景下，紧盯国家禁毒委、公安部部署要求，积极融入地方、全国禁毒工作，围绕“堵源截流”“清源断流”等系列“净边”专项行动，有效筑牢阵地值守、网络攻防等立体化打、防、管、控模式，积极探索“后疫情”时期禁毒斗争新的技战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