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老龄化问题同样很严重，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正在大力鼓励生育，而中国还在限制生育。也就是说，日本为了缓解老龄化进程而采取各种措施力求提升生育率，而中国则实行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从而加速了老龄化进程。应对老龄化的最根本办法还是要多生小孩。"梁建章提到。
梁建章，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兼CEO，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经济学研究教授。13岁时以“电脑小诗人”闻名，上海复旦大学少年班毕业后赴美国留学，20岁获得乔治亚理工学院电脑系硕士学位。1999年回国，与3位商业伙伴创建了“携程旅行网”。2011年，梁建章获得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研究领域包括创新，创业和劳动力市场。
十八届三中全会《改革决定》提出了中国将实行“单独二胎”政策，引起了社会各界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讨论。中国老龄化趋势迫近，可生育率一直在较低水平，致使人口红利在迅速消失，养老金空账问题和未来养老问题越来越严重。近日，针对上诉问题，凤凰财经独家采访了携程旅行网董事会主席、著名人口问题研究学者梁建章。
梁建章称，与原先那种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相比，放开单独二胎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还远远不够。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其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长期效果极其有限。其实，即使是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也不会高。
实行的“单独二胎”政策，只针对单独家庭，实际上还是剥夺了很多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权，梁建章认为，这种由出身来决定生育权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基本的公平原则。只有全面放开生育，才能消除生育政策的种种不公平。
中国正在面临人口老龄化，国际上，日本当前的老龄化问题很突出。日本没有计划生育政策，老龄化还是到来了，现在日本在鼓励生育，以此缓解或者改变老龄化社会结构。梁建章认为，要解决老龄化的问题，最根本办法还是要多生小孩。
梁建章认为，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超过20年。长期下去，会影响中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和繁荣。多生一些小孩，无论是对消费需求和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和劳动市场、政府税收和财政、还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作用都是正面的。
即使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也不会高
凤凰财经：三中全会的《改革决定》出台了“单独二胎”政策，它能否缓解中国老龄化问题？如果效果有限，您觉得这个政策出台是基于什么？
梁建章：与原先那种严厉的生育限制政策相比，放开单独二胎是朝着正确的方向迈出了一步，但还远远不够，因为放开单独二胎本身虽然可能会在短期内带来生育率的有限反弹，能稍微缓解老龄化问题，但其对生育率恢复正常的长期效果极其有限。不久前，《新京报》报道，山西翼城县在二胎试点28年之后，人口并没有急剧增长，生育率反倒下降。接着，《每日经济新闻》又报道，山东长岛县实行二胎政策将近30年，人口连年负增长。此外，甘肃酒泉、河北承德、湖北恩施等地都试点过二胎政策，这些地区的生育率都远低于更替水平。这些证据都预示着，即使是全面放开二胎，生育率也不会高，至于更为保守的放开单独二胎，对提高生育率的效果更是杯水车薪。我们希望这项改革只是中国人口政策改弦易辙的起点。
凤凰财经：单独二胎放开会产生哪些影响？有人担心会造成幼儿园等资源的紧缺，房价上涨，储蓄率降低等等，请您简单的谈一下。
梁建章：单独二胎放开会不会造成幼儿园等资源的紧缺？其实根本不必为此担心，小孩出生后3年才会上幼儿园、6年才会上小学，只要政府现在根据每年新生儿数量来合理规划教育资源，就能通过开办更多的学校和幼儿园来满足增加的教育需求。即便未来每年新生2000万小孩，还是远远少于1980年代每年新生大约2500万的规模。随着近年来新生儿数量的不断下降，过去20年里，已经有很多小学因为学生数量锐减而关闭了。
现在出生的小孩多一些，短期内会增加婴幼儿用品的需求，而长期则会增加对电器、汽车、房屋、教育、通信、旅游等各种产品和服务的需求。这些额外增加的需求可以刺激相关产业的发展，有利于消化过剩产能。总之，现在多生一些小孩，无论是对消费需求和资本市场、人力资源和劳动市场、政府税收和财政、还是创新和产业发展的作用都是正面的。
“单独二胎”由出身决定生育权有悖公平
凤凰财经：据了解，在农村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要第二胎，第一胎是男孩，如果父母有一方是独生子女，那也可以生二胎。那么这个“单独二胎”其实面对的是城市人口，尤其是公务员群体，您怎么看这种现象？
梁建章：在农村第一胎是女孩可以再要第二胎，但第一胎是男孩则不能生二胎，这种政策其实是一种“重男轻女”的政策，给农民一种心理暗示：女孩比不上男孩，所以头胎生女孩可以补生一个。农村独生子女比城市少得多，所以“单独二胎”主要适用于城市人口。以前计划生育政策一直是农村比城市宽松一些，这次单独二胎政策城市受益人群多一些，也并不是歧视农村人口。然而，单独二胎政策意味着一对夫妇是否能生育二胎取决于他们自己是否是独生子女，这种由出身来决定生育权的做法显然有悖于基本的公平原则。我主张全面放开生育，让所有人都享有公平的生育权。
无论是以前的计划生育政策，还是现在出台的单独二胎政策，都存在很多不公平、不平等之处。例如，双独二胎政策意味着独生子女与非独生子女的生育权是不平等的；现在许多地区的计生条例存在民族不平等。例如：《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第十五条规定：“城镇汉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一个子女，少数民族居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汉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两个子女，少数民族农牧民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子女”。只有全面放开生育，才能消除生育政策的种种不公平。
凤凰财经：二胎政策伴随着很多保障、福利等问题，比如企业员工生二胎会不会拥有和一胎一样的福利保障？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梁建章：据《现代快报》近日报道，在江苏，与生第一个孩子相比，生二孩的产假福利会缩水，比如没有晚育假了，女方少休30天。我认为，生二胎应该拥有和一胎一样的福利保障。
应对老龄化的最根本办法还是要多生小孩
凤凰财经：中国人口红利正逐渐消失，单独二胎或者全面放开二胎，能解决人口红利消失问题么？
梁建章：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2012年中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减少了345万。单独二胎或者全面放开二胎，都不能有效地解决人口红利消失问题。需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并在生育率再次下滑到更替水平之际，像几乎所有其他低生育率国家一样，实施鼓励生育的措施。自1991年以来，中国的生育率一直低于更替水平，至今已超过20年。除中国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在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之后仍然限制生育。完全放开生育不是极端的建议，而是维持民族繁衍，确保中国的长期稳定和繁荣最终必须要做的事情，而且没有任何理由再拖延。
凤凰财经：日本没有计划生育，他们老龄化问题同样很严重，您觉得中国如果取消计划生育，长期来看，会不会也和日本一样？也就是说，取消计划生育也许解决不了老龄化问题，最多就是推迟老龄化的到来。您怎么看这种说法？或者，应对老龄化，我们还能做什么？
梁建章：日本没有生育限制，他们老龄化问题同样很严重，但与中国不同的是：日本正在大力鼓励生育，而中国还在限制生育。也就是说，日本为了缓解老龄化进程而采取各种措施力求提升生育率，而中国则实行计划生育降低生育率从而加速了老龄化进程。应对老龄化的最根本办法还是要多生小孩。
解决养老问题有必要延迟退休
凤凰财经：老龄化使中国养老问题越来越突出，《改革决定》公布了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您觉得是否有必要延迟退休？
梁建章：一般来说，工作轻松而待遇优厚的阶层（特别是官员）希望延迟退休，而广大的工人和普通职员则反对延迟退休。不论人们是否希望延迟退休，延迟退休在将来都是不可避免的事。需要延迟退休最根本的原因是低生育率导致的未来严重老龄化。中国目前60岁以上老人比例只有14%，未来几十年会一路上升到30%以上。若现在就感受到老龄化的不可承受之重，未来怎么办？养老金体系的本质是以劳动者交纳的养老保费支付老年人福利。随着老龄化加深，一方面老年人增多推高养老金支出，另一方面劳动者减少降低养老金收入，出路只有延迟退休年龄，减少老人福利或者提高劳动者的保费。
强制计划生育加速了中国的老龄化
凤凰财经：建国初期我们鼓励多生，那时都说人多力量大。那后来为什么实行计划生育？当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是不是必要的？对中国经济有哪些正面、负面影响？您能不能简单帮我们介绍一下？
梁建章：常有人把中国的人口问题归咎于毛泽东错误地批判马寅初，导致中国人口急剧膨胀。事实上，每个国家在长期战乱之后，都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人口快速增长这种情况。我们来看一下从1950年至1976年毛泽东逝世为止的中国人口数量，并与同期的世界人口数量作比较：1950年中国人口为5.5亿，世界人口为25亿；1976年中国人口为9.3亿，世界人口为41亿。可以看出，从1950年至1976年，中国人口增长速度与世界人口增长速度基本同步。近几十年中国人口增长较快，主要原因是死亡率下降较快以及人均寿命大大延长了。强制计划生育从来是没有必要实行的，在1960年代初，台湾、韩国的生育率与中国大陆基本相当，平均每对夫妇生6个孩子，他们没有实行强制计划生育，但随着经济的发展，他们的生育率也自然下降了。现在台湾、韩国都在鼓励生育。强制计划生育加速了中国的老龄化，而严重的老龄化对经济有负面影响。
世界上99%国家的公民都享有“生育特权”
凤凰财经：有人说计划生育改革的最大阻挠是计生系统公务人员，取消计划生育，他们就面临失业。而本次单独二胎政策，似乎绕过了对他们的影响，你怎么看待这个利益群体的阻力？如果要取消计划生育，您认为他们的问题如何解决？
梁建章：一些计生系统公务人员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会反对取消生育限制。但现在计生委与卫生部已经合并了，这有利于解决计生人员的就业问题。本次单独二胎政策，对计生人员的利益影响不大。我觉得取消生育限制的最大阻力还是人们的观念问题。经过三十多年计生片面宣传，许多人都把人口看作是负但，认为人口多是坏事。只有改变人们的人口观念，才能改变人口政策。
凤凰财经：张艺谋超生引发了特权和人权的争论，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梁建章：我认为，一对夫妇无论生多少个孩子都是基本人权，而不是什么“特权”。事实上，如果说可以自由生育就是享有“生育特权”的话，那么，除了中国大陆以外，现在世界上99%国家的公民都享有“生育特权”。
全面放开生育人口增长不会失控
凤凰财经：如果取消计划生育，允许自由生育，你觉得中国会不会出现一个生育高峰，人口增长失控？您认为取消计划生育会给中国经济带来哪些正面作用，同时伴随哪些负面作用？
梁建章：如果全面放开生育，允许自由生育，出生人数会有多大的反弹呢？根据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和生育状况可推断，如果没有任何生育限制，中国每对夫妻平均生育孩子数会比现在高出约15%到30%。以现在每年出生约1600万孩子计算，这相当于每年多出生240万到480万人。全面放开生育后将存在补偿反弹的现象，也就是有些夫妻过去因为限制未能实现的生育在放开后得以实现，导致实际生育率在放开的头几年会高于无限制下的自然生育率。根据最宽松的估计，考虑到补偿反弹，在全面放开之初，年出生人数也不会超过2500万人。全面放开生育会让中国每年多出生几百万孩子，对公共资源会造成一些压力，但没必要担心，因为放开后的出生人口最高峰也远不到1980年代末期2700万到2900万的水平。
新生儿数量增加对中国经济影响
短期来说，小孩数量增加还会增加一些婴幼儿用品的需求，提振一些相关产业。更大的一些需求如房子、汽车等，则要等这些小孩长大后才会体现出来。但是对于未来的长期预期，往往短期内就会体现在资本市场上。因为预料到未来需求的增加，所以会在市场上增加短期投资的规模，有利于消化现在很多产业的过剩产能，甚至股市都有可能因为这个利好得到提升。
以上所述都还只是短期的影响，新生儿数量增加对中国经济的深远影响更在于以下三个方面：人力资源、财政和创新能力。
首先影响的是人力资源和劳动力市场。虽然短期需要更多的教育和人力资本的投入，但是长期来说，这些投入对于中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际竞争力都至关重要。这些小孩学成长大后将成为未来中国经济建设的生力军。由于中国经济在过去几十年里取得了长足进步，从而确保现在出生的大多数小孩将身处中等发达国家程度的教育环境中，在这些小孩中至少有50%以上的人将有机会上大学。到2035年，当这些小孩踏上工作岗位时，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接近发达国家，而社会越发达就业越充分，这时中国经济早已摆脱靠廉价劳动力的低端制造业，高新技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将需要大量高端人才和中低端的服务人员。每年新增的几百万年轻人，正好满足那时中国经济对于高端创新型人才和中低端服务人员的大量需求。
第二个长远影响的方面是税收和财政。20年后，随着人均寿命延长和老人人口激增，国家财政中老人的医疗和社会保障的支出将迅速放大，国家必须通过加重税收来贴补老龄化带来的社会抚养成本的迅速上升。所幸的是，因为及时给生育政策松绑，年轻人口并没有继续迅速减少，每年新增的几百万年轻人，增加了税源，缓解了财税危机。
第三个长远影响的方面是产业规模和创新能力。中国经济在20年后将逐步告别依靠廉价劳动力的初级制造业，开始倚重中高技术水平的制造业和服务业，这些行业需要的是创新型的高技能人才。而一个人最具创业和创新能力的年龄是在30岁左右。所以放开生育所新增的几百万小孩，将在20-30年后成为中国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反之如果我们放得太慢，听任新生人口数量继续下降，那么在未来中国的企业里，50-60岁的老员工数量远远大于20-30岁年轻员工。这很像现在的日本，后果就是创新和创业的活力大打折扣。所以能否尽快180度逆转人口政策，将关系到中国能否长盛不衰。
总之，多生一个二孩，中国将不仅多一个儿子或女儿、一个兄弟或姐妹，而且会多一个劳动者、一个纳税人。现在多生一个，可以缓解中国20-30年后各种需求疲软的困境；现在多生一个，可为20-30年以后的中国多培养一个服务人员或专业人士；现在多生一个，或许还为20-30年后的中国多培养一个创新型人才或者新能源研发人员。（文/晓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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